圣人之举事，亦难乎其始也。曷难乎其始也？始者终之的，而创者述之表也。始者创之，终者述之。吾见创之者一线而述之者滔天也。嗟乎！圣人则亦无心，待天下来世而已矣，奈之何天下后世之不以无心待圣人也！盖尝读书而至于苗，未尝不悲舜而叹禹也。舜圣人也，禹亦圣人也，而有心乎哉？苗之不率非一日也，在尧之时则然也。尧尝一遏绝之矣，而苗不悟；舜尝一分北之矣，而苗复不悟。然则尧、舜何汲汲于苗之悟也？悟不悟无足介也，而鳏寡则有辞也；庶戮则无辜也，民弃则弗保也。尧、舜无心于苗而有心于民也。徂征之举，盖再悟之也。嗟乎，圣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无心之太过也欤！吾闻圣人无心也，以有心议圣人者，凡民也。奈之何其不以无心议之也？彼固谓揖逊之治，征伐则未见也；都俞之化，誓师则未闻也。征伐未见而见于舜，誓师未闻而闻于禹，则是起戎者舜先之，而召乱者禹首之也。虽然，苗逆命犹可也，苗不逆命，则舜之征也为无名，禹之班也为无功，而益之赞也为不切矣。夫起戎而至于无名，召乱而至于无功，吾固悲夫圣人以无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议也。嗟乎，圣人亦不计后世之议此也！夫有心于伐人者，其筹之必工也，其计之必审也。工而审焉者，故其胜必决。胜而必者，功巧于中人者之为也。然则圣人固巧于中人也哉？圣人宁可以失师之名归之己，而不忍中人以图幸也。吾固曰圣人无心也，有心者之议不计也。吾亦不责有心者之议，而叹圣人不幸而有苗也。向使无苗则无征，无征则无誓，征誓之名不立，吾知舜可以游乎尧之天，禹可以游乎舜之天，而天下来世有心者之议皆可以相忘于不可致诘之域矣。惜也，以舜、禹之无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。是故自夫有舜之征，然后有胤侯之征、成汤之征、武王之征。虽征其所可征，然征之名此乎出也。自夫有禹之誓，然后有甘野之誓、鸣条之誓、孟津之誓，虽誓其所当誓，然誓之名此乎立也。舜、禹之心，夫岂以征誓而示后世也哉？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线而终者之滔天也，吾固曰圣人无心也，有心者之议不计也，吾亦不责有心者之议而叹圣人不幸而有苗也。

言不足以孚乎民也，言出而民孚者，是必有孚于其先者焉，非言也。言焉而孚，未若不言之孚也。《易》之《革》曰「巳日乃孚」，又曰「未占有孚」，盖孚之于巳日者，革而孚也；孚之于未占者，孚而革也。然则巳日之孚，又不若未占之孚也。何者？求信于人者，是必难乎其信也。难信而信，非信也。《中孚》之繇曰「鸣鹤在阴，其子和之」，而夫子以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应。夫居室之言若无与于千里也，而千里之外应者，理之所在，不求孚而自孚也，君子乌可以言而求孚哉！吾观典谟所载，盖数千语不啻也，而未尝有一语令乎民。且尧、舜非愚乎民也，知民之不可以一语令也。以天下之大而传之人，前此未闻也，而尧、舜径行之不告也。已而荐之天，暴之民，而讴歌讼狱者自来也，诸侯朝觐者自至也，尧、舜非期之而使会、约之而使同也。无他，孚焉而言，言焉而孚，是以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也。嗟乎，以言孚人者其出于季世之圣人也欤！盖尝读书而至于汤，未尝不悲汤之穷也。吾闻汤圣人也，奚为而至于是也？汤居时之穷者也。居时之穷而不能变则益穷也。夫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圣人之易也，而奚以累乎汤！吾不悲汤处时之穷，而悲汤无以示天下来世之穷也。汤之誓曰「非台小子，敢行称乱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」者，示民以不敢专之之辞也。又曰「汝曰我后，不恤我众，舍我穑事而割正夏」，示民以所未谕之辞也。又曰「予其大赉汝，尔无不信，尔不从誓言，予则孥戮汝」者，责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辞也。嗟乎！动天下之兵而加诸天下之主，其迹诚逆也，其理诚悖也，而曰「予不敢专尔」，所未谕也，信之者赏而违之者诛也。吁，迹逆而掩之以顺，理悖而覆之以诚，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！吾固知非圣人之事也，而汤之心亦卒以不安。虽然，使汤安于其穷而不变不可也。安而不变者，是助桀者也。放桀之罪，身罪也；助桀之罪，心罪也。身罪之罪其罪小，心罪之罪其罪大。小不可以易乎其大，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者，身罪而心非，后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。身脱而心陷焉者，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。嗟乎！此汤之本心也而难以告夫人。吾观当时曰舍穑、曰其如台者，非助桀之言也，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。夫安于虐而不急以伐焉者，何也？意者执于其好而不忍也。夫不忍以贼乎其君，而上之人诚忍焉，汤之心又何如也？吾固曰汤处时之穷者也。虽然，此犹可也，汤之惭有曰「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」，盖忧无以释后世之辞也。夫有所创而惩其述焉者难免也，而汤顾忧之。汤非为武王伐纣者设也，为千万世圣人者设也。夫自加乎人之君而忧其子孙加于人，是笑房、杜者之智也，非为匹夫匹妇复雠者之为也。过非桀也，心非汤也，罪非纣也，心非武也，援汤之言定桀之罪，按武之训数纣之非，其祸不浅也。呜呼！此汤所以终惭而不释也。而《虺之诰》则曰王无惭，天之锡于王者然也，民之戴于王者然也。王之声色则不迩也，货利则不殖也，其宽仁是信也，其大德是昭也，王奚惭哉？吁，《虺之诰》诚然也，汤然乎哉！吾固曰汤处时之穷，未穷也，而无以示天下来世之穷也，虽有百《虺之诰》，亦奚释？

古今论无忧者必曰文王，忧之深者亦莫若文王。夫文王果无忧也而奚忧？曰忧不在于文王者，深忧也；忧而在焉，非忧也。人咸知有忧之忧而不知无忧之忧。无忧之忧，深忧也。忧不在尧而有驩兜之忧者，尧之深忧；忧不在舜而有瞽瞍之忧者，舜之深忧。然则文王之忧者，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？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，文王可以无忧也。予则曰无王季之父、无武王之子，无忧也。父而季也，子而武也，文王之所以深忧也。何者？王季宜王而不王者也，武王宜王而未王者也。彼天下之人思其所不王而疑其所未王，文王之忧何如也！虽然，是忧也，文王以为忧也，易之他人则非忧也，幸也。广土众民，君子欲之，人所同然也，而文王则顾以为忧。嗟乎，文王之忧其异乎人之心欤！天下之生久矣，尊卑之分不可易也，而纣为之君。夫纣诚君也，文王诚臣也，臣不可加乎其君者理也，而天下亦必知其王。夫文王固宜王也，而文王之心则以为我奚王也。岐山之民，王之民也；江汉之民，王之民也；东海北海，亦王之民也。无王则无岐，无江汉，无东海、北海，而予奚得以君之也！今岐之民则曰是文王之仁也，江汉之民则曰是文王之化也，东海、北海则曰是文王之善养老也。嗟乎，我何有于天下而天下顾知有我也！已而虞芮不质成于王而质成于我，昆夷不遣聘于王而遣聘于我，甚矣文王其无以谢天下也，吾将有以率邠岐之民、江汉之民、东海北海之民，与夫虞芮之臣、昆夷之聘而归之王可也。是故羑里之囚，人皆以为文王之不幸也，而文王则以为宜也。我无以取信于君而得罪焉者宜也，君奚过哉？是故《易》之书为明大分而作也。自夫文王安于羑里之囚而不敢以过纣，明夷养晦，益坚事上之小心，然后天下皆曰文王圣人也。圣如文王而且不敢过纣，我何有哉？是以当时之人怨不至于叛，愤不至于激者，皆文王以身挽之也。虽然，文王固可以身挽之也，然文王能挽之于其身而不能挽之于其子孙，能使其民之不叛而不能使纣之必改，能遏汝坟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毕集，能率天下以事纣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，是则文王之忧至此而终不可释也。吾固曰忧不在于文王者，深忧也。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孙者，尤文王之深忧也。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！惜也，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时也。昔者尧以天下与舜，舜逃之；舜以天下与禹，禹逃之。二圣人者，逃之而不能免焉者也。禹以天下与益，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。吾尝谓舜、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，使文王而生于此时，则尧自尧、舜自舜、禹自禹、文王自文王，交相忘于无事之域，纵有不得已焉，则犹可以为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。惜也，文王不生于舜、禹之时而生于商也！

天下不可一日无君也。一日无君者，固武王之忧，亦伯夷之忧也。武王忧今日之无君，而伯夷忧后世之无君，忧不同而君一也。吾尝读《泰誓》之书，未尝不悲武王有无君之心也。然武王之无君，天下之有君也；武王得无君之非，而天下获有君之幸。以己之非而幸易天下之幸，奚不可也？而伯夷则不之恕也。吾观汤之惭未释于伐夏之日，而仲虺则释之；武王自谓于汤有光，而伯夷则非之，何者？汤无伯夷则惭，而武王之臣皆虺，故非也。惭不见于汤，则非必见于夷；光未见于武王，则释先见于虺。汤之惭、夷之非、武王之光、虺之释，皆同此忧也。无武之光，无虺之释，则天下无善治；无夷之非，无汤之惭，则后世无宁君。吾固谓数圣贤者，同乎其忧，不同乎一世，万世之忧也。虽然，汤为之而身惭，而武王则假于人者，何也？处武王之势然也。文王盖尝有惭矣，非徒为汤之惭，而且惭乎为汤也。使武王而复惭焉，是视天下之无其主也，故武王任无君之非而有伯夷非无君之责，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后世无从乱之虞。嗟乎！武王之意亦深矣，而其迹则逆也，其理则悖也，而亦难以孚乎人。今观数纣之辞则详而明，誓众之辞则曲而直，援文王之辞则大而著，意者明纣之罪，直取其心，而著文王之德，期以取信于天下而已。吁，以己之意而求以孚乎人，人亦既德矣，而况于援亲之德而强以说人，吾未始不为武王病也。虽然，武王诚病也，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，而亦何俟于予言？然不如是，则人无以取信于我也。《泰誓》之书，吾当略其数纣之辞而考其自誓之辞，然后可以见武王之心。且其言曰「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，百姓有过，在予一人」，曰「予克受，非予武，惟朕文考无罪；受克予，非朕文考有罪，惟予小子无良」，意者以天下之意如此其孚，文考之德如此其著，今日之过非天人也，非文考也，乃予一人之过也。夫以必胜之辞而伐至不仁之纣，天眷人予而犹惧其有差，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。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不咎文考之过，不知当时之非，不避后世之议，以天下之责而萃于一己。天下何与于武王而武王为之若是力也？诚不忍视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以忠也。是以放牛归马为天下也，散财发粟为天下也，武王何与焉？吁！盖至是而后见武王之心。昔者夫子序《洪范》之书，则曰：「武王胜商，杀纣，立武庚，以箕子归，作《洪范」》。洪范者，大法也。访大法于亡国之臣，吾固谓非武王则不访，非箕子则莫陈也。而夫子则详直而序之者，意者以谓可胜则胜，非求胜也；可杀则杀，非过杀也；可立则立，立之所以为仁；可归则归，归之所以为义。而武王一以无心处之，斯其所以为皇极之君也欤！吁！盖至是而后，益见武王之心。

治天下者，不尽人之财，不尽人之力，不尽人之情，是三者可尽也，而不可继也。彼治天下者，不止为一朝一夕之计，固将为子孙万世之计也。为万世之计，而于财、于力、于情，皆使之不可继，则今日尽之，将如来日何？今岁尽之，将如来岁何？今世尽之，将如来世何？是以圣人非不知间架之税，足以尽榷天下之利，而每使之有馀财；非不知闾左之戍，足以尽括天下之役，而每使之有馀力；非不知钩距之术，足以尽擿天下之诈，而每使之有馀情。其去彼取此者，终不以一时之快而易千万世之害也。古之人有行之者，汉文是也。露台惜百金之费，后宫衣不曳地，可谓不敢轻靡天下之财；匈奴三入而三拒之，未尝敢穷兵出塞，可谓不敢轻用天下之力；吴王不朝，赐以几杖，张武受赂，赐之金钱，可谓不敢轻索天下之情。当是时，流泽淳厚，极炽而昌。使心一向于靡民财，则固可以建神明通天之台，固可以备千乘万骑之驾，固可以泛沙棠木兰之舟，固可以设鱼龙曼衍之戏，而文帝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用民力，则岂无绛、灌之将，岂无「表、饵」之策，岂无南、北之军，岂无铜虎之符，而文帝亦不为；使心一向于索民情，则命晁错以任术数，命郅都以按刑狱，命朱建以治纵横，命周汤以穷暴酷，而文帝又不为。文帝可为而能不为，以其所馀贻厥子孙，凡四百年之汉，用之不穷者，皆文帝之所留也。及至武帝，志大而心劳，功多而志广，材智勇敢之臣，与时俱奋。桑弘羊之徒，算舟车、告缗钱，以罔天下之财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取，自我始取之也；卫青之徒，绝大漠、开朔方，以竭天下之力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举，自我始举之也；张汤之徒，穷根柢、究党与，以尽天下之情，其心以文帝之所以不能察，自我始察之也。取文帝之所不能取，举文帝之所不能举，察文帝之所不能察，则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果胜文帝耶？盖文帝为天下计，而弘羊、张汤、卫青之属为一身之计，故不同也。惟其为一身之计，故兴利之臣则曰：「穷乏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罔汉民之财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财尽而散，则他日司会之责耳」。武力之臣则曰：「疲敝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竭汉民之力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力竭而乱，则他日将帅之责耳」。典狱之臣亦曰：「煅炼者汉之民也，非吾民也，探汉民之情则可以钓吾之爵位，何爱焉？至于情尽而变，则他日执政之责耳」。利在于己，害在于君，利在于近，害在于远，此所以安为而不顾也。呜呼！桑弘羊、卫青、张汤之属，方欲谋身，固不暇为汉虑矣。而武帝独何为弃六世之业，以快二三臣之欲耶？君子以是益知文帝之不可及也。虽然，举事求可继，非惟人君为然也，至于人臣谋身者亦如之。白起为秦将，长平之事，坑赵卒四十万，是不可继之师也，可一不可再也。起惟顾身而不顾国，故竭智力于一举，以侥倖不次之赏，岂复料其再驾于赵哉？及秦复命之伐赵，卒不行而死，非恶行而乐死也，虽欲行而法不容再行也。使起预知己之复用师也，则必抚纳新附，还定新集，不为长往不来之计矣。故求为可继者，非特为国，亦为身也；求为不可继者，非特不为国，亦不为身也。吾又论之，以为小人之戒。

人君之道，与人臣不同。人臣假儒术以为奸，将以欺其君也，将以欺君而取爵禄也。小欺则爵禄小至，大欺则爵禄大至。假儒术而每有所得，则小人假之以自售，亦其职也。至于人君假儒术，将何所求哉？天下者，吾自有之天下也，治则吾自受其利，乱则吾自受其害。今内为贪暴奢泰之行，而外假仁义礼乐之名，使其不足以欺人耶，其乱亦自若也。治乱之实，初无一毫加损，而徒为是纷纷，吾不知其果何为哉！昔汉武帝假儒术以欺天下，讲东封，开西域，平南越，讨北戎，峻宇雕墙，淫刑酷罚，其去始皇不能以寸，而稽古礼文之事，洋洋乎若与唐虞三代比隆。一时尊宠之臣，如公孙弘以《春秋》欺武帝，位至丞相，爵为通侯，其假儒术之所获亦大矣。张汤以古义欺武帝，为御史大夫，位列三公，其假儒术之所获亦大矣。惟武帝之假儒术，非徒无利而反有害焉，非徒无益而反有损焉。观其北边萧然，盗贼并起，老妻长子不保首领，高祖之业几坠于地，其祸不亦酷乎？呜呼！弘、汤假儒术则有利，武帝假儒术则有害，弘、汤假儒术则有益，武帝假儒术则有损，武帝之智不及弘、汤远矣。虽然，假儒术之害非特及于当时，其害乃见于宣帝之时。宣帝之尚杂、霸不喜儒，是非特宣帝之罪也。彼见用儒之效，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耳。折胶堕指之寒，不生于冬而生于盛夏；流金烁石之旱，不生于旸而生于淫雨。然则宣帝之不用儒，岂非生于武帝之假儒术耶！

呜呼，申、韩之害流毒后世何其远耶！秦始皇、二世用之以亡其国，赵高、李斯用之以亡其身。生乎秦之后者，可以戒矣，而汉晁错复明申、韩佐景帝，更律令，削七国，天下几至于亡，甘蹈亡秦之辙而不顾焉。生乎晁错之后者，可以重戒矣。宣帝复好观《申子》君臣之篇，所用多文法吏，以刑名绳下，甘蹈晁错之覆辙而不顾焉。彼申、韩之说，其入人之深，虽明君贤臣皆陷溺而不能出，何也？其令行禁止，奔走天下，诚足以称快一时也。乐其一时之快而不暇顾其它日之害，此其说所以盛行于世欤？观宣帝之为君，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其所以功光祖宗，业垂后嗣者，盖励精之效，初非申、韩之功也。至于用恭、显而启元帝之信宦者，贵许、史而启成帝之任外戚，杀赵、盖、韩、杨而启哀帝之诛大臣，开三大衅，终以亡国，此岂非择术不审之流弊乎？故论其功大为中兴之君，论其罪则亦为基祸之主，其功罪相半者，盖失于欲速而用申、韩也。昔者圣人亦知迟之不如速，钝之不如利矣，然其为治，乃曰王者必世而后仁，曰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日计不足，月计有馀，其迟钝迂阔每不若申、韩之速，独何欤？使圣人而不知此理耶，是不智也；使圣人知而不行耶，是不仁也。不仁不智，岂所以为圣人哉？殊不知圣人虑事至精也，其举事厌迟而恶钝，亦与人同也。使有道于此，加顷刻之捷，则圣人已先为之矣。惟其原始要终，探端穷本，知吾道虽有岁月之迟而终成千百年之安，申、韩虽有岁月之速而终贻千百年之害，故去彼取此也。由是论之，则莫速于圣人，莫迟于申、韩，莫利于圣人，莫钝于申、韩，其理甚明。宣帝不知此理，反非太子用儒之谏，岂天未欲斯民见三代之治耶？

治狱者，非死生祸福不入其心，未足与议也。苟死生祸福入其心，则迫于权势，夺于威武，虽有平恕之志，亦变而为暴酷矣。张欧之在文、景时，世共谓之长者也。每上具狱事，有可郤郤之，不可者不得已为泣涕面而封之，其慈祥岂弟之风，温然可挹也。至于与庄青翟等劾晁错，加以大逆无道之罪，腰斩错而父母、妻子、同产无少长皆弃市，其残贼忮忍，虽张汤、杜周亦不过如此。以其前后观之，判然若二人焉。此无它，欧虽天资平恕而胸中初无所守，故当景帝之怒错，则震慑失趍，黾勉顺指，陷于暴酷而不能自拔也。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为不冤，后世言治狱者必稽焉。然吾尝考其实，亦张欧之流耳。定国以地节元年为廷尉，而以甘露二年迁御史大夫，凡十七年之间，丽于刑书者，无不出于定国也。赵广汉以元康二年诛，盖宽饶以神爵元年诛，韩延寿以五凤元年诛，杨恽以二年诛，皆当定国为廷尉之时。然此四诛，皆宣帝之太过而千载之所痛愤流涕者也，吾不知定国尝争之耶，其亦未尝争之耶？若其不争，则其罪固无所逃，就使尝争之，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，未闻可以不从而但已也。争与不争，其失等耳。夫定国身为廷尉，上则陷君为淫刑之主，下则自以为暴酷之吏。以事君则不忠，以谋己则不智。不忠不智，君子之大节已亏矣。乃反属意于郡国鳏寡之间，略于大而谨于小，吾未见其为平恕也。向使定国有刚毅之操，不以死生祸福移其心，如张释之断犯跸盗环之狱，虽帝之所甚怒而必轻之，劾太子梁王之失，虽帝之所甚爱而必纠之，当官而行，不吐不茹，则赵、盖、韩、杨之徒，亦庶几不死矣。成王命君陈曰：「商民在辟，予曰辟，尔惟勿辟，予曰宥，尔惟勿宥，惟厥中」。定国独未见此论耶？

风俗之变，初无常也。道隆则从而隆，道污则从而污，曷尝有古今之异哉？昔之陋儒以为风俗自厚而之薄，犹人自少而之老。古之俗厚，犹人之方少者也；今之俗薄，盖人之已老者也。薄者不可复厚，亦如老者不可复少。呜呼，何其不思甚耶！将以三皇之俗为厚乎，则黄帝之末胡为有蚩尤之乱？将以五帝之俗为厚乎，则帝舜之世胡为有三苗之乱？将以三王之俗为厚乎，则夏商之季胡为有桀纣之乱？蚩尤之乱无以异于项羽之乱也，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，非秦民之不如古，特高帝不如黄帝耳。三苗之乱无以异于七国之乱也，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，非汉民之不如古，特景帝不如大舜耳。桀纣之乱无以异于炀帝之乱也，乱既除而俗有厚薄之异者，非隋民之不如古，特太宗不如汤武耳。自古至今，同戴一天，同履一地，同赋一性，日月不变也，耳目鼻口亦不变也，风俗何为而独不如古哉？善乎！魏郑公之言曰：「五帝三王，不易民而教，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，顾所行如何耳。若人渐浇诡不复返朴，今当为鬼为魅，尚安得而化哉」？盖尝观韩延寿之治颍川，而益信风俗之未尝不如古焉。盖承战国孤秦之弊，礼乐废弛，异端并奋，世以古先圣人化民之道为姗笑。贤如高帝，乃曰以马上治之，安事诗书；贤如文帝，乃曰卑之无甚高论；贤如宣帝，乃曰汉家自有制度，本以霸王道杂之。君臣上下，同趋于刑名法律簿书期会之间，无复远略。惟延寿承颍川赵广汉告讦之俗，独能取世所姗笑为陈腐迂阔者次第而行之，百姓遵用其教，至于卖伪物者弃之市道。其在东郡、冯翊，如颍川之治，洋洋乎弦诵之声，肃肃乎俎豆之容，庶几乎治古矣。彼谓风俗不可复古者，果如何哉？大抵后世之患，出于待古太高而待己太卑。惟待古高，故自疑而不敢为；待己卑，故自弃而不复为。殊不知三代虽远，其理常存，茍能尽其理，则夫何远之有哉？故万石君处家而子孙燕居申申，此一家之三代也。王烈居乡而讼者望尘而还，此一乡之三代也。鲁恭治中牟而童子不取乳雉，此一邑之三代也。延寿之治颍川，庸非一郡之三代乎？以是而论之，则风俗古不必厚，今不必薄，古不必易，今不必难，惟其人而已，安可是古而非今哉？

君子必有坚忍不拔之操，然后小人不能犯吾之所忌。呜呼，小人之害君子，何其多端也！遇人之介者，则必辱之；遇人之廉者，则必污之；遇人之刚者，则必折之；遇人之直者，则必诬之。盖介者必不受辱，廉者必不受污，刚者必不受折，直者必不受诬，凡此者，君子之所忌也。小人知君子之所忌而直犯之，君子不知而堕其计中，大则死，小则亡，前后相望，可不为大哀乎！昔骊姬将有夺嫡之谋，谓优施曰：「吾欲为难，安始而可」？优施曰：「必于申生。其为人也小心精洁，又不忍人。精洁易辱，不忍人自忍也」。骊姬用其计，以归胙诬申生，申生自杀。魏公叔为相，尚主，而害吴起。公叔之仆曰：「起易去也。吴起为人节廉而自喜名。君先与武侯曰：『吴起贤人也，而侯之国小，臣恐起之无留心也。试延以主，起有留心则必受之，无留心则辞矣』。君因召吴起与归，令公主怒而轻君，起见公主之贱君也，则必辞」。公叔用其计，吴起果辞，武侯疑之，遂奔楚。夫申生有精洁易辱之形见于外，故优施因其间而排之；吴起有节廉喜名之形见于外，故公叔亦因其间而排之。使二人浑然天成，削去圭角，置之不愠，用之不怿，则小人亦安能乘间而犯吾之所忌哉？萧望之秉直道而不容于恭、显，终于杀其身，吾以望之亦有罪焉。望之自始见霍光，不肯露索挟持，甘心于抱关之役，其后为平原太守则不自得，为左冯翊则移病，为御史大夫则与丙吉钧礼，其介然刚褊狷洁之操，不以一毫挫于人，天下共知之矣。当恭、显之欲害望之，深思熟虑，以为望之帝之师傅，著节老臣，苟骤使帝诛之，谁肯从乎？惟纳之囹圄，使俯首对刀笔吏，则望之刚褊，必不受辱，忍而死。遂收望之下廷尉，而望之果如其所料，终以自杀。恭、显定计于前，收效于后，如取如携，无锱铢之差者，以望之之贤而不能出于小人之所料，此有志之士所以为之流涕太息而不能已欤！呜呼！望之社稷之镇也，使不感慨自杀，则元帝虽不尽用恭、显，亦终有所忌惮而不敢发其恶，亦少瘳矣。幸而天假之年，至于成帝之世，安知其不能坐销王氏代汉之祸乎？是望之死生，实汉室之所由存亡也。望之纵不自惜，独不为汉惜乎？又况望之素以大儒自处，一旦临事，乃自经沟渎，与田光、侯嬴之徒比，岂天之弃汉而夺其魄耶？何其谬戾若斯之甚也？

古之圣人苟有不足于其中者，无讳也。夫无讳于其心，则亦无讳于其人，故后世有得议焉者无恤也。汤武之师，非不知后世之议已，而周公之过，亦自知其不免也。然安于其议而不之顾，知其不免而卒不获逃焉者，何也？汤、武、周公非嫌名也，吾身获万世之美名而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祸，兹固汤、武、周公所深忧也。是故宁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，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废天下之安，是以汤之德宁有惭，武之乐宁未善，而周公亦安于其后之贬也。夫子序《书》，于鸣条则曰「战」，于受则曰「杀」，而孟子于周公之过，则亦以为「宜」。夫曰「战」曰「杀」者，直书之也，曰「宜」者，然之也。以汤、武之师，而夫子则直书之而不贷；以周公之过，而孟子则然之而不辞。呜呼！彼三圣人者，诚以为未足也，于后世之议奚恤哉？吾观伊尹之心，盖有甚于此者焉。鸣条之役，创之者汤也，而从之者尹尔，而夫子序《书》，则曰：「伊尹相汤伐桀」。夫先尹后汤，则是首伐桀之谋者尹也。虽然，此犹可也。太甲既立，不明于德，而桐宫之迁，盖居忧焉，而夫子则书之曰「放」。嗟乎！首伐桀之谋亦既非矣，鸣条之师始释而放其君于桐，人其谓我何？吾固谓伊尹之心有甚于汤、武、周公也。盖尝观桐宫之迁，非放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太甲既立，不明」。而不曰：「不明，见于未立」。意者未立之前，太甲如故也，既立之后，声色臭味有以蛊之者多矣。脱声色臭味之蛊而俾之密迩先王之训，此伊尹悟太甲之机也。尝观伊尹告太甲之书有五，而居桐之后无一焉，意者言不可以悟太甲，所恃以悟之者汤之训尔，此又伊尹之心也已。而自怨自艾，天理顿发，居仁由义，与汤匹休。向非桐宫之训，则旧习犹不免也。然则迁桐之制，亦古人亮阴之制。亮阴之制，古也，非创也。今观之《书》，自居忧之外则无说，而复位则即见于三祀之末年，虽一日不过也。是则无古人亮阴之制，尹不敢为也。虽然，其心诚然也，而其迹则若悖也，其制虽古也，而其事则若今也。尹岂不知后世之议及此哉？然亦不可得而窜也，则亦曰吾听之而已矣。是故夫子不得掩于一字之名，而伊尹亦不可逃于一字之内，非为伊尹设也，为后世无伊尹之志者设也。以尹之圣犹不免，而况于非尹也哉？此孟子所以缵夫子之志而名之以「篡」也。夫子书法不隐，而伊尹为法受恶，虽一毫之私不贷也。嗟夫，天下任与于尹而任之重如此哉！吾固谓伊尹之心有甚于汤、武、周公也。昔者陈司败以党君之过目夫子，夫子闻之，曰：「丘也幸」。苟有过，人必知之，且夫子安于受党君之过，而且幸人之知己者，何也？则亦曰无讳于心，故无讳于人耳。知夫子所谓幸，则知汤、武、伊、周之心也。不然，非夫子先有此心，其何以议圣人之心也哉？

天下之变生于激，而变之玩焉者生于循。盖不激则变不生，不循则变不玩。是故变之激非可畏也，而变之循可畏也。循之为可畏者何也？人心溺于变而安于激，而不知祸之可戒也。阴阳激而为雷、为雹，兹变也已，而闻之者不惧而见之者不骇也。彼固以为朝闻而夕见之也，则亦奚惧而奚骇？嗟乎，人之情其亦骇于所未常见而惧于所未常闻者乎？盖上世未尝有放其君者矣，而汤径犯之，是以当时犹有「舍穑」之言；其「如台」之言者，盖不安于其心者之言也。已而武王继之，而天下习矣。孟津之师一集，而不期之会者相踵也。彼纣固有罪也，而当时征伐之事无亦亵于所见者乎？吾观牧野之师一卷，而归马放牛之事随至者，武王其亦忧于天下之习也。未几武王既丧，卒之变生于藩篱而成于肘腋，尚动东山之师，而周公亦敢于为天下之大不义。嗟乎，周公非若人也，而亦安焉者何也？盖亦逼于其时，值乎其变者然也。盖尝读《书》而至于管、蔡之诛，未尝不果于周公之一举也。盖周公之一举诚果也，以臣而放君，前此固闻也，而戮手足之爱者奚见也？以象之傲而佐之瞽叟之顽犹不得逞也，而卒忸怩于不义，而况于无瞽叟之顽而又非象者何如也？吾固谓周公之果也。且武庚之立，盖武王之意也，杀其父而立其子，人情则同然也，而周公武诛之。彼天下之人则曰：「是武王立之也，而周公诛焉，无以若是恝然也哉」！萃乎周公，其何以谢天下也？杀其父而又戮其子，人固以为不仁也；既立而复黜之，人固以为不信也；一旦而戕二昆，人固以为不友也。夫以一周公之身，而萃不仁、不信、不友之责，而周公则亦安焉。吁！周公非诚安之也。周公之意，以谓吾宁以身负管、蔡，而不可以身负武王也；吾宁以身负武庚，而不可以身负天下也；吾宁以身负天下之谤，而不可以身负宁王之责也。向使管、蔡不锄，武庚不削，天下殆且无周也，而奚管、蔡、武庚之足恤也哉？此周公之本心也，而实难以语夫人。吾观《金縢》之书，《鸱鸮》、《七月》之诗，且有以见周公之不知有身也。夫不知有身而奚以恤？夫人死生大事也，忘死生之分而欲以身代武王者，此其心何如也？《七月》之诗，为遭变而作，而《鸱鸮》之什，则急于救乱者然也。今读其诗，若无与于遭变救乱之辞，切切然惟知有先公创业之难而自述其为国之不易，安于堕成王之疑，初未尝急骋以求释，彼亦何心以脱天下之谤也哉？然则周公非欲全名也，盖欲全周也；非果于不仁，而果于仁天下；非果于不信，而果于信其心；非果于不友，而果于友文王。向使时不遭变，变不激不玩，吾见周公之心得以游乎其天矣。彼管、蔡、武庚所以自贻剿覆者，亦玩变幸灾之所召也，于周公奚其贬？

张释之论秦之敝，曰：「其敝徒文具，亡恻隐之实」。呜呼！文具之弊，非特秦之所以亡，实古今之通患也。昔之为治者，实未具则文亦不具。未能防民之伪，则不敢为作乐之文；未能约民，则不敢为恭俭之文；未能行惠，则不敢为宽恤之文。以至于政教赏罚有毫釐之不备，诚心恻然，务从施惠，初未尝虚饰焉。故其过人得以议之，其失人得以指之，见其偏则可以矫之使正，见其阙则可以修之使全。犹按脉以治病，虚实燥湿，缓急浮沉，无锱铢之不见，然后随其病而投之汤剂，加之针石，其不瘳者鲜矣。至于末年之弊，无其实而有其文。家挟周孔之书，而俗益薄；人治司马之法，而兵益懦；人诵夷、齐之清，而行益污；人负龚、黄之名，而政益乱。问其诏令，则尧、舜之典谟也；问其典章，则成周之礼乐也。入其国，观其朝，其文焕然，虽治古之时有所不及，然徐考其实，乃与桀、纣、幽、厉同出一辙。上以虚名取下，下以虚文欺上，上下相欺，以罔天下，虽有忠臣义士欲正言极谏，亦无所容其喙矣。欲言任贤，则君已先言举元凯矣；欲言去邪，则君已先言流共鲧矣；欲言勤劳，则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；欲言敦朴，则君已先言茅茨不剪矣。猎谏诤之辞而先自言之，开其口而夺其气，覆藏润饰，使无过之可讥，而无失之可指，无偏之可矫，无阙之可修，偃然自以为得计，必至于鱼烂瓦解，然后不能文焉。释之之言，诚天下之公患也。尝以西汉观，文宣之世，汉之盛也；平帝之世，汉之季也。以文帝之宽仁，有野不加辟之诏，有水旱疾疫之诏，有结难连兵之诏。以宣帝之名，而有屯戍未息之诏，有百姓失职之诏，有盗贼不止之诏。岂非有恻隐之寔而不为文具耶？乃若平帝之世，观其文辞，兴灭国，继绝世，立明堂辟雍，休祥嘉应，颂声并作，而大业潜移于王莽。文具之害乃至于此，后之为治者，其知所去取矣。

人不可以有不平之气也，有不平之气，必有矫枉过直之言，言至于过直，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。且人之所以矫枉者，盖欲使其直也。今既过其直，则吾之言先不直矣，又何以责彼之不直乎？窃尝譬之，天下之轻重，至于权而后定；天下之长短，至于度而后定。人之执权以罔市利者，多以重为轻，而取它人之物，则以斤为两，以两为铢。其失轻重之平，世之所同患也。今人之执度以罔市利者，多以长为短，而取他人之物，故以尺为寸，以寸为分。其失长短之平，世之所同患也。苟为权之失其平，则盍反其本矣，今乃矫其轻以为重，以铢为两，以两为斤，虽轻重之不同，其失权之平则一也。苟以度为失其平，则盍反其本矣，今乃矫其短以为长，以寸为尺，以尺为丈，虽长短之不同，而失度之平则一也。彼失于轻，此失于重，彼失于短，此失于长，虽殄灭之，直五十步笑百步耳，又何以大相过！是故天下有一定之理，君子有至平之言，增之毫釐则太过，损之毫釐则不及。苟愤世嫉邪而为矫枉过直之言，则所矫之枉未息而过直之言先见矣。老子之言刍狗，欲矫封吝之弊也，其弊不除，而反生韩非之寡恩。公羊之论无时，欲矫畔乱之患也，其患不除，而反启汉民之滥刑。荀卿之杀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欲矫章句之习也，其习不除，而反开李斯之坑儒。欲去一害，复召一害，安在其为善立言者邪？昔司马迁述《史记》，自黄帝止于麟趾，成一家之言。其论大道，先黄老而后六经，所以矫汉民之尚黄老也。其序游侠，退处士而进奸雄，所以矫群臣之龌龊也。其述货殖，则崇势利而卑贫贱，所以激武帝之兴利也。盖迁虽横就刑戮，处于污俗之中，困于心，衡于虑，损激之气形于简策，故其言每过直而不自知焉。及稽其流弊，则自迁之先黄老而虚浮之说愈胜，自迁之进奸雄而闾里之奸愈滋，自迁之崇势利而货赂之风愈炽。彼何晏之清谈，步降之暴横，灵帝之鬻官，皆迁有以启之也。始欲救弊，终反生弊，始欲正患，终反生患，善立言者果如是乎？虽然，迁之矫枉过直，而未尝不微见其意焉。其《叙传》固先黄老矣，而又曰：「先人有言：『孔子卒，有能绍而明之，正《易传》，继《春秋》本意也』？其传游侠固进奸雄矣，而又曰原宪独行，不合于世，蔬食不厌，四百馀年而弟子志之不倦。所以见其进处士之本意也。其传货殖固崇势利矣，而又曰俗之所渐泯久矣，虽户谈以眇论终不能化。所以见其轻利势之本意也。迁之意欲使学者知向日之言，乃吾一时矫枉过直之言尔，当以今言为正。然迁固特见其本意以示学者，曷若言必虑其所终而无过直之害哉！以是知君子之言，诚不可苟也。

人臣事君之义，有不可则止者，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，观其所处之地如何耳。义所当止，虽如齐宣之授万钟，而孟子终不受；义所当为，虽如商辛之剖心窍，而比干终不退。苟得其道，则进退不同，而同归于是；苟失其义，则进退不同，同归于非。乌呼，非知亲疏之义者，孰能并行而不悖乎？是故三谏不听而逃之者，疏也，臣道也；三谏不听而随之者，亲也，子道也。孟子在齐为疏，故当以臣道自处；比干在商为亲，故当以子道自处。知孟子之所止，则知比干之所以为也，知比干之所为，则知孟子之所以止也。孟子、比干易地则皆然。刘向生于元、成间，前困于恭、显之谗说，后困于王氏之排斥，屡谗屡排，而直言正论，曾不少衰。或者则责以不可则止之义，殊不知向与汉同姓，岂可恝然同疏远之臣哉！谏而又谏，继之以死可也。且元、成之昏乱，不足以有为，向非不知之矣；知其不可而为之者，特以吾之义而已。是数恭、显之非恶非迂也，假外戚以上书非诈也，讼三氏之强盗非枉也，蹈杀身之危机非愚也，亲之之义，不得不然也。向尝告陈汤曰：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事五朝，吾而不言，谁当言者」？噫，斯言也，其见向之本心乎！昔屈原亦楚之宗族，事怀王、襄王尽忠而不见答，摈弃沉窜，徘徊不忍去，至投汨罗以死。人皆以屈原不能高举远逝，全身远害遁之。贾谊亦吊之，曰：「历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」？是岂知原之心哉？惟刘向所处之地，所处之义，与屈原同出一辙，故作《九叹》以悼屈原，以己之心度屈原之心，以己之时度屈原之时，相望数百岁，若见其肺肝焉。其辞曰：「出国门而端指兮，方冀悟而锡还」。又曰：「兴《离骚》之微文兮，冀灵修之一悟。还予车于南郢兮，复往轨于初古」。向之言虽为原而发，亦所以自道也。盖原与向皆同姓之臣，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。虽其君之昏乱，势穷理绝，方且为于不可为之时，言于不可言之际，眷眷之忠，独觊望于万一焉。是所以为忠孝之至也，世俗乃以疏远之义而加贵戚之臣，槩以强活名之，可谓不知类矣。

论曰：圣人之心，不白于天下，后世之儒者，始有言外之意。夫以圣人之心，何至于有所不白者？而事变之来，不能不蒙人之疑也，而圣人适遭其时，不得已焉而为之，圣人之心始晦矣。夫惟其心之晦于此，而《书》复纪于此，使后之人得借是以自便，其无忌惮之为，儒者忧之而有言焉。意谓宁以吾言病圣人，无宁以圣人之故病天下，此《武成》二三策之说所由发也。呜呼，轲其有忧天下后世之心乎！《武成》二三策如何，此孟轲言外之意，而亦悲武王之不幸也。人徒见武王圣人也，而孟轲有「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」之言，遂谓轲非知武王者。嗟夫，轲岂不知武王者哉！七篇之书，其论武王详矣。故举武王之言，则曰「无畏宁尔也」，又曰「非敌百姓也」。其论武王之勇，则曰「安天下之民也」，又曰「救民于水火之中」也。夫以轲之举其言也如此，而论其勇也又如此，武王之心，轲知之矣。然则《武成》取二三策之言，是果何为而发耶？夫亦忧武王仁天下之心不白于后世，恐或者因辞以害意，得以启其不仁之念，故不得不借此以喻彼也。不然，圣人岂果不足于中者哉？昔仲虺作诰，尝述汤之惭不释于伐夏之日。夫以汤升陑之师，是皆应天顺人之举，则亦何惭之有？汤乃不待人之惭，身自为之而身自惭之，诚恐吾之心不白于天下而后世或得以贻口实也，是故汤宁自贬而不忍以自隐也。虽然，汤之不自隐而得仲虺陈义以白之，汤无惭矣。若武王之心则未白，而《武成》之书则实言，孟轲则不容以不辨。呜呼，孟轲之意，其亦仲虺之虑天下后世也欤！是亦悲武王之不幸，而无《仲虺之诰》，又有《武成》之书欤！且商之作威非一日也，武王尝观政矣，而商不悛，尝师次于河朔矣，而商复不悛。然则武王何拳拳于商之悛也？悛不悛何足介也，而无辜则吁天也，百姓则暴虐也，四海则毒痡也。武王虽无心于商，而有心于民也。是则武王之事诚有大不得已者。士女一绥而我师罔敌，牧野一誓而前徒倒戈，武王岂得已哉！故归马放牛为天下也，非为己也；散财发粟为天下也，非为己也。武王仁民之心遂，而《武成》之书所由作也。《武成》之书虽作，而《武成》之辞则未白也。《武成》之辞未白，是圣人以无心待天下后世，柰之何天下后世不以无心待圣人也！战国之世，用兵争强，以相侵夺。争城以战则杀人盈城，争地以战则杀人盈野。甚而长平之川，阴山之北，皆且血流而鬼哭矣。想夫孟轲之意，以谓圣人之心不白于天下，而后世黩武之惨，得非《武成》之书有以启之乎？于是有「尽信书不如无书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」之言。轲之所取二三策固未易轻指，而其所不取者，则血流漂杵之一语矣。夫其所取者不必论，所以不取者则不容以不论。漂杵之说，是固为攻其后以北者而设，非谓武王也，特《武成》之辞不白耳。而孟轲之忧，则恐己亥之误，不止于三豕也。故尝谓圣人仁天下之意，昭如日星，越千载犹一日，吾言书之不可信，于圣人乎何损？而于天下后世则可以遏其不仁之心，而其利则博矣。轲之言在此，而意实在彼也。论者当因其言而溯其意，不可泯其意而信其言也。盖尝因是而观之，牧野之师，伯夷固尝非之矣，然则伯夷非武王之非也，忧天下后世无君者见之误而非之也。夫《武》之乐，仲尼之在周末，又尝谓其未尽善矣。然仲尼非谓武王之未尽善也，忧天下后世用《武》者失之黩而未善之也。吾亦曰孟子言《书》不可尽信，非不取武王也，忧天下后世杀人者流于惨而不取也。伯夷也，孔、孟也，是或一道也。吾于孟子夫何议，而亦悲武王之不幸而生于商之末也。谨论。

盖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，所以积而为庆历、元祐之缓势；自文正范公天章阁一疏不尽行，所以激而为熙宁之急政。吾观范文正之于庆历，亦犹王安石之于熙宁也。十事之奏，实庆历三年九月矣，始于明黜陟、重命令。当时之言见用，明黜陟之法则以十月壬戌行，择官长之法则以十月丙午行，任子之法则以十一月丁亥行，馆职之法以癸未行，公田之法以壬戌行，贡举之法以明年三月行，减徭役之法以明年五月行。其馀厚农桑、覃恩信、重命令，皆悉用其说，或著为令。行之未及一年，而陈执中之徒已不悦矣。呜呼！使庆历之法尽行，则熙宁、元祐之法不变；使文正之言得用，则安石之口可塞。今文正之志不尽行于庆历，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、丰。神宗锐然有为之志，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，世道升降之会，治体得失之机，于是乎决矣。

目不两视而明，耳不两听而聪，人之心固不可二用也。勤于公则必苟于私，勤于私则必苟于公，二者不可得而兼，惟观其所向之何如耳。古人之材，即后人之材也，古人之智，即后人之智也，然古之治、后之乱者，岂材智之有异耶？特古人用之于公，后人用之于私而已。惟古人用之于公，故于私不得不苟。以卫公子荆之事观之，其宫室始有则谓之苟有，及言其少有、富有，则又谓之苟全、苟美。其言每谓之苟者，非薄于私也，不苟于公则必苟于私也。惟后人意在于私，故于公不得不苟。以汉贾谊之言观之，其论大臣则以为有患苟免，及论群下则又言俱亡耻，俱苟安。其俗每趋于苟者，非薄于公也，不苟于私则必苟于公也。盖水盛则火灭，寒往则暑来，阳消则阴长，公私之相胜亦若是则已矣。自汉及唐，以公灭私，苟且之风盛于天下。如董晋为相，史臣讥其懦弛苟安，时则有苟且之相。如刘知几谓牧伯迁代太速，怀苟且之谋，时则有苟且之牧。如赵憬议考课，欲格庶僚苟且之心，时则有苟且之吏。如刘祥道谓官怀去就，而民苟且，时则有苟且之民。上至于相，下至于民，莫不趋于苟且，则政事何由而理乎？纪纲何由而振乎？风俗何由而厚乎？如使当时之人移谋身之心而谋国，移富家之术而富民，移保子孙之志而保治，移求爵禄之意而求义，则可以不下席而跻咸五登三之盛矣。窃尝历考汉唐之际，其粗能去苟且之弊者，惟汉宣帝而已。迹其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上下相安，蔑有苟且之意，亦庶于古矣。然宣帝之革苟且，徒变其外而不变其内也，徒制其末而未制其本也。而黄龙之诏，有计簿之欺，避课之戒，岂非苟且之俗未尽除乎？杨恽之言，有县官不足为尽力之谤，岂非苟且之志未尽迁乎？盖宣帝导之以政而不以教，束之以刑而不以德，苟且之弊所以迹化而心不化也。如使人君皆能本德教以化苟且之心，则荀卿《不苟》之篇可以无作。

善除弊者不去弊，善治疾者不去疾，善抑虚名者不去虚名，盖天下之事，将欲夺之，必先与之，将欲拘之，必先纵之。苟骤禁而遽绝，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。故不忍弊之多，欲一朝而去焉，外虽若去而弊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。不忍疾之苦，欲一朝而去焉，外虽若去而病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。彼善除弊者，初未尝骤去其弊也。徐以待之，默以观之，使奸态伪迹蜂起于前，然后从而锄其窟穴，则弊不得而遁矣。善治疾者，亦未能骤去其疾也，宽以养之，绥以疗之，使宿疹积毒发见于外，然后从而穷其标本，则疾不得而留矣。抑虚名之道亦犹是也，世之尚虚名者，其根甚固，其流甚长，其风甚炽，苟疾虚名之乱真，播为号令，制为赏罚，欲言扫而去之，岂不足以称快于目前哉？然异时邀名之士，皆将矫为务实，以投吾之所好，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华也，今日之木讷即前日之辩捷也，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竞也，服勤簿书者乃不解诉牒之人，恪居官次者乃不辩马曹之士，巧诈百出，而浑厚质实之君子并为当世所疑，贤否一区，真伪一涂，愚智一揆，愦愦然莫之能分，非特名不可见而实亦不可见矣。始欲去名而终至于失实，是岂为治者之意哉？亦取之太迫，致之无术而已。大抵致刚必以柔，致宽必以猛，致实必以名，欲为之于此必形之于彼。欲为此而先以此示天下，亦迫而无术矣。是故明君之治天下也，将责之以实，先取之以名，开之以其涂，示之以其利。天下之名，争至于吾前，以文学之名至者，吾从而察之，则董仲舒之实、公孙弘之伪皆见矣。以政事之名至者，吾从而察之，则黄霸之实、王成之伪皆见矣。以忠直之名至者，吾从而察之，则刘向之实、谷永之伪皆见矣。以理财之名至者，吾从而察之，则刘晏之实、裴延龄之伪皆见矣。彼皆趋之，吾始得而知之，是则自献其名，乃自献其实也。世之好名者，知吾必察其实，皆砥砺澡濯，言不敢过行，誉不敢过情，茍实之未副，惴惴然惟恐名之闻于上，以蹈浮虚之罚，又岂有求名者乎？由是言之，善为治者，尚名乃所以去名，不善为治者，尚实乃所以失实。善为治者，天下以名为实，不善为治者，天下以实为名。特在用之如何耳，名何负于治哉？闻汉宣帝之综核名实矣，不闻其去名也；闻诸葛亮之循名责实矣，不闻其去名也。名者，正吾所资以责实之具，奈何先去之耶？呜呼！无弊之可指，为吏者之所惧也；无疾之可见，为医者之所惊也；无名之可称，责实者之所忧也。见其弊然后可革，见其疾然后可疗，见其名然后可核，未识其实而先去其名，吾不知所以为治矣。抑尝闻之，立高帝之朝而进用儒之说，世莫不以为疏也，然用儒者实高帝之所当急。立武帝之朝而进偃兵之说，世莫不以为迂也，然偃兵者实武帝之所当先。处责实之世而论尚名，人孰不以为愚且惑耶？然理有似缓而实急，事有似异而实同，使深识之士心平气定而思之，未有不始而愕终而悟也。此亦老氏所谓正言似反者欤？

终身坐谈，不如一时之亲见；终岁傍观，不如一日之亲闻。盖天下之事，及之而后知，履之而后喻，未有不身试之而能尽其详者也。风俗既弊，士大夫乐居内而厌居外，趋其易而辞其难，遂以谓得其理则事不待试而喻，定其要则功不必劳而成。故不离莘野而割烹之鼎已调，不离傅岩而济川之舟已具，不离磻溪而牧野之阵已成。彼为伊、傅、太公者，曷尝徒劳州县、屈首簿书，然后知之哉？殊不知有非常之材，而后有非常之举。商有天下六百年，其不试而用者二人而已。今人辄以此自许，何后世之多伊、傅耶？周有天下八百年，其不试而用者一人而已。今人辄以自许，何后世之多太公耶？多见其不知量也。然则用人之道，讵可信其虚言，而不试之以事乎？是以明君将欲付大任于是人，必纳之于胶扰繁剧之地，以观其材；处之于閒暇寂寞之乡，以观其量；使之尝险阻艰难，以观其操；使之当盘根错节，以观其断。投之州县，磨之岁月，习之既久，养之既深，异时束带而立于朝，天下之事莫不迎刃而解，然后知其始困之，乃所以深爱之也。请以近取譬之。言世有爱其子者，坐之高堂，食之刍豢，足迹未尝及门，自以为爱之之至矣。彼邻人之父则不然，使其子蹑屩担簦、犯风雨、冒霜雪以从师，取友于数千里之外，伶俜颠顿，虽道路之人莫不窃议其父之不慈也。及观其终，则有一人焉不辨菽麦，顽嚚无知，问之何人也，乃向之足迹未尝及门者也；有一人焉知类通达，为世名儒，问之何人也，乃向之颠顿数千里者也。彼为人父者，将使其子无知为爱耶？将使其子有成为爱耶？虽甚愚者亦知所择矣。君之于臣，犹父之于子也，欲成远大之器，其可循姑息之爱耶？世之人自非伊、傅之生知，太公之绝类，乃欲不出都门，坐致卿相，脱尘埃之贱而日侍无间，释朱墨之劳而从容风议，舍边邮之繁而深居禁严，其初岂不甚美而可乐哉？一旦而有大政事、大议论、大征伐、大典章，则皆心醉语塞，流汗浃背，傍徨而不知所对，然后追悔前日之未尝居外，亦无及已。历观自古公卿，以未尝更事而败政害民者多矣。愚者不必论也，不肖者不必论也，今独以世之所共贤者论之。贾谊一出长沙而计不自得，是谊未免重内而轻外也。惟其重内而轻外，故于天下之事不能遍察，论正朔服色则近乎缓，论系单于颈则近乎夸，论三表五饵则近乎疏。使谊安于居外，身历天下之事，岂有此失耶？萧望之一为郡守而内不自得，是望之未免重内而轻外也。惟其重内而轻外，故于天下之事不能遍察，其挑冯奉世则近乎刻，其毁常平仓则近乎迂，其耻对狱吏则近乎躁。使望之安于居外，身历天下之事，岂有此失耶？与谊同时者，未有居谊之右者也，谊犹不可不更外事，则下于谊一等者又可知矣。与望之同时者，未有居望之之右者也，望之犹不可不更外事，则下于望之一等者又可知矣。昔者孔子之教人，未尝不使之多识天下之事，故以天纵之圣而制行，未尝不以已焉。其为乘田、为委吏、为中都者，非有司之细务真有所未知也，所以使后世知圣人犹必亲细务也。其之齐之卫之陈者，非四方之风俗真有所未察也，所以使后世知圣人犹必历四方也。故一时高弟，有为季氏宰者，有为中牟宰者，有为莒父宰者，有为费氏宰者。家臣之微，邑令之贱，循循然安处之，未尝有卑小官之意，岂非师友渊源固有所自耶？呜呼！天下之事有逸必有劳，天下之官有贵必有贱，皆趋其逸，谁任其劳？皆乐其贵，谁处其贱？犹之于身，有心腹焉，有皮肤焉，茍去其皮肤，则何以卫心腹？犹之于木，有本根焉，有枝叶焉，茍去其枝叶，则何以庇本根？若在官者皆欲内而恶外，则茫茫禹迹，人主谁与共治之耶？举偏救弊，抑扬之权，正今日所当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