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害风俗者莫不当禁，而不当禁者有一焉，曰奔竞是也。世之禁防多矣，不孝不友则有禁，伪言伪行则有禁，奇技淫巧则有禁，奸声异服则有禁，何独至于奔竞乃不当禁耶？奔竞之名，果何从而生耶？爵禄在上，下皆趋之，故名之为奔，则其弊非起于下也；爵禄在此，彼皆争之，故名之为竞，则其弊非起于彼也。诱之于上而欲禁之于下，诱之于此而欲禁之于彼，是犹乞醯而却蚋，聚膻而去蚁，虽刀锯日用亦有所不胜矣。大抵上之人轻名器而辄以假人，则多为之禁，而奔竞益甚；上之人惜名器而不以假人，则不为之禁，而奔竞自消。论至于此，则奔竞不惟不当禁，又且不可禁，不惟不可禁，又且不必禁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唐、虞、三代之时，礼义修明，风俗淳厚，凡为士者，三揖而进，一辞而退，礼如此其峻也；三十而仕，五十而爵，进如此其迁也；论定然后官，任官然后爵，仕如此其难也；不传贽为臣则不敢见诸侯，分如此其严也。然处之甚安，守之甚固，无滞淹之叹，无侥悻之心，是岂有法制以驱之乎？又岂有刑罚以禁之乎？亦曰上之人未尝启奔竞之门而已。盖当是时，持黜陟以佐天子者，非皋陶、稷、契之徒，即伊尹、傅说之俦也；持黜陟以佐诸侯者，非随会、子文之属，即子产、叔向之辈也。是数圣贤者，以公道而立公朝，以公心而临公选，材之外无馀位，位之外无馀材。天下之士，道德茍充，爵禄自至，初无求于上之人，则巍巍廊庙，殆为无求之地。故巧者无所用其智，贵者无所用其权，诈者无所用其谋，谄者无所用其佞，贪而往，戚而归，躁而往，静而归。于斯时也，虽求奔竞之名犹不可得，况有所谓奔竞之禁哉？逮德下衰，礼义废，风俗薄，名器滥，爵禄轻，不使官求人而使人求官，不使上求下而使下求上，奔竞成风，莫之能禦，权在于左右则为之扫门，权在于嬖宠则为之控马，权在于妃主则为之邑司，权在于贵戚则为之主事，高爵重禄，如取如携，无不得其欲焉。彼介然自守之士，十年不调者有之，三世不徙者有之，六世不遇者有之，利害之相形如此，人安得而不奔竞乎？上之人既诱天下以奔竞，乃屑屑然制限年之举，严三互之法，著崇逊之论，多见其无益也。然则为人上者，不必沮人之奔竞，勿劝之斯可矣；不必罚人之奔竞，勿赏之斯可矣。开其源而塞其流，忘其本而齐其末，岂不甚可叹哉？窃尝譬之朝而趋市，骈肩相摩，暮而过市，掉臂不顾，非朝贪而暮廉也，朝有所求而暮无所求也。一兔走野，百人逐之；积兔在市，过者不顾，非前争而后逊也，前则未定而后则已定也。彼为士者，在治古则静退，在后世则奔竞，岂情性之顿异邪？盖治古之爵禄不可求，而后世之爵禄可求也；治古之爵禄皆有定，而后世之爵禄无定也。操爵禄之柄者，茍端本澄源于上，则济济多士，可以一旦还之于唐、虞、三代之域矣，风俗岂独厚于古而薄于今耶？

人常有言曰：兵者治世之所讳也。治世之士不言兵，治世之民不执兵，变刀为犊，变剑为牛，变矛戟为锄耰，变营垒为畎亩，凡鸟占云祲、金版六韬之书，皆束之高阁，使天下不复知有兵之名，然后足为至治之极。呜呼，何其不思之甚邪！治世虽未尝好战也，亦未尝忘战也；虽未尝用兵也，亦未尝去兵也。先王于太平至治之世，严师徒、肃号令、谨阅习，所以销患于无形，保治于无极，曷尝以兵为讳哉？且虞舜之时，为治耶？为乱耶？虽甚愚者知其为至治也。舜当至治之时，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，然典谟所书，在内则明射侯以为教养之术，在外则奋武卫以为备禦之防，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，固不闻其以兵为讳也。武王之时，为治耶？为乱耶？虽甚愚者亦知其为至治也。武王当至治之时，固可以忘战而去兵矣，然司马所掌，于春于夏则有振旅茇舍之名，于秋于冬则有治兵大阅之法，汲汲然惟恐兵之未练，固不闻其以兵为讳也。舜之备既具，固可以鼓琴而咏南风之诗；武王之备既具，固可以建櫜而奏戢戈之颂。人见其鼓琴之逸，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劳也，遂以为舜之尽于鼓琴；人见其建櫜之易，而不知其为备如此之难也，遂以为武王之治尽于建櫜。使鼓琴可以尽舜之治，则房琯之有董廷兰，何为有陈涛之败耶？使建櫜可以尽武王之治，则始皇之铸金人十二，何为有胜、广之乱耶？鼓琴一也，舜则可以，琯则不可者，有备无备之分耳；建櫜一也，武王则可以，始皇则不可者，有备无备之分耳。房琯不善学舜者也，始皇不善学武王者也。论至于是，孰谓练兵严备非太平之先务也？愚故曰兵者非治世之所讳者也。大抵销兵不足以销兵，惟治兵乃可以销兵；偃武不足以偃武，惟讲武乃可以偃武。人徒见文帝之结和比邻，烟火万里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文帝所以致此者，以有细柳棘门之备而已。人徒见章帝之儒馆献歌，戎亭虚候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章帝所以致此者，以有金城戍边之备而已。人徒见太宗之四夷冠带，胡越一家，以为偃武之功也，殊不知太宗所以致此者，以有殿廷习射之备而已。晋武帝当平吴之后，可以治矣，恃其治而彻去州郡之备，终致五胡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玄宗当开元之后，可谓治矣，恃其治而彻去中国之备，终致禄山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德宗当兴元之后，可谓治矣，恃其治而彻去河朔之备，终致藩镇之乱，岂非忘战之害乎？由是观之，销兵乃所以召兵，阅武乃所以偃武，其理甚明，无足疑者。然则人君当无事之时，其可不为先事之备乎？抑尝谓众人之所轻，乃明君之所重；众人之所后，乃明君之所先。凡开辟操纵之权，固非常情之能窥测也。何以知之？以光武之事知之。当用兵之际，众人之所重者骑射也，所轻者诗书也，光武乃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，于战马扰攘之中而笃仁义礼乐之用，轻人之所重，重人之所轻，非有先物之几，孰能与于此乎？当偃兵之际，众人之所先者文事也，所后者武备也。光武乃疏筑亭障，修明烽燧，于宴安閒暇之中而严守禦捍防之备，后众人之所先，先众人之所后，非有先物之几，孰能与于此乎？天下方尚武，吾独示之以文，天下方尚文，吾独抗之以武，一弛一张，与时推移。彼见其胜敌谓之勇，见其治国谓之柔，是皆刻舟胶柱而求其迹者也，乌足以知光武？

治天下者，不可以夷狄之强弱为中国之安危。使夷狄之势强耶，则吾中国之不可不治也；使夷狄之势弱耶，则吾中国亦不可不治也。吾知治吾中国耳，彼夷狄奚有于我哉！譬之治家者，睦其宗族，制其童仆，谨其扃鐍，高其垣墙，此治家之常法也。是法也，不为邻之厚而增，不为邻之薄而损，不为盗贼而设，不为无盗贼而废，盖是数者之法，为吾家而设，非为邻里盗贼而设也。唯治天下者亦然。夫中国之与夷狄，其不相为用久矣。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北戎为胡门，自三危而至于朝鲜，所以限戎狄也；南戎为越门，自岷山而至于瓯闽，所以限蛮夷也。是中国之与夷狄，风俗不同，嗜欲不同，彼之休戚何预吾之利害哉？是故先王之待夷狄，其来不喜，其去不怒。其欣然而朝觐也，特象胥之职尔，特行人之职尔，吾心初不为之骄。其悍然而侵略也，特司马之职尔，特士师之职尔，吾心初不为之沮。彼方纷然自来自去，而治吾中国者，亦未尝一日废焉。及至后世，当夷狄之强，则自以为危，危则戒，戒则治；当夷狄之弱，则自以为安，安则怠，怠则乱。故夷狄之强弱，虽不足为中国之安危，而实兆中国之治乱。此无它，为人君不能自治中国，而每以夷狄为轻重也。汉自宣帝之前，匈奴盛而汉以治；自宣帝以后，匈奴衰弱而汉以乱。观宣帝以前太史之所书，曰某年匈奴入云中，某年匈奴入上郡，某年匈奴入朔方，诚艰难多事之时也。观宣帝以后太史之所书，曰某年斩郅支单于祠郊庙，某年呼韩邪单于来朝改元，某年单于来朝赦天下，诚太平无事之时也。有艰难多事之形而天下反治，有太平无事之形而天下反乱，独何欤？多事则戒而修政，无事则怠而佚豫，此治乱之所以分也。吾尝谓汉祚之亡，不在于元帝而在于宣帝，不生于王莽之强而生于渭桥之谒焉。彼匈奴自高帝以来，桀骜不宾，非祖宗之治不若宣帝，特其势自强耳。及宣帝之世，款塞来王，非宣帝之治过于祖宗也，特其势自弱耳。初无一毫预于中国，而宣帝乃以为功光祖宗，张皇其事，以震耀于后世。元、成以下，习熟见闻，遂以为祖宗之所患者独匈奴，今匈奴既服，则天下无复多事矣，遂般乐怠傲，以至于亡，岂非宣帝有以启之耶？自古深谋远虑之士，多以为无外患则有内忧。晋与楚战于鄢陵，范文子不欲战，曰盍释楚以为外惧乎？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。夫人臣之告其君，不能使之悟而徒欲其惧，使夷狄敌国常强，则君犹警惧，敌国之患去，则君必骄矣。是其说虽足以致今日之惧，亦所以启他日之骄，得失适相半耳。盍若告人君以治内之说，彼夷狄敌国之或盛或衰，外患之或有或无，皆无预于吾事，惟专意于治内而已。如是则吾说可以常行而无弊矣，此又进言于君者所当知也。

孙权起于江东，拓境荆楚，北图襄阳，西图巴蜀，而不得北敌曹操，西敌刘备。二人皆天下英雄，所用将帅亦一时之杰。权左右胜之而后能定其国，及权国既定，曹公已死，丕、睿继世，中原有可图之衅，权之名将死丧且尽，权亦老矣。世人谓权之所以为固者东南之地，所以为强者东南之兵，此大不然。夫东南之地，天下至弱，而孙氏之地，又为六朝最弱，独权守之而固；东南之兵，天下至弱，而孙氏之兵又为六朝最弱，独权用之而强。长江而上，达于江陵，转江陵之南，阨于巫峡，上下千里，可航而渡者凡几？可扼而守者凡几？道路坦然，非有潼关、剑门之阻也。自广陵而渡京口，自历阳而渡采石，自邾城而渡武昌，易若反手。江陵破则上流无结草之固，濡须破则江上不知所以为计，地之形势可谓弱矣。权之兵众皆江南舟子绵力薄材之人，区区捃拾盗贼，驱猎山越，以寔行伍，兵亦可谓弱矣。然权用之如此之固且强，何也？盖权之所以自立者，有谋而已。不独用其臣之谋，而又自出其谋，内以谋用众，外以谋应敌，所以地狭兵少，处天下之至弱，而抗衡中原，成三分之势者欤？始权之初立，曹操下荆州，移书吴会，举国震骇。权闻鲁肃之言，翻然而悟，闻周瑜之议，奋然而起，一举而走曹操、存刘备，基王伯之业。此用周瑜、鲁肃之谋也。及刘备借荆州而不反，关羽颉颃于上流，权谓养关羽，使北吞许洛，全有江汉，回舟东下，谁能禦之？欲图之，惧曹操之乘其弊也，乘羽北逼许洛，曹公以朝命见招，权乃笺击羽以自效，使吕蒙、陆逊一袭而得之，全有荆楚，西闭刘备于三峡，北释曹公之患以安江东。此用吕蒙、陆逊之谋也。方曹丕已禅汉，天下愤怒切齿之时，权知刘备必报关羽，恐曹氏之掎其后也，乃于是时释其愤切之心而称臣于魏，受其爵封，击备而走之。此权之谋也。及魏责任子而权不遣，西患未解而北患复起，权之计宜乎穷也，权知刘备以复汉为名，而曹操篡位之罪甚于杀关羽，备亦欲结己为与国而专意北图，于是遣使讲和以中备之欲，遂得息肩于西而专意于北，拒魏而退之。此权之谋也。方曹操之反自乌林，愤权而东征，谓权恃水以自固，故以舟师下合肥。权若拒之于江南，则曹公水军入江，权军不战自溃矣。故逆拒之于濡须，使操虽有水军无所施，步骑虽多，濒阻江洳，春水方生，义无所用，操叹息而退。此又权之谋也。操之既还，自他人观之，大则追军逐北，小则自足称雄。今权不然，反请降于操，盖权料操之内忧尚多，北有未定之河北，西有未复之关中，操欲伐之而虑东南之变，非大定不往也，故称降以少厌其意而安之，使操不复虞东南而尽力西北。已得于其间，益缮战守之备以待其再来。此权之谋也。方曹丕之责任子不得而南征也，权见丕之用兵不如其父，而老臣宿将亦不尽力如操之时，始却之于濡须。而再来，权之意以谓丕不知兵，非使之深入，疲竭上下之力则不止，非使之临江而反则丕必不休，故开而致之，濒江而不与之战，挑之而又不应，使之力尽而自还，又小发以警之，魏自是不复敢南出。此又权之谋也。权又以为兵久不用则士气钝，疆埸久安则人心逸，且使敌人晏然，积以岁月，坐以成资，非计之得也。故两谲淮南之将，致而击之，所虏获足以自资而敌人之资又为之破坏。此亦权之谋也。权又以谓所用多南兵，便于舟楫，短于陆战，故用兵未尝一日舍舟楫，而乘胜逐北，亦不肯远水以逐利。虽有大举长驱之计，亦不敢行以侥一时之幸。故曹休败而不敢追，殷札献言而不敢用。此亦权之谋也。权之受封吴王也，尽恭以受其爵命，使其国中知己为百姓屈也，与邢真为盟，阴以怒其群下，方且为进取之计而自卑屈如此。此亦权之谋也。故权之为国，自奋亦用谋，自屈亦用谋，胜亦用谋，危亦用谋，动无非谋也，故能以一江为阻而与曹、刘为敌。然权起非仗义，徒知以割据为雄，不能兴汉室以倾天下之心。使当汉末大乱，权能招徕中原之士，广募西北之兵，缉马步之锐，挟舟楫而用之，鼓行北出，水陆并进，孰能当之哉？当曹丕之立也，权又能求汉室子孙而辅之，出师问罪，刘备必亦连衡而掎角，中原之士挟思汉之民，必有起而应我者矣。权不知出此，徒自尊于崎岖蛮夷山海之间，故虽力为计谋诡诈，然基业仅足以终其身而无足以遗子孙，仅足以保其国而不足以争衡天下，惜哉！然使权不为计谋以自立，则虽其身不能终也，况子孙乎？其国不能保也，况天下乎？何以言之？权没未几，诸葛恪一用之而仅胜，再用之而大败，孙綝用之又败，江淮之间，惴惴而已。上流藉陆抗之贤，挟以重兵，仅能支襄阳一面，抗死则亦惴惴然矣。藉使孙皓不为暴虐，亦岂能久存也哉？后世不察权以计谋自立，而区区欲效权之画江为守，是不察夫形势、甲兵之最弱也。古人惟陆抗知此，抗言于孙皓曰：「长江峻川，限带封域，乃守国之常事，非智者之所先」。审抗此言，则当时之形势为不足言，而所谓智者所先则有道也，抗可谓善论孙氏形势者矣。

东晋之始，形势与吴相若，然吴北不能过淮，而东晋时得中原之地。吴旋为晋灭，而晋更石勒、苻坚之强终不能破。其君臣人材去吴远甚，而其固如此者，晋以中原正统所系，天下以为共主故也。以正统所系，天下共主，而百馀年不能平天下，雪雠耻，恢复旧物，晋之君臣斯可罪矣。《诗》美宣王曰：「内修政事，外攘夷狄」。齐桓公、晋文公、越王句践，皆国中已治，然后征伐。今夫晋室南迁，士大夫袭中朝之旧，贤者以游谈自逸，而下者以放诞为娱，庶政陵迟，风俗大坏。故威权兵柄，奸人得窃而取之，小则跋扈，大则篡夺。士大夫虽有以事业自任者，亦以政事不修，财匮力乏而不得尽其志，可胜惜哉！《易》曰：「君子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何不利之有」？夫政事已修，任属贤将而待可为之时，时而进焉，则无不成矣。晋既内无政事，外而任属又非其人，虽有中原可乘之时，而我无以赴之，虽赴之而败矣。故褚裒北伐，蔡谟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必非时贤所办」。殷浩之再举北伐，王羲之曰：「区区江左，固已寒心，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」。又曰：「虽有可喜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」。由是观之，晋之政事不修，任属非其人，虽有中原可乘之时，亦无能为也。然谟之言大抵谓任属非其人，故曰非上圣与英雄，自馀莫若度德量力；羲之之言大抵谓根本不固，故曰保淮非复所及，长江以外羁縻而已。二君虽相当时之失，然尽如二君所言，则东晋未有复中原、雪雠耻之期，端坐江左以待衰弱灭亡而已。此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夫东晋之初，其强弱何如三国之吴、蜀？当时有志之士，尚能欲自强而不肯休。诸葛亮、诸葛恪之语最著，然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。亮之言曰：「先帝知臣伐贼材弱敌强，然不伐贼，王业亦亡，惟坐而待亡，孰与伐之」？孔明之治蜀可谓有政，蜀之任孔明可谓得人，然未有可乘之时。恪之言曰：「今所以敌曹氏者，以操兵众于今适尽，司马懿已死，其子幼弱，未能用智计之士，今伐之是其厄会」。恪之言知可乘之时，而不知所修之政而自量其材与夫所用之人也。是故孔明无成而恪卒以败。观蔡谟、王羲之与诸葛亮、恪之论正相反，而各得一偏也。世之人好兴作者，必以孔明、元逊之言为先；而安偷惰者，必以蔡谟、王羲之之言为是。酌厥中而论之，藏器于身，待时而动，内修政而外攘夷狄，圣经之言不可易也。后世亦曰事贵乘衅，又曰上策莫如自治，盖急急自治，政事既修，恢复之备已具，事会之来，不患无也。一旦观衅而动，将无往而不利矣。若内虽有自治之名而无自治之寔，徒为空言，玩日引岁，端坐而守，而待贼虏之自灭，非愚之所敢知也。茍不相时，先事妄发，小者无功，大者覆败，一旦机会之来，事力已竭，不能复应。东晋之事，如此者盖多矣。

昔孟子曰：「入无法家拂士、出无敌国外患者，国常亡」。夫无敌国外患者，谓国安可也，乃曰常亡何哉？盖既无法家拂士，又敌患不至，则君骄臣纵，入于危亡而不自知。东晋之末是也。晋之始也，敌国云扰，强臣专制，上下惴恐，如处积薪之上而火将燃者，故君无骄泰之失，而臣下自以危亡为忧。是以内虽王敦、苏峻反叛相寻，桓温擅权废立，外则石氏之兵三至江上，苻坚淝水之役，江东几至不保，然当时人主恐惧于上，而王导、温峤、陶侃、谢安、谢玄之徒足以尽其力，故至危而复安，将亡而复存也。及桓温既死，苻坚复亡，上流诸镇皆受朝廷号令，非有间者跋扈之人也；姚氏自守于关西，慕容相残于河北，非有向日边境之忧也。君臣上下，自以江东之业为万世之安，心满意足，孝武渐生奢侈于上，道子之徒窃威柄于下。谢安、谢玄，至以功名自疑矣。安、玄既死，其政愈坏，甚于已危将亡之时，泯泯靡靡，不自知也。已而君臣兄弟之间，争权植党，上流之患复开，不待外敌之强而国遂亡矣。圣人于无事之时，而为持盈守成之戒，可不信夫？况东晋雠耻未复，遽以无事自处，不其愚哉？

杜牧谓宋武不得河北，故隋为王，宋为伯，愚谓不然。并吞海内之形势，关中为重，河北次之。关中者，周、秦、汉用之；河北者，光武用之。皆用之以取天下也。曹操、石勒以河北取关中，苻坚以关中取河北，三人者皆吞海内十有八九而不能并。东晋之后，元魏以河北取关中，后周以关中取河北，隋、唐以关中取天下。以此论之，用关中并天下者五而不得者二，用河北并天下者一而不能者三，则关中为重，河北次之，顾不信乎？宋武帝非独不得河北，暂有关中而已，何尝得之哉？宋武起于布衣，身经百战，战胜攻取，髣髴曹操，司马懿而下不可比也。举东南至弱之兵，练而用之，践西北至强之国，前无横阵，旁无坚敌，逆河而上，开关而入之，用之如建瓴破竹之易，可谓奇矣。然得关中而不守，翻然东归，失百二之地于反掌。暮年慷慨登寿阳城楼，北望流涕而已，可不悲哉！愚谓宋武之失关中，其罪有三：一则好杀伐而不得中原之心，二则急窥神器而不能快中原之愤，三则倚南兵而不能用中原之人。夫宋武下广固，欲尽坑其父老，韩范力谏，犹诛王公以下三千人，没入其孥。前贤论之，以谓举事曾苻、姚之不如，有智勇而无仁义，岂不当哉！其失一也。宋武帝之不为晋室藩辅，天下所知也，然辅晋而行，能仗大义，使中原知为晋雪百年之愤，天下其孰能议之？其子亦不失天下。今急为篡夺，大业不终。曹操犹能曰「天命有在，吾为周文王」，终身辅汉而不取。宋武识虑不及操远矣。其失二也。宋武之北伐，魏主以问崔浩，浩尝策之，以为必克而不能久。裕之取燕、取秦，西北之人未闻据连城举大众来附之者，裕独用南人转战山河之间，往返万里。使裕收燕之后，选用燕之豪杰，广募壮勇，以倾三秦。得秦之后，选用秦之贤杰，广募壮勇，以倾河北。分爵裂土，以功名与众共之，东伐元魏，非元嗣所能抗也。举元魏则中原尽得矣，东扫慕容之馀烬，西剪赫连之遗种，以裕之智勇，王镇恶、檀、傅、朱、沈之徒为爪牙，而谢晦之徒主谋议，何为而不成？裕之施为，既已不能选用燕、秦贤杰，广募壮勇，而区区用远客之南兵，纵无所练之士卒。南兵独用，已败不可支。其失三也。盖南北异宜，攻守异便，南兵不可专用有三：虽勇而轻，一也；利险不利易，易困难久，二也；易乱难整，三也。项羽之破赵，一以当百；高祖征黥布，张良戒毋与楚人争锋。然羽、布皆为高祖以持重困之，此虽勇而轻也。吴王濞之反，有田将军者请急据洛阳，曰汉车骑入梁、楚之郊，则事败，此利险而不利易也。吴、楚屯聚数月，无食而溃；裕军至长安，已讴歌思归，此易困而难久也。裕军至长安，日暴市肆，此易乱而难整也。裕既无中原之众，欲以南兵守关中，人无智愚，皆知不可也。裕之东归，世以谓刘穆之死，急于篡取，愚以谓正以南兵不能守关耳。裕见己所行事已失中原之情，欲全军共归，则惜关中不忍弃之；欲不归而守，则南人思归既甚，将溃而归矣，裕之首领未可保也，况关中乎？数十年之得，一朝失之，古今所惜，然则后之欲恢复者，得中原之郡县，可不以裕为深戒哉？

宋文帝以河南之地为宋武帝旧物，故竭国家之力、扫国中之兵而取之，卒无尺寸之功。史称文帝之败，坐以中旨指授方略，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。以愚言论之，文帝不用老将旧人，而多用少年新进，便专任属，犹恐不免于败，况从中以制之乎？锋镝交于原野，而决机于九重之中，机会乘于斯须，而定计于千里之外，使到彦之辈御精兵亦不能成功，况江南白丁乎？然江南之兵亦非弱也，武帝破燕、破秦、破魏，则皆南兵也，何武帝用之而强，文帝用之而弱也？南兵不可专用，岂无北方之人可号召而用之乎？盖武帝失之于前而文帝失之于后也。自古东南北伐者有二道，东则水路，由淮而泗，由泗而河；西则陆路，越汉而洛，由洛而秦。自晋氏南迁，褚裒、殷浩、桓温、谢玄，皆独由一道以进。至于武帝，则水陆齐举，故能成功。今文帝专独用南兵，而专恃水战舟楫之利，虽尝使薛安都等尽力于关陕，而孤军无援，形势不接，此三者文帝之所以败也。使文帝得贤将而任之，屯于淮外，委以经略，不独用南兵而号召中原之众，不独恃舟楫而修车马之利，则虽未能坚守河南，亦不至于一败而失千里之地，再败而胡马饮江也。文帝修政事，为六朝之贤主，而措置之谬如此，可不戒哉？

天下之情，艰难则勤，承平则惰。勤者虽弱小而奋，惰者虽盛大而衰。夫元魏以兵力之强，据中原之地，士马精健，上下习兵而喜战，道武以来，战胜攻取，未尝少挫，几并天下。然至孝文之时，议举兵伐齐而在廷之臣皆以为不可，虽驱之以威，莫肯行也，与间者习战之俗何其相反哉！盖自道武没，更以母后、幼主持政，群臣皆生长安佚，非复昔日马上之士也；稍备朝廷宫室之美，非复昔日穹庐迁徙之俗也；金钱玉帛，府库充满，非复昔日计牛马锥刀之利也；美衣甘食，冬温夏凉，非复昔日习饥馁之劳也；高谈徐步可以致大官，取卿相，非复昔日竞战国攻取之勋也。故虽夷狄，而流为承平无事矣。夫以中国礼义维持，而承平无事日久，犹且以骄淫致乱，况夷狄上下无礼义之维持，稍稍无事则志气满矣，制度侈矣，子女盛矣，土木兴矣。此盖以夷狄天资骄淫之性，而入中国纷华之域，必至于此。此慕容、苻、姚所以不能久也。元魏居于云中，未甚变其俗习，然犹上下厌兵畏战，国主亲在行间而不肯前。至于迁洛之后，其国衰矣。窃譬人之于鸷鸟也，去其利爪而傅以凤鸟之羽，则无德可昭，无威可畏，取死于虞罗必矣。然元魏既衰之后，宋氏多事，齐氏享国日浅，梁武谬于攻取。待元魏至于国分为二，然后自毙。若使南朝有英武之主，智谋之士，蓄开拓之备而伺其隙，则元魏岂能据有中原如是之久也哉？

齐氏享国日浅，虽无境外之功，而疆埸之间亦无失矣。太祖初立，魏以刘昶为主入寇，高宗之篡，魏又入寇，皆有以为辞矣。然是时魏之入寇，无他奇策，而齐禦之者，亦无高计，胜负相当。魏不能渡淮，南定汉沔，齐之大镇无伤焉；齐亦不能追击，魏全军而反，然魏得沔北数城，齐不能复取也。齐之君臣度未足以开拓，故亦不敢深为报复之计，待其通使于我，然后归其俘而纳之，亦计之是者也。然夷狄无常，和好不久，高祖与之讲和五年，而以明帝篡立为辞，分道入寇。夫魏孝文岂专为名义者哉？求土地之获而已。使齐氏自通好以来边备不修，一旦变起，国中未靖，外难又至，岂不殆哉？不知和好之不可恃，自两汉以来然矣。

陈庆之以东南之兵数千，入中原胡马强盛之地，大小数十战，未尝少挫，遂入洛阳，六朝征伐之功，未有若是之快者也。然卒以败归，理亦宜然。何以言之？夫孤军独进，不能成功，自古以然。当时梁武使诸道并进，乘魏人上下崩离之际，分收郡县，河南之地必可取也。庆之既至洛阳，纵士卒暴横市里，此岂吊伐之师乎？当时能整军阵，宣布梁德，取不乐尔朱氏之人而用之，改立魏主，则河南之地虽不版图，必当为附庸之国矣。南人善步战而少马，庆之能鏖北兵于平原旷野，使挟战而用，胡可敌哉？自入敌地，务广骑兵，使不乐南之人与南人善射参用之，纵不能守洛阳之地，多得骑军，犹足以归壮国势，且安得有嵩阳之败哉？然庆之与元颢更相猜忌，则广丘之计，颢必不行。以此观之，庆之进退专之可也，颢之成败不可任也。恤颢之成败而不恤军旅之众寡，非计之善者也。夫庆之固奇才，不易议也。著其所不及，以俟有庆之之才者观焉。

梁之亡也以侯景。武帝纳景，得祸也速，受祸也重。元帝仅能灭景，而卒不能振其国家，悲夫！昔冯亭以上党输赵，平原欲受之，赵豹曰：「圣人甚祸无故之利」。太史公曰「利令智昏」，武帝之纳侯景是也。夫景自以猜疑不容于高氏，反覆南来，既非吾兵威之所加，又非吾驰说之所下，忽以三十州数千里之地来归，斯可谓无故之利矣。武帝思虑朝臣谏说非不详矣，始疑而卒纳之，可谓利令智昏矣。赵之与梁，得地各异，而受祸相似。赵致长平之师，几至国亡；梁致台城之陷，亦至于亡国。是祸又甚于赵也。赵有强秦之敌摧之以致祸，梁氏既无强秦之敌而独一侯景已足以致乱，是又出于赵之下也。然则在武帝勿受可乎？曰方高氏、宇文制东、西魏，与鼎立三分，地广兵强者胜，如之何勿受？受之有道乎？曰景之初叛，先降西魏，二人已觉其诈，于谨则请加爵位而勿遣兵，王思政则请因而进取。乃使思政与李绰弼等赴之，故已制其肘腋矣。已而思政入颍川，逐景出之，则已倾其巢穴矣。而又召景入朝，则伐其奸谋矣。景既不入朝，思政遂据景七州十二镇之地。是魏因纳景，不血刃而取千馀里之地。武帝施设罗网，略无西魏之一二，何为而可纳？武帝既信其奸诈，而以羊鸦仁应接，鸦仁非景敌也，不足以制景。一失也。又信朱异，舍鄱阳王范而以渊明为帅，卒有寒山之败，致军折于外，景益无所惮。二失也。景之地不得尺寸，既失景地，何用于景，不杀则废之可也，反豢养于边陲。三失也。方景之未来而贰于宇文，说辞自辩，不能逆折其情，则曲意为诏以安之；既而奔亡入境，不能制畜，遂舍钤键而纵之；盗据边疆，则又从而与之；跋扈不逊，则又虚辞而说之；高氏以渊明为间，则又不能推大信于景而欺之；谋反已露，则又不能逆击而讨之。梁之失也如此。其所施之方略，所用之将帅，与西魏何相万万也！故非独不得景尺寸之地，而又不得景丝毫之力，而受丘山之祸，由梁武所用非其人而制置失其宜故也。夫无故之利，无时无之，方略制置，尚鉴兹哉！

陈之形势不足道也。视吴又无江陵，自峡口至海，尽江而已。使孙权复生，且不能守，况叔宝之淫昏乎？盖自晋以来，习于水战，以江自恃，初不知我能渡敌亦能渡，何足恃哉？以愚观之，江若夫北之河耳。大河犹有悍湍之虞，若江则顺风登舟，一瞬可济。虽有京口、采石、浔阳、武昌、巴陵，号为控扼，岂秦关、剑阁之比哉？守江之计，必得淮南以为战地，荆楚控扼上流，又有舟师战于江中，然后可以粗安。孙权之拒曹操，东晋之拒苻坚，宋之拒魏太武，齐之拒魏孝文是也。若曰亡淮南荆襄而独凭恃洪流以为大险，岂不可笑也！今陈既失淮南，又失江陵，吴阻长江，又有南郡，一旦王浑之师入自淮南，杜预之师入自襄阳，王浚之师从江而下，沿江镇戍不能禦也。陈阻长江，又失荆州，一旦贺若弼出淮南，秦王俊出荆襄，杨素之师泛江而下，沿江镇戍能禦而不能破也。盖无淮南襄阳，则自广陵至于峡口皆可渡也。吴、陈三世之后亡国，已幸矣。唐末杨行密据有江淮，既死而李昪取之，建都金陵，以孙权自处。迨其有淮南诸郡，则阔步高视，东攻二浙，西取湖南，南取闽越，南方莫强焉。及淮南为周世宗所取，则自窘以至于亡，亦失淮南则不能守江南之明验也。王羲之云保淮非所及，不如保江，盖见吴之能守，而未见若陈与南唐不可守者也。后之智计君子既有见焉，谨勿割弃荆淮而为守江之论也。

治道有大原，不本其原，徒欲以力救斯世，君子许其志不许其学。天下之事，要不可以力为也。忧世之士、喜功名之人，慷慨摩厉，将欲挽一世而回之，其意气岂不甚壮矣哉？激之欲其急而听者愈缓；邀之欲其坚，而守者终渝。未逢其原而倚办于区区之力，固不可耶。汉至文帝，县内昌阜，烟火万里，仰视成、康虽小歉，俯视春秋、战国以降，则既有馀矣。痛哭者一，流涕者二，长叹息者六，贾谊之论，何其不与事俪也？意者危言骇世，姑一快胸中之愤耶？长沙之归，历变履险，动心忍性，少年之气，剥落向尽，固未易以故意待谊，是殆必有所以，而论者或未之竟也。谊诚见文帝，以如此之质，得如此之时，顾乃湛于庳陋，安于小成，爱之深，望之切，大声疾呼，几其一悟耳。虽然，谊诚爱君也，诚望治也。开道扶掖，岂其无术，何至遂攘臂以仍之耶？文帝之齿长矣，阅天下之事众矣，四体伸缩，宁不自谙？谊乃激其言，张旦夕之忧以迫之，宜其付之嘻笑，待以书生之论也。若昔圣贤急天下之病，岂后于谊，稽其猷告，自源徂流，具有条理，未尝置本而言末也。伯益论来四夷，儆以怠荒；召公论格远人，首以谨德；而仲尼为鲁虑，亦缓颛臾而急萧墙。圣贤之言，自有次第如此。谊序天下之事，所先者外忧，所后者内治，于为治之大原似未深讲也。当是时，近有专土桀骜之诸侯，远有乘边侵侮之匈奴，汉庭公卿玩细娱而忘远虑，谊之忧亦岂可厚非哉？至于不寻其原，遽欲斧其髀而系其颈，则疏矣。天下之患，懦者常欲一切不为，锐者常欲一切亟为。甲兵朽，鈇钺钝，养痈护疽，媮取爵秩，各饱其欲，而日朘月削之患，独归国家，是滔滔者既不可胜诛，号为有意斯世者，又复不审前后，不量彼己而轻发之，终无于是。两者之间，参订审裁，立其本，循其序，摹之于前而收之于后者，此谊与汉庭公卿俱堕一偏，文帝卒罔知所倚，虽略行其策，迄不能并三五之隆也。谊而概尝有闻，肯堕其说于一偏，而挈诸侯、匈奴为发语之端哉？必将首明帝学，大定其本，而嗜卑惮高，令今可行之言不肯出也；必将继论储贰，趣择师傅，而刑名惨刻、术数临制之习不能入也；必将深绝私昵，防微杜渐，而近戚幸臣、干法嫚朝之恶不敢肆也。今揽其疏，或汎数而置四五之间，或遗落而无一言之及，谊尚得为知大原乎？大原既失，无惑乎用力虽劳，言者急而听者缓也。若夫姚崇在唐，埒之于谊，则非匹矣。自下求上，贾谊之于文帝也；自上求下，玄宗之于姚崇也。一则蹻足而觊其听，一则虚心而俟其言，孰可同日而道哉？玄宗始初，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，钦迟崇之旧德夙望，起于藩维而相之，徯于崇者何如也？崇苟学知大原，则一举其纲而天下定矣。方且逡巡不拜，历述十事，邀其诺而后就位。仇敌相交则有盟，市道相质则有券，君相聚精会神之际，而用要约焉，吁，何薄也！将闿端垂统，基一代之治，而君相畀付之初，已恃要约以为固，则为治之大原已隳矣。虽力邀强制，仅致小康，时改意衰，必溃决而不可遏。纽解丝棼，不待观天宝之季，固已兆于开元之元也。傅说旦胥靡而暮辅相，以匹夫而躐处父兄百官之上。《说命》三篇，其对扬何其甚暇而有馀耶？始之曰「后从谏则圣」，盖溯大原之舟楫也；申之曰「惟厥攸居，政事惟醇」，盖指大原而示之也；终之曰「念终始，典于学」，盖造大原而使勿失之也。合堂同席而议，如甲胄，如衣裳，如官爵，如祭祀，棋布绳联，源流会通，亦非缕数条陈而力邀之也。然则相天下之道可知已。崇肩随管、晏，固不敢以傅说自命，然资权谲，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锐始怠终也。故及其眷之方新，画是十条，以坚其君之心虑，以终吾世而已，何暇恤其后哉？考之于史，玄宗渝其约，不待他日，方崇持国秉之时，既班班见矣。问以峻法绳下之约，曷为而按钟绍京之狱，犹有待于崇之救也？问以法行自近之约，曷为而疑王仙童之劾，犹有待于崇之奏也？问以班序荒杂之约，曷为而许阎楚圭之官，犹有待于崇之却也？此犹力争而幸胜者耳。高力士、杨思勖名出宫壸，骎骎乎宦者预政之渐。薛讷、契丹之师，不惟骤弃崇谏，又增重其事权而遣之。至郭虔瓘募兵击安西，崇虽以为不然，已喑默而不敢争矣。是不倖边功之约，玄宗视之亡如也。身未去位而约已寒，况上印绶之后乎？不务格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，此已事之明效大验也。盖尝读贾谊之书，而得文帝之所以克终。次姚崇之本末，然后知蛊玄宗之心者，有自来矣，岂独一李林甫之罪哉？谊之一书，肆言不忌，前此数十年，必抵诽谤之辟，后此数十年，亦伏非所宜言、大不敬之诛矣。文帝虽未尽用，不斥不愠，待之有加。帝非徒谓容纳为帝王之盛德，实以言路通塞，乃人主切身之利害也。侈心邪念，阙政舛令，出于我而恬不自觉者，夫岂一端？而乱萌祸机，群情众论，隐匿壅阏而不得上闻者，亦何可胜数哉？待言者之饬正宣达，不啻疹之待砭、躄之待杖也。容养奖纳，此自吾切身利害，其逊其悖，彼盖言者事，吾何为预之哉？谊虽气激辞愤，阔于事情，姑善之以劝来者。自时厥后，冯唐、申屠嘉之属，规儆辅拂，不绝于朝，终置文帝于寡过之地，是固有以召之也。人主进德之验，他未即见，惟于谏者之言先见之。言之委曲迁就，是君德未信于人，而犹有所畏也；言之剀切侵讦，是君德已信于人，而既无所畏也。委曲迁就，剀切侵讦，在言者之得失则二，在人主为进德之验则一。谊之论虽未协于中，文帝独不可自贺而为进德之验乎？一时风俗，犹皆醇厚，虽前日害谊之宠者，不过尤其纷乱诸事，所谓求名归过之论，当时之人盖未解作此等语也。至隋炀帝而始有谏以求名之忿，至唐德宗而始有矜衒归过之疑，其所见亦既狭矣。风雨霜露，无一气而非天；芽甲根荄，无一物而非地。天下之善，谁非人主之善乎？小夫窭人，借隙光以自饰，窃勺水以自多，要不出范围之内。天覆地载，岂与是琐琐者争衡哉？炀帝、德宗，忘其君道之大，下与一士较短论长，若闾巷侪辈互相夺攘者，何其小也！茍文帝之世此论已立，谊之所遭，岂直吊湘赋鵩而已哉？史称姚崇善应变，以成天下之务。然变或非正，失亦随之，其尤大章明者两端焉。玄宗在藩，侠气已盖诸王，手锄逆韦太平之难，肇履大位，隽逸英毅，若太阿出柙，莫之敢干，所虑者轻视天下而不自抑畏也。厖臣硕辅，政当厉之以畏天之诚，启之以尊儒重道之实。左右规矩，犹惧或肆，崇复以水济水，投弃准绳，略无龃龉于其间。日食历差，而以不亏班贺；太室自坏，而以材朽献谀。畏天之说，典谟训诰，誓命之书，异篇而同指者也。崇矫诬上天，一旦破其扃鐍而芟夷之，使其君荡然无所顾忌，驯致渔阳之变，撤其防而导其侈者，实崇也。度崇始意不过容悦迎逢耳，亦不自知其祸之至此。末流泛滥，虽崇尚存，亦非捧土所能塞矣。莫大于天而犹不畏焉，于一崇乎何有？自有书契，严畏天之说以相付者，岂以人君尊无与敌，复借天以压之哉？兢业祗惧，是乃天心之所存，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所传之大原也。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，贰之以适莫偏诐之私，则作于心、害于事，凶于而家而国矣。崇学不足此而遽敢慢之，此崇之大失一也。崇之捕蝗也，议者方哗，玄宗问焉，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变对。除蝗之法，列于古训，杂然而议者，信庸儒也。然玄宗尊儒重道之意，本不自笃，崇又以泥文不知变之语入其心，使益加姗侮。继自今以往，虽先王之典训不便于己者，亦可以是语断之矣。自张九龄、韩休之去，儒者尽绌，坐于朝、议于堂、捍于边，皆便捷轻锐、知变而不泥文者也，其效今可睹矣。崇徒见所谓庸儒者拘挛固滞，遂概厌薄之，亦尝循其本而思之乎？以一人而制六合，下至众而上至寡也。群天下之所乐、萃天下之所贵而集有之，虽悍彊很暴，屈首尊戴，无敢不驯者，以君臣之典叙于天，而儒者实品节扶持之也。今恶庸儒而并废其品节扶持者，是理既泯，万目睽睽，见利则逝，见便则夺，上之人其危哉！儒者舌敝唇腐，本为谁计，而轻欲销废之乎？此崇之大失二也。并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，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轻重矣。参谊、崇而论之，所到固有浅深，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则一也。明天子方屈群策以图大业，尚论前世，谊与崇之所条，固已久经乙夜之览，亦既采取而时措之事业矣。愚不敢复踵其论，顾私窃有所疑焉，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见其说。古之兴王，所以震服天下者，不过一二大政，而薄物细故，则初未尝躬其劳也。汉高帝之约法三章，齐威王之诛赏阿、即墨大夫，终身尤可称者财此事，皆足以随世而就功名。明天子嗣服以来，天造神断，自古庸主依违牵制数十年而不能改者，决之于一日；自古谏臣恳切覼缕千百疏而不能回者，从之于一言。大经画、大黜陟、大因革，历数其目，既已兼前代之长，徐计其成，尚未能半。前代之效，雠耻未复，版图未归，风俗未正，国用未充，民力未厚，军政未核，覆按谊、崇为汉、唐忧者，亦十居其五六焉。是独何说也？意者统宗会元，尚有可思者耶？汉高、齐威之事浅矣，然就其规摹论之，亦粗能持其初说者也。如使约三章之明岁，而苛法复生，诛赏阿、即墨之后日，而嬖倖复听，则首尾衡决，人谁信之哉？今日大政数十，皆绝出汉、唐之表，惟其统宗会元者，尚有可思。故除一弊事，是一事而已也；去一小人，是一人而已也。四海九州之广，万官亿丑之众，博揽远驭，焉能无毫发之遗哉？德意志虑，所示者未及遍孚，所遗者已或先见。命令之布，黎献稚耋，䜣怿未已而惶惑继之，激昂未已而解弛继之，惕息未已而侥觊继之。向若淳固专壹，无间杂之病，则所谓大政数十者，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群动而立丕丕之基，宁至宵旰十年，尚勤愿治之叹乎？此愚所以冒昧而献统宗会元之说也。诚储神为治之大原，提其统，据其会，则出治者无一出一入之累，而观治者亦无一喜一惧之移矣。讲大原之所在，閒燕咨访，将有人焉，愚不敢躐等而议。

问：宪虞、夏、商、周之典而建学，合朔、越、楚、蜀之士而群居，上非特为饰治之具，下非借为干泽之地也。所以讲实理、育实材而求实用也。盖尝论立心不实，为学者百病之源，操管而试，负墙而问，布席而议，学则宗孔、孟，治则主尧、舜，论入德则曰致知格物，论保民则曰发政施仁，论律身则曰孝弟忠信，论范防则曰礼义廉耻。笔于纸、发于口，非不郁郁乎可观矣。迫而索之，则或冥然而昧也，叩而穷之，则或枵然而虚也。意者骛于言而未尝从事所以言者耶？洙泗诸子，亲见圣人，出语岂不知所择，然问答之间，受责受哂者相望，反自不若后世学者之无疵。古之人其为己不为人如此。今日所与诸君共订者，将各发身之所实然者，以求实理之所在，夫岂角词章、博诵说、事无用之文哉？孰不言圣学之当明也？其各指实见，志何所期，力何所用，毋徒袭先儒之遗言。孰不言王道之当修也？其各条实事，何者为纲，何者为目，毋徒作书生之陈语。佛老乱真者也，勿徒曰清虚寂灭，盍的言其乱真者，畴深畴浅。申、韩害正者也，勿徒曰刑名术数，盍确论其害正者，畴亡畴存。辟谚愚鲁，人人异质，不可胜举；刚柔缓急，色色异宜，不可胜陈。至于为学者之通病，论治者之通弊，安得不同去而共察之耶？孟子、告子之不动心，自今观之固异也，使未闻所以异之答，能辨其异乎？禹、稷、颜子之事业，自今观之固同也，使未闻易地皆然之语，能识其同乎？荀况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，皆尝言学矣，试实剖其是非。贾谊、董仲舒、崔寔、仲长统，皆尝言治矣，试实评其中否。凡此数端，具以质言，实相讲磨，以仰称明天子教养之实德。乃若意尚奇而不求其安，辩尚胜而不求其是，论尚新而不求其常，辞尚异而不求其达，则非有司之所敢闻。

问：名正言顺，大义之所以立也；内修外攘，大业之所以成也。表大义于天下，一日而白。至于经纶大业，则内外先后，未尝无其序焉。五胡俶扰，神州陆沈，繇晋氏以来，明君哲辅，慨然有志于中原者，史不绝纪。庾亮之将镇石城也，郗鉴以为资用未备，不可大举；褚裒之径赴彭城也，蔡谟忧其经营，分表疲民以逞；殷浩之复谋再举也，王羲之谓虽有可喜之会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。是三者迄无成绩，终不能出旁观者之所料，意者名不正耶，言不顺耶，抑亦先后陵节而戾经纶之序耶？温之枋头，安之步丘，裕之长安，几成而败，既济而覆，追数其过，盖必有所在。下至到彦之、檀道济、王元谟、沈庆之之流，虽长短多寡之算，不足烦前筹之箸，然尚论古昔者，亦不得而废也。孱儒腐生，玩岁愒日者，固不可与论恢复之略，鸣剑抵掌，志吞狼居之北，莫不壮其快。然横挑强敌，败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。居两者之间而咨至当之论，将何施而可？

问：方镇在唐，与国迭为升降，盖其始列镇于边，置将以统之，至永徽而始有节度之名，至景云而始有节度之职。始于开元，文武迭用，不久任，不兼领，不遥授，尾大不掉之患，尚未见于天下。自天宝分置十道节度，驯致渔阳之变，议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将。然武德以来，边陲戍守，城镇守捉，小大相维，馀百年而无变者，其制要当深考。而十道之分镇舆地封略，要必有失形格势禁之宜者，无徒曰禄山非池中物而已也。安史既平，而藩镇之祸方始，虽仆固怀恩养寇以自封，然此大事也，子仪、光弼辈，曾无一言乎？建中之元，威令几振，其所以失田悦于孤穷之中者，衅端果安在？而群叛相仍，同时有四王一帝之僭，又谁致之也？奉天息兵之诏，始返都邑，遽欲食言，陆敬舆盖恳恳言之。汴水之变，岁月未几耳，乃选懦姑息，而又烦敬舆之谏。人心勇怯，何其不同也！宪宗以英武起衰弊，元年平夏，末年平山东，谋画功战之详，皆当条举。其间如淮蔡一役，宿兵数年，剑门之险则不如辟，长江之阻则不如锜，彼易而此难，其故何也？河朔再失，识者每恨萧俛辈不用刘总之策。藉令尽如其策，所制者卢龙一道而已。王庭凑、史宪诚相挻而起，又将何以禦之邪？督师于外者，亦前日平淮蔡之裴度也。师老财弊，终于讲解，何前智而今愚邪？泽潞之役，李德裕许河朔世袭以安其心，此权一时之宜可也。使德裕而久得政，长守此言，根盘络连，何以为国？若异时有所更置，彼将执右券以责我矣。德裕之智岂不虑此？盖必有说存焉。自大中以下，则既无讥矣。我艺祖之兴，天造神断，丕变区夏，一时藩臣如符彦卿、向拱、王景十数辈，皆前代屈强难制者，奔走听命，无敢后先。至于太平兴国之初，支郡遂罢，而诸镇皆归于环卫矣。两朝开辟之大略，图同之密机，经画错综之本末先后，愿因论唐，深究其所以然。

问：晋氏之东，衣冠人物蔚然萃于一时，清标胜致，觞咏谈赏，无益于治乱之数者，皆置不论，独取其关盛衰者与诸君论之。王茂洪芟草莱，立社稷，号为江左夷吾，而坐视处仲之骜悖，弗虑弗图，及再经苏峻之衅，可以惩矣，乃尚持遵养时晦之论，何耶？庾元规以元舅同国休戚，顾专方面之威，自外制内，使居中者不忍，则将何以继之？温太真再造王室，焯乎不可掩，然辞京尹，诋钱凤，正欤谲欤？陶士衡屏翰武昌，议者方之孔明、孟德，彼折翼刺指之传，信乎否也？戴若思号名士，河南之行，量己推贤之义安在？商深源系苍生望，至为元子所发，咄咄书空，迄不能有所为，何其衰耶？刘真长一时名流，皆推下之，试迹其实裨国益民者有几？何志正甘受瓦石之讥，当其岁寒，视诸公何如也，且车骑避权徇国，其与谢安石未知其孰先孰后，曾谓料将揣敌，反出郗嘉宾下耶？兴公、羲之，自放丘壑，若不预世故者，迁都之谏、道胜之论，何其切于事情也？观其所由，视其所以，盖必有定论，盍枚数而著于篇。

问：天子六卿，诸侯三卿，体统相承，所以纲维天下之治也。自伯禹作司空，一见于虞之书；而六事之咨，再见于甘之誓。盟津牧野，周之正朔将班矣，犹曰司徒、司马、司空，不敢有加焉。是制也，盖虞夏以来共之，约之为百，丰之为二百，张之为三百六十，是特缉其日，疏其流，而于大节则未之或改也。四代官制，至《周官》而备。《立政》之作，反复致意，于常伯常任准人，求于天地四时之官，谩不知其何职，琐琐如携仆缀衣，阪尹之属则亦缺焉。《周官》成于周公之手，而《立政》亦公亲笔也。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，何耶？三公下兼六卿，诸侯亦或入为之。在宣王，《诗》「王命卿士，太师皇父」，是皇父与太师兼卿士矣，则未知于六卿果何居也。东迁之后，虢、郑皆尝为之。若以郑武父子并为周司徒，遂指卿士为司徒也邪？《十月之交》既举卿士矣，继之曰「番维司徒」，是两官也。六卿倡九牧，清其原于上，列国之三卿，受其委于下。教化、政事之倡，固有和之者矣，馀三职其谁受之？先儒论傅，其伍以三卿之属，大夫兼大宰、司寇之事。就如其说，曾谓为国以礼，常伯之职，乃不能辍一大夫兼之耶？夏父弗忌，为鲁宗伯，见于《左氏》，则先儒之说又未可信矣。羽父求太宰，臧氏为司寇，使六官果卿之属大夫，则翚也必不降心求之。而臧孙之聘会，《春秋》所书，曷为例于三家无所轻重邪？借曰东迁之后，诸侯废置，自如传载，孔子以司寇相鲁，名不正则言不顺，命官非先王之故，孔子肯安之邪？宋襄公泓之战，大司马谏，司马子鱼复谏，同时而二司马何也？晋士蔿为大司空，则既与闻国政矣，文、襄之后，司空、司马不得列于卿，而参于舆帅、候正之间，其轩轾何意也？太师、太傅，天子三公，晋既僭有之，而赵宣子成晋国之政，乃授太傅阳子、太师贾佗行焉，其班爵亦少卑矣，汉氏中叶，取诸侯三卿之名而位之三公，抑又何所祖述也？至诸侯王国则置傅、相、中尉，皆二千石，而命于天朝，岂三卿之苗裔邪？官师之升降，治道之开塞系焉，盍相与求其说。

问：至治无象，至乱亦无象。治与未治，实相远而形相近者也。盖文景无可书之事，而中世之君亦无可书之恶；房、杜无可载之功，而具员之相亦无可载之过。果何道而辨之耶？宽大似疏阔，简易似纵弛，安静似缄默，函覆似冗滥，优游似怠荒，精审似犹豫。见其似而不得其真，则其害有不胜言者矣；畏其似而并弃其真，则其害亦有不胜言者。此论治体者所当辨之于早者也。差之毫釐，固将以可忧为可喜，以可戒为可师，非是错处而美恶易位矣，故愿与诸君论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