宜春太守广汉张侯既新其郡之学，因立濂溪、河南三先生之祠于讲堂之东序，而以书来，属熹记之。盖自邹孟氏没而圣人之道不传，世俗所谓儒者之学，内则局于章句文词之习，外则杂于老子释氏之言，而其所以修己治人者，遂一出于私智人为之凿，浅陋乖离，莫适主统，使其君之德不得比于三代之隆，民之俗不得跻于三代之盛。若是者，盖已千有馀年于今矣。濂溪周公先生奋乎百世之下，乃始深探圣贤之奥，疏观造化之原而独心得之，立象著书，阐发幽秘，词义虽约，而天人性命之微、修己治人之要莫不毕举。河南两程先生既亲见之而得其传，于是其学遂行于世。士之讲于其说者，始得以脱于俗学之陋、异端之惑，而其所以修己治人之意，亦往往有能卓然不惑于世俗利害之私，而慨然有志于尧舜其君民者。盖三先生者，其有功于当世于是为不小矣。然论者既未尝考于其学，又拘于今昔显晦之不同，是以莫知其本末源流之若此而或轻议之。其有略闻之者，则又舍近求远，处下窥高，而不知即事穷理，以求其切于修己治人之实也。呜呼！张侯所以作为此祠而属其笔于熹者，其意岂不有在于斯与？抑尝闻之，绍兴之初，故侍读南阳胡文定公尝欲有请于朝，加程氏以爵列，使得从食于先圣先师之庙。其后熹之亡友建安魏君掞之为太学官，又以其事白宰相，且请废王荆公安石父子勿祠。当时皆不果行，识者恨之。至于近岁，天子乃特下诏，罢临川伯雱者，略如掞之之言。然则公卿议臣有能条奏前二议者，悉施行之。且复推而上之，以及于濂溪，其亦无患于不从矣。张侯名枃，丞相魏忠献公之子，文学吏治皆有家法。观于此祠，又可见其志之所存者。异时从容献纳，白发其端，使三先生之祠遍天下而圣朝尊儒重道之意垂于无穷，则其美绩之可书，又不止于此祠而已也。故熹既为之论著其事，而又附此说焉以俟。淳熙五年冬十月辛卯记^⑴。

三先生祠：淳熙本作「三贤堂」。

古之圣人作为六经，以教后世，《易》以通幽明之故，《书》以纪政事之实，《诗》以导情性之正，《春秋》以示法戒之严，《礼》以正行，《乐》以和心。其于义理之精微，古今之得失，所以该贯发挥、究竟穷极，可谓盛矣。而总其书不过数十卷，盖其简易精约又如此。自汉以来，儒者相与尊守而诵习之，传相受授，各有家法，然后训传之书始出。至于有国家者历年行事之迹，又皆各有史官之记，于是文字之传益广。若乃世之贤人君子学经以探圣人之心，考史以验时事之变，以至见闻感触，有接于外而动乎中，则又或颇论著其说，以成一家之言。而简册所载，箧椟所藏，始不胜其多矣。然学者不欲求道则已，诚欲求之，是岂可以舍此而不观也哉？而近世以来，乃有所谓科举之业者以夺其志。士子相从于学校庠塾之间，无一日不读书，然问其所读，则举非向之所谓者。呜呼！读圣贤之言而不通于心，不有于身，犹不免为书肆，况其所读又非圣贤之书哉！以此道人，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风俗美，其亦难矣。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，而学于县之学者，乃以无书可读为恨。今知县事会稽姚侯耆寅始斥掌事者之馀金鬻书于市，上自六经，下及训传、史记、子集，凡若干卷，以充入之。而世儒所诵科举之业者，一无得与于其间。诸生既得圣贤之书而读之，又相与讲于侯之意而知所兴起也，来谒予文以记之。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书矣，而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者，亦当得书也。抑予犹愿有告焉，诸君读侯之书，其必有以通诸心、有诸身而无徒为是书肆者，则庶几无负于侯之教。而是邦风俗之美，亦将有以异于往时矣。于是敬书其说，使刻石而立诸其庑以俟。淳熙己亥二月己酉，新安朱熹记^⑴。

颇：淳熙本作「自」。

故国子祭酒九江萧公之敏，字敏中，隆兴间以选来知建阳县事，廉静易直，不务为赫赫名，人便安之。尝问邑之先贤，而得三御史焉，曰陈公洙师道，曰陈公师锡伯修，曰游公酢定夫，皆以学行风节有闻于时。心独慨然慕之，乃为之肖象立祠于学，榜曰「三贤」，而率邑之学士大夫以及诸生子弟相与拜而奉奠焉。邑人熊君克实记其事，今刻在石可考也。既公去而仕于朝，不数年，亦为御史，实践三君子之迹。而其忠言至计，所以开上心、救时弊、别白是非邪正，使为善者有所怙，为恶者有所惧，其功又不在三君子之下也。出使江东，未几，上思其言，复召以为国子祭酒。因事献言，鲠切不少变。又使湖南以卒。卒时贫甚，乃至无以为家。于是士大夫相与益高其节，而建阳之人亦皆咨嗟恻怆，以为吾萧令尹之贤，真可以追配三君子者无惭也。今知县事会稽姚侯闻之，叹曰：「吾于萧公虽不及识其面，然闻其名而乡往之久矣。今辱为邑长于斯而继其躅，又闻邑人之所以称诵之者如此，其何以致吾之意而慰邑人之思哉」？于是复肖公象，以合食于三君子，而更其榜曰「四贤」。既成，奠之如公祠三贤故事。诸生与执事者退，皆喟然太息，相勉以节义曰：「异时出身事主，无或为媕阿容悦以愧乎四贤者，而负今侯之教也」。谓予于萧公有一日之故，来请文记之。予不得辞，乃具书其本末如此，因以警诸君，使毋忘今日之志。又以告来者，使相与叹慕兴起于无穷也。姚侯名耆寅，其兴学聚书以教学者之意，已见于予文矣。今为此祠，其意尤非苟然者。后之君子亦可以观政于斯焉。淳熙己亥二月己酉，新安朱熹记。

隆兴府学教授南康黄君灏既立濂溪先生之祠于其学，而书来语熹曰：「先生之学自程氏得其传以行于世，至于今而学者益尊信之。以故自其乡国及其平生游宦之所历，皆有祠于学，以致其瞻仰之意。若此邦者，盖亦先生之仕国也，而视于其学独未有所祠奉。灏也既言于府而敬立之，且奉程氏二先生以配焉，又将窃取其书，日与学者诵习之，而患未知其所以说也。吾子盖尝为是，以幸教吾邦之人，是殆有以识其意者。愿得一言以记兹事，庶乎其有以发也」。熹谢不敏，而黄君要之不置。熹惟先生之学之奥固非末学所敢知，抑不敢谓无其志者，矧黄君之请之勤若是，亦安得而不为之言乎？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极之妙，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；其幽探乎阴阳五行造化之赜，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、刚柔善恶之际；其体用之一源，显微之无间，秦汉以下，诚未有臻斯理者，而其实则不外乎六经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、七篇之所传也。盖其所谓太极云者，合天地万物之理而一名之耳。以其无器与形，而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在是，故曰无极而太极。以其具天地万物之理而无器与形，故曰太极本无极也。是岂离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为一物哉？其为阴阳五行造化之赜者，固此理也。其为仁义礼智、刚柔善恶者，亦此理也。性此理而安焉者，圣也。复此理而执焉者，贤也。自尧舜以来至于孔孟，其所以相传之说，岂有一言以易此哉？顾孟氏既没，而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，是以世之学者茫然莫知所适，高则放于虚无寂灭之外，卑则溺于杂博华靡之中，自以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。及先生出，始发明之，以传于程氏，而其流遂及于天下。天下之学者，于是始知圣贤之所以相传之实乃出于此而有以用其力焉，此先生之教所以继往圣、开来学而大有功于斯世也。今黄君既立其祠以及于程氏，而又欲推其说以传学者，是必有以默契于心而亡疑矣。而犹若有待乎熹之言者，岂将以是辅其说而久其传邪？既不得辞，乃叙其事而并书是语以复焉。黄君幸以为不悖于先生之言，则愿刻之石，厝之祠门，以告来者，庶几其或小补云尔。淳熙六年冬十月辛亥，新安朱熹记^⑴。

益：淳熙本作「始」。

广汉张侯敬夫守荆州之明年，岁丰人和，幕府无事。顾常病其学门之外即阻高墉，无以宣畅郁湮，导迎清旷，乃直其南凿门通道，以临白河，而取旁近废门旧额以榜之，且为楼观以表其上。敬夫一日与客往而登焉，则大江重湖萦纡渺瀰，一日千里，而西陵诸山空濛晻霭，又皆隐见出没于云空烟水之外。敬夫于是顾而叹曰：「此亦曲江公所谓江陵郡城南楼者邪。昔公去相而守于此，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，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。至其伤时感事，寤叹隐忧，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，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。于戏悲夫」！乃书其扁曰「曲江之楼」，而以书来属予记之。时予方守南康，疾病侵陵，求去不获。读敬夫之书，而知兹楼之胜，思得一与敬夫相从游于其上，瞻眺江山，览观形制，按楚汉以来成败兴亡之效，而考其所以然者，然后举酒相属，以咏张公之诗而想见其人于千载之上，庶有以慰夙心者。顾乃千里相望，邈不可得，则又未尝不矫首西悲而喟然发叹也。抑尝思之，张公远矣，其一时之事虽唐之治乱所以分者，顾亦何预于后之人？而读其书者未尝不为之掩卷太息也，是则是非邪正之实，乃天理之固然而人心之不可已者，是以虽旷百世而相感，使人忧悲愉怢勃然于胸中，恍若亲见其人而真闻其语者。是岂有古今彼此之间，而亦孰使之然哉！《诗》曰：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」。登此楼者，于此亦可以反诸身而自得之矣。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，无以写其山川风景、朝暮四时之变，如范公之书岳阳也，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。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。淳熙己亥十有一月己巳日南至。

南康军故无风师坛，而寓其祠于社。淳熙六年，岁在著维大渊献，权发遣军事朱熹始按唐《开元礼》，求其地于城之东北，得郡人盛宗废圃，广（若干，）袤（若干，）蠲其租（若干，）檄司户参军（姓名、）星子县尉（姓名）奉《政和新书》，筑坛三成，陛四出，东为燎坛，南为大门而周垣之。书祀仪于门之东壁，而图其陈列登降之位于西壁。经始十一月某日，而成于某日云。

铅山学故在县东南百许步，因地形为屋，东乡。既诸生以夫子不南面于礼为不称，乃徙寘县东山下。然其费皆出民间，有司者无所与，以故度地褊狭，不能具庙学制度。至若师生具员而弦诵辍响，则亦既二十有馀年矣。淳熙己亥之春，义兴蒋侯来领县事。始至，进谒堂下，俯仰太息而有志焉。后数月，政成事简，民裕而财足，乃买地凿山，度材致用而属役于其属雷君霆，以岁十有二月丙申始事，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菜焉。门观显严，宫庐宏敞，神位清密，祭用毕修。图史之藏，几席之设，与凡所以栖宿炊鬻拚除之须，无一不备。既又为之名垦田、立僦舍，日给弟子员二十馀人，而官无乏用，民不病役。邑之父兄相与聚观顾叹，言曰：「令之所以幸教吾子弟者，其厚如此，是岂可使后之人无传焉」？于是雷君闻之，则以其意来请，且曰：「学虽具而诸生未知所志，愿吾子之因是而有以发之也」。予尝谓道无古今之殊而学有今古之异，盖周人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。其德六，曰智、仁、圣、义、中、和。其行六，曰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。其艺六，曰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。是于学者日用起居食饮之间，既无事而非学；于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，亦无学而非事。至于所以开发其聪明，成就其德业者，又皆交相为用而无所偏废。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众多、风俗美盛而非后世之所能及也。国家建立学官，周遍海内，其所以望于天下之士者，岂不亦若先王之志？而学者无以识其指意之所在，于其日用之间，既诞谩恣睢而不知所以学；其群居讲习之际，又不过于割裂装缀以为能，而莫或知其终之无所用也。是以其趋日以卑陋而惟利禄之知。幸而一二杰然有意于自立者，则又或穷高极远而不务力行之实，或循常守旧而不知其义理之所以然也。是以其说常倚于一偏，而不得以入于圣贤之域。于是时也，异端杂学之士，阿世徇俗之流，又或鼓其乖妄之说而乘之。呜呼！吾道之不亡，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绝灭者耳。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，而窃有忧焉。是以既书蒋侯之事，又因雷君之请而附见其说以告夫学于此者，以为有能因是而反求之，则庶乎其知所志矣。蒋侯名亿，字仲永，材高志远，平居抵掌论当世事，滚滚不穷，盖尝有意笞兵万里，为国家立非常之功者。其办一邑，固当有馀力。惟其不以壹切治理为功，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务如此，是则后之君子亦将有考于斯焉。秋九月丙寅，具位朱熹记。

卧龙庵在庐山之阳五乳峰下，予自少读龟山先生杨公诗，见其记卧龙刘君隐居辟谷，木食涧饮，盖已度百岁而神清眼碧，客至辄先知之，则固已知有是庵矣。去岁蒙恩来此，又得陈舜俞令举《庐山记》者读之，其言曰：「凡庐山之所以著于天下，盖有开先之瀑布见于徐凝、李白之诗，康王之水帘见于陆羽之《茶经》。至于幽深险绝，皆有水石之美也。此庵之西，苍崖四立，怒瀑中泻，大壑渊深，凛然可畏。有黄石数丈，隐映连属，在激浪中，视者眩转，若欲蜿蜒飞舞，故名卧龙。此山水之特胜处也」。于是又知其泉石之胜乃如此。间以行田，始得至焉，则庵既无有，而刘君亦不可复见。独其泉石之胜，不可得改。然其壮伟奇特之势，则有非陈记所能彷佛者。余既惜其出于荒堙废坏之馀，而又幸其深阻夐绝，非车尘马迹之所能到，傥可得擅而有也。时已上章乞解郡绂，乃捐俸钱十万，属西原隐者崔君嘉彦因其旧址缚屋数椽，以俟命下而徙居焉。既又缘名潭之义，画汉丞相诸葛公之象寘之堂中，而故友张敬夫尝为赋诗以纪其事。然庵距潭犹数百步，步乱石间，三涉涧水乃至。至又无所托足，以寓瞻眺，或乃颠沛而反。因相其东崖，凿石为磴而攀缘以度。稍下，乃得巨石横出涧中，仰翳乔木，俯瞰清流，前对飞瀑，最为谷中胜处。遂复作亭于其上，既以为吏民祷赛之地，而凡来游者，亦得以彷徨徙倚而纵目快心焉。于是岁适大侵，因榜之曰「起亭」，以为龙之渊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。然予前日之请，迄今盖已屡上，而竟未有得也。岁月飘忽，念之慨然，乃叙其作兴本末而书之屋壁。来者读之，尚有以识予之意也。淳熙庚子冬十有一月丙辰，新安朱熹记。

予少好佳山水异甚，而自中年以来，即以病衰，不克逞其志于四方。独闻庐阜之奇秀甲天下，而畸人逸士往往徜佯于其间，意常欲一往游焉而未暇也。前年蒙恩试郡，适在此山之阳，乃间以公家职事得至其中。其岩壑幽深，水石奇怪，固平生所创见，而于岩壑水石之间，又得成纪崔君焉，乃信前所闻者之不诬也。君名嘉彦，字子虚，少慷慨有奇志。壮岁避地巴东三峡之间，修神农、老子术。东下吴越，以耕战之策干故相赵忠简公，赵公是之。会去相，不果行。君自是绝迹此山，按陈令举所述图记，得西原庵故址于卧龙瀑水之东，筑室居焉。耕田种药，仅足以自给，而四方往来之士皆取食焉。其疾病老孤无所与归之人，至者亦收养之。盖年逾七十矣，而神明筋力不少衰。予往造之，而君不予避也。一旦为予道说平生，相与太息。会予结屋卧龙以祠诸葛丞相，世盖少识其意者。君独叹曰：「此奇事也」！相为经纪其事，以迄有成。两年之间，相见者不知其几，而君未尝一言及外事，予以是益嘉君之为人，而重叹其既老，无所复用于世也。淳熙辛丑闰月之晦，予既罢郡，来宿卧龙。君曰：「卧龙之役，夫子既书之矣，顾西原独未有记，复能为我书之乎」？予曰诺哉，于是悉次其说俾刻焉。新安朱熹记。

淳熙八年春三月，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先生祠堂于其县之学，而使人以书来谓熹曰：「子故吾邑之人也，盖尝有闻于先生之学而既祠之南康矣。且濂溪故宅、豫章、宜春之祠，又吾子之所记也，其亦为我言之」。熹惟三先生之道则高矣，美矣，然此婺源者，非其乡也，非其寓也，非其所尝游宦之邦也。且国之祀典，未有秩焉而祀之，于礼何依而于义何所当乎？则具以告，且谢不敢。后数月，周侯又与邑之处士李君缯及其学官弟子数十人皆以书来曰：「惟濂溪夫子之学性诸天、诚诸己而合乎前圣授受之统，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传之，而其流遂及于天下。非有爵赏之劝，刑辟之威，而天下学士靡然乡之。十数年来，虽非其乡、非其寓、非其游宦之国，又非有秩祀之文，而所在学官争为祠室，以致其尊奉之意，盖非敢以是间乎命祀也，亦曰肖其道德之容，使学者日夕瞻望而兴起焉耳。且吾邑之人所以得闻三先生之言者，子之先君子与有力焉。今祠亦既成矣，子安得而不为之言乎？抑先生之学，其始终本末之趣，愿吾子之悉陈之，庶乎其有发也」。熹发书愀然曰：「明府之教，诸君之言，其命熹以记者，熹不敢复辞矣。乃先生之学，则熹之愚惧不足以言之也。虽然，诸君独不观诸濂溪之图与其书乎？虽其简古渊深，未易究测，然其大指，则不过语诸学者讲学致思，以穷天地万物之理，而胜其私以复焉。其施则善始于家而达之天下，其具则复古礼、变今乐，政以养民而刑以肃之也。是乃所谓伊尹之志、颜子之学，而程氏传之以觉斯人者，而亦岂有以外乎诸君日用之间哉？顾独未之察耳。今幸以贤大夫之力，既得以日见先生之貌象而瞻仰之，则曷若遂读其书、求其指以反诸身而力行之乎」？已而遂书其事与其辞如此以为记，以为学者由是而用力焉，则庶几乎三先生之心不坠于地，而于吾先子之志、贤大夫之意亦可以无负矣。诸君其亦勉之哉！祠在讲堂北壁下，濂溪先生南乡坐，明道先生、伊川先生东西乡以侑焉。周侯名师清，玉山人，好学有文，而尝仕于朝矣。其为此邦，宽以抚民，礼以俟士，而所以教诲之者又如此，非今之为吏者所能及也。秋八月癸丑，县人朱熹记。

昔者圣王作民君师，设官分职，以长以治。而其教民之目，则曰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五者而已。盖民有是身，则必有是五者，而不能以一日离。有是心，则必有是五者之理，而不可以一日离也。是以圣王之教，因其固有，还以道之，使不忘乎其初。然又虑其由而不知，无以久而不坏也，则为之择其民之秀者，群之以学校而联之以师儒，开之以诗书而成之以礼乐，凡所以使之明是理而守之不失，传是教而施之无穷者，盖亦莫非因其固有而发明之，而未始有所务于外也。夫如是，是以其教易明，其学易成，而其施之之博，至于无远之不暨而无微之不化。此先王教化之泽所以为盛而非后世所能及也。淳熙九年，琼管帅守长乐韩侯璧既新其州之学，而使以图来请记曰：「吾州在中国西南万里炎天涨海之外，其民之能为士者既少，幸而有之，其记诵文词之习，又不能有以先于北方之学者。故其功名事业遂无以自白于当世，仆窃悲之。今其公堂序室则既修矣，然尚惧其未能知所兴起也，是以愿有谒焉，吾子其有以振德之」。熹窃惟国家教学之意不为不广，斯人蒙化之日不为不深，然犹有如侯之所虑者，岂前日之所以教者，未尝导之以其身心之所固有，而徒强之以其外，是以若彼其难与？因为之书其所闻于古者以告之，使琼之士知夫所以为学者，不外于身心之所固有，而用其一日之力焉，则其德成行修而无所疑于天下之理将无难者，而凡所谓功名事业云者，其本已在是矣。若彼记诵文词之末，则本非吾事之所急，而又何足为重轻乎？呜呼，琼士勉旃！「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，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」，是岂有古今之间、远近之殊哉？侯于是邦政多可纪，已具刻于池亭之石，因不复书。而是役之面势功程，又非侯所以属笔之意也，亦略不论著云。是年岁在玄黓摄提格冬十月庚申，宣教郎、直秘阁朱熹记。

琼管在中州西南万里鲸波浩漾之外，其长吏常以领护岛中四郡，填抚民夷为职，委寄甚重。然以其险且远也，朝廷往往不暇择人，冒而往者，意或私有所利，固不复知所谓承流宣化为何等事。是以其地今为王土数百年而旧俗未尽革，论者因鄙夷之，以为是果不足以与中国之声教，其人盖深耻之而未有以雪也。淳熙八年，今帅守韩侯始以经略使察廉表行州事，而天子许之。至则为之正田亩之籍，薄盐米之征，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，而绌其官吏之无状者。民业既有经矣，然后日为陈说礼义廉耻之意以开晓之。既又表其从化之民，以厉其不率教者。出入阡陌，劳来不怠，行之期年，民吏浃和，俗以一变。化外黎人闻风感慕，至有愿得供田税、比省民者。于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违也，乃取庄生濠上之语，作「知乐之亭」于放生池上，北望观阙于云天缥缈之间，以为岁时瞻伫祝延之地。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胜日有所咏歌鼓舞，以自乐其得被圣化而不愧于王民也。间而以书属予记之。予惟韩侯之于此邦，其勤至矣，不但一亭之作为可书也。然其为政本末之序，则于此亦有可观者，因为书之，以告后人，使凡居侯之位而游于是者，必以侯之心为心，又观于其政而取法焉，则庶乎民生日厚，民德日新，而王化之纯无远迩矣，世岂有终不可教之民哉？侯名璧，字廷玉，长乐人，世以清德显云。九年冬十月庚申，新安朱熹记。

漳州龙岩县学，皇祐初年置，其后迁徙不常，遂以废坏，盖三十有馀年。而丞某君某始复营建，迫代去，不克就。温陵曾君秘来嗣其职，乃因其绪而成之。凡为屋若干楹，殿堂门庑，师生之舍，无一不具。淳熙九年某月某日，既率其诸生以奠菜于先圣先师，而以书来求记，且曰愿有教也。予闻龙岩为县斗辟，介于两越之间，俗故穷陋。其为士者虽或负聪明朴茂之姿，而莫有开之以圣贤之学，是以自其为县以来，今数百年，未闻有以道义功烈显于时者。岂其材之不足哉？殆为吏者未有以兴起之也。今二君相继贰令于此，乃能深以兴学化民为己任，其志既美矣。而曾君又尝从吾友石、许诸君游，是必能诵其所闻以先后之者，此邑之士其庶几乎。乃为之书其本末，而因以告其诸生曰：「夫所谓圣贤之学者，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。孝弟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以修其身，而求师取友，颂诗读书，以穷事物之理而已。是二端者，岂二三子之所不知不能哉？特怵迫于俯仰衣食之资而不暇顾，诱夺于场屋雕篆之习而不及为尔。夫徇区区目前近小之利而忘其所贵于己者，固已悖矣。况其所徇，又未必果可求也。二三子循己事而观之，则曷若慨然反是心以求之，而一用其力于吾之所谓者乎？使吾孝弟、忠信、礼义、廉耻之行日笃而身无不修也，求师取友，颂诗读书之趣日深而理无不得也，则自身而家，自家而国，以达于天下，将无所处而不当，固不必求道义功烈之显于时，而根深末茂，实大声闳，将有自然不可掩者矣。呜呼！是说也，曾君盖亦尝为二三子言之乎？二三子其益以吾言相与勉焉！而《书》所谓教学半者，又曾君所宜深念也。其亦由是而勉旃哉」！十年二月甲寅，新安朱熹记^⑴。

皇祐初：原缺，据《永乐大典》、《漳州志》补。

江南西路转运司养济院在隆兴府城东崇和门内，转运副使吴郡钱公某之所为，而判官嘉禾丘公□、毗陵尤公袤之所徙也。豫章为江西一都会，地大物众，而四方宾旅之有事于其土者又不绝于道路，平时通功易事，足以相生养。独不幸一旦有疾疢，则茕然无所归，求药与食，或无得焉，则转死于沟壑者岁不知几何人，而有司者莫之知也。乾道九年，转运副使吴兴芮公煇始有闻而闵焉，去之日，留私钱百万以诿后人，称贷贸易，收其赢以市药物、给病者。淳熙五年，判官开封赵公某复以私钱百四十万买田东关罗舍，病者又得以食（初作于是，又赋粟焉。）。七年，钱公寔来，而芮公已为吏部侍郎。是年春，赵公亦以吏部侍郎召。赵公知公雅意亦有乐乎此也，因亟以书来谂，公则移书芮公，请所留钱，益以己资百三十万，买田长定，而又创为此院延庆、崇和两门之外，使病者有以居焉。自经始至落成，若干日而就。凡为门五间，堂三间，挟以便房，中为丈室，东庖西圊，左右庑各五间，庑深三寻，修七寻有半。中设巨榻十有八，冬加障蔽以禦风寒，暑则撤之以渫烦郁。胗治有工，药石有剂，其不可疗者，亦予槥椟以葬。职掌之人皆赋以禄，俾供厥事。又专属僚吏以时行视而课督之。盖三公所捐，皆四方之聘币不以入于家者，合之为钱三百七十万。所买三墅，为田千有一百十一亩，岁入租为谷九百八十三斛有奇。其详则书之牍，藏之有司，而院之戒令纠禁，亦书而揭之堂上。既钱公又列其事以闻，诏下施行如章，而钱公去矣。二公踵至，周视钱公之所为者而屡叹之。然犹以院在门关之外，惧夫病者之有所不便于医药也，乃相门内，得故归德佛舍之废址而迁焉。凡增屋十有八间，并得故僧田六顷，又市钟陵、灌城两墅之田七十亩，岁收谷三百馀斛，钱五万有奇，以充入之。盖自是以来，病而无归者多赖以全活，不幸死者，亦瞑目而无所憾焉。于是台之群属与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与谋，因文学掾黄君某述其事，来请文以记。予时方罢浙东常平事，三复其书而窃有愧焉。盖崇宁之制，凡安济坊、漏泽园之政，皆领属常平使者，其有旷阙，非将漕主计者之忧也。今职其事者或不能及，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职之所不必为，至出义钱以辑成之。虽其先后来去之不齐，而其闵恻之深、计虑之远，泯然若出于一人之心而手自为之，其制愈修而愈密，其惠益增而益厚。于以推广圣朝昭天漏泉之泽于湖山数千百里之外，其意既甚美矣，而其学道爱人之效，又足以警夫职其事而不能然者以兴起之，其利岂不又甚博哉？因不复辞，而为书其本末如此，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绩而自讼以晓当世，又以告后之人，使知五君子者相为始终十年之间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坏也。钱公又尝奏免赣、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，为钱千有一百九十七万九十有奇，两州之人尤歌舞之。今以秘阁修撰知婺州事，其救饥之政，亦为诸郡最云。淳熙十年三月甲戌，宣教郎、直徽猷阁、主管台州崇道观朱熹记。

金华清江时镐及其弟某尝以书来曰：「吾先人之葬，东莱先生既幸哀而铭之以告于幽矣，惟是祠堂之奉既作而未名，将无以著先德于外者。敢请于子，何如」？予不及识时君，独观伯恭父之铭称其治家严整，而所以教子孙者甚笃，且尝以书为予言之，伯恭又非轻与人者，予是以知时君之为人。乃取晏平仲之言，名其所作曰「慈教之庵」。而君之乡大夫潘公德鄜闻之以为然，则为之大书以揭焉。镐等既刻之石，而又以请曰：「名庵而有以发乎先人之志，子则有赐于我矣。然无词以著其实，其于久远，惧泯没而不章也。愿吾子之遂志之，将与潘公之书并刻焉，以配吾师之言而信吾父于后世，子之赐不愈大乎」？予不得辞，则又书本末如此以遗之。呜呼！君之子孙既多且材，岁时相与来拜墓下，其有以惕然不忘乎父师之训而益勉乎其远者大者，则斯名之称其实，又岂待予言之而后传于远哉！淳熙癸卯四月。

秦汉以来，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，言天者遗人而无用，语人者不及天而无本；专下学者不知上达而滞于形器，必上达者不务下学而溺于空虚；优于治己者或不足以及人，而随世以就功名者又未必自其本而推之也。夫如是，是以天理不明而人欲炽，道学不传而异端起，人挟其私智以驰骛于一世者，不至于老死则不止，而终亦莫悟其非也。宋兴，九疑之下，舂陵之墟，有濂溪先生者作，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。盖有以阐夫太极、阴阳、五行之奥，而天下之为中正仁义者，得以知其所自来。言圣学之有要，而下学者知胜私复礼之可以驯致于上达；明天下之有本，而言治者知诚心端身之可以举而措之于天下。其所以上接洙泗千岁之统，下启河洛百世之传者，脉络分明而规摹宏远矣。是以人欲自是有所制而不得肆，异端自是有所避而不得骋。盖自孟氏既没，而历选诸儒受授之次，以论其兴复开创、汛扫平一之功，信未有高焉者也。先生熙宁中尝为广南东路提点刑狱公事而治于韶，洗冤泽物，其兆足以行矣，而以病去。乾道庚寅，知州事周侯舜元仰止遗烈，慨然永怀，始作祠堂于州学讲堂之东序，而以河南二程先生配焉。后十有三年，教授廖君德明至，视故祠颇已摧剥，而香火之奉亦惰弗供，乃谋增广而作新之。明年，即其故处为屋三楹，像设俨然，列坐有序。月旦望率诸生拜谒，岁春秋释奠之明日，则以三献之礼礼焉。而犹以为未也，则又日取三先生之书以授诸生曰：「熟读精思而力行之，则其进而登此堂也，不异乎亲炙之矣」。又明年，以书来告曰：「韶故名郡，士多愿悫，少浮华，可与进于善者，盖有张文献、余襄公之遗风焉。然前贤既远，而未有先生君子之教以启迪于其后，虽有名世大贤来官其地，亦未闻有能抠衣请业而得其学之传者。此周侯之所为惓惓焉者，而德明所以奉承于后而不敢怠也。今既讫事，而德明亦将终更以去矣，夫子幸而予之一言，庶几乎有以卒成周侯之志，是亦德明之愿而诸生之幸也」。廖君尝以其学讲于熹者，因不复辞，而辄为论著先生唱明道学之功以视韶人，使因是而知所以用力之方。又记其作兴本末如此，使来者有考焉。淳熙十年癸卯岁五月丁卯，新安朱熹记。

淳熙十年春，朝奉郎、知鄂州事新安罗侯愿以书来曰：「吾州群祀之坛始在中军寨，去年秋，通守清江刘君清之至而往谒焉，视其地褊迫洿下，燎瘗无所，不称藩国钦崇命祀之意。且念比年郡多水旱札瘥之变，意其咎或在是，则言于州，请得度地，更置如律令。已而刘君行州事，遂以属录事参军周明仲，行视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，东西十丈，南北倍差。按《政和五礼》，画为四坛，而属其役事于兵马监押赵伯烜。作治未半，而愿适承乏，又属都监王椿董之，以速其成焉。二月朔坛成，东社西稷居前，东风伯、西雨雷师居后少郤。坛皆三成，有壝，壝四门。前二坛趾皆方二丈五尺，崇尺二寸。后二坛趾皆方一丈六尺五寸，崇八寸。其再成方面皆杀尺，崇四分而去一。三成方杀如之，而崇不复杀。前二壝皆方四丈二尺，门六尺，间丈五尺。后二壝皆方二丈八尺，门五尺，间四丈九尺。其崇皆四尺。社有主，崇二尺五寸，方尺。剡其上，培其下半，石也。南五丈，为门三间，北二丈有奇，为斋庐五间。缭以重垣，甃以坚甓，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。亦既练时日、属寮吏、修祝号以告于神而妥之矣，则又与刘君谋，以吾子之尝学于《礼》也，是以愿请文以记之，俾后人之勿坏也。熹按，社实山林川泽、丘陵坟衍、原隰五土之祇，而后土勾龙氏其配也。稷则专为原隰之祇，能生五谷者，而后稷周弃氏其配也。风师箕也，雨师毕也，是皆著于《周礼》，领于大宗伯之官。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于国里通得祭，而风雨之神，则自唐以来诸郡始得祀焉。至于雷神，则又唐制所与雨师同坛共牲而祀者也。国朝礼文大抵多袭唐故，故今郡国祀典自先圣先师之外，唯是五者。盖以为二气之良能，天地之功用，流行于覆载之间，以育万物而民生赖焉者，其德惟此为尤盛。是以于其坛壝时日之制，牲币器服之品，降登馈奠之节，莫不参订讨论，著之礼象，颁下郡国，藏于礼官。有司岁举行之，而部刺史又当以时循行，察其不如法者。盖有国家者所以昭事明神，祈以降祥锡福于下，其勤如此。顾今之为吏者，所知不过簿书期会之间，否则觞豆舞歌，相与放焉而不知反，其所敬畏崇饰而神事之者，非老子、释氏之祠，则妖妄淫昏之鬼而已。其于先王之制、国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，曷尝有概于其心哉？呜呼！人心之不正，风俗之不厚，年谷之不登，民生之不遂，其不亦以此欤？今罗侯之与刘君乃能相与汲汲乎此，非其学古爱民之志卓然有见乎流俗见闻之表，其孰能之？顾虽不文，不足以记事实，垂久远，然二君子过以为尝从俎豆之事，不远千里而属笔焉，其得辞之乎？因为书之，使以刻于丽牲之石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。罗侯方与刘君相率劝学劭农甚力，刘君又尝请于前守李侯棫，禁境内无得奉大洪山淫祠者，其于教民善俗之事，力所可为，无有不尽其心也。十一年春正月甲辰，宣教郎、直徽猷阁、主管台州崇道观新安朱熹记^⑴。

淳熙本「稷」下有「风雨」二字。

崇安县故有学而无田，遭大夫之贤而有意于教事者，乃能缩取他费之赢以供养士之费。其或有故而不能继，则诸生无所仰食而往往散去。以是殿堂倾圮，斋馆芜废，率常更十数年乃一闻弦诵之声，然又不一二岁辄复罢去。淳熙七年，今知县事赵侯始至而有志焉，既葺其宫庐之废坏而一新之，则又图所以为饮食久远之计者，而未知所出也。一日，视境内浮屠之籍，其绝不继者凡五，曰中山，曰白云，曰凤林，曰圣历，曰暨历，而其田不耕者以亩计凡若干。乃喟然而叹曰：「吾知所以处之矣」。于是悉取而归之于学，盖岁入租米二百二十斛，而士之肄业焉者得以优游卒岁而无乏绝之虑。既而学之群士十馀人相与走予所居之山间，请文以记其事曰：「不则惧夫后之君子莫知其所始而或至于废坏也」。予惟三代盛时，自家以达于天子诸侯之国，莫不有学，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于士、庶人之子莫不入焉，则其士之廪于学官者，宜数十倍于今日。而考之礼典，未有言其费出之所自者。岂当时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，而其入学也有时，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给于县官也欤？至汉元、成间，乃谓孔子布衣养徒三千，而增学官弟子，至不复限以员数。其后遂以用度不足，无以给之而至于罢。夫谓三千人者聚而食于孔子之家，则已妄矣。然养士之需，至以天下之力奉之而不足，则亦岂可不谓难哉？盖自周衰，田不井授，人无常产，而为士者尤厄于贫，反不得与为农、工、商者齿。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，则彼又安能终岁裹饭而学于我？是以其费虽多，而或取之经常之外，势固有所不得已也。况今浮屠氏之说乱君臣之礼，绝父子之亲，淫诬鄙诈，以驱诱一世之人而纳之于禽兽之域，固先王之法之所必诛而不以听者也。顾乃肆然蔓衍于中国，丰屋连甍，良畴接畛，以安且饱，而莫之或禁。是虽尽逐其人，夺其所据而悉归之学，使吾徒之学为忠孝者得以无营于外而益进其业，犹恐未足以胜其邪说，况其荒坠芜绝，偶自至此，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？赵侯取之，可谓务一而两得矣。故特为之记其本末与其指意所出者如此，以示后之君子，且以警夫学之诸生，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谓忠且孝者；职其事者又当谨其出内于簿书之外而无龠合之私焉，则庶其无负乎赵侯之教矣。赵侯名彦绳，材甚高，听讼理财，皆办其课，又有馀力以及此，诸使者方上其治行于朝云。十一年春正月庚戌，具位朱熹记。

江山县学故有三贤堂，以祀正介先生周君颖、赠宣教郎徐君揆、逸平先生徐君存。而今知县事金华邵侯浩又益以故谏议大夫毛公注、赠朝请郎毛公㮚，且更其扁曰「景行之堂」而状其事，且为书来告曰愿有记也。熹考其状，既知五君子之学行气节真足以风厉当世而兴起后来，读其书，又叹邵侯所以教其人者之备而待其人者之远也。盖正介之行信于乡而闻于朝，其立言垂训，褒善贬恶，又皆足以为后世法。虽其事业不得见于当年，然其所立已不但为一乡之善士而已也。谏议遭时遇主，奋不顾身，排击巨奸，夺其政柄。当是时，天下庶几望至治焉。不幸不究其用而废绝以死，有志之士至今恨之。然不特为公恨也。至于叔缜骂贼不屈，以明官守之义；宅卿捐躯虏营，以纾君父之急，其事尤难，其节尤伟。而逸平受业程氏之门人，得诸心，成诸行，又能推其说以教人，仪刑音旨之传，于今尤未远也。夫以区区百里之间，而其先贤之学行气节可以风厉当世而兴起后来者如此，可谓盛矣。昔人之祠之也，其意岂不美哉？然得其三而遗其二，又限其目，而不使后人复有勉慕企及之思也，是则识者犹或病之。邵侯于此乃能增益而葺新之，且易其名以致其俛焉孳孳之意，而撤其限以视，若有待于来者，是不亦教其人之备而待其人之远乎？呜呼，是亦可书也已！抑熹又尝窃有说焉。盖士有学有德，而后其言行有可观，有行有言，而后其节义有可贵。此士君子立身行道次第始卒之常而不可易者也。然人之所禀不同，而其所遭亦异，故得于身者或无以验其事，成于终者或无以考其初。此论世尚友者所以每恨全德之难，而欲择其所从者，又不免有多岐之惑也。然则登是堂而有志夫五君子之事者，又可不知其所务之先后而循序以求之哉？邵侯读《大学》之书而有感于絜矩之一言，其平居论天下事而有所不平，未尝不慨然发愤而抵掌太息也。然则其于五君子者，固已非苟知之，而亦庶几得其所以求之之序矣。其为此举，夫岂偶然而已哉？因为之识其本末而并记此意，以视其学者云。淳熙十有二年秋八月乙丑，新安朱熹记。

淳熙二年，东莱吕伯恭父自婺州来访余于屏山之下，观于社仓发歛之政，喟然叹曰：「此《周官》委积之法，隋唐义廪之制也。然子之谷取之有司，而诸公之贤不易遭也。吾将归而属诸乡人士友，相与纠合而经营之，使闾里有赈恤之储而公家无龠合之费，不又愈乎」？然伯恭父既归，即登朝廷，舆病还家，又不三年而卒，遂不果为。其卒之年，浙东果大饥，予因得备数推择，奉行荒政。按行至婺，则婺之人狼狈转死者已籍籍矣。予因窃叹，以为向使伯恭父之志得行，必无今日之患。既而尚书下予所奏社仓事于诸道，募民有欲为者听之。民盖多慕从者，而未几予亦罢归，又不果有所为也。是时伯恭父之门人潘君叔度感其事而深有意焉，且念其家自先大夫时已务赈恤，乐施予，岁捐金帛不胜计矣，而独不及闻于此也，于是慨然白其大人，出家谷五百斛者，为之于金华县婺女乡安期里之四十有一都，歛散以时，规画详备，一都之人赖之。而其积之厚而施之广，盖未已也。一日，以书来曰：「此吾父师之志，母兄之惠，而吾子之所建。虽予幸克成之，然世俗不能不以为疑也。子其可不为我一言以解之乎」？予惟有生之类，莫非同体，惟君子为无有我之私以害之，故其爱人利物之心为无穷。特穷而在下，则禹、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为者。然苟其家之有馀而推之以予邻里乡党，则固吾圣人之所许而未有害于不出其位之戒也。况叔度之为此，特因其坟庐之所在，而近及乎十保之间，以承先志，以悦亲心，以顺师指。且前乎此者又已尝有天子之命于四方矣，而何不可之有哉？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，不过以王氏之青苗为说耳。以予观于前贤之论而以今日之事验之，则青苗者，其立法之本意固未为不善也。但其给之也以金而不以谷，其处之也以县而不以乡，其职之也以官吏而不以乡人士君子，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惨怛忠利之心，是以王氏能以行于一邑而不能以行于天下。子程子尝极论之，而卒不免于悔其已甚而有激也。予既不得辞于叔度之请，是以详著其本末，而又附以此意。婺人盖多叔度同门之士，必有能观于叔度所为之善，而无疑于青苗之说者焉，则庶几乎其有以广夫君师之泽，而使环地千里永无捐瘠之民矣，岂不又甚美哉？叔度名景宪，与伯恭父同年进士，年又长，而屈首受学无难色。师殁，守其说不懈益虔。于书无不读，盖深有志于当世。然以资峭直，自度不能随世俯仰，故自中年不复求仕，而独于此为拳拳也。十二年岁乙巳冬十月庚戌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