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阳之南，里曰招贤者三，地接顺昌、瓯宁之境，其狭多阻而俗尤劲悍。往岁兵乱之馀，莨莠不尽去，小遇饥馑，辄复相挻，群起肆暴，率不数岁一发。虽寻即夷灭无噍类，然愿民良族，晷刻之间已不胜其惊扰矣。绍兴某年，岁适大侵，奸民处处群聚，饮博啸呼，若将以踵前事者，里中大怖。里之名士魏君元履为言于常平使者袁侯复一，得米若干斛以贷。于是物情大安，奸计自折。及秋将歛，元履又为请，得筑仓长滩厩置之旁，以便输者，且为后日凶荒之备，毋数以烦有司。自是岁小不登，即以告而发之。如是数年，三里之人始得饱食安居，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，而公私远近，无不阴受其赐。盖元履少好学，有大志，自为布衣，而其所以及人者已如此。蒙其惠者虽知其然，而未必知其所以然也。其后元履既没，官吏之职其事者不能勤劳恭恪如元履之为，于是粟腐于仓而民饥于室。或将发之，则上下请赇，为费已不赀矣，官吏来往，又不以时，而出内之际，阴欺显夺，无弊不有。大抵人之所得，秕糠居半，而偿以精凿，计其候伺亡失诸费，往往有过倍者。是以贷者病焉，而良民凛凛于凶岁，犹前日也。淳熙十一年，使者宋侯若水闻其事，且知邑人宣教郎周君明仲之贤，即以元履之事移书属之，且下本台所被某年某月某日制书，使得奉以从事。盖岁以夏贷而冬歛之，且收其息什之二焉。行之三年，而三里之间人情复安，如元履亡恙时。什二之收，岁以益广。周君既以增葺其栋宇，又将稍振其馀，以渐及于傍近，盖其惠之所及，且将日增月衍而未知其所极也。周君以予尝有力于此者，来请文以为记。予与元履早同师门，游好甚笃。既追感其陈迹，又嘉周君之能继其事而终有成也，乃不辞而为之说如此。则又念昔元履既为是役，而予亦为之于崇安，其规模大略放元履，独岁贷收息为小异。元履常病予不当祖荆舒聚歛之馀谋，而予亦每忧元履之粟久储速腐，惠既狭而将不久也。讲论馀日，杯酒从容，时以相訾謷而讫不能以相诎。听者从旁抵掌观笑，而亦不能决其孰为是非也。及是，宋侯、周君乃卒用予所请事以成元履之志，而其效果如此，于是论者遂以予言为得。然不知元履之言虽疏，而其忠厚恳恻之意蔼然有三代王政之馀风，岂予一时苟以便事之说所能及哉？当时之争，盖予之所以为戏，而后日之请，所以必曰息有年数以免者，则犹以不忘吾友之遗教也。因并书之，以视后人，使于元履当日之心有以得之，则于宋侯、周君今日之法有以守而不坏矣。元履名掞之，尝以布衣召见。天子悦其对，即日除太学录。寻以数论事，不得久居中。既而天子思复召用之，则元履既卒矣。上为怅然久之，诏有司特赠直秘阁云。十三年七月辛卯，新安朱熹记。

招贤里大阐罗汉院之社仓，新候官大夫周君某之所为，而长滩之别贮也。始，秘阁魏君之筑仓于长滩，非择其地而处之也，因其船粟之委于是而藏焉耳。故仓之所在，极里之东北，而距西南之境远或若干里，贷者多不便之。而是时率常数岁乃一往来，则犹未甚以为苦也。淳熙甲辰，周君始以常平使者宋公之檄司其发歛之政，而以岁贷收息之令从事。既为之更定要束、搜剔蠹弊而以时颁焉，民已悦于受赐矣，周君因益问以因革之宜，而有以道里不均之说告者。且曰：「自今以往，一岁而往来者再，则其劳佚之相绝，又非前日比矣」。周君于是白之宋公而更为此仓，以适远近之中，且令西南境之受粟者即而输焉。来岁遂以远近分土，使各集于其所以待命。民既岁得饱食，而又无独远甚劳之患，于是咸德周君，而相率来请文，以记其成。昔予读《周礼》《旅师》、《遗人》之官，观其颁歛之疏数，委积之远迩，所以为之制数者甚详且密，未尝不叹古之圣人既竭心思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，其不可及乃如此。及今而以是仓之役观之，则彼其详且密者，亦安知其不有待于历时之久、得人之多而后乃至于此耶？因为之记其本末，以为后之君子或将有考于斯焉。周君字居晦，好读书，有志当世之务，吏事亦精敏绝人，不但此为可书也。仓凡二间，高若干尺，广若干尺，深若干尺。始作以某年某月某日，越某月某日成，用工若干，钱若干。佐之者，里之人某也。十三年丙午岁七月甲午，新安朱熹记。

建炎丞相陇西李公，邵武人也。少有大志，自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为己忧。宣和初，一日大水猝至，几冒都城。人莫能究其所自来，相与震惧而无有敢以为言者。公时适为左史，以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，不可以不戒，亟上疏言之，遂以谪去。数岁，乃得召还，则虏骑已入塞而长驱向阙矣。公复慨然图上内禅之策，诚意感通，言未及发而大计已决。虏围既迫，群小方谋挟至尊、犯不测为幸免计，公又独扣殿陛，力陈大义，得复城守以退虏兵。然自是以来，割地讲和之议遂起，公又再谪，而大事去矣。光尧太上皇帝受命中兴，畴咨人望，首召公为宰相。公亦痛念国家非常之变，日夜图回，所以修政事、攘夷狄者，本末甚备。盖方诛僭逆以正人心，而建遣张所抚河北，傅亮收河东，宗泽守京城，遂将益据形便，大明纪律，以示必守中原，必还两宫之势。而小人有害公者，遂三谪以去而不复还矣。淳熙丙午，距公去相适六十年，而永嘉徐君元德命教此邦，谓公之忠义筹略，海内有志之士莫不诵而传之。顾其乡人子弟乃无有能道其万一而兴起焉者，于是辟讲堂之东，肖公之象而立祠焉。四月吉日，合郡吏、率诸生进拜跪奠，妥侑如法。已事而以书来属熹记之。熹惟天下之义莫大于君臣，其所以缠绵固结而不可解者，是皆生于人心之本然，而非有所待于外也。然而世衰俗薄，学废不讲，则虽其中心之所固有，亦且沦胥陷溺，而为全躯保妻子之计以后其君者，往往接迹于当世。有能奋然拔起于其间，如李公之为人，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，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祸福，虽以谗间窜斥，屡濒九死，而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，是亦可谓一世之伟人矣。徐君之祠之也，非其志之所好，学之所讲有在于是，则亦孰能及之哉？故熹喜闻其事而乐推其说，以告郡之学者，虽病且衰而不自知，其感慨发愤，犹复误有平日之壮心也。十二月癸巳，宣教郎、直徽猷阁、主管华州云台观朱熹记^⑴。

「所」下原衍「以」字，据右引及宋浙本删。

衡州石鼓山据烝湘之会，江流环带，最为一郡佳处。故有书院，起唐元和间，州人李宽之所为。至国初时，尝赐敕额。其后乃复稍徙而东，以为州学，则书院之迹于此遂废而不复修矣。淳熙十二年，部使者东阳潘侯畤德鄜始因旧址列屋数间，榜以故额，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，未竟而去。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渊又因其故而益广之，别建重屋以奉先圣先师之像，且摹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若干种、若干卷，而俾郡县择遣修士以充入之。盖连帅林侯栗、诸使者苏侯诩、管侯鉴、衡守薛侯伯宣，皆奉金赍割公田以佐其役，踰年而后落其成焉。于是宋侯以书来曰：「愿记其实，以诏后人，且有以幸教其学者，则所望也」。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修，士病无所于学，往往相与择胜地，立精舍，以为群居讲习之所，而为政者乃或就而褒表之。若此山，若岳麓，若白鹿洞之类是也。逮至本朝庆历、熙宁之盛，学校之官遂遍天下，而前日处士之庐无所用，则其旧迹之芜废，亦其势然也。不有好古图旧之贤，孰能谨而存之哉？抑今郡县之学官置博士弟子员，皆未尝考其德行道艺之素，其所受授，又皆世俗之书，进取之业，使人见利而不见义。士之有志于为己者，盖羞言之，是以常欲别求燕闲清旷之地以共讲其所闻而不可得。此二公所以慨然发愤于斯役而不敢惮其烦，盖非独不忍其旧迹之芜废而已也。故特为之记其本末，以告来者，使知二公之志所以然者，而毋以今日学校科举之意乱焉。又以风晓在位，使知今日学校科举之教，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，不可以是为适然而莫之救也。若诸生之所以学而非若今人之所谓，则昔者吾友张子敬夫所以记夫岳麓者语之详矣。顾于下学之功有所未究，是以诵其言者不知所以从事之方而无以蹈其实。然今亦何以他求为哉？亦曰养其全于未发之前，察其几于将发之际，善则扩而充之，恶则克而去之，其如此而已矣。又何俟于予言哉？十四年丁未岁夏四月朔，新安朱熹记。

孟子曰：「圣人百世之师也，伯夷、柳下惠是也。故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。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，闻者莫不兴起也」。夫孟子之于二子，其论之详矣。虽或以为圣之清，或以为圣之和，然又尝病其隘与不恭，且以其道不同于孔子而不愿学也。及其一旦慨然发为此论，乃以百世之师归之，而孔子反不与焉，何哉？孔子道大德中而无迹，故学之者没身钻仰而不足。二子志洁行高而迹著，故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馀也。然则二子之功诚不为小，而孟子之意其亦可知也已。临漳有东溪先生高公者，名登，字彦先，靖康间游太学，与陈公少阳伏阙拜疏，以诛六贼、留种、李为请。用事者欲兵之，不为动也。绍兴初，召至政事堂，又与宰相秦桧论不合去，为静江府古县令，有异政。帅守希桧意，捃其过以属吏。会帅亦以谗死狱中，乃得释。被檄试进士潮州，使诸生论直言不闻之可畏，策闽浙水沴之所繇，而遂投檄以归。桧闻大怒，夺官徙容州。公学博行高，议论慷慨，口讲指画，终日滚滚，无非忠臣孝子之言，舍生取义之意。闻者凛然魄动神竦。其在古县，学者已争归之。至是，其徒又益盛。属疾，自作埋铭，召所与游及诸生诀别，正坐拱手，奋髯张目而逝。呜呼，是亦可谓一世之人豪矣！虽其所学所行未尽合于孔子，然其志行之卓然，亦足以为贤者之清，而使百世之下闻其风者有廉顽立懦之操，则其有功于世教，岂可与夫隐忍回互以济其私，而自托于孔子之中行者同日而语哉？公没之后二十馀年，延平田君澹为郡博士，乃始求其遗文，刻之方版。又肖公像而奉祠之，以风厉其学者。间因郡人王君遇来求文以为记，属予病，未及为而田君去。今太守永嘉林侯元仲至，则又与王君更以书来督趣不置。予惟高公孤高之节既如彼，而诸贤崇立之志又如此，则予文之陋，诚不宜久以疾病为解。强起书之，辞不逮意。林侯试为刻之，陷置祠壁，漳之学子与凡四方之士往来而有事于此者读之，果能有所感慨而兴起乎哉？淳熙丁未秋九月甲寅，新安朱熹记。

休宁大夫信安祝侯汝玉以书来曰：「休宁之为邑，虽有难治之名，而吾之为之已再岁矣。始也不能不以人言为虑，中乃意其不然，而今则遂有以信其果不然也。盖其封域实鄣山之左麓，而浙江出焉，山峭厉而水清激，故禀其气、食其土以有生者，其情性习尚不能不过刚而喜斗。然而君子则务以其刚为高行奇节，而尤以不义为羞。故其俗难以力服而易以理胜。苟吾之所为者出于公论之所是，则虽或拂于其私，而卒不敢以为非也。以是吾之始至，盖不能无不悦者，而今则驩然无与为异。吾尝困于事之不胜其繁，而今则廓然无事之可为也。吾将更葺厅事之东，参采宾佐属咏之什，而榜之以『新安道院』。子能为我记之，则后之君子益知所以为治，而无吾始者之虑矣」。予惟汝玉之为此，可以见其政之成、民之服而官曹之无事矣，然道之得名，正以人所共由之路，而非无事之谓也。夫以汝玉之始至，坐于堂皇之上，则左簿书，右法律，日夜苦心劳力而不得休。其或少暇，则又不免冲寒风、冒烈日以出入乎阡陌之中而不敢怠。凡所以劝民之善而惩其恶，兴民之利而除其害者，非有道以行之，则何以致今日之无事哉？顾其名此，乃若专取乎今日之无事，而反序前日之廑事为非道，其无乃出于老子、浮屠之谓而汝玉未之思耶？抑尝计之，天下之事虽有动静劳逸之殊，而所谓道者，则无彼此精粗之间。汝玉之学固有以知此矣，彼其所以喜于政成之无事而不避异学之淫名，岂非朝夕之间犹欲从容于此，以深思前日之已行，而益求其所未至，而卒以究夫无彼此精粗之间者，而大发于功名事业之间乎？予故邦人，且汝玉予旧也，乐其意，为书本末以示来者，使于此邦之俗、贤宰之志尚有考云。淳熙戊申八月甲申，朱熹记。

始予守南康，邻境德安有宰焉，为政一本儒术，甚以惠爱得其民。岁饥，为请蠲租而州家不可，顾民狼顾相惊，有逃去者，则亟使人追止之曰：「所不为若等力请于州，必蠲十七者，令宁委印绶去，终不忍使若等为异乡鬼也」。民闻是令下，为之感泣，复相与携持而归。众乃具以情白州若部刺史，竟得如约乃已。予闻而窃心善之，而问其邑里姓名，则曰玉山刘侯也。南康属邑有越德安而县属者，每遣掾史循行，则必戒使谒刘侯，观其荒政所施以为法。于是刘侯之惠不止行其封内，而又波及南康之境，竟食新，民得无流亡殍死者。及予将终更，乃得纳谒刘侯之馆而拜赐焉，则望其貌、听其言而有以信其为君子人也。后数岁，予以事过玉山，则刘侯以待次家居，复得相见，如平生欢。一日，慨然语予曰：「吾家本单贫，而入仕又甚晚，顾无以仁其三族者。间尝割田立屋，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，而乡人之愿学者亦许造焉。兄弟之间有乐以其赀来助者，而吾犹惧其或不继也，则又出新安馀俸，为之发举居积，以佐其费。而凡所以完葺丘垄、周恤族姻者，亦取具焉。既已言于吾州，而邦君吴侯乐闻之，为之出教刻符以诏吾之子孙，使毋违吾志。吾子雅知我，其为我记之，以告其教且学于此者，使知有以勉焉」。予闻而叹曰：「今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，然一日得志，则高台深池，撞钟舞女，所以自乐其身者，唯恐日之不足。虽廪有馀粟，府有馀钱，能毋为州里灾害则足矣，固未暇以及人也。如刘侯者，身虽宠而官未登六品，家虽温而产未能千金，顾其所以用心者乃如此，是则可谓贤远于人，而亦可以见其前日德安之政不为无本，而岂徒以声音笑貌为之矣」。乃追本其事而记之如此。虽然，古人之所谓学者，岂读书为文以干禄利而求温饱之云哉？亦曰明理以修身，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国家而已矣。群居于此者，试以此意求诸六经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，庶其有以不负刘侯之教也。刘侯名允迪，字德华，今以朝奉郎参议沿海制置使军事云。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，新安朱熹记。

漳以下州领军事，唐垂拱二年，用左玉钤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，领漳浦、怀恩二县而治漳浦。开元四年，徙治李澳川，在旧治南八十里。二十九年，废怀恩入漳浦，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。天宝元年，改漳浦郡。乾元二年，复为州。大历十二年，又割汀州龙岩来属。贞元元年，乃更徙治龙溪。唐末五季之乱，常为泉州支郡，而伪刺史董思安者至以私讳辄改号为南州。我宋乾德四年，泉州陈洪进以二州版图归王府，始诏复故号。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一日，洪进入朝请吏，遂以卫尉寺丞刘援来知州事。而五年，又割泉之长泰县以属焉。盖凡漳之所以为州，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。其守将则陈公，没而为神，今以王封庙食。后乃或见或否，以至于刘侯而后始有纪焉。盖其听壁之记，本嘉祐中郑侯偕之所立。逮淳熙中火而复刻，则又赵侯公绸之为也。绍熙元年，假守朱熹至而观焉，则其木理往往龟裂，且其所书又太烦悉，而将无地之可书也，乃为买石延平，砻置听事，更为擘窠省文之法，以写旧记，而虚其左方，以俟来者云。

应城县学上蔡谢公先生之祠，今县令建安刘炳之所为也。先生名良佐，字显道，学于河南程夫子兄弟之门。初颇以该洽自多，讲贯之间，旁引传记，至或终篇成诵。夫子笑曰：「子可谓玩物丧志矣」。先生闻之，爽然自失，面热汗下，若无所容，乃尽弃其所学而学焉。然其为人英果明决，强力不倦，克己复礼，日有程课。夫子盖尝许其有切问近思之功。所著《论语》说及门人所记遗语，皆行于世。如以生意论仁，以实理论诚，以常惺论敬，以求是论穷理，其命理皆精当，而直指穷理居敬为入德之门，则于夫子教人之法又最为得其纲领。建中靖国中，诏对不合，得官书局。后复转徙州县，沈论卑冗，以没其身。而处之浩然，未尝少挫。中间尝宰是邑，南阳胡文定公以典学使者行部过之，不敢问以职事，顾因绍介，请以弟子礼见。入门，见吏卒植立庭中，如土木偶人，肃然起敬，遂禀学焉。其同时及门之士亦皆称其言论闳肆，善启发人。今读其书，尚可想见也。然先生之没，游公定夫先生实识其墓，而丧乱之馀，两家文字皆不可见。应城寇暴尤剧，莽为丘墟，其条教设施固无复有传者。刘君之来，访其遗迹，仅得题咏留刻数十字而已，为之慨然永叹，以为先生之遗烈不建于此邦，后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责。于是既新其学，乃即讲堂之东偏设位而祠焉，千里致书，求文以记。熹自少时妄意为学，即赖先生之言以发其趣。而平生所闻先生行事，又皆高迈卓绝，使人兴起。衰病零落，廪然常惧其一旦泯灭而无传也。刘君之请，乃适有会于予心者，于是不辞而记之如此，以示其学者云。绍熙辛亥冬十月丙子朔旦，新安朱熹记。

淳熙己亥岁，予假守南康。始至，访求先贤遗迹，得故尚书屯田外郎刘公凝之之墓于城西门外草棘中。予惟刘公清名高节著于当时而闻于后世，暂而挹其馀风者，犹足以激懦而律贪，顾今不幸馈奠无主，而其丘墓之寄于此邦者又如此，是亦长民者之责也。乃为作小亭于其前，立门墙、谨扃钥，以限樵牧。岁以中春率群吏诸生而祠焉。郡之诗人史骕请用欧阳公语名其亭以「壮节」，适有会于予意，因属友人黄铢大书以揭焉。自是以来，东西行而过者莫不顾瞻起敬，而予亦自以为兹丘之固且安可以久而不坏矣。绍熙二年，岁在辛亥，予去郡甫十年，而今太守章贡曾侯寔来，按图以索其故，则门墙亭榜皆已无复存者，为之喟然太息。即日更作门墙，筑亭其间，益为高厚宏阔，以支永久。又砻巨石以培其封，植名木以广其籁，求得旧榜，复置亭上，岁时奉祀，一如旧章。且割公田十亩以畀旁近能仁僧舍，使专奉守，为增葺费。而又以予为尝经始于此也，以书来曰：「愿得一言以记之，使后之人知吾二人者所为拳拳之意，而不懈其尊贤尚德之心也。斯不亦有补于世教之万分乎」？予曰诺哉。曾侯名集，字致虚，学有家法，故其为政知所先后如此云。三年夏五月癸未，新安朱熹记。

南康使君曾侯致虚既葺屯田刘公之墓，明年，乃访得其故居遗址于郡治之东。暇日，屏驺驭、披荆棘而往观焉，问其北隐然以高者，则刘公所赋之东台也。顾其南窊然以下者，则诗序所指之莲池也。盖自兵乱以来，芜废日久，唯是仅存，而其他则皆漫灭不可复识矣。曾侯为之踌蹰四顾，喟然而叹曰：「凝之之为父，道原之为子，其高怀劲节，有如欧、马、苏、黄诸公之所道，是亦可谓一世之人豪矣。想其平日之居此，林塘馆宇之邃，诗书图史之盛，既有以自适其适，而一时游且官于此邦者，亦得以扣门避席而考德问业焉，何其盛也！顾今百年之外，台倾沼平，鞠为灌莽，而使樵儿牧子皆得以啸歌踯躅于其上，又何其可悲也！虽然，此吾事也，不可以不勉」。乃出少府羡钱赎之民间，垣而沟之，以合于郡圃，累石以崇其台，引流以深其池，遂作「冰玉之堂」于台之西北，而绘刘公父子之象于其上。且闻陈忠肃公之尝馆于是也，则又绘其象以侑焉。既而所谓「是是堂」、「漫浪阁」者，亦以次举而皆复其旧。既成，使人以图及书来属予记。予惟异时承乏此邦，亦尝有意于斯而不克就。今披图考验，尚能忆其彷佛，固喜曾侯之敏于事而能有成矣，抑予又有感焉。近岁以来，人心不正，行身者以同流合污为至行，任事者以便私适己为长策。其闻刘氏父子之风，不唾而骂之者几希矣。欲其能如曾侯，一以表贤善俗为心而不夺于世习，岂可得哉！于是既书其事，而适有以陈令举骑牛诗画为寄者，因并以遗曾侯，请刻堂上，以补一时故事之缺云。绍熙三年秋九月庚午朔旦，新安朱熹记。

齐安在江淮间，最为穷僻，而国朝以来，名卿贤大夫多辱居之，如王翰林、韩忠献公、苏文忠公，邦人至今乐称，而于苏氏尤致详焉。至于河南两程夫子，则亦生于此邦而未有能道之者。何哉？盖王公之文章，韩公之勋业，皆以震耀于一时，而其议论气节卓荦奇伟，尤足以惊动世俗之耳目，则又皆莫若苏公之为盛也。若程夫子，则其事业湮郁，既不得以表于当年；文词平淡，又不足以夸于后世，独其道学之妙，有不可诬者，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。此其遗迹所以不能无显晦之殊，亦其理势之宜然也。盖天圣中，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为黄陂尉，秩满不能去，而遂家焉。实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颢，字伯淳。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颐，字正叔。其后十有馀年，当庆历丙戌丁亥之间，摄贰南安，乃得狱掾舂陵周公惇颐而与之游。于是二子因受学焉，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。既乃得夫孔孟以来不传之绪于遗经，遂以其学为诸儒倡，则今所谓明道先生、伊川先生是也。先生之学以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为标指而达于六经，使人读书穷理，以诚其意、正其心、修其身，而自家而国，以及于天下。其道坦而明，其说简而通，其行端而实。是盖将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纳之圣贤之域，其视一时之事业词章、论议气节，所系孰为轻重？所施孰为短长？当有能辨之者。而世非徒不之好也，甚者乃或目以道学之邪气而必谫蔑之。于斯时也，苟无遭其伐木而削迹焉，斯已幸矣，尚何望于其馀哉！今太守李府君侯乃能原念本始，追诵遗烈，立二夫子之祀于学宫，于以风厉其人而作兴之，非其自信之笃而不以世俗之趋舍动其心，其孰能与于此？李侯名訦，字诚之。其为此邦勤事爱民，固多可纪。特于此举尤足以见其趣操之不凡，而非众人所能及，是以因其请记而具论之，以告来者，使有考焉。绍熙三年秋九月戊子，后学新安朱熹记。

光泽县社仓者，县大夫毗陵张侯䜣之所为也。光泽于邵武诸邑最小而僻，自张侯之始至，则已病夫市里之间民无盖藏，每及春夏之交，则常籴贵而食艰也。又病夫中下之家当产子者力不能举，而至或弃杀之也。又病夫行旅之涉吾境者，一有疾病，则无所于归而或死于道路也。方以其事就邑之隐君子李君吕而谋焉，适会连帅赵公亦下崇安建阳社仓之法于属县，于是张侯乃与李君议，略放其意，作为此仓。而节缩经营，得他用之馀，则市米千二百斛，以充入之。夏则损价而粜，以平市估；冬则增价而籴，以备来岁。又买民田若干亩，籍僧田民田当没入者若干亩，岁收米合三百斛，并入于仓，以助民之举子者，如帅司法。既又附仓列屋四楹，以待道涂之疾病者，使皆有以栖托食饮而无暴露迫逐之苦。盖其创立规模，提挈纲领，皆张侯之功；而其条画精明，综理纤密者，则李君之力也。邑人既蒙其利而歌舞之，部使者亦闻其事而加劝奖焉，于是张侯乐其志之有成，而思有以告来者，使勿坏，则以书来请记。予读古人之书，观古人之政，其所以施于鳏寡孤独、困穷无告之人者，至详悉矣。去古既远，法令徒设而莫与行之，则为吏者赋敛诛求之外，亦饱食而嬉耳，何暇此之问哉？若张侯者，自其先君子而学于安定先生之门，则已悼古道之不行而抱遗经以痛哭矣。及其闻孙，遂传素业以施有政，宜其志虑之及此，而能委心求助，以底于有成也。李君于予盖有讲学之旧，予每窃叹其负经事综物之才以老而无所遇也，今乃特因张侯之举而得以粗见其毫末，是不亦有感夫！故予既书张侯之事，而又附以予之所感于李君者，来者尚有考云。绍熙四年春二月丁巳，新安朱熹记。

人之有是身也则必有是心，有是心也则必有是理。若仁、义、礼、智之为体，恻隐、羞恶、恭敬、是非之为用，是则人皆有之，而非由外铄我也。然圣人之所以教，不使学者收视反听，一以反求诸心为事，而必曰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，又曰博学、审问、谨思、明辩而力行之，何哉？盖理虽在我，而或蔽于气禀物欲之私，则不能以自见；学虽在外，然皆所以讲乎此理之实，及其浃洽贯通而自得之，则又初无内外精粗之间也。世变俗衰，士不知学，挟册读书者既不过于誇多斗靡以为利禄之计，其有意于己者，又直以为可以取足于心而无事于外求也，是以堕于佛老空虚之邪见，而于义理之正、法度之详有不察焉。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与夫学之不可以不讲者，则又不知循序致详，虚心一意，从容以会乎在我之本然，是以急遽浅迫，终已不能浃洽而贯通也。呜呼！是岂学之果不可为，书之果不可读，而古先圣贤所以垂世立教者果无益于后来也哉？道之不明，其可叹已！鄂州州学教授许君中应既新其学之大门，而因建阁于其上，椟藏绍兴石经、两朝宸翰以为宝镇，又取板本九经、诸史百氏之书列寘其旁，不足，则使人以币请于京师之学官，使其学者讨论诵说，得以餍饫而开发焉。其役始于绍熙辛亥之冬，而讫于明年之夏。其费亡虑三百万，而取诸廪士之赢者，盖三之一。其馀则太守焕章阁待制陈公居仁、转运判官薛侯叔似实资之，而总卿詹侯体仁、戎帅张侯诏亦挥金以相焉。既成，因予之友蔡君元定以来请曰，愿有记也。予雅闻许君之学，盖有志于为己，而意其所以学者，亦曰取足于心而已矣。今以是举观之，则见其所以诲人者甚平且实，然后知其所以自为者，不以泯心思、灭闻见为极挚之归也。因为之记其本末，而并推近世所以为学读书之病，请具刻焉，以告登此阁而读此书者，使姑无溺于俗学之下流，无迷于异端之捷径，则于理之在我者庶乎有以深求而自得之矣。道之不明，岂足患哉？四年癸丑九月甲子朔旦，新安朱熹记。

贵溪之水，其原东出铅山之分水，北出玉山之镇头者，合为大溪，自弋阳西流，径县治南，少西，乃折而北。大溪之南，有小港焉，出县东南境上，西北流，至县治西南，乃入于溪。居民行客之往来者，故以舟楫为三渡。自县治西南绝大溪者，曰中溪；当其西流北折之处者，曰凿石。小港水落时，广不过百馀尺，褰裳可涉。霖潦暴至，则其深广往往自倍，而亦为一渡。中溪之舟每以是时过港，常为横波所荡击，人力不得施。凿石则水触西崖，斗怒腾蹙，其险为尤甚。故二渡者岁率一再覆溺，邑人病之，欲为浮梁以济久矣。而役大费广，无敢唱者。今县大夫建安李君正通至，则阴计而嘿图之。久之，乃得县之馀财八十万，将以属工。而邑之大姓闻之，有以铁为连环巨絙千五百尺以献者，有捐其林竹十馀里以献者。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，于是李君乃相大溪二渡之间水平不湍者，以为唯是为可久，遂以绍熙三年六月始事。民欢趋之，不百日而告成。两崖砻石为磴道，高者五百尺，卑者亦居其五之四。桥之修九百尺，比舟七十艘，且视水之上下而时损益焉。又维十舟以梁小港，作双舰以航巨浸，于是东西行者春夏免漂没之虞，秋冬无病涉之叹。其功甚大而费则省，盖其规模筹画，一出李君，主吏工师拱手受成，不能有所预也。既又留钱五十万于明觉浮屠氏，使自为质贷，而岁输其赢五一以奉增葺之费。明年，李君将去，乃以书来道邑人之意，请予文以记之。予惟李君此桥之功，百里之人与四方之往来者固已颂而歌之，宜不待记而显。且其才之果艺明达，用无不宜，又非独此为可书也，姑为记其本末，以告后之君子，使知其成之不易者如此，相与谨视而时修之。是则李君与其邑人之志也云尔。四年九月戊寅既望，新安朱熹记。

邵阳太守东阳潘侯焘以书来曰：「郡学故有濂溪先生周公之祠，盖治平四年，先生以零陵通守来摄郡事，而迁其学，且属其友孔公延之记而刻焉。其后迁易不常，乾道八年，乃还故处，而始奉先生之祀于其间。既又以故府张公九成之学为出于先生也，则亦祠以侑焉，于今盖有年矣。焘之始至，首稽祀典，窃独惟念先生之学实得孔孟不传之绪，以授河南二程先生，而道以大明。然自再传之后，则或仅得其彷佛，或遂失其本真，而不可以若是其班矣。乃更辟堂东一室，特祀先生，以致区区尊严道统之意。今岁中春，释奠于先圣先师，遂命分献而祝以告焉。以吾子之尝讲于其学也，敢谒一词以记之，使来者有考而无疑也」。熹发函三复，为之喟然而叹曰：「甚矣，道之难明而易晦也！自尧舜以至于孔孟，上下二千馀年之间，盖亦屡明而屡晦。自孟氏以至于周、程，则其晦者千五百年，而其明者不能以百岁也。程氏既没，诵说满门而传之不能无失，其不流而为老子释氏者几希矣。然世亦莫之悟也。今潘侯于此乃独深察而致谨焉，道之明也傥庶几乎。虽然，先生之精，立图以示；先生之蕴，因图以发，而其所谓无极而太极云者，又一图之纲领，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，而实为万物之根柢也，夫岂以为太极之上复有所谓无极者哉？近世读者不足以识此，而或妄议之，既以为先生病；史氏之传先生者，乃增其语曰「自无极而为太极」，则又无所依据而重以病夫先生。故熹尝欲援故相苏公请刊《国史》草头木脚之比以正其失，而恨其力有所不逮也。乃今于潘侯之举而重有感焉，是以既叙其事而并附此说，以俟后之君子。抑潘侯学识之长既足以及此矣，则又安知其不遂有以成吾之志也耶？绍熙癸丑冬十月庚申，后学朱熹记。

浦城县迁阳镇永利仓者，故提举常平公事黄侯某之所为也。闻之故老，某年中，黄侯以乡人奉使本道，奏立是仓其里中，岁时敛散，以赈贫乏。且使镇官兼董其事，行之累年，近村之民颇赖其利。后以兵乱，废熄无馀。岁或不收，民辄告病。于今若干馀年，而吏部之调镇官，犹袭故号也。中间知县丞王君铅视邑之仁风诸里社仓颇有成效，欲取其法以复此仓之旧，而议不克合。今知县事括苍鲍君恭叔之来，乃复有请，而使者吴兴李侯沐深然之，于是鲍君得致其役。营度故壤，筑仓若干楹，不日告成，略如旧制。遂移县庾之粟若干斛以贮焉，夏发以贷，冬歛以藏，一以淳熙某年社仓制敕从事。盖凡贷之所及者，某里某都之人，固皆有以望于其后，而无复凶年之虑矣。其所未及，则亦欣然相告曰：「是仓息滋而藏羡，其肯卒遗我哉」？鲍君闻之，以书来告曰：「邑人之情如此，不忍以无记也」。予观黄侯当日之权足以制一道，而其后为此乃仅足以恤其乡邻，盖未尝不叹其心之仁而病其不广。以今推之，则未必其势之有不能也，是安得以今日社仓之法告之哉？若李侯、鲍君之是役，则既足以使黄侯之心愈久而不泯，而又能承天子之诏，以广其惠于无穷，是皆可书也已。独后之人能推所馀以遍乎其所未及，则有未可必者。故特为之书其本末而并以告焉，庶乎有所考而不亡也。绍熙五年夏四月己酉，朝散郎、秘阁修撰、新权发遣潭州、主管荆湖南路安抚司公事朱熹记。

绍熙五年秋九月，熹自长沙蒙恩召还。道过上饶，其州学教授嘉兴林君某来见，请问所以为学之意甚勤。与之语，知其平日所用力者，皆古人为己之学，而进则未已也。既乃起而言曰：「此邦学政其弊久矣。士子习熟见闻，因仍浅陋，知有科举而不知有学问。且其屋不时修，亦多颓圮，而礼殿之坏为尤甚。至于象设，衣冠位次又皆不如法式。某不自料，既为之讲以所闻，幸颇有知乡方者，又将撤其故殿而一新之。傥遂有成，愿得一言以记之，且有以进其学者于将来，则幸甚」。熹谢不敏，退而问诸邦人，则皆曰林君所以教其诸生者有常业，而皆本于所谓古人为己之意。其于学之庶务，则又巨细必亲，无所漏失，故能当此俭岁，既广其弟子之员且什五六，而犹有馀力以及此。盖属役之初，首出餐钱以给诸费，而漕台州家亦有助焉。诸生之有职秩者，又相与捐俸入以相其事。瓦木工徒之直，一毫无所取于民也。熹心善之。比归而往观焉，则其轩楹宏敞，堂室靓深，先圣乡明，先师西面，左右众贤，以次列坐，一如今岁奉常所下新制。而其冠冕服韨应图合礼，取诸监学，靡有僭差。盖虽近辅名藩，鲜有能及之者。熹于是焉喟然太息，益信林君之学有以充其志，而力又有以行其学也。岁晚还家，甫尔休息，而林君复以书来曰：「殿既讫功，将以来岁正月丁亥朔旦谒守贰、合群吏、率诸生而释菜以落之。前日之请，愿卒有以赐之也」。熹惟国家稽古命祀，而礼先圣先师于学宫，盖将以明夫道之有统，使天下之学者皆知有所乡往而几及之，非徒修其墙屋、设其貌象、盛其器服升降俯仰之容以为观美而已也。而今之为吏者，于是数者犹有不及，求其能如林君之所为者，则既难矣。而况欲其仰体国家之意，以身为率，使其学者皆知古人之所以为学者而心庶几焉，岂不又难矣哉？于是为记其事，使刻诸石，以厉其徒，且使后之君子有以考焉，而毋忘林君之志也。十二月辛巳，朝请郎新安朱熹记。

绍熙五年十二月，宜兴县新修学成。明年，知县事、承议郎、括苍高君商老以书来请记，而其学之师生迪功郎孙庭询、贡士邵机等数十人，又疏其事以来告曰：「吾邑之学久废不治，自今明府之来，即有意焉。而县贫，不能遽给其费，乃稍葺其所甚敝，亟补其所甚缺，且籍闲田五千亩以丰其廪，斥长桥僦金岁入七十馀万以附益之，为置师弟子员，课试如法，而又日往游焉，躬为讲论，开之以道德性命之指，博之以诗书礼乐之文，使其知士之所以学，盖有卓然科举文字之外者。于是县人学子知所乡慕，至于里居士大夫之贤者，亦携子弟来听席下，无不更相告语，更相勉励，而自恨其闻之之晚也。退而相与出捐金赍，以佐其役。合公私之力，得钱几七百万，而学之内外焕然一新。堂涂门庑，靡不严备，象设礼器，皆应图法。盖高君之于是学，非独其经理兴筑之绪为可书，而其所以教者，则非今世之为吏者所能及，而邑之人材风俗实有赖焉。幸夫子之悉书之，以告来者于无穷，则诸生之望也」。予顷得高君于会稽而知其贤，今乃闻其政教之施于人者又有成效如此，故已乐为之书矣。而况其邑之父兄子弟能率高君之教而有所兴起，皆知从事于古人为己之学，而不汲汲乎誇多斗靡之习以追时好而取世资，则又予之所深叹而尤乐取以告人者也。乃为悉记其语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抑高君之于此邑，尝新其社稷之位，而并作风、雨、雷师于其侧，以严祀事；穿故渎、疏积水以防旱潦，作社仓、储羡粟以备凶荒，其所以事神治民者，类能行其所学而皆出于至诚恳恻之意，是以言出，其人信从之，盖不待至于诵说之间然后以言教也。呜呼贤哉！庆元元年春三月庚申，朝请郎、提举南京鸿庆宫新安朱熹记。

始予居建之崇安，尝以民饥请于郡守徐公哲，得米六百斛以贷，而因以为社仓。今几三十年矣，其积至五千斛而岁歛散之，里中遂无凶年。中间蒙恩召对，辄以上闻，诏施行之，而诸道莫有应者。独闽帅赵公汝愚、使者宋公若水为能广其法于数县，然亦不能远也。绍熙五年春，常州宜兴大夫高君商老实始为之于其县善拳、开宝诸乡，凡为仓者十一，合之为米二千五百有馀斛，择邑人之贤者承议郎赵君善石、周君林、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馀人以典司之，而以书来属予记。予心许之，而未及为也。会是岁浙西水旱，常州民饥尤剧，流殍满道。顾宜兴独得下熟，而贷之所及者尤有赖焉。然予犹虑夫贷者之不能偿，而高君之惠将有所穷也。明年春，高君将受代以去，乃复与赵、周诸君皆以书来趣予文。且言去岁之冬，民负米以输者襁属争先，视贷籍无龠合之不入，予于是益喜高君之惠将得以久于其民，又喜其民之信爱其上而不忍欺也，则为之记其所以然者。抑又虑其久而不能无敝于其间也，则又因而告之曰：「有治人，无治法，此虽老生之常谈，然其实不可易之至论也。夫先王之世，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，故积之三十年，则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于凶饥。此可谓万世之良法矣。其次则汉之所谓常平者，今固行之，其法亦未尝不善也。然考之于古，则三登泰平之世，盖不常有，而验之于今，则常平者，独其法令簿书筦钥之仅存耳。是何也？盖无人以守之，则法徒为法而不能以自行也。而况于所谓社仓者，聚可食之物于乡井荒闲之处，而主之不以任职之吏，驭之不以流徒之刑，苟非常得聪明仁爱之令如高君，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数公者，相与并心一力，以谨其出纳而杜其奸欺，则其法之难守，不待已日而见之矣。此又予之所身试者，故并书之，以告后之君子云」。庆元元年三月庚午既望，具位朱熹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