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承垂示许丞《易义》，其用意精深，自成一家之学。伏读之久，开发多矣，然鄙意犹有疑者。《复卦义》曰：「怒，恶之使也，东方之情也；元，善之长也，东方之德也。善恶之分，吉凶始焉」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」。四者一本于中，则怒不可独谓恶之使也。怒而中节，是谓达道，而遂以元怒为善恶之分，亦恐未可也。又曰：「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。所谓出怒不怒，盖以救世，非修身之道也。修身则致虚守静，不可以动，动则有怒，有怒，与仁违矣」。某以谓诚者合内外之道，成己乃所以成物也。谓不可以修身而可以救世，恐无是理。修身不可与仁违，治天下独可与仁违乎？颜子不迁怒，非无怒也，不迁而已。是谓中节，此颜子所以修身也。而孟子以禹、稷之事与之，谓之易地则皆然，盖救世修身本无二道故也。《大学》论治天下国家必始于正心诚意，孟子则曰「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」，皆是意也。夫物我易观，不能通天下为一，正今日学者之失，此弊尤当救之，不可畏也。又曰：「孟子四十不动心，颜子之年未至也」。是未以不动心与颜子也。又曰：「颜子复礼以存心，故其静也仁」。是以仁与之也。公孙丑问不动心，孟子曰：「是不难，告子先我不动心」。孔子曰：「若圣与仁，则吾岂敢」！夫仁，孔子不敢居；不动心，告子之所易。以孔子不敢居者与之，而不与告子之所易者，恐似不伦也。又曰：「孟子之言不动心也，曰『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』，此方以不动涉动者也，不动则专气致柔，复以自知而已。动则养气以为马，知言以为途也」。孟子论知言养气，乃不动心之道所以异告子者，恐非专为涉动也。又曰：「颜子之所养夜气也，孟子之所养旦气也」。夜气不存，则于旦气乎何有？旦昼之所为，有以梏亡之，则夜气亦不存矣。但深考孟子之言，则其义可见，恐所养不须离而为二也。古之好学者，必就有道而正焉。某不敢自谓好学，至于就有道而正焉，心不敢忘也。故辄布所闻，取正于左右，如未中理，愿详见教。

辱示《华严大旨》，辞义精奥，得所未闻，幸甚。然此书昔尝读之，虽未尽解，要之大略可见。其论布施也，至于刳心剔髓而不吝，此其用心广矣。来书所谓其施也不欲狭，其济也不欲寡，岂不信然欤。然某每读孟子书，至其论墨子「苟利天下，虽摩顶放踵为之」，未尝不悯其为人也。原其心，岂有他哉，盖亦施不欲狭，济不欲寡而已。此与世之横目自营者，固不可同日议也。而孟子力攻之，至比禽兽，孟子岂责人已甚乎？盖君子所以施诸身，措之天下，各欲当其可而已。禹思天下之溺，犹己溺之；稷思天下之饥，犹己饥之。过门不入，弗子其子，至胼胝手足而不为病，君子不谓之过。颜渊在陋巷，饭蔬饮水，终日如愚人，然君子不谓之不及。盖禹、稷被发缨冠而往救之者也，颜渊闭户者也，故孟子曰「易地则皆然」。若颜渊、禹、稷不当其可，则是杨墨而已，君子不与也，此古人之样辙章章明矣。今公卿大夫比肩在上，则天下有任其责者，自惟愚鄙无所用于世，虽闭户可也。故不敢出位冒天下之责而任之，以贻身忧，非忘天下也，循古样辙而已。若谓「不辞一身之有过，愿成来者之无过」，窃意贤知者过之，则道终不明不行矣；而欲来者之无过，或恐未能也。所谓「仲尼无言，颜子有言」，考之吾儒之书，不知所自。荒芜之学，欲质于左右者非一二事，愿无惜见教，以开未悟。

康节先天之学不传于世，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。某盖尝玩之，而陋识浅闻未及足以叩其关键。八卦有定位，而先天以《乾》、《巽》居南，《坤》、《震》居北，《离》、《兑》居东，《坎》、《艮》居西；又以十数分配八卦，独《艮》、《坎》同为三数。此必有说也。以爻当期，其原出于《系辞》，而以星日气候分布诸爻，《易》未有也。其说详于纬书，世传《稽览图》是也，扬子草《玄》盖用此耳。卦气起于《中孚》，冬至卦也，《太玄》以《中》准之；其次《复》卦，《太玄》以《周》准之；《升》，大寒卦也，《太玄》以《千》准之。今之历书亦然，则自汉迄今同用此说也。而先天以《复》为冬至，《噬嗑》为大寒，又谓八卦与文王异，若此类，皆莫能晓也。康节之学究极天人之蕴，玩味之久，未能窥其端倪，况敢议其是非耶？以公之精识贯通古今，于先天必能洞见之矣，愿疏示一二。所论康节学伏羲，温公学仲尼，某亦不知其说。夫自八卦重而为六十四，《易》之大成也。孔子于《易》，赞之而已，窃谓无所加损焉，而分为二说，皆深所未谕也，并乞开示。夫孔子之赞《易》，尤详于《乾》、《坤》二卦。《系辞》中论释诸爻亦多矣，然未有及象数者，岂得意而忘象，真孔子之学耶？无由面承，东望徒增企仰耳。

辱示法界三门大旨，引据精博，极儒佛之奥，使蔽陋者与闻焉，幸甚幸甚。然其间鄙意有疑者，敢不请？《系辞》曰：「爻有等，故曰物；物相杂，故曰文」。《贲》之《彖》曰：「柔来而文刚，分刚上而文柔」。刚柔相杂，贲之所以为文也。「白贲」，受色者也。「贲无色」，色色者也。惟有质为能受，惟无色为能贲。爻之辞曰「白贲」，而卒乃曰「贲无色」，斯谓之普融可也。以文会友，以友辅仁，此学者之事而已。谓之会色归空，吾儒之书或恐无此意也。孟子曰：「固哉，高叟之为诗也」。则为诗犹有得失焉。为之如高叟，是固而已，非知诗者。则为之一言，恐未足以蔽二《南》也。孔子曰：「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」。则二《南》固在其中矣，恐不须他求也。颜渊三月不违仁，非由仁者，盖有时而违也，然而其复不远矣，故以《复》之初爻当之，复之未远也。《坤》之初六曰「履霜坚冰至」，夫坤之初，阴始凝也，未至乎坚冰矣，而卒乎坚冰者理之必至也。辨之者不于始凝之时，而于坚冰而后辨，则鲜不及矣，若鲁昭公、高贵乡公是也。此二爻以禹、稷、颜渊出入往来之事当之，亦恐不相似也。夫《乾》一变而为《姤》，五变而为《剥》。《坤》一变而为《复》，五变而为《剥》。《复》者阳之来，而《剥》者阴之极也。阳极生阴，阴极生阳，故剥穷而反，反而复阴极故也。窃意《剥》者，其《乾》之终乎。自古乱臣贼子，其初岂有意哉，驯致其道，以至于此耳。故《易》于小人几微之际每致意焉。《姤》之辞曰：「女壮，勿用取女」。《姤》之初，阴始生也。女也者，阴始生之象也。始生，未至于壮也，而有壮之道焉，犹《坤》所谓「履霜坚冰至」也，故曰「勿用取女」。盖取之则引而与之齐，引而与之齐，则终末如之何也已。昔阳城之于唐，其任职非不久也。其初裴延龄未用也，不于未壮之时止之，至天子将用为相，乃欲取白麻裂之，而哭于庭，岂不晚乎？夫白麻，王言也，不可裂；天子之庭，非哭所也。以是而处昏主乱相之间，其免也，幸而已矣。故《姤》之初六曰「系于金柅」，盖于其未壮而止之，使勿行也，与《坤》初六异矣。《坤》之《文言》曰：「履霜坚冰至，盖言顺也」。而其卒也，有疑阳之战，顺而无以止之故也。自《姤》至于《剥》，阴之进极矣。《坤》顺而《艮》止，《剥》之所以成象也。观《剥》之象，则知所以治剥矣，故曰：「顺而止之，观象也，君子尚消息盈虚，天行也」。消息盈虚，天且不能暴为之，而况于人乎？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虚，无时而不然，独于《剥》言之者，盖君子小人相为消长，至《剥》而极矣，此成败之机，而邦之兴丧系焉。虽动息语默之微，一失其机，不可复救矣，况施于事乎？东汉之衰，君子欲以力胜之，引奸凶而授之柄，卒至乎俱伤两败，而国随以亡，不知此故也，后之治剥者可不监之哉！至于《剥》，则阳之进极矣。君子众而小人独，其夬之易矣，然疾之已甚，乱也，故苋陆夬夬，虽中行仅无咎而已，未光也，况过之乎？当是时，若禹之班师可也。夫乱世不能无君子，治世不能无小人，特其消长异耳。此天地之义，阴阳之理也。故治世能使小人不为恶而已，不能绝之使无也，此处夬之道也。承示论《坤》、《复》之义，故辄及此、以取质左右，高明以为如何？或未中理，幸明教我。

康节先生，某少尝闻其风矣，每恨不及见。洛中诸尝从先生游者皆略识之，亦尝见其子，问之，俱莫能传其所学万一也。前书所疑，虽蒙谆诲，愚陋终未能晓。夫八卦有伏羲、文王之辨，于经无见也。天下之赜存焉，岂人私智能为哉？康节之言必有稽也，索隐之士宜知其所以然者，恨未得亲叩之耳。《乾》南而《坤》北，《离》上而《坎》下，位不同也。自《乾》左而至《震》，一二三四；自《坤》右而至《巽》，八七六五。本宫之卦，《乾》一《兑》二，《离》三《震》四，《坤》一《艮》二，《坎》三《巽》四，数不同也。以为未尝同，默而识之可也。位与数相为异同者明如此，安得无说乎？自羲、农以来，更六七圣人，所因习者八卦而已，六十四卦之名未有也。其制器尚象乃有取于十三卦，则羲、农之世卦虽未重，而六十四卦之用已在炉锤之中矣，特其名未显也。故曰：八卦成，列象在其中矣。用是言之，文王之《易》固具于伏羲画卦之初，文王能因而用之，不能有所加损也。《乾》、《坤》、《屯》、《蒙》之序，意必文王为之，孔子序卦，特释其义而已。《乾》、《履》、《大有》、《大壮》之序，于《易》不见其端倪，所谓文王阖其门而拒其出者。「文王阖之，康节辟之」，其数其义，必有可玩而习者矣。凡此，皆某所深疑而未谕也，愿略疏示，使得稽其门，叩其键而入，则为赐多矣。《太玄》之书，昔尝读之，虽未竟其义，而其略可识也。子云覃思浑天，三摹而四分之，极于八十一首，旁则三摹九据，极之七百二十九赞。当期之日，又为踦嬴二赞，以尽馀分之数。其用自天元推一昼一夜，阴阳数度、星日之纪，与《泰初历》相应，其取数似与《易》异矣。其为书则欲自成一家，初无意于赞《易》也，考诸《解难》之文可见矣。夫《易》之六十四卦，八卦相错而成也。《玄》之有方、州、部、家，则各有分域矣，不可相错也。故一而三之，自三而九，又三之为二十七，终于八十一，而《玄》之首毕矣。八十一家又离为三，以极三玄之数。方、州、部各三之为九，又三之为二十七家，此一玄之数也。以次比之，不可相易。赞辞自一至九，配丽五行，而日星节候分布其间，皆有成数。恐其书特《易》中之一事，与《易经》不尽相涉也。世之治历者守成法而已，非知历也。自汉迄今，历法之更不知其几人，未有不知历理而能创法也。求《玄》于历理之内，亦恐未足以尽《玄》之妙。更深考之，并以见教。近得温公《太玄论》阅之，皆先儒所共知者，其隐赜不著之事，殆未可窥其蕴也。温公之学笃于自信，虽《论语》亦有未然者，非其深造自得，隐之于心而不疑，不轻以为信，真善学者，与世之耳濡目染遂以为得者有间矣。然子云、温公之学与《语》、《孟子》书，其远近浅深必有能辨之者，不可诬也。温公自孔子而下，独以扬雄为知道，雄之论孟子曰：「知言之要，知德之奥，非苟知之，亦允蹈之」。又曰：「诸子者，以其异于孔子也，孟子异乎，不异乎」？雄之言以孟子不异于孔子，则其尊孟子也至矣。温公于孟子乃疑之，则虽以雄为知道，而于雄书亦未尽信也。夫众言殽乱折诸圣，自汉田、焦、费氏之学兴，而三家之传不一，后虽名儒继出，而异说益滋，《易》之微言隐矣，学者将安折衷乎？折诸孔子而已。某尝用是学《易》，以谓孔子之已言者，当详说而谨守之；其未言而不见其兆者，虽略之可也。《皇极》之书，皆孔子之所未言者，然其论古今治乱成败之变，若合符节，故不敢略之，恨未得其门而入耳。至其论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配四时之府、生长收藏，与《易》之《诗》、《易》之《书》、《易》之《春秋》之类，窃恐圣人复起，未能不易其言也。譬之观奕，必以李、刘为信。《法言》曰：「杨墨塞路，孟子辞而辟之，廓如也，后之塞路者有矣，窃自比于孟子」。夫孟、扬之自任重矣。由汉而来，士以李、刘望之非一日也。今其书具在，疑而未信者如此，则后之视今，又焉知不犹今之视昔乎？学者审其是而已，于疑信尤当慎择也。然某于雄，昔尝疑之，重蒙诲谕，继今当力求之以补前过。末由展晤，一快蔽蒙，东望徒增惓耳。

恶诗非敢自附于贤者之作，厚意不可虚辱，故勉强继之，重蒙称与过当，徒用增愧。「先生」，有德齿之称也，宜施于前辈，如某之不肖，徒有犬马之齿耳，辄以见称，何也？恐闻者以为失言，使老拙者重为世所讪笑。继此幸削去，至恳。

《孟子》之书，世儒未尝深考之，故尊之者或过其实，疑之者或损其真，非灼知圣贤之心，未易以私意论也。世之尊孟子者多失其传，非孟子过也；而遂疑之，亦过矣。近见一书，力诋孟子之非，恐非有所授，难遽以口舌争也。无由展奉，一尽区区。

德齿之说，前书尽之。重蒙以《师说》见谕，三复来贶，益用惭惕。古之人，其道足以师世范俗，惟孔孟足以当之。东汉而下，师道益严，然稽其所知所行，皆不足以胜其任也。唐之韩愈固尝欲以师道自居矣，其视李翱、张籍辈皆谓「从吾游」，今翱、籍之文具在，考其言，未尝以弟子自列，则师果可好为乎？苟其道未足以达材成德，则虽欲为之，而人不与也。愈且如是，况其下者乎？某愚陋，齿发已衰矣，而未有闻焉，盖孔子所谓不足畏者。方且拘縻升斗之禄，未能从黑发之士以承教左右，而反以见谓，是岂当然乎哉？非公乐与人为善，务欲搜扬隐伏，何以有此？将使清和之士，不终为西山之饿夫、东国之黜臣，盖古圣贤之用心也。第恐说之不当，徒有累于高明耳。幸亮之。临纸愧汗，言不能究。

《先天图》得太极所生自然数，非人私智所能为也。昔未尝见，幸得一观，此非尧夫不能知也。蒙示《法养观》，与相见乎离，辞异旨同，开发蔽陋多矣，幸甚。世之昧者妄以狂瞽无稽之言眩瞀学者，方自以为得，恶足与论此哉！然杜顺集此，不涉《华严》一字，束以二门，谓足以贯六经之旨，可谓能说约矣。然不知二门者于经何施也？愿更开示，以警未悟。

辱疏示所疑，非公敦朋友之义，不以贤自挟，何能如是？以能问于不能，以多问于寡，士无此风久矣，乃今得吾康侯也，幸甚。以某之不肖，何足以知之？然不敢不尽所闻，以求切磋之益。言而是耶，固愿与朋友共之；言而非耶，亦愿公见告，庶乎其有警也。「致知格物」，盖言致知，当极尽物理也。理有不尽，则天下之物皆足以乱吾之知，思祈于意诚心正，远矣。《书》云：「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」。执中之道，精一是也。夫中者，不偏之谓也。一物不该焉，则偏矣。《中庸》曰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」，但于喜怒哀乐未发之时，以心验之时，中之义自见，非精一，乌能执之？夫盈天地之间，孰非道乎？道而可离，则道有在矣。譬之四方有定位焉，适东则离乎西，适南则离乎北，斯可离也。若夫无适而非道，则乌得而离耶？故寒而衣，饥而食，日出而作，晦而息，耳目之视听，手足之举履，无非道也，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以乐尧舜之道，夫尧舜之道，岂有物可玩而乐之乎？即耕于有莘之野是已。此农夫田父之所日用者，而伊尹之乐有在乎是，若伊尹，所谓知之者也。夫精义入神乃所以致用，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，此合内外之道也。天下之物，理一而分殊。知其理一，所以为仁，知其分殊，所以为义。权其分之轻重，无铢分之差，则精矣。夫为仁由己尔，何力不足之有？颜渊之「克己复礼」，仲弓之「出门如见大宾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若此，皆用力处也，但以身体之，当自知尔。夫通天下一气也，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其盈虚常与天地流通，宁非刚大乎？人惟自梏于形体，故不见其至大；不知集义所生，故不见其至刚。善养气者无加损焉，勿暴之而已，乃所谓直也。用意以养之，皆揠苗者也，曲孰甚焉。某之鄙意如此，公试思之如何？适会同官黎君到，而来仆立候。仓卒奉答，不逮意，幸亮之。

某辱示问，皆圣贤大致，某也何足以知，然试尝语其所闻。孟子曰：「鸡鸣而起，孳孳为善，舜之徒也；孳孳为利，蹠之徒也」。舜蹠之相去远矣，而其分乃在乎善利之间。故颜渊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不敢失，其学为舜，亦曰「择善而固执之」而已。舜、文之圣，若合符节，则潜心乎文王者，亦岂外是乎？《记》曰：「当其可之谓时」。孔子圣之时，一当其可之谓也。故曰：「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速则速，可以久则久」。是皆天下之中道，非有甚高难行之事也。故孟子曰「仲尼不为已甚者」，非真知之，乌能以是称孔子乎？然则所愿学者，亦求所谓当其可已矣。夫参也鲁，疑非通敏之才也。然某切尝谓曾子竟以鲁得之。若夫便儇激厉，则其去道也远矣。自孟子没，圣学失传，荀卿而下，皆未得其门而入者也。七篇之书具在，始终考之，不过道性善而已。知此，则天下之理得，而诸子之失其传皆可见也。夫学道者，舍先圣之书何求哉？譬之适九达之衢，未知所之，六经能指其攸趣而已，因其所指而之焉，则庶乎其有至也。徒敝精神于章句之间，则末矣。孔子固天纵之将圣也，其学宜不俟十年乃一进，盖圣人以其身为天下法，故言之序如此。颜渊未至乎从心，故未达者一间也。夫论伯夷之清，则圣人之清也，柳下惠之和，则圣人之和也，故孟子曰「皆古圣人也，未至乎大成，故孔子曰贤人而已」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汤三币聘之，乃幡然而改。伯夷特不事非君尔，闻文作兴，则曰「盍归乎来」。方伯夷居北海之滨，文王以三币聘之，伊尹居有莘之野，汤致之不以其道，二人者宜如何哉？此未可论必进必退也。伊尹利泽及天下，故孟子不言伊尹之风者，则后世又安得有弊乎？孔子之时去柳下惠亦未远矣，长沮、桀溺、荷蓧、楚狂之徒皆不进者也，柳下惠所以救其弊者，其效安在？孟子曰：「闻伯夷之风者，贪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闻柳下惠之风者，鄙夫宽，薄夫敦」。第深考此言，则二人之风不为进退明矣。然其风足以廉贪敦薄，故可为百世之师。论其学则必至于隘与不恭矣，此君子所以不由也。田常为乱于齐，齐君盖弗胜也，宰予附田常，则谁得而杀之？使其为齐君而死，则予何罪焉？当是时，有阚止字子我，死于田常之乱，是必传之者误而为宰我也。孔子谓「于予与何诛」，岂以予无质而遂弃之乎？则人之有赖乎圣人者鲜矣，谓之不诛，乃所以切责之也。凡孔子之门人，皆未可以一言断其终身也。后之所进者多矣，与于四科，何足怪哉！管仲为政于齐，足以合诸侯而正天下，其功足录也，然学当为王者事，故仲尼之徒无道桓文者。昔嬖奚与王良乘，王良曰：「吾为之范，我驰驱终日不获；一为之诡遇，一朝而获十」。管仲之功，曾西未必能为之，然管仲之功诡遇也，诡遇而得禽兽，虽若丘陵弗为也。曾西羞比管仲，正类是欤？朋友道丧久矣，切磋之益，吾徒所当勉也。鄙意如此，恐未中理，愿以见告。

示谕别后持五戒，益知进学之力也，欣慰欣慰。某窃谓古之善授戒者莫如孔子，善持戒者莫如颜渊。非礼勿视勿听，勿言勿动，持此，则士之所以修身慎行者无遗力矣。持之奈何？曰礼而已，此一言足以蔽之，约而易守也。不窒其源而杜其末流，虽日省之，遇事辄发矣，不可知也。《春秋义》探赜精到，恨不及见全书也，玩味钦叹。然《周官》有司盟之职，凡诅盟皆天子以吏治之，诸侯不得私相盟也，一有渝盟，则刑随之。春秋之时，诸侯不复听命于天子，故口血未乾，而报复之兵已至其境，失政刑矣。凡书盟者，皆恶之。《记》言「大道既隐，天下为家」，谓三代盛时也。商人作誓而民始畔，周人作会而民始疑。若《汤誓》、《秦誓》之类，盖汤武之事。此数者似非圣人之言，恐不足引以为證，更思之如何。

《正蒙》之书，关中学者尊信之与《论语》等，其徒未尝轻以示人，盖恐未信者，不惟无益，徒增其鄙慢尔。如《西铭》一篇，伊川谓与孟子性善养气之论同功，皆前圣所未发也，详味之，乃见其用意之深。性命之说，虽扬雄犹未能造其藩篱，况他人乎？而世儒易言之，多见其妄也。孔子曰：「五十而知天命」。以孔子之圣，犹待五十而后知，其所知盖有未易言者，非止如世儒之说也。学者当求之，圣人不当徒为空言而已。公之笃志好学，而每蒙谦虚，不见鄙外，故辄肆言之，而不自知其愚也，惟亮之。

承示及《春秋事实》，鄙意犹有疑者。所论虞氏之史，直书其君之名而不避，载其父母昆弟之恶而不隐，某窃谓四岳称舜之父顽、母嚚、象傲，乃舜在侧微未登庸之时言之，宜若无害。周人虽以讳事神而有谥法，然且名之曰幽厉，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，则虽有谥，其恶犹不隐也。《礼》曰「临文不讳」，故文王名昌，而《雍》之诗曰「克昌厥后」；武王名发，而《小宛》之诗曰「明发不寐」。若此类，皆临文不讳也，虽周亦然。庄公名同，而书「同盟」，僖公名申，而书「戊申」，不可谓从虞史之质。「将仲子」、「叔于田」皆刺庄公也，「清人」刺文公也。不胜其母而害其弟，诗人以刺庄公，而不及段。使高克将兵久而不召，众散而归，诗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。以庄、文之罪著矣，不待《春秋》书之而后见。鄙意如此，更思之如何。

刘质夫受经于明道、伊川之门积有年矣，其论元年之义详甚，某故未敢轻议其说。蒙录示第一段，义非高明不见鄙外，何以得此，幸甚幸甚。公之用意精深，非浅陋所能窥其阃奥。然意有所疑，义不敢默，姑试言之。所谓元者，仁也；仁者，心也。《春秋》深明其义，当自贵者始，故治国先正其心，其说似太支离矣，恐改元初无此意。三代正朔如忠、质、文之尚，循环无端，不可增损也。秦以亥为正，失其旨矣。斗纲之端连贯营室，织女之纪指牵牛之初，以纪日月，故曰星纪。五星起其初，日月起其中，其时为冬至，其辰为丑，三代各据一统，明三统常合而迭为首，周环五行之道也。周据天统，以时言也；商据地统，以辰言也；夏据人统，以人事言也。故三代之时，惟夏为正，谓春秋以周正纪事是也。正朔必自天子出，改正朔恐圣人不为也。若谓以夏时冠月，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，若以夏时言之，则十月陨霜，乃其时也，不足为灾异。周十月乃夏之八月，若以夏时冠月，当曰秋十月也。正朔如建子丑是也，虽用夏时月，不可谓改正朔。鄙意如此，公试思之如何。如未中理，更希疏示，以开未悟。

圣学不明，士志于道者往往汩于世习而不知，虽英才异禀，卒能自拔于流俗者无几也。某尝私窃谓学者之视圣人，其犹射者之于正鹄乎，虽巧力所及，有远近中否之不齐，未有不至于正鹄而可以言射也。士之去圣人或相倍蓰，或相什百，所造固不同，未有不同乎圣人而可以言学也。譬之升堂奥者，必得其门而入乃可至；过其藩，望望然去之，则终身不能至。然则至学非难，知所以学为难。某愚不自量力之不足也，妄有意焉，思得朋游共学，左右提掖，觊获一游其藩。乃今得康侯，盖知衰老之有望也。

承示问政事先后缓急之序，与夫要领所在，某自视昏耄，何足以知之？以公积学之久，经纶之业皆素所餍饫者，乃下询于陈腐陋儒，非公不以贤自挟，乐取诸人以为善，何以有此？三复来贶，钦叹无已。然厚意不可以虚辱，试诵其所闻，惟宽明不以僭渎为罪，则万万幸甚。某切观自金人渝盟，河北、淮南诸郡皆非吾有，民物凋弊，赋入无几，军储资用十百于前日。天时地利在今日皆不可恃也，所恃者人和而已。方时艰难，不早为之经画，一日有不足，不免暴取于民。一失民心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，不得不虑也。某窃谓当今政事惟理财最为急务，考之先王所谓理财者，非尽笼天下之利而有之也，取之有道，用之有节，各当于义之谓也。取之不以其道，用之不以其节，而不当于义，则非理矣。故《周官》以九职任之，而后以九赋歛之，其取之可谓有道矣。九赋之入，各有所待，如关市之赋以待王之膳服，邦中之赋以待宾客之类是也。邦之大用，内府受之，邦之小用，外府受焉，有不可得而侵紊之也。冢宰以九式均节之，下至工事刍秣之微，匪颁好用，皆有式焉，虽人主不得而渝也。所谓惟王及后、世子不会，特膳服之类而已；有不如式，虽有司不会，冢宰得以式论之矣。世儒以谓至尊不可以法数制之，非正论也。夫天之所生，地之所藏，今犹昔也，昔常有馀而今不足，其弊必有在矣。朝廷盖未之究也。建隆之初，荆湖、江浙、河东、川、广、福建皆非朝廷有也，所有者惟南京东西数郡而已。当五季之乱，干戈日寻，然未尝以用不足为忧。崇宁以来，承祖宗积累之厚，尺地莫非其有也，一民莫非其臣也，而日以不足为忧，何哉？处之不得其道故也。国家景德、皇祐尝为《会计录》以总核天下财赋之出入，百官饩廪之奉、军储边计，凡邦国之经用，皆有常数。如内府所藏以待军兴郊赏之费，茶盐之入以待边储。元丰之《备对》，元祐之《会计》皆放此也。此祖宗之遗法，盖得《周官》待用之意也。今宜为《绍兴会计录》，取祖宗三书参较之，凡吏员之增减，兵旅之多寡，户口之登耗，赋入之盈虚，皆可考也。知有馀不足之弊根，可以究见矣。然后量入以为出而均节之，残破州县使有无相补，庶无阙事矣。祖宗设制置发运司，盖始于王朴之议，其措画可谓详尽矣。朝廷捐数百万缗以为籴本，使总六路之计，通融移用，与三司相为表里，以给中都之费。六路丰凶更有不常，一路岁稔则增籴以充漕计，饥凶去处则罢籴，使输折斛钱而已。故上下俱宽，而中都不乏，最为良法。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馀以献，发运司拱手无可为者，此直达之议所从起也。既行直达，而盐法随变，其患有不可胜言者。盖转搬与盐法相因以为利，不可偏举也。祖宗时荆湖南北、江东西漕米至真阳下卸，即载盐以归，诸路每岁所得盐课无虑数十万缗以充经费，故漕计不乏，则横歛不加于民，而上下裕矣。自钞盐之法行，盐课悉归榷货，诸路一无所得，故漕计日以不给，而经用不可阙，非出于漕臣之家，亦取诸民而已，此上下所以俱受其弊也。闽中旧官卖盐每觔二十七文，今民间每觔至百二三十文，细民均被其害，而盗贩所以公行也。所谓制置发运与三司相为表里者，盖发运通融六路之计，钱谷银绢之类，视三司所阙者为之应辨，故中都常不阙也，其为利多矣。自黄帝立丘乘之法以寓军政，历世因之，未之有改也。至周为尤详，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，出则为五两军师之制，使之相保相受，刑罚庆赏相及，用一律也。天子无事，岁三田以供祭祀宾客，充君之庖而已，其事宜若缓而不切也。而王执路鼓亲临之，教以坐作进退，有不用命者，则刑戮随之，其教习之严如此，故六乡之兵出则无不胜，以其威令素行故也。丘井之废久矣，兵农不可以复合，而伍两军师之制不可不讲。无事之时使之相保相受，刑罚庆赏相及。用之于有事之际，则申之以束伍之令，督之旌旗指挥之节。临难而不相救，见敌而不用命，必戮无赦，使士卒畏我而不畏敌，然后可用。若夫伍法不修，虽有百万之师，如养骄子，不可用也。《传》曰：「秦之善士不可当齐、晋之节制，齐、晋之节制不可以当汤、武之仁义」。某窃谓虽有仁义之兵，苟无节制，亦不可以取胜。《甘誓》曰：「左不攻于左，汝不恭命；右不攻于右，汝不恭命。弗用命则孥戮女」。《牧誓》曰：「不愆于六步七步，乃止，齐焉。不愆于四伐五伐，乃止，齐焉」。其节制之严盖如此，故圣人著之于经，以为后世法也。故诸葛孔明曰：「有制之兵，无能之将，不可以败。无制之兵，有能之将，不可以胜」。此之谓也。夫军政不修无甚于今日，闽中盗贼初啸聚不过数百而已，其后猖獗如此，盖王师养成其祸也。贼在建安几二年，无一人一骑至贼境者。王师所过，民被其毒有甚于盗贼，百姓至相谓曰：「宁被盗贼，不愿王师入境」。军无律一至于此！此二事最今日之急务。自蔡京用事，王黼、李邦彦继之，祖宗之法扫荡殆尽。如尚书省戾祖宗之法者非一二事，冗官之未澄汰，与役法之弊所当损益，未易缕数也。然今日二事，在《易》盖《蛊》之时也。《蛊》之成卦，刚上而柔下，刚柔不交，上下不相与，不足与有为，巽而上无刚健之才，不能以有为，此事之所以蛊也。《左传》「皿虫为蛊」，蛊者败坏之象也。先王之治蛊也，如治陋室然，欂栌扂楔，各安所施，不易其处，则庶几其苟完矣。物物而纷更之，腐者败，倾者不可复支矣。夫通变之谓事，因其财而通变之，则蛊元亨而天下治矣，此治蛊之道也。此二事其大略如此，其委曲措画，在执国柄者详视而审处之，非毫楮可尽也。夫执中不可以无权，执中无权，犹执一也。圣人所谓权者，犹权衡之权，量轻重而取中也。用之无铢两之差，则物得其平矣。今物有首重而末轻者，执其中而不知权，则物失其平，非所以用中也。世人以用智为知权，误矣。孟子曰：「所恶于智者，为其凿也。如智若禹之行水，则无恶于智也」。盖禹之行水，循固然之理，行其所无事而已。若用智以为权，则皆智之凿，孟子之所恶也，可不慎欤！

伊川先生语录，在念未尝忘也。但以兵火散失，收拾未聚。旧日惟罗仲素编集备甚，今仲素已死于道途，行李亦遭贼火，已托人于其家寻访，若得五六，亦便下手矣。和卿志文深愧鄙拙，不足以发扬其美，蒙公见与，可以塞责矣。《三经义辨》已成书，俟脱藁即附去，以求参订也。近因伤冷，嗽大作，累日不能兴。昨日方稍平，然饮食犹未复常，倦甚，作书不及一一。

荆公黜王爵，罢配享，谓其所论多邪说，取怨于其徒多矣，此《三经义辨》盖不得已也。如《日录》、《字说》亦有少论著，然此事不易为，更须朋友参订之也。今粗已成书，更俟审详脱稿，即缮写附去也。

某衰朽，杜门待尽，平时亲故凋丧略尽，绝无过从者，惟时亲书册以自适耳。家所藏书为贼弃毁，仅存一二语录常在。念先生之门馀无人，某当任其责也。蒙寄示二册，尤荷留念。然兹事体大，虽寡陋不敢不勉，近因阅《三经义》，见有害义理处，略为之著论，以正王氏之失。盖尝论之于朝，去其王爵，罢配享，后生晚学未必知其非也，姑欲终此一事。书成，未脱稿，款曲当录以纳去取正左右，庶可传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