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殿崇班致仕彭崇仁字景山，胸中有韬略，吏事精密，所至士大夫翕然称之。年四十，不幸丧明。家居无馀，而目不可治。如老骥伏枥，志未尝不在千里，闻北风则耳耸然。自道观之，物无幸不幸；以得丧观之，岂异世所有负耶？然人之有德慧智术者，常存乎疢疾，惟深也，能披剥万象而见己。安知景山不得之沉冥中耶？

世传逸少书帖外，惟有《兰亭禊饮叙》、《乐毅论》、《黄庭》、《遗教》四本。《兰亭》、《乐毅》，临摹失真远矣，而英姿逸韵，雅有存者，譬如忠臣义士，瑰伟绝特之才，虽放弃江海，形骸憔悴，而威仪词令，毅然不挠，犹足以度越庸人无数也。而《黄庭》、《遗教》，皆非逸少之迹。欧阳文忠公以谓《黄庭》特后人缘山阴换鹅事，附益所□；《遗教》出于唐写经手。余始闻而疑焉，及精考《兰亭》、《乐毅》，然后知文忠之言为不缪也。高邮秦观太虚题。

和靖临终诗，其卒章云：「茂陵他日求遗稿，犹喜曾无封禅书」。识趣过人如此，其风韵安得不清妙也。秦观题。

卫巨山云：「汉兴而有草书，不知作者姓名。至章帝时，齐相杜度号善作篇」。是章帝时已有草书矣。然《千字文》者，乃梁武帝得王羲之所书千字，使周兴嗣以韵次之。时南平王伟令萧子范亦制此文。蔡远浪释辰宿一帖，兴嗣文也，岂得为汉章帝之书耶？欧阳文忠以谓前世学书者已有此语，不独始于羲之。按汉武帝时，司马相如作《无将篇》，无复字。元帝时，黄门令史游作《急就篇》。成帝时，将作大匠李长作《元尚篇》。元始中扬雄作《训纂篇》，班固续之，无复字。皆小学家也。《千字文》者，盖拟诸篇而作。今《急就篇》之类尚有存者，其词高古，读之，不问可知为汉人之文，与兴嗣所作，殊不类也。文忠此说，殆亦可疑尔^⑴。

篇：《六艺之一录》载此文作「草」。

《易》曰：「上古结绳而治，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百官以治，万民以察，盖取诸夬」。而说者或以为书契始于伏羲，或以为始于仓颉。盖伏羲画八卦，则书契已兆。至仓颉，观鸟迹则书契遂详。始于伏义，而成于仓颉尔。古者八岁入小学，故《周官》保氏掌国子，教之六书。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也。谓之小学家。自至秦焚烧典籍，始用篆隶，而古文灭矣。汉武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旧宅，于壁中得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时人以不复知有古文，谓之科斗书。又北平侯张苍献《春秋左氏传》，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，其铭则前代之古文，皆自相似。时王莽司空甄丰改定古文，有谓古文、奇字、篆书、佐书、缪篆、鸟书，凡六体。所谓古文者，孔氏壁中书也。魏初传古文者，有邯郸淳，卫觊尝写淳《尚书》，后以示淳，而淳不别。至正始中，立三字石经，转失淳法，因科斗之名，遂效其形。太康元年，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，得简书十馀万言。案魏氏所出，犹有髣髴。古书亦数种，其一卷论楚事者，最为工妙。齐文惠太子为雍州时，盗发楚王冢，亦得竹简。青丝纶简，广数分，长二尺，皮节如新。有得十馀简者，王僧虔云是科斗书，记《周官》所阙文。以此论之，凡称古文者，皆仓颉遗法也。古文虽非科斗书，而世常谓之科斗者，以其类科斗尔。此帖题曰仓颉书，而了不与科斗相类，乃近大小二篆，盖可疑也。

鲁司寇仲尼书者，《吴季子墓铭》也。《铭》在季子墓上，其字皆径尺馀。唐张从绅记云：「旧本湮灭，开元中，玄宗命殷仲容摹榻其书以传。至大历中，萧定又刻于石。此小字者，盖后人依效为之者也」。欧阳文忠公谓：「孔子平生未尝至吴，以《史记·世家》考之，其历聘诸侯，南不逾楚，推其岁月踪迹，未尝过吴，不得亲铭季子之墓。又其字特大，非古简牍所容」。然则《季子墓铭》，其真者犹疑非仲尼书，又况依仿为之者欤！

史籀者，周宣王太史，作大篆十五篇，与古文时有同异。先王之时，天下之书同文，及其衰也，诸侯各自为政，而字画之形亦异殊矣。秦兼天下，丞相李斯乃奏罢不合秦文者，而斯作《仓颉篇》，车府令赵高作《爰历篇》，太史令胡母敬作《博学篇》，皆取史籀大篆，或颇省改，是为小篆。是时天下多事，篆字难成，长安下邽人程邈得罪系云阳十年，从狱中增减大篆，去其繁复，奏之。始皇以为善，出邈为御史，名其书曰隶书。凡奏事，令隶人书之，故又谓之佐书。自尔秦书有大篆、小篆、刻符、虫书、隶书等，凡八体焉。《仓颉》、《爰历》、《博学》三篇，至汉时，闾里之师并为《仓颉篇》。而籀文，至建武时已六篇矣。今称史籀之迹者，惟岐阳石鼓文。李斯之书，惟泰山诏为真迹。二世诏、峄山之碑，近世传者，出于徐常侍、夏英公家，自唐封演已疑非真。杜甫直谓「野火焚」、「枣木传刻」尔。不知此谓史籀、李斯二帖者，何从得之也？今汉碑在者皆隶字，而程邈此帖乃是小楷，观其气象，岂敢遂信以为秦人书！

钟繇《贺捷表》，其后云：「建安二十四年闰月九日南蕃东武亭侯钟繇上」。欧阳文忠公尝问孙集贤思恭云：「建安二十四年闰在何月」？集贤精于历学，以汉家所用《四分》、《乾象历》推之，是岁己亥，二历皆闰十月。文忠以陈寿《三国志》考，与集贤之言合。然文忠考魏、吴二《志》，乃权以是岁闰十月方征关羽，至十二月获之，明年正月始传首至洛阳。钟繇安得于闰十月先贺捷也？由是疑此表为非真焉。

怀素唐僧，字藏真。此帖称：「王右军云：『吾真书可比钟繇，而草故不减张芝』。仆以为真不如钟，草不如张」。又尝见其一帖云：「汉时张芝言书，为世所重，非老僧莫入其体」。则怀素自谓抗张芝而过右军矣。昔桓玄自谓右军之流，论者以比孔琳之。齐高帝谓张融曰：「卿书殊有骨力，但恨无二王法」。答曰：「非恨臣无二王法，亦恨二王无臣法」。前世善书者，盖尝欲与右军抗衡矣，而每不为公论所许，怀素此言，其果然欤？欧阳文忠公尝谓：「法帖者，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，其逸笔馀兴，初非用意，自然可喜。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，如一未至，至于终老穷年，疲弊精神，而不以为苦，是真可叹也。怀素之徒是已」。文忠此论，可谓名言。然天下之事，毕竟亦何所有孰为可学、孰为不可学者？自古以艺自名家，至于文章学术、大功大名，世所谓不朽者，其人方从事于其间也，曷尝不弃百事而为之，至于终老穷年，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也？由后世观之，其异于怀素之学草书也几何邪？

《兰亭》者，晋右将军、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书诗序也。右军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，与太原孙统承公、孙绰兴公、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安石、高平郤昙重熙、太原王蕴叔仁、释支遁道林，及其子凝之、徽之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修韨褉于山阴之兰亭，酒酣赋诗制序。用蚕茧纸、鼠须笔，书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。字有重者，皆构别体。而「之」字最多，至二十许字。他日更书数十本，终无及者。右军亦自爱重，留付子孙。至七代孙智永为比丘，俗呼永禅师。永卒，传其书于弟子辩才。才俗姓袁氏，梁司空昂之玄孙。唐贞观中，太宗锐意学二王书帖，摹拓殆尽，惟未得《兰亭》。凡三召辩才诘之，固称荐经丧乱，亡失不知所在。后遣监察御史萧翼微服为书生，以诡辩才，始得之。命供奉拓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，以赐皇太子、诸王、近臣。贞观二十三年，高宗奉遗诏，以《兰亭》入昭陵。惟赵模等所拓者传于世。事见何延之《兰亭记》。

臣闻春则仓庚鸣，夏则蝼蝈鸣，秋则寒蝉鸣，冬则雉鸣。此数物者，微眇矣，然其候未至，则寂寞而无闻，既至则日夜鸣而不已。何则？阴阳之所鼓动，四时之所感发，气变于外，则情迫于中，虽欲不鸣，不可得也。淮海小臣，不闻庙堂之议，帷幄之谋，独耳剽目采，颇知当世利病之所以然者。尝欲输肝胆，效情素，上书于北阙之下，则又念身非谏官，职非御史，出位犯分，重烦有司之诛，隐忍逡巡而不敢发。幸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使大臣任举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之士，将修祖宗故事，而亲策于庭。呜呼，此亦愚臣效鸣之秋也！辄忘疏贱，条其意之所欲言者，为三十篇以献，惟陛下财择焉。其目曰：以意寓言，以言寓文，示变化之所终始，使天下晓然知之，作《国论》。瑟不鸣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；毂不运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。默则治语，静则制动，作《主术》。急不极则缓不生，缓不极则急不成，一偾一起，如环无端，作《治势》二篇。以地为险，山川是资；以兵为险，不厌通达，作《安都》。自信者不避嫌，自许者不求合，倚而容之，绩乃可底，作《任臣》二篇。众贤聚于本朝，奸人之所不利，巧为诋诬，以幻群听，作《朋党》二篇。鸟有凤，鱼有鹍，超绝之材，宜见阔略，作《人材》。杨、墨塞路，孟氏所攘；申、商崛兴，莫或汝遏，作《法律》二篇。得与失为邻，利与害同门，非至精莫之能分，作《论议》二篇。爵禄者，所以砺世磨钝，科条品目，其可不悉？作《官制》二篇。善治水者以四海为壑，善治财者以天地为资，国之大计于是乎在，作《财用》二篇。料敌之虚实，若别牛马，应变之仓卒，如数一二，非有道之士不能，作《将帅》。以寡覆众，来如风雨，去如绝弦，作《奇兵》。美言可以市，三寸之舌胜百万之师，作《辩士》。机会之来，间不容发，匪龟匪镜，其能勿失？作《谋主》。心不治则神扰，气不养则精丧，治心养气，四术自得，作《兵法》。愚民弄兵，依阻山谷，销亡不时，或为大衅，作《盗贼》三篇。党项微种，盗我灵武，逾八十年，天诛不迄，作《边防》三篇。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，织者执综而成文，其详在彼，其略在此，作《序篇》。

臣闻古之人君，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、弛张法度者多矣。太上忘言，其次有言，其下不及言。何则？昔舜举十六相，去四凶，肇十有二州，皆尧志也。而精诚所动，神化所移，不待告之以言，而天下晓然，固已心知其本末。此所谓太上忘言者也。盘庚之迁亳，武王之伐商，所以从先王之业，承文考之志也，而浮言横议，二三不一，至以其迁伐之意，托于词令，丁宁而告于庭，委曲而誓诸野，然后民始悦然而服从。此所谓其次有言者也。秦孝公用商君之说，变法令，易风俗，所以修缪公之业，成献公之志也，然未尝以其变法之意告民，疑而不服，则痛法以绳之。此所谓其下不及言者也。夫秦之不及言，固无足道，而舜之忘言，又不可以遽及，然则后世人君，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、弛张法度者，安得不法盘庚、武王之有言哉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图任元老，眷礼名儒，屏弃奸臣，投窜刻吏，所以照临海内甚盛。罢青苗之使，废市易之司，削保甲之条，刊免役之令，至于摘山煮海冶铸之事，他日吏缘以为奸者，临遣信臣，更定其法，所以加惠元元甚厚。臣窃闻之，凡此大功数十，淹速轻重，虽出于圣母之裁成，其大槩则皆先帝之末命也。然大道之行，小人所不利，或作为诋欺之言，悖乱群听，以为先帝之道，陛下当终身奉以周旋，而数年之间，遽听一二大臣，更张几尽，异乎所谓父作之、子述之者矣。自非明智不惑之士，往往闻其说而疑之。呜呼，此殆陛下不法盘庚、武王有言之过也。夫子之事父，其生也，养志为大，养口体次之；其殁也，继志为大，述事次之。知述事而不知继志，犹养口体而不养志也，非所以为达孝。秦皇、汉武皆以盖世之气，辟阖宇宙之材，并吞诸侯，攘却胡粤，若以功业言之，则始皇之英伟杰特，又非武帝之可比也，然而万世之下，号始皇为暴主，称武帝为贤君，秦祚遽倾，汉基益大者，何哉？二世不变始皇之事，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。向使先帝晚年，于人材法度初无升黜之心、弛张之意，陛下犹当继其志，不述其事，又况亲承于末命乎？臣愿陛下具以意，作为明诏，丁宁反覆，如古训诰誓命之文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之，则小人虽有诋欺之言，不能以疑众矣。然后被之于诗章，传示无穷，以明德意，使后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，岂不休哉！

臣闻人主之术无他，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。政事之臣者，宰相执政，和阴阳万物，宰制百辟，镇抚四夷，与天子经纶于帷幄之中者也。议论之臣者，谏官御史，学术知古始，器识通世务，奋不顾身，与天子辨曲直、争是非者也。今天下之事，有执政之臣以行之，有议论之臣以言之，则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。不然则虽弊精神，竭筋力，以夜继日，犹无益也。臣请以用人一事明之。士大夫以名列于仕版者，盖以万计，有智者，有愚者，有贤者，有不肖者。若智与贤，则功利之所从兴也；愚与不肖，则罪害之所从起也。夫人主以一身之思虑，一耳目之聪明，而当天下功罪利害之机，非有政事之臣，则百官之进退奈何而不乱也？然人之难知久矣，实愚而似智，实智而似愚者有之；实贤而似不肖，实不肖而似贤者有之。申以亲疏之异，重以好恶之偏，夫以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付之于二三大臣之手，非有议论之臣，则进退当否奈何而知之也？虽然，政事之臣者，人主之股肱；议论之臣者，人主之耳目。任政事之臣而忽谏官，略御史，犹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瞆也。任议论之臣而轻宰相，薄执政，犹耳目聪明而股肱折也。要之二者不可偏胜，使之适平而已。汉成帝用王凤为大将军，政事大小皆自凤出，天子曾不一举手，京兆尹王章言之，为凤所陷，罪至大逆，故阳朔之后，天下以言为讳。唐明皇用李林甫为相十有九年，颛政用事，补阙杜琎上书，斥为下邽令，由是谏诤路绝。此则任政事之臣太胜也。汉武帝擢严助、朱买臣、吾邱寿王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之徒于左右，朝廷有政事，辄令助等与大臣辨论，大臣数诎。唐德宗晚年，宰相唯奉行诏书，所与图事者，李齐运、裴延龄、韦渠牟而已。此则任议论之臣太胜也。臣闻仁祖时，天下之事，一切委之执政，群臣无得预者，除授或不当，虽贵戚近属，旨从中出，辄为固执不行；一旦谏官列其罪，御史数其失，虽元老名儒，上所眷礼者，亦称病而赐罢。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，两者之势适平，是以治功之隆，过越汉唐，与成康相先后，盖繇此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图任老成，属以政事，屡下明诏，使中外大臣举谏官，荐御史，保任骨鲠，以备献纳之科，可谓得人主之要术矣。愿鉴汉唐之弊，专取法于仁祖，常使两者之势适平，足以相制，而不足以相胜，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。

臣闻御天下之术，必审天下之势，不审其势，而己信臆决，行其所谓道，守其所谓法，则虽有刚严果断之材，或失而为刻深；慈惠恻隐之意，或坏而为姑息。何则？设之不当也。夫圣主之于天下，岂尝有意用术哉？天下有彊势，吾则有宽术；天下有弱势，吾则有猛术。非彊非弱，天下无势；非宽非猛，吾亦无术。盖无势者，天下之常势；而无术者，圣人之至术也。虽然，御彊势者必以宽，而彊之弊实生于宽；御弱势者必以猛，而弱之弊实生于猛。何则？昔汉之文、景，承高祖开创之后，接吕氏蹀血之馀，除诽谤，去肉刑，减笞法，定箠令，可谓宽矣，而诸侯逆命，夷狄侵边。孝武不胜其愤，力攘匈奴，诛两粤，大臣相继而入狱，二千石连颈而伏诛，巫蛊之祸，至于夫妇父子之间而不相保。由是言之，岂非彊之弊实生于宽耶？昔唐肃宗器本刻深，以刑名自喜，安史之乱，来归者戮于独柳之下，待罪者毙于缧绁之中，可谓猛矣，而庆绪荐兴，思明复起。代宗深鉴其事，舍胁从之罪，缓污染之诛，至于封豕长蛇无所惩艾，忠臣义士切齿不平，王室陵夷之渐盖基于此。由是言之，岂非弱之弊实生于猛耶？是故救强之弊，必于崇宽之时；救弱之弊，必于尚猛之日。夫强弱之相乘，宽猛之相代，犹东之有西，昼之有夜，理之所必至，事之所固然也，顾昧者不知耳。昔陵阳严诩将去颍川，谓掾吏曰：「我以柔弱召，必选刚猛代，代到，将有僵仆者矣」。及何并至郡，首治钟威、赵季、李款之狱，果如诩言。以诩、并观之，则天下之势，可以前百年而预定。古者，刑罚世轻世重，不为定论。文王之时，关市讥而不征。周公成王之时，则关市有征矣，至凶年然后弛之。推此类而言，则先王之法度，大抵皆审天下之势而为之者也。《传》曰：「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，残则弛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」。夫《传》所谓和者，则臣之所谓圣人之至术者欤。

臣闻祖宗之时，天下新脱割据战伐之祸，天厌久乱，俱欲无为，而又扫除烦苛之患，足以深结海宇之心，削平僣伪之威，足以逆折奸侠之气。当是时，天下之势，如元气在乎混沦之中，固莫得而名已。逮嘉祐之后，习安玩治，为日既久，大臣以厚重相高，小臣以苟简自便，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，谁能无偷，朝不及夕。故先皇即位之始，大讲法度，作而新之，覈名实以兴百辟，攘夷狄以布威灵，有司奉行于中，使者刺举于外，此真得所谓以猛政救缓势之术也。元丰之后，执事者矫枉过直，矜钩距以为法术，任惠文以取媮快，上下迫胁，民不堪命。故陛下即位之始，黜鍜鍊之吏，逐聚歛之臣，登老臣于散地，擢忠鲠于谪籍，平冤狱，振乏馁，与天下休息，此真得所谓以宽政解急势之术也。而比日以来，执事者又将矫枉而过直矣。何告讦诋欺之言，率尔敢陈，而王体未严也；向背异同之见，各自为守，而国论未决也；蛮夷猾夏、寇贼奸宄，隐忍羁縻，冀其自罢，而天诛未迄也。推此言之，天下之缓急，虽曰未见，而固已胚浑于冥冥之中矣。夫致先帝之用猛术者，嘉祐之缓势也；致陛下之用宽术者，元丰之急势也。今又矫枉过直，则势必复缓，缓甚则术又将出于猛矣。猛术一用，天下固已震动，若再用焉，则安危之计未可知也。何则？天下之势，犹一人之身，缓而救之以猛，犹关鬲不通而涌泄之也。其急而解之以宽，犹虚中暴下而补养之也。补养至平，则可以已矣；平而不已，则又将至于关鬲不通，再加涌泄，正气必伤，重被猛术，国本必伐，故曰安危之计未可知也。臣愿陛下遏逋慢之原，杜懈弛之渐，明诏内外，一乎中和，使天下之缓势不得而成，缓势不成，则后世虽有猛术，不可得而用之。

臣闻世之议者，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，其次莫如周，至于梁，则天下之冲而已，非形势之地也。故汉唐定都皆在周、雍，至五季以来，实始都梁，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，盍亦近卜于洛阳乎？而安土重迁，眷眷于开封之境，非所以为万世计也。臣窃以为不然。何则？唐汉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也。夫长安之地，左殽函，右陇蜀，襟屏终南、太华之山，萦带泾渭、洪河之水，地方数千里，皆膏腴沃野，卒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，形势便利，下兵于诸侯，如建瓴水，四塞之国也，故其地利守，自古号为天府。开封地平四出，诸道辐凑，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而汴、蔡诸水参贯其中，车错毂击，蹄踵交道，舳舻衔尾，千里不绝，四通五达之郊也，故其地利战，自古号为战场。洛阳左瀍右涧，表里山河，扼殽、黾之隘，阻成皋之险，直伊阙之固，广袤六百里，四面受敌，以守则不如雍，以战则不如梁，然得之可以为重，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。凡天下之形势，无过此三者也。故彼蜀之成都，吴之建业，皆霸据一方之具，而楚之彭城，特盗贼之窟耳。《易》曰：「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」。所谓险者，岂必山川丘陵之谓哉？在天而不可升，在人而不可夺，则皆为险矣。夫雍为天府，梁为战场，周为天下之咽喉，而臣以谓汉唐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者，汉唐以地为险，本朝以兵为险故也。汉高祖曰：「吾以羽檄召天下兵，莫有至者」。武帝曰：「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」。盖汉踵秦事，郡国背道，材官有变，则以符檄发之，京师惟有南北两军，有期门、羽林孤儿以备扈从。唐分天下为十道，置兵六百三十四府，其在关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。府兵废，始置神策为禁军，亦不过数万人。以此见汉唐之兵皆在外也。故非都四塞之国，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，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。本朝惩五季之弊，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，名挂于籍者号百馀万，而衣食之给，一毫已上，皆仰县官，又非若府兵之制，一寓之于农也。非都四通五达之郊，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，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。夫以兵为险者，不可以都周、雍，犹以地为险者，不可以都梁也。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，周不如雍。呜呼，亦不达于时变矣！夫大农之家，连田阡陌，积粟万斛，兼陂池之利，并林麓之饶，则其居必卜于郊野。大贾之室，歛散金钱，以逐什一之利，出纳百货，以收倍称之息，则其居必卜于市区。何则？所操之术殊，则所托之地异也。今梁据天下之冲，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，犹恐不赡，矧欲袭汉唐之迹，而都周、雍之墟，何异操大贾之术，而欲托大农之地也！由是言之，彼周、雍之地者，汉唐之险耳，本朝何赖焉？

臣闻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，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。嫌疑之事，皆出于奸臣庸君，度量狭隘，心意颇僻，不能以至诚相期而已。古之人有自举其身者，有举其子者，有举其弟者，有举其侄者，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，而其君不以为疑，其臣不以为嫌者，何哉？以其所举者当而已矣。汉宣帝欲击先零，问谁可将者，赵充国曰：「无如老臣者矣」。宣帝用之，遂破先零。此所谓自举其身者也。晋君问孰可为国尉，祈奚曰：「午也可」。君曰：「非子之子耶」？对曰：「君问可否，不问子也」。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。此所谓有举其子者也。李石当国，荐弟福可任治人，繇监察御史为户部侍郎。此所谓有举其弟者也。晋求文武良将，谢安以其侄幼度应举，郤超闻而叹曰：「安违众举亲，明也」。幼度不负举才也，果破苻坚于淝水之上。此所谓有举其侄者也。崔贻孙为相，未踰年，除吏八百，莫不谐允。德宗曰：「人言卿拟官多亲旧，何耶」？对曰：「陛下令臣进拟庶官，夫进拟者，必悉其材行，如不与闻，何由得其实」？此所谓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也。此数子者，皆内有以自信，外有以信于人，仰无所愧，俯无所怍，其视身也与人等，其视子弟亲旧也，与不相谁何者等，故能立功于当年，垂名于后世，千载之下，想见其风。向使念瓜李之小嫌，忘事君之大节，匿名迹，远权势，心知其然而不敢发，则与粪壤同朽耳，尚何功名之立哉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委政于六七大臣，其人自以旷世遭遇，莫不悉心竭力，知无不为，言无不尽，可谓千载一时之嘉会也。而臣窃有所不然者，未能去用亲之嫌而已。奇材异行，实为时辈所见推者，一涉大臣之亲，则相顾缪悠，莫敢援之以进。幸而不顾进之，则谏官御史之章，相随而至矣。臣以为此风一成，非圣朝之事也。何则？大臣之亲，嫌而不用，则侍臣之亲，亦当嫌而不用，引而下之，至于台省寺监之官，推而广之，至于漕刑郡县之吏，其亲者皆嫌而不用矣。夫奇材异行不常有于天下，幸而有焉，又以亲与嫌而弃之，则是非得草莱岩穴之士，终不用也。昔西汉之韦氏、平氏，东汉之袁氏、杨氏、唐之韦、杜、苏、李、陆、萧诸氏，皆兄弟为三公，父子为宰相，盛者至与国相始终，其间建功立业，号为名臣者，盖不可胜数，奈何专用草莱岩穴之士哉？愿诏中外之臣，惟贤是进，惟不肖是退，而勿以用亲为嫌。谏官御史，惟进退之当否是察，而勿以亲嫌为劾，则天下之奇材异行，庶乎皆得而用也。

臣闻人主之于谏诤之臣，非独听其言之难也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是为难矣。夫骨鲠自信、以身许国、不为利害之所挠屈者，所谓大节也。材智之不周，思虑之不密，学术之不至，闻听之不审，所谓小过也。必有大节而无小过者，然后得为谏诤之臣，则穷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。如或不然，则与其无一时之小过，孰若有终身之大节哉？昔汲黯通经术则不如平津侯，恢武功则不如大将军，明习法令则不如张汤，文章儒雅则不如司马相如，谨厚自全则不如石庆，术略横出则不如主父偃，然淮南王谋反，惟惮黯，曰：「黯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说平津侯等如发蒙耳」。由是言之，谏诤之臣，其功在于正纲纪，立风宪，通上下之情，使乱臣贼子顾惮而不敢发，如此而已。一举之不当理，一发之不中节，曾何足以深咎耶？陛下即位以来，首下明诏，使中外大臣保任谏官御史，盖充赋者百有馀人，其见用者十数人耳。选择既精，人颇自重，皆毅然有伏节死谊之心，兴利除害甚于嗜欲，攘击奸恶如报私雠，首尾数年之间，遂成冠古之治，虽神功圣化，敏妙自然，亦此曹献替可否之力也。然比者尝以所言不效，谏官御史接迹引去，或迁他官，或补外郡，台省为之一空。臣愚疏远，不知朝廷之事，窃怪陛下何取之之难，而去之之易也。且人非蓍龟，不无过误，顾其设心措意何如耳。昔汉郦食其有挠楚之非，唐魏郑公有纵薛延陀之过，本朝赵中令有遣赵保忠之失，此三人者，皆天下之豪杰，一时之名臣也，犹有非缪过失如此，又况不及于三人者乎？臣愿陛下鉴师古始，追御来今，重谏官之进退，慎御史之升黜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使天下之士得以尽忠毕力于前，则神功圣化又将有新于此矣。或谓臣曰：「古者谏诤之臣，职于广聪明，除壅蔽，成德业而已。后世狂夫小子、狡猾不道之人，或假其名以资盗，窃其器以售奸。如谷永者，王凤之客也，而讥斥帷幄；刘栖楚者，李逢吉之党也，而额叩龙墀。阳为剀拂之迹，阴成附丽之谋。以此言之，小过其可略乎？略其小过，则成其大恶矣」。臣应之曰：不然。夫药石所以瘉病也，而致病者有矣，然自古及今，未有废药石者，何哉？以其所愈者众，所害者寡也。谏诤之臣，虽器有远近，才有修短，大抵󲦤绅之选也，安可尽诬以谷永、刘栖楚之徒欤？就使有一二人焉，则去其一二人者可也，何至空台省而逐之耶？陆贽曰：「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，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」。又曰：「谏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谏者直，示我之能贤；谏者之狂诬，明我之能恕；谏者之漏泄，彰我之能从。有一于斯，皆为盛德」。呜呼，人主用谏诤之臣，贽之论尽矣。

臣闻朋党者，君子小人所不免也。人主御群臣之术，不务嫉朋党，务辨邪正而已。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，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，或至于两存。君子小人两废两存，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。何则？君子信道笃，自知明，不肯偷为一切之计。小人投隙抵巇，无所不至也。臣请以《易》道与夫尧舜汉唐之事明之。《易》以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。一阳之生则为《复》，《复》者反本也。三阳用事则为《泰》，《泰》者亨通之时也。而五阳之极则为《夬》，《夬》者刚决柔也。以此见君子之道，必得其类，然后能胜小人也。一阴之生则为《姤》，《姤》者柔遇刚也。三阴用事则为《否》，《否》者闭塞之时也。而五阴之极则为《剥》，《剥》者穷上反下也。以此见小人之道，亦必得其类，然后能胜君子也。阴阳相与消长，而为惨舒，为生杀；君子小人相与胜负，而为盛衰，为治乱，然皆以其类也。臣故曰朋党者，君子小人所不免也。尧之时有八元、八凯十六族者，君子之党也。又有浑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四凶族者，小人之党也。舜之佐尧有大功二十者，举十六相，去四凶而已，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废之，亦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存之也。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术，不务嫉朋党，务辨邪正而已。东汉钩党之狱，海内涂炭二十馀年，盖始于周福、房植，谓之甘陵南北部。至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、张俭之徒，遂有三君、八顾、八俊、八及、八厨之号。人主不复察其邪正，惟知震怒而已，故曹节、侯览、牢修、朱并得以始终表里，成其奸谋，至于刑章讨捕，锢及五族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，卒不知修、并者，乃节、览之党也。唐室之季，朋党相轧四十馀年，󲦤绅之祸不解，盖始于李宗闵、李德裕二人而已。嫌怨既结，各有植立，根本牢甚，互相倾挤。牛僧孺、李逢吉之属，则宗闵之党也。李绅、韦处厚之属，则德裕之党也。而逢吉之党，又有八关、十六子之名。人主不复察其邪正，惟曰：「去河北贼易，去此朋党难」。而其徒亦曰：「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」。盖言未知孰是也。其后李训、郑注用事，欲以权市天下，凡不附己者，皆指以为二人之党而逐去之，至于人人骇慄，连月雺晦，卒不知训、注者，实逢吉之党也。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，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，或至于两存。君子与小人两废两存，则小人卒得志，君子终受祸矣。

臣闻陛下即位以来，虚怀仄席，博采公论，悉引天下名士，与之经纶，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，起谪籍而参侍从者，虽古版筑饭牛之遇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君子得时，则其类自至，数年之间，众贤弹冠，相继而起，聚于本朝。夫众贤聚于本朝，小人之所深不利也，是以日夜恟恟，作为无当不根、眩惑诬罔之计，而朋党之议起焉。臣闻比日以来，此风尤甚，渐不可长。自执政从官、台阁省寺之臣，凡被进用者，辄为小人一切指以为党，又至于三君、八顾、八俊、八及、八厨之名，八关、十六子之号，巧为标榜，公肆诋欺。一人名之于前，万人实之于后。传曰：「下轻其上，爵贱；人图柄臣，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也」。然则其可以不察欤？臣闻庆历中，仁祖锐于求治，始用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，又擢尹洙、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之徒列于台阁，小人不胜其愤，遂以朋党之议陷之，琦、弼、仲淹等果皆罢去。是时天下义士扼腕切齿，发上冲冠，而小人至于举酒相属，以为一网尽矣。赖天子明圣，察见其事，琦、弼、仲淹等旋被召擢，复蒙器使，遂得成其功名。今所谓元老大儒、社稷之臣，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者，皆当时所谓党人者也。向使仁祖但恶朋党之名，不求邪正之实，赫然震怒，斥而不反，则彼数人者，皆为党人而死耳，尚使后世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耶？今日之势，盖亦无异于此。臣愿陛下观《易》道消长之理，稽帝虞废举之事，鉴汉唐审听之失，法仁祖察见之明，杜媒檗之端，窒中伤之隙，求贤益急，用贤益坚，而信贤益笃，使奸邪情得而无所售其谋，谗佞气索而无所启其口，则今之所谓党人者，后世必为元老大儒、社稷之臣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