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世之论者，皆以为汉用爰盎之谋，斩晁错以谢天下为非是，以臣观之，汉斩错，七国之兵所以破也。何则？胜败之机，系于理之曲直。理直则师壮，师壮，胜之机也；理曲则师老，师老，败之机也。故善战者战理。昔晋欲报楚之惠，退师三舍，军吏以为师老，子犯曰：「师直为壮，曲为老，岂在久乎」？若子犯可谓善战理矣。盖不退师，则背惠食言而曲在晋；师退而楚不还，则曲在楚。我直彼曲，所以胜也。汉斩晁错之事何异于此？夫汉之诸侯，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虽号强大，然则皆高帝之封也。一旦用错计，擿其罪过而削夺之，则天下忿然，皆有不直汉之心。当此之时，诸侯直而汉曲，故吴王得以藉口反也。然吴王即山铸钱，煮海为盐，以其子故招致天下亡命，欲为反者三十馀年。其称兵也，发愤削地，以诛错为名耳。汉斩错而兵不罢，则逆节暴露，天下亦忿然有不直七国之心。当此之时，诸侯曲而汉直，故太尉得以破其兵也。虽然，汉之斩错也，其谋发于爰盎，盎与错有隙，故世之论者以错死为冤，此正楼缓所谓以母言之则为是，以妻言之则为妒，夫言之者异，而其意同也。就使盎与错素无眦睚之嫌，其为汉计，亦当出此。然则汉不斩错奈何？即七国之兵未易破也。何以知之？以唐安禄山之事可知也。方明皇之时，奸臣杨国忠用事，天下皆切齿不平，故禄山以诛国忠为名而反。是时唐若斩国忠以谢天下，则禄山安得而至长安乎？惜其不知此，至贼入潼关，人神共怒，然后为陈元礼之所杀也。由是观之，汉不斩错，则七国之兵岂易破哉？或曰：「王思礼之徒尝以此劝哥舒翰用其计，留卒三万守关，悉精锐渡浐水，以诛君侧，禄山可遂破乎」？曰：「不然。汉斩晁错，事出景帝，爰盎发其端而已，故足以激忠义之气，而折奸雄之心。使翰虽斩国忠，事不出于人主，亦不能感动天下，祗足以危身矣，尚为禄山之成败哉？故斩国忠以破禄山事，非明皇不可为也」。

臣观韦玄成等议汉宗庙之事，未尝不窃笑之，以为此乃不达时变，腐儒之论也。何则？礼非天降地出，出于人心而已。合于先王之迹而不合于人心，君子不以为礼也。夫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古今之情一也。上古之世，生养之具未备，巢居而穴处，食草木之实，鸟兽之肉，饮其血，茹其毛，则祭其先也，亦不过荐毛血于中野而已。中古以来，养生之具渐备，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，以炮以燔、以烹以炙，以为醴酪。夫以备者自奉，而以不备者奉其先，则非人心之所安也，于是始制宗庙之礼，祭祀之仪，故有天下者事七世，日有祭，月有祀，时有享，岁有贡，始终有归。其物则天之所生，地之所长，苟可荐者莫不咸在。夫岂求胜于上古之世哉？盖以谓不如是则人心怵焉而不安，此制礼之本意也。昔惠帝作复道，叔孙通因请以为原庙；又尝出游于离宫，因请献樱桃。夫原庙与诸果之献，前此未尝有，而通辄以为请者，知制礼之本意，则可以义起之也。彼玄成者不然，徒见汉之宗庙祭祀不合六艺之文，遂欲一切毁之，不知六艺之文，中古之事也，上古之事不可尽行于中古，中古之事岂可尽行于后世哉？古者，君子将营宫室，宗庙为先，厩库次之，宫室为后；将毁宫室，厩库为先，宗庙为后。何则？营之先亲而后身，毁之先身而后亲，可知也。汉之制度不合于六艺之文者多矣，彼玄成等徒知陵庙、园寝、便殿、祭祀之为过，而不知神仙、长年、合欢、增成、飞廉、象玉之为过也；知庙在郡国，月游衣冠之为非，而不知千门万户之宫、神明通天之台、离宫别馆百有馀区之为非也。元帝初元中，虽以侈异，尝罢角抵、上林宫馆希御幸者，而永元中幸长杨射熊馆，布车骑大猎，则是宫室宴享之事未能如礼也。宫室宴享非礼则置而不议，宗庙祭祀非礼则议而毁之，汉之祖宗神灵不存则已，神灵若存，能不发怒于子孙乎？元帝寝疾而梦祖宗谴责也，岂非以此乎？史称元帝少而好儒，及即位用玄成等为宰相，而孝宣之业衰焉，后世遂以儒为不足用。呜呼，以玄成等议宗庙祭祀之事言之，元帝所用者盖腐儒耳，安得真儒用之哉？

臣闻汉武帝既招英俊，程其器能，用之如不及。内修法度，外攘胡粤，封泰山，塞决河，朝廷多事。丞相李蔡、严青翟、赵周、公孙贺、刘屈釐之属，皆以罪伏诛，其免者平津侯公孙弘、牧丘侯石庆而已。平津以贤良为举首，用经术取汉相，辩论有馀，习文法吏事，其免固宜。牧丘鄙人耳，为相已非其分，又以全终，何也？盖庆之终于相位，非其才智之足以自免也，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。何则？夫君之与臣，犹阴之与阳也。阴胜而僭阳，则发生之道缺；阳胜而偪阴，则刻制之功亏。僭实生偪，偪亦生僭，两者无有，是谓太和，万物以生，变化以成。方武帝即位之始，富于春秋，武安侯田鼢以肺腑为丞相，权移主上，上滋不平，特以太后之故，隐忍而不发。当此之时，臣强君弱，阴胜而僭阳。武安侯既死，上惩其事，尽收威柄于掌握之中，大臣取充位而已，稍不如意则痛法以绳之，自丞相以下，皆皇恐救过而不暇。当此之时，君强臣弱，阳胜而偪阴。夫豪杰之士类多自重，莫肯少杀其锋，鄙人则惟恐失之，无所不至也。当君强臣弱、阳胜偪阴之时，虽有豪杰，安得而用？虽用之，安得而终？然则用之而终者，惟鄙人而后可也。庆为相时，九卿更进用，事不关决于庆，庆醇谨而已，在位九岁，无能有所正言。尝欲治上近臣，反受其过，上书乞骸骨，诏报反室，自以为得计，既而不知所为，复起视事。呜呼，此其所以见容于武帝者欤？夫庆终于相位，是田鼢之所致也，故曰事势之流相激使然而已矣。然则平津之免何也？弘之才术虽不与庆同日而语，至于朝奏暮议，开其端使人主自择，不肯面折廷争，公卿约议至上前，皆背其约以顺上旨，如此之类，则与庆相去为几何耶？弘与庆为人不同，其所以获免者一也。盖是时非特丞相也，如东方朔、枚皋、司马相如、严助、吾丘寿王、朱买臣、主父偃之属，号为左右亲幸之臣，而亦多以罪诛，唯相如称疾避事，朔、皋不根持论，以此获免。由是观之，武帝之廷臣，鄙人者多矣，岂特庆也哉？故淮南王谋反，惟惮汲黯「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至说公孙弘等如发蒙耳」。呜呼，如黯者，可谓豪杰之士也！

臣闻张安世匿名迹，远权势，自前史皆以为贤。以臣观之，安世亦具臣耳，贤则未也。何则？有大臣者，有具臣者，有奸臣者。天下之士，于道可进，则请于君而进；于道可退，则请于君而退。进退在道，而不在我。进之不从，退之不听，去而已，此之谓以道事君，不可则止，大臣者也。进贤而不能固，退不肖而不能必，取充位而已，具臣者也。同乎己，虽不肖必与，同乎己，虽贤必挤，专为利而已，此奸臣者也。安世身为汉之大臣，与闻政事，当天下进贤退不肖之责，而窃窃焉专为匿名迹、远权势之事，进之不从，退之不听也，能致为臣而去乎？臣知安世之不能也。盖安世与霍光，同功一体之人，其女孙敬，又霍氏之外属妇也。光得薨，而子禹谋反，夷宗族，敬尚相坐，宣帝虽赦之，而安世心不自安，顾上惩博陆之颛，方贪权势在己，是以深思熟计，欲以自媚于上，故每定大政，已决，辄移病出，闻有诏令，乃惊，使吏之丞相府问焉。谓其长史曰：「明主在上，贤不肖较然，臣下自修而已，何知士而荐之」？呜呼，其视奸臣则有间矣，岂大臣之所以事君者乎？臣故曰安世则具臣矣，贤则未也。昔伊尹之相汤曰阿衡，周公之相周曰太宰。衡者，所以权万物之轻重，而归于平；宰者，所以制百味之多寡，而适于和。惟其和平而已矣，故为重为多者无所于德，为轻为寡者无所于怨。衡宰之工，实无心也。伊尹、周公所以事其君者如此，曾若安世远权势者乎？虽号不同，而其于有心则同也。昔叔向被囚，祈奚免之，叔向不告免焉而朝。范滂被系，霍谞理之，滂往候之而不谢。管氏夺伯氏骈邑三百，没齿无怨言。诸葛亮废廖立、李平，及亮卒，立泣涕，平致死。呜呼，国之大臣，其好贤也，如祈奚之于叔向，霍谞之于范滂；其疾恶也，如管仲之于伯氏，诸葛之于廖立、李平。则名迹之或匿或见，权势之或远或近，皆可以两忘矣。山涛为吏部拔贤进善，时无知者，身殁之后，天子出其奏于朝，然后知群才皆涛所进。而王通以为密，不以仁予之也。呜呼，知通之不与涛，则知臣之不与安世矣。

臣闻草食之兽不疾而易薮，水生之虫不疾而易水，行小变，不失其大常也。知此者可以用兵矣。何则？夫用兵之法有所谓常，有所谓变。什则围之，伍则攻之，不敌则逃之，兵之所谓常也。以寡覆众，兵之所谓变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虽能以寡覆众，而什围伍攻之道未易忽焉，所谓行小变，而不失其大常也。呜呼，李陵之所以败者，其不达于此乎。《兵法》曰：「小敌之坚，大敌之擒也」。方汉武时，匈奴承冒顿之后，号为强盛，控弦百万，几与中国抗衡。卫青、霍去病之徒，每出塞，至少不下三万骑，其多至十万骑，又有诸将相为应援，然后有功。陵乃以步卒五千出居延，行三十日至浚稽山，与单于七八万骑接战，一日数十合，安得而不败哉？盖陵尝将八百骑，深入匈奴二千馀里，过居延北，不见虏，还。又尝将轻骑五百，出敦煌，至盐水，迎贰师，未闻困绝。谓以少击众可以为常，不知幸之不可以数也。昔秦始皇问李信曰：「吾欲取荆，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」？李信曰：「不过二十万人」。又问王剪，曰：「非六十万人不可」。始皇使信伐荆，既而军败。复欲使剪，剪曰：「大王必不得已用臣，非六十万人不可」。始皇从之，遂平荆地。夫王剪岂不知以少击众为利哉？以为小变不可恃，大常不可失也。故田单疑赵奢之用众，而奢以为镆铘之剑，肉试则断牛马，金试则截盘匜，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，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。呜呼，以王剪之事、赵奢之言观之，则陵之败也，其自取之哉！夫豪杰之士不患无才，患不能养其气而已，不能养其气，则虽有奇才，适足以杀其身也。方陵之召见武台，天子欲使为贰师将辎重，陵心耻之，不敢言也，遂请当一队以分单于兵。夫以陵之奇才，向使少加持重，则卫、霍之功岂难继耶？而不胜一旦之愤，轻用其锋，至兵败降匈奴，颓其家声，是以不能养其气而已矣。或曰：「李陵以孤军深入，其亡也宜矣。然则李靖以骑三千，蹀血虏庭，遂取定襄，何也」？曰：唐之击突厥也，六总管、师十万，皆授靖节制，所向辄克，虏势窘甚矣。颉利诸酋，皆勒所部来奔，所谓伤弓之禽，可以虚弦下也，况于劲骑三千乎？与陵之事异矣。

班固赞司马迁，以为「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」。先黄老而后六经，求古今󲦤绅先生之论，尚或有之，至于退处士而进奸雄，崇势利而羞贫贱，则非闾里至愚极陋之人不至是也，孰谓迁之高才博洽而至于是乎？以臣观之不然，彼实有见而发，有激而云耳。孟子曰：「仁者，人也，合而言之道也」。扬子亦曰：「道以导之，德以得之，仁以人之，义以宜之，礼以体之，天也。合则浑，离则散」。盖道德者，仁义礼之大全，而仁义礼者，道德之一偏。黄老之学贵合而贱离，故以道为本。六经之教，于浑者略，于散者详，故以仁义礼为用。迁之论大道也，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岂非有见于此而发哉？方汉武用法刻深，急于功利，大臣一言不合，辄下吏就诛。有罪当刑，得以货自赎，因而补官者有焉。于是朝廷皆以偷合苟免为事，而天下皆以窃资殖货为风。迁之遭李陵祸也，家贫无财贿自赎，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，以陷腐刑，其愤懑不平之气无所发泄，乃一切寓之于书，故其序游侠也，称「昔虞舜窘于井廪，伊尹负于鼎俎，傅说匿于傅岩，吕尚困于棘津，夷吾桎梏，百里饭牛，仲尼阨于陈蔡」。盖迁自况也。又曰：「士穷窘得委命，此岂非人所谓贤豪者耶？诚使乡曲之侠，与季次、原宪比权量力，效功于当世，不同日而论矣」。盖言当世号为修行仁义者，皆畏避自保，莫肯急于人之难，曾匹夫之不若也。其述货殖也，称秦始皇令乌氏裸比封君，与列臣朝请；以巴蜀寡妇清为贞妇而客之，为筑女怀清台，盖以讥孝武也。又云：「谚曰：千金之子不死于市，非空言也」。盖迁自伤砥节砺行，特以贫，故不免于刑戮也。以此言退处士而进奸雄，崇势利而羞贫贱，岂非有激而云哉？彼班固不达其意，遂以为「是非颇谬于圣人」，亦已过矣。然迁为人多爱不忍，虽刺客、滑稽、佞幸之类，犹屑屑焉称其所长，况于黄老、游侠、货殖之事，有见而发，有激而言者。其所称道，不能无溢美之言也，若以《春秋》之法，明善恶、定邪正责之，则非矣。扬子曰：「太史公，圣人将有取焉」。又曰：「多爱不忍，子长也。仲尼多爱，爱义也。子长多爱，爱奇也」。夫惟所爱不主于义，而主于奇，则迁不为无过，若以「是非颇谬于圣人」，曷为乎有取也？

取天下者必有功臣，守天下者必有名臣。虽然，有国家者宁无功臣，不可以无名臣。何则？功臣以乘便逐利为能，名臣以伏节死义为任也。昔西汉之末，海内承平，四夷宾服，而王氏窃持国柄，谈笑而辄移之；东汉之季，奸雄崛起，中原大乱，而曹公睥睨神器，终身不敢取。臣尝疑焉。及读李固与杜乔之诛，门生弟子贯械腰鈇锧，愿俱死者相属，然后始知其所以然也。何则？西汉多功臣也。盖西汉自高祖以马上得天下，不悦诸生，其取人也先器识，所以朝多功臣，则乘便逐利者众，形不便势不利彼不为也。故晚节末路，王凤用事，王章以直言被诛，而天下靡然以苟患失之为风矣。其大臣如张禹、孔光辈，皆持禄取容，偷为一切之计。其清节之士，如龚胜、郭钦、蒋诩之徒，亦不过谢病免归而已。其风如此，乱臣贼子奈何而有惧哉？此王氏所以谈笑而移之也。东汉自光武不任功臣，锐意文士，其取人也先经术，所以朝多名臣，则伏节死义者众。节之所在，义之所存，彼必为也。故晚节末路，梁冀擅命，固与杜乔以死抗之，而天下靡然以杀身成仁为俗矣。其大臣如陈蕃、黄琬辈，皆捐覆宗族，以急国家之难。党锢之士，如李膺、任密、范滂之徒，至连颈就诛而无愠色。其俗如此，乱臣贼子柰何而不惧哉？曹公之所以终身而不敢取也。然西汉易亡而复兴，东汉难亡而易绝者何也？孟子曰：「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，其失天下也以不仁」。故三代之君，其始也，虽势强大，非有仁心则不兴。及其季也，虽德失政乱，非有不仁之罪则不绝。哀、成之君失德甚矣，然其事止于女宠佞幸而已，未犯不仁之罪也，故国亡而复兴。桓、灵之时无道极矣，钩党之狱，忠臣义士死者百有馀人，诸所夷灭至不可胜数，则是不仁之罪已贯盈矣，故国亡而遂绝。此亦理之必至，事之固然，无足怪也。呜呼，国者天下之大器也，君臣者相与持此器者也。视器之安危，则知人之能否；视国之理乱，则知君臣之贤不肖。以二汉论之，报施之道其不殊也如此，然则为君臣者可不戒哉？

孟子曰：「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」。又曰：「伯夷隘，柳下惠不恭」。何也？盖古之君子初无意于制行，其制行也因时而已。伯夷之时，天下失于太浊，于是制其行以清。柳下惠之时，天下失于太洁，故制其行以和。虽然，清者所以激浊也，非激浊而为清，是隘而已。和者所以救洁也，非救洁而为和，是不恭而已。故由其本而言之，则为清为和；由其弊而言之，则为隘为不恭。故伯夷、柳下惠者，实未尝清，未尝和也，安有隘、不恭之弊哉？前史称中常侍侯览托太守高伦用吏，陈寔曰：「此人不宜用」。而侯常侍不可违，乞从外举。又中常侍张让归葬颍川，虽一郡毕至，而名士无往者，张甚耻之，寔乃独吊焉。呜呼，若寔者，可谓殆庶几于夷、惠矣！何则？桓、灵之时，政在宦人，而天下之士方以高节相高，疾之已甚，至使其属无所发愤，常欲以身死党锢之祸。海内涂炭者二十馀年，岂特小人之罪哉？君子亦有以取之也。寔知其然，故于用吏、送葬之事，稍诎其身应之，所以因时救弊而已。其后复诛党人张德，寔以此多所全宥，则其效盖可见也。呜呼，使东海之士大夫制行皆如寔也，党锢之祸何从而兴乎？以此言之，寔殆庶几于夷、惠，信不诬矣。然则寔为侯、张而身诎也不为过，则元稹之徒，因宦官以得宰相，亦不为过欤？斯不然也。昔孔子于卫见南子矣，于鲁敬阳虎矣，至弥子以为「主我，卫卿可得也」，则曰「有命」。盖见南子、敬阳虎者，身可诎也；不主弥子者，道不可诎也。寔于侯、张亦诎身以伸道耳，岂若元稹之徒诎道而伸身者哉？然则士大夫为道而或诎身于宦人者亦可乎？斯又不然也。昔齐人获臧坚，齐侯使人唁之，且曰：「无死」。坚稽首曰：「拜命之辱，抑君赐不终。姑又使其刑臣礼于士」。以杙抉伤而死。古之人耻其身之辱于刑臣也如此，非寔之时，其可绌身于宦人也哉？是故为伯夷之清，而非其时者是隘而已；为柳下惠之和，而非其时者是不恭而已；若陈寔之屈身于宦人，而非其时者，是为奸而已。

天下之祸莫大于杀士。古之人欲有为于世者，虽负其豪俊杰特之才，据强大不可拔之势，疑若杀一士不足以为损益，然而未始不亡者，何耶？士，国之重器，社稷安危之所系，四海治乱之所属也。是故师士者王，友士者霸，臣士者彊，失士者辱，慢士者危，杀士者亡。世之论者皆以袁绍之亡系于官渡，臣窃以谓不然。绍之所以亡者，杀田丰耳。使绍不杀田丰，虽有官渡之败，未至亡也。何则？昔楚汉相距于京索之间，高祖奔北狼狈，甚于袁绍者数矣，而卒有天下。项籍以百战百胜之威，非特曹公比也，而竟死东城。其所以然者，无他，士之得失而已。故高祖以为「张子房、韩信、萧何三者皆人杰，吾能用之，所以取天下。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为我擒」。以楚汉之事言之，则知绍之亡果在于田丰，不在于官渡也。且绍之械系田丰也，何异高祖械系娄敬于广武乎？高祖围于平城而还，以二千户封敬，号建信侯。绍败而还，惭丰而杀之。呜呼，人之量度相远，一至于此哉！《传》曰：「善败者不亡」。故楚昭王珍、越王句践皆滨于绝灭而复续，绍虽败于官渡，而冀州之地，南据大河，北阻燕代，形势之胜尚可用也，向使出丰于狱，东向而事之，问以计策，卑身折节以抚伤残之馀，亲执金鼓以厉奔走之气，内修农战，外结英雄，纵不能并吞天下，岂遽至于亡哉？方绍与董卓异议，横刀不应，长揖而出，及起兵渤海，遂有四州之地，连百万之众，威震河朔，名重天下，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。然杀一田丰，遂至于此，则天下之祸，其有大于杀士者乎？文若曰：「袁绍布衣之雄耳，能聚人而不能用」。臣窃以为知言也。

鲁肃劝吴以荆州之地借先主，先主因以取蜀，吴王悔之，归咎于肃。夫以肃之筹略过人，而其昧有至于此乎？以臣观之，吴人虽欲不借荆州以资先主，不可得也，肃策之善矣。何则？是时曹氏已据中原，挟天子以令天下，毅然有并吞诸雄之心。袁绍、吕布皆为擒灭，其能合从并力以抗之者，独仲谋与玄德耳。此所谓胡越之人未尝相识，一旦同舟而遇风波，则相应如左右手，势使然也。吴人虽欲不借荆州以资先主，其可得乎？且吴不借荆州，则先主必还公安，不然则当杀之。二者皆不可也。昔高祖入关，与秦父老约法三章，秋毫无所犯，秦民大悦。项羽虽徙之于汉中，而高祖还定三秦，如探囊中物耳。何则？秦民之心已系于汉也。方先主东下，荆州之人归者十馀万。或劝速行以据江陵，先主曰：「夫举大事必以人为主，今人归吾，何弃去」？是时先主若还公安，吴为仇也。夫以董卓之罪，上通于天，王允以顺诛之，而李傕、郭汜纠合党与，犹能为之报仇，何则？卓虽凶逆，亦一时之望也。先主以宗室之英，名盖当代，士之归者，如水之赴海。乌林之役，曹公以百万之众溯江而下，非其雄略，则周瑜水军岂能独胜耶？吴若杀之，豪杰四面而至必矣，孙氏之亡可立待也。由是言之，先主借荆州之事，拒之则为仇，杀之则招祸，因而借之，则可以合从并力而抗曹公，肃之为吴策者，岂不善乎？然则周瑜尝欲徙先主置吴，盛为筑宫，多其美女玩好，其策何如？此又大不可也。先主尝见其髀肉生，慨然流涕，叹功业之不建；其在许也，曹公与之出则同舆，坐则同席，竟亦不留。此其志岂以美女玩好老于吴者耶？史称曹公闻孙权以土地借备，方作书，落笔于地。彼知先主得荆州，辅车之势成，天下未可以遽取也。由是言之，借荆州之事，岂惟刘氏所以取蜀，亦孙氏之所以保吴者矣。

晁错曰：「五帝神圣，其臣莫及。三王臣主俱贤。五霸不及其臣」。臣窃以为不然。夫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置杯焉则胶。焦鹏之翮，拔而傅鸤鸠，则累矣。故有帝者之君，则有帝者之臣；有王者之君，则有王者之臣；有霸者之君，则有霸者之臣。诸葛亮虽天下之奇材，亦霸者之臣耳。何则？亮，帝王之辅，肯为蜀先主而委邪？王通以为使亮而无死，礼乐其有兴乎，尤非也。臣以为亮虽无死，曾不足以取天下，况于兴礼乐乎？何则？亮之所事者蜀先主，而所自比者管仲、乐毅也。先主虽号人杰，然取天下则不及曹孟德，保一方则不如孙仲谋，其所以得蜀者，以刘璋之闇弱而已。先主虽存，司马仲达、陆伯言诸公皆无恙，尚不足以取魏，而死，其能取天下乎？管仲相齐，九合诸侯，一正天下，然不能先自治而后治人，故孔子以为小器。乐毅为弱燕合五国之从，夷万乘之齐，然旷日持久，不能下莒与即墨。至间者得行，捐燕之赵。管仲、乐毅虽得志于天下，尚不能兴礼乐，亮而无死，其能兴礼乐乎？夫古之君子进难而退易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，则固已曰：「使是君为尧舜之君，使是民为尧舜之民」。盖求之而不用其道，则彼有不出而已。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。盖用之而不尽其蕴，则彼有不留而已。是故有所不出，出则可以取天下；有所不留，留则可以兴礼乐。方先主之顾亮于草庐之中，所言者取荆、益二州耳。至言天下有变，则一军向宛洛，一军出秦川，所谓俟河之清，人寿几何者耶。关羽之死，大举伐吴，亮曾不能强谏，及兵败，乃叹曰：「法孝直若在，能制主上，令不东，就复东行，必不危矣」！所谓虎兕出于柙，龟玉毁于椟中，是谁之过欤？以此论之，亮不足以取天下而兴礼乐亦明矣。然亮与先主一言道合，遂能霸有荆、益，成鼎峙之势。及受寄托孤，义尽于主，国无间言，身死之日，虽迁废之人为之泣下，有致死者，虽古往社稷之臣，何以加诸！陈寿以谓管、萧之亚匹，盖近之矣。然寿以谓应变将略非其所长，信乎？此非也。亮之征，孟获曰：「公，天威也。南人不复反矣」。其卒于渭上，司马仲达按行其营垒处所曰：「天下之奇材也」。所作八阵图，后世言兵者必稽焉。则亮之应变将略，不言可知矣。呜呼，岂寿果挟髡其父之故耶，抑其所自见如此也？

臣闻臧洪以袁绍不救张超，绝不与通，至于败死。以臣观之，洪实游侠之靡也，岂臣子之义哉？何则？夫欲生而恶死，天下之真情也。然古之君子，或捐躯命，弃亲族，不为苟得者，非不欲生，以其所欲有甚于生而已；触鼎镬，冒锋镝，患有所不避者，非不恶死，以其所恶有甚于死而已。使其所欲未有甚于生，所恶未有甚于死，则君子岂有矫世绝俗，拂其所谓真情者耶？《诗》云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。君子之常也。传曰：「志士仁人，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」。君子之变也，不得已而为之者也。世衰道微，士大夫讲学不明，于是始惑于轻重趋舍之际，徒知保身之为易，杀身之为难，不知妄死之与苟生，其失一也。齐有崔氏之难，其臣死者十有馀人，晏子独以为「君为社稷死则死之，为社稷亡则亡之，若为己死而为己亡，非其私昵，谁敢任之」？以晏子之言论之，洪为张超而死者，果何为也？夫曹操、吕布皆汉之奸臣，然方是时，操挟天子，其势为顺，布背朝廷，其势为逆。使超去逆就顺，绍弗为救，犹或可责，矧叛操而归布，安能责其不救乎？夫张超、袁绍之于洪，虽交有故新，遇有薄厚，然受其表用，则皆主也。使旧主为新主所杀，洪绝之而致死，犹或近义，矧灭超者曹氏，焉得与绍为仇乎？由是言之，洪为张超而死者，果何谓也？孔融尝为管亥所困，太史慈为突重围，求救于先主，先主从之，遂解都昌之急。盖是时俗尚名节甚矣，天下之士惟以然诺不终为愧，祸乱不解为耻，厥志有在，生死以之，故事成则为太史慈，不成则为臧洪。以臣子之义责之，皆罪人也。扬子以要离为蛛螫之靡，聂政为壮士之靡，荆轲为刺客之靡者耶。孟子曰：「可以死，可以无死，死伤勇」。若数子者，可谓伤勇矣，亦足以悲夫！

臣闻《春秋》书赵盾之罪，而三《传》皆以为实其族穿，非盾也。盾为正卿，亡不越境，反不讨贼，故被大恶之名。臣始疑之，及读《晋史》，见王导、周顗之事，然后知三《传》之说为不诬矣。何则？经诛其志，《传》述其事也。王敦之举兵也，刘隗劝帝尽诛王导之族，导尝求救于顗，顗申救甚切，而不与之言。导心衔之，及敦得志，问顗于导，不答，顗遂见诛。后见其表，始流涕曰：「吾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」。然则顗之死，虽假手于敦，实导意也。若使后世良史书曰：「王导杀周顗」。不亦宜乎？以此观之，则赵盾之事，从可知矣。夫盾以骤谏不入，灵公使锄麑贼之，麑不忍杀。又伏甲而攻之，仅以身免。故其族穿攻灵公于桃园。然则灵公之死，虽假手于穿，实盾志也。不然则其返也，曷为其不讨穿乎？《传》以为「志同则书重」，信不诬矣。岂非经诛其志，而传述其事耶？然则穿首恶也，盾疑似者也，舍首恶而诛疑似者何也？盖名实俱善者，天下不疑为君子；心迹俱恶者，天下不疑为小人。有善之名，无善之实，有恶之心，无恶之迹，是为奸人。奸人者，尝托身于疑似之间，天下莫得而诛之，此《春秋》所以诛之也。太史公以《春秋》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犹豫，盖以此矣。汉淮南厉王母坐赵氏死，厉王以为辟阳侯力能释之而不争，辄椎杀之。唐高宗欲立武后，畏大臣异议，李绩曰：「此陛下家事，无须问外人」。帝意遂定。唐人以为立武后者，绩也。由此观之，诛志不诛事，非特《春秋》，古今人情之所同然也，《春秋》能发之耳。然则王导之罪与赵盾同乎？曰：非也。导实江左之名臣，东晋之兴，导力为多，特其杀周顗之事，有似于盾而已。

臣闻有有道之士，有有才之士。至明而持之以晦，至智而守之以愚，与物并游，而不离其域者，有道之士也。以明济明，以智资智，颖然独出，不肯与众为耦者，有才之士也。夫有道之与有才相去远矣，不可不知也。史称崔浩自比张良，谓稽古过之。以臣观之，浩曾不及荀、贾，何敢望子房乎？夫子房之于汉，荀攸、贾诩之于魏，浩于元魏，运筹制胜，算无遗策，实各一时之谋臣也。高祖以子房与韩信、萧何为三人杰，用之以取天下。韩信王楚数十城，萧何封侯第一，而子房独愿封留而已。及太子监关中兵，乃行少傅事，晏然处于叔孙通之下，了无矜伐不平之意。故司马迁以为无智名，无勇功，可谓有道之士也。荀、贾虽不足以与于此，然攸谋谟帷幄，时人子弟莫知其言；诩亦阖门自守，退无交私，皆以令终。故陈寿以为良、平之亚，虽有才之士，亦颇闻君子之道者也。浩则不然，其设心惜意，惟恐功之不著，名之不显而已。李顺之死，浩既有力，而奏《五寅元历》，章尤夸诞，妄诋古人。所撰图书，至镵石道傍，公彰直笔。明哲之所为，固如此乎？正孟子所谓「小有才，未闻君子之大道，适足以杀其身而已」。盆城括之流也。以此论之，浩曾不及荀、贾明矣，何敢望子房乎？夫以其精治身，以绪馀治天下，功成事遂，奉身而退者，道家之流也。观天文，察时变，以辅人事，明于末，而不知本，阴阳家之流也。子房始游下邳，受书圯上老人，终曰：「愿弃人间，从赤松子游耳」。则其术盖出于道家也。浩精于术数之学，其言荧惑之入秦，彗星之灭晋，与夫兔出后宫、姚兴献女之事，尤异，及黜庄老，乃以为矫诬之言，则其术盖出于阴阳而已，此其所以不同也。然高帝用子房之谋，弃咸阳，还定三秦，灭项羽于垓下；太武用浩，亦取赫连昌，破蠕蠕，平沮渠牧犍于凉州。惠帝得不废者，子房之本谋；而太武为国副主，亦自浩发之。其迹盖相似也。呜呼，岂欲为子房，而不知所以为子房者欤？

臣闻君子之论人，观其终身之大节。大节丧矣，虽有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足以夸污世而矫流俗，君子无取焉。史称王俭尝谓江左风流宰相惟有谢安，盖自况也。以臣观之，俭实安之罪人也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！何则？自晋以阀阅用人，王、谢二氏最为望族，江左以来，公卿将相出其门者十七八，子为主婿，女为王妃，布台省而列州郡者不可胜数，亦犹齐之诸田，楚之昭、屈、景氏，皆与国同其休戚者也。安之仕晋，始为桓温司马，孝武之世，政由温出，󲦤绅顾望，不知所为。而安与王坦之尽忠王室，蔑有二心，至于屡改袁宏之文，以寝九锡之命，可谓以身许国，社稷之臣者矣。俭之仕宋，袭封选尚，其为亲贵，固非安之比也。萧公虽有异志，而谢朏、褚彦回之属，初无从意，齐室之建，俭实发之。至引梁王鲁国之事，使臣珥貂，所居称殿，何异取六艺以文奸言者？安之于晋，其大节如彼，俭之于宋，其大节如此。臣故曰俭实安之罪人也。至于该洽经史，明习故事，工词令，妙威仪，动为名流之所称，所谓一时之美，一日之长，夸污世而矫流俗者也，君子何取焉？安少有重名，累年辟召不至。其后虽受朝寄，而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形于言色，则安之功名出于无意者也。俭少时志在宰执，见于所赋之诗，及生子字曰元成，取仍世作相之义，则俭之富贵取于有心者也。夫无意之与有心，相去远矣，岂可同日而语哉？宋初受命，陶潜自以祖侃晋世宰辅，耻复屈身，投劾而归，躬耕于浔阳之野。其所著书，自义熙以前，题晋年号，永初以后，但称甲子而已。以此论之，则俭之为人，盖可见也。

臣闻先王之时，一道德，同风俗，士大夫无意于为文，故六艺之文，事词相称，始终本末，如出一人之手。后世道术为天下裂，士大夫始有意于为文。故自周衰以来，作者班班，相望而起，奋其私知，各自名家，然总而论之，未有如韩愈者也。何则？夫所谓文者，有论理之文，有论事之文，有叙事之文，有托词之文，有成体之文。探道德之理，述性命之精，发天人之奥，明死生之变，此论理之文，如列禦寇、庄周之所作是也。别白黑阴阳，要其归宿，决其嫌疑，此论事之文，如苏秦、张仪之所作是也。考同异，次旧闻，不虚美，不隐恶，人以为实录，此叙事之文，如司马迁、班固之作是也。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，比物属事，骇耳目，变心意，此托词之文，如屈原、宋玉之作是也。钩列、庄之微，挟苏、张之辩，摭班、马之实，猎屈、宋之英，本之以诗书，折之以孔氏，此成体之文，韩愈之所作是也。盖前之作者多矣，而莫有备于愈；后之作者亦多矣，而无以加于愈。故曰总而论之，未有如韩愈者也。然则列、庄、苏、张、班、马、屈、宋之流，其学术才气，皆出于愈之文，犹杜子美之于诗，实积众家之长，适当其时而已。昔苏武、李陵之诗长于高妙，曹植、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，陶潜、阮籍之诗长于冲澹，谢灵运、鲍昭之诗长于峻洁，徐陵、庾信之诗长于藻丽。于是杜子美者，穷高妙之格，极豪逸之气，包冲澹之趣，兼峻洁之姿，备藻丽之态，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。然不集诸家之长，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，岂非适当其时故耶？孟子曰：「伯夷，圣之清者也。伊尹，圣之任者也。柳下惠，圣之和者也。孔子，圣之时者也。孔子之谓集大成」。呜呼，杜氏、韩氏，亦集诗文之大成者欤！

臣闻有善听，无良谋；有善谋，无利势。天下之势，善谋之则无不利；天下之谋，善听之则无不良。臣尝以为唐室方镇之患，至于百有馀年而不能解者，其弊盖始于天宝之际，肃宗不用李泌之谋，先取范阳而已。何则？夫范阳者，禄山之巢穴也。鸟焚其巢，虽有劲翮无所归；兽失其穴，虽有绝足无所恃。其势然也。禄山帅范阳，专三道劲兵，不徙者十有四年矣。其人视之，犹子之于父也。一旦举兵犯顺，天下之人以为反虏，切齿攘袂，惟恐其不灭，而范阳之人，独以为主，引领企踵，惟恐其不兴。此所谓家臣不知有国，自古小人之常情。故郭子仪、李光弼自朔方起兵，皆欲先图范阳，而泌为肃宗言之最悉，此盖天下之利势，乘之不可失者也。使肃宗能听其谋，先诏李、郭诸将，掎角而取范阳，贼失巢穴，则其众自溃，两京可以传檄而定，兵亦遂息矣。惟其不用泌谋，是以庆绪、思明相继复起，至凶徒逆党，久稽天诛，则偷为一切之计，瓜分河北地以付之，此方镇之患所从起也。昔之取天下者，皆以首事之地为根本，故虽困败而能复振，高祖之保关中，光武之据河内，魏武之完兖州是也。夫范阳者，亦禄山之关中、河内、兖州也。方其陷两京，所得禁府珍宝，辄以橐驼载归。其俗至谓禄山、思明为二圣。后十七年，张洪靖欲惩其事，发墓毁棺，而众犹不悦，以至于乱。由是言之，天宝之际，若非唐之威德在人，忠臣义士乃心王室，则天下之事可胜言哉！柳玭称两京之复，泌谋居多，其功大于鲁连、范蠡。若以范阳言之，泌之谋不见听者多矣。其言王者之师当务万全，图久安，使无后害，又得两京，则贼再乱。已而果然。呜呼，使泌之谋尽见听也，岂有方镇之患哉？

臣闻白敏中用李德裕荐，入翰林为学士，及德裕贬，敏中为相，抵之甚力。或曰：「人臣事君，公义而已，何以私恩为乎？敏中之事，未足深咎也」。臣窃以为不然。人臣能尽私恩，然后能尽公义，敏中之罪不容诛矣。孔子曰：「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；事兄悌，故顺可移于长」。推此言之，则背师卖友之人，必不能以身许国。何则？于所厚者薄，则所施无不薄也。昔吕布为丁原主簿，为董卓而杀原，为卓之子，又为王允而杀卓。及兵败被执，魏祖欲生之，刘先主曰：「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、董太师乎」？于是杀布。汉封陈平，辞曰：「非魏无知，臣安得进」？上曰：「若子可谓不背本矣」。乃复赏魏无知。其后诛吕氏而安刘氏者，平与周勃也。夫以布之不忠于丁、董也，其肯忠于曹氏乎？以陈平之不负魏无知也，岂肯负于刘氏乎？此魏所以诛布，汉所以属平者也。然则敏中之事盖可见矣。虽然，敏中所以负德裕也，亦有繇焉。《传》曰：「盗憎主人」。主人何负于盗，而盗憎之乎？盖自度其事，必为主人所恶故也。白氏素与杨虞卿姻家，居易又与李宗闵、牛僧孺厚，若敏中本无英气，虽缘德裕以进，而不能无意于僧孺、宗闵、虞卿之徒，自度其事，必为德裕恶也，故因其势尽，力以挤之耳。夫德裕，忠臣也，以非罪被斥，天下皆知其冤，使敏中素与仇，犹当为社稷而救之，况因之以进也？然则敏中岂惟不忠于德裕，亦不忠于唐也。臣故曰人臣能尽私恩，然后能尽公义，敏中之罪不容诛矣。然则公义、私恩适不两全，则如之何？以道权之而已。义重而恩轻，则不以私害公，若河曲之役，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，韩厥执而戮之是也。恩重而义轻，则不以公废私，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，抽矢叩轮，去其镞，发乘矢而后反是也。夫公义私恩，适不两全，犹当以道权其轻重，奈何无故而废之哉？虽然，逢蒙杀羿，孟子以为是，亦羿有罪焉。以此言之，德裕之荐敏中，亦不得为无罪也。

臣闻天下无易事，非其人则难于登天；天下无难事，得其人则易于反掌。难无定势，易无常形，惟其人也。昔汉有诸侯强大之患，连城数十，地方千里，擅爵人，赦死罪，戴黄屋，刺客公行。景帝用晁错之谋，始议削之，法令未及行，而七国合从而起矣。何其难耶？逮武帝用主父偃之谋，令诸侯得推恩分其子弟，诏下之日，人人各得所愿，法令不更，疆境不变，而尾大之患亡矣。又何其易耶？以此言之，则知天下之事惟其人也。臣读唐史，至甘露之事，未尝不为文宗而叹息。何则？欲除累世之奸，而倚一区区之李训，岂不疏哉？宦官之祸深矣，自德宗惩北军之变，以左右神策、天威等军分委宦官主之，由是太阿倒持，不复可取。宪宗之贼，历三世而不能讨，天下愤焉。是时故老名臣，如裴度、李德裕之徒皆在也，向使文宗有知人之明，委任二臣，俾之图画，则刀锯之残，岂难制哉？何则？以训之轻躁寡谋，尚能杀王守澄，则知度与德裕可以制仇士良之属无疑矣。惟其不用二臣，而委之训与郑注，是以事败谋泄，害及忠良，蹀血观阙之前，不胜饮恨而已。非事之难，不知人之祸也。或曰：「注之帅凤翔也，欲因宦者送守澄之丧，以镇兵诛之。训忌其功，乃先五日举事。使注不为训所忌也，庶其有济乎」？臣曰：不然。惟其训之事败，则唐之祸在士良。使注之功成，则唐之祸在注矣。何则？袁绍、董卓、崔休、朱温之事盖尝成矣，其祸何如哉？以此观之，事败亦受祸，成亦受祸，祸在用小人而已矣。德裕尝曰：「举大事，非北军无以成功」。此所谓天下之常势也。又曰：「焚林而畋，明年无兽；竭泽而渔，明年无鱼」。既经李训之猖獗，则天下常势亦不用。臣以为德裕能不为于会昌之时也，则知其能为太和之时必矣。

臣闻适用而不穷者，天下之真材也。材而不适用，用而有所穷，虽有高世之名，难能之行，实庸人耳，何有补于世耶？臣读《五代史》，见王朴为周世宗决平边之策，然后知朴者，天下之真材也。夫用兵之要，在乎识序之先后；而识先后之要，在于知敌之难易。天下之敌非大而坚，则小而脆也，其难易孰不知之？所以不知者，敌大而脆则疑于难，敌小而坚则疑于易也。昔汉兵围宛丘，光武以别将徇昆阳，王邑欲攻之，严尤以谓昆阳城小而坚，宜进击宛，宛败，昆阳自服。邑不听，尽锐攻之，兵以大败。邑之所以不听尤者，疑于难而已。朴尝为世宗画平边之策，其言曰：「攻取之道，从易者始。当今吴易图，得吴则桂、广皆为内臣，闽、蜀可飞书而召之。如不至，则四面并进，席卷而平之必矣。惟并必死之寇，可为后图。盖李氏虽据江南之地二十一州，为桂、广、闽、蜀之脊，然南带江，东距海，可挠者二千馀里，其人易动摇，轻扰乱，不能持久，号为大国，实脆敌也。刘氏虽据河东十州之面，与中国为境，然左有常山之险，右有大河之固，北有契丹之援，其人剽悍彊忍，精急高气，乐斗而轻死，号为小国，实坚敌也」。是时中国欲取之也，譬如壮士操利兵于深山之中，左触虎而右遇熊，不可并刺，则亦先虎而后熊矣。何则？虎躁悍易乘，熊便捷难制。举虎困，则熊必畏威而逃；困于熊，虎将乘弊而至，形势然也。故朴以大而脆者为易，小而坚者为难，易者宜先，难者宜后，则所以先吴而后并也。及皇朝受命，四方僭伪次第削平，皆如其策。非所谓天下之真材，而孰能与于此？朴虽出于五代扰攘倾侧之中，然其器识学术，虽治世士大夫，与之比者寡。方世宗之时，外事征伐，内修法度，而朴至于阴阳律历之学无所不通，所定《钦天历》，当世莫能异，而其所作乐，至今用之而不可改。其五策之意，彼民与此民之心同，是与天意同契，天人意同，则无不成之功。以此推之，朴之所知者，盖未可量也，使遭休明之时，遇不世出之主，则其所就者，将不止于此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