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天下之材，有成材者，有奇材者，有散材者，有不材者。器识闳而风节励，问学博而治行纯，通当世之务，明道德之归，此成材者也。经术、艺文、吏方、将略有一卓然，过人数等，而不能饰小行，矜小廉，以自托于闾里，此奇材者也。随群而入，逐队而趋，既无善最之可记，又无显过之可绳，摄官承乏，取位而已，此散材者也。寡闻见，暗机会，乖物理，昧人情，执百有司之事，无一施而可，此不材者也。古之人主，于成材则付以大任而备责之，于奇材则随所长而器使之，于散材则明赏罚而磨砺之，于不材则弃之而已。四者各有所处，然而奇材者，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。盖天下之人材不世出，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，不材者适足以败事而已，是则任天下之能事者，常取乎奇材。有奇材而不深惜焉，则将与不材同弃，而曾散材之不如矣。夫匠氏之于木也，楩楠豫章，易直而十围者，必以为明堂之栋，路寝之楹。七围八围者，虽多节，必以为高明之丽。拱把而上者，虽小桡，必以为狙猿之杙，稍脩则以为榱桷，甚短则以为侏儒。至于棭樠轴解，亟沉而易蠹者，然后以之爨也。今有楩楠豫章于此，七围八围拱把而上，特以多节小桡之故，遂并弃之，岂不惜哉？人主用天下之材，亦何以异于此？今国家之人材可谓富矣，养之以学校，而取之以贡举，名在仕版者，无虑数万，然一旦有事，则常若乏人，何哉？以臣观之，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。盖不深惜天下之奇材，则用之或违其长，取之将责其备，虽有嵚𡼭历落、颖脱绝伦之士，执事者始以名闻，未及试之，而媒蘖其短者固已圜视而起矣。夫奇材多自重，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，以自重之势，而被甚嫉之毁，其求免也，岂不难哉？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，其势之使然，无足怪也。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；裨谌能谋，于野则获，于邑则否；黄霸为丞相，功名损于治郡时。人固有所长，亦有所短也。皋陶喑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虚刑；师旷瞽而为太宰，晋国无乱政；贤如萧何，而有市田请地之污；直如汲黯，而有褊心忿骂之鄙；文如长卿，而有临邛涤器之陋；将如韩信，而有胯下蒲伏之辱；吏如张敞，而有便面拊马之事。此数子者，责其备，则彼将老于耒耜之旁，死于大山龛岩之下耳，人主岂得而用之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屡下明诏，举监官、御史、台阁、学校之臣，刺史牧民之吏，与夫可备十科之选者，所得人材，盖不可胜数。臣愿陛下取其名实尤异者，用之而不疑。人情不能无小过，非有显恶犯大义所当免者，宜一切置而不问，以责异时之功，则彼将输沥肝胆，捐委躯命，求报朝廷而不可得，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，何足患哉！

臣窃观唐虞以后有天下者，安危荣辱之所从，长久亟绝之所自，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，而所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、法律二端而已。盖纯用诗书者，三代也；纯用法律者，秦也。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夏、商、周之兴也，治教政令既本于道德之意，而舟车器械亦出于义理之文，其迹载于典谟训告誓命之篇，而其旨寓于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之什。当是时也，圣贤之学著而百家之说熄，帝王之制举而霸者之事废，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故曰纯用诗书者三代也。魏文侯之师李悝，论次诸国之法，著为《法经》，其徒商鞅用以相秦，始作收司、连坐、告匿之法，而辅以诋欺文致细微之事。晚节末路，至于焚书坑儒，偶语者弃市，以是古非今者族，吏见知不举与同罪，故曰纯用法律者秦也。汉自高祖纳陆贾之言，命为《新语》，用叔孙通之说，而使定礼仪，可谓知所取矣。而以三章之约不足禦奸，于是萧何捃摭秦法，作律九章，而张汤、赵禹之徒，又为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。唐自太宗诎封伦秦汉之论，用魏公帝王之谋，可谓知取舍矣。而朝廷郡县，百官有司，所以朝夕从事者，一出于律令格式之文，故曰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惟其纯用诗书，故三代享国安荣，而历年长久。惟其纯用法律，故秦危辱而亟绝。惟其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，故汉唐之有天下，虽号长久，而安荣之日少，危辱之日多，仅免亟绝而已。盖诗书者，所以崇德，其事皆孝弟忠信，人之所欲者也，而安荣长久，人之所欲者也。而法律所以制奸，其事皆鞭笞斩艾，人之所恶，欲以报所恶之雠者也。以所恶之术，报所恶之雠，亦其理之然哉。贾生曰：「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商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」？呜呼，若贾生者，可谓知治体矣。

臣闻古今异势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以今天下，而欲纯用诗书，尽去法律，则是腐儒不通之论也，要使诗书不为法律所胜而已。祖宗之时，二端虽号并行，而士大夫颇自爱重，以经术为职，文艺相推，间有喜刑名、精案牍者，则众指以为俗吏，而耻与之言。近世则不然，士大夫急于功利，不师古始，相与习者，莫非柱后惠文之事，父教其子，兄诏其弟，以为速化之术无以过此，间有引古义，决嫌疑，则掩口而笑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谈耳，何所用于今哉」？呜呼，此风一成，非天下之福也。盖昔者以诗书为本，法律为末；而近世以法律为实，诗书为名。臣以天下之大弊，君子所宜奋不顾身而救之者，无甚于此。何则？废诗书而从法律，则是举天下而入于申、韩之术也。扬子曰：「申韩之术，不仁之至矣」。夫不仁者，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，君子救之，其可以缓耶？臣尝思之，其所以然者无他，始于试法而已。朝廷试士以法者，欲其习为吏也，而假之太优，擢之太峻，至于黄绶中选，数岁之间，持斧仗节，领一道之权，任二千石之重，而制策进士，留滞于州县之官，有十年而不得调者。呜呼，欲士大夫之不废诗书而从法律也，岂可得乎？且法吏之与儒臣，所闻异趣，所见异涂，犹方圆曲直之不相入也。昔匈奴浑邪王降汉，长安贾人与市者，当坐死五百馀人，而汲黯固争，以为不可。若使法吏言之，则必以为阑出财物矣。密人有告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，而卓茂折之以礼，以为汝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乎。若使法吏言之，则以为受所监临矣。朱博曰：「如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！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陈说之」。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祸者，以异时制策进士所得之臣，有如汲黯、卓茂者在也。十数年之后，耆老大臣相继得谢，而试法所得之吏，有如朱博者当轴而处中焉，则君子虽欲奋不顾身以救之，亦无及已。臣以为纵未能尽罢其士，宜稍变革以抑其风，使吏非有出身，毋得试法，其馀出仕换官之类，可一切试以经术、艺文，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诗书也，则申、韩之祸熄矣。

臣窃闻役法之议不决久矣，有司阅四方之牍，眩蜂起之说，牵制优游，相视而不断者，二年于兹。虽稍复笔削，著为一切之令，取济期月，卒未有确然定论，可以厌服人情，传万世不弊者也。其所以然者无他焉，士大夫据偏守独，各有私吝，不能以至公为心故耳。何则？夫所谓役法者，其科条品目虽曲折不同，大抵不过差、免二法而已。差役之法，虽曰迭任府史、胥徒之士，率数年而一更，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，主藏者备偿无算，囷仓竭于飞挽，资产破于厨传。执事者患其弊也，于是变而为免役之法，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，以免其身，然而平估至于室庐，检括及于车马，裒多以为宽剩，厚积以为封桩，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矣。盖差役之法不弊，则免役之法不作。免役之法不弊，则今日之议不兴。然而士大夫进用于嘉祐之前者，则以差为是而免为非；进用于熙宁之后者，则以免为得而差为失。私意既摇于中，公议遂移于外。呜呼，岂特二年而无定论哉？虽十年而无定论不足怪也。昔唐室赋役之法，有租、庸、调者，最为近古。自开元之后，版图既隳，丁口田亩皆失其实，法以大弊，故杨炎变之以为两税之法。已而盗起兵兴，征求无节，法又大弊，故陆贽以七事者力诋其非，然而终唐之世不复改也。夫唐之诸臣，岂不知两税为非古，租、庸、调为近古哉？盖以晚节末路，俱为弊法，以此易彼，实无益也。今差役、免役之法，盖类于此。然则何为而可耶？臣闻楚人有第二区者，其甲则长子之所筑也，其乙则少子之所筑也，规摹不同而岁久皆弊。其父谋所止，二子各请止其所建之庐，至数日不决。有邻人告之曰：「昔少君以甲第坏甚，于是营乙以舍族人。今乙第又坏，而长官复欲徙之于甲，是以坏易坏，非计之得也。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，别营一区，而弃其腐桡者乎」？父以为然，其论遂定。今陛下以役法之议，付于嘉祐、熙宁之臣，何异楚人之谋于二子也？盍亦质诸邻人之论哉？陛下若以臣言为然，愿诏有司，无牵于故新之论，毋必于差、免之名，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，别为一书，谓之《元祐役法》，则嘉祐、熙宁之臣，皆默然而心服矣。若夫酌民情之利病，因五方之所宜，条去取之科，列轻重之目，此则有司之事，臣所不能知之。亦犹楚人之第，某材可弃，某材可留，皆当付之匠氏，不可问诸邻人也。《传》曰：「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。虽有姬姜，无弃蕉萃」。唯陛下择焉。

臣闻世之议贡举者，大率有三焉：务华藻者，以穷经为迂阔；尚义理者，以缀文为轻浮；好为高世之论者，则又以经术、文辞皆言而已矣，未尝以为德行，德行者道也。是三者，各有所见，而不能相通。臣请原其本末而备论之，则贡举之议决矣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动，当周旋进退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其后聘问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逸于布衣，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，屈原《离骚》之词作矣。此文词之习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彫篆相夸，组绘相侈，苟以哗世取宠，而不适于用。故孝武好神仙，相如作《大人赋》以风其上，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，此文辞之弊也。昔孔子患《易》道之不明，乃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》、《序》、《杂卦》十篇，以发天人之奥。而左氏亦以《春秋》之法，弟子传失其真，于是论本事，作《传》以记善恶之实。此经术之学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故汉儒之陋，有曰秦近君，能记说「尧典」二字，至十馀万言，但说「若稽古」，犹三万言也，此经术之弊也。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，则闾胥书之；孝悌睦姻有学者，则族师书之；有德行道艺者，则党正书之。而又考之于州长，兴之于乡老大夫，而论之于司徒、乐正、司马，所谓秀选进造之士者是也，然后官而爵禄之。此德行之选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乡举里选之法亡，郡国孝廉之科设，而山林遗逸之聘兴，于是矫言伪行之人，弊车羸马，窜伏岩穴，以幸上之爵禄。故东汉之士，有庐墓而生子，唐室之季，或号嵩少为仕途捷径，此德行之弊也。是三者，莫不有弊，而晚节末路，文辞特甚焉。盖学屈、宋而不至者，为贾、马、班、扬；学贾、马、班、扬而不至者，为邺中七子；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，为谢灵运、沈休文。休文之撰四声谱也，自谓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。武帝雅不好焉，而隋唐因之，遂以设科取士，谓之声律。于是敦朴根柢之学，或以不合而罢去；靡曼剽夺之伎，或以中程而见收。自非豪杰、不待文王而兴者，往往溺于其间，此杨绾、李德裕之徒所为切齿者也。熙宁中，朝廷深鉴其失，始诏有司削去诗赋，而易以经义，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，其意信美矣。然士或苟于所习，不能博物洽闻，以称朝廷之意，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，例以为祭终之刍狗，雨后之土龙，而莫之省焉。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，而奏以举动劝力之歌？虽华质不同，其非正音一也。传曰：「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。骅骝骐骥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则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。鸱鸮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」。今欲去经术而复诗赋，则近乎弃本而趋末；并为一科，则几于取人而求备。为今计者，莫若以文词、经术、德行各自为科，以笼天下之士，则性各尽其方，技各尽其能，器各致其用，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^⑴。

休文：原脱，据宋高邮本、宋蜀本、王校补。

臣闻王者用人之要术，惟资望而已。岁月有等，功劳有差，天下莫得躐而进者，谓之资。行能术业，卓然高妙，为世所推者，谓之望。用人以资而已，则盛德尊行、魁奇隽伟之人，或拘格而邅回，如张释之十年不得调，扬子云位不过侍郎之类是也。用人以望而已，则狂缪之流，矫亢之士，或以虚名而进拔，如晋用王衍，唐用房琯之类是也。古之善用人者不然，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，使二者各有所得，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。故自一命以至九命，自受职以至作牧，非有功不迁，非有缺不补，而天下不以为淹。或举于耕，或举于版筑，或举于屠钓，加之士民之上，委以将相之权，而天下不以为骤。何者？资之所当然，望之所宜尔也。国家以寄禄格为有定之制，而以职事官为不次之选，于先王用资望之术可谓得其意矣。然臣愚犹以为未者，太必于用资，太不必于用望也。何则？夫郡守者民之师帅，天子所与共理者也，衣冠而坐堂皇之上，则宾客造谒于前，掾属趋走于下，政教、赏罚、军旅之事，一皆听其可否。所为是，则千里蒙其赐；所为非，则数千万室受其害，可谓天下之重任矣。今将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，不过为郡守，而仕尝再为通判者，苟无大恶显过，有保任人，亦必至于郡守，是将相大臣与保任尝再为通判者相去无几耳。夫贤者能使所居官重，不肖者反之。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难居者，非特法令使然，亦其人材之所致也，岂非所谓太必于用资乎？馆阁者，图书之府，长育英材之地也。从官于此乎次补，执政于此乎迁升，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，莫得而居之，可谓天下之妙选矣。今中材凡吏，一为大臣之所论荐，则皆得居其位。尝有金谷之职，兵刑之劳，则皆得假其名。呜呼，比岁已来，校书、正字之职，龙图、集贤之号，何其纷纷也！《传》曰：「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」。此不几于以名器而假诸人乎？臣所谓太不必于用望者，此也。昔汉制：郡守入为三公。学者以东观为老氏藏室、道家蓬莱山，言其清秘，常人所不能到也。愿下明诏，应中州已上、非更台省寺监漕刑之任者，不得为郡守；慎惜馆阁之除，以待文学之士，则用人之术庶乎其尽矣。

臣闻国家次五代一切之制，百官称号，最为杂揉，名存而器不设，文具而实不应。所谓台省寺监者，朝廷之官也，而其汎及于州县筦库之吏，其滥至于浮屠黄冠之师，乖违之条，爽缪之目，至不可胜数。先皇帝恻然悯之，始诏有司作寄禄格，以易天下之官，而归之于台省，还之于寺监，然后循名可知其器，而缘实亦得其文，可谓帝王之盛典矣。然有所未尽者，臣窃昧死而妄议焉。何之则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，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。夫迁进太略则大臣侥倖，而其弊也，至于无以复加，而法制乱。清浊不分则小臣偷惰，而其弊也，至于莫为之宠而资望乖。旧制：侍郎至仆射凡十二迁，其兼侍从之职者八迁九迁，其任执政之官犹六迁也。盖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，非多其等级，则势必至易极，易极则国家庆赏将窒而不得行，此制官之深意也。今寄禄格则不然，自正议大夫，不问人之如何，四迁而至特进。故大臣为特进者，遇朝廷有大庆赏，则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。夫司空者，职事官也，寄禄无以复加而予焉，岂非所谓乱法制之甚欤？旧制：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，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司农是也。郎官、员外率一秩而有八名，如礼、工、祠、屯、主、膳、虞、水之类是也。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，如太常、秘书、殿中诸丞是也。盖入仕之门有制策、进士、明经诸科，任子、杂色之异，历官之途有台省、寺监、漕刑、郡县之殊。非铢铢而较之，色色而别之，则牛骥同皂，贤不肖混殽，而天下皆将汎汎然偷取一切，不复淬励激昂，以功名为己任，此亦制官之深意也。今寄禄格则不然，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务郎，秩为一名而已，故尝任台省之职，或任漕刑之司者，人心有所不厌而莫为之宠，则往往假以龙图、集贤之号。夫龙图、集贤之号，所以待天下文学之士也，而以诸吏莫为之宠而假焉，岂非乖资望之甚欤？盖爵禄者，天下之砥石，圣人所以砺世磨钝者也。夫不为爵劝，不为禄勉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蒙谷是也。齐死生，同贫富，等贵贱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庄周是也。今朝廷之臣皆得庄周、蒙谷而为之，则爵禄之器虽不复设可矣，如其不然，则迁进太略，清浊不分之弊，安得而不革哉？晁错曰：「爵者，上之所命，出于口而无穷」。韩愈曰：「圣君所行，即是故事。自古岂有定制也」？愿诏有司以寄格再加论定，稍放旧制，自正议大夫以上，更增四秩之号，自中散大夫以下，秩之号为三等之名。如此，则迁进颇详，而法制不乱，清浊稍异，而资望不乖，是亦先皇之志也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

臣闻先王之理财也，若持衡然，天下之财不使之偏归于公室，亦不使之偏入于私家，惟其适平而已。故邦国有以供祭祀奉养禄廪赐予之费，而民有以给朝晡伏腊冠婚丧祭之资。其取民之制谓之什一，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。多乎什一，小桀大桀；寡乎什一，小貉大貉。鲁哀公曰：「二，吾犹不足」。桀之道也。白圭以二十而取一，貉之道也。推此言之，则先王理财之意，惟其适平而已。自什一之法坏，天下之财始失其平，其偏归于公室也，则有鬻盐冶铸，以管山海之饶；榷酒酤，以渔井邑之利；算舟车，告缗钱，以摧抑商贾；造皮币，省酎金，以侵牟封君。甚者至令吏坐列肆，贩物以求利焉。其偏入于私家也，则有以农田而甲一州，贩脂而倾都邑，卖浆而踰侈，洒削而鼎食，货脯而连骑，马医而击钟，甚者至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。是以民常困于聚歛之吏，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，所谓事势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哉？本朝至和、嘉祐之间，承平百馀年矣，天子以慈俭为宝，贡赋经常之外，殆无一毫取诸民，田畴邸第莫为限量，衣食器皿靡有约束。俯仰如意，豪气浸生；货贿充盈，侈心自动。于是大农富贾或从僮骑，带刀剑，以武断于乡曲，毕弋渔猎声伎之奉拟于侯王，而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矣。熙宁、元丰之间，大臣用事，始作法度，与时变通。青苗、免役、市易之利，相次而作，有司日夜手画口说，区处于中，使者旁午，冠盖相望，奉行于外，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。江淮则增煮海之息，闽蜀则倍摘山之赢，青徐则竭冶铸之利。其他希风旨，效计数，无名之取，额外之求，盖不可胜数，而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。陛下即位之始，深知其弊，凡法度之不便于民者，一切罢去；吏尝以掊克进者，相继而黜；数因赦令而弛逋负，大出廪廥以振乏绝，于是公私之财滋向于平。然而有大弊者，士大夫矫枉过直，邈然以风裁自持，不复肯言财利之事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。而《洪范》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以此见理财先食货者，帝王之要务，所以安中国服四夷者也，特不可使之偏入于公私耳。今国家北有抗衡之虏，西有假息之羌，中有大河之费，数万之吏取给于水衡之钱，百万之兵仰食于太仓之粟，公私窘急，可为寒心，此正人臣扬搉歛散、以究虚盈、以济用度之秋也，而耻言财用之事，是晋人而已矣。晋人王衍者，口不言钱，而指以为阿堵物。臣窃笑之，以为此乃奸人故为矫亢，盗虚名于暗世也。何则？使颜、闵言钱，不害为君子；盗蹠呼阿堵物，岂免为小人哉？晋人尚清谈而废实务，大抵皆类此矣。昔管仲通轻重之权，范蠡计然否之策，萧何漕关中之粟，财利之臣也。东郭咸阳之鬻盐，孔仅之冶铸，桑弘羊之均输，亦财利之臣也。士大夫言财利，有如东郭咸阳、孔仅、桑弘羊所为也，则不可；有如管仲、范蠡、萧何之所为也，亦恶乎而不可哉？

臣尝以为君子理财之术，莫若尽地力、节浮费二者而已，何则？理财之要，在乎原其所自有而为之道，要其所从无而制之法。风霆雨露之发生，山林川泽之滋养，财之所从出也。不原其所自有，不要其所从无，切切焉从事于阖辟歛散之中，则是贱丈夫争锥刀之末耳，岂君子所谓理财者耶？是故原其所自有而为之道，则莫若尽地力；要其所从无而制之法，则莫若节浮费。君子理财之术，盖无以易于此，臣请为陛下遂言之。夫理天下之财，譬如治水，增缮堤防，决之于邻国，非治水之善也。横赋彊市，取之于百姓，非治财之善也。善治水者，以四海为壑；善理财者，以天地为资。今天下之田称沃衍者，莫如吴、越、闽、蜀，其一亩所出，视他州辄数倍。彼闽、蜀、吴、越者，古扬州、梁州之地也，按《禹贡》，扬州之田第九，梁州之田第七，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为下，而乃今以沃衍称者，何哉？吴、越、闽、蜀地狭人众，培粪灌溉之功至也。夫以第七第九之田，培粪灌溉之功至，犹能倍他州之所出，又况其上之数等乎？以此言之，今天下之田，地力未尽者亦多矣。李悝曰：治田勤，则亩益三升，不勤亦如之，地方万里，增减辄为粟百八十万石。然赵过为代田，一亩岁收常过缦田一斛以上，善又倍之。秦汉开郑白渠，溉田四万四千馀顷，至唐大历初，两渠所溉才六千三百顷耳。以代田、郑白渠事言之，则治田之勤不勤，何止亩有三升之损益也！今二千石虽兼劝农之事，而例为虚名，莫有任其责者。为今之计，莫若诏天下州置劝农一司，以守将为长，听于倅介之中自择一人为副，先籍境内定垦田与夫陂塘沟渠之数而周知其利害，岁时出行诸郊，召见耆老，问以疾苦，及所愿欲而不得者，为罢行之，而罚其游惰不听命者。岁终部使者第其殿最以闻，功效尤异者宠用之。如此，则天下之田皆与闽、蜀等，而地力尽矣。古者，吉凶之服则一比共之，祭器则一闾共之，丧器则一族共之，吉凶礼乐之器则一乡共之。凡嫁子娶妻，纯帛无过五两，凶荒则又杀礼而多婚。夫一乡者五百家，而五两者五匹耳，其用财可谓约也。今则不然，嫁子娶妻，丧葬之费，其约者钱数万，其丰者至数百万。中人之家，一有吉凶之事，则卖田畴，鬻邸第，举倍称之息，犹弗能给。然则今时吉凶之费，绝长补短，殆二十倍于古也，财用安得而不竭乎？周之太宰，王之大臣也，其职曰以九式均节财用。汉之许劭，魏之毛玠，唐之杨绾，人臣耳，而能使一时士大夫心化其风，损车马，毁池观，减驺驭，散音乐。以此见法制者虽盛世不可去，而风化者虽衰世亦可行也。今令虽有仪制之文，毛举数事，不能委曲。为今计者，莫若自宗室外戚以至品官民庶之家，宫室、舆马、饮食、衣服，皆仿典礼而为之变数，稍宽其制，使可久行。其冠婚丧祭之事，则视岁上下而隆杀之。使谏官御史得以弹奏于中，而漕刑守令得以举劾于外，敢不承者，虽贵且亲，必罚无赦。然后陛下崇节俭、尚敦朴以为之率，弃难得之货，却无用之器，罢不急之务以为之先。如此，则天下淫侈之俗，旷然一变，而浮费节矣。贾生曰：「今背本而趋末，食者甚众，是天下之大残也。淫侈之俗日以长，是天下之大贼也。残贼公行，莫之或止，大命将倾」。呜呼，如贾生者，可谓知理财之术矣！

臣闻将帅之难其人久矣。势有彊弱，任有久近，敌有坚脆，地有远迩，时有治乱，而胜败之机不系焉，惟其将而已矣。昔智氏以韩、魏三国之兵伐赵，马服君之子以四十万之众抗秦，可谓强矣，而溃于晋阳，坑于长平。廉颇率老弱之卒守邯郸，田单鸠创病之馀保即墨，可谓弱矣，而栗腹以摧，骑劫以走。是不在乎势之强弱也。穰苴之用于齐，拔于闾伍之中也，一日斩庄贾，晋师罢去，燕师渡水而解。韩信之击赵，非素拊循士大夫也，背水一战，而擒赵王歇，斩成安君。是不在乎势之久近也。以周瑜之望曹公，不啻虎狼，而吴兵捷于赤壁；以玄德之视陆逊，甚于雏鷇，而蜀师衄于白帝。是不在乎敌之坚脆也。东西异壤也，而邓艾以缒兵取成都；南北异习也，而王镇恶以舟师平关中。是不在乎地之远迩也。夫以东晋之衰，而谢玄得志于淝水；开元之盛，而哥舒翰失利于潼关。是不在乎时之治乱也。故善将者，势无强弱，任无久近，敌无坚脆，地无远迩，时无治乱，不用则已，用之无不胜焉。故曰惟其将而已矣。虽然，有一军之将，有一国之将，有天下之将。走及奔马，射中飞鸟，攻坚城，破强敌，所向无前，此有勇之士，一军之将也。出奇制胜，无穷如天地，不竭如江河，攻辄破，击辄服，此有智之士，一国之将也。福于己而祸于人，则功有所不立，利于今而害于后，则事有所不为，功成事毕，自视缺然，无矜大之色，此有道之士，天下之将也。古者，阃外之事将军制之，军中不闻天子之诏，其委任责成如此，非有道之士，其可以轻付之哉？国家将帅可谓盛矣，说礼乐而敦诗书者，肩摩而毂击；纵横剽悍，称智囊而号肉飞者，至不可胜计。然驿骑有赤白囊至，则庙堂之上为之纷然，进止赏罚皆从中决者，何也？岂以为将帅者皆智勇之人，非有道之士，不可独任故邪？夫庙堂议边事则王体不严，将帅之权轻则武功不立。呜呼，可谓两失之也！臣以为西北二边宜各置统帅一人，用大臣材兼文武、可任天下之将者为之，凡有军事，惟以大义上闻，进退赏罚尽付其手，得以便宜从事，如此则虽有边警，可以不烦庙堂之论，而豪杰之材得以成其功矣。

臣闻万物莫不有奇。马有骥，犬有卢，畜之奇也。鹰隼将击，必匿其形，虎拟而后动，动而有获，禽兽之奇也。天雄、乌喙、堇葛之毒，奇于药。繁弱、忘归，奇于弓矢。鸊鹈、莫邪，奇于刀剑。云为山奇，涛为海奇。阴阳之气，怒为风，交为电，乱为雾，薄而为雷，激而为霆，融散而为雨露，凝结而为霜雪，天地之奇也。惟兵亦然。严沟垒，盛辎重，传檄而出，计里而行，尅期而战，此兵之正也。提百一之士，力扛鼎而射命中者，缒山航海，依丛薄而昼伏，乘风雨而夜起，恍焉如鬼之无迹，忽焉如水之无制，此兵之奇也。兵之道莫难于用奇，莫巧于用奇，莫妙于用奇。何以言之？凡用奇之法，必以正兵为主，无正兵为主而出者，谓之孤军，孤军胜败未可知也。霍去病所将，常选有大军继其后，是以深入而未尝困绝。李陵提步卒五千，转斗单于于漠北，而无他将援之，其擒宜矣。故曰莫难于用奇。夫材有勇怯，技有精冗。勇者克敌则怯者奋，冗为敌破则精者却，自然之势也。善将者，择其精勇以为奇，悉其冗怯以为正。奇兵虽少，而以锐为正之势；正兵虽杂，而以众为奇之势。长短相补，强弱相资，则寡者亦为众，冗怯者亦为精勇也。故曰莫巧于用奇。昔岑彭溯都江而上，以拔武阳，绕出延岑军后，而公孙述惊；邓艾取阴平，道下江油，破绵竹，径薄成都，而刘禅降；孙处自江左浮大海，直掩番禺，而卢循破；李愬越文成戍，歼张柴栅，夜袭蔡州，而吴元济擒。此数子者，皆智谋足以料敌，勇敢足以决胜，故能乘变投隙而就其功名，使敌虽有强将劲卒，不得尽试其能，而固已败也。故曰莫妙于用奇。孙膑曰：「解杂乱纠纷者不控捲，救斗者不搏击。批亢捣虚，形禁势格，则自为解耳」。则非夫通阴阳之几，达万物之变，以得用奇之奥者，何足以及此？今夫屠者之解牛也，经肯綮则以刀，遇大軱则以斧，至庖丁则不然，批隙导窾，游其刃于空虚，而磔然已解矣。奕者之斗棋也，谛分审布，失其守者逐而攻之，至奕秋则不然，倒行而逆施，用意于所争之外，而沛然已胜矣。夫屠奕鄙事也，有奇技则无与抗者，况于兵乎？《兵法》曰：「兵以正合，以奇胜」。然而天下之狃于常而骇于变，知所以合者多，而悟所以胜者少也。

臣闻兵之大概：我为主，彼为客，是守之而已；彼为主，我为客，是攻之而已。客主不分，彼我相埒，涂觏而卒遇，是战之而已。此兵之常法也。且事固有常法所不能办者，守则形不便，攻则势不利，战则气不克。当是时也，虽有智勇，无所用之，独可驰一介之使，凭轼撙御，喻以祸福而得志，此军中所以不可无辩士也。然则所谓辩士者，必以其具三德，明五机，而利口者不与焉。盖上知道德性命之原，下达礼义形器之变，旁通幽明时物之所宜者，识也。窘之而益出，费之而益新，掩之以卒而不乱，压之以重而不慑者，才也。经传、子史、天星、地志、医方、卜筮百家之书，无所不涉，而能谨守其宗者，学也。夫是之谓三德。俯而贺，仰而吊，闻者遑懅，心折骨惊，手足俱废，其名曰恐机。道以令名，赞以美利，闻者悦怿，阳气浸淫，上满大宅，其名曰喜机。讦过差而不贷，触忌讳而无疑，闻者忿然，发上冲冠，目眦尽裂，其名曰怒机。旁刺其所悼念，逆钓其所感伤，闻者泫然，涕下沾臆，不复自胜，其名曰悲机。发端而指隙，其说泛而不根，其意圆而无主，闻者茫然，如获异物，不知其名，欲舍之而行，则恐其宝也，欲取之而去，则恐其怪也，徙倚周章，狐疑而不决，其名曰思机。此五者，天之所以命于人，有触之则彍然而发，莫能禦已，夫是之谓五机。盖三德不具，不足以立己；五机不明，不足以移人。故曰所谓辩士者必具三德，明五机，而利口者不与焉。昔苏秦、张仪、犀首、陈轸、代、厉之属，尝以辩名于世矣，然三德不足，而五机有馀，故事求遂而不问礼之得失，功求成而不恤义之存亡，偷合苟容，取济一时而已，此其所以为利口之雄，而君子不道也。然后世之人见其如此，遂以辩为纵横之术，讳问而耻言之，则所谓因咽而废食也。孔子曰：「赐能辩，而不能讷」。孟子曰：「予岂好辩哉？予不得已也」。由此观之，孔孟之间未尝废辩，特贵夫时然后发，不得已而后用尔。古者，列国之大夫聘于涂者，肩摩而毂击，兵之交则使在其间，若非辩士为之，则安能专对而不辱于君命耶？或曰：「战国之时，无定势，无常形，横则秦帝，纵则楚王，故辩士足以乘间而执其机。自汉以来，形势异矣，尚安所事辩乎」？曰：是不然。人之生也，有手足则知搏击，有心智则知思虑，有口舌则知言语。天下之乱常生于此三者，然反而用之亦可已乱。盖搏击为力，思虑为谋，语言为辩，天下未尝一日不用力与谋也，何独于辩而疑之？昔郦食其使齐，田横以七十城下汉；陆贾使南越，尉它去黄屋而称臣；贾林致李抱真命，而王武俊倒戈；韩愈入镇州，而牛元翼出矣。此后世用辩士之明效也。天下不用兵则已矣，如用兵，辩士不可无也。

臣闻兵家之所以取胜者，非特将良而士卒劲也，必有精深敏悟之士，料敌合变、出奇无穷者，为之谋主焉。古之人将有天下之事，未尝不先于谋。故考订卿士之议，参酌庶人之言，所以谋之于明也。拂龟端策，灼之而辨兆，揲之而分卦，所以谋之于幽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」。夫谋者，圣人所不能免也，况于兵乎？兵之道犹一人之身，将者心也，谋主者思虑也，图籍者脏腑也，法制者脉络也，号令者声音也，旌旗鼓铎者耳目也，车骑步兵者四肢也。心之统脏腑，总脉络，出声音，用耳目，役四肢也。精以思虑，则外不攘于人事，内不寇于阴阳。思焉而不精，虑焉而不熟，则饥饱劳佚之遇，漫然而不知，寒暑温凊之变，冥然而不察，冒犯水火，婴触金石，无所不至矣。故心虽明，脏腑虽安，脉络虽通，声音虽和，耳目虽聪明，四肢虽便利，不可以无思虑。将虽良，图籍虽具，法制虽谨，号令虽严，旌旗鼓铎虽脩，车骑步兵虽练，不可以无谋主。盖将军之于谋主也，有之者胜，无之者败；己弃之而资敌者败，敌取之而助己者胜；尝用矣而或弃者亦败，弃矣而或用者亦胜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昔楚、汉之强弱者，不待较而知也，而项氏乘百战之威，身死东城，刘氏以颠沛奔北之馀，五载而成帝业，何哉？汉有良、平之属为之谋，楚有一范增而不能用也。故扬雄曰：「汉屈群策，群策屈群力。楚憞群策，而自屈其力」。屈人者胜，自屈者负，此所谓有之者胜，无之者败也。昔陈馀舍李左车之计，死泜水上，韩信释缚而师事之，遂收燕齐。袁本初弃许攸之策，攸奔曹公，公跣而迎之，遂破冀州。夫攸、左车者，岂欲负彼而忠此哉？用舍之势然也。此所谓己弃之而资敌者败，敌取之而助己者胜也。昔张绣以精卒追魏师，贾诩以为不可，已而果败；既又请收散卒而攻之，已而果胜。夫诩之为绣谋一也，从违不同，则胜败异变，可不察哉？此所谓尝用矣而弃之者亦败，尝弃矣而用之者亦胜也。是以良将之待谋主也，致之以礼而不敢慢，交之以诚而不敢欺，结之以恩而不敢厌，遗其过差，而略其缺失，所与图画者，虽父子兄弟，有不得而知焉。古之人所以谈笑而折冲，偃息而消衅者，繇此道也。后世则不然，将受命之日，士大夫莫敢仰视，而所谓幕府从事者，往往皆阘茸取具之人，一旦敌传于陴隍之下，变发乎肘腋之间，召而问之，五色已无主矣，是岂有补于万分之一哉？臣病夫世之论兵者止知重将帅之选，急士卒之练，讲器械阵营之所宜，究山川形势之所便，而推风角鸟占之说，至于谋主，则未始一言及焉。不知夫谋主者，一军胜败之枢机也^⑴。

所：原无，据《苏门六君子文粹》补。

臣闻御兵者将，而将所以御之者法。兵不得将，与无兵同。将不知法，与无将同。盖断木为棋，刓革为鞠，亦皆有法，况于帅无罪之人，披坚执锐，从事于万死一生之地哉？兵之有法，犹人之有精神魂魄也。精神失守，魂丧而魄夺，则虽有七尺之躯，死无日矣。何则？所以使形者亡也。故知兵有法，正行无间；不知而将，是谓妄行。古之论兵者多矣，大率不过有四：一曰权谋，二曰形势，三曰阴阳，四曰技巧。然此四术者，以道用之则为四胜，不以道用之则为四败，事同而功异，不可不察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昔孙膑伏万弩于马陵之下，魏军至而伏发，庞涓死焉。王恢伏车骑材官三十万于马邑之旁，匈奴觉之而去，恢以自杀。此则用权谋之异也。马服君救阏与，既遣秦间，卷甲而趋之，二日一夜，遂破秦军。曹公追刘先主，一日一夜行三百里，败于乌林。此则用形势之异也。西伯将猎，卜之曰：「获霸王之辅」。果得太公望而克商。汉武卜诸将，贰师最吉，因以为将，卒降匈奴。此则用阴阳之异也。申公巫臣教吴以车战，吴是以始通上国。房琯用车以抗禄山，贼投刍而火之，王师奔溃。此则用技巧之异也。岂非以道用之则为四胜，不以道用之则为四败乎？虽然，所谓道者何也？治心养气而已矣。盖心不摇于死生之变，气不夺于宠辱利害之交，则四者之胜败，自然洞见，如形影入于水镜之中，是兵法之大要也。夫簇金羽鹗以为矢，傅胶合漆以为弓，天下所同也，而羿为善射；服在箱，骖在旁，制以衔辔之利，而加以鞭策之威，天下之所同也，而王良为善御。是何也？其所以用之者道也。今世之学兵法者，肩相摩，袂相属，虽其精粗不同，然率向之所谓四术而已，至于治心养气之道，则以为书生之语而不与焉。呜呼，是守弓矢与马而欲为羿、王良也。

臣闻治平之世，内无大臣擅权之患，外无诸侯不服之忧，其所事乎兵者，夷狄盗贼而已。夷狄之害，士大夫讲之详，论之熟矣。至于盗贼之变，则未尝有言之者。夫岂智之不及哉？其意以为不足恤也。天下之祸尝生于不足恤。昔秦既称帝，以为六国已亡，海内无足复虑，为秦患者，独胡人耳，于是使蒙恬北筑长城，却匈奴七百馀里。然而陈胜、吴广之乱，乃起于行伍阡陌之间。由此言之，盗贼未尝无也。夫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，何则？夷狄之兵，甲马如云，矢石如雨，牛羊橐驼，转输不绝，其人便习而整，其器犀利而精，故方其犯边也，利速战以折其气。盗贼则不然，险阻是凭，抄夺是资，亡命是聚，胜则乌合，非有法制相縻，败则兽遁，非有恩信相结。然揭竿持梃，郡县之卒或不能制者，人人有必死之心而已。故方其群起也，速战以折其气，勿迫以携其心。盖非速战以折其气，则缓而势纵；非勿迫以携其心，则急而变生。今夫虎之为物，啸则风生，怒则百兽震恐，其气暴悍，可杀而不可辱，故捕虎之术，必先设机阱，旁置网罟，撞以利戟，射以强弓，鸣金鼓而乘之，不旋踵而无虎矣。至蛇与鼠则不然，虽其毒足以害人，而非有风生之勇；其贪足以蠹物，而非有震恐百兽之威。然不可以骤而取者，以其急则入于窟穴而已。故捕蛇鼠之术，必环其窟穴而伺之，薰以艾，注以水，彼将无所得食而出焉，则尺捶可以制其命。夷狄者虎也，盗贼者蛇鼠也，虎不可以艾薰而水注，蛇鼠不可以弓射而戟撞。故曰平盗贼与攘夷狄之术异也。虽然，盗贼者平之非难，绝之为难。平而不绝，其弊有二，不可不知也，盖招降与穷治是已。夫患莫大于招降，祸莫深于穷治。何则？凡盗贼之起，必有枭桀而难制者，追讨之官素无奇略，不知计之所出，则往往招其渠帅而降之。彼奸恶之民，见其负罪者未必死也，则曰：「与其俛首下气，以甘饥寒之辱，孰若剽攘攻劫，而不失爵禄之荣」？由此言之，是乃诱民以为乱也。故曰患莫大于招降。凡盗贼之首既已伏其辜矣，而刀笔之吏不能长虑却顾，简节而疏目，则往往穷支党而治之。迫胁之民，见被污者必不免也，则将曰：「与其婴锢金木，束手而受毙，孰若遁逸山海，脱身而求生」？由此言之，是驱民以为乱也。故曰祸莫深于穷治。且王者所以感服天下者，惠与威也。仁及有罪则伤惠，戮及不辜则损威。威惠两失，而欲天下心畏而力服，尧舜所不能也。《夏书》曰：「歼厥渠魁，胁从罔治。旧染污俗，咸与维新」。盖渠魁尽杀而不赦，则足以夺奸雄之气；胁从污染不治，而许其自新，则足以安反侧之心。夫如是，天下之人孰肯舍生之涂，而投必死之地哉？呜呼，先王已乱之道可谓至矣！

臣闻自古盗之所以兴，皆出于仍岁水旱，赋歛横出，徭役数发，故愚民为盗，弄兵于山海险阻之间，以为假息之计。自陛下即位以来，轻徭役，薄赋歛，善气既应，年谷胥熟，是宜外户不闭，道不拾遗。而郡县之间，枹鼓或惊，游徼旁午，未见休已者，何也？以臣思之，盖不任吏之弊也。夫任法不任吏，为弊至多，而于盗贼尤甚。何则？今盗贼之法可谓密矣，强盗得财满匹，及伤人者，辄弃市；杀一家三人以上，若支解人者，论如律；案问欲举者，得减重论；杀并徒伴，及告获它盗者，降除其罪；为之囊橐、通行饮食者，从末减。若文致于法而人心不厌者，辄谳考之。若此之类，与夫捕获亡逸赏罚之格，凡数十条，然皆画一之制也。夫民之所以为盗贼者，其情不一，或闾里恶少，自负其气，椎埋鼓铸，不复齿于平人；或骄兵惰卒，穷苦无聊，亡命啸聚；或执左道转相诳惑，以为徒党；或困于饥寒，迫于逋负，剽夺衣食，以延一日之命；或故吏善家子，失计随流，轻举妄动。若此之类，特盗贼之大情耳。其间夤缘曲折，可矜可疾者，盖不可胜数。夫以画一之法，御不可胜数之情，而吏莫敢为轻重，则宜杀而生、宜生而杀者有之矣。吏果于生杀而不察其宜，则威惠不行，盗贼所以充斥也。臣尝观古之能吏，盗贼之课尤异者，其术不过数端而已。盖有使吏民杂举少年恶子，鲜衣凶服之人，悉籍记之，一旦收捕，纳于虎穴中者，尹赏之治长安也。有明设购赏，令相斩捕，吏追胥有功，而上名尚书，调补县令者，张敞之治胶东也。有耳目具知主名，区处穷里空舍，坐语未讫，捕吏已至者，赵广汉之治京兆也。有择县之豪杰，用以为吏，一旦窃发，则移书诡责，取办其人者，朱博之治渤海也。有置正五长，闾里阡陌有非常，吏辄闻知，奸不得舍者，韩延寿之治颍川也。省遣发之兵，罢捕逐之吏，单车独行，务以德化抚之而安之者，龚遂之治琅琊也。此数子者可谓善治盗贼矣，然以今日之法绳之，则彼将皇恐救过之不暇，尚何功名之有哉！何则？非贼杀不辜，则故纵反者也。夫以龚遂、韩延寿、张敞、朱博、赵广汉、尹赏为吏于今之时，犹不能最盗贼之课，又可责于常人乎？为今计者，莫若宽法而任吏，稍重郡守之权，责以大纲而略其小过。凡重法之地，皆慎择其人，听于法外处置盗贼，有司覆按，不得劾以出入。其所赐缉捕缗钱，使得益以酿酒，赏格之外，得酒数百石，亦足以布设耳目而畜养爪牙。如此则守臣之威权稍重，而盗贼可以清矣。王嘉曰：「国家有急，取办于二千石。尊重难危，乃能使其下」。呜呼，二千石能使其下，则虽有黄巾、赤眉无足畏也。

臣闻盗贼之起，小则蜂屯蚁聚，虏掠闾里；大则擅名号，攻城邑，取库兵，释死罪，杀掠吏民。然皆无足深虑，如臣前说，计足以办。所可深虑者，其间有豪俊而已。何则？人之有豪俊，犹马之有骥，犬之有卢，虽上观下获，一日千里，而纵踶啮之变，亦可畏也。昔周亚夫得剧孟，喜曰：「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」。天下骚动，大将得之，隐如一敌国云。唐纵朱克融北还卢龙，未几军乱，遂复失河朔。夫孟、克融，皆匹夫耳，而得失去就之间，系吴楚之成败，为河朔之存亡，以此言之，盗贼之间而有豪俊，岂不为可深虑也哉？臣以为销亡大盗之术，莫大乎笼取天下之豪俊。天下之豪俊为我笼取，则彼卒材鼠辈，虽有千百为群，不足以置齿牙之间矣。国家取人之制，其选高者，惟制策、进士。夫豪杰之士，固有文武，纵横之间无不可者，椎鲁少文，独可以付之大事者。使天下豪杰皆文武纵横之才，则二科足以取之，若有椎鲁少文之人，则不可得而取之矣。是制策、进士所得之外，不能无遗材也。臣尝为朝廷患之，未知所处。有󲦤绅先生告臣曰：「汉法，郡县秀民推择为吏，考行察廉，以次迁补，或至于二千石，入为公卿。古者不专以文词取人，故得士为多。黄霸起于卒史，薛宣奋于书佐，朱邑选于啬夫，邴吉出于狱吏，其馀名臣循吏，由此而进者不可胜数。唐自中叶以后，方镇皆选列校以掌牙兵，是时四方豪杰，不能以科举自达者，皆争为之，往往积功以取旄钺，虽老奸宿盗或出其中，而名卿贤将，如高仙芝、封常清、李光弼、来顼、李抱玉、段秀实之流，所得亦已多矣。王者用人如江河，江河之所趋，百川赴焉，蛟龙生焉。及其去而之他，则鱼鳖无所还其体，而鲵鳅为之制。今世胥吏、牙校皆奴仆庸人者，无他，以朝廷不用也。今欲用胥吏、牙校，而胥吏行文书，治刑狱、钱谷，其势不可弃鞭挞，鞭挞一行，则豪杰不出于其间。故凡刑者不可用，而用者不可刑。朝廷若采唐之旧制，使诸路监司郡守慎选士人，以补衙职，课之以镇税、场务、督捕盗贼之类，有公罪则赎焉，使长吏得荐其材者，第其功阀，书岁月，使得出仕，比任子，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。朝廷察其尤异者，擢用数人，则豪杰英伟之士，渐出于此涂，而奸猾之党可得而笼入也」。臣尝思之，逆销盗贼之术，未有以过于此者。窃取其说以献，惟陛下裁择之。

臣尝以谓方今夷狄之患，未有甚于西边者。夫契丹强大，几与中国抗衡，党项遗种假息之地，不当汉之数县，而臣以谓夷狄之患未有甚于西边者，何也？盖大辽自景德结好之后，虽有馀孽，金帛绵絮他物之赂，而一岁不过七十馀万。西边自熙宁犯境以来，虽绝夏人赐予，熙河、兰会转输飞挽之费，一岁至四百馀万。北边岁赂七十馀万，而兵寝士休，累世无犬吠之警；西边岁费四百馀万，而羌敌数入，逆执事如雁行，将吏被介胄而卧。以此言之，北边之患孰与西边之患重乎？今天下谋臣策士，议欲绥西边之患者多，大率不过有二，臣请具陈其说而去取之。有曰：昔汉武以辽阳九百里之地，斗辟难守，弃以予胡。元帝亦以关东岁饥，纳贾捐之疏，罢朱崖郡。盖王者不以无用弊所恃也。狄道、枹罕故为吐蕃诸夷之巢穴，五泉、会宁亦久为夏人所据，若以兰会之地复赐夏人，用府州故事，择土酋以为熙河之守，则数百万之费，可一朝而省。此其说一也。有曰：狄道、枹罕、五泉、会宁，皆中国故地，自汉唐以至国初，不闻苦其难守者，以灵武内属故也。今置灵武于度外者八十馀年，蕃汉地形相错如绣，耕凿则有蹂践之患，馈运则有钞夺之虞，是以苦其难守也。若遂取横山，次复灵武，则兰会、熙河自为内地，尚安有数百万之费乎？此又一说也。以臣观之，以前说可以施于陛下即位之初，后说可以施于今日之后。何则？陛下即位之初，羌敌各率种落，交臂屈膝，请命下吏，是若赦其罪戾，与之更始，假以熙河之节，赐以兰会之区，则外足以怀远方之心，内足以宽元元之力。今则不然，天夺其魄，自干诛夷，相为辅车，游魂疆埸。边屯吏士攘袂切齿，皆欲犁其庭而扫其闾。夫顺逆之势殊，则抚御之术异。为今计者，独有取横山而复灵武耳，羁縻不绝之说，可复道哉？臣故曰前说可施于陛下即位之初，后说可以施于今日之后也。昔曹公征汉中而弗克，乃下教曰「鸡肋」。杨修以为鸡肋者，食之无所得，弃之如可惜，公将归矣。已而果然。盖是时成都方为刘氏所据，曹公以为虽得汉中之地，必有输将之费、禦捍之勤，其势不易久守，故不若弃之便也。及邓艾袭取成都，而汉中遂为控引输写之地，岂可谓食之无所得，弃之如可惜者乎？然则曹公之弃汉中，特以未暇取成都耳。以此言之，则知前二说者，去取各有时也。且天下之形势，固有不相关而实相待者。飞者以翼，而絷其足则不能飞；走者以足，而缚其手则不能走。瓶罄则罍耻，唇亡则齿寒矣。横山、灵武亦兰会、熙河之手足，而兰会、熙河亦横山、灵武之罍齿也。功成于彼，则患纾于此矣。杜钦议夜郎，以为不毛之地，无用之民，圣王不以劳中国，宜罢郡，放弃其民，绝其侯王，勿复通。如以先帝所立之功不可堕坏，亦宜因其萌芽绝之。呜呼，是今日西边之势也。

或谓臣曰：「咸平中，贼继迁者攻陷灵武，进围麟州，朝廷檄召诸镇兵讨之，仅能解围而已。逮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元昊僭逆，兵拿而不解者数年，竟亦不能致其头于北阙下。元丰初，大举吊伐之师，五道并进，辄无功而返。未几，永乐陷没，诏使死者二人。夫羌之劲悍，不可以力屈久矣，奈何轻议取横山复灵武哉」？臣应之曰：不然。夫胜有势，败有时。圣人不能生其时，时至而不失其势。昔咸平之时，海内初离分裂之祸，上下厌苦于兵，俱欲休息，而继迁之党以凶悍狡险之姿，据平夏之全壤，扼瀚海之要冲，故其攘清远而窃灵武也，朝廷置之度外而不复问。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天下承平日久，边防之备大率皆弛，将不知兵，而兵不习战。彼元昊者，虽生于砂碛牛马之区，而计数足以济其奸，勇决足以成其恶，料敌合变，有古单于之风。小羌入事请盟，惟恐居后。于是尽有河南之地，又取河西之境，乃归节旄，僭名号，卷甲一出，其锋不可当者矣。先皇帝自熙宁以来，惩累朝之事，为万世之计，申严武备，命将出征，戎轩启行，枹罕请命，天戈再指，五原内属。元丰之初，遂决策大举，夏人震惧，不知所为。然犹未即伏辜者，其形势已成，其支党具在，譬如不肖子，守其先人之庐，虽终卖鬻，而期月之间，资用尚饶，未可问也。今则不然，承先皇帝饬励之后，惩艾胡粤之馀，将帅之铨择，士卒之蒐练，器甲之犀利，财用之充委，皆数倍于宝元、庆历之间。而天方厌羌，内难屡起，权臣擅事，蚌鹬相持。既狃于永乐之役，常以中国为易与耳；又谓陛下新即位，方务休靖，未能外事四夷。夫战而轻骄，与夫懈不设备，在兵法皆灭亡之道也。由是言之，彼无败形，我无胜势者，咸平之时是也。我之胜势已具，彼之败形未成者，元丰之初是也。我有必胜之势，彼有必败之形者，今日是也。且时难得而易失，一日纵敌，数世之患也。柰何不议取横山而复灵武哉？昔汉武帝击匈奴，追奔逐北者二十馀年，浮西河，绝大漠，破寘颜，袭王庭，封狼居胥山，禅于姑衍，以临瀚海，虏名王贵人以百数，筑单于邸城于长安，然竟不能南面而臣之也。逮宣帝，匈奴内乱，五单于争立，汉以威德覆之，于是始肯臣服。甘露中，呼韩邪单于遂来朝于甘泉之宫。唐太宗伐高丽，至身属橐鞬，鞍结两服，虽拔辽东白崖诸城，而驻跸之后，靺鞨犯阵，李绩等力战破之。军还，怅然思「魏徵在，朕岂有是行邪」？迨高宗时，盖苏文死，诸子阋狠，怨祸构连，饥馑频仍，灾异并见，于是唐遣绩等讨之，遂灭其国，以其地置安东都护。夫孝武、太宗，用武之主也，宣帝、高宗，守文之君也。然而匈奴之所以叛服，高丽之所以存亡者，何哉？用武之主奋威而击于前，守文之君乘弊而取于后，亦其形势使然，无足怪也。臣以为陛下观匈奴、高丽之所以破，则知夏国之可夷；观宣帝、高宗之所以克，则知天诛之可致；观武帝、文皇之功，则先帝之志不可忘也。愿陛下择大臣知兵者一人以为统帅，尽护诸将之军，使之毋顾小利，毋急近功，而专以横山、灵武为事，不过三年，河南之地复归于中国矣。

臣既言灵武、兰会之形势，因请遂陈攻守之策。今夫尽坚悉锐，傅垒而阵，八部并进，昼夜不息，是知攻而已者也。增陴浚隍，婴城自固，屈指计功，以须援兵，是知守而已者也。知攻而已者，可以擒小敌矣，而不可以擒大敌。知守而已者，可以保坚城矣，而不可以保危城。古之知攻守者不然，坚壁不战，自养其锋，则虽大敌而可擒；直前逆击，折其盛势，则虽危城而可保。是之谓以守为攻，以攻为守，非天下之奇材，何足以知之乎？诸葛相蜀，岁出师以伐魏，魏人患之。及亮死，师不复出，而蜀遂以亡。盖亮以蜀者险阻新造之国，而四面皆迫强敌，非数出锐师以挫之，则其势不能自保，此则以攻为守者也。汉使赵充国击先零，而请罢骑兵，留步士万人，屯田以待其敝，宣帝从其议，遂灭先零。盖充国以先零穷寇，急与之角，则中国必有馈挽转输之劳，故罢骑留屯，而图以期月，此则以守为攻者也。臣以为孔明所以保蜀之策可以守兰会，而充国所以破先零之计可以取灵武。何则？今兰会之地与夏人接界，犬牙相入，若积粟储械，端坐而守，彼必时入而寇我，小则掠羊马，大则拔障隧，援兵将至，羌辄引去，既解而归，则又复入，如此连年，则我数摇动而车甲疲，非长久之道也。为今之策，莫若以秦凤、泾原、麟府、鄜延、环庆五路之兵，与兰会相表里，约以兵万人，岁各一出，虽大胜无轻入，虽小却无久留，务以挠羌人而已。夫以五路之兵岁各一出，则是我之兵岁一战，而羌人岁五战也。羌虽魁健，岂有岁五战而不罢极者也？彼既救死扶伤之不给，则兰会之地自然无事。此则孔明守蜀之遗意也。自灵武陷没八十馀年，其地北距大河，南抵环庆，瀚海七百里，舄卤无水泉，若诚举大兵径薄其下，则敌将婴其巢穴，窜伏不出，而潜以精兵击吾归路，吾军粮尽引还，则腹背受敌，而进退不可得，非万全也。为今之策，莫若兴屯田，假以岁月，以为必诛之计。今屯田自关中以至塞下，往往而有，然水利不兴，人力未尽，内无良吏为之教督，外无游兵为之捍敌，是以虽有其名，而未享其利。愿置使者一人，如汉之搜粟都尉之类，专领其事，凡要害之利，尽发吏卒屯之，浚沟浍，缮亭障，频出骑士，以为田者游兵，积粟数百万斛，则灵武在吾掌股中矣。此亦充国破先零之遗意也。夫羌以数县之众，乃能与中国之师抗者，无他，吾军动以转输，辎重自随，非馈饷不行；彼则各赢斗升之粮，负于马上而战耳。是中国所长者兵多，所短者难饷；羌所长者易食，所短者兵少也。今既大兴屯田，假以岁月，以为必诛之计，又分诸路之兵，岁各一出，以为挠贼之谋，则吾之所短者无足虑，彼之所长者无所施。臣谓不过三年，羌必大困，然后遣一介之使告之曰：「能以灵武之地归中国则罢兵，不然并取夏台数州矣」。彼知我不得灵武兵未息也，必自割其地献于朝廷；如有迷愎不从，则以数万人自鄜畤度塞门，抵回东阪，可唾手而取也。传曰：「猛虎在深山，百兽震恐，及其在陷阱之中，摇尾而求食，积威约之渐也」。夫能以积威约之渐，则羌虽劲悍，将摇尾而求食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