往三十年时，亮初有识知，犹记为士者必以文章行义自名，居官者必以政事书判自显，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，人各有能有不能，卒亦不敢强也。自道德性命之说一兴，而寻常烂熟无所能解之人自托于其间，以端悫静深为体，以徐行缓语为用，务为不可穷测以盖其所无，一艺一能皆以为不足自通于圣人之道也。于是天下之士始丧其所有，而不知适从矣。为士者耻言文章、行义，而曰「尽心知性」；居官者耻言政事、书判，而曰「学道爱人」。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，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。及其徒既衰，而异时熟视不平者合力共攻之，无须之祸，滥及平人，固其所自取者，而出反之惨乃至此乎！三山吴允成，少以气自豪，出手取科目，随辄得之。来尉永康，遇事风生。一日，枉车过余，讲客主之礼，若见所畏。且语余：「子所交皆一世老苍，至等辈已是第三四行人。叶同年为我言如此。我家世以官为家者也。我父自力于官事，而与世为忤。子盍为我诵数前闻，而言其所以致此者」！余惘然失叹，意以为虽知所从来而不敢言也。自是相与往来如旧故，纵谀其所长以暴白于一时，虽老于吏道者亦知敬其人。文章、行义，政事、书判，并举兼能而不可掩，而道德性命之说政自不相妨也。于其中间，余受无须之祸尤惨，而允成亦深察余心，左右扶持，虽惨不至于极，以此犹相欢而无间也。及其去永康，余将叙其本末以累其行李，而多病因循，念之耿耿。后三年，始克为之，盖新天子龙飞之十二月九日也。而允成方俛首于将漕糟丘之职，若新为吏者，其志向岂有穷哉！

往二十五年时，余方学为语言，求以自见于世，凡世人之文章，无巨细必求观之。尝得诗文数纸，清丽不凡近，而所以鸣其穷者亦甚至，曰是楼君民范之所作也。已而又识其人于路西陈氏，端愿自戢敛，若不与一世较是非长短者。余心念之。其后二十年，有衰绖而奉书过余于萧寺。发而读之，善自道说其所能，亹亹然将争长于士林中，则曰是民范之子也。民范今死矣！嗟乎！伸民范之屈者，其殆是乎！留与共学者一年而后去。三四年间，时节必一来，出其文，方进而未已者也。且言：「身穷不足恤，有母无以为养，则不如无生矣。况欲卒业以终父之志乎」！余悲之。夫一有一无，天之所为也。裒多增寡，人道之所以成乎天也。圣人之惓惓于仁义云者，又从而疏其义，曰若何而为仁，若何而为义。非以空言动人也，人道固如此耳。余每为人言之；而吾友戴溪少望独以为：「财者人之命，而欲以空言劫取之，其道为甚左」。余又悲之而不能解也。虽然，少望之言，真切而近人情，然而期人者未免乎薄也。若余之所以为楼子计者，非不知少望之言为可畏，亦期人以厚而已矣。

宣颠论命多奇中，而不出于乡闾。彼初不知当今公卿之为何人，执政侍从之为何官；人之善恶，时之向背，皆所不知也。余闻其论余命之祸福多矣，而不识其人。一日，款门谓余命「来年当稍异于旧」。余因以朝之贵人及平生故旧之命俾推之，言其祸福，多与吾侪之私意合；独论罗春伯、章德懋、叶正则必作宰相。彼未识宰相之为何官，而其言若此，亦异矣！中不中皆未可知，而天运果能与人意合乎！又自言「岁之十月必死，不死亦止活五年」，俾其子持以为验，余为书之。而叶正则偶然过门，一见而笑曰：「世宁有是事，而子信之乎」！余以为：人自分必死，而独靳于一言，亦大非人情矣。

括苍刘梦求未尝得邵氏先天数，而知人休咎如数一二，说人冥昧中事如烛照而面诘也。或曰「有术」，或曰「是有神焉」。余皆不得而知。要之，先事者独得无感于此乎！刘术行于三衢，今遂为衢人。士大夫之过衢者，以不问梦求《易》卦为恨。余闻有戴姓童姓之在衢者，得梦求之术而精焉。戴生挟其术寓于外家，余与郑景元招而问之。其言目前事，殊骇人听。至论其远者，多为余言禹、孟子事。夫大禹之功，孟子之德业，余平生之梦寐在焉，而恨其身之不可企也。神以是而戏我乎，亦戴生窃有闻焉而见戏乎？一家小大皆欲从生问祸福，而生乃欲与余论一纪事。恐其见戏之过，则余无以堪也，姑以余字先焉。士大夫之欲从而问一纪半纪者，皆当留字于此以为信。

古之达者求士，今之达者厌士，呜呼，其世变愈下矣乎！古之士耕云钓月，齿石耳泉，幅巾孤顶，扁舟断涯，或悽歌而怆吟，或诙谐而笑吁，浩乎其自得而颓乎其处顺也。与其闯伺于侯门，孰若北窗之高卧；与其乞怜之千言，孰若炉香之一卷？达者曰是非可以利饵之也，逊辞以为媒，厚礼以为罗，庶乎其致之也。否则彼有南山之南、北山之北而已，吾君孰与共理哉！故古之达时宜者非掠礼士之美名也。自世变愈下，士无圭田，始丧所守，豢利欲而恧贫贱，盖溺焉于兹者有年矣。自晋而观，望尘之俗，人才衰陋，已不逮两汉，尚何望其三代如也哉！于是公卿大夫过高而一介之士过卑，过高者日以傲，过卑者日以谄，傲则不求即人，谄则求即于人，是以尊者势益重而卑者势益轻。国朝之初，公卿大夫犹有重士之意，今则亡矣。盖自渡江以来，士之萃于吴越者肩摩袂错，欲锄无田、欲樵无山者十五六，则常产已亡矣；迁徙之无常，滫瀡之所迫，则常心莫能存矣。以其非所有之常产，加之以莫能存之常心，则随染随迁，不动而迁于俗者盖寡。故授书献记，过媚以图悦，卑姝以取幸者，亦其势之必然，无足怪也。又况今之取士皆有定式，羔帛不逮于岩穴，而公卿大夫要以如格而止，又奚必勤勤焉过求绳墨之外，必如古之荐士也哉！有厌薄贫贱之意而无宠藉后辈之心也宜。今吾子之游武林也，武林士夫之丛薄也，子将往而谒之，吾惧子之遭厌薄而亟返也。然士夫之中亦有古人之风者，盍以吾说语之！

三代尚矣。士之生乎其时者，习有常业，仕有定时，利不能更其所守，而不以名汩其真，养性以安命，修道以成德，教化之渐使然也。即不类不齿，《诗序》曰：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」。当此之时，士亦乌知其为高哉！周泽既衰，异端并起，所以贼其良心者厥端非一，士之能固其所守，艰矣。然颜闵之徒终身陋巷，朝不及夕，蔬食以自如，鼓琴以自娱，视天下之乐举无以易此者。或曰：「贫则无用，无用则无累，无累则乐」。余以为二子者岂诚有乐于贫贱哉，由其道虽富贵可也，彼其所乐者在此而不在彼也。贫贱者人之所恶，二子何好焉，而富贵又何累？故曰：「穷亦乐，通亦乐」。又曰：「无入而不自得」。由此言之，彼其心岂有徇于外，亦岂必后世之知我哉。惟其屹然立于颓波靡俗之中，可以为高矣。故世之言二子者，往往尊于王公，而王公亦荣于见齿。则夫苟一时者，是果何得哉！故自颜闵以来，若四皓、严光、黄宪、徐稚之流，皆其信道之至者也。平时不言而人化之，虽不遇，犹玉之在山，其光辉已不可掩，迫之而小应，已与夫汲汲然愿为之者异矣；令其遇时行道以正风俗，岂不犹反手哉！余历观诸史，见若此者，窃有慕焉，而恨当时之自閟于山林者，史不得而尽载也；幸其犹或载也，总而为《高士传》，以备日览。谚曰：「非尔之高，我之下也」。将与学者尽心焉。

余读书至武庚之事，何尝不为之流涕哉。嗟夫，忠孝者，立身之大节，为臣而洗君之耻，父雠而子复之，人之至情也。度不可为，不顾而为之者，抑吾之情不可不伸也。逆计而不为，人乌知吾心？生犹愧耳，况卒不免于死，则将藉口谓何哉？夫武王之伐纣也，以至仁顺天命，以大义拯斯民。然君父不以无道贬尊，则武庚视太白之旗，必有大不忍于此者，然而未即死者，犹有待也。及武王既立而没，嗣子幼，君臣兄弟之间疑间方兴，故将挟管蔡之隙以义起，成败之不问，姑明吾心，奋而为之，是以殒首而不顾。余以为武庚者，古之忠臣孝子也。世立是非于成败，故无褒，而孔氏又讳而不道，然则武庚之死越二千载，目之瞑未也。虽然，武庚受之嫡嗣，处义之必不可已，而非有深计于后世也。若翟义、王淩、毌丘俭、诸葛诞之徒，非清议之所必责，俛首相随属，未过也；而数子者，忠胆愤发，视其国之倾、身之危，不啻不暇熟权其力，趣起扶之，意虽不就，此其心可诬也哉！作史者谓宜大书以示劝，乃惟旅次之，然且不免不量之讥，甚遂传之《叛臣》。语曰：「盖棺论乃定」。是果可信乎？昔者贯高有言：「人情岂不各爱其父母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已论死，顾岂以王易吾亲哉」！然则数子之心壮矣，乃其冤有甚于武庚者。余悲之，故列为《忠臣传》，信千古以兴颓俗，此圣人惩劝之法也。

昔三代之王也，贤圣之君商为多：敷政出令，不拂民欲；惇德行化，以固民心。虽纣之暴，而民未厌商也。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。孔子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殷」。岂不大哉。至武王，不忍天下之乱而卒废之，虽违商而周者十室而八，然商之馀民，眷念先王之旧泽，执义以自守，虽谆复喻之，嚣乎其不肯顺从也。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罚驱之；不惟不敢，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。故惟遵商之旧政以渐服其心，历三世而后帖然从周。推此之时，稚者已壮，壮者已老，老者已死。耆旧强壮之民卒不肯从，而从之者皆生长于周之民也，可不谓义乎；然犹见称「顽民」，则周人之言也；于商义矣。夫伯夷、叔齐，孔子以为义而许之，而商民之事，亦详见于《书》。夷齐是，则商民不非矣。夫夷、齐非以一死为足以存商，明君臣之义，虽有圣者不可易也。商民非以不肯顺从为足以拒周，顾先王之德泽有以使之，而弗克自已也。夫义者，立人之大节；而爱生惮死，人之情也。其不以此而易彼者，诚知所处矣。由商而降，惟东汉之治，惇节义，尚廉退，有商之遗风。故其亡也，义士亦略如之，然亦可以为流涕也已。若夫王蠋、申包胥之伦，皆非有所激而兴，故特行其志，而从之者不众也。然使夫人气沮而胆褫，则其功效岂少哉！嗟夫！商远矣，其民之姓氏不得详也，故序存之，而传夷、齐以为义士首，于东汉之士加详焉；其他特起者附之，庶乎有闻风而兴者，岂徒补观览而已哉！

昔尧舜之际专尚德化，三代之王以仁政，伯国以谋，战国以力。始乱之不同，所从来异矣。由汉迄今，有国家者始兼而用之。然德化之与仁义，皆人主之躬行者也。至于排难解纷，则岂可不以谋，而力乌用哉！此权智之士所以为可贵也。虽然，权智可贵矣，行之以谲，则事以办，亦或以否，否必不可继也。故君子行权于正，用智以理，若庖丁之解牛，是以智不劳而事迎解，功已成而无后患。盖五常之用，智为难，仁、义、礼、信，过则近厚；过于智，贼矣。故凡列国之策士，皆行穿窬，而衣人之衣以自齿于编民者也，此不足论；论汉以来智而不贼者，然亦无几。故身名俱全惟张子房，他皆不逮已。要以排难解纷，故不得而举少之。虽然，事固有幸不幸，遇左马之笔，则片谋寸长，声迹焜灼；史笔中绝，虽有奇谋至计，类郁而弗耀。余甚慨焉，故将章列其行事，以备谋国者之览。乃取太史迁之所尝载者，若张陈之徒，标于卷首；其他删次论列，惟意之从。合而曰《谋臣传》。其奇可资以集事，其贼可以戒，不为无取云耳。

古者兵兴，使在其间。夫使也者，所以通两国之情，释仇而约，易憾而欢者也。彼古人之用兵，非以为得已也，使而不失辞，两国之民实赖之，顾亦何恶哉！孔子曰：「诵《诗》三百，使于四方，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」！盖曲尽人情者莫如《诗》，达乎《诗》而使，则道之以义，开之以理，广譬而约喻，用能曲尽人情，事无有不集者矣。然则古者之使，本乎曲尽人情，纷挐之辩不贵也。及至列国之际，强弱之相形，众寡之相倾，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，摇吻鼓舌，劫之以势，诱之以利，怒之以其所甚辱，趋之以其所甚欲，捭阖而钳制之，以苟一时之成事者，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。盖其原起于鬼谷子，而成于仪秦。当是时也，相师成风，其习已胶而不可解。世之所谓有道之士，若孟、荀、庄周，其立言论事，犹时有辩士之风，要其归以正，是以无讥焉。汉兴，郦、陆、侯、随辈皆有辩闻，然嗜利无耻，不问理道之习，亦少衰矣，以比古之贤使，诚为有间；至其辨析利害，切见事情，彼乌可废哉！由数子以降，士之肆伟辩以济人之事者，不可胜数，厥迹之著，阙然有愧，史氏之罪也。故余录其可采者，为《辩士传》。又为叙古今使者之所以异而首之，俾奉命行者有考焉。

今天子即位之初，虏再犯边，君忧臣劳，兵民死之，而财用匮焉。距靖康之祸于是四十载矣。虽其中间尝息于和，而养安之患滋大。踵而为之，患犹昔也；起而决之，则又惮乎力之不足。嗟夫！事势之极，其难处非一日也。蔡谟有言：「创业之事，苟非上圣，必由英豪」。今上既圣矣，而英豪之士阙乎未有闻也。余甚惑焉。夫天下有大变，功名之机也，抚其机而不有人以制之，岂大变终已不得平乎？此非天意也，顾天实生之，而人不知所用耳。彼英豪者，非即人以求用者也，宁不用死耳，而少贬焉不可也。故饥寒迫于身，视天下犹吾事也；见易于庸人，谓强敌可剿也；信口而言，惟意之为，礼法之不可羁也，死生祸福之不能惧也。一有事焉，君子小人，一见而得其情；是非利害之间，一言而决。理繁剧则庖丁之解牛也；处危疑则匠石之斲鼻也。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。然而旅出旅处，而混于不可知之间，媢之者谓狂，而实狂者又偶似之，将特自标树，则夫虚张以求贾者又得而误之矣。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达，而谓无人焉者非也。嗟夫，承平之时，展才无所不用，职也；而困于艰难之际者，独何欤！且上之人亦过矣，独不可策之以言而试之以事乎！虽商、周之于伊、吕，不废也；废之而不务，而忧无人焉者，亦非也。抑余闻之：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不得，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，不踰期而千里马至者三。何则？趋其所好，人之情也。不得于生者，见其骨犹贵之，可谓诚好之矣，生者之思奋，固也。故余备录古之英豪之行事，以当千里马之骨。诚想其遗风以求之，今未必不有得也，顾其诚好不耳。盖晋武帝称「安得诸葛亮者而与之共治」，正使九原可作，盍亦思所以用之。凡余所以区区于此录者，夫岂徒哉！夫岂徒哉！

初，龙可伯康游京师，辈饮市肆，方叫呼大噱，赵九龄次张旁行过之，雅与伯康不相识，俄追止次张，牵其臂，迫与共饮。次张之父时守官河东，方以疾闻。次张以实告，伯康曰：「毋苦！乃翁疾行瘳矣。子可人意者，为我姑少留」。次张不得已从之。箕踞笑歌，恢谐纵谑，旁若无人，次张固已心异。一日行城外，过麻村，观大阅之所，伯康勃然曰：「子亦喜射乎」？次张曰：「颇亦好之，而不能精也」。伯康曰：「姑试之」。次张从旁取弓挟矢以兴，十发而贴中者六七。次张心颇自喜。伯康拾矢而射，一发中的，矢矢相属，十发亡一差者。次张惊曰：「子射至此乎」！伯康曰：「此亦何足道。千军万马，头目转动不常，意之所指，犹望必中，况此定的，又何怪乎」！次张吐其舌不能收。俄指其地而谓次张曰：「后三年，此间皆胡人，子姑识之。火龙骑日，飞雪满天，此京城破日之兆」。因嘻吁长叹，不能自禁。后三年，京城失守，其言皆验。中原流离，伯康自是不复见矣。岂丧乱之际，或死于兵，抑有所奋而不能成也！次张每念其人，言则叹惜。绍兴初，韩世忠拒虏于淮西，力颇不敌。次张献言：「乞决淮西之水以灌虏营」。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。已而虏师俄退，世忠力请留战。虏酋使谓曰：「闻南朝欲决水以灌我营，我岂能落人计中」！次张言虽不用，犹足以攻敌人之心者类如此。次张尝为李丞相所辟，得承务郎。督府罢，次张亦径归。大驾南渡，次张侨居阳羡。故将岳飞尝隶丞相军中，次张识其人于行伍，言之丞相，给帖补军校。后为统制，遇大驾巡永嘉，与诸将彷徨江上，莫知攸适；又乏粮，将谋抄掠，次张闻而竟往，说飞移军阳羡，州给之食，飞得无他，而州境赖焉。人有言次张生平于赵丞相者，丞相喜，欲用之，复有谮者曰：「此人心志不可保，使其得志，必为曹操」。丞相疑沮而止。次张度时不用，屏居不出，竟死。昔参政周公葵屡为余言其人，且曰：「我尝荐之朝廷，诸公皆诘我：『子端人正士，胡为喜言此等狂生』？我因告之曰：『吾侪平居谭王道，说《诗》《书》。一日得用，从容庙朝，执持纪纲可也；至于排难解纷，仓卒万变，此等殆不可少。吾侪既不能办，而恶他人之能办，是诬天下以无士，而期国事之必不成也。是乌可哉』」！余尝大周公之言，异二生之为人而惜其屈，尝欲传其事而不能详，因叹曰：「世之豪伟倜傥之士，沈没于困穷，不能自奋以为世用，欲用而卒沮于疑忌，如二生者宁有限哉！然自古乱离战争之际，往往奇才辈出，崭然自赴功名之会，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诚亦不少，虽或屈而不用，用不大，大或不终，未四十年，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。记事之文，可少乎哉」！自是始欲纂集异闻，为《中兴遗传》。然犹恨闻见单寡，欲从先生故老详求其事。故先为之纂例，而以渐足之。其一曰大臣，若李纲、宗泽、吕颐浩、赵鼎。其二曰大将，若种师道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。其三曰死节，若李若水、刘韐、孙傅。其四曰死事，若种师中、王禀、徐徽言。其五曰能臣，若陈则、程昌禹、郑刚中。其六曰能将，若曲端、姚端、王胜、刘锐。其七曰直士，若陈东、欧阳澈、吴若。其八曰侠士，若王友、张所、刘位。其九曰辩士，若邵公序、祝子权、汪若海。其十曰义勇，若孙韩、葛进、石竧。其十一曰群盗，若李胜、杨进、丁进。其十二曰贼臣，若徐秉哲、王时雍、范琼。合十二门而分传之，总目曰《中兴遗传》。聊以发其行事，而致吾之意。然其端则起于惜二生之失其传，故序首及之。昔司马子长周游四方，纂集旧闻，为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。其文驰骋万变，使观者壮心骇目。顾余何人，岂能使人喜观吾文如子长哉！方将旁求广集，以备史氏之阙遗云耳。

右《欧阳文忠公文粹》一百三十篇。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，盖所以翼《六经》而载之万世者也。虽片言半简，犹宜存而弗削。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，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，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？初，天圣、明道之间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以深仁厚泽涵养天下盖七十年，百姓能自衣食以乐生送死，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，童儿幼稚什伯为群，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。仁宗恭己无为于其上，太母制政房闼，而执政大臣实得以参可否，晏然无以异于汉文、景之平时。民生及识五代之乱离者，盖于是与世相忘久矣。而学士大夫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。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，而学者未知所向，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。天子慨然下诏书，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，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。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，于是本朝之盛极矣。公于是时，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，以为大阙。其策学者之辞，慇勤切至，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，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。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，若无所事乎此者，使公之志弗克遂伸，而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而执之。神宗皇帝方锐意于三代之治，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说，饰以三代之文，正百官，定职业，修民兵，制国用，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。是皆神宗皇帝圣虑之所及者，尝试行之，寻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，改作之意盖见于末命，而天下已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。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，剥裂牵缀，气日以卑。公之文虽在，而天下不复道矣。此子瞻之所为深悲而屡叹也。元祐间，始以末命从事，学者复知诵公之文。未及十年，浸复荆公之旧。迄于宣、政之末，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。然其间可胜道哉！二圣相承又四十馀年，天下之治大略举矣，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。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，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，而况上论三代！始以公之文，学者虽私诵习之，而未以为急也。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，以与朋友共之。由是而不止，则不独尽究公之文，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禦矣。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，而况于文乎！则其犯是不韪，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。虽然，公之文雍容典雅，纡馀宽平，反覆以达其意，无复毫发之遗；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，使人读之，蔼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。其关世教，岂不大哉！初，吕文靖公、范文正公以议论不合，党与遂分，而公实与焉。其后西师既兴，吕公首荐范、富、韩三公，以靖天下之难。文正以书自咎，欢然与吕公戮力，而富公独念之不置。夫左右相仇，非国家之福；而内外相关而下相沮，盖治道之基也。公与范公之意盖如此。当是时，虽范忠宣犹有疑于其间，则其用心于圣贤之学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，所从来远矣。退之有言：「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」。故予论其文，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，庶乎读是编者其知所趋矣。乾道癸巳九月朔，陈亮书。

初，文中子讲道河汾，门人咸有记焉。其高弟若董常、程元、仇璋，盖尝参取之矣。薛收、姚义始缀而名之曰《中说》，凡一百馀纸，无篇目卷第，藏王氏家。文中子亚弟凝，晚始以授福郊、福畤，遂次为十篇，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，又为之叙篇焉；惟阮逸所注本有之。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，则以甲乙冠篇，而分篇始末皆不同；又本文多与逸异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、福畤之旧也。昔者孔氏之遗言，盖集而为《论语》，其一多论学，其二多论政，其三多论礼乐。自记载之书，未尝不以类相从也。此书类次无条目，故读者多厌倦。余以暇日参取阮氏、龚氏本，正其本文，以类相从，次为十六篇。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，往往不录，以为王氏正书。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。是岁十一月，唐公入关。其后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，大略尝往来河汾矣。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，而讲论不可谓无也。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，而师友之义未成，故朝论有所不及。不然，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！及陆龟蒙、司空图、皮日休诸人，始知好其书。至本朝阮氏、龚氏，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。考其始末，要皆不足以知之也。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，称其书胜荀、扬。荀、扬非其伦也；仲淹岂隐者哉。犹未为尽仲淹者。自周室之东，诸侯散而不一，大抵用智于寻常，争利于毫末，其事微浅而不足论。齐桓一匡天下之功大矣，而功利之习，君子羞道焉。及周道既穷，吴、越乃始称伯于中国。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圣人盖有不得已焉者。战国之祸惨矣，保民之论，反本之策，君民轻重之分，仁义爵禄之辨，岂其乐与圣人异哉！此孟子所以通《春秋》之用者也。「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」。孟子固知夫事变之极，仁义之骤用而效见之易必也，纪纲之略备而民心之易安也。汉高帝之宽简，而人纪赖以再立；魏武之机巧，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。此其用具之《春秋》，著之《孟子》，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。故夫功用之浅深，三才之去就，变故之相生，理数之相乘，其事有不可不载，其变有不可不备者，往往汩于记注之书。天地之经，纷纷然不可以复正，文中子始正之，续经之作，孔氏之志也。世胡足以知之哉！《经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」。《传》曰：「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」。是以类次《中说》而窃有感焉。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，永康陈亮书。

以《中说》方《论语》，以董常比颜子，与门人言而名朝之执政者，与老儒老将言而斥之无婉辞，此读《中说》者之所同病也。今按阮氏本则曰：「严子陵钓于湍石，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故君子不贵得位」。龚氏本则曰：「严子陵钓于湍石，民到于今称之；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」。故模仿《论语》者，门人弟子之过也。龚氏本曰：「出而不声，隐而不没；用之则成，舍之则全」。阮氏本则因董常而言，终之曰：「吾与尔有矣」。故比方颜子之迹，往往过多。「内史薛公使遗书于予，予再拜而受之」。推此心以往，其肯退而名杨素诸公哉！「薛公谓予曰：『吾文章可谓淫溺矣』。予离席而拜曰：『敢贺丈人之知过也』」。谓其斥刘炫、贺若弼而不婉者，过矣。至于以佛为圣人，以无至无迹为道，以五典潜、五礼错为至治，此皆撰集《中说》者抄入之，将以张大其师，而不知反以为累。然仲淹之学如日星炳然，岂累不累之足云乎！姑以明予类次之意如此。

《文中子世家》，阮氏本以为杜淹撰，龚氏本则曰福奖、福畤、福郊也。今虽不可考，而《世家》不可不录，故存其录而去其人。房、魏论礼乐事，出于福畤所录，虽其间语言不能无节，然参考太宗与诸公经营当时之事，宜必有此。今备存之，重去其旧也。以余观之，魏徵、杜淹之于文中子，盖尝有师友之义矣；如房、杜，直往来耳。故尝事文中子于河汾者，一切抄之，曰门人弟子；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，又从而实之。夫文中子之道，岂待诸公而后重哉！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。关子明之筮，同州府君实书而藏之。备其本末者，亦福畤也。世往往以其筮为怪。《易》有理有数。数，出于理者也。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变，明其数足以计将来之事，而又何怪焉！如子明之论人谋天命，有后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。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，子明盖有助焉。龚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！故存此三书，曰《文中子附录》。

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，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，盖天民之先觉也。手为《太极图》以授二程先生。前辈以为二程之学，后更光大，而所从来不诬矣。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，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，深思力行而自得之；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，而相与讲切，无所不尽。世以孟子比横渠，而谓二程为颜子，其学问之渊源，顾岂苟然者！《西铭》之书，明道以为「某得此意，要非子厚笔力不能成也」。伊川之叙《易》《春秋》，盖其晚岁之立言以垂后者。间常谓其学者张绎曰：「我昔状明道之行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。异时欲知我者，求之于此文可也」。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。集为之书，以备日览，目曰《伊洛正源书》。

昔顾子敦尝为人言：「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《通典》十年」。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，盖不独今日也。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，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，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。先生之学，固非求子敦之知者，而为先生之徒者，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间；因取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录之篇首，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，目曰《三先生论事录》。夫岂以为有补于先生之学，顾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。

《春秋》，继四代而作者也。圣人经世之志，寓于属辞比事之间，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。其善读则曰：「以传考经之事迹，以经考传之真伪」。如此，则经果不可以无传矣。游、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辞也！余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，考其事以论其时，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。客有遗余以《春秋总论》者，曰：「是习《春秋》者之秘书也」。余读之，洒然有当于余心。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，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，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，此其为志亦大矣。惜其为此书之勤，而卒不见其名也。或曰：「是沈文伯之所为也」。文伯名棐，湖州人。尝为婺之校官，以文字称，而不闻以经称也。使其非文伯也，此书可不传乎！使其果文伯也，人固不可以浅料也。因为易其名曰《春秋比事》，锓诸木，以与同志者共之。淳熙乙巳秋九月朔陈亮同父序。

右林勋《本政书》一十卷，《比较》二卷，徐宗武得之巩氏家。勋尝游宦广中，盖绍兴初容州所刊本也。勋为此书勤矣，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世之为井牧之学，所见未有能易勋者。顾其间将使隶农耕良农之田，纳租视其俗之故，经赋出于良农，而隶农出军赋，疑非隶农所利。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辟者而受其赏焉，有趋利起争之渐，疑非王政所当出者。一人之智而思虑小小不中不足怪，大要归于可行，则补其不及，行之者之责也。顾余有所甚疑者，古者王畿千里，定为六乡六遂，而禄地公、邑所占之地，宜倍千里之间。开方计之，地之所未尽者，宜尚多有。盖王政宽大，纳民于其间，不用一律以齐之，则制度虽密，人不思裂去，法可长守而经数尝齐矣。汉之民田固已无制，大略计之，邑居、道路、山林、川泽，群不可垦，盖居三分之二，又有所谓可垦不可垦者居其四分之一，而定垦田直十五分之一耳。盖虽汉法不能尽数以齐之也。今勋欲举天下而用一律以齐之，无乃非圣人宽洪广大之意乎，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。今宜于山林、川泽、邑居、道路之外以三分计之，定其一以为经数，起贡、起役、起兵、简教之法，悉如勋所定；以其二为馀夫间田及士工贾所受田。凡朝廷郡县之官，皆使有田，参定其法，别立一官掌之，并使其属以掌山林川泽，大为之制，使民得尽力于其间，而收其贡赋，以佐国用，以苏疲民，则经数常齐矣。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广，则民不骇而政易行。然后勋所定之制，可以一定而不易，庶几勋之志也。虽然，事不习熟，则人之视听易以惊动，骤而行之，非成顺致利之道也。勋之书至矣，要岂人之视听所常习者乎！非其所常习，虽用勋三年颁降之说，犹恐不能无动也。夫成顺致利之道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，盖用此道以开天地而立人极者。自汉以来，英雄特起之君，亦必用是以有为。惟其一变之馀，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后，此后世之所以治乱不常，而古道卒不可复也。勋之书可用于一变之后，安得其人以开其先者乎！要非察古今之变，识圣人之用，而得成顺致利之道者，不能知也。然则余之刊勋书，所望于世之君子盖甚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