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上下同心，君臣戮力者，事无不济；上下相蒙，君臣异志者，功无不隳。春秋之时，晋伐楚，三舍不止。大夫请击之，庄王曰：「先君之时，晋不伐楚。及孤之身而晋伐楚，是寡人之过也。如何其辱诸大夫也」！大夫曰：「先君之时，晋不伐楚。及臣之身而晋伐楚，是臣之罪也。请击之」。庄王俛泣而起拜。晋师闻而夜还。越王求成于吴而归，抱柱而哭，承之以啸。群臣闻之曰：「君王何愁心之甚也！夫复雠谋敌，非君王之独忧，乃臣下之急务也」。其后越父兄请报耻，越王曰：「昔者我辱也，非二三子之罪也。寡人何敢劳国人以塞吾雠」！父兄曰：「四封之内，尽吾君子；子报父雠，谁敢不力」！越王卒用以灭吴。区区楚越有臣如此，而谓堂堂大国反无君忧臣辱、君辱臣死之义乎！今陛下慨念国家之耻，励复雠之志，夙夜为谋，相时伺隙。而群臣邈焉不知所急，毛举细事以乱大谋；甚者侥倖苟且，习以成风。陛下数降诏以切责之，厉天威以临之，而养安如故，无趋事赴功之念，复雠报耻之心。岂群臣乐于负陛下哉！特玩故习常，势流于此而不自知也。臣愿陛下慨然兴怀，不御正殿，减膳彻乐，夕惕若厉，立群臣而语之曰：「朕承太上皇帝付托之重，念国家之深耻，志在复雠，八年于兹，若涉渊冰，未知攸济。而群臣玩故养安，无肯戮力。是朕不明不德，不足以承大宝，图大业，其何颜以临于王公士民之上！况敢即安以自取辱」！群臣震惧，顿首请罪，然后徐谕之曰：「朕固未敢即安，群臣犹以朕可与有为，其各共阙职，勉趋厥事。上率其下，下勉其上，自度其力之不逮者，无尸厥官，朕将明赏罚以厉其后。由今以往，群臣咸为朕思所以畏天爱民，求贤发政，富国强兵，复雠谋敌之道。无以小事塞责，无以小谋乱大，相与熟讲惟新之政，使内外有序，则朕即安之日」。陛下惕然侧席，图济大业，而群臣不能惕然承意，竭力以报其上，是人而禽兽者也，诛之杀之，何所不可！诚使上下同心，君臣戮力，则何事之不济哉！

臣闻君以仁为体，臣以忠为体。遍覆包含，如天地之大，仁也；公家之事，知无不为，忠也。故君行恩而臣行令。庆历间，杜衍辅政；遇有内降，辄封还之。仁宗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，又多于所封还。治平初，任守忠离间两宫，韩琦乘间开悟上心，斥之远方，仍放谢辞，即日押出国门。君当其善，臣当其怨，君臣之体也。澶渊之役，自寇准而下，均欲追战。章圣皇帝独恻然许和。及其议岁币也，章圣不欲深较，而准戒曹利用以不得过三十万。天圣初，契丹借兵伐高丽，明肃太后微许其使，吕夷简坚以为不可而塞之。其后刘六符来求割地，夷简召至殿庐，以言折之。君任其美，臣任其责，君臣之体也。今则不然。陛下锐意于有为，不顾浮议；而群臣持禄固位，多务收恩。陛下慨然立计，不屈丑虏，而群臣动欲随顺，图塞溪壑。使陛下孤立以主大计，群臣安坐而窃美名，是尚为得君臣之体乎！臣愿陛下总揽大柄，端己责成，畏天爱民，以德自护；明诏大臣，使当大任，不惮小怨，不辞大艰。使天下戴陛下之恩而严大臣之执守，敌人服陛下之德而惮大臣之忠果，则何事之不济，何功之不成！此祖宗养人心以行德义，正君臣之体而为百世不易之家法也。故愿陛下仰法祖宗，而大臣以寇准、吕夷简、杜衍、韩琦为法，天下有不足为者矣。此己丑岁余所上之论也。距今能几时，发故箧读之，已如隔世。追思十八九岁时，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。酒酣，语及陈元龙周公瑾事，则抵掌叫呼以为乐。间关世途，毁誉率过其实，虽或悔恨，而胸中耿耿者终未下脐也。一日，读杨龟山《语录》，谓「人住得然后可以有为。才智之士，非有学力，却住不得」。不觉恍然自失。然犹上此论，无所遇，而杜门之计始决，于是首尾盖十年矣。虚气之不易平也如此。孟子曰：「诡遇而得禽，虽若丘陵弗为」。自视其几矣。又曰：「五谷者，种之美者也；苟为不熟，不如荑稗」。岂不为大忧乎！引笔识之，掩卷兀坐者良久。壬辰重午前二日书。

三代以仁义取天下，本于救斯民，而非以位为乐也。齐桓挟尊周以自私，败商周之常经，而开争夺篡弑之祸，其流既惨矣。秦合天下以奉一人，恣其所欲为；陈涉因斯民之不忍，徒手大呼，而刘项藉之以起。沛公号为宽大长者，三章之约足以动天下而入其心，宜本于为民而起矣；方其穷时，纵观秦皇帝，叹曰：「大丈夫当如此」！其意岂出于为民耶！天下既定，周防曲虑，如一家私物，此岂三代公天下之法耶？唐太宗与刘文靖之谋似矣；与其父谋所以免祸，而迫胁以从之，何其舛也！尊隋之举，代王之立，殆若濯泥于水，而明白洞达之事，仅能以九锡归诸有司耳。其所以守之者，又密于汉，则其义岂足自附于三代乎？然而国祚之久长，斯民之爱戴，曾不减于夏商，何也？民不可欺，则其取守之道必有可言者矣。

昔者生民之初，类聚群分，各相君长。其尤能者，则相率而听命焉，曰皇曰帝。盖其才能德义足以为一代之君师，听命者不之焉则不厌也。世改而德衰，则又相率以听命于才能德义之特出者。天生一世之人，必有出乎一世之上者以主之，岂得以世次而长有天下哉！以至于尧，而天下之情伪日起，国家之法度亦略备矣。君臣有定位，听命有常所，非天下之人所得而自制也。朱均之不肖，非如桀纣之足以亡天下，而尧以为非天下之贤圣，不宜在此位，岂以法度定天下之心而私诸不肖之子哉！取舜禹于无所闻知之人而历试以事，以与天下共之，然后举而加诸天下之上。彼其心固以天下为公，而其道终不可常也。禹以为苟未得非常之人，则立与子之法以定天下之心；子孙之不能皆贤，则有德者一起而定之，不必其在我，固无损于天下之公也。汤以为天下既已听命于一家，而吾之子孙不择其可者与之，而使不肖者或得以自肆于民上，则非所以仁天下也；故或世或及，惟其贤而已。不幸而与之不当其人，则天下之公议，终不以私之吾家也。武王周公合天下之诸侯，使之小大相承，而方伯实总之以听命于天子，天子不能以一人之私而制天下也，故定立嫡之法以塞觊觎争夺之门，而君臣之定分屹然如天地之不可干矣。此岂一世之故哉！秦以智力兼天下而君之，不师古始，而欲传之万世，使天下皆疾视其上，翻然欲夺而取之，势力一去，则田野小夫皆有南面称孤之心。竞智角力，卒无有及沛公者，而其德义又真足以君天下，故刘氏得以制天下之命。使刘氏不有以大异乎天下之姓氏，则君臣之分犹可干，而三代之统绪未可继也。周防曲虑，岂其将以私天下哉，定于一而已。曹孟德一有私天下之心，而天下为之分裂者十馀世。及李氏之兴，则犹刘氏之旧也。彼其崛起之初、眇然一亭长耳；其盛者不过一少年子弟；安知天下之大虑，而勃然有以拯民于涂炭之心！三章之约，非萧何所能教；而定天下之乱，又岂刘文靖之所能发哉！彼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，而其臣凡下，无以辅相之，虽或急于天位，随事变迁，而终不失其初救民之心，则大功大德固已暴著于天下矣。孔孟以天下之贤圣而适当春秋战国之乱，卒不得行其道以拯民于涂炭者，无其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」。又曰：「垂象著明莫大乎日月，崇高莫大乎富贵」。苟诚其人而欲得其位者，其心犹可察也。使汉唐之义不足以接三代之统绪，而谓三四百年之基业可以智力而扶持者，皆后世儒者之论也。世儒之论不破，则圣人之道无时而明，天下之乱无时而息矣。悲夫！

汉高祖起布衣以争天下，及大业既成，而父兄故无恙也。然尊之封之，皆有所感而后发，而或者犹置馀忿于其间。唐之太宗既已一切委命于父兄矣，己未、庚申之变，岂人道之所可安乎？舜之于瞽象，周公之于管蔡，未必有其道矣。岂圣人之事不可复见于后世，而天下冒冒然以强弱小大相为雄长，而彼善于此者亦可以一天下而归之正乎？人道之不灭者几希矣！精微委曲之际，处其所不可处以待圣人之复起者，固不可以无论也。

匹夫不阶尺土而有天下，此天地之大变，而古今之所无也。彼岂有熟讲素定之规模，而其臣相与把手以奋起草莽之间，又岂尝学古以从事哉！仁义礼乐，先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，既已一切尽废，而利害缓急迫乎其前，则裂土定封无所爱惜。至于著在人心不可泯灭者，或有感而后发，或因以泄其馀忿，亦其势然耳。嗟夫！此岂可谓非天哉！自黄初以来，陵夷四百馀载，夷狄异类迭起以主中国，而民生常觊一日之安宁于非所当事之人。人道失其统纪，而天地几于不立矣。此非有超世迈往拔出之英豪，安能扫地以求更新乎！太原之义旗一指，而天下靡然知所向矣。高祖以父而主之可也，建成独可以常法嗣之乎！据非所当得，而又疾其当得者若不能以终日，此非天诛之则人杀之耳。天未尝不假手于人，是以太宗抽矢蹀血，忍于同气，犯天下不义之名而不恤。彼其心以为是天实为之，而非吾过也。天人之厌乱极矣，岂其使建成元吉得稔其恶以自肆于民上哉！人心蔽于自见，而天命不知所归，是治乱安危之大几也。昔者周公盖忧此矣。孺子离襁褓宁几时！而武王疾且病，周公惧其事之不可继也，至诚委命于天，欲以身代武王之死，武王得以延数年之命，而孺子可辅以立。他日管蔡之诛，为天下诛之耳。要以使天命即于人心所可安之地；不然，则吾心岂能尽白于天下，而何以为后世训乎！天命之所在，若决江河，故「檀车煌煌，牧野洋洋」，虽圣人不敢以疑贰之心而承之也。顾其所以先为之地者至矣，人欲谋我，而我亦谋之，是以乱易乱也，而其地安在哉！虽其决于承天命以脱民于涂炭，有足自解者，而终不即于人心之所安，至今论者犹不安之。嗟夫！此又可以尽归之天哉！

三老董公以仁义遮说汉高帝，而三军始为义帝缟素，项氏不复能自直于天下。名义之不可负盖如此。儒者正名之说，虽起于管仲之尊周，而自汉以来，则以此举为明验矣。然人为万物之灵，而仁义智数盖不可以杂而行也。不出于高帝之诚心，而欲以欺天下，则名义乃自外来乎？故三军缟素本足以纳侮而不足以形敌，然刘项同受命于义帝，坐视同列之贼其君而不问，则举世皆不复知所谓人道矣。是三军缟素而大义始明，高帝定天下之机，无乃真在于此乎？合内外而论之，宜必有以处此者。

晋奚齐义不足以君国，圣人书以为君之子；而卓子则书君者，里克君之也。秦以夷狄之智兼天下，其亡楚尤为无道，盖天下欲共亡之久矣。况当天下溃乱之时，盖不必用怀王以从民望也。项氏君之，而诸公皆禀命焉，则其君之者非一人矣。利其为名则君之，不利其实则害之，自立自废，各从其私，是君臣无定位，而以强弱为轻重；率天下之人如驱群羊，是非可否惟吾之所欲为，而人亦不得裂去也，其轻天下亦甚矣。董公者，发天下之公愤，而借高帝之力以扶人道于既绝者也。揭项氏之不义于天下，使天下皆欲援弓而射之，虽微高帝犹不可以自立。盖董公之遮说，几于孔子沐浴之请；而高帝之义，吾不知其何心也。故孙权之自立，非义也；使魏氏不得自正于天下，则人道不至于尽废，虽圣人不得而明权之非义也。

三代之初，必以封先圣之后为急；而论功行封，犹待其定也。至周则大封同姓于其间，为国五十有三，而犹未以为慊。武王周公固非以天下为己私者，天之立君，岂为姬姓而设乎？汉兴，患异姓之强大，而大封同姓以镇之，其道盖本诸此矣。七国同时举事，黥彭之患，不如是之并也。诛锄刬削，至于分裂以各王其子弟，同姓湮微，而后族之祸又成矣。圣人之立法，本以公天下，而非以避祸乱。心有亲疏，则祸福倚伏于无穷，虽圣智不得而防也。周汉之法，岂世变之穷而至此乎？合天下而君之，疏远之人何负于国家，而周以宗强，此果何道乎？不然，则汉诿之周，而周公其衰矣。

昔孔子论三代之损益可知，盖自尧之亲睦九族，积而至于周之大封同姓五十有三国者，亦其损益之可知者也。然其义遂穷而不可继。故《春秋》之诸侯以其子弟为卿者，圣人皆以弟书之，独于季友之来归，不系以亲，而书曰季子。盖其贤者则与众共之；其不贤者，圣人以为有国者之私其亲，而其义不通于天下也。此岂非参酌四代之制，以为万世通行之法哉！汉高帝与诸公共起草莽以帝天下，天下平定，诸公各已南面称孤，帝犹疑其不可尽信也，分王子弟以据其冲，而庶孽与其不肖者一切不问，庶几以为可自附于周家亲亲之义。而不知权势既成，虽亲者亦不可保，其可保者，惟其贤也。不思天下之公义，而用其谋国之私心，是非利害徇于目前，而使前后相矫，卒不得其正，祸乱相寻于无穷。不独汉氏为可悯，而魏、晋、宋、齐不能以是一日为安者，盖亲疏之义不明也。出其子弟之贤者，以与天下共之；其不贤者，养以国家之私。使亲贤参错，而祸福治乱一付之天下之公，而吾无容心焉。圣人之作《春秋》以待后圣者，盖如此。

项羽喑呜叱咤，千人皆废，而能恭敬爱人，自屈于礼节之士，其仁与勇可谓兼之矣。至于赏不妄与，岂不足自附于「惟衣裳在笥」之义邪？汉高帝乃饶爵邑以来天下之顽钝嗜利亡耻者，开国承家之初，而顾以小人先之，卒用是以胜羽，羽之目当不瞑矣。使天下有疑于儒者之道，其不自高帝始邪？

方三代之衰，闻诸侯脩德以兴矣，未闻崛起草野而皆有南面称孤之心也。当草昧之时，欲以礼义律之，智勇齐之，而不能与天下共其利，则其势必分裂四出而不可收拾矣。匹夫并起而争，此非先王之常势也。高帝能用是以合其势，而不能用是以一日为安。盖其初不能参用项氏之所长，以消伏异时党与摇动之心。此正陈平之所预见而深忧，而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」之义，何尝一日而废哉！盖田横之未去，郡国豪姓之未徙，四老人者伏于商山而不可招致，高帝虽死而目不瞑也。异姓诸侯王之忧，特众人之所共忧耳。《易》曰：「天造草昧，宜建侯而不宁」。圣人其知之矣。

周、召、毛、毕，实佐文武以有天下。成康即没，王朝之公卿往往皆诸公之子孙族属。比闾族党之贤，脩身饬行以自见于斯世者非一人，其卓然者，岂不可与诸公之子孙族属共执国政哉！然而位终不得过大夫。人才之特起，不幸而非世家，则不得以任公卿之位，此果何法也？《春秋》讥世卿，而人才之特起者终无一人得附见于册书。虽圣人之法，亦不免随世而立欤？汉高帝与萧曹诸公共起而亡秦，天下既定，非尝更当时之事者，不以任公卿也。贾生特起之才，天子明知之而不得用，非独绛灌之专其宠利也。然公孙弘自海濒而登宰相，则天下自此多事矣。唐太宗虽以房杜为宗臣，而天下之贤者始杂取而用之，然其后遂无世臣之可倚。更任迭用，虽贤君亦不克其终，岂君臣之际无终始之义，则其势必至此邪？然合天下而君之，而独私于共事之臣，宜非圣人之公道。而周汉之法，果可为通行之法乎？

君臣，天地之大义也。君臣不克其终，则大义废而人道阙矣。此岂苟然之故哉！方天地设位之初，类聚群分，以戴其尤能者为之君长，奉其能者为之辅相。彼所谓后王君公，皆天下之人推而出之，而非其自相尊异，以据乎人民之上也。及法度既成，而君臣有定位。舜命夔以典乐教胄子，盖欲其君臣相与世守之，以达天地之大义。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，其相与肇造人纪而维持其国家者，亦欲其代脩祖父之业而君臣相保，与国无穷；使天下之人有所观仰爱戴，而不敢窥伺其间以觊幸国柄，横生意见，紊乱纲纪，使天地大义有所废阙，而厌故喜新，败亡相寻而不悟也。惟其子孙族属举不足以当贤者之选，而后广求天下之贤圣，以庶几于一遇，而中接坠业，不敢有加焉，如高宗之于傅说是也。此岂君臣之常法哉！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，或从或违，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，而不必徇其旧典。然于君臣之大义，未之有改也。其讥世卿，盖讥其不择世臣之贤者而用之，甚者遂使世其官，而人人轻视其上，皆有掩而取之之心。其势必至于君臣之不相保，故惓惓于一世之贤者，悉使之附见于册书。如蔡季、纪季、楚屈完、齐高子、鲁季友、叔肸、宋子哀之徒，往往非公族则其世家之旧也。使皆得若人而用之，则何厌于世臣，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贤于不可知之际哉！至于死生恩礼之厚，而适遭变故，或不以其道终，则正色书之，而无间于曹莒之小国，所以究极天地之大义，而明示之后世者也。故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，至于不得已而后使卑踰尊，疏踰戚，然犹必取其国人皆曰贤者。由此言之，岂乐于君臣之不相保，而新故相易以求快一时之耳目哉！战国朝暮反覆之祸，盖起于君臣之不相保也。汉高帝以匹夫而有天下，视平时之等夷无非可疑之人，故其臣不自保其首领，而天地之大义不复明矣。然犹不使后生新学得以参乎其间也。唐太宗则参而用之，更一世而尽忘其旧，甚者朝为君臣而暮为路人。故以势相临，而不复以恩相保，缓急无一人之足依，而方顾望草莱之贤者以为己用，岂不殆哉！惟我本朝，于天下之贤者必使之扬历中外，养其资望，而后至于大用。故其人往往足以重人之国家，而子孙习识其本末源流，家世守之，至于一二百年而不替。呜呼！是天地之大义，而非君臣之私恩也。天下不能皆特起之贤，则超举显擢岂可率以为常乎？朝暮不相保，则是弃爵位于草莱，大义废而天下离矣。

义利之分，孟子辨之详矣。而赏以劝善，刑以惩恶，圣人所以御天下之大权者，犹未离于利乎？有所利而为善，有所畏而不为恶，则其入人也亦浅矣。尧舜之治天下，不赏而民劝，大怒而民威。故罪疑惟轻，功疑惟重。岂亦知其效入人之浅乎？然皋陶之陈谟，以典礼赏罚同出于天，而非有轻重之别也。苟无所事乎其用，则赏罚亦自外来耳，安在其为天乎？三代之用赏罚，大概犹法唐虞，而记礼者载其先后之用甚详，又以为至周而穷。岂世变之极，而赏罚之用始重乎？抑其出于天，而三代始赖其用也？《春秋》圣人经世之志，而独以代天子之赏罚，则圣人起而治天下，必不能以易此矣，亦何怪于汉宣帝之专恃赏罚以为治乎？「惟辟作福，惟辟作威」，《洛书》之所明载，而儒者终以为治天下者不取必于赏罚，亦知夫劝惩之效浅也。谓赏罚不取必于劝惩，则无以御天下；谓其为惩劝而设，则赏罚亦利耳。利者，人道之末也，则皋陶之所谓天者岂诬乎？

耳之于声也，目之于色也，鼻之于臭也，口之于味也，四肢之于安佚也，性也，有命焉。出于性，则人之所同欲也；委于命，则必有制之者而不可违也。富贵尊荣，则耳目口鼻之与肢体皆得其欲；危亡困辱则反是。故天下不得自徇其欲也，一切惟君长之为听。君长非能自制其柄也，因其欲恶而为之节而已。叙五典，秩五礼，以与天下共之。其能行之者，则富贵尊荣之所集也；其违之者，则危亡困辱之所并也。君制其权，谓之赏罚；人受其报，谓之劝惩。使为善者得其所同欲，岂以利而诱之哉！为恶者受其所同恶，岂以威而惧之哉！得其性而有以自勉，失其性而有以自戒。此典礼刑赏所以同出于天，而车服刀锯非人君之所自为也。天下以其欲恶而听之人君，人君乃以其喜怒之私而制天下，则是以刑赏为吾所自有，纵横颠倒而天下皆莫吾违。善恶易位，而人失其性，犹欲执区区之名位以自尊，而不知天下非名位之所可制也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，公赏罚以复人性而已。后世之用赏罚，执为己有以驱天下之人而已。非赏罚入人之浅，而用之者其效浅也。故私喜怒者，亡国之赏罚也；公欲恶者，王者之赏罚也。外赏罚以求君道者，迂儒之论也；执赏罚以驱天下者，霸者之术也。

肉刑之兴，说者以为起于苗民，而尧参取而用之。「报虐以威」，盖将以戒小人，而非出于圣人之本心也。故舜多为之涂以出民于刑，祇以施诸怙终者；而穆王之训刑为尤详。然则虽圣人欲去之久矣，安在其为孝文姑息之仁也？而世儒之道古者，必以为井田、封建、肉刑皆圣人之大经大法，不可废也。治天下而不用肉刑，徒以启小人犯法之心耳。故曰：肉刑之刑，刑也。汉魏之际，往往数议复之而不果，以至于本朝，而刑轻于三代矣。法家者流以仁恕为本，惟学道之君子始惓惓于肉刑焉，何其用心之相反也？推之天理，验之人事，而要诸古今之变，究其所从始，极其所由终，必有至当之说。

昔者圣人别人类于禽兽之中，而去其争夺戕杀之患。盖必执生杀之权，而后谓之刑政也。则肉刑固已草具，而未有其法耳。苗民始多为戕人之具以淫用之。尧惧其为世训也，故取而次第品节之，使必若苗民者然后罹此刑耳。故曰：「报虐以威」。舜又多为之法以出之，而夏于赎刑为尤详。商人执刑罚以督奸，伤肌肤以惩恶，盖严其所当用者耳。夫既多为之涂以出之，而不严其所当用者，是教人以轻犯法也，岂圣人制刑之本意哉。文、武尤谨于庶狱，而成、康措而不用至于四十馀年。穆王耄荒，而训刑以诘四方，使知刑者圣人爱民之具，而非以戕民也。汉兴，承秦之馀烈，先王之法度尽废，而肉刑块然独存。文帝感一女子之言而慨然除之，于是可与语变通之道矣。井田封建，自黄帝以来，极十数圣人之思虑，所以维持而奉行之者，惟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也。至于肉刑，则多为之涂以出之，惟恐其或用耳，岂可同日而语哉。圣人之恐其一事之不详而一目之不精者，今既尽废而不可复举矣，独惓惓于圣人之恐其或用者，纵使可用，无乃颠倒其序乎！使民有耻，则今法足矣；民不赖生，虽日用肉刑，犹为无法也。礼节民心，乐和民声，政以行之，刑以防之。四达而不悖，则王道成矣。吾闻诸圣人者如此。

郦食其教高祖以示诸侯形势之制。方天下未定之际，形势固不可以授之人，盖惧其自伐也。天下已定，固当以天下为家，以四塞为形势。而萧何方惓惓于壮宫室，娄敬方劝据秦地以临制天下，何其狭也！高帝宽仁爱人，念天下汹汹数岁，本不敢轻用其力；豁达大度，欲示天下以至公，而庶几于周家之义。然卒为宗臣所移犹可也，而竟移于羁臣之说，何哉？岂三代公天下之道，后世真不可复行乎？抑人心多自疑，而其流遂如此也？不然，则在德不在险，是真书生之谈耳。

万物皆备于我，而一人之身，百工之所为具。天下岂有身外之事，而性外之物哉！百骸九窍具而为人，然而不可以赤立也，必有衣焉以衣之，则衣非外物也；必有食焉以食之，则食非外物也；衣食足矣，然而不可以露处也，必有室庐以居之，则室庐非外物也；必有门户藩篱以卫之，则门户藩篱非外物也。至是宜可以已矣。然而非高明爽垲之地则不可以久也；非弓矢刀刃之防则不可以安也。若是者，皆非外物也。有一不具，则人道为有阙，是举吾身而弃之也。然而高卑小大，则各有分也；可否难易，则各有力也。徇其侈心，而忘其分不度其力，无财而欲以为悦，不得而欲以为悦，使天下冒冒焉惟美好之是趋，惟争夺之是务，以至于丧其身而不悔。然后从而告之曰：「身与心内也，夫物皆外也。徇外而忘内，不若乐其内而不愿乎其外也」。是教人以反本，而非本末具举之论也。二帝三王未尝不择形势而居之，而周公于宫室之制，闳大端丽，欲用以为万世之法。夫岂以形势为德之辅，而宫室为德之华哉，此帝王所以备人道而与天下为公也。萧何娄敬盖亦知天下之势而已，而未知圣人本末具举之道，故使论者犹有疑焉。且谚有之：「衣则成人，水则成田」。此岂有内外轻重之异哉？世儒之论所未及也。

帝、王之号名殊，而其道一也。然学者知称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，而名号与谥终不可得而别。以「尧」、「舜」、「禹」为名，则汤、文、武独以谥举，可乎？通以为号，则咨尔舜禹者，必非号也。汤之子孙，以「甲」、「庚」、「丙」、「壬」为号，则「汤」不得以谓之谥，然而所谓「予小子履」者，则汤既有其名矣。后世之言谥法者，遂次尧、舜、禹、汤于其中，夫岂其然乎？文武之子孙各以谥显，而善恶一付之天下之公论，虽孝子慈孙不得加私意于其间也。《春秋》之公侯伯子男，其卒葬例以「公」书，又何所贵于圣人之笔削乎？亦无怪后世之孝子慈孙因得以致其隐恶之义也。圣人酌古今而裁之中道，必有俟百世而不惑者。

自风气初开，人极肇建，于是有君臣上下之分，而为之号以尊异之，未有名字之为别，而文物之可观也。及其久也，有号而后有名，有名而后有字，有字而后有讳，有讳而后有谥。上则追王其先祖先公，下则施及其文子文孙，旁则庇其本支族属，推其姻连亲党，隆于朋友，不遗故旧，以广亲亲之道于天下，然后为忠厚之极则，人道之至文，此周家所以独备于三代也。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既已品节而尽用之矣。然名之曰「幽」「厉」，而国恶不讳，无以致君父之敬；列爵各从其实，而直情径行，无以尽臣子之心。故《春秋》兼隐恶之义，从尊君之文，而人文于是大备，后世无以复加矣。过是以往，则人心无穷，不可以尽徇；而天下至众，不可以文欺也。故尧、舜、禹、汤循而至于周道之文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。后世之欲行恩义于《春秋》之外者，徇人心而欺天下者也。

吕不韦市子楚以为奇货，此战国策士朝暮反覆之谋，君子之所不道。而汉文立未数月，乃脩代来功，宋昌既封侯，而六人者皆官至九卿。宣帝惓惓旧恩，至侯五人而未止也。天之立君，本为斯人计，犹不以逸豫其君之身，顾何有于平时自结于其君以觊非望者乎？将相大臣以天下之义迎立代王，犹逡巡而不敢进，既已立矣，夜拜宋昌为卫将军，领南北军，而张武实行殿中，将相大臣今犹未足信耶？昔者王代而今为天下主，必自代来者而后足信，何其示天下以狭耶！贪天之功以为己力，宋文帝能忍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，而王华、王昙首之徒自是而用事焉。使后世反覆多诈之人常觊天下之有变，以幸一日之富贵，其必自宋昌始矣。汉高帝用其私心于丰沛，而生长之地亦有异恩焉，是纳吾身于一邑，而教天下以侥倖，岂所以为天下主哉！南阳之恩虽小杀，而此义卒不可废。人主一时之私恩，又可为万世之常法乎？裁恩义而中持衡焉，使开国承家者有所据以为常行之道，揆之以《春秋》之义，则必有以处此矣。

晋文公在外十九年，从亡者非一，而三士称焉。及其反国也，郤縠实当国政，狐偃、赵衰盖始为卿，而贾佗、臼季之徒未有列也，郤縠死，先轸以下军之佐代之，当时以为上德，则从亡之劳不论矣。颠颉就诛，魏犨几不免，而介之推不及禄。荣辱可否，与众同之，幸不幸一归诸命，不以亲疏厚薄为等降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君子知柔知刚，知微知彰，万夫之望」。自古圣贤之举事，与夫后世英雄豪杰，必寄腹心于同起共事之人者，彼其察事见情常先乎众人，非以其为故旧而特亲之也。至于左右亲昵，讵肯以得国有天下而任之以政哉！富厚安荣，不欲以天下国家而俭其素所亲耳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所以重君臣恩义之始终而不及其私者，固所以防人心之流也。文帝裁绛侯以大义，而卒不任宋昌张武以国政，彼其轻重浅深必有以知之矣。丙吉之端简厚重，虽微旧故，是可不任之以政乎！宣帝忍于霍光，而惓惓于五人者，非但亲疏有以蔽之，而权利所在，固争之端而怨之府也。周公谓鲁公曰：「君子不施其亲，不使大臣怨乎不以，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，无求备于一人」。此圣人所以裁恩义而中持衡者，其诸《春秋》之所不废欤！丰、沛、南阳，以生长之地而沾异恩，雨露之所被，日月之所照，近而易入者常先得之。此亦天下之公义，而厚薄之殊绝则为私心耳。夫人心之正，万世之常法也。茍其不役于喜怒哀乐爱恶之私，则曲折万变而周道常如砥也。唐太宗惓惓于天策学士，而秦府旧人则与东宫、齐府均其用舍，盖亦庶几于恩义之平矣。呜呼！安得皇极之主而共叙之哉！

圣人以常典卫中国，以封疆限夷狄，明其不可参也。然民命之所在，不当以夷狄、中国为别，故兼爱之说兴而通和之义行。甚者至欲以女妻之，冀以舅甥之恩而获一日之安。彼惟不习于礼义也，故谓之夷狄，而可以人伦而縻之乎？暗哉娄敬之智也！一日作俑，而其流至于不可胜言矣。然合中国而君之，既不能却夷狄于塞外，又不能忍一日之辱，坐视民生之涂炭而莫之救，是诚何心哉？此齐景公所以涕出而女于吴也。孟子之所不敢废，则娄敬岂得为过乎？略其事而取其心，虽宋虢之息民，圣人不得正色而诛之也。

有中国必有夷狄。待夷狄之常道莫详于周，而其变则备于《春秋》矣。方舜禹之时，蛮夷猾夏，则命士以明刑而已。至汤有来享来王之事，而未有其礼也。周公相成王，朝诸侯于明堂，而列四夷于四门之外；分天下为五服，而以周索、戎索辨其疆，盖不使之参于中国也。宣王伐猃狁，至太原而止，而蛮荆使之来威而已。此周道之所以中兴也。幽王之乱，而中国、夷狄混而为一矣。其后楚始僭王，以夷狄之道横行于中国；吴越奋自南方，以与晋楚争伯，而晋楚不能抗。此商周而上夷狄未有之祸也。圣人有忧焉而作《春秋》，其所以致夷夏之辨亦难矣。戎狄之种类不一，而杂出于中华，以致其猾夏之祸。圣人一切以周道治之，而不使参中国之事也。诸侯与之会盟则讥之，伯主穷追远讨则黜之，要使各安其疆则止矣。至于吴楚，则非周道之所能尽治也。方其始之僭窃也，固已斥而弃之于夷狄矣。及其能从中国之会盟，则人之；能行聘礼，则爵之；能正中国所不能正之罪，能讨中国所不能讨之敌，则酌轻重以许之。及其行诈谋，用狄道，则斥而弃之如故也。然而窃伯可也，分伯可也，专伯则不可；人可也，子可也，公侯则不可；而况于僭王乎！是圣人于中国、夷狄混然无辨之中而致其辨，则所以立人道、扶皇极以待后世也。吴楚之祸极矣，圣人岂不知后世必有夷狄之尤猾者，踵其辙以抗衡于中国，庶几《春秋》之义尚可覆而行也。汉之匈奴，唐之回鹘吐蕃，本朝之契丹，岂可以待夷狄之常道而待之，徒曰不可参于中国而已乎！彼固越疆而来参，窃中国之文以自尊异，逞夷狄之威以自飞扬矣。然而妻之以女则不可，藉其力以平中国则不可。盖惧夷狄、中国之无辨也。汉唐之已事可以鉴矣。本朝去是二祸，而岁以金缯奉之，不复至于交兵，则既享其福矣，独使之并帝，则汉唐之所未有也。专中国之祸，岂一朝一夕之故哉！是皆当时之廷臣不讲《春秋》之过也。今中原既变于夷狄矣，明中国之道，扫地以求更新可也；使民生宛转于狄道而无有已时，则何所贵于人乎！故扬雄之言曰：「五政之所加，七赋之所养，中于天地者为中国」。王通之言曰：「天地之中非他也，人也」。盖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」。

文武之道一也，后世始歧而为二：文士专铅椠，武夫事剑楯。彼此相笑，求以相胜。天下无事则文士胜，有事则武夫胜。各有所长，时有所用，岂二者卒不可合耶？吾以谓文非铅椠也，必有处事之才：武非剑楯也，必有料敌之智。才智所在，一焉而已，凡后世所谓文武者，特其名也。吾鄙人也，剑楯之事，非其所习；铅椠之业，又非所长；独好伯王大略，兵机利害，颇若有自得于心者。故能于前史间窃窥英雄之所未及，与夫既已及之而前人未能别白者，乃从而论著之；使得失较然，可以观，可以法，可以戒，大则兴王，小则临敌，皆可以酌乎此也。命之曰《酌古论》。

自古中兴之盛，无出于光武矣：奋寡而击众，举弱而覆强，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馀年，大业以济，算计见效，光乎周宣。此虽天命，抑亦人谋也。何则？有一定之略，然后有一定之功，略者不可以仓卒制，而功者不可以侥倖成也。略以仓卒制，其略不可久；功以侥倖成，其功不可继。犯此二患，虽运奇奋斗，所当者破，而旋得旋失，将以济中兴，难矣。人有常言：「光武料敌明，遇敌勇，豁达大度，善御诸将，其中兴也固宜」。吾则曰：此特光武中兴之一术也。使其中兴止在于此，则是其功有时而穷也。西都之末，莽盗神器，群雄并起，相与图之。光武因思汉之民，举大义之师，发迹昆阳，遂破寻邑，百战以有天下。彼其取乱诛暴，或先或后，未尝无一定之略也。何以明之？光武自昆阳之胜，持节河北，镇慰郡县，破王郎，击铜马，收复故地。凡所以经营河北而取河内，为之根本也。河北平，河内服，自常情观之，当此之时，更始闇弱，可以西取关辅，疾据其地，俯首东瞰，以制天下。光武乃身徇燕赵，止命邓禹乘衅西征。此其意岂以燕赵为可急，而关辅为可后哉？吾尝筹之，关辅虽形胜之地，而隗嚣在陇西，公孙述据巴蜀，赤眉群盗蜂起山东。嚣、述犹虎狼之据穴也，有物以阻其穴，则彼不敢骋：不然，将何所惮！赤眉犹长蛇之螫草也，有物以肆其螫，则其毒无馀；不然，将何所不至！光武之未取关辅，所以阻嚣述之穴，而肆赤眉之螫也。故且身徇燕、赵，使之速定，则自河以北，民心已一，而吾之根本固矣。及赤眉破长安，志满气溢，兵锋已挫，而邓禹得乘衅以并关中，冯异继之，遂破赤眉，而长安平，洛阳固，而耿弇且定齐矣。当此之时，天下略平，嚣、述虽有觊觎之心而不得复骋。光武定都洛阳，命将讨嚣平述，而天下遂一矣。此其有一定之略，而后有一定之功也。使燕、赵未平而光武西取关辅，则遂与嚣述为敌，而赤眉无所骋其锋矣。与嚣述为敌，则欲徇燕赵而彼乘其虚；赤眉无所骋其锋，则已服郡县而或罹其毒。是燕、赵未可以卒平，关辅未可以卒守，河北河内未可以卒保，而天下纷纷将何时而一也！虽料敌明，遇敌勇，豁达大度，善御诸将，顾亦何用哉！吾以是知中兴之君，略之不定，而侥倖于或成，则我欲东而盗据其西，我欲前而敌随其后，智谋勇斗，无一可者。今夫道路之人，侥倖而得千金，得之于此，则必失之于彼。何者？千金不可以常侥倖也。千金之子则不然：致之有术，取之有方，成之有次第，不终年而其富百倍。此光武所以为中兴也。唐肃宗起兵灵武，不能先图范阳而急取关中，卒使盗据其穴，不能尽取，而河北裂为藩镇。终唐之世为大患者，皆藩镇也。此无他，不能立一定之略，则不能成一定之功，中兴之不终，宜哉！吾以是知光武之果不可及也。且吾又闻自古服群叛、驱英豪者，无如汉高帝。而光武之行事，有高帝之所未能为者二焉：光武降铜马，封其渠帅，降者未安，将有他变，此何异于沙上之谋乎！光武勒使归营，单骑按行，示以赤心，而降者悉服，不必封雍齿而后诸将安也；冯异镇关中，人或言其威权太重，恐有异志，此何异于萧何之事乎！光武不信言者，而以其章示异，异惶恐称谢，复赐诏慰谕，信任愈笃，不必系诸狱而后明其无他也。且使后世人君用此术以成功者多矣。吾始读高帝之书，至此，未尝不窃疑其计之过，而未有所处，及得光武二术，则欣然而笑曰：天下之事，未尝无奇术，而人不能发之，光武发高帝之所未能为，而中兴之功远过古人者，虽天命，抑人谋也。

善图天下者无坚敌。岂敌之皆不足破哉，得其术而已矣。夫运奇谋，出奇兵，决机于两阵之间，世之所谓术也。此其为术，犹有所穷。而审敌情，料敌势，观天下之利害，识进取之缓急，彼可以先，此可以后，次第收之，而无一不酬其意，而后可与言术矣。故得其术则虽事变日异，沛然应之，而天下可指挥而定，汉高帝是也。失其术则虽纷纷战争，进退无据，而卒不免败亡之祸者，项籍是也。至于得术之一二而遗其三四，则得此失彼，虽能雄强于一时，卒不能混天下于一统，此虽曹公之所为，而有志之士所深惜也。公奋身徒步之中，举义兵，破黄巾，走奉暹，辅帝室，深据根本，号令诸将。于是降张绣，擒吕布，毙袁氏，破乌桓，兵锋所加，敌人授首。盖举无遗策，而北方略平矣。其为患者，荆州二刘、江东孙氏，张鲁擅汉，刘璋据蜀，而关西诸将，纷纷不一，此其取之不可以无术也。夫所谓术者，当审敌之强弱难易而为之先后。以势度之，璋、鲁弱而易，其势在所先；孙、刘强而难，其势在所后。夫荆州至近，表又寖弱，而有刘备在焉，故不若留之以恣备之所欲为，而并鲁取璋以孤其势。然则欲引兵西向，而关中诸将适当其前，则如之何？盖尝考之，关西诸将皆不足畏，所可惮者，惟一马超，而公制之非其术，此所以卒为边患，而反为璋、鲁之藩蔽也。方腾、遂不叶，求还京畿，此其势易服矣。腾之家属尽还宿卫，而独留超，所谓养虎自遗患也。公之意，岂非以其尝辟之不就，今虽召之，而彼未必肯至耶？此亦不思之甚也。且超之所以不就者，以父子俱在关西，未欲独至，而又辟之甚轻，不肯屑就也。及腾既归宿卫，公于此时能以前将军召之，待以厚礼，示以赤心，命统锐卒，常以自随，又使超弟若休若铁者领腾部曲，而超之果敢喜立功名，曷为不就？超既就，则关西诸将举无足道。及熙尚既平，厉兵西向，风谕诸将，使来合势，则韩遂等必不敢叛；纵叛，破之易耳。然后并兵自陈仓出散关，运奇奋击以讨张鲁，则鲁可平，汉中可有。复于此时合张鲁之资，乘汉中之势，整兵临蜀，则刘璋震恐不能为计，欲召刘备而无所及，备虽至而亦不能禦。何者？备非素拊蜀，蜀人方慑吾之威，必不肯信备而拒守。上下异论而不能为用，璋、备异志而潜相疑，其势必不足以敌我。况荆州用武之国，备必不释以与人而径入蜀，则璋不得不降也。璋降蜀平，分慰郡县，命夏侯渊、张合守之，而公亲自还邺，整兵向荆，使许洛之兵冲其膺，蜀汉之兵捣其脊，而绝吴之粮援，则荆州破，刘备蹙。然后大会诸将，合享士卒，传檄江东，责贡之不入；命荆州之兵出江陵，蜀汉之兵出巴峡，合攻其上流；一军出广陵，一军出皖城，合攻其下流；使之奔命不暇。而公亲率精兵数万，直抵武昌，则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。周瑜、鲁肃虽千百辈，何害也？江东既平，天下一统，分封诸将，抚慰士卒，乃退就臣列，光辅汉帝，招贤礼士，脩明庶政，以幸天下，虽西伯之功，不能远过。如其不然，亦不害为能一天下也。彼荀彧智谋百出，而不足以知天下之大计，徒见荆州四达，英雄之所必争，而巴蜀险阻，非图天下之所急；及熙、尚平，遂教之南征荆州，责贡之不入，而不知大略之士常留所必争者以饵敌，而从事乎不足急者以蹙之也。孙权尝告刘备，以巴汉为曹公耳目，规图益州，得之则荆州危。而廖立亦言，先主不先定汉中，而与吴人争南三郡，三郡既失，几亡汉中。则孙、刘之所争，盖亦可以见矣。盖蜀、汉者，天下之右臂也；江东者，天下之左臂也。安有人断其右臂而左臂能全乎！不知断其一臂而从其中以冲之，则两臂俱奋矣。此曹公所以南失荆，西失蜀，而孙、刘争雄，天下分裂。盖其失止于留马超，取荆州，而患之不可支卒至于此。故夫取天下之大计，不可以不先定也。且夫曹公未平徐州而先平兖州，未击袁绍而先击刘备，破张、吕而后图二袁，盖亦得术之一二。然公巧于战斗而不能尽知天下之大计，故至此而失，亦卒无有以告之者，悲夫！

天下之事，最为难应者，百万之众卒然临之，而群情有不测之忧；坐观其来而望风请命，则惧至于失吾之大计：起而欲拒之，则又惧力之不足而反为大患。唯英雄之君，为能出身以当之，而其气不慑。观其势，审其人，随其事变而沛然应之，切中机会而未尝有失。此固非侥倖于或成而畏谨者之所能为也。故吾欲拒之，则以至寡当至众，而吾能保其必胜；而不拒之，则啖以甘言，济以深谋，而彼必不敢动。二者之所为不同，而均于有成效。昔者汉高帝之据关，尝欲纳项籍矣；而孙权之据江东，则举兵而拒曹公。事变不同，应之亦异。何以言之？项籍劫诸侯之兵，西向入秦，所当者破，胜气百倍，此其势固不可拒也；而籍之为人，勇而无谋，气虽行，然而有不忍之心，可下以言，则亦何必拒之哉？曹公并荆州之众，东向俱下，而轻骑兼进，千里趍利，复与吴争长于舟楫之间，此其势易拒也；而公之为人，智而多诈，其言甘，其心忍，一罹其手，莫之能救，则虽欲不拒，不可得已。观其势，审其人，而后可以当大变也。当时之人，乃教高祖拒，而劝孙权降，可谓两失机矣。方帝封秦府库，还军灞上，其计善矣；一惑其说，遽命拒关，鸿门之役，微项伯几殆。使帝能因籍之来，开关延之，身往见籍，再拜贺救赵之功，作而曰：「秦为亡道，英雄并起。章邯举全国之师，出关击之，驱灭群雄，如猎孤兔。当此之时，邯以为天下易与耳。渡河击赵，偃然不顾。将军整数万之众，趍救钜鹿，焚弃辎重，身先士卒，叱咤风生，震呼响应。将军有死之心，士卒无生之气。人百其勇，秦军大溃。诸侯观之，心战胆栗，始知将军为真英雄，膝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敢贺」。又再拜谢所以破秦，作而曰：「臣与将军戮力攻秦。将军渡河救赵，大破秦军，秦之良将劲卒尽于钜鹿，臣得引兵略地，通行无累，乘虚入关，遂降子婴。凭藉威灵，得展尺寸。不然，臣何以至此？敢谢」。又再拜请分王之约，作而曰：「臣自入关，秋毫无所取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还军灞上，以待将军。将军存亡定危，救败继绝，于天下功最多，宜为盟主，以幸天下，裂土行封，加惠于诸侯。将军世居大楚，身为霸王，臣愿得如约居关中，与诸侯比肩错壤，臣事大楚，世为西藩，异者击之。非臣之私，实将军之大义。敢请」。彼籍素不忍，可啖以言，吾曲意推之，则必欣然而受，固不背吾关中之约矣。吾得王关中，然后收英雄之士，合义从之众，厉兵南向，则全蜀可谈笑而取；抗旌北首，则两河可指麾而定。席捲燕赵，电扫齐鲁，据形势之雄，慑项籍之气，然后三面并进以攻之，则彼将拱手就缚，亦何至于屡战屡败，重残天下之民哉！张子房号为知天下之大计者，见其距关，不能预为之谋，事迫而仅能解之。此岂其虑有所不及耶，抑知之而不敢告耶？然幸而谢过之后，籍犹使之王巴蜀，得乘衅而取关中，而争天下。苟王之于燕赵若齐鲁之间，则大失机矣，天下岂遽为汉有哉！此其成特出于幸也。若夫孙权，盖亦不惑于流议矣。审操可拒，卒置众说而断用周瑜，使与刘备协力，期必拒之，遂破孟德，开拓荆州。非惟免虎口，而且有大功。此其临大变而不慑，岂幸也哉！权既不慑于孟德，而魏文继立，始曲意事之。啖以甘言，效其珍物，有求则从，惟恐少拂其意，欲待其骄而乘其变，其谋深矣。不幸而司马仲达在魏，而其谋卒不获骋。此则遇时之不幸，而非权之罪也。夫高帝之英雄，非权之所能髣髴；而帝之成实出于幸，权之不成实出于不幸。故夫天下之事，未可以成败而定论也。

英雄之主所为置私忿而未尝求复者，非以私忿之不当复，而义有大于私忿者也。当理而后进，审势而后动，有所不为，为无不成，是以英雄之主常无敌于天下。夫刘备之荆州，孙权假之也。权不假之，其曲在权；备不复之，其曲在备。备既得益州，权遣使请荆，备不以复，而天下皆不直备矣。权一举而袭破三郡，再举而遂枭关羽。何者？师直为壮也。然备之于羽，义则君臣，恩犹父子。羽既就戮，备不胜忿，遂大举以求复其雠。而不知魏者国家之深雠，非特一关羽之比；吴者一家之私忿，犹有唇齿之援也。此吾所谓义有大于私忿者，如斯而已矣。备既举兵，权遣使求和，而盛怒不许，是怒敌也；兵向西界，平地立营而无他奇变，是轻敌也。怒敌者危，轻敌者败，备之丧师，有自来矣。且吾又闻之，用兵之道，有攻法，有守法，此兵之常也；以攻为守，以守为攻，此兵之变也。攻专用攻法，守专用守法，其败也固宜。然守专用攻法，攻专用守法，亦焉得而不败哉！备之攻吴，可谓专用守法矣。备自秭归列立数十屯，亘七百里，将以攻人而计出于此，虽曹丕之庸犹得而笑之，而备不知避者，岂其果闇于用兵耶？备之意，欲示拙以诱吴师，待其贪利，一举荡之，而不知陆逊之持重，可以速压，而不可以巧胜也。形之而彼不从，予之而彼不取，固将制奇合变，求为不可败而全军以返；乃难于举动，计不复生，此固逊之所轻为也。夫善用兵者，常避敌之所轻，而出敌之所忌，是以进而不可禦。何者？敌气沮而吾志得也。且夷陵者，荆州之咽喉也。得夷陵，则荆州可有。使备能遣黄权率水军以为先驱，顺流而下，掩其未备，而备率步兵分进，疾趋夷陵，扇动诸蛮，招诱大姓，按兵而不动，命水军急攻之，临机设变，奋力死斗。彼方枝梧未暇，而吾率步兵乘高而进，声东而击西，形此而出彼，乘卒初锐而用之，彼亦疲于奔命矣。如其能随机拒守，则驻军而相持，固垒而不懈，多张疑兵，断绝险要，而实未尝分。乃密遣一辩士间行至魏，以金币结其贵倖，自谓有谋，求见魏主。魏主知，必召之。既入见，则泛论天下之事。语及吴蜀，然后徐言曰：「臣尝私贺陛下，窃笑陛下，已而又私喜陛下」。彼必问曰：「何以贺朕」？则对曰：「武皇帝所以不能吞并吴蜀者，非力不足而智不逮，以吴有长江之阻，蜀有崇山之险，而又相为唇齿之援也。今天相魏，两雄相斗，以资陛下进取之机，此臣所以贺陛下」。曰：「何以笑朕」？则曰：「臣闻敌人开阖，必亟入之。今陛下不亟图进取，而猥信吴人之和。彼急则和，缓则去矣。投机之会，间不容发。此臣所以笑陛下」。曰：「何以喜朕」？则曰：「陛下天姿神武，圣断易回，苟见其利，罔有不从。此臣所以喜陛下」。彼必曰：「计将安出」？则曰：「蜀地僻险，未易卒图，不若遣夏侯尚、曹仁出信陵，贾逵、满宠出东关，或出皖城，或出广陵，东西弥亘，直造长江，因蜀之势，大举攻吴。吴亡则蜀失援，然后徐举而图蜀，天下可一也。议者必曰：『两虎方斗，当收卞庄子之功』。臣以为庄子之术，可以刺野走之虎，若夫阻穴之虎，则当及其方斗而急刺其一。待其斗已，则毙者犹能阻穴，尚何收功之有哉！吴、蜀阻穴之虎也，臣恐既解之后，胜者张势，败者阻险，桀骜不逊，以拒陛下。陛下虽愤怒，无所逞其锋矣。机不可失，愿陛下熟虑之也」。彼曹丕素贪功，而刘晔亦尝言此。丕既得闻此计，必深以为然而大举攻吴。吴力不能两拒，固将弃夷陵而与我和，以并力拒魏。是吾不战而得夷陵也。夷陵得，则荆州可图矣。不知出此，而怒敌取危，轻敌取败，谁谓刘备为识大计也！故夫以私忿兴师，而又怒之、又轻之者，可屡为哉！

英雄之士，能为智者之所不能为，则其未及为者，盖不可以常理论矣。骐骥之马，足如奔风，升高不轩，履湿不濡，度山越堑，瞬息千里，而适值一马，盖亦能然，则虽有此骏，而不足以胜之也，于是驾以轻车，鸣以和鸾，步骤中度，缓急中节，锵锵乎道路之间，能行千里而能不行，虽无一时之骏，而久则有万全之功。何者？吾乖其所能而出其所不能，可以扼其喉而夺之气也。且谲诈无方，术略横出，智者之能也；去诡诈而示之以大义，置术略而临之以正兵，此英雄之事，而智者之所不能为矣。故夫谲诈者，司马仲达之所长也。使孔明而出于此，则是以智攻智，以勇击勇，而胜负之数未可判；孰若以正而攻智，以义而击勇？此孔明之志也，而何敢以求近效哉！故仲达以奸，孔明以忠；仲达以私，孔明以公；仲达以残，孔明以仁；仲达以诈，孔明以信。兵未至而仲达之气已沮矣。八阵列于前，四头八尾，触处为首。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；突兵不能触其膺，奇兵不能缭其背；伏兵不能冲其胁，追兵不能袭其后；谍间无所窥，诈谋无所用；当之则破，触之则靡。锋未交而仲达之能已乖矣。夫仲达出奇制胜，变化如神，天下莫不惮之。虽孙权亦以为可惮，而仲达亦自负其能也。孔明以步卒十馀万，西行千里，行行然求与之战，而仲达以劲骑三十万，仅能自守，来不敢敌，去不敢追。贾诩等尝逼之战矣，兵交即败，不敢复出，姑以待弊为名，而其为计者，不过日夕望其死而无他术也。彼岂孔明敌哉！论者以孔明制戎为长，奇谋为短；虽知者亦止以为知其短而不用；吾独谓其能为而能不为，将以乖仲达之所能，而出其所不能也。故吾尝论孔明而无死，则仲达败，关中平，魏可举，吴可并，礼乐可兴。请遂言之。夫仲达以所能要其君，压其同列而誇其国人。今敛重兵而自守，姑曰「待其弊」。然孔明始试其兵，或以饥退，晚年杂耕渭滨，为久驻之基，木牛流马日运而至，则其弊不可待矣。迟之一二年，仲达将何辞哉！不战则君疑之，同列议之，国人轻之，其身不安，其英气无所骋，固不免于战；战则败耳。败则魏人破胆，郡县响震。引兵略地，关中可有。分慰居民，彰明汉德，然后举兵而临关东，势如破竹，所攻者下。关东平，则谕以信义，燕赵可指麾而定矣。至五六年而魏明即世，齐王践位，上下相疑，萧墙衅起。引兵合进，可以一举而覆其巢穴，俘其君臣，分定州县，安集流亡。魏既举，则吴人胆破矣。况权之末年猜疑益甚，果于杀戮，虽陆逊不能自明；至十年而逊没，其后步骘、朱然、全琮之徒，复相继云亡，权之勇决之气亦已就衰，适庶分争，内不能制。于是使蜀汉之师顺流而下，荆襄之师乘势而进，一军出夏口，一军出皖城，一军出广陵，吴之群臣无亮敌也，攻城略地，孰能禦之？尽一年之力，而吴可举。江东既平，天下既一，偃武修文，彰善瘅恶，崇教化，移风俗。数年之间，天下略治。然后兴典礼，修正乐，斯民复见太平之盛矣。且孔明之治蜀，王者之治也。治者，实也；礼乐者，文也。焉有为其实而不能为其文者乎？人能捐千金之璧而不能辞逊者，天下未之有，吾固知其必能兴礼乐也。不幸而天不相蜀，孔明早丧，天下犹未能一，而况礼乐乎！使后世妄儒得各肆所见以议孔明者，天也，非人之所能为也。

孔明，伊周之徒也。而论之者多异说，以其适时之难而处英雄之不幸也。夫众人皆进而我独退，雍容草庐，三顾后起。挺身托孤，不放不摄，而人无间言。权偪人主而上不疑，势倾群臣而下不忌。厉精治蜀，风化肃然。「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」，帝者之政也。「以佚道使人，虽劳不怨，以生道杀人，虽死不怨杀者」，王者之事也。孔明皆优为之，信其为伊周之徒也。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，委身偏方，特霸者之臣尔。是何足与论孔子之仕鲁与自比老彭哉！甚者至以为非仲达敌，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。彼岂非以仲达之言而信之耶？而不知其言皆谲也。仲达不能逞其谲于孔明，故常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。论者特未之察耳。始孔明出祁山，仲达出兵拒之，闻孔明将芟上邽之麦，卷甲疾行，晨夜往赴。孔明粮乏已退，仲达谲言曰：「吾倍道疲劳，此晓兵者之所贪也。亮不敢据渭水，此易与耳」。夫军无见粮而转军与战，纵能胜之，后何以继？此少辨事机者之所必不为也。仲达心知其然，外为大言以谲其下耳。已而孔明出斜谷，仲达又率兵拒之。知孔明兵未逼渭，引军而济，背水为垒。孔明移军且至，仲达谲言曰：「亮若勇者，当出武功，依山而阵。若西上五丈原，诸军无事矣」。夫敌人之兵已在死地，而率众直进，求与之战，此亦少辨事机者之所不为也。仲达知其必不出此，姑诳为此言以妄表其怯，而示吾之能料，且以少安其三军之心也。故孔明持节制之师，不用权谲，不贪小利，彼则曰：「亮志大而不见机，多谋而少决，好兵而无权」。凡此者，皆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，此岂其真情哉！夫善观人之真情者，不于敌存之时，而于敌亡之后。孔明之存也，仲达之言则然。及其殁也，仲达按行其营垒，敛衽而叹曰：「天下奇才也」！彼见其规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为，恍然自失，不觉其言之发也。可以观其真情矣。论者不此之信，而信其谲，岂非复为仲达所谲哉！唐李靖，谈兵之雄者也。吾尝读其问对之书，见其述孔明兵制之妙，曲折备至；曾不一齿仲达。彼晓兵者，固有以窥之矣。书生之论，易为其不然也！孔明距今且千载矣，未有能谅其心者。吾愤孔明之不幸，故备论之，使世以成败论人物者其少戒也夫。

成天下之大功者，有天下之深谋者也。制天下之深谋者，志天下者也。夫以天下之大，而存乎吾之志，则除天下之患，安天下之民，皆吾之责也。其深谋远虑，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后已。虽未一之，而其志顾岂一日忘之哉！汉高帝之失职而西也，天下之人以为将遂不振，而高帝欲东之志嚣乎其未已，故烧绝栈道，使项籍意不复西，而后乘间以定三秦。既又引兵出武关，使籍兵亟南，而复乘间以平诸国。汉日广，籍日蹙，卒能并之而一天下。此其志之大，谋之深，而功亦如之也。孙权克仗先烈，雄据江东，举贤任能，厉兵秣马，以伺中国之变，若将有所为矣，然吾观其命吕蒙之取荆州，未尝不叹其志之不大，谋之不深，而知其无取天下之略也。夫关羽好勇而无谋，恃气而骄功，此其势甚易谲也，胡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？使其攻破樊襄阳，然后徐图之，则汉沔以南皆吾地尔。是则羽之破二城者，吴之利也。然而不遂破之者，吴不能为之声援也。方其擒于禁，枭庞德，操意甚难之，议徙都以避其锐。而司马仲达说操劝权蹑其后，其议遂寝。夫徙都之议至下也，守边之士恃操以为无恐，使操徙都渡河，则士气索然不振，淮泗以南可袭而取矣。是则操之徙都者，吴之利也。然而不遂徙之者，吴许其蹑羽之后也。此岂非其志之不大，谋之不深欤？故吾尝论之，方操劝权以蹑羽后，权当显告之曰：「关将军以律行师，为汉家除残扫秽。孤以同盟，义当戮力，此言何为至于我哉」！诚如是，则操不知所以为禦，而势必至于徙都。羽行行然无东顾之忧，得毕力以攻樊襄阳矣。一徐晃岂能遽当之哉！操既徙都，权因自攻皖城，命一将攻广陵，而合吞淮泗之地。羽一破樊襄阳，蒙因率兵以袭三郡，乘其弊而进击之，而尽收汉沔之地。东据淮泗，西据汉沔，土地日辟，形势日张。如此而后可以虎视中原，蚕食青徐也。此则取天下之大略，而权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。彼其志止于取荆州以固江东，凡蚤夜之所以为谋者，袭关羽而已，何暇为天下虑哉！鲁肃曰：「帝王之兴，必有驱除，羽不足忌」。吾窃以斯言为有志，而权乃笑之，信其不能有所为矣。呜呼！使周公瑾而在，其智必及乎此矣。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，拓荆州，因欲进取巴蜀，结援于马超以断操之右臂，而还据襄阳以蹙之，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。使斯人不死，当为操之大患，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。孙权之称号也，顾群臣曰：「周公瑾不在，孤不帝矣」。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，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！

自古英伟之士，乘时而出佐其君，其所以摧陷坚敌，开拓疆土，使声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，未有不本于谋者也。盖其平居暇日，规模术略定于胸中者久矣，一旦遇事而发之，如坐千仞而转圆石，其勇决之势殆有不可禦者。故其用力也易，而其收功也大，非径行无谋，侥倖以求胜也。故夫侥倖以求胜者，幸而成则为福，不幸而不成则为祸，祸福之间相去不能以寸。此君子之论所以无取于斯也。然其间有实出于谋而其迹若幸，有实出于幸而其迹若谋者，虽君子不能无惑。何者？疑似易乘也。桓温之伐蜀也，师次笮桥，李势率众出战，龚护战没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误鸣，遂进破之。此其迹若幸也。然温之谋蜀，审其必破，然后进兵而伐之。使鼓吏不误鸣，则温岂将遂退耶！故吾谓温见客主殊势，而势又决死于一战，不若遂因恐惧，姑命退军以懈其心，乘其懈而击之，结阵而前，可以大胜。此曹操之所以破张鲁也。谋未及施而鼓吏误鸣，士卒勇斗，一举荡之。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，皆曰：「笮桥之胜，幸也」。谢玄之禦秦也，师次淝水，苻坚拒岸而军。玄使人请坚麾众少退，而坚众相蹂，遂进败之。此其迹若幸也。然玄之拒秦，审其可败，然后进兵而禦之。使坚退军整齐，则玄岂将遂已耶！故吾谓玄见众寡不敌，而坚又求奋于一举，不若请其退军，进兵求战，佯败反走，俟其半济而击之，挫其前锋，可以得志。此韩信之所以破龙且也。谋未及骋而坚众相蹂，因引精锐，一战覆之。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，皆曰：「淝水之胜，亦幸也」。夫所谓幸也者，尝试之而偶得之也。不幸而或不然，则不能有所处矣。彼二人之所以为谋者如此其久也，制胜之术如此其深也，虽胜之似偶然，使其不然，亦不害其为胜，何名为幸哉！然史氏不能少发之，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，非有智者，孰能辨之？邓艾攻蜀，自阴平道无人之地数百里，冒险历艰，无所不至。艾则裹毡推转而下，将士悬崖鱼贯而进，卒破诸葛瞻，降刘禅。天下之人皆以艾为能冒险、谋胜也。吾尝论之，使瞻能拒束马之险，则艾将不战而自沮；禅忍数日不降，则艾将束手而就缚。彼艾特以侥倖而成也，何足道哉！宋武帝伐慕容超，引兵直度大岘，卒能破之。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。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？唐太宗既破宗罗睺，以二十骑直造薛仁杲城下，卒能降之。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。艾能策禅必降乎？艾皆不能素策之，而率兵径进，岂非幸其或成哉！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，死而论定，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。

攻必克而守必固者，天下之奇才也。世之言兵者，孰不曰「我能攻，我能守」；而以当坚敌，则不能尽如所言者，此其才必有所格也。夫敌守而我攻之，此非善攻也。敌攻而我守之，此非善守也。善攻者，攻敌之所不守，动于九天之上，人莫得而禦也。善守者，守敌之所不攻，藏于九地之下，人莫得而窥也。故以攻则克，以守则固，天下后世又从而服之，曰奇才。反是，则人容有议之者矣。昔者羊祜，盖一时之良将也。脩德行义以倾孙皓之政，推诚示信以怀吴人之心。财之不伤，兵之不耗，而民为之安，此所谓国之辅、民之司命也。然而攻守之间容有未善者，岂其才之有所格欤！且祜之守襄阳也，晋委之以谋吴，责之以安边，而祜亦以此自任也。使攻而不皆克，守而不皆固，则犹有戾于其所自任矣。兵法曰：「敌人开阖，必亟入之」。西陵者，吴之要害，晋欲之而不可得者也。步阐以之而降，所谓时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机也。祜当亲率襄阳之兵而急趋其前，命徐嗣率巴东水军而急趋其左，晨夜往赴，与之合势，扼险以待吴师。至则乘高而击之，破之必矣。如使抗军先至，而吾急攻之于外，阐乘之于内，表里受敌，焉得而不败哉！抗败则西陵可得，得西陵则诱动群蛮，而江陵可图矣。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攻也。不知出此，乃顿兵不进，而抗兵已围西陵矣。止命杨肇往救之，而身攻江陵者，彼岂以为攻其所必救耶！而江陵坚固，非抗之所必救也。已而肇败阐擒，而祜卒无功，抑何戾于攻敌所不守之义哉！兵法曰：「形人而我无形」。襄阳者，祜所镇守，而吴人所不敢窥者也。而江夏、益阳，乃敌意吾不守，吾意敌不攻之地也。祜当遣一能将，率精兵数千往戍之。偃旗仆鼓，常若无人。敌以为无备而来肆侵掠，则设覆以待之，诱进而击之；去则因险以要之，乘怠而破之。此出其不意，虽少犹可以覆众也。覆其一，则后虽无兵，而敌亦不敢窥矣。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守也。不知出此，乃屯聚不分，而吴之兵得掠江夏矣。虽曰地远而不及救，而始不设备者，彼岂以为地有所不守耶！而江夏切边，非祜之所当不守也！已而朝廷诘之，而徒能肆辩以对，抑何戾于守敌所不攻之义哉！此则攻守之间容有未善，而人得以议之也。虽伐吴之策如见敌人之心腹而处置之，使杜预、王浚资以成功，亦吴之无人而后能为是也。使陆抗尚无恙，祜岂能有所成耶！吾故曰：祜特一时之良将，而非所谓天下之奇才也。嗟夫！权谲之事固君子之所羞为，而亦兵家之所不废也。如使不欲以权谲而攻西陵，则不若明告吴君曰：「据城而叛，非忠臣也。纳叛得城，吾将焉用！君其亟守之」。此则足以彰大信于天下矣。又使不欲以权谲而守江夏，则不若明告吴将曰：「各守尔土，无相窥也。备不可袭，多杀奚为！公其图之」。此则足以推赤心于邻国矣。诚如是，攻守不事权谲，而庶几于王者之举。苟为不然，而犹恶乎权谲，使功丧而名亏，则亦智者之所不为也。

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，善量彼己之势而已矣。彼有衅，吾亦有衅，智者不举也。吾无衅，彼亦无衅，智者不伐也。至于彼无衅而吾有衅，则兢兢自全，犹惧其不保，而何敢议人乎！苻坚者，好大而自忘其丑，贪功而不顾其后者也。以有衅攻无衅，虽妇人孺子，末工贱隶，皆知其不可；而坚决为之，则安得而不亡哉！始坚以黠虏之雄，举三国如拉朽，自以为无敌于天下，侈心一动，遽欲移师而吞晋。晋虽弱，中国也；秦虽强，夷狄也。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！率百万之师，东向而俱下，谓可以传呼而定矣；谢玄以数万应之。百万，至众也；数万，至寡也。以至寡当至众，坚轻之不以屑意，将横截于岸而尽剿之。而晋之数万，自知非敌，士致其谋，人奋其勇，一以当百，百以当万。坚虽有百万之师，焉得而不败！故尝谓谢玄提孤军以当秦，盖亦识用兵之法也。然师次淝水，胜负未判，玄使人请坚麾兵少退，以决一战。坚命麾退，自相蹂践，晋人乘之，因以大败。世遂以为秦自败而晋偶胜，非玄之善，坚之不善也：使其不退，则胜负未可知也；使其分为十道，偕发并至，则可以胜归也。吾尝筹之，此二说者，常见其败，未见其胜。夫坚之事，胜亦亡，败亦亡，盖不足论；而世犹惜其可以胜而不知用之，则吾不可以无论也。故为之说曰：许退者，晋之不幸也；不分者，又晋之大不幸也。夫夹水而阵，一众一寡，寡者未敢前，众者不肯还。晋苟退军三十里，示坚以怯，坚必轻之，卷甲疾行，趍兵急渡，食不暇饱，粮不及赍。而吾先以两道伏兵张左右翼，乘其未阵，整兵向之：麾其东，鼓其西；正兵当其前，伏兵冲其腹，奇兵蹑其后，三面夹击，奋力鏖战，此陷虎法也。虎之见人，常欲吞之，而人先设陷阱，然后脱身反走，虎必来奔，趋于陷阱，执戈临之，杀之必矣。使坚而不退，则晋之计将出于此，而百万之师一败涂地，天下之人将以为谋略不世出矣。不幸而不然，则人遂以晋为偶胜。故曰：许退者，晋之不幸也。大率百万之众分为十道，求以攻人，必其兵皆精锐，将皆智勇，君明臣忠，内外无衅，始可以胜。今坚发诸州公私马，十丁一兵，其精锐何在？诸将虽众，人自为志，可倚信者，惟一苻融，其智勇何有？君肆其骄，臣献其谀。弱卒数万留守关中，而根本空虚；鲜卑、羌、羯攒聚如林，而萧墙衅起。晋苟待其既分，诏诸道坚壁清野，至勿与战。命桓冲谢玄等提精兵数万抵襄阳，设奇逆击，破其一军；而自均至金，入武关，趍长安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捣其空虚，慰抚居民，秋毫不犯。耆老感思晋德，得见官军，欣然相告，箪食来迎，不出旬月，关中举定。则秦之诸道之兵，强者不顾而自立，弱者不战而自溃，而蜀必孤。使关中之兵冲其膺，荆楚之兵捣其胁，而蜀定矣。此断蛇法也。蛇出其穴，横身于路，求以噬人，吾从其中而断之，径塞其穴，使之首尾不相救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可，虽有馀毒，将自毙矣。使坚而分为十道，则晋之计又将出于此，而坐关东瞰以制天下。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，大飨士卒，传檄河洛，则中原之地可复，百年之雠可雪矣。不幸而不然，则元虽乘胜直抵黎阳，而不得关中，守之不固，所取之地卒没于贼。故曰：不分者，又晋之大不幸也。此二策者，天下之胜策也。顾玄虽未足以尽知之，而坚决无胜理也。世言王猛之将终也，叮咛告戒，谓晋不可伐。彼亦知势之不可，虽制奇合变而亦无所用欤！

英雄之士，常以多算胜少算，而未尝幸人之无算也。敌人无算，凡天下之有算者类能胜之，岂惟英雄哉！故夫以英雄之才而临无算之敌，俛首而取之，曾不足以关其思虑，而奇谋至计无所自发，此非英雄之所幸为也。至若敌人去己不远，筹算时出，其势足以迫我，吾居其间，随机而应之，窘之而愈知，费之而愈新，愈出愈奇，而沛然常若有馀，天下始知英雄之为不可当矣。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敌，而后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，以制天下之变，以息天下之争。使敌无算则进，少有算则遂逡巡而不敢前，则是胜负之数未可判，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。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！天之所生，必不如是也。夫项氏之患，蚩尤以来所未有也。故韩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。彼其所以谋项氏者，可谓尽矣。不以其兵与之角，而欲先下诸国以孤其势，故一举而定三秦，再举而虏魏豹，三举而擒夏说，乃欲引兵遂下井陉。李左车说赵将陈馀曰：「韩信乘胜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赵地阻险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间道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，信必成擒矣」。馀不能用，信乃一举而破赵。世之议者皆曰：「使左车之策遂行，则信必不敢下井陉，下则必为所擒矣」。嗟夫！此何待信之薄哉！信而非英雄则可，若英雄也，则计必不出此矣。且赵不破则燕不服，燕不服则齐未可平，齐未可平则刘、项之权未有所分也。信之用兵，古今一人而已。今屈于左车之计而不能决刘、项之雌雄，斯亦何取于信哉！故吾谓左车之策行，则信亦下井陉，赵亦破，馀亦擒，左车亦就缚。请遂筹之。夫善用兵者，不内人于死地。今馀兵当其前，左车之兵绝其后，进退不可，可谓死地矣。内人于死地，而求人之不出奇谋，智者固如是乎！且信之精兵已诣荥阳，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。持是兵而与人战，犹将自置之死地以决死斗；而况敌内吾于死地，吾何惮而不敢入哉！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。馀尝言，信兵虽号数万，其实不过数千。则知馀兵虽号二十万，其实不过十万也。今分三万以与左车，则馀所统者不过六七万耳。吾既下井陉，因留数千人扼险以为后拒，以防左车之奇兵。乃引兵压赵垒而阵，彼必不肯战；乃命挑斗，彼又不肯战；乃使辱之，彼必又不肯战，何者？左车亦尝教之也。迟之一二日，密遣数千人间往伏险，戒之曰：「望赵军出而逐我，即起据其壁，击其背」。处分既定，乃使人巡军大呼曰：「贼兵断后，不如急归」。乃引兵而反。彼必谓吾计已穷，士气已沮，而又知左车奇兵实已断后，欲使吾腹背受敌，始可全胜。此虽智者亦必举兵逐我，而况馀贪得忘失之心嚣然其未已乎！彼既举军逐我，势将相迫。乃鼓噪反兵而战，兵在死地，人人死斗，而吾之伏兵又起，据其壁，击其背。彼腹背俱受敌，反不知所以为禦者矣，馀固可以一举而擒也。馀既擒，则左车三万之兵可以传呼而溃矣。孰谓左车之计果能沮信之兵乎！且夫断后之兵，古之智将固尝以是而胜也。然其胜尝出于敌人之不意。今左车之计未行而信已觇知之，此虽有天下之至计，犹得预为之备，而况左车之计乎！且善谋者，鬼神不能窥。使敌人得窥之，则不得为善谋矣。推此言之，左车之计可知矣。虽然，是计也，虽非天下之至计，亦一时之良策也。惟信为能可以当之，他人则愕然不敢进矣。计左车之为人，亦足以为军中之谋主，信欲就之以决疑，所以虚心委己而问之，岂真以为向者之计足以擒我哉！司马迁、班固不达兵机，以为信然，乃记于传曰：「广武君策不用，信使人间视知之，乃敢引兵遂下」。从迁固之言，则信特幸人之无算者尔，彼岂知广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！此殆可与晓机者道也。昔者曹操伐张绣，而刘表断其后，操随机应之，卒败绣、表。夫绣不下于馀，表不下于左车，而操之用兵，特信之流亚也。以信之流亚犹能败绣表，信独不能破馀左车乎？从是观之，则吾之说有不妄者矣。

所贵乎谋夫策士者，为其能审料敌情以释人君之忧也。夫人各有心。对面相语，莫能相测。敌人远在数千里，而欲察其情，揣其计之所出，此非智者不能为也。方敌人勃然而起，人君四顾惶惑，茫然未知所措，有一人焉奋身而出言之，设为定计，使中敌人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言之者，使人君得先为之规画处置，而向者之忧一旦释然，此谋夫策士所以为可贵也。然而人君赏之，天下推之，后世又从而信伏之，畏其审料之明而不敢议其言之当否，故言虽或过，而亦无复有辨之者矣。昔者黥布之背汉也，高帝深忧之。薛公为三策以料布，而谓布必出于下策，已而果然。此其智盖出人数等矣。然以吾观之，薛公谓「布出下策则汉无事」，信矣。至言「出上策则山东非汉有，出中策则胜负未可知」，其言不亦过乎！吾之意则曰：布出下策则不足败，出中策亦败，出上策亦败。何以言之？古之所谓英雄者，非以其耀智勇，据形势，如斯而已也。此二者，特英雄之末事；而仗大义以从天人之望者，乃英雄之所由起也。苟天命人心已有所归，而吾乃攘袂而起于干戈纷扰之后，用下背上，举逆犯顺，其名曰盗。虽欲耀智勇，据形势，而借英雄之资，其能济乎！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，皆英雄之资也。英雄用之则可，布用之则所以速其亡耳。请遂筹之。上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与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」。夫吴在布后，楚在布左，以力服之，则诚易也；复竭力以并齐鲁，则其力疲矣。而民心附汉，未必为其用也。力取者犹然，而欲传檄燕赵，能保其必降乎！纵使其迫于势而降，而民心抑又可知矣。汉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，持节往慰谕之，则燕赵必复为汉用。因命勃率赵燕之兵以收齐鲁，而帝亲率关、陇、韩、魏之兵以与布角，布力已疲，一举必败。布败则吴楚可不战而复也。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上策亦败也。中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与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」。夫韩魏，天下之中也。关陇在其西，齐、鲁在其东，燕、赵在其北。得韩、魏而未得齐、鲁、燕、赵，虽欲据敖仓，塞成皋，顾亦何用哉！汉苟遣一二能将若曹滕之徒，率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兵合击其背，彼必反兵自救。帝因以关、陇、蜀、汉之兵而夹击之，则布必走，布走而韩、魏平矣。帝于是乘胜引兵，急与布角，则布亦何足败哉！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中策亦败也。薛公者，明于料敌，而不明于上下之分、逆顺之理。故以英雄之资，设为布之三策，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。或曰：「司马懿之料公孙渊，石勒之料刘曜，于谨之料萧绎，果何如哉」？曰：「懿以弃城预走为渊之上计，谨以席捲渡江为绎之上计，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。不足畏之敌，彼料之既得矣，虽勿论可也。至勒之策曜，则有足言者矣：曜围洛阳，勒将往救，因料之曰：「曜盛兵成皋关，上计也。阻洛水，其次也。坐守洛阳者，成擒也」。夫率兵以攻人，顿于坚城之下，数月不能拔，士气已沮；一旦强援奄至，不能扼险以拒之，则腹背受敌，不败何待！成皋关，天下之大险也。使曜能留万人以围洛阳，而身率劲兵以扼成皋，则勒必不敢进，进则乘高而击之，胜之必矣。勒既不获进，则洛阳失援，曜因得优游而坐取之，此所以为上计也。若其阻洛水，则勒亦未能进，然而勒可设为疑兵而潜兵以渡，曜能应之则胜，不能则败。此所以为中计也。故吾尝谓：曜出上计则洛阳非勒有，出中计则胜负未可知。施之布，则薛公之言过矣。

善用兵者，识用不用之宜，而后能以全争于天下矣。夫战久胜则兵不可用，敌已惧则兵不必用。不可用而用之则挫，不必用而用之则劳。劳且挫，则敌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，上损国家之灵，下亏一身之名。一跌之后，前功尽弃，其为患也可胜道哉！是故智者戒之也。昔者韩信之用兵也，一举而定三秦，再举而虏魏豹，三举而擒夏说，四举而枭成安君。出奇制胜，变化如神。兵锋所加，敌人授首。盖举无遗策，而天下皆知其不可当也。然当此之时，战虽胜而兵已疲矣，兵虽疲而敌已惧矣。故兵虽不可用，亦不必用也。声恐而气喝之，固足以胜。是以广武君告以传檄下燕，然后举兵临齐，信从其说，卒以成功。然吾以为广武君虽不言，信之计亦将出于此矣。何者？势当然也。夫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，势不可用也。伤弓之鸟，可以虚弦下，势不必用也。不可用，不必用，智者固将不用矣。今信之势，何以异此？其所以区区咨计于广武君者，盖大功垂成，不敢不谨也。不然，则安能百举百全而未尝小衄欤！邓禹起身徒步，杖策军门，一见光武，遂论霸王大略，陈天下之大计，此其胸中固有大过人者矣。连兵西讨，所当者破，既定河东，复平关中，威声响震，敌人破胆。诸将劝禹乘胜径攻长安，而禹定计欲待其毙。光武迫之使急进兵，赤眉西走，遂拔长安。已而粮运不断，降者离散，赤眉还兵，长安复失。威名大损，功卒不成。论者皆以为禹之计则然，而光武实迫之使败者。吾独以为不然。斯民涂炭，皇皇无告，奋力拯之，惟恐不及。而况吾胜而彼沮，不进兵将何待也！使其既据长安，大张胜气，分慰居民，合飨士卒，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，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。此韩信破赵之势也。不知出此，乃举弊兵而与延岑合战，败于蓝田，可以止矣，且愤其功之不成，复收馀卒求与贼战，粮运日乏，屡战屡败，岂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，而亦无谋士以传檄之说告之耶？吾观禹之失，而后知识用不用之宜者盖亦难矣。嗟夫！禹之失亦有自来矣。禹令冯愔、宗歆等守栒邑，二人争权相攻，愔杀歆而反击禹，禹懵然无所措，求计于光武，赖黄防而仅能得其首。愔歆，偏裨也，始不能防之，终不能制之，敌人固有以窥我矣。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于相攻，则栒邑不摇；栒邑不摇则敌人不能窥，而粮运必不乏；敌人不能窥，则馀党不降而自服；粮运既不乏，则居民降附者日众，长安之功，固不在冯异而在禹矣。以此观之，禹实有以取之，而光武何罪哉。语曰：「行百里者，半于九十」。故夫古之智者，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。

用兵之道，不可以常律论也。履险者，兵家之危事，智将常用之而胜，他将常以之而败。胜非险也，以有术胜也；败非不险也，以无术败也。胜败在人而不在险，唯险而后可以见人之能否也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！冒大险而后能立奇功。险之不冒，虽曰有功，吾未见其奇也。故夫智者不恶夫履险，而恶乎无术。多方以误之，此兵家之至术也。声东而击西，形此而出彼，虽在坦地犹然，而况于险乎！险者人所易拒也，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，则敌一分兵拒险，而吾固将不战而自沮矣。乃若智者之制事也，声其所必意，形其所必趍，而忽焉乘险而进，则敌人惊沮而不知其所从来，智者不及谋，勇者不及斗。一举而败其党与，覆其巢穴，而后可以为不世之奇功也。昔者马援率耿舒进击武陵溪蛮，军次下隽，其道有二：一曰壶头，一曰充。壶头则路近而水险，充则涂夷而运远。舒欲从充，将以正合也；援欲从壶头，将以奇胜也。故援力言之：「弃日费粮，不如径进扼其喉咽」。帝遂舍舒而从援。援既进兵，贼乘高守隘，欲前不可，欲退不能。已而暑甚，士卒多疫，卒不战而自败。嗟夫！若援者，可谓不明乎履险之术矣。吾以谓当声言从充，纵其降口，使归以告。多张疑兵，鸣鼓鼙，盛旗帜，若从充进。贼必悉众出拒，吾密遣轻兵乘舟急进，径自壶头以掩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则贼气丧胆沮，不知所以为禦者矣，五溪诸蛮可以一战而擒也。不知出此，而明明履险，其败也固宜。然援则失矣，而议者方以景舒之计为得，是所谓见牛而未见羊也。故从援则必败，从舒则未必胜。从吾之计，则发必中，攻必克。是以韩信之击魏豹也，盛兵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袭安邑，卒以擒豹。曹公之攻马超也，盛兵潼关，而潜兵渡蒲阪、取西河，卒以破超。此则兵家之妙术，而非吾臆说也。惜乎援之不出于此！始援谋隗嚣于掌握之间，击诸羌于指顾之顷，破交趾，平峤南，出奇制胜，前无坚敌，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。然至此而失，岂其终老而智耄耶？光武尝言：「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」。每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援上此议而光武从之，光武必以为可胜矣；已而援败，复重加罪。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从之，终不能少贷其法而重责之，呜呼，光武亦不得为无罪也。

古之所谓英豪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智。两军对垒，临机料之，曲折备之，此未足为智也。天下有奇智者，运筹于掌握之间，制胜于千里之外，其始若甚茫然，而其终无一不如其言者，此其谙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。故始而定计也，人咸以为诞；已而成功也，人咸以为神。徐而究之，则非诞非神，而悉出于人情，顾人弗之察耳。夫崔浩之佐魏，料敌制胜，变化无穷。此其智之不可敌，虽子房无以远过也。而其料柔然尤为奇中。方太武将议出征，众皆难之，浩肆辩诘之力遂其行，且告人曰：「必克。但恐诸将琐琐，前后顾虑，致不能尽举耳」。已而果然。使浩临机料之，可也。而能先事料之者，此果何术哉？吾尝论之，古之善料敌者，必曰：「攻其所不戒，击其所不备」。柔然去魏数千里，恃其绝远，守备必懈。吾卒然以兵临之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震电不及瞑目，彼将望风失措矣。此浩所以决知其克也。然夷狄之人，贪而无亲，轻而不整，胜不相逊，败不相救，一夫先奔，万夫争溃，此其习俗然也。魏师乘胜而进，势若风雨，所至奔败，鸟窜兽伏，各逃其死。柔然计穷气沮，数日之间，众未及聚，谋未及生，徬徨四顾，而莫知所以为禦。使连兵急进，以势迫之，此虽犯天下之至危，而可以得志。然是举也，唯明者为能必之，唯断者为能行之。不明则利害显然而不见，不断则可否犹豫而不决。夫投机之会，间不容发，有是二者，而何能投机哉！太武之用兵，动顾万全。而其将若长孙翰、刘洁、古弼之徒，虽不为无谋，而皆不能用权以求胜。故机会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。此浩之所为深忧也。是以先事料之，言如有形，庶临机之际，或因吾言而能有所决，则举一国犹捣虚耳。其功可胜道哉！太武卒失其机，使贻后悔。彼非不知势之可进，而自顾进军数千里，穷其巢穴，人或死战，或因险以要我，或设伏以待我，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，不若全军而止，他非所忧。此则太武与诸将之意也。而不知事固有随机立权者，乌可以琐琐顾虑哉！故夫浩之所料，虽曰奇中，要之皆出于人情，而太武失之耳。唐太宗伐薛仁杲，既破宗罗睺于浅水原，遂以二千骑进逼城下，仁杲遑遽出降，盖以权术迫之也。太宗亦尝为诸将言之。太宗之智，则浩之故智也。或用或不用，成败之所以不同欤。嗟夫，此英豪之权术，前人秘之，而吾独论之者，吾恐后世之以浩为神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