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之本末源流，大臣之所讲画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；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，子弟之所习闻而建官设学之所教诏也。夫天下之贤才，岂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，国中之学不以及天下之士者，国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语之也。集天下之士而会之京师，非所以养其重厚质实之意也。以天下之学养天下之士，为之规矩准绳，命有司而宾兴之，岂将以销天下豪杰之心；天下而有豪杰特立之士，卓然不待教诏而知国家之本末源流者，彼固不能自掩于宾兴之际矣，犹将养其望实以待天下之既孚，然后举而加诸上位，先王之所以处天下之士，固已无负矣。而公卿大夫之子弟，近在王朝之左右者，吾既尊礼其父兄，而众庶共见矣，其子弟犹吾之子弟也，使之共处而教之：大司乐与其属以乐而和平其心，是成德达材之道也；师氏，天子之所以长善而救失者，则又以中失之事而语国之子弟。其于国家之本末源流，固已如身尝而亲历之矣。故其适子往往可以继世为卿，而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，肃之以戒令，平居则考其艺能，缓急则部以军法。凡在王朝之左右者，无非可用之才也。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，非若汉法待其父兄任以为郎也。虽重嫡以节其馀，又岂能禁其异时不举任之哉！东汉之置五经师以教四姓小侯，唐分四学以官品而教其子弟，盖亦足以加惠于公卿士大夫矣。教养之无法，而时变之易移，终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为盛也。东汉之衰，不足道矣；而唐之盛时已如此，奈之何其变之不亟哉！本朝监学之法，虽参以天下之士，而于国子加厚矣。盖爱礼存羊，以有待也。吕汲公号为杰然有识之士，不知举先王教养国子之法，而欲于阶官加「左」「右」二字以勉励之，不究其本而其齐其末，徒以启后来之纷纷也。今朝廷之选用，固已无间于文武若奏补矣，因其父兄之所在，冀其自学而任使之，而教学之法阙然不闻。故虽不学而从政者，举世安之而不以为异，尚乌望其习熟国家之本末源流哉！然国子犹置博士、正录，则其文之一二犹存也。今以场屋一时之弊，将使国子若待补者试之别头，则其文从此尽废矣，况未能复其实，而忍弃其文乎！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习知国家之本末，徒为纷纷以乱人听，而有意于国之子弟，于斯时也，而举先王教养国子之法，奚患不行？况其一二之遗文，岂可以其一时之弊而遂废之哉！士大夫之嘱托其子弟，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谷者，尚可覆也，何至仓卒变法而类若亡具乎！集天下之士而养之京师，非良法也；人情之既安者，未可改也；太学之加厚于国子，犹美意也；天理之不可无者，独可轻变乎！草茅之论，不敢以私而害公，执事不可以公而自嫌于私也，其为今日卒言之。

有察举而后有铨选，有铨选而后有资格。天下之变日趋于下，而天下之法日趋于详也。方汉、魏之察举也，岂以铨选为可行哉！察举之不免于私，则亦严其课试之法而已矣。课试之有法，而其变未已，由是而加详焉，则铨选之归于吏部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及隋、唐之铨选也，岂以资格为可用哉！铨选之不免于弊，则亦谨其注授之时而已矣。注授之有时，而其变未已，由是而加详焉，则铨曹之有资格，亦其势之所必至也。然铨选既行，而人往往以察举为无用之虚名。今人浸不如古，故铨选犹不堪其弊，而欲慕无用之虚名以求合于古，而冀得人之盛，是导之使为私耳。向也为汉、魏之良法，而今为虚名，铨选有定制，则其说岂易入乎。然魏元同、沈既济之徒，思救铨选之弊，则惓惓于郡县之察举，奏疏论之，以幸一旦之可复。天下方病铨选之不定而将趋于资格，亦何有于察举哉。论虽不行，而识者高之，盖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。及资格既用，而人往往以铨选为难守之弊法。今人浸不如古，故资格不能以尽防，而欲举难守之弊法以渐复前代，而谓古道之有望，是开之使无法耳。向也为隋、唐之盛典，而今为弊法，资格有定守，则其说岂易入乎。然庆历间，范、富诸公思救磨勘、荐举之弊，欲去旧例，以不次用人，而案百吏之惰。天下方病资格之未详而将趋于成例，亦何有于铨选哉。事虽随废，而论者惜之，亦以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。然则铨曹资格之弊，自庆历以来固已患之矣。其后熙宁间，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，按唐《六典》而大正天下之官。其徇名责实，固已光乎祖宗，而元祐诸臣之所不敢轻动也。然其资格尚仍祖宗之旧而加详焉。及夫徇名责实之意既衰，而资格之弊如故。凡其大臣之所讲画，议臣之所论奏，往往因弊变法，而未必尽究其立法之初意，法愈详而弊愈极。积而至于今日，而铨曹资格之法，其弊不可胜言矣。此所以上勤圣天子宵旰之虑，而执事亦将进诸生而教之也。夫人情不易尽，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。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，乐其有准绳也。以名誉取人，人或以虚诞应之，而荐举直以文移为据耳，天下宁困于荐举，而终以为名誉之风不可长者，所恃在法也。以绩效取人，人或以浮伪应之，而年劳直以日月为功耳，天下宁困于年劳，而终以为绩效之实不可信者，所恃在法也。天下方以法为恃，而欲委法以任人，此虽尧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。将一意而求之于法，则今日之法亦详矣。圣上徇名责实，常以清光照临群下，留意民事，尤以郡县为重，而其弊犹若此。则人情果不易尽，而法果不足恃矣。方庆历、嘉祐，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；及熙宁、元丰之际，则又以变法为患。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，亦不过勇果于嘉祐之制策，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，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，虽自以为善事两朝，将使其君何所执以为据依哉。独张安道始终以艺祖旧事为言，不以两朝而易其心。使人主能讲求其立法之初意，则必因时而知所处矣。艺祖承五代藩镇之祸，能使之拱手以趋约束，故列郡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；财归于漕司；兵各归于郡；而士自一命以上，虽郡县筦库之微职，必命于朝廷；而天下之势始一矣。此其图回天下之大略，而非专恃资格以为重也。当是时，宰相得以进退百官，而吏部尚以身言书判为试，则犹仍铨选之旧也。取人犹采名望而荐举任用，磨勘迁转犹未有定法，凡欲使天下之势在我而已。故朝廷尊严，大臣镇重；而天下之士不以进取为能，不以利口为贤。历三朝而士之善论时政是非利害者，百不一二也，岂不盛哉！今吏部之资格日繁，而铨选之为虚文久矣。庙堂方以资格从事，下人轻上爵，小臣与大计。则其徇私苟求，浮伪偷惰之风，不当尚求之法也。愚不敏，不敢辄论时政，顾方居今而思艺祖，当资格之时而谓铨选之可复，亦徒以谢明问而已。

古人重变法，而变文犹非变法所当先也。天下之士，岂不欲自为文哉，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，则人各有心，未必以吾言为然也。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，而论者始纷纷矣。纷纷之论既兴，则一人之力决不能以胜众多之口，此古人所以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也。然则文之弊终不可变乎？均是变也，审所先后而已矣。夫文弊之极，自古岂有踰于五代之际哉：卑陋萎弱，其可厌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恢廓磊落，不事文墨，以振起天下之士气；而科举之文，一切听其所自为，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，未尝变其格也。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，从事古学，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；及杨大年、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，则天下靡然从之，谓之昆体。穆脩、张景专以古文相高，而不为骈俪之语，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。故天圣间，朝廷盖知厌之，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。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，古学既盛，祖宗之涵养天下，至是盖七八十年矣。故庆历间，天子慨然下诏书，风厉学者以近古，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。于是胡翼之、孙复、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，而李泰伯、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，而士始得师矣。当是时，学校未有课试之法也，士之来者，至接屋以居而不倦，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。乘士气方奋之际，虽取三代两汉之文，立为科举取士之格，奚患其不从，此则变文之时也。艺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。然当时诸公，变其体而不变其格，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。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，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其说于熙宁也。经术造士之意非不美，而新学、《字说》何为者哉！学校课试之法非不善，而月书、季考何为者哉！当是时，士之通于经术者，神宗作成之功，而非尽出于法也。及司马温公起相元祐，尽复祖宗之故，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、取其学校课试之大略，徒取快于一时而已。则夫士之工于词章者，皆祖宗涵养之馀，而非必尽出于法也。绍圣、元符以后，号为绍述熙、丰，亦非复其旧矣，士皆肤浅于经而烂熟于文，其间可胜道哉！中兴以来，参以诗赋经术，以涵养天下之士气，又立太学以耸动四方之观听，故士之有文章者、德行者、深于经理者、明于古今者，莫不各得以自奋，盖亦可谓盛矣。然心志既舒则易以纵弛，议论无择则易以浮浅，凡其弊有如明问所云者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议者思所以变之，其意非不美矣；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，而嘉祐之所未及也。夫三年课试之文，四方场屋之所系，此岂可以一朝而变乎。然学校之士，于经则敢为异说而不疑，于文则肆为浮论而不顾其源，渐不可长。此则长贰之责，而主文衡者当示以好恶，而不在法也。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，熙宁有王文公学法，元祐有程正叔学法。今当请诸朝廷，参取而用之，不专于月书、季考，以作成太学之士，以为四方之表仪，则祖宗之旧可以渐复，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！古人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，则必有深意矣。不识执事以为如何？

昔者孔子适周而观礼，上世帝王之书，盖亦无所不睹矣。包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氏始开天地而建人极，其大者固已为百王之所不可废，而风俗之尚朴、法度之尚简也，故其书不可存而存其大者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。而《易》之书则天地古今之变备矣。帝尧始因时立制，可以为万世法程，而百王之纲理世变者，自是而愈详，故裁而为书，三代损益之变，后世圣人将有考焉。而夏商之书，杞、宋特不足證，于是始定《周礼》。又参考周家风俗之盛衰，与其列国离合之变，删而为《诗》。其于周可谓详矣。又取累圣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，列为《乐书》。而又伤春秋之变，遂不可为也。齐威晋文之伯，首变三代之故，而天地之大经从此废矣。圣人之所以通百代之变者，一切著之《春秋》。《六经》作而天人之际其始终可考矣。此圣人之志也，而王仲淹实知之。九师三传，齐、韩、毛、郑、大戴、小戴与夫伏生、孔安国之徒，其于六经之文，穷年累岁，不遗馀力矣；师友相传，考订是非，不任胸臆矣；而圣人作经之大旨，则非数子之所能知也。天下而未有豪杰特起之士，则世之言经者岂能出数子之外哉，出数子之外者，任胸臆而侮圣言者也。彼其说之有源流也，历盛衰之变也，合前后之智也，于圣人之大者犹有遗也。纳天下之学者于规矩之内，吾未见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术之有所止也。当汉、唐之盛时，学者皆重厚质实，而不为浮躁儇浅之行，彼其源流有自来矣。祖宗之初，不以文字卑陋为当变，而以人心无所底止为可忧，故天下之士惟知诵先儒之说以为据依，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，是以重厚质实之风往往或过于汉唐盛时。其后景祐、庆历之间，欧阳公首变五代卑陋之文，奋然有独抱遗经以究终始之意，终不敢舍先儒之说，而犹惓惓于正义，盖其源流未远也。嘉祐以后，文日盛而此风少衰矣。极而至于熙、丰之尚同，犹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圣言也。圣人作经之大旨，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知，而纤悉曲折之际，则注疏亦详矣，何所见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论乎！无怪乎人心之日偷，而风俗之日薄也！然考之三朝，未尝立法也，而天下之学者知以注疏为重，则人心之向背顾上之人如何耳。夫取果于未熟，与取之于既熟，相去旬日之间，而其味远矣。将以厚天下学者之心术，而先启其纷纷，则又执事之所当虑也。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岂忠厚者之论乎，盍亦思所以先之。

昔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因象以明理，虽天地之正数，而未尝以语人也。制器者尚其象，而岂数之云乎，象一示而数存乎其间矣。当是时，风气未开，人物尚朴，观象之妙盖不必推数而后知也。故言数者归之律历之学。而更阅群圣，皆以观象为穷天地之蕴。虽孔子既知之矣，而不以为常言也。汉至建元、元狩之间，而数家之学始盛。其说以为数始于一，成于三，三而积之得八十一，而黄钟之律生焉。度，起于黄钟之长者也；量，起于黄钟之龠者也；权，起于黄钟之重者也。演而为历，推而尚象，合而为《春秋》三统四时，列而为皇极三德五事，以五乘十，而为大衍之数。道，数之宗也，而道据其一，所以别道于数也。数，固四者之宗也。而列而为五，所以偶数于器也。茍非道以主之，则天下之数何能生生而不穷，天下之器何能分别而为用！言数而不知道者，真星官历翁之学耳。寸极于九，以为黄钟之管；三微成著，以别度之分；上三下二，以示量之状；忖为十八，以极权之数。是皆数也，而有理焉。数可演而理亦可阐也，洛下闳诸人推其数，扬子云独因其数而阐其理。颜师古之释，释其数耳。不明其理而释其数，庸讵知其数之果不悖乎！学者当于《太玄》而求之。先儒以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数，阴无一，阳无十，阴缩阳赢，或乘或除，以尽数之变。故极天两地而倚数，是非数之正，而所以尽其变也。律生而为度量权衡，制器以尽天下之变，是岂可以常法而论其相生相成之义乎！姑以谢明问而已。

自鸿荒以至于尧，天下之水未有所归也，故洪水之患特甚，尧独有忧之。当是时，天下之善治水者，未有过于鲧者也。四岳举之，尧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。昔者三载尝考绩矣，其导一水，筑一渠，盖亦未尝不得其便利也。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，故虽有一水一渠之功，而三载之间会众流以课之，则终于无成而已。故曰：「鲧湮洪水，汩陈其五行」。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，水之大者莫如河，使天下之水有所归，而河亦安流而入于海。其导河之功力为不少矣，大要行其所无事也，故历三代而河不为患。自齐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国，而河始失其故道矣。禹于荥泽之下，尝引河流以注东南而通淮泗，盖其肢脉犹未盛也。自秦决浚仪以灌大梁而并天下，而河汴始分流矣。汉承齐秦之后，而受河之患为尤剧。盖必有禹之遗智，而后可以治当时之水。然其议臣之讲求，若东流北流之说，贾生、韩生之论，虽或足以为一时之便利，揆之古义，是皆汩陈其五行者也，乌足以动天而回河乎！及永平之间，河流既塞，始筑汴渠，而又修浚仪渠焉。其后隋大业中，大开通济之渠，而河汴达于淮、泗者始安流而无碍。是以东南转输相继而上。本朝都陈留，而宿重兵以为固，其资东南之粟者不知其几千万石，故置发运使以漕之，而浚渠之功为不细矣。故本朝受河之患，无以异于汉；而受汴渠之利，则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岂水无常势，而亦因时以为利害乎！今汴渠已塞矣，异时版图之复，其言河者岂可复以往事论，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趋，则必有以处之矣。

古者官民一家也，农商一事也。上下相恤，有无相通，民病则求之官，国病则资诸民。商藉农而立，农赖商而行，求以相补，而非求以相病，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。《周官》以司稼出敛法，旅师颁兴积，廪人数邦用，合方通财利。此其事甚切而其职甚微，所宜曲为之防；而周家则一切付之，使得以行其意而举其职，展布四体，通其有无，官民农商，各安其所而乐其生，夫是以为至治之极，而非徒恃法以为防也。后世官与民不复相知，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，求以自利，而不恤其相病。故官常以民为难治，民常以官为厉己；农商盻盻相视，以虞其龙断而已。利之所在，何往而不可为哉。故朝廷立法日以密，而士大夫论其利害日以详，然终无补于事者，上下不复相恤也。嗟夫，此其来岂一日之积哉！郡县困匮，而其弊日又甚矣：租入加耗之无算，义仓支移之不时；利和籴之赢，取力胜之利。法禁非不严，议论非不切，而郡县恬若不闻，而行之若当然者，天下之官岂无一人有志于民哉！圣天子宵旰仄席，忧勤于上，夫亦何忍为此，而郡县之用，赖此仅足枝梧。夫使官兵一切不论，而独存大信于斯民，自大贤犹或难之，而况其官民农商盻盻相视之时乎。夫亦正其本而已矣。郡县略就从容，而后示以官民相恤之义，不待夫事为之法，而犹可济也。不然，则上有其意，下无其实，回环四顾，网如凝脂，终于相蒙，而又何尤焉！虽然，善言弊事者，未有详于今世者也。而治道之不知，时变之不究，其说虽若可听，其事虽若可行，原始要终，而卒归于无用。譬如枝撑弊屋，而不救于一日之摧，不独于四者之弊为然也。财利之本源，法制之根柢，增损盈虚之变，先后参酌之宜，讲究而推行之，使天下之财日以裕，郡县之用日以足，则区区四弊一郡官之责耳，何足以烦议臣之议论推究，与夫朝廷之文书约束，而明问复以下询哉！张文定公为祥符以来，万事隳弛，务为姑息，渐失祖宗之旧。取士、任子、磨勘、迁补之法既坏，而任将、养兵皆非旧律。国用既窘，而政出一切，大商奸民乘时射利，而茶、盐、香、矾之法乱矣。其后神宗皇帝独留意于租赋之入、郡县之藏，而常平、义仓之法尤为详备。元符以后，支移借用，不复旧典，而神宗之法又坏矣。渡江以来，于财计之远者大者犹有遗恨，士大夫置而不考，而独四弊之足言乎！方将从执事问其本末而未暇也。

设科以取士，而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。夫决科之士满天下，岂必皆常才，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，独制举得以擅其名者，岂古之贤君，其待天下之士如是其薄哉，彼其以一身临王公士民之上，其于天下之故，常惧其有阙也，自公卿等而下之，以至于郡县之小官，科目之一士，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；然犹惧其有怀之不尽也，故设为制举以诏山林朴直之士，使之极言当世之故，而期之以非常之才。彼其受是名也，宜可以自异于等夷，则亦将尽吐其蕴，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，一切为吾君言之，以报其非常之知焉。然后人主可以尽闻其所不闻，恐惧脩省，以无负天下之望。则古之贤君为是设科以待非常之才者，其求言之意可谓切矣，岂徒为是区别而已哉！五季之际，天下乏才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设制科以待来者，至使草泽得以自举，而不中第者，犹命之以官。以艺祖之规模恢廓，固非饰法度以事美观，诚得夫古者设制科之本意，而求言之心不胜其汲汲也。虽当时才智之士，其所见不能有补于圣明，历太宗、真宗而涵养天下之日既久，及天圣间，仁宗再复制科，而富韩公首应焉。其后异人辈出，仁宗既用以自辅，而其馀者犹为三代子孙之用。及熙宁之初，孔文仲、吕陶犹能极论新法，以伸天下敢言之气。虽制科卒以此罢，艺祖之规模宏廓，其所庇赖后人多矣，而仁宗实当其盛时也。元祐既复之，而绍圣以后又罢之。及上皇中兴，首设制举以行艺祖之志，而士病于记问，莫有应者。肆我主上，切于求言，而略于记问，士始奋然以应上之求。其于国家之大略，当世之大计，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虚伫以待者，固将无所不闻矣。而执事方以董仲舒、刘蕡所对之缓急，而论者皆有遗憾发于问目，岂将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！夫言之难也久矣。要之，以其君为心，则其言之缓急无不当于时也。汉武帝，英明愿治之主也，负其雄才大略，欲挈还三代之盛，而汉家制度之变亦其时矣。仲舒以为汉杂伯道以维持未安之天下，天下既安而教化犹未纯也，劝帝以更化，而更革之际岂可任意而为之哉，天人相兴之际甚可畏，故缓其言，使武帝舒徐容与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当先者，岂敢以一毫奋厉之气而激武帝之雄心哉。仲舒之言虽缓而实切于时者，以武帝为心也，夫岂计其合不合哉！异时固已甘心于胶西矣。唐文宗，恭俭少决之主也，乘主威不振之后，欲有所为而辄复畏缩，而北司之患至是盖亦极矣。蕡以为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失柄于北司，元和之痛，臣子不可一朝安也，劝帝声其罪而讨之；而断决之际，岂可以阴谋而自陷于不直哉。社稷之大计非小故，故蕡急其言，使文宗奋厉果敢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，岂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。蕡之言虽急而实审于时者，以文宗为心也，夫岂计其第不第哉！彼其见黜固宜矣，而恨文宗之不一见也。论者病仲舒之不切，而咎蕡之疏直，是殆未知其心耳。夫当世之务亦多矣，必其以君为心，然后其言之缓急当于时。言之缓急当于时，而后不负于国家非常之求哉。

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，尧舜、三代之时，何其人才之多也。自汉以来，世往往以乏才为病，岂天地之生才遽不若古哉？尧舜之书略矣，彼成周之所以养士者若是其详，则夏、商而上不能易是道也。养之不于平时，而仓卒欲望其用，岂不难哉。主上锐意以图恢复，寤寐英贤，而郡县之间区区办职者甚少，而况于度外之士哉！此所以当宁兴叹，而群臣踧踖不足以望清光，而计效尚如此也。今将以三代养士之说为献，则合抱之木，夫岂旦夕之所可封植？欲求之山林薮泽之间，不次而用之，则伊尹太公不可得，而衒石为玉，往往皆是。或曰：「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」。今三岁大比，与夫当郊任子，及其他隶仕籍者不知其几人，而铨曹常不胜其应；甚者虽贤良方正之科，舍法久虚之选，亦既有人矣，何为不足以致雨也？上意所向如此，而人才之不应，此其所甚可疑者。无乃养之有经久之法，而仓卒之求抑别有道乎？不然，则度外之士可以意气得，而不可以科目求也？今日之迫亦甚矣，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，其说定如何邪？

治天下之患，其目固不胜其繁也，而大概可得而言矣；庶官之奔竞，人士之冒进，豪民之兼并，游民之蚕食，工商之乘时射利，自汉以来，虽有盛时，其患固已如此；而明君贤相，求所以处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矣，而议者之献说盖不胜其多也。然而足以计尺寸之效，而终不足以致天下之大治，岂是数者之梗吾治，终不可得而去邪？尧舜、三代之际，其民固淳，而后世不可复望邪？不然，则帝王盛时，其患常不至者，处之固有道也？今日之患极矣，顾何以宽圣上之忧者？请原是数者之情，而陈可行之法，毋徒曰「必古而后可」。

先儒有言：「古者子弟从父兄，后世父兄从子弟」。当汉之初，高祖之下沛，以书谕沛父兄；入关之所急者，谕秦父兄耳。自今观之，一室之间，若十人之聚，过事则纷然为论，父兄之力常不能以得之子弟，此何景？而世之论治者乃不及焉何也？汉独近古，而其风犹如此，则三代从可知矣。其何道以致之？率其子弟以从上之令，正今日之所甚急者。

老成之人，足以坐镇国家。虽有才智新进之士，不能以一日使天下信。自三代以来，必以黄发为贵、而世臣是用者，其思之审矣。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，必不得已而使卑踰尊、疏踰戚，则察国人皆曰贤者而后用之，固亦必求其足以自信于一国者，不然终不敢用也。汉兴，公卿多用军吏，以贾生之才智，犹疑其纷乱国家而不用，为天下者，其体固应如是邪？虽然，创业之初，及国家再造之际，安得世臣而用之？仓皇急卒，虽天下皆曰贤者，固亦不暇待也。光武中兴，所与谋者邓禹，禹才年二十三尔，而置相必曰侯霸、伏湛，霸与湛岂必天下皆曰贤而后用之乎？岂创业之初，再造之际，其用人固难以一道律也？唐宪宗时最号多士，更任迭用，各有成功，中兴非一士之力也。及裴度阅历四世，为国重臣，穆敬之际，其施为可睹矣。然则世臣固未足深倚，而遍试天下才智之士，诚亦未为失也。三代之事远矣，孟子之言真迂阔不切于事情邪？此虽识者所不得而不疑也。

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」，而尧舜之时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自大夫士以达于庶人工瞽，皆得以其情自通。岂其求之者如此其至，而后庶人不得而议之邪？夫下情不通，祸败随至，然使天下之人争务论说利害以撼时政，亦非有国之福也。祖宗之制，使天下皆得以书言事，其所以通下情者至矣。六科之设，使之与论时政，名曰进策，将以考览其才也。天下之士，无故而出其私意，自为论著，是果何道乎？天子间岁一集礼部所贡之士而亲策焉，名曰御试，将以考求得失也。然所在群试，有司私策之，人士公议之，是果何法乎？以为通下情邪，则天子固不得而尽闻也；以为养敢言之气邪，则狂言徒乱人听，而乘时者或得以肆其阿谀也。夫法制一定，子孙世守之，小弊则为之损益，大弊则度德顺时，一易而定矣。纷纷而争言之，扰扰而迭易之，上下汩乱，不知所守，此岂为国久长之道邪？事之纷纷，固自夫二者始矣。思所以革之，则下情不通，明圣在上，决不出此；因之而不革，则论说利害以撼时政，其弊未知底止。是将安出而可？

汉儒最为近古，好专门名家，其学往往溺于灾异，不足以自通于圣人。去古宁几日，其弊固已如此邪？今世之士，游心六艺，不拘先儒之说，必欲自求圣人之意，而尊师重道、深识有守之习，曾不足以自厕于专门者之后。论说人事，讳言灾祥，以为天道远，人道迩，谶纬之书不足信，而畏天忧变、上下叶心之风，独衰于言灾异之时。以今较古，则汉儒之不足以自通于圣人者，乃其所以为近古也。士风日薄，志意不定，伊欲仿汉而为之法，其何道以自通于圣人？

仁义法制，帝王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也。贾生之言曰：「仁义人主之芒刃，法制人主之斧斤」。是岂真知仁义法制者哉！三代之所以为仁义者，井田、封建，其大法也。秦举先王之法而尽弃之，不二十载而社稷为墟。汉高帝与群雄并起而争天下，天下既定，异姓而王者八国，故大封同姓以镇之。末年异姓浸少，而同姓日以强大，所赖通侯诸将参错其间，而郡县往往秉其阨塞地利。景、武之间，同姓既微，而通侯之子孙绝灭殆尽，独郡县之权无恙也。汉法日密，而权浸以轻矣。中外殚微而奸邪生心，为天下者，果可无大法以维持之邪？中兴悉监前弊，并宰相之权而收之，政不任下，事归台阁，先王之大法日泯，而享国之长不减前汉，何也？唐兴，在民则有口分、永业之田，在官则有租、庸、调之法，为之刺史、都督以统之，而府兵之法常足以制天下之变。府兵既废为彍骑，则立节度于外以捍边陲，及节度之兵既强，而天下之权在藩镇。虽为唐家之患无虚日，其间庸君暗主往往绝而复续，盖亦藩镇角立于天下，而其势未易以亡也。藩镇天下之弊法，唐亡犹赖以不速，法庸可少邪？五代之际，藩镇之祸极矣，艺祖一兴而四方次第平，藩镇拱手以趍约束，艺祖因得以尽收其权，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，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，财归于漕司，而兵各归于郡，朝廷以一纸下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无有留难，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，而天下之势一矣。积而至于今日，而郡县之权日轻，虽有贤守令，举足造事，一不当豪民之意，摇手往往足以撼动之；而朝廷科条日密，更易不定，吏民不相习知，举天下郡县而皆可以撼动，是何以尊朝廷而壮国势哉！今庙堂如逵路，侯王如富室，兵民无制，文武相伺，所赖以维持天下者，往往按之古而不合。愿与诸君讲求其故，以待上之采择。

天生斯民而立之君，君不能以自治，则定卿大夫之任，分职授政，择天下之士以共之，因其才之优劣而任职之高下。故凡三代选士任官之法，皆人主之所自为谋也。当此之时，士知自修而已，而论荐乃有司之事；官知自守而已，而迁进乃人主之恩。故虽终身陋巷，而老于一官，皆安之若素，而不以为异也。今世之士，相与为家状、保状以求试于有司，而为官者相与具历官之日月以自注于铨部。夫天下之官，乃使之自求之而自注之邪？既使之自求之，苟可以得之者宜其无不为也；既使之自注之，苟可以利焉者宜其无不欲也。至于官高禄厚者，得以泽及父祖而任子弟以官，天子所以加惠天下之士大夫也，乃亦使之陈乞而后得之。夫「嘑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不受；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」。忍而不乞，则人得以议其不为父祖屈矣；乞之，则父祖乃为我而当其屈，使夫「行己有耻」者其何以为心邪？百年之间，上下相习，恬不为怪，此亦讲道揆于上者所宜动心也。愿闻其说，以裨庙堂之末议。

汉兴，公卿多用军吏，执持法度，终始一律。武帝好儒雅，公孙弘始自海濒而登宰相，人主得以肆其所欲为，而天下弊矣。宣帝起于闾阎，具知民间疾苦，即位尤留意民事，常严二千石之选，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，而黄霸等为相，功名大抵减治郡时。岂宰相固有大体，非良吏之所能尽知邪？朱博治郡，文学儒吏时有奏记，则曰：「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柰生所言圣人道何也。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陈说之」。为天下而相博等，其视治道为何等事？不幸而国家有变，欲其伏节死义，难矣。然则汉法二千石高第为御史大夫，任职者为丞相，是果不可易之良法邪？光武中兴，独卓茂以密令为太傅，自是之后，宰相多用儒雅，功名往往非前汉比。较其得失，其将孰从乎？

王者以一身而立于王公士民之上，居则有从，出入则有卫，常使贤士大夫得以参乎其间，不徒使之分列官寮，以壮朝廷、以维郡国而已也。然则接贤士大夫之时少，接妇人宦寺之时多，及至后世始有此论耳。成周之卫王宫者，皆公卿、大夫、士之适子庶子，而侍御、仆从无非天下之贤士大夫也。汉有光禄勋、中郎将、卫尉、司马以卫王宫，有郎以执戟殿下，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、期门，而医、商贾、百工不得与，其严也盖如此。又有中大夫、谏议大夫，多至数十人，以备左右论议，非一时名士不在此选。唐有左右监门卫上将军、中郎将以掌宿卫、而补亲卫、勋卫、翊卫者皆五品以上之子若孙也。乘舆所在，必有文词、经学之士；下至卜医伎术之流，皆直于翰林别院，以备宴见。虽其间不能无失，而成周遗制犹或可考。今宫殿诸门，往往领以宦寺，侍卫三司虽参乎其间，而环列左右者皆武夫力士也。此岂能尽知君臣之分，识礼义而输忠力者哉。九重之内不时宴见者，非妇人女子则其私昵之臣，使天子闲暇之时，讲切古今以缉熙其光明者，将谁使责之？最其甚者，王宫之政，虽天子之宰不得而与闻，此岂所以维持变故而内外若一之道哉！愿从诸君参考成周、汉、唐之遗制，以严王宫之政令。此治道之所从出，而九重之所乐闻也。

古者帝王之有天下也，亲贤并建，以屏王室，此天下之至公大义，而非人君之私恩也。成周之制备矣，汉、唐盛时犹不废也。我祖宗谦以莅下，不欲私其支庶，以与天下士大夫较其技能于职业之间，故虽贤者亦无以自见。神宗皇帝始权恩义之轻重，出而与天下共之，用舍进退，一与士齿，而藩屏王室之义未尽如古。中更变故，议者往往以为大阙。今将众建诸侯，使亲疏相错，如成周之制，则患其未可卒复；将出其近属，裂地而王之，如西汉之初，则又患他日之不可收也；将如唐制，使之出为都督、刺史，入为九卿、尚书，或使皇子遥统兵柄以威天下，则出入不常，虚名无实，而维城之势又将安在？尝试参古今之制，酌恩义之中，使可以藩屏王室，而不至于贻天下患，不徒将以裨庙论之末，亦因以观诸君之大虑焉。

至治之时，阴阳不失其序，鸟兽草木不失其性，所以感通天地者在君德之所致，而达诸政令者大略犹可见也。三代而上，羲和之官固其所甚急者。汉高帝犹知令谒者四人各职一时，而魏相则欲选通知经术者为之。自汉之东，太史读四时之令，以迄于唐，犹不废也。虽其道不可尽律以古，而爱礼存羊之义，是庸可少哉。其考古今之变，取其宜于时而可行，验于经而不悖者，使古道一复而来者有稽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