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后主之庸，而处阴疑于阳之际，泰然安之而不疑。虽诸葛亮之足任，要岂后世之所谓庸主哉！亮死，汉事不可为矣。蒋琬、费祎亦相继殂谢，汉氏之区区遗文，犹不使之自托地上耶！天命果可畏哉！

初汉置御史大夫，下丞相一等。其后有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，往往以宦者为之。成帝时，始更用士人。中兴虽置三公，而台阁实专国命矣。昭烈在蜀，以国政归丞相。其侍中、中书令、尚书令，有所谓仆射、黄门侍郎者，更为辅导天子之官。诸葛亮以大公之道，一整纲纪，明白洞达，民用其情。方连岁出征，而平世之文未遑具举。是以条章多阙，非独记注之失也。论者称其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。死生成败，要何足论。王者之不作，天犹以为未疏哉！

天下方乱，刘表以同姓坐觊非望，如惓惓汉事者取以驻足，何名非义，而况于刘璋乎！当此时，曹氏代汉之形成矣，不取，是厚其资也。武王之伐商，曰：「上帝临汝，无贰尔心」。统、正，策士也。发扬蹈厉之志，非太公孰当之哉！

余论次羽事，至于禁等七军之没，未尝不痛恨于吕蒙也。当是时，羽威震华夏，许下之民负担而立。使羽舍樊襄阳，乘锐兵径进，虽以曹公之雄，岂能禁方张之势哉。兵挫坚城之下，而徐晃得行其志矣。诸葛亮不可出蜀，庞统、法正之死，天真无意于汉哉！

武烈自奋于小吏，竟摧董卓。以彼忠愤，何乃进退俯仰于袁术之手？汉末愚儒守文之弊，盖成风矣；亦所以启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！诸葛亮称：「刘繇王朗各据州郡，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，群疑满腹，众难塞胸。今岁不战，明年不征，使孙策坐大，遂并江东」。然自古英豪，非履险知难往往不能济。要之，成败祸福，亦相生于无穷哉。

初，大皇不直魏武，破之赤壁。末年，始上书称说天命。魏武笑曰：「是儿欲顿吾炉火上耶」！然自是与之通矣。文帝乐其称臣而遂安之，故坐取荆州而植功于魏，有事秭归而无后忧。及吴蜀之势俨然矣，于是通好而绝魏。大皇之称号也，汉卫尉陈震实来。大皇与震歃血坛上，交分天下，以徐、豫、幽、青属吴；兖、冀、并、梁属之汉；其司州之土，以函谷关为界。

大皇之立国，岂有中国之志哉，君臣上下画江之虑精矣。其流风遗泽，固足以后亡也。虽微归命侯之虐，宁能更长乎！是以君子从其自立以著其兴废焉。

昔吴起与田文论功，至「主少国疑，大臣未亲，百姓未附」之际，吴起屈焉。桓王属大皇于张昭，更以周瑜遗之。后瑜驱驰于颠危之际，昭遂废不用，何哉？江东虽定，而国轻矣。余论次其行事，使善观国者有考焉。

汉兴，文章浑厚典雅，最为近古。武昭以后衰矣，独刘向扬雄为能自拔也。中兴，班、张、崔、蔡相望于百七八十年之间，宁独其气格之非是，然其辞意终不近也。至若建安七子之风概似矣，又争效其长于曹公父子，天固将以文其业耶！及汉、魏之际，非复数子之所能文也，曹公亦何便于此哉！

曹操取天下于群盗之手，可以为能矣，要何尝不藉汉以为名也。得间遂取之，是犹谓之天乎！固植之所不能安也，况使之嗣事哉！力不足以周旋于其间，苟安而成之，若表而去之，皆非其心也。自放法度之外，于事何所堪！立嫡以长，所从来旧矣，乃足烦经营邪！大业既已济，困顿废辱，盖亦安之而不悔。然犹惓惓累疏，求一出其力自效，抑所谓「其兄关弓射之，则涕泣而道之」者邪！三代衰，孔氏之学又泯没而无传，其于君臣父子兄弟之间，失其本心者多矣。若植者，盖孔子之谓仁者也。

曹操以汉天子之令，征伐四出，为汉功臣，孙权秉义称藩。当是时，心虽不可量，曹逆节未暴于天下也。如孔明言，荆蜀之势成，操之逆心或折，不可折则可图。及吴诈取关羽，秭归又以败，孔明甚恨恨也。丕既已易姓，玄德中道而殒，属大事于孔明而及其子焉。孔明惧奉先帝遗诏不谨，义不敢即安，是以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。末年渭滨之师，其规为志意远矣。惓惓汉事之心，对越天地，鼎足之计，非孔明本指也。年踰五十而死，岂非天哉！初，孔明之游学也，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孟公威等，往往务精熟；孔明独观其大略。及耕隆中，而庞德公在焉。司马德操兄事庞公；孔明每至庞公家，独拜庞公床下，庞公不为止。孔明为丞相时，许靖为太傅。靖在中州有英伟称，兄事颍川陈纪，与陈群、袁涣、平原华歆、东海王朗等善。于是靖老矣，爱乐人物，风流蔼然，孔明亲为之拜。玄德尝为孔明言：「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甚悉」。其君臣之间，始终可考者如此。

初，刘伯升死，光武于汉事惓惓也，持节北渡河，邓禹首建大策，遂参密议，连兵西征，关河响动。当此之时，其威略至无前也，赤眉、延岑独足婴其锋哉！帝敕使进兵，连辄败。禹念专任之不称，以疲卒徼战不已。帝赐诏曰：「赤眉无谷，自当来东。吾折箠笞之，非诸将忧也」。冯异趣往代之，禹自来归，绝口不道兵事。王郎之乱，及更始有诏罢兵，微耿弇不决，帝独儿蓄之耳。及平齐，无一不如其言，意始壮之。而从诸将驱驰，常出其后。天下既定，帝方偃武修文，胶东、高密并敦儒学，弇故一将也。于是自高帝以来，光武最为善保功臣者。

或问曰：文中子称七制之主有大功，而不言其德者，何也？曰：考论人物，要当循其世变而观之，不可以一律例也。评后世之人物，一绳以帝王之盛德，则自秦汉以下殆无全人矣。寒暑之推移，天不能以常春；晦明之递迁，日不能以常昼。时乎皆唐、虞、三代也，君心退藏于道德之密，民俗优游于德化之中，固不容专以功名也。柰之何秦人挈宇宙而鼎镬之，生民之无聊甚矣。当是时也，苟有君人出而拯之于水火之中，措之衽席之上，而子子孙孙，第第相承，又皆有以覆护培植之，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于闾里之间，若是而犹曰无功，可不可耶？若是而犹欲辨其德而掩其功，是亦不恕而已矣。吾尝考古今之变，斯民之不幸莫秦季若也。长城筑愁，阿房筑怨，左阱右擭，前桁后杨，盖容身而无所也。高皇代虐以宽，易暴以仁，除苛解娆，剔荒濯秽，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，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，向之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，此其功直与天地等矣。加以文帝以仁柔而驯之，武帝以经术而兴，三精雾塞，吾赤子复罹荼毒之苦，光皇烟赤帝之灰而复燃之，援民于浊淖之中，而饮以清泠之水，斯民复知有汉矣。继以明帝之政平讼理，章帝之宽厚长者，而汉脉遂寿于四百年之永。虽以奸雄之操，睥睨汉鼎，终垂涎而不敢挈者，民之戴汉旧矣。君子考论汉家之治，谓非七制之功可乎？然仲淹终不敢许七制以德而止于功者，其意微矣。古者帝王，其于治心修性之学，盖深讲而详究之，故其措诸治者醇白无疵，则其于德无愧矣。乃若高皇之学，固于德不据焉。武帝之伪，宣帝之刻，光武明帝之察察，皆于德不足焉。惟文帝、章帝之宽，仅足以言德，而一则不能容手足之爱，一则不能禁奸臣之横，无乃功有馀而德不足邪！仲淹取其所长，略其所短，喜其所长，而奚暇责其德之全？盖深悯夫世俗之变而道德之日以薄者如此也。况乎仲淹之生，值李唐之未兴，念民生之憔悴，未有甚于斯时也，故其著书深有取于汉之七制，若有慨慕不足之意。向使仲淹生于唐、虞、三代之时，岂复知有七制之功也哉！吁，爝火遇夜而有功，桔槔遇旱而有功，七制遇暴秦而有功，仲淹方颂其功而悼其时之已非古，故未暇辨其德而贬其德之不如古。吁！考仲淹之论，可谓忠厚之至，究仲淹之心，其亦有感也夫。

兴王之君，必有以服天下之心，而后可以成天下之业，未易以状貌求也。夫美眉隆准，史臣言光武之似，而谨厚直柔，兢兢不及，光武所以得天下；凤姿日表，书生得太宗之似，而英武大志，屈节下士，太宗所以得天下。帝王自有真，非常人所能知也。史言吕公见高祖状貌而讶以为无如，遂卒有箕帚之托，已而秦鼎迁汉，吕后果为天下母。说者谓吕公之相高祖，以其隆准美髯之状得之；夫准髯之隆美，秦之天下岂一高祖邪！且重瞳之羽犹重瞳之舜，九尺之交犹九尺之汤也，求人于貌，其亦迂矣。观怀王欲遣长者杖义而西，诸将皆曰「沛公素宽大长者」，遂遣之。食其见沛公，曰：「诸将过此者多，吾视沛公大度」。乃求见。宽仁大度，天下所以服高祖，高祖所以成大业者此也，吕公必于是焉观之。

史臣美之曰「专务德化」，专之一字，其渊矣乎。盖人主之心，贵乎纯一而无间杂，苟其心之所用有间杂之病，则治道纷然无所底丽，而天下有受其弊者矣。何也？一人之心，万化之原也，本原不正，其如正天下何？是故人主不可不先正其心也。此心既正，纯矣而固，一矣而无二三，培事物之根，浚至理之源，择善而固执之，不以他道杂之，虽非常可喜之说欲乘间而进，吾无庸受焉，则终始惟一，无间杂之病，施之治道，岂不粹然而明，浑然而全欤。有如守其一而复欲兼其二，主于此而复欲得于彼，方寸之间，扰扰焉初无定见，长驭远揽，求以备前人之所未备，则治道駮矣。故夫处心不定者，皆害治之本；而执德不回者，乃运化之枢。人主其可不纯用其心也哉。大抵治道有本原，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于其末，则胸中扰扰，日见其多事矣。抑不思治原于一心，心既扰扰，则以刑罚，说者或以刑罚为务；以征伐，说者或以征伐为务；以聚歛进者，或以聚歛为务；否则心主乎嗜欲，主乎便佞，又否则主乎广宫室，广台榭，而天下不胜其扰矣。呜呼，唐、虞、三代之君臣，夫岂无所用心于为治者？然其平居讲论，惟曰「惟精惟一」，曰「德惟一」，曰「纯亦不已」，曰「之德之纯」。究其言，疑若迂阔而不切事情，及穷其理，则治道复无出乎此。何也？专精纯诚者，合百为于一致，舛驭进退者，散志虑于多端；故视庭搏鼠者歌必不成，而蚊虻挫精者射必不善。吁，人之一心恶可二其用也哉！又况民以德而化，德以一而进，德不进于己，则化不形于民。民化于德，德化于心，心不一则德不进，德不进则民不化。此其源流本末所在，为君者要在端其本也。秦人不知务本，一意于严刑酷罚，务以束天下而震之，一时治效，君益尊，民益卑，疑足以过古，而一夫作难，七庙为隳，夫岂他哉，心蠹于功利，视德化为不急之务故尔。孝文惩之，以宽易暴，以德易刑，自农桑之外无馀说，自涵养之外无馀事。千里之马非不可受也，受之恐杂吾之诚心也；百金之台非不可作也，作之恐间吾之诚心也。宁屈于尉佗之不臣，毋宁伐之以伤吾之德；宁屈于张武之受赂，毋宁诛之以伤吾之和。与单于偕之大道，而扶杖之老思见德化之成。则帝之心可谓纯任德化，而无间杂之失矣。史臣之美，孰谓其过。

继前人之治者，要在识前人之心，心不前人之心，而治欲光前人之治，亦难矣。何也？心者治之原，其原一正则施之于治，循理而行，自与前人默契而无间，有如本原之地，已非其正，则措之政事之间，必有背理伤道而不自知者。虽蒙已成之业若易为力，非惟不能增光之，反有不逮焉者，君子奚取焉。夫宽厚慈仁者乃人主养心之本，而忌忍刻薄非为君进德之阶。自夫前人以宽仁涵养斯民，盈成之业已就矣，后人承之，踵其宽仁之厚，而益培其涵养之根，则治道之成必过前人远甚矣。至于粗有可观，柰何舍宽厚而染于刻薄之习，去慈仁而逞其忌忍之心！心非前人之心，则治体未至于破坏者，皆其前人之馀泽，而非其身济之力也。君子可不考论其故哉。且以治论古人，终不若以心论古人。夫心者治之根也，治者心之影也，其心然，其治必然。奚为治不足以论古人邪？盖心有定向，治无定体。治或因于前人，则易为力；治或因于身致，则难为功。此治无一定之体也。心之宽仁者虽时有忿怒，终不足以胜其宽仁；心之忌刻者虽时有贳贷，终不足以胜其忌刻。此心有一定之向也。苟舍其心而论其治，则治之粗安者可以盖其情实，而心所向者，万世之下孰能知之？是故天下不可无君子之论也。吾观周之成康，其治效无以大相过也，然诗人颂成王者何其层见叠出，而康后不槩见焉，何也？岂不曰康后承成王盈成之业，而所谓刑措不用者，皆成王深仁厚泽有以固结人心而不可解欤！吁，周云成、康则汉言文、景矣。文帝惩秦之暴，务与民休息，除肉刑而薄税歛，顺匈奴而怀尉佗，却千里之马，罢百金之台，以朴素为天下先，以恭俭为子孙法，一时烟火万里，老人游戏如小儿状，其庞恩实惠所以浃洽人心者深矣。景帝遵之，政宜以恢弘广大为心可也，然核其治效，反有不及焉者，可不求其本而论之！且以敷菑之功与夫陈修之功，朴斲之力与夫丹艧之力，其难其易，有不待智者而后喻。文帝当其难而反易，景帝当其易而反难，非施为之异也，本原之异也。文帝宽厚慈仁，而帝则忌忍刻薄也。何以验其然邪？文帝能礼亚夫，而帝则杀之而不之恤，何酷哉！文帝能容贾谊，而帝则谲晁错而斩之东市，何忍哉！甚者以博局杀吴世子；以释之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；以邓通吮痈之故，困追至死；梁王母弟也，骄之几致其死；临江王太子也，以母失爱之故，至使酷吏杀之。其于父子君臣之间，伤人伦、悖正理者夥矣，文帝有是哉？然所以犹获与文帝并称贤君，惟不改其恭俭耳。使高惠之后非文帝培本植根，而即以帝继之，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不然，七制之列，何以景帝不与焉？君子观此，然后可以知人主之心不可以不仁。

治新于人主之作意，而其弊也，亦自夫作意者遗之也。天下之事病于不为，而有为者奚以弊？盖法之未备，则继之者犹可以有为，法已备，则变穷而无所复入也已。夫急于效者有术中之隐患，详于禁者有法外之遗奸，求备于民者，民将至于不能自胜也。古之圣人，其图回治体，非不欲震之而使整齐也，然宁纾徐容与以待其自化，而不敢强其必从。自当时以观，疑若其政闷然有不快人意者，而古人不以治之不振而改弦易辙，彼诚有见乎此也。汉至宣帝八叶矣，承武昭之后，欺谩虚伪之弊不少也，帝愤百缺之呈露，思所以振刷而一新之，故作意以有为，而治效立至，不可谓非其整齐之力。君子徐观其治效之源委，似有可议者，何也？治之在天下，不可以求备也；必求备，则有所不可备者捷出而乘其后。故风林无宁翼，急湍无纵鳞，操权急者无重臣，持法深者无善治。奸宄之炽，皆由禁网之严；罅漏之多，亦由夫防闲之密。故圣人宁受不足之名，而推其有馀以遗后人，不忍尽用其术以求多于天下；蛰斯民之耳目于标枝野鹿之风，不忍斲其朴以启其鸥鸟不下之机。礼足以使之逊则已，不过求其尽曲折纤悉之仪；法足以使之畏则已，不过求其备节目品式之繁。彼犹安于蒉桴土鼓也，则笙簧管弦之可备而不之用；彼犹安于上栋下宇也，则山节藻桷之可为而不之示。古人非恶夫成而固迟之也，而忧其成之速而弊也；非恶夫备而固缺之也，而虑其备之极而巧也。至于成周，则适遭其穷，而有不得已焉者。而或者以为周之文能备古人之所未备，吁，岂周人之福哉，此其后所以为秦也已。炎汉初兴，犹有古人之遗意，所以创立规模、经画治体者，务在宽厚，斲雕破觚，与斯民盱盱睢睢，而法令礼文之事皆不敢穷其情，惧其有以震之也。八传而至宣帝，厌薄俗之顽，嫉奸吏之炽，践祚以来，赏之信，罚之必，断断乎不可移，凛凛乎不可犯（下阙）。

天下之大，不可以才智运也，以才智而运天下，则其所遗者必多，何也？周防检察，将以求胜天下之奸，而天下之奸反捷出而策吾之所不及，故与天下战于才智之中者，虽足以起一时之治使之整肃，而心地不广，规摹不宏，亦足以为治道之累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用心于为治，然其酬酢万变，陶冶一世，必有出于才智之表，而非徒倚办于才智，故治之全体，浑然醇粹，无一毫之可恨。后之人主，既以才智角奸雄而得天下，故其守之之日，不能脱其旧习，犹欲用其故智以从事于臣民，是以为治之效有不能满人意者，汉之光皇是也。方其鞭笞群盗，算无遗策，使炎刘之业灿然复兴，不可谓非其才智之力，然既得之，复袭其前日之所为，曾无转移迁化之功，此恃才智之过也。大抵才智之在人，非能用之为难，而不能尽用之为难。变故之相仍而利害之相攻，祸患之迭起而雌雄之未决，于斯时也，非才智不足以胜之，而曰不尽用之为难者何也？呜呼，以才智而收克敌之功，君子固无恶夫才智，以才智而为守文之具，君子固亦忧其所终，何也？道无时而息，术无时而穷，才用而不已则有遗才，智用而不已则有遗智。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时出之，如干将之出柙，牛既解则韬而藏之，苟用之而不已，其不缺且折者几希。又况人主之拨乱反正，非神武之才，聪明之智，未易以慑英雄而使之帖服。君子固谓欲成中兴之美，非才智不可也。然中兴之功已成，不知养才于拙，晦智于愚，其中翘然，恃其所长，视在廷之臣若无以当其任者。凡一政一事，惟恐以愚拙目我，于是介介焉以思，役役焉以察，必期下之人不能欺然后已。吁，胡不考古人之所以致治者，夫岂不足于才智哉？然商宗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严恭寅畏，自度治民；周宣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有常德以立武事，未闻察察然以一己任术而自为之也。光武果能尔邪？自其初而观之，东讨西略，虽曰藉诸将之力，然寇、邓诸人，往往皆遵帝之节制乃克有成，一或违焉，则动辄以败。至于昆阳之战，百万之众，亦帝见大敌勇之力。当是时，帝之视诸将，无能为矣，而帝之才智亦呈露于斯时而有可观矣。中兴之功，不属之帝而属之谁？惜也，帝恃才智而尽用之也。惩韩彭难制之患，虽寇邓之贤而不任以职；惩王氏篡夺之祸，虽置三公而不任以事，专任尚书，以发奸摘伏为贤，政事察察，甚者异己者升，非谶者弃，专以一身任天下，其明之所不见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。不然，贤如周举、严光，何以不肯屈于臣列？良以帝之持心非近于厚，而谓以柔道理天下者，是亦自欺而已矣。使帝即位之后，屏智虑，黜聪明，泯才智于无用，兼天下之视听以为视听，资大臣之谋猷以为谋猷，有好问之诚，无自用之失，断大事以圣人之经，假宰相以进退之权，无以谣言而亟易守令，毋以谶文而妄议封禅，则中兴之美岂不全尽！惟其贻谋之不能宏阔，是以显宗继之，愈任察慧，而史臣叹其无宽洪之道。回视高文之深仁厚泽，至是槁无馀润矣。人见东都之治斩然精明，遂以为二帝整齐之力，而不知才智可以致治于暂，而不可以持久，若非继之以章帝之长者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然则人主尽用才智者，可不以是为戒哉。

人主为治，莫患乎饰治者有馀、而出治者不足也。夫文物者饰治之具，而宽洪者出治之本。自夫本不足而具有馀，是以一时之政虽足以眩耀人之耳目，而大体实伤于冥冥之中。何也？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，华藻之丽而质朴之亡也，典章之盛而道德之役役也。故善为政者，宁使治本之不立，有如文物之灿然，而宽洪之缺然，则治本亦既不立矣，于治具乎何观？是故古之圣人，以具扶本，不以具胜本；以文辅质，不以文灭质。先立其大者，而后从事于其小者，是以政之成也，有条理而不紊。后世人主，惟务治具之举张，而大本不立，君子奚取焉！吾尝求之天地矣：日月星辰系焉，山川草木丽焉，人以为天地之文，若是然也，而天地曷尝无文，然天地之德不专在于文也，是以《易》于《贲》卦则贵夫「白贲」，而赞乾坤之德者，亦惟曰「大哉乾元」，曰「含洪光大」而已矣。人君出而经理天下，岂能不从事于文物，而索天下于枯槁之域也哉！顾唐、虞、三代之君，所以存心、所以抚物及人者，必有出于文物之表，而不从倚办于文物，何也？本大则末必蹶，华盛则实必衰，文之綦则德之凉也。是故临简御宽者，皆圣人体天地之量；而以严束下，以慧察物者，必非进德之阶。彼狭隘褊急者，非不知为君之道不应尔也，然冒而为之、有所不顾者，盖其溺心于刑政之末，常虞人臣之欺己，是以逞聪明而役智虑，务以察见臣下之情。夫岂知为君之道，不难于使人臣之不敢欺，而难于使人臣之不忍欺。万几之夥，千官亿丑之众，岂一人聪明智虑之所能固？有所及必有所不及。自其有所及，是以有文物之可述；自其有所不及，则宽洪之量欲进于常王之域，毋乃大有径庭乎！君子是以为显宗喜而亦为显宗不满也。且以治具之綦大者，不过数端而已：制度也，时令也，养老而乞言也，崇儒而重道也，厚本而劝农也。今也帝皆能之，可覆而按也。定南北郊之冠冕车服制度，则永平元年也；亲幸辟雍，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，则永平二年也；亲耕藉田，以祈农事，则永平四年之诏也；开立学校，置五经师，则永平九年之诏也。洋洋乎诗书之盛，彬彬乎文学之盛，孰谓永平之政非一时之至治乎？然刑理善而德化之不闻，法令明而度量之不广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，以万乘之尊而自以杖撞郎，其与帝尧容四凶而不诛，周人容饮酒而不杀者，不亦大相远邪！是以朝廷莫不悚慄，争为严切以避诛责，而以苛刻为俗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感逆和气，以致天灾，有如钟离意之言者，信有之矣。宋均亦以慧察为言。岂非文物有馀而宽洪不足乎？向使帝循高文之家法，以宽仁为心，以洪大为度，毋狃其南阳之对以为能，则永平之政岂止于今日之所观！后之有为治之志者，请以显宗为法；无容人之量者，请以显宗为戒。

人主为治，有所惩者斯有所善。前人之政或未善，则嗣其后者不容无所惩，有如袭其为而勌于更焉，则人心去而不可复。何也？含洪光大者，乃胶人心之理；而众情之所不依者，皆苛切迫急者之为也。自夫前人恃苛切迫急之术以束天下而震之，天下固已厌之矣，苟遵其业者不能察夫人厌苦之情，复从而震之，吾见其不安而殆也决矣。吁，乐简易而恶烦碎、喜柔和而惮严切者，人情之常也。为政不顺人情，而曰权之在我，制之无不从；势之在我，劫之无不服。从固从矣，服固服矣，其如苟何？人心以苟而顺，亦以苟而违，君子固亦忧其所终。为之臣者，适遭其变，则亦有所惩而已矣。易严以宽，变薄以厚，槩见于事者皆然，庶乎可以众情而使之安；不然，人心去矣。此岂细故也哉！汉至显宗，治具备矣，文物焕然可述矣，而元气实销铄于冥冥之中，公卿大臣皆以苟免为心，莫有固志，章帝素知人心厌其苛切，是以践祚以来，每务从宽厚，果有以当人情而致一时之治。君子推本而言之，知其有所善者，以其有所惩于前欤。大抵天下之事，有所遭者必有所变，遭其会而不知变焉，则变穷而无所复入矣。三冬之凛，万物悴焉，莫有生气；一经阳春之燠，则悴者荣矣。天道之善变也如此。人君适遭变之穷，而犹祖其故智，天下之人其不掉臂而去也乎？故夫前人有可随之规，则谨守而勿失者，乃善述人之事；前人无宏远之谋，则惩创而有所反焉，斯为善达权之君。若昧夫时措之宜，胶焉而不调，吾虑其难善于后矣。吾考三代之治，忠而质，质而文，非乐相反也，变焉而迭相救也。是以变而之善，周之法悉矣。惟秦人不知变，重之以法令之烦，此秦之所以亡。汉高惩秦人烦苛之弊，是故变之以宽仁；孝宣惩武帝虚伪之弊，是故变之以总覈；光武惩韩、彭之弊，是故变之以不任功臣。此皆其善变焉者也。若夫显宗承光武之后，政宜崇尚柔和简易，以矫光武明察之失，顾乃狃于天姿之俊逸，好以发擿奸诈为贤，公卿大臣，至见提拽，帝王德量吾恐不若是狭也。永平之政，虽号为治平，而高文宽仁之泽，至是槁无馀润矣。显宗继之，将因循其是乎，抑惩创其非乎？若是若非，人之多言，帝亦饫闻之矣，不待绾皇帝玺而后知之，是以即真以来，首纳陈宠尚宽之说，除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因刘方有不欺之政，遂戒官吏以苛为察、以刻为明；著胎养之令，赐婴儿之廪，好生之德浃于中外；复平徭役以惜民之力，简赋歛以爱民之财；体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礼乐，一时之民如在春风和气中，自非帝之宽仁有素，何以逮此？抑尝论之：天下之事，必要其极然后可以见古人之用心，若指其一二而言之，则末矣。吾观明帝戒有司之烦扰，复百姓之田租，非不宽厚也，然止于是而已矣。惟章帝每事而从宽厚，不可以一二指名，终身之所施设，凡一政一事，无非宽厚之所寓，兹其所以与明帝异。不然，何以魏文帝言明帝察察、章帝长者？事久论定，二帝之心白矣。吁！天下之事，不要其极，何以见古人之用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