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昔孔子论商周之损益，而曰「百世可知」，又曰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是以惓惓于三代之礼以俟后圣，而惜三代之不足證也。而汉儒因谓百王之道以此三者，忠、质、文之说未之前闻也。天下既已趋于文矣，而欲反之以忠，是挟山超海之类也。循环之说，又不知果何所据乎！使忠、质、文果可循环而用，则童子轮指而数之足矣，百代之损益不待圣人而后知也。汉宜用夏之忠，当时之论固如此，魏、晋盍不用商之质乎？魏晋不足以当天运，则唐宜当之，太宗乃用礼乐文华以致贞观之隆，曾不闻其用质何也？宋兴，宜用文矣，而艺祖皇帝以宽仁质实临抚天下，而士大夫以端简厚重成风，天下以笃厚朴素成俗，嘉祐以后，若近于文矣，而其厚者终不变也，谓之尚文得乎？唐用文而本朝用质，则循环之说盖易置矣。独其有晓然可知者：汉以法付之人者也，唐人法并用者也，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。纪纲法度真若有继承之理于其间，夫子之所谓损益者岂在是乎？忠、质、文之循环，直汉儒之陋耳。夫日异而月不同者时也，纪日以成岁者法也。时者天之所为也，法者人之所为也。法立而时不能违，则人谋足以定天命，盖自然之理，而未有知其由来者也。然而三代而下，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则人谋必有遗憾，而非天命之固然也。近世儒者，谓三代以天理行，汉、唐专是人欲，公、私、义、利，以分数多少为治乱，其说亦不为无据矣；而不悟天理、人欲不可并用也。有公则无私，私则不复有公矣，公私可相附而行，则儒者反破其门户，扃鐍以与人共之，将使时君世主何所执以为一定不易之治乎？圣上之图治切矣，而士风不淳，民俗不变，文法日繁，而治日以远，岂一代之所尚不定，而其效必至此乎？今将听时变之所自为，则其弊当何若？立人谋以定其归，则其道当何先？愿与诸君即孔子所谓「百世可知」之法而推之，则天人之际，治乱之数，其必有可言者矣。

《大学》之论治国平天下，本于正心诚意，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」，宜其无异道，而曰「为人君，止于仁」，则君道固有所独异矣。夫心天下之至健，乾为君，则健者君道也，而二帝之治天下，则曰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」，宽简又何以为健乎？是以世代论君道者，其说常不同，庆赏刑威曰君，故礼乐征伐必自天子出，而诸侯大夫不得而干也。一日失其柄，则虽有宽仁之德而非君矣。宣帝、光武盖有味乎此道者也。甚则为唐之宣宗，而世之儒者论其终始以为大讳，谓君道固有大体，而非若是屑屑然也。元首丛脞，则股肱惰而万事隳矣。深居九重之上，垂旒黈纩，寄心腹耳目于一世之贤者，公是非喜怒于天下之佥论，高拱责成，而人皆得以展布四体，文帝盖躬行而不变者也。而唐明皇卒以是失柄而不自知，甚则为汉之孝元，而有志之士相与共非笑之。此其道盖若圆枘方凿之不相入，虽有高世愿治之君，莫得所安而执之也。故刚明必如皇家之太宗、神宗，宽仁必如章圣、仁宗，而后可以无憾。然其道终分为两涂而不可一，前之二说，终未决其孰是孰非也。

圣上即位之初，刚明果断，下视宣帝、光武，而天下之气索然而不吾应，故近年以来，朝廷之设施，一切付之格令；庙堂之进拟，一切付之公言；行一事则喜其成而不敢讳其败，用一人则伸其长而护其短，其道有文帝之所未及者，而天下之俗终未归厚，人才反以烂熟骫骳，事功反以破碎脱落，是独何为而至此乎？《洪范》之九畴，盖天地之成理，君道之极致也。诸君相与尚论古今之得失，参以《洪范》不言之秘，定君道而归之一、使两说不得以并驰，而愿治之主不复徊徨于其间，则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，天下庶乎其有瘳矣。

自书契之兴，代有注记，后圣有作，而言动之记分矣。自当时之诸侯，国各有史，一话一言，罔不毕载。故四方之志，外史掌之。天子之言动，天下之几也；诸侯之言动，一国之几也。合诸侯之言动，亦足以观天下之变焉。有源有流，不可遗也。昔者孔子适周观礼，晚而有述焉。上古之初，不可详已，著其变之大者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。至于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定其深切著明者为百篇。盖尝欲备三代损益之礼以待后圣，是故之杞之宋，而典礼无复存者，故孔子屡叹之。周封二王之后，使各修先代之礼物，庶几后世有考焉，夫岂知其至此极哉！于是始定《周礼》，又删取周家之《诗》以具其兴亡，而列国之风化系焉。然后古书之存者无所复用矣。初，周室东迁而霸道兴，当孔子时，天下邦君犹知有王而弗克事也，故孔子有东周之志焉。鲁，周之宗国也，孔子尝三得其几矣。鲁用天子之礼乐，非周公之心也，盖孔子欲举而还周而不克。二都之不便于鲁久矣，大夫僭则家臣窃，故乐与三家共隳之。孟氏之不隳，非孔子之忧也，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终哉。陈恒弑其君，告诸天子以及方伯而讨之，可以震动天下矣，鲁君不之听，孔子伤其变之不可为也，举其意而寓之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事几之衡石，世变之砥柱也。故《春秋》，《易》之著者也，百王于是取则焉。汉兴九十馀载，司马迁世为史官，定论述之体，为司马氏《史记》。其所存高矣；出意任情，不可法也。史氏之失其源流，自迁始焉。故自麟止以来，上下千五六百年，其变何可胜道，散诸天地之间，学者自为纷纷矣。夫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文足以发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，治乱兴衰之迹，使来者有稽焉，愈于无史矣；岂可谓史法具于此哉。魏氏之代汉也，得其几而不以其道，变之大者也。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，庸可没乎。孙氏倔强江左，自为一时之雄，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。陈寿之志何取焉。魏实代汉，吾以法纪之。魏之条章法度，晋承之以有天下，于是乎有《书》。其诏若疏也有志，其臣若子也有传，不关事几世变之大者不载，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。蜀实有纪，其体如传，条章不为书也，诏疏不为志也，未成其为天下也。志曰《汉略》，悲其君臣之志也。吴与蜀同，彼是不嫌同体也；志曰《吴略》，著其自立也。合而附之《魏书》，天下不可无正也。魏终不足以正天下，于是为《三国纪年》终焉。呜呼！汉之有魏，魏之有晋，晋之有五胡，读吾书者可知之矣！

宗室。外戚。名儒。文士。近臣。刺史。太守。名将。猛将。高士。列女。

东汉之衰，贤人君子相继就戮，桓、灵于是乎不君矣。魏武犹藉汉以令天下，岂高、光遗泽犹有存者耶？法令不必尽酌之古，要以必行，盖当时苦于无政久矣。汉虽终禅，而剪除异己，不亦劳乎！其子文帝有言：「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」。参之是时，非过论也。

世以文帝论汉孝文为过贾谊，非其失君人之度。余读其论，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，未尝不为之三复也。于是时，吴、蜀争帝，中国庶几乎息肩矣。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。

帝生数岁，武帝甚异之，曰：「我基于尔三世矣」。好学多识，特留意法理。口吃少言，未尝接识朝士。即位之数日，独与侍中刘晔终日款语。晔出，语人曰：「秦始皇、汉孝武之俦，才具微不及耳」。其东西征伐，大营宫室之意壮矣，要亦何尝拒高堂生诸人之谏哉！

余论次魏之本纪，睹其维持王室之计矣。曹爽顾足以当斯时乎？王淩以齐王受制于司马懿，欲更立长君，其子广独曰：「凡举大事，应本人情。曹爽以骄奢失民，何晏虚华不治，丁、毕、桓、邓虽并有宿望，皆专竞于世。加变易朝典，政令数改，所存虽高，事不下接，民习于旧，而莫之从。故虽势震天下，同日斩戮，名士减半，而百姓安之，失民故也。今懿情虽难量，事未有逆，而擢用贤能，广植胜己，修先朝之政令，以恤民为先，父子兄弟并握兵柄，未易亡也」。魏于是不可为矣。

曹公有言：「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」。使充此言，不亦文若之心，而天命将安所归乎？不待其定，而开数百千年盗贼之谋，死固有轻于鸿毛者，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！齐威之心，暴白于葵丘之会，赖限于周制之不易裂耳。其初管仲岂不知之，而不忍天下之为夷也。余论次文若事，具有本末，盖明于天下之大势，而通古今之变者也。世徒以智计归之，岂其然哉！岂其然哉！

攸，隐于智者也，可以为智矣。攸不能安董卓之祸，汉、魏之际，岂其心哉！以文若之力，因事以导之，而卒不能正也，攸于是以智隐矣。

汉室再乱于贾诩，终于董昭。至于左右前后以成魏之霸业者，昱嘉之谋为多。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。

当曹公之末年，天下无复为异者矣。及文帝山阳之际，虽朗等皆以为魏真受命也，是以甘心相之而无愧色。不然，身为一时儒宗，岂其无耻至此乎！然则吴之自立，其亦差强人意也哉。

登非自屈于曹公者，其心直以为为汉耳。畴卒以志义自免。使登及畴时，又将安所出乎？以如是之资，而使志士思避就之计，岂不甚可惜哉。

天下之厌乱久矣。故曹公之兴，士无巨细，咸起而附之。使其听天命之所归，二子之所以重魏者顾不多哉。

此皆汉末守志行义之儒也，而尽为曹公用，彼其心岂有所利哉。始涣尝慨然叹曰：「汉室陵迟，乱无日矣。苟天下扰攘，逃将安之？若天未丧道，民以义存，惟强而有礼可以庇身乎」。凡诸儒之所以自处者审矣，而曹公亦可谓盛哉。

以陈平之智，高祖犹忧其详于避就，而缓急不知所仗也。放、资遂以社稷输人，尚何疑乎！济徒知专任之非，而不知后日之至此。及当其祸，卒亦不能有所为也。晔于其间最号为智，而竟以智穷，智其足恃乎！

夏侯太初处死生祸福之际而不动，名不虚得也，而遇非其时矣。二子之死义，乃与太初同命，尚何憾乎！

司马氏之祸，举天下皆安之。四子者独以义死，岂惟魏之纯臣哉。至其发不待事，奋不及机，逡巡就围，以冀天下之有变，此所谓有忠愤而无远略，明于义而不知其变者也。而王广亦与此祸，何其悲哉！

司马氏非有大功于魏也，乘斯人望安之久而窃其机耳。籍、康以英特之资，心事荦荦，宜其所甚耻也。而羽翼已成，虽孔、孟能动之乎！死生避就之际，固二子之所不屑也。

以余论次司马氏之事，魏之天下，非司马氏不能安也。民心要何常哉：饱食以嬉，不知堂厦之为适；负戴而疲劳，望婆娑之木而憩焉，往往忘去，木固不可以久也，又将安所底止乎！余为之掩涕，而《魏书》终焉。

诸葛亮言：「昔先帝败军于楚，当此时，曹操拊手，谓天下已定。然后先帝东连吴越，西取巴蜀，举兵北征，夏侯授首。此操之失计，而汉事将成也。然后吴更违盟，关羽毁败，秭归蹉跌，曹丕称帝」。其君臣反复于天意人事之际，亦可悲哉！方汉帝以山阳公宾于魏，或曰崩，昭烈抚膺大恸，始议举大号。尚书令刘巴、主簿雅茂，皆以为示天下不广，前部司马费诗争之尤切，其略曰：「殿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，故羁旅万里，纠合士众，将以讨贼。今大敌未克而先自立，恐人心易疑。昔高祖与楚约：先破秦者王。及已入关，犹逡巡不敢当。况今殿下未出门庭耶」！昭烈以为非是，左迁诗部永昌从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