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者自朝廷以及于百司庶府，与夫郡国之间、军旅之内，莫不有长、有贰、有属，有所临之人，等级有差，不相侵乱。而为之长者，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；为之下者，尽心毕力以协辅其上，不敢废其命而害其成。总而一之，等而上之，以达于天子，而天下治。今也不然：一司之长，建其名以立乎其上，而丞贰得以分其权，僚属得以留其令，胥吏舞文以参之，奸民挟法以议之，凡其所临者，皆得以伸其意之所欲言。他日事有害成，则其责独归诸其长耳。夫其不相统一如此，则亦何所用乎其长哉？然一司之事悉归于其长，而其属举不得而与焉，则权有所擅，而他日之患未知底止；诚使各得以伸其意之所欲言，则视其长如等夷，有言而莫孚，有为而莫应，平居不能相事，缓急岂能相死？自为纷纷而莫之或济，此岂可长守而不变邪？将使等级不乱，而上下之情常相通，其何道以处此？

问：井田之法行，民无甚富甚贫之患。阡陌既开，而豪民武断乡曲，以财力相君，富商大贾操其奇赢，动辄距万，甚者以货自厕于士大夫之后。此言治者之通患，而抑兼并、困商贾之说，举世言之而莫得其要也。夫民田既已无制，谷不能以皆积；兵民既分，力不能以自卫；缓急指呼号召，则强宗豪族犹足以庇其乡井；而富商大贾出其所有，亦足以应朝廷仓卒之须。此汉之所以徙五姓关中，与利田宅，而郡国豪杰赀千万若百万者，皆徙于茂陵云陵之间也。今所在豪民，谷无五年之积，镪无钜万之藏，而商贾之能操其奇赢者盖已如晨星之相望，而平民日以困，货财日以削，卒有水旱，已无足依，而况于军旅乎！无乃古制之未复，则贫富之不齐当亦听其自尔乎？成周有安富之法，自当时固已如此乎？尝试相与陈其通于古而宜于今者。

古者诸侯不言多少，大夫不言有无，而一命之士必使之禄足以代其耕，亦其上下交相成以至此也。今之为官者，往往或以贿闻：居则争利于平民，而郡县不能禁也；出入则争利于商贾，而关、津不能谁何也。一旦事达于九重，甚至于贬黜黥笞而不以为耻，此岂古之人皆廉、而后世之贪吏独不可化哉？制度之不立，而恃刑以为禁，可杀可辱，而谋利之心终不可夺也。况今天下之官□□多，而待次者常五六年，甚者或八九年，彼其以官为家，苟可以伸其意则无不为矣。试考古而为之制，以定其谋利之心，毋徒曰「躬化」而已也。夫古之躬化者，何尝不达之政乎！

问：古者兵民为一，后世兵民分矣，然汉、唐盛时，兵犹出于民也。本朝承五代之馀烈，募天下游手强悍之夫以为兵而刺涅之，聚之京师而分之于边陲，使良民相与尽力于南亩，出赋租以衣食之，民生不见去乡井、离妻子之患，而游手强悍之夫，亦得以自奋其武勇而以功名自见。自当时诸公巨人，往往皆以为便，而世世守之，遂为不易之法。独尝怪成周之时，使家出兵一人，而馀夫为羡卒，至于起兵、起徒虽有定数，役之虽有定日，而田与追胥则竭作，是无一夫得以苟免者。自今观之，先王虽未尝虐用其民，而必使其民自劳苦如此，岂兵民交相养之道，先王之智不足以知之，而仁不足以行之乎？是固甚可疑者。然养兵至于今日，使诸公巨人而见其弊，将亦争言其不便矣。以东南之地，岁入倍于承平之时，而费于养兵者十之九，然敌至犹以为兵少，或曰「未能使人人皆可用也」。今边境屯驻之兵固直隶御前，而诸州禁军亦既递阅于行都矣。顾平居无事，已困于养兵；缓急不足恃，而况于持久乎？愿与诸君论兵民分合之利害，而原累朝之所以得，陈今日之所以失，依诸古而为制兵之法，或者庙论其将有取焉。

问：三代以什一取民而上下足。虽汉之盛时，山泽之藏归诸少府，而大农之用犹不可胜计也。今郡县无遗财，诸司无宽用，民无留藏，地无馀宝，利自一孔以上皆入于官矣，而大农犹以匮告。使萧何、刘晏而生于今，财于何而可理？地半于承平之时，而岁入倍之，财于何而可生？养兵之外，百官有司之奉，郊祀宾客之费，不能以十之一，财于何而可节？上无横敛而民已困，岁无水旱而财已竭，边境晏然无虞，而盻盻焉若不能以终日。凡后世之所以治财者不可复言矣，无乃三代制财之法犹有宜于今者乎？行之而不骇于民，不损于用，宜有司之所欲闻也。

问：田不可以十日而无水，故沟洫立焉；民不可以五日而无食，故委积具焉。水旱之备，宜先王之所不敢废也。自阡陌既开，后世不复制民之产矣，是二者犹知为民虑之，如今之常平是也。沟洫川浍之法不可卒复，朝廷虽屡兴水利，而不能使田皆有水。户口无定制，民力无定籍，吏民不相习知，而奸胥豪右梗乎其间，朝廷虽常轸水旱之忧，诏发仓廪以赈之，而不能使民皆有食。诸君生长田里，习于其事，考古验今，要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为政，其亦有可讲习乎？

问：人为万物之灵，而才智之士又人之最灵者也，先王所以顺天地之纪而立人之政者，取其最灵者以治之而已。方尧舜之时，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，而「敷纳以言，明庶以功」，则荐士盖出于诸侯也。周监于二代，而有乡举里选之法，其殆开端于夏而创法于商乎？周之末造，天下之游士矫首于诸侯之庭，与之亢礼而执其□。当秦之强，诸侯惟恐一客之失也。汉兴，荐士复出于郡国，其后课试之法严矣。九品中正，特出于陈群一时之论，遂为魏、晋以来不易之法。及其衰也，而科举创端于隋矣。方唐之盛时，科举得人为尤盛，天下并趋于华，而人才日以浮。自当时好名之士，若杨绾、郑覃之徒，非不甚厌苦之，而力不足以夺一世之好，盖争之于其冲者固难为功也。本朝承唐之馀烈，故取士一以科举。艺祖之初，盖犹欲听有司之行其意，而严赏罚以临之，其后一付于法矣。然惟恐其法之不密也，二百年之间，于今为尤密。才智之士，老死于山林，而不敢以为有司之不公，盖亦可谓至矣。而士之骫骳烂熟亦莫甚于今何哉？夫一切取必于虚文，其势固必至此。方其盛时，名公巨卿又往往由此而出，则以为非法之弊而时之弊也。然乡举里选，上下千馀年间耳，汉法固已不能存于魏，而九品中正盖不能以四百年也，科举之法独六百馀年而未弊乎？通其变使民不倦，抑亦有道乎？法不可变，而其意亦有当变者乎？天地之运不能以不极，待其极弊大坏而为之法，无乃非仁智之用心乎？不然，则士之骫骳烂熟，其将何道以起之乎？圣上有中原之志，而人才不应其手，盖亦甚厌苦之矣，故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三代立学于天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；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所以广其心而久于其道也。自汉以来，其间治乱不常，往往以学校为国之先务，未尝有得一日之安而不从事焉，盖亦可谓盛矣。而本朝之学法为尤详。顾有所甚疑者：群天下之士，择其尤者而养之太学，而郡县又自有学，乃独汲汲于一日课试之文。夫以终岁之学，而为一日之计，其心安得而厚，其材安得而成乎？三代之学不可及，而汉、唐盛时，虽专门诵说，犹将以讲论经理，出入文史，犹将以考求治乱，岂若今之猎取一二华言巧语，缀缉成文而为欺罔有司之具乎？或以「言扬自三代所不能废，则科举课试之文诚有所不得已也」。立天下之学而教以此，此岂所以承天意而发越民之情性乎？学校本非所以为课试计，宜若可以一朝而顿变，顾安所取而为之法乎？三代、汉、唐之法，其亦有可增损而用之乎？祖宗立法之意，其亦有当承者乎？愿从诸君考其源流而酌其所当行者。

问：自《诗》《易》所称，曰武夫，曰武人，而后知古之人及无事时，其智力未尝不足以自卫。自汉以来，当其盛时，天下之士群起而赴功名之会，往往其气足以自振，及天下既平，而文事浸以兴，举一世日竞于浮华而不知反，不有盗贼横行之忧，必有夷狄乱华之祸，其效见常如此者非一日也。今中原半为夷狄，而国家之大耻未洒，此天下之义不能以一日安者，顾独恬然如平时：为士者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；居官者宴安江沱，无复远略；而农民、工商又皆自谋之不暇。圣上慨然有北向之志，作之而不应，鼓之而不动，是天下皆无人心，而崇高之势亦无如之何也。然则厌弃文士，崇奖武夫，本不为过，而数年以来，武举之程文，武人之威仪进退，武官之议论词气，往往更浮于进士，是徒有可参用者乎？魏、晋、隋、唐议臣之论，其亦有可兼采者乎？其熟之复之，以为经久之策。

古者官以授德，事以使能，禄以报劳，地以赏功，斯四者天地之常经，帝王之大法，同出异用而不可杂者也。当是时，四十而仕，七十而归，流品不分而自清，奔竞不禁而自止。凡后世之所患苦，而明君贤相随处而随弊者，独不烦当时之虑。盖立制之初固如此也。自秦尽扫先王之典，而立为一切之制，汉方明简易以随时宜：官以禄为差，而为上者无以自别于军吏；爵以级为等，而有赀者得以自附于武功。其后虽更易不常，而混淆愈甚。魏、晋、南、北大略可睹矣。唐兴，官有定品，职有常司，又有勋官之格，其制盖亦稍近于古，自当时固已有员外、检校、试、摄、判、知之名，则安得而不混淆哉！秦之遗波馀毒，历百世而未尝不在也。本朝之制，大抵尚循唐旧，盖六世而天下病之。神宗皇帝大正文武之官以幸天下，可以为一代之良法矣，循至今日，则有可论者：阶官，则升改于荐削而叙进于年劳；列职，则平进于资格而躐用于堂除；禄，则视其品之崇庳而随所涖之厚薄；地，则立五等之虚封而为郊祀之常典；文武之贴职，则又以均出入之劳而不必其真有功也；至于功劳之大小，一切以官赏之，盖虽天子之师傅不能以靳于立功之武夫。此尚可久而不变乎？荐举、磨勘之弊，若之何而可革？资格、堂除之法，若之何而可久？汉之增秩，可仿而行乎？唐之勋官，可复而用乎？今将姑从祖宗之初乎？其当渐复三代之旧乎？增损盈虚，与时偕行，其必有可论者矣。

汉诸侯既以嫡子袭爵，而二千石九卿得任其子弟为郎以备宿卫，察其茂廉而后出补令丞，继世象贤之道□于如此，宜不为过。自王吉诸人犹以为不可，何哉？然□魏晋□后，其流日开，积而至于唐，而任子之法详且密矣。□当□□□□□而未睹其害之极也。盖至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极□艺祖之初，其于斋郎进马之法最为□□固□虑其□□□□□可遏者，其后任子之法日滥，虽□廉□□□□之臣，能律其身，而不能律他人之私恩，能严其法，而□□严后日之积渐，盖举世常患苦之，然同蹈一辙而不自知也。盖尝以其情察之，而验之成周之法，则犹有可论者：夫三公九卿既已为天子所尊礼矣，乃使其子不得与于仕籍，而无以自别于白丁，无以自厕于岩穴之寒士，此人情之所决不可安者，盖天理如此，而非其私恩也。然使公卿子弟不学而官使之，则害政之大者，故成周教国子之法详矣：大司乐、乐师、大胥、师氏、保氏分掌其法，而馀子又使诸子之官掌之，使之讲闻道德之训，习熟朝廷之事，其大者既已继世，而小者犹出而用之，盖有过于岩穴之材也；其材之不成者，犹得以食其世禄；则公卿大夫没首无憾，此其所以为天地之经也。今不思所以教国子之法，而欲裁其奏补之数，严其入仕之格，盖两失之矣。然则成周之法亦可参酌而行乎？不然，两汉之法犹可复也？诸君相与参其宜而论之。

冢宰以道诏王者也，而《周官》食货实系焉。《易》曰：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」。仁者天下之公理，而财者天下之大命也。王心一失其正，则财无定所，用无常节，而天下病矣。此岂有司之事邪！汉以大司农治财，而天子自为私奉养则属之少府，其后事变多故，大农之用卒烦庙堂之虑，制之不以其素，则亦仓卒取办而已。周公之虑夫岂不远。及唐，以宰相领盐铁度支，论者乃以为失职，是又何邪？本朝以三司使领天下之财，使之得以自辟其属，权任亚于二府。及神宗皇帝大正天下之官，而财归于户部，卒无以自别于有司，平时固已不可为，而况于天下多故乎！比者以宰相制国用，宜有以重户部，而南库何为者邪？夫户部天下之财也，内库天子之财也，南库又宰相所领之财也，以制国用之权而不能合其二以为一，顾分而为三，则户部愈不可为矣。户部之财分之诸司，其利源固已不一，徒欲取赢于郡县，顾安所从出哉？不能者敲榜笞箠，与民为仇；其能者则妙斡巧取，与吏为市。官僚聚首，非财不论；追胥骈肩，非财不急。民生嗷嗷，而富人无五年之积，大商无巨万之藏，此岂一日之故哉！自经总制起科，而郡县无馀赢矣；自经总制立额，而郡县凿空取办矣；自宗子、退卒及归正、归明之衣食于县官不可胜计，而郡县岌岌然不能以朝夕矣。然户部亦方困于经总制之不及额也。今将一举而去之，则户部何所倚办？置而不论，则前逋未偿而后欠随积，官可罢，吏可杀，而钱不可足也。今诚使大臣之制国用者，得以与知内库出入之数，而并南库于户部，罢诸司之可省者，以一财用之源，然后大蠲郡县经总制之逋，而去其额三分之一，以其一起发，以其一别立库藏之郡，大郡若干，小郡若干，而后藏之县，皆以丞贰掌之，使郡县不忧仓卒之变，则岂不愈于藏之行都乎！顾所虑者，何阶而使君臣开心而定经制？何道而使上下协力以宽用度？内外轻重何为而适平？出入敛散何由而无弊？古何所考，而今何以示后？所贵乎学者，以其明古今之变而已乎？义仓之积盈天下，斯民有所恃赖，盗贼无以生心，此固神宗所以为万世根本之虑也；其后从事于西北而用度之不给，固已不免时发而用之；渡江以来，诸司郡县又皆不免贷用，而常平之法几于废矣。今诸郡之所积无几，而县则所至穷空，卒有水旱，则赈救一仰于兼并之家，国家至不爱官爵以诱之，而乘时欺罔者不敢穷其诈而不与也。废常平之法，而以名器假人，则谋国亦疏矣。今诚使常平使者括其见存之数：某州某县常平若干，义仓若干，诸司之借用若干，郡县之移用若干；可督则督之，可已则已之。使钱足以具粜本，米足以支缓急，前日之罪，一切勿问，复修常平一司之法，县有馀积而后积之郡，继自今擅发、移用之罪，不以赦降、去官原减，则水旱之忧不至烦庙堂之虑矣。然上下如何而相维？法令如何而经久？新陈如何而相因？敛散如何而无弊？丰歉以何为定？多少以何为则？及时专发则易以无制，听命而行则易以失时。儒者之论，一曰根本，二曰根本，其曲为根本计。

问：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也，曲蘖之毒，足以乱志丧德，夏之羲和，商之顽民，由此其故也。故祭祀之外，百谷既成之后，为酒以介眉寿；服贾孝养之馀，用酒以庆远归。此人情之所不可免者。其他酣饮则有禁，群饮则有杀，糜五谷以腐肠胃，保民者岂不为其终身之地哉！汉家有时节赐酺之法，以与斯民共乐于无事。其后武帝苦于用度不给，而榷酤之禁行矣。曹操、石勒犹知弛其禁，而禁人之饮，如使上下交征微利于其间，则其术亦穷矣。本朝重私饮之禁，而在官则或税或榷，随其风俗之便，固不专与斯民争利也。而军兴以来，户部始仰榷酤之利以补其乏，蚤夜收所以取赢者，而后争利之风炽矣。乡必有坊，民与民为市，犹不胜其苦也。而户部赡军、激赏之库棋布于郡县，此何为者哉？漕司有库，州有库，经总制司有库，官吏旁午，名曰趁办，而去来无常人，收支无定籍，所得盖不足以偿其费，而民之破家械系者相属也。上下交征微利，则何以保斯民而乐其生哉？夫谷者，民之大命，而田亩之间种秫相望，乐岁之谷如弃物，而秫不以丰凶而常售，其价至或倍蓰于谷，上之人方幸榷酤之利，奈何熟视而不为之法乎！今将先罢户部、诸司、州郡之库以风动之，一切听民自卖，顾何以严私酤之法？何以重群饮之禁？何以使民生不嗜于酒？何以使田亩不坏于秫？将使于保民之间而获其利焉，则必有道也。

三代之时，民生足以自衣食，而力足以自卫，五人之中，必有智过五人者，等而上之，以至倍蓰、什百、千万而无算。先王为之农官，次第以处之，使用其智力以养其所隶之人，故智愚各得其所，而上下各安其业。无事皆良农，有事皆精兵，而将校又皆有常人，此兵农合一所以为天地之常经也。井法坏而兵犹出于民，则业民犹有常法，恤民犹有实惠。及兵民既分，则民知奉租税而已，兵知执干戈而已，无事则民偷而兵惰，有事则民穷而兵骄。上之人又方计田亩以赋于民，业民之法不暇论也。举天下之力不足以养兵，则恤民又安有实惠乎？夫农者衣食之源也，乡闾之豪，田连阡陌，而佃之无定人，租苟收矣，去来不问也；吾负苟偿矣，死生非吾所恤也。随其智力之大小，割人以自奉，役人以自安，而县官之法不得而与夺。民生度不足以自衣食，则其强有力者去而屠牛刲豕，以图一朝之快，甚遂什百为群，私鬻茶盐，跳踉于山谷之间，而公家之人不得而谁何。惟其智力无所复之，而后俯首于田亩，雨耕暑耘，终岁勤动，而一饱之不继也。兵之坐食于县官者：弱者供贱役，壮者为舆夫，巧者奉末作以事其上，猾者百计自免而安坐以嬉，其智力足用者则偃蹇不可复使，虽有百万之众，惧不足用也。今兼并为农患，而国用困于兵，兵又不相赖，不幸有水旱之变，一夫疾呼，则閒民之强有力者跳踉以从之，谋国者不是之忧何哉！今诚使乡闾之豪自分其田而定其属户，为之相收相养之法，则民其有瘳乎！括在官之田，命乡择閒民之强有力者分给之，为之追胥简教之法，则郡县其无虑乎！拣诸郡厢、禁、土军以实禁卫，使与民兵相增减，则国用其可少宽乎！有其意而无其法，有其法而无经久之道，则言之而不听也，陈之而不行也。愿从诸君讲之。

问：祀礼废而道家依天神以行其道矣，飨礼废而释氏依人鬼以行其教矣，祭礼废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矣。三礼尽废，而天下困于道、释、巫，而为妖教者又得以乘间而行其说矣：神示鬼物举不足信，用吾之说，则疾病不忧，饥寒无患；贵贱贫富本无差等，用吾之说，则上下如一，天地适平。是以人心不约而尽同，缓急不告而相救，虽刀锯加颈而不顾者，彼其说诚足以生死无憾也。故道、释、巫之教公行于天下，而妖教私入于人心。平居无事，则民生尽废于道、释、巫之教；一旦有变，则国家受妖民之祸。顾欲恃区区之法以制之，是岂足以禁其心哉，坐待其变之成而已矣。今郡县之间，其徒党往往有因事而发露者，盖大者不啻数万，小者亦或数千，此岂小故，而置之不论乎！诚于斯时制民之产，使主客有相依之道，贫富有相收之法，疾病有常医，死丧有常度，室庐器用有常制，吉凶嫁娶有常时，士农工商有常人，山川鬼神有常祀，道释土木之工有常禁，游手末作之夫有常役，大经一定，则妖教之变可以坐消，而道、释、巫之教不至为已甚之害。顾所忧者，愚民难与虑始，君子惮于改作。何道可以宜于今？何法可以参于古？大纲若何而正？节目若何而立？其将制之于礼乎？抑将丽之于法乎？并帝尧所以「绝地天通、罔有降格」，吾夫子所谓「务民之义、敬鬼神而远之」者，陈于篇。

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」。今中原半为夷狄，此岂一日可安之事乎！上下有不安之心，则父兄子弟闻风而心动，慕义而来王，固欲策功名以自见于故国也。故往者兵动之初，归正归明之人，骈肩累足，至不可计。朝廷既已拔其尤者而惟才是用矣，而勇力智虑足以自效于行间者，乃以畴昔一日之变，分之州县而衣食之。夫善恶不常，不独来归之人为然，而兵久不用，或者不堪安坐而思变乎。不策而用之，而更拘縻之，岂惟坐费县官之财，大乖中原之望，而思际风云以效尺寸者，愈将有所不堪矣。天下之事，以至公之心处之，则异类可合也；苟曲为防虑，则东南之民独不在所忧乎！今诚使江、淮、荆、襄复置大使以经略边事，尽取诸郡归正、归明之人，置之麾下而杂用之，简其智勇，旌其技能，别其高下，听其去留，居者有以为业，行者有以为资，开心见诚，使各奋其所能，各得其所便，豁达明白之风，可以复动中原之心矣。然一旦而骤起之，则惊忧易以生；先事而告谕之，则思虑易以不一。旋取而用之，则何时当办？因事而处之，则何策当出？敢以烦诸君之远虑。

问：自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而治道于是乎始立，更夏、商、周而忠、质、文之用始备。儒者之言治，不能易于此矣。孔氏修之为经，以待后世之有考也。大学之道，治国平天下必本于正心诚意，而子思之论为天下国家其经有九，若既多事矣，然而卒曰「笃恭而天下平」，又何其简也。孟子言王道，本之以农桑，而鸡豚狗彘之微，材木鱼鳖之用，往往无所不及；至于言经界、谷禄，其事为尤详。治道之难若此，而其极卒归于「修身而天下平」，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」耳。岂圣人之道，修诸身、达诸法制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欤？老聃氏以清净为治道之真，而庄周申明其说，则以为九变而后王道可言，亦无怪乎儒者之多事也。秦以刑名齐天下，汉氏易之以宽厚，宜本于儒者之道矣，而所谓「齐、鲁诸儒言人人殊」者，虽曹参犹知厌之，而况于轻儒嫚骂之主乎！盖公之清净，不独行于齐矣，则文帝之躬行元默以移风俗，非有取于笃恭而天下平之论也。然天下之浮靡未能尽去，而贾生则曰「是不定经制之过也」。武帝用儒，而文章礼乐灿然可观，然天下自此多事矣。汲黯则归咎于多欲，申公则谓其不能力行，而董生又曰「是不知务教化之过也」。宣帝起自闾阎，知吏道之病民，故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而天下治；凡儒者多端之说，一切置之而无所惑也。然王政之不纯，礼教之不兴，则王吉又以为病。治天下当若何而可望三代之盛邪？自汉氏之东，以迄于魏、晋、隋、唐，其间愿治之主，有志之臣，不能易此数者而为治，而儒者之论亦不能易诸人之说也。而百年之间，其论独不然。其一曰：「自汉以来，儒者皆未闻道，故天地之文不备，而感通之理不著；诚得其道，则足以斡旋天地，运动古今，此精神心术之妙，而明智之君不亲尝之而不信也」。其一曰：「道揆、法守，本一理也，仁心、仁闻不达诸政，则有体而无用，本末舛而天人之道阙矣。井田、封建、肉刑、学校，三代圣人所以达其精神心术之用也，旁搜博考，以求复先王之旧，非若后世之役役于事为之末矣」。此其说皆汉、唐之所无，推之三代，宜有合也。而世之曲儒末学，后生小子，窃闻其说而诵习之，讪侮前辈以为不足法，蔑视一世才智之士，以为醉生梦死而不自觉。推此道也，则长幼能否方不安其分，岂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乎？由前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古今时变，方失其宜，岂能遽以周礼而敌天命乎？由后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圣主以聪明睿智之资，卓然有见于诸儒之表，是非邪正，如判黑白，方以天下未易治为病，则感通之理果可信乎？二十年间，厉精政事，无利之不兴，无害之不除，虽未能一举以复先王之旧，而彰法度以存公道，相时宜以立民极，而天下之人方各弃所守以要其上，则道法岂不离而为二乎？故才智之士始得奋其说，以为治天下贵乎实耳：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朝行暮效，安用夫大而无当、高而未易行之说哉？然则汉武之旧，宣帝之政，果不可易也，儒者徒自苦耳。愿从诸君质其所安，以破千载之惑，或者乙夜之览有取焉。

问：昔者夏商之衰，天下之法尝弊矣，一圣人起而易之，而大纲无以异于夏商之初，无俟乎多言也。及周之衰，文弊既极，华靡淫浮，变而为权谋谲诈，天下皆知患苦之，而莫知其所以变之之方也。老氏独以为有道德而后有仁义，有仁义而后有礼乐，凡其华靡淫浮，权谋谲诈，皆出于礼乐之流也。使无仁义，安有礼乐，使无礼乐，安有此弊哉！故欲尽去之，而与斯民共反其朴，一切安于所固有，而无事乎外慕。宫室不取乎崇深，器用不取乎简便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，此人心之真，道德之至，而老聃氏所以为天下之道也。列庄申明其说，而世徒指以为虚无之学者，殆见其浅耳。然微周之弊，聃之思虑宜不如是之深也。孔子亦既言之矣：「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」；「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如用之，则从先进」。其说几近于聃，而《礼运》所论大同、小康，则纯聃之说也。春秋之末，夫子老死而不用于世，世之贤人君子，念周之弊不可复救，乃以为虞夏之道，不大望于民，不求备于法，商周既极其备，则爵赏刑罚之穷固其势也。东野毕穷其马力，而颜子知其必败，然则周公之思虑亦不能自异于毕欤。夫人道之统纪固欲其备也，先时而求备则不可，及其时而欲使有遗意，以求其无弊，则人心之私亦可以防天运之公欤？农墨欲以敦本而御世，申、韩欲以核实而救时，是皆周末忧世君子之所为，而非欲为是异端以分裂圣人之道也。然则周之弊果不可救，而天下之说果不可一欤？秦以刑法而整齐之，而卒以自亡其国。汉兴，以宽大重厚而得之，以清净无为而守之，所谓「齐、鲁言人人殊」者，盖甚厌之而不用也。孝文以后，儒者始推言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，其说果何所本？而董仲舒以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，今宜用夏之忠；而武帝卒弊于文，亦既有验而可考欤？及唐之兴，越前代而上承汉统，宜以敦朴为先，而太宗乃用文华礼乐以致贞观之隆，岂其将以革夷虏荒陋之弊，而忠质不得而先欤？然五代既荒陋矣，本朝复以宽大重厚而革之，何也？今天下之习日趋于轻浮变诈矣，老聃之思虑，孔氏之遗法，周末忧世之君子，各致其说以救时弊者，可以区别而用之欤？三代之所尚，当何所从欤？汉唐之始末，当何所取欤？今天下之能言治道者独少于古，此又何景欤？愿从诸君而质之。

问：帝王之法度至成周而极矣，凡事变之所至，人情之所有，习俗之所偏尚，耳目念虑之所可及者，固已毕具；虽至于钩联阖辟之际，莫不大为之制，而后付诸其人以行之。然于其纤悉曲折，终不肯具其条目于书，使天下之人并起诈心，各自为谋，以来合于书、而要其上。故一世之贤者，得以展布四体以共成治功，而民之耳目手足亦各有定而不摇也。然风俗之美恶，刑罚之简不简，其条目亦既详矣，民又不率，而子产遂铸《刑书》，亦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叔向贻书力论其非是，盖先王之旧典犹在，恶其源流之遂开而不可禁也。申商之法，岂皆不善？回环四顾，无往非法，而民之手足无所措矣。汉高帝豁达大度，以与天下更始，禁网阔疏，而天下之人得以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。反帝王之末流，还天地之全体，此其功德，非后世儒生之所能知也。文景因而弗改，而武宣之法禁始严矣。中兴屏去苛法，简省文书，以舒天下之气，大纲虽非高帝之旧，而其意犹在也。及其后世，使诸生试家法，文吏课笺奏，虽至于察举亦有成法以授人，则其流既开矣。况以魏武之严密，安得不事事为之科禁哉！及至于唐，刑统既已成书，而取士选官，治民养兵，莫不各有成法，而人犹得以参之也。极而至于本朝，律令格式，皆有成书，张官置吏，所以行其书耳。吏部为司者七，户部为司者五，格令之外，虽天下之贤者不得以行其意。当其盛时，天下之人，固已得用其私计以取必于书，而文法已弄于胥吏之手，而今日特弊之极耳。叔向之虑，夫岂不远，而高帝之功，足以参天运而定人道矣。今自省部、台阁、诸司、郡县，既已尽困于书，而犹患书之不详，法之不密，议臣不知其几请，法令不知其几修，而算计见效，事功愈以不成，天下愈以不理，是以尚勤圣天子宵旰之忧，而终无一人探本穷源，极古今而论之，圣听高明，未必不翻然而一正之也。然犹有疑焉：天下未知有书而势将趋焉，犹可得而禁也；天下既已有书矣，而欲尽去之以付诸人，不独人未可信，而习熟见闻者岂安于一日之无书哉？置而姑听之，不独天下日以不理，而五方之异宜，人心之异用，天运之无穷，万世之方来而未已，岂文书所可得而尽束之哉！听其自穷，则非仁智之用心也。《易》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」，是以圣人成天下之大顺，致天下之大利，和同天人之际，而使之无间。愿与诸君推其往来之理，论其变通之道，以待上问而发焉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而三极之立也，分阴阳于天，分刚柔于地，分仁义于人，天地人各有其道，则道既分矣。伏羲、神农用之以开天地，则曰皇道；黄帝、尧、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经，则曰帝道；禹、汤、文、武用之以治天下，则又曰王道；王道衰，五霸迭出，以相雄长，则又曰霸道。皇降而帝，帝降而王，王降而霸，各自为道，而道何其多门也邪？无怪乎诸子百家之为是纷纷也。孔子之叙《书》也，上述尧、舜而不道其前，则皇道固已不可为法于后世矣。《书》止《文侯之命》，《春秋》律五伯以王道，则无取乎霸功矣。帝王之道，万世之法程也，然而子思称夫子之言曰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则帝道又或可略也。孟轲、荀况驾王道于诸侯之庭，而五伯则羞称而讳道之。董生、刘向、扬雄，汉儒之巨擘也，相与世守其法而不废，诸儒之说既一于王道矣，而汉家之制度乃以霸王之道杂之。李氏之兴，一曰仁义，二曰仁义，而详考其制度，则无以异于汉氏也，虽不曰霸王之杂，可乎？儒者专言王道，而趋事功者必曰霸王之杂。王通之言曰「天子而战兵，则王伯之道不抗」，其真知言邪？孟轲、荀卿其真迂阔而不切于事情邪？魏徵劝太宗，又以为「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」，岂将举孔氏之法而更出于孟荀之上邪？本朝专用儒以治天下，而王道之说始一矣。然而德泽有馀而事功不足，虽老成持重之士犹知病之，而富国强兵之说，于是出为时用，以济儒道之所不及。大观、宣和以后，尚忍言哉！今翠华局处江表，九重宵旰以为大耻，儒者犹言王道，而富强之说慷慨可观，天下皆以为不可行，何也？自孟、荀在时，商鞅假帝王之道以坚其富强之说，秦用是以并天下，而始皇不能传之二世，此其说盖伯道之靡也。而汉、唐愿治有为之君亦或乐之，乘时趋利之士亦或用之，儒者能言其非而不能废其用。今事日以难，安知其说有时而不用邪？始之以王道，而卒屈于富强，岂不将贻天下之大忧邪？王霸之杂，事功之会，有可以裨王道之阙而出乎富强之外者，愿与诸君通古今而论之，以待上之采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