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有正有奇，善审敌者然后识正奇之用：敌坚则用正，敌脆则用奇，正以挫之，奇以掩之，均胜之道也。夫计里而行，尅日而战，正也，非吾之所谓正；依险而伏，乘间而起，奇也，非吾之所谓奇。奇正之说，存乎兵制而已矣。正兵，节制之兵也；奇兵，简捷之兵也。节制之兵，其法繁，其行密：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；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；前者斗，后者治力；后者进，前者更休；一以当十，十以当百；诈者不能袭，勇者不能突；当之则破，触之则摧。此所谓正兵，而以挫坚敌也。简捷之兵，其法略，其行疏：号令简一，表里洞贯；进如飙风，退如疾雷；地险峻则鱼贯而前，道迂曲则雁行而进；以一击百，以百击万；间者不及知，能者不及拒；望之则恐，遇之则溃。此所谓奇兵，而以掩脆敌也。然而奇兵以简捷寓节制，非废节制也；正兵以节制存简捷，非弃简捷也。唯善治戎者为能制之，唯天下奇才为能用之。昔者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。平突厥以奇兵；而太宗问何以讨高丽，则欲用正兵。此其意晓然可见矣。颉利之敌，脆敌也，奇兵以临之，使之不及拒。苏文之敌，坚敌也，正兵以临之，则彼无所用其能矣。故吾尝谓诸葛孔明所用之兵无非正，靖所用之兵无非奇。其亦以时之所遇有难易，而敌之所当有坚脆欤。请遂言之。东都之末，英雄之都会也。大者争雄，小者固守。孔明于是以正兵临之。南收孟获，七纵七擒；西攻祁山，三郡响应。一战而枭王双，再出而走郭淮。兵退木门，张合追之，交锋而毙；师次渭南，司马懿拒之，卒不敢决战。其阵堂堂，其旗正正，此非正兵不能然也。隋室之季，太宗独雄之时也。大者仅能自守，小者至不能有立。靖于是以奇兵临之。要险设伏而枭冉肇则，乘水傅垒而破萧铣；轻兵至丹阳而公祏擒，劲骑袭定襄而颉利走。出其不意，掩其无备，此非奇兵不能为也。然靖亦尝一用正兵矣：提师西征，决策深入，大战数十，卒破吐谷浑，此岂非正兵欤？将以是平高丽，而不幸疾亟矣。故吾尝谓自汉以来，识奇正之用者，孔明与靖而已。然非深晓兵机者，孰肯以吾言为信哉！嗟夫，奇兵之效捷，正兵之效迂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，而时之难，敌之坚，势有所不可者。彼郭淮司马懿之徒，未尝无诈谋也，使吾以奇兵乘之，彼亦将设诈以覆我矣。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，欲收功于数年之后，而不幸早丧。论者见其功之不成，遂以为不用奇之罪，是所谓不能尽人之词而欲断其曲直也。悲夫！

轻敌者，用兵之大患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士卒虽精，兵革虽锐，其势虽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，而未尝敢轻也。设奇以破之，伺隙而取之，曲折谋虑，常若有不可当者，而后能以全胜于天下。使夫士卒未练，兵革未利，群情震荡而势不足以当敌，则彼固不敢轻矣。轻之而败，非敌败之，自败之也。用兵而先之以自败，可谓善用乎？昔者开元之盛，民不知兵，士不知战者二十馀年，一旦羯胡窃发，乘其间而执其机，盖逆兵一举而河北诸郡悉为贼有矣。当此之时，虽韩、白复出，岂能当其锋哉！而封常清欲挑马箠渡河以取贼首，志则锐矣，不几于大言以轻敌乎？及下令募兵，所得者皆市井佣保，可聚而不可用。常清率之进守河阳，断桥以抗贼，贼军一至，举兵挫之；已而大至，力不能拒，屡战屡北，遂失河陕。此则常清有以取之也。且善用兵者，因其势而顺导之。贼锋方锐，而吾势盖弱而未振也。处此之道，当因其弱而柔之，敛兵不应，婴城固守，以挫其锐，而后可图也。故吾以谓：河阳之桥可断而不必断也，贼之前军可挫而不必挫也；使之自恃以为独强，行行然长驱而进，自毙其锋，而吾以全军制其后，必胜之道也。夫河阳、陕郡、潼关者，关中之三咽喉也，是足以守矣。方常清受命讨贼，进兵河阳，荥王、高仙芝之兵次其后，为常清计者，宜告之曰：「高将军守陕郡，荥王守潼关，厉兵秣马，各固其地」。而常清则筑却月城以守河阳，训练士卒，储粮糗，浚沟固垒，清野以待之。贼军至则敛兵不应，设攻具则随机拒守。懈则击之，退则蹑之，食则掩之，夜则袭之。其馀应变之道，随机处置，不及旬月，而贼兵固毙矣。颜杲卿、真卿起河北，郭子仪、李光弼起朔方，已没郡县悉为国守，而贼之巢窟且危矣。彼欲进不可，欲退不能，徬徨无所，而固将成禽。使其不顾而进攻陕郡，则吾以兵徐蹑其后；彼反兵拒吾，而陕郡之兵又起击其背矣。腹背受敌，焉得而不败？又使其率兵而遽退，则吾檄召陕郡之兵；共进追之，俟其及河，半济而后击之，虽有勇者，不能为贼禦矣。凡此者，皆因弱成强而万全之计也。不知出此，以不教之兵，当方锐之贼，以及于败。既败，而后告仙芝以贼锐甚，难与争锋。呜呼常清，何见之晚也！常清败而仙芝退守潼关，明皇并戮之，易以哥舒翰。翰严兵拒关，贼不获进，而羸兵诱我，以冀复出。明皇不察，亟令进兵，翰执之益坚，而明皇督之益甚，不得已，涕泣而后出。翰明知此贼为诱我矣，固当因险设奇，励士决战，庶可以一胜；翰乃不然，见其兵寡则易之，行伍无列则笑之，反入其计而不悟。官军一溃，潼关失守，而长安陷矣。始常清以轻敌而失河阳，仙芝遂失陕郡，翰复以轻敌而失潼关，使三咽喉绝而宗社几危，贼党益炽，越数载而仅剿之。常清之罪，其尤也。夫善用兵者，敌衰则一举而乘之，敌锐则示弱以挫之。此兵之常势也。常清号为知兵者，而欲一举以乘锐贼，则亦何取于知兵者哉！

昔之善攻人者，使敌不得合，虽合而有以破之，则攻必克矣。夫攻者，事之末、患之端也，智者不得已而后为之，使久而不克，则敌将有乘其弊而起者，此其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。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设奇，扼要害，张形势，以破敌人之交，一举而两毙之，使声威功烈杰出乎诸将之右。此则天下后世将企仰之不暇，而何敢訾议哉！昔者马燧之镇河东也，策田悦之必反，请济师以讨之。出奇制胜，奋斗无前，虽淄、青、常、冀合兵救之，燧破之如反掌耳。燧能窘田悦于孤穷之中，此其智勇固有大过人者矣。然力能得悦，而不遂取之，使得婴城固守。悦不足道也，而魏为可惜。魏据河北，蔽捍诸镇，唇齿相固，牢不可破，桀骜不逊，以抗朝廷。凡师出而辄无功者，魏不破也。魏破则诸镇不足平矣。当燧之时，所谓一致之机也。燧乃失之，使朱滔、王武俊得乘间来救，王师十万，一战而北，燧殊无一谋以禦之，岂其智至此而穷耶？盖尝筹之：悦屡败之馀，气丧胆沮，众不能阵，谋不复生，旬日之间可坐而破也。滔、俊虽合兵以救，不过三万五千耳，然滔性多疑，易以势恐；武俊匹夫之勇耳，可一战而擒也。以燧之才，而无养寇自资之心，顾此三盗亦何足灭哉！且当此之时，以兵隶燧者，凡四将也。使燧能留李芃以围危窘之悦，其势固足以破之矣。而身率步兵，去魏百里，据便地为壁，以拒滔俊之兵，兵至则坚壁不战，挫其初锐之锋，别命李抱真率昭义之兵，自洺下邢，以指燕、蓟；李晟率神策之兵，自博下贝，以捣冀土。复命张孝忠、康日知厉兵秣马，以助其势。彼若能者，则反兵自救；不能则迟疑不去。二者必处一乎此矣。使其反兵自救，则抱真与晟冲其膺，燧又起而捣其背，腹背受敌，不败何待！若其迟疑不去，则抱真等得优游以覆其巢穴，而燧坚壁以待其自毙。彼其欲前不能，欲退不可，徬徨无所，而坐成擒。滔俊擒，则悦不攻而自破矣；悦破，则三镇席捲而平矣；三镇平，则淄、青之胆破矣。命一辩士持天子之诏往谕之，彼安得不束手听命哉！夫然后分置牧宰，慰养居民，使郡县之权悉统于朝廷，则朱泚、李希烈亦无自而萌其奸矣。由此观之，燧之罪岂止于失田悦哉！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，久之不下，而窦建德率兵救之。太宗留万人以围世充，身率劲兵以据虎牢，扼建德之喉，使不得进。乃命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，驰而南，引而东，以动其众，乘其阵乱，纵骑夹击之，遂擒建德而下世充，自洛以东，际河之北，一旦而尽平之。此可谓善破敌人之交者矣。嗟夫！以燧之才，而不思伐交之术，乃复请济师，使李怀光尽统神策之兵以往，卒以骄众失律，而盗且乘间起于萧墙矣。遂使李氏不见中州之大定，而诸镇世为不讨之贼。燧之罪可胜诛哉！唐史臣曰：「燧，贤者也，天下以为可责，故责之」。呜呼，吾之意其亦犹是也哉！

天下之事，众人之所不敢为者，有一人焉奋身而出为之，必有术以处乎此矣。虎者，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，而善养虎者狎而玩之，如未始有可畏者，此岂病狂也哉，盖其力足以制之，而又能去其爪牙，啖以肉饵，使之甘心焉，故虽驱而用之，而垂耳下首，卒不敢动。何者？有术以縻其心也。夫将者，天下之所难御者也，御之必以术，而况于降将乎。彼其心之不可测，孰敢信用之哉。古之人盖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，然亦未尝专倚之以成功。独李愬用三降将以擒吴元济，当时之人皆谓其不可，而愬独以为可，遂决意用之，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。不知者以为幸，知之者以为神，乃若愬则有术以处乎此也。何以言之？敌人之将，无故而降者，此未可信也，恐其谋也；至于势穷力屈而后就缚者，盖可保其无谋矣。且此数子者，亦一时之杰也，不幸而事逆，犹竭忠以报之；使其获背逆事顺，则其忠报之心当如何哉！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驱之，豁达足以容之，愬复能待以厚礼，示以赤诚，言笑无间，洞见肺腑，此南霁云所以眷眷于张巡而不肯去也。数子者固已甘为愬役矣。虽然，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。如丁士良之擒吴秀琳，秀琳之擒李祐，其忠款固可见矣，独李祐未有以縻其心，而又欲专倚之以谋蔡，则其术不可不尽也。故方其得祐也，诸将皆请杀之，愬不听，待之愈厚，会霖雨不止，将吏汹然以为不杀祐之罚，愬力不能胜，乃表诸朝，且言：「必杀祐，无与共诛蔡者」。诏释还之，卒赖其用。夫将者，三军之纲纪也。生杀予夺，皆禀其令。故虽天子之诏犹或不受，而亦何畏于将吏之言乎！使将吏必欲杀祐，不过以色辞拒之，如嚣嚣不止，则又从而戮之，彼固不敢有辞矣，何至表诸朝而后用之哉！吾于此识愬之心矣。其心曰：「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，全祐者如此其至也。将吏嚣然不已，吾力不能独胜，复泣涕而送诸朝，表言其必不可杀，此虽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过如是也」。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报之哉！虽啖以高爵，胁以白刃，固不肯弃愬而就贼也。故其始也，愬虽待之无间，未使之佩剑统兵也；及朝廷还之，乃使佩刀出入帐下，统六院锐士，而袭蔡之谋始定。愬之心盖可见矣。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临事机者，未尝无术，特其不以语人，而人亦莫之识也。昔韩信背楚归汉，高帝用之，无以异于楚也，及滕公言之，上亦未之奇，使其愤怒而出亡，然后命萧何往追之；何力言其可用，乃以为大将。夫以一将之亡而丞相自追之，人主骤用之，信之身固甘为汉役矣。其后汉之所以定天下者，皆信之力，而蒯通、武涉之说不得而间，即其效也。论者乃以为何之追信，高帝不知也；不然，何以反疑何之亡乎？曾不知高帝失何，如失左右手，然迟之一二日而不问者，何也？帝之心固可见矣。嗟夫！古之人所以御降将者，其术如此。苟不思其术而欲遽用之，其不为所陷者几希矣。

以中国定中国，以夷狄攻夷狄，古之道也。借夷狄以平中国，此天下之末策，生民之大患，而究其本原，乃出于明君贤臣者，盖其事变迫于前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姑以权一时之宜，未暇为天下后世虑也。然其积也既深，其来也既远，胶于见闻，而为之益厉，一旦溃乱四出，虽出于百营而莫之能救，是非可叹也欤！故吾尝推原其事，盖肇于唐高祖，成于郭子仪，而极于桑维翰。或难于创业而资为声援，或急于中兴而用为辅翼，或迫于拒命而倚为先驱，皆所以权宜济变，而速一时之功，虽能快中心之所欲，而后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胜道者，此所谓虑不及远也。且昔者汉高帝尝创业矣：倡义草莽，无置锥之地，虽纠合徒众以破强秦，而百战百败，危窘于项籍者数矣；然高帝之气曾不少慑，合罢敝之卒，据形势，收英雄，卒困项籍而亡之，未尝资夷狄之声援也。隋炀之暴，遍流于天下，天下之人，皆苦其刑而厌其秽德，惟恐其不速亡也，苟能反其道，虽徒手可以亡之，而况太原之众乎！故夫资夷狄之声援者，唐高祖之罪也。汉光武尝中兴矣：起自徒步，无素合之众。虽奋力鼓勇以破寻邑，而群盗蜂起，几见蹙于河北之盗矣；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，因思汉之民，运筹略，驱诸将，卒举群盗而平之，未尝用夷狄之辅翼也。安史之恶彰闻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，未尝一日忘之也，苟能顺其势，虽尺箠可以夷之，而况灵武之众乎！故夫用夷狄之辅翼者，是郭子仪之罪也。至于拒命者，虽忠臣义士之所必不为，而古之人盖亦有因时而为之者，孙权是也。曹公乘举荆之势，率八十万之众，直造长江，挟天子之令，以责其贡之不入，此其大势未易与敌也；权壮勇敢为，遽命周瑜往禦之，运奇奋巧，大败其众，虽遏其敌不能遂兼天下，而常以江东之众与中国抗衡，非有待乎夷狄为之先驱也。潞王以非姓而继大统，淫秽暴虐，天下所明知也。张敬达以庸琐之才，统兵以攻石敬瑭，其势未足以直曹操之万一也，为维翰计者，当一举太原之众，运奇奋巧以破敬达，乃急下太行，抵怀孟，塞虎牢，示天下以形势，檄诸镇而犄角，则区区之唐亦何足灭哉！此则磊磊落落，千载一时之功也，何至于北面夷狄，请救以示弱哉！北面犹可也，复割卢龙以遗之，使夷狄有轻中国之心，长驱径入，习以为常。原情定罪，维翰可胜诛哉！故自汉以来，夷狄之犯边者盖亦有之矣，西不过雁门定襄，东不过渔阳上谷，未有长驱深入者也。自唐始有之。故虽太宗盛时，颉利之兵直次渭水，其后径犯长安者代不绝也。盖自唐高祖而降，急于有功，求其为援，使之得骋志于中州。彼其乐中州之繁华而谓其易与也，故常心吞而气蹙之，是以长驱深入无所顾惮，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，至于今犹未已也。或曰：「五胡乱华，自晋有之，岂惟唐哉」？曰：五胡乱华，胡之在中原者也。越塞而犯中原者，唐始有之。吾恶中原之乱于夷狄，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。然此三人者，特欲速一时之功，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。使其诚知之，则彼亦安肯为之哉，由是观之，举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。余于是时盖年十八九矣，而胸中多事已如此，宜其不易平也。政使得如其志，后将何以继之！独曹公一论，为之反复数过。

善观大臣者，常观诸其国而不观诸其身。晋有天下，不二世而为江东，德之在人者尚浅也，而更成百年之业。有王导焉，立之于其先；有谢安焉，扶之于其后；端静宽简，均能为一国之轻重有无者，故当时有谢安比王导之论。请因史臣所载而申之。方刘、石交乱中原，晋之藩镇相继覆没，人心虽未忘晋，非有英豪绝世之才，不能驻足于北方也。势之所在，岂人力之所能强哉！故王导辅元帝，立基建业，以遥为北方应援。当是时，元帝名论尤轻，导能重之；诸名胜未附，导能致之。法令宽简，庶事草创。宫室不脩，军国之仪不备，示若不安于此者，以扬州为京畿，谷帛所资皆出焉；以荆州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。故江左之势遂强。举大纲于其上，而二千石守长往往得以自行其意；将帅之有功者，人才之不羁者，族望之盛者，民之豪强者，与夫户口之能自隐匿者，又皆得以自舒于其下。不穷奸以为明，不苛法以为严。中更敦峻之变，及若将相异同疑间之论，导俛仰废兴存亡之间，因事就功，而江东卒赖以定，魁然社稷之臣也。独祖逖经营河南，有功绪矣，导盖若任其自存自没者，岂以江左甫定，未遑远略乎！君父之痛，不可以一朝安也，是以周访、陶侃有志而不遂，庾亮、庾翼、褚裒大举而自沮，造端于其初者无以开其后也。其后桓温藉平蜀之势，威震一时，挈兵入关，三辅震动。当是时，南师不出盖四十馀年矣。有如径指长安，则豪杰响应，西北郡县谁非效功之人？虽有智者，不能为苻健苻雄计矣。温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故气不足以决之而进退失据，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，晋于是无中州之望矣。而温方专制朝廷，几于改物。谢安高卧东山，负苍生之望，晚始从温辟，卒与王坦之、彪之周旋上下，扶持王室，使逆谋遂缓，而温自毙。及安辅政，晋之变故数矣。如人之一身，元气未实而奇疾继作，此固非永年之道也。乘其小定而求快焉，则遂亡矣。故安一切以大体弥缝之，号令无所变更，而任用不分彼此。后戚入则辅政，出则方伯，晋之制也。王蕴固辞，则以义强授之，使上下无不满之心，而他时无任用过正之祸；桓氏布列内外，一朝失职，政之蠹也，以石民石虔为荆江，使其无窥窬之心，而异时无意外生忧之虑。苻坚之举，可以无晋矣，而泰然如平时。淮淝之功壮矣，而微赏之不受。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，顾方经略中原，惟恐不及。晋之为晋，盖可知矣。有以壮其势，则来者尚有所凭藉，而一身之不暇恤也。及桓氏竟以失职成祸，而刘裕卒藉手以起，竟能为晋一平河洛，司马氏既亡而复存者犹二十馀载。微安之壮其势，宜不及此。导与安相望于数十年间，其端静宽简，弥缝辅赞，如出一人，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。其亦庶几于古之所谓大臣欤！置其立国之功，而取其立身之一节以较之，非所以论大臣也。故吾极论江左之兴亡，而二人之相配较然矣。

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夫士之怀才以自见于世，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。君既知而用之矣，同列之人相与媢其长而媒孽其短，周旋四顾，无与共此乐者，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！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，而犹怀不尽之叹，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。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、王圭，其于唐室之兴，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。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，而无相媢之意，虽至于廷论之际，辨其所长，如数黑白，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！王圭确论如何，于是始有可论者。夫宠利所在，至可畏也；功名之际，至难居也。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，而无异同疑间之论，则为可愿耳。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，固非一人之力，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盖杰然于其间。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，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，萧何以谨畏自保。韩信以盖世之功，进退无以自明，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，而卒不能保其非叛，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。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，乃一身之至忧也，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！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，而二臣为之感泣。使泌如张延赏，则晟方欲死而不可论；至于此，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！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，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，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。盖同体共事之人，其论易以不公，而人主之听易以入。此自古之所通患，而其来非一日矣。唐太宗之兴也，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，谋谟帷幄以定大业；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，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。其后天下平定，玄龄相与兴仆起僵，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；彦博于出纳之间，盖亦具尽其劳；而征伐之责，靖实专之。及魏徵、王圭以雠臣入备谏诤之列，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，遂以平天下之法。其先后新故之不同，亦已甚矣。太宗并举而大用之，以究尽其才；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，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。一日，太宗以王圭善人物，使之庭论诸公之才，而圭一二辨数，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。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，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。宜其不谋同辞，而皆以为确论也。不然，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，此何足以为知人、而诸公乐之至此哉，故曰：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嗟夫！圭之论可谓公，而其心盖亦甚平矣。圭与徵均为诤臣，而忠直剀切，大略亦相当也。人情每蔽于自知，而圭独察其有耻君不及尧舜之心，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，辨析毫釐，而明于自知，则其论安得而不公！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。虽然，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，而唐业之成亦劳矣。以汉高帝之多疑，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。太宗方奋然有运天下豪杰之心，使新进迭用事，而玄龄泰然居之，不以进退自嫌。故诸公得以尽其才，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。夫迭用新进而不害于国家之大体，此萧何、曹参之所难，而圭之论所未及也。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，而非圭之所可察乎！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。

天下不知其几人也，古今不知其几书也。人物有细大高下，书有浅深醇疵，所未暇论也。要之，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假象以明理。更数圣人，设爻立彖，推义陈词，以发挥《易》象，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，而后天下之开物成务者宗焉，言术数者宗焉，著书立言者宗焉。孔孟盖发挥之大者也。扬雄氏犹惧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变，故因天地自然之数，覃思幽眇，著为《太玄》，以阐物理无穷之妙，天道人事之极。天下之人知其为数而已，而乌知其穷理之精一至于此哉！《法言》特其衍尔，宜乎世人之莫知也。桓谭称其度越诸子，班固取以赞之，则亦不可不极论其故。自昔圣贤之生于世也，岂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见于斯世哉！适会其时，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后具，则其责不可得而辞。进而经世，退而著书，亦惟所遇而已矣。《六经》待孔子而具者也；七篇之书，待孟子而具者也；荀卿子之书出，而后儒者之事业始发挥于世。彼其时之不可以无此人也，亦不可以无此书也，岂若诸子之譊譊然诵其所闻而求以自见哉！贾生之一书，仲舒之三策，司马子长之记历代，刘更生之传五行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，固已或异于诸子矣。盖晚而后扬雄出焉。雄之书，非拟圣而作也。《玄》之似《易》也，《法言》之似《论语》也，是其迹之病也，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。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，则《玄》有功于《易》者也，非《易》之赘也。有太极而后有阴阳，故《易》以阴阳而明理；有阴阳而后有五行，故《洪范》以五行而明治道。阴阳五行之变，可穷而不可尽也，而学者犹有遗思焉。则雄之因数明理也，是其时之不可已，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。起于冬至而环一岁，以应事物之方来而未已，是其时之可见者也；始于一而终于八十一，以错综无穷之算，是其数之可知者也；从三方之算而九之，并昼于夜，为二百四十有三日，三分其方而以一为三州，三分其州而以一为三部，三分其部而以一为三家，以该括天地之变，是其事之可究者也。其时之可见者如此，其数之可知者如此，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，而雄为首、为表、为赞、为测，深入黄泉，高出苍天，大含元气，纤入无伦，文义繁衍，枝叶扶疏。虽一时、一日、一分、一算之间，莫不有至赜之理，无穷之用，开启思虑，发挥事业，通此心于天地万物，而错综阖辟无不自我，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时日分数而尽得之，此岂为《太初历》者之所能知哉。此其为书必待雄而后具者也。天下而未明乎《玄》也，则时日分数之理无往而能得其用，将何以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？是雄之书虽人道之所不可少，而犹有待于后之君子也。当时之不知可也，后世之不知亦可也。桓谭知之可也，班固知之亦可也。天下而可以无此书，则雄实病之；天下果不可以无此书；则千载之下，雄之心犹一日也。《法言》之书，所以讲论古今，掇拾人物，以旁通其义者也。《玄》尚不知，虽知《法言》，犹不知也。因数以明理，是雄之所以自通于圣人者也，安得而不度越诸子哉！世无皇极之君以大其用，又无道德之望以发越其旨，则桓谭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，岂敢自谓有补于雄哉！呜呼，天地万物之理未尝不昭然也。更圣越贤，苟可以互明其理者无所不用其极，而天下之人犹未尽赖其用，则诸子之譊譊真可谓候虫之自鸣自止者也。故曰：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

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，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。不操其心，而从容乎声、色、货、利之境，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，而责事之不效，亦可谓失其本矣。此儒者之所甚惧也。夫道，非出于形气之表，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。人主以一身而据崇高之势，其于声、色、货、利，必用吾力焉，而不敢安也；其于一日万几，必尽吾心焉，而不敢忽也。惟理之徇，惟是之从，以求尽天下贤者之心，遂一世人物之生，其功非不大，而不假于外求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。不恃吾天资之高，而勉彊于其所当行而已。汉武帝好大喜功，而董仲舒言之曰：「勉彊行道大有功」。可谓责难于君者矣。请试申之。昔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汲汲，仲尼皇皇。彼皆大圣人也，安行利行，何所不可，又复何求于天地之间而若此其切哉？盖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出此入彼，间不容发，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。夫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，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，六者得其正则为道，失其正则为欲。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目与物接，心与事俱，其所以取吾之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者不一端也，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！一息不操则其心放矣。放而不知求，则惟圣罔念之势也。夫道岂有他物哉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得其正而已；行道岂有他事哉，审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之端而已。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，不尽吾心，则彊勉之实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而无一民之不安，无一物之不养，则大有功之验也。天祐下民而作之君，岂使之自纵其欲哉，虽圣人不敢不念，固其理也。武帝雄材大略，杰视前古，其天资非不高也；上嘉唐虞，下乐商周，其立志非不大也。念典礼之漂坠，伤六经之散落，其意亦非止于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，固将求功于圣人之典，以与三代比隆，而为不世出之主也。而不知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一失其正，则天下之盛举皆一人之欲心也，而去道远矣，有功亦止于美观耳。尧舜之「都」「俞」，尧舜之喜也，一喜而天下之贤智悉用矣。汤武之《诰》、《誓》，汤武之怒也，一怒而天下之暴乱悉除矣。此其所以为行道之功也。经典之悉上送官，非武帝之私喜也，用为私喜，则真伪混淆，徒为虚文耳；夷狄之侵侮汉家，非武帝之私怒也，用为私怒，则人不聊生，徒为世戒耳。使武帝知彊勉行道，以正用之，则表章而圣人之道明，必非为虚文也；诛讨而夷、夏之势定，必不为世戒也。其功岂可胜计哉。武帝奋其雄材大略，而从容于声、色、货、利之境，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，而不知警惧焉，何往而非患也！说者以为：武帝好大喜功，而不知彊勉学问，正心诚意以从事乎形器之表，溥博渊泉而后出之，故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胶胶扰扰之心，如枘凿之不相入，此武帝所以终弃之诸侯也。夫渊源正大之理，不于事物而达之，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，非时君不用之罪也。齐宣王之好色、好货、好勇，皆害道之事也，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：好色人心之所同，达之于民无怨旷，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，而好色必不至于溺，而非道之害也；好货人心之所同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，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，而好货必不至于陷，而非道之害也；人谁不好勇，而独患其不大耳。人心之所无，虽孟子亦不能以顺而诱之也。不忍一牛之心，孟子欲其扩充之，以至于五十之食肉，六十之衣帛，八口之无饥，而谓之王道。孟子之言王道，岂为不切于事情？梁惠王问利国，未为戾于道也；移民移粟，未为无意于民也；孟子皆不然之，而力以仁义为言。盖计较利害，非本心之所宜有，其极可以至于忘亲后君，而无可达于事物之理，非好货好色之比，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！圣贤之所谓道，非后世之所谓道也。为人上者，知声、色、货、利之易溺而一日万几之可畏，彊勉于其所当行，则庶几仲舒之意矣。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！

昔者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，取其概于道者百篇，而垂万世之训。其文理密察，本末具举，盖有待于后之君子。而经生分篇析句之学，其何足以知此哉！亮也何人，而敢议此？盖将与诸君共学焉。夫盈宇宙者无非物，日用之间无非事。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，发言立政，顺民之心，因时之宜，处其常而不惰，遇其变而天下安之。今载之《书》者皆是也。要之，文理密察之功用，至于尧而后无慊诸圣人之心。是以断诸《尧典》而无疑。由是言之，删《书》者非圣人之意也，天下之公也。

道之在天下，平施于日用之间，得其性情之正者，彼固有以知之矣。当先王时，天下之人，其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先王既远，民情之流也久矣，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，与生俱生，固不可得而离也。是以既流之情，易发之言，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，而圣人于其间有取焉。抑不独先王之泽也，圣人之于《诗》，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，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。乃区区于章句、训诂之末，岂圣人之心也哉！孔子曰：「兴于《诗」》。章句、训诂亦足以兴乎？愿比诸君求其所以兴者。

《周礼》一书，先王之遗制具在，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，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，后有圣人，不能加毫末于此矣。世儒之论以为：治至于周公而术已穷，穷则不可以复，继周之后必为秦，吾夫子盖逆知之而不言也。呜呼！果其穷也，则周公之志荒矣。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以来，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，凡所以为人道立极，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。盖至于周公，集百圣之大成，文理密察，累累乎如贯珠，井井乎如画棋局，曲而当，尽而不污，无复一毫之间，而人道备矣。人道备，则足以周天下之理，而通天下之变。变通之理具在，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，而忧其穷哉！夫周家之制既定，而上下维持至于八百馀年，诸侯既已擅立，周之王徒拥其虚器，蕞然立于诸侯之上，诸侯皆相顾而莫之或废。彼独何畏而未忍哉？岂非周公之制有以维持其不忍之心，虽颠倒错乱而犹未亡也？当是之时，周虽自绝于天，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，天下不必周，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。秦徒见其得天下之难，以为周公之制盖非其所便，并与夫仅存者而尽弃之。而不知周家之制既尽，而秦亦亡矣。人道废，则其君岂能独存哉！始夫子之言曰：「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」。盖以为后之王者必因周而损益焉，自是变通，至于百世而不穷，而岂知其至此极也！汉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，知天下厌秦之苛，思有息肩之所，故其君臣相与因陋就简，存宽大之意，而为汉家之制，民亦以是安之。而汉祚灵长，绝而复续者，几与夏、商等。自是功利苟且之政习以为常，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讲，人极之不亡者几希矣。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遗书而兴百世之叹，反覆推究，而冀其复见天地之大全也。然自秦火之馀，此书已非其全，而驳乱不经之言，盖如黑白之不相入，尚可考而知也。虽然，文武之政布在方册，其人存则其政举。自周之衰以迄于今，盖千五百馀年矣，天独未厌于斯乎？故将与诸君参考同异以有待焉。

礼者，天则也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周旋上下，曲折备具，此非圣人之所能为也。《礼记》一书，或杂出于汉儒之手。今取《曲礼》若《内则》、《少仪》诸篇，群而读之，其所载不过日用饮食、洒扫应对之事要，圣人之极致安在？然读之使人心惬意满，虽欲以意增减而辄不合。返观吾一日之间，悚然有隐于中，是孰使之然哉！今而后知三百三千之仪，无非吾心之所流通也。心不至焉，而礼亦去之。尽吾之心，则动容周旋无往而不中矣。故世之谓繁文末节，圣人之所以穷神知化者也。夫礼者，学之实地也。由敬而后可以学礼，学礼而后有所据依。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尽，皆敬之不至，而吾心之不尽也。一毫之不尽，则其运用变化之际必有肆而不约者矣。由此言之，礼者，天则也，果非圣人之所能为也。

圣人之于天下也，未尝作也，而有述焉。近世儒者有言：「述之者，天也；作之者，人也」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吾夫子之所以述也。至于《春秋》，其文则鲁史之旧，其详则天子诸侯之行事，其义则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，而孔子何作焉？孟子之所谓作者，犹曰「整齐其文」云耳。世儒遂以为《春秋》孔子所自作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虽游夏不能赞一辞于其间，言其义圣人之所独得也。信斯言也，则《春秋》其孔氏之书乎？夫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圣人以匹夫而与天子之事，此王法之所当正也，不能自逃于王法而能正人乎？乱臣贼子其有辞矣。夫赏，天命；罚，天讨也。天子，奉天而行者也，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，是慢天也，慢而至于颠倒错乱，则天道灭矣，灭天道，则为自绝于天。夫子，周之民也。伤周之自绝于天，而不忍文武之业遂坠于地也，取鲁史之旧文，因天子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。赏不违乎天命，罚不违乎天讨，犹曰：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。或去天称王，或宰以名见，犹曰：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赎乎天者也。天之道不亡，则周不为自绝于天；周不为自绝于天，则天下犹有王也。天下有王，而乱臣贼子安得不惧乎！然则《春秋》者，周天子之书也，而夫子何与焉。或曰：「《春秋》而系之以鲁，何也」？曰：「天下有王，凡诸侯之国之所记载，独非天子之事乎？而况鲁，周之宗国，其事可得而详也。夫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！此夫子之志，《春秋》之所由作也。是以尽事物之情，达时措之宜，正以等之，恕以通之，直而行之，曲而畅之。其名是也，其实非也，则文与而实不与。其心然也，其事异也，则诛其事而达其心。微显阐幽，谨严宽裕，如天之称物平施，如阴阳之并行不悖。文、武、周公之政所以曲当乎人心者也，而谓《春秋》孔子之所自作，宜非亮之所敢知也。《春秋》所书，无往而非天。学者以人而视《春秋》，而谓有得于圣人之意者，非也。故将与诸君以天下之公而观之，毋以一人之私而观之，辞达而义畅，庶乎可以窥天道之全也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无非下学之事也。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，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；意生见长，又从而为之辞曰：「此精也，彼特其粗耳」。呜呼！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，而犹自谓其有得也。夫道之在天下，无本末，无内外。圣人之言，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！举其一而遗其一，则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。然则《论语》之书，若之何而读之？曰：用明于内，汲汲于下学，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。功深力到，则他日之上达，无非今日之下学也。于是而读《论语》之书，必知通体而好之矣。亮于此书，固终身之所愿学者，方将与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涂焉。

昔先儒有言：「公则一，私则万殊」。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，此私心也。呜呼，私心一萌，而吾不知其所终穷矣。先王之时，礼达分定，而心有所止。故天下之人各识其本心，亲其亲而亲人之亲，子其子而子人之子，其本心未尝不同也。周道衰而王泽竭，利害兴而人心动，计较作于中，思虑营于外，其始将计其便安，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，毒流四海而未已。孟子生于是时，悯天下之至此极，谓其流不可胜救，惟人心一正，则各循其本，而天下定矣。况其势已穷而将变，变而通之，何啻反掌之易。孟子知其理之甚速，而时君方以为迂，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难行，而人心之难正也。故善观孟子之书者，当知其主于正人心；而求正人心之说者，当知其严义利之辨于毫釐之际。尝试与诸君共之。

古者不恃法以为治，惧天下之以法求我也；后世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惧天下之相与为私也。庆赏刑威，圣人所以奔走天下之具，《周官》所谓八柄驭群臣者，其操纵阖辟，无不自我，岂尝立为定法，以听人之自取哉。天下而有定法，则各执其成以要其上，如持券取偿，患法之不合，而不患吾之无以堪此也；患求之未遂，而不患人之不以为然也；则天子之八柄亦亵矣。然人之私意无穷，而吾之立法亦未已，一人抑之，一人开之，抑之一说也，开之又一说也，互相是非而法亦不知所定矣。此其病不在法也，亦不在人也，病在夫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天下皆得执法以要其上也。夫任子所以象贤也，非使夫公卿大夫得以私其子若孙也，曷为立法以听人之自取邪？法可以听人之自取，则子孙甥侄之念，谁独无之？遗一人焉，则虽死而目不瞑也，何暇论其贤不肖哉！贤不肖所不暇论，则象贤之义安在？而任子所以为私恩耳！国家患官之冗，而后思所以抑之，法虽行而人不服，抑之未几而复开之矣。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又立法以禁之，固所以起人之争也。反其象贤之义，而操纵与夺之权一归于上，则法行而人服矣。宫观所以均逸而优老也，非使士大夫得以自便其私也，曷为立法以听人之自取耶？法可以听人之自取，则便文自营之念，谁独无之？一日家食，则虽妻孥亦笑其无能也，何暇论理之是非哉！是非所不暇论，则均逸优老之义安在？而宫观所以为私恩耳。国家患财之耗，而后思所以抑之，法虽行而人不厌，抑之未几而复开之矣。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又立法以禁之，固所以起人之侥倖也，反其均逸优老之义，而操纵与夺之权一归于上，则法行而人服矣。至于取士之道，所以敬天之所付，而求尽天下之才也，非诱之以爵禄，而使之颠倒于是非荣辱之涂而不自知也。今也乡举里选，则使之自为保状、家状，以求试于有司，棘闼锁闭，如防寇盗，封弥誊录，如掷雉卢，一日之长，偶中有司选抡，虽屠沽不得不与，是果何法也？而又人无定数，而州有定额，人多额少，则侥倖求试之心，谁独无之？而况开其涂而受其来哉！法网虽密，而窃贯冒亲不以为疑者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将以尽天下之才，而立法以听其自取，天下方颠倒于是非荣辱之涂，岂一纲一目之所可得而禁哉。坏天下之才，其原不起于牒试也。不思先王取士之大旨，而较今世寻常之法，则其弊未有底止，而法之在天下，其为可叹者不独此三事也。艺祖之初，法令宽简，取士任子，磨勘考绩，年劳升转，皆未有一定之法，而天下之人，尽心毕力以事其上，上之人视其劳佚、能否而为之黜陟、进退，而不必尽拘于一定之法。故上易知而下易使，明白洞达以开千百年无穷之基。自景德、祥符以来，天下廓廓无事，天子登封泰山，礼百神，公卿大夫，从容法服，列侍左右，千乘万骑，拥卫于其旁；父老百姓，欢欣鼓舞于其外；嘉与海内同此大庆，而横恩四出矣。取士任子之法非复其旧，其后景祐有牒试之制，熙宁有宫观之员，恩意日隆，法网日密，而天下亦不胜其多故。虽太平之馀，不可以开国旧事为例，而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使之各执成法以要其上，则其流为甚可畏也。天下方争论法以求精密，而愚独以为当使法令宽简，而予夺荣辱之权一归于上。其说若甚迂矣，《易》所谓「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」者，非随世立法者之所能知也，盍亦反其本而求之？

天下大势之所趋，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易之者人也。自有天地，而人立乎其中矣。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无法矣。人心之多私，而以法为公，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禦也。圣人论《易》之法象而归之变通，论变通而归之人，未有偏而不举之处也。故三代未尝不立法，而无任法之弊；三代未尝不用人，而无任人之失；未尝不以人行法，而无所谓人法并行之说。自秦坏天地之大经，而天下之变始开矣。汉，任人者也；唐，人法并行者也；本朝，任法者也。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，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，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人固亦不能易矣。任人任法，与夫人法并行之外，又将何所出以正天地之常经耶？虽有圣智，安得而不病其难也！然尝思之：法固不可无，而人亦不可少。闻以人行法矣，未闻使法之自行也。立法于此，而非人不行，此天下之正法也。法一立而人主以用人为己忧，兢兢然惧任官之非其人、而法不能行也，故上当其忧而下任其责，天下所以常治而无乱也。病无其人而一委于法，此一时之私心也，法一详而人君以用非其人为未害，纤悉委曲，条目备具，彼固不能尽出吾法之外也，故上无近忧而下不任责，天下之事所以常可虞也。故有以人行法之法，有使法自行之法。今日之法可谓密矣：举天下一听于法，而贤智不得以展布四体，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，其得失亦略相当矣。然法令之密，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，一旦患贤智之不得以展布四体，而思不恃法以为治，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，而其忧反甚于今日也。然而任天下大势之所趋，而听其所至之如何，则无所责于人矣。人主所以当天下之责者安在？而大臣所以同国家之忧者又何为乎？故任法者本朝之规模也，易其规模，则非后嗣子孙之所当出也，盍亦于法而思之，则变通之道不可缓也。法当以人而行，不当使法之自行。今任法之弊，弊在于使法之自行耳。傥能于其使法自行之意而变通之，则条目微密，得无有可简者乎？关防回互，得无有可去者乎？大概以法为定，以人行之，而尽去其使法自行之意，上合天理，下达人心，二百年变通之策也。法者公理也，使法自行者私心也，恃公理而不恃使法自行之私心，则他日必有变通而至于不穷者，孰谓任人、任法、与夫人法并行之外而他无其道乎！天下大势之所趋，苟得其人，可以不动声色而易也。夫取士任官之法，未有密于今日者也。然艺祖立法之初，糊名、誊录未尽用，与其他所以防禁之严未尽举，而进士高第多为时名臣；磨勘、年劳未尽立，与其所以升转之格未尽定，而当官任职皆有以自见。盖取士贵得人，任官贵责效，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，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。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，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，盖取士任官不胜其条目之多，而人愈苟且，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！治兵理财之法，亦未有密于今日者也。然艺祖立法之初，兵大较以严阶级、惯驰驱为本，而苛碎之禁尚多阔略，使人得以自奋；财大较以裕根本、谨废置为先，而隐漏之方尚多遗馀，使人得以取办。盖治兵贵制敌，理财贵宽民，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，亦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。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，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，盖治兵理财不胜其条目之细，而事权愈轻，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！今儒者之论则曰：「古者不恃法以为治」。而大臣之主画，议臣之申明，则曰：「某法未尽也，某令未举也，事为之防，不可不底其极也；人各有心，不可不致其防也」。其说便于今而不合于古，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。所以上贻有国者之忧，而勤明执事之下问。而愚之说则曰：「天下不可以无法也，法必待人而后行者也，多为之法以求详于天下，使万一无其人，而吾法亦可行者，此其心之发既出于私，而天下之弊所以相寻于无穷也」。使立法者得是说而变通之，岂惟弊源之瘳有日，而三代立法之意，艺祖立法之初，当自今日而明矣。《诗》不云乎：「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」。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」。愚不胜惓惓。

异端之学，何所从起乎？起于上古之阔略，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，忧世变之难救，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，得其一说，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。老庄为黄帝之道，许行为神农之言，墨氏祖于禹，而申、韩又祖于《道德》。其初岂自以为异端之学哉，原始要终而卒背于圣人之道，故名曰异端，而不可学也。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。天资既高，目力自异，得一书而读之，其颖脱独见之地不能逃，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。得其颖脱而不惑乎背戾，一旦出而见于设施，如兔之脱，如鹘之击，成天下之骏功而莫能禦之者，此岂有得于异端之学哉，其说有以触吾之机耳。使圣人之道未散，而六经之学尚明；极其天资、目力之所至，伏而读其书，以与一世共之，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，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。子房、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。贾生不得自尽于汉，而魏徵有以自见于唐，亦惟其所遭耳。子房为高帝谋臣，从容一发，动中机会，而尝超然于事物之外，此岂圯下兵法之所有哉。孔明苟全于危世，不求闻达，三顾后起，而惓惓汉事，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，管乐功利之学，盖未能造此室也。天资之高，目力之异，卓然有会于胸中，必有因而发耳。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，经营讲画，不遗馀虑，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，无所不可，申、韩之书，直发其经世之志耳。魏徵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，从容论议，有过必救，有善必达，虽礼乐之未暇，而治体盖亦略尽，纵横之学，直发其遇合之机耳。豪杰之士，天资之高，目力之异，未可以一书而律之也。嗟夫，使圣人之道未散，《六经》之学尚明，而皆得以驰骋于孔氏之门，由、赐、游、夏不足进也。昔者圣人历观上古之书，商周之典礼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，叹其前之不足为法，而伤其后之不可复知，所以塞异端之原，而使其流之无以复开也。而春秋战国之君子，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说以驰骛于世，则孔子之虑诚远矣。然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《礼》，乃孔子之所雅言，日与群弟子共之者，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不与焉，何以发豪杰不群之志哉！子路以为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」，则深排而力斥之，以为非教人之常也。宜其律天下豪杰于规矩准绳之中，而乃上许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，下许颜子以四代之礼乐，是殆其他未有以当孔氏之心耳。贾生魏徵可也，吾是以三叹于子房、孔明焉。

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」。圣贤之生亦有定理，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数乎？夫是以知天人之难合也。盖至于吾夫子，有扶天下之道，有正四代礼乐之志，而时君方骛于功利，有道不合，有志不遭，而徒能叹凤鸟之不至，周公之不复梦见，而定理之不应，定数之不验。孟子所以复叹其未有疏于此时，而伤其数之过。知天下息肩之日尚远，而圣贤相遭之期犹未也。时日愈疏，世变愈下，使其相遭，则君非昔者之君，臣非昔者之臣，徒以当方来之数，而无复三代之盛矣。孟子之叹，盖叹此也。自汉而言之，则萧曹之遇高祖，丙魏之遇宣帝，盖可谓汉家遇合之盛矣。自唐而言之，则房杜之遇太宗，姚宋之遇明皇，亦可谓唐家遇合之盛矣。其一时君臣之遇合，足以扶斯世而苏生民，贻谋方来而光映前古；其所谋谟成就，后世皆莫之先也。而卒有愧于三代，岂其期运不接，源流不继，而天人之际至难合欤！何治道之遂疏阔也！周室之衰，以迄于秦，天下之乱极矣。斯民不知有生之为乐，而急于一日之安也。高祖君臣独知之，三章之约以与天下更始，禁网疏阔，使当时之人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，虽礼文多阙，而德在生民矣。曹参以清净而继「画一」之歌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魏相之奉天时，行故事，丙吉之不务苛碎，不求快意，以供奉宣帝宽大之政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唐承隋旧，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远，天下不能无望于纪纲制度之举而致治之隆也。太宗君臣独知之，兴仆植僵，以《六典》正官，以进士取人，以租庸调任民，以府卫立兵。虽礼乐未讲，而天下之废略举矣。房、杜谋断相先，而卒与共济斯美。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亦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姚崇之遇事立断，宋璟之守正不阿，以共成明皇开元之治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自汉唐以来，虽圣人不作，而贤豪接踵于世，有如贾生之通达国体，董生之渊源王道，欲揭其君于三代之隆，其君亦既知之，而卒于不遇；而第五伦、李固之徒，亦班班自见于东都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汉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有如陆贽之论谏仁义，李泌之惓惓古制，欲使其君为不世出之主，其君亦尝用之，而终于不尽；而杜黄裳、裴度之徒，亦各有以自见于世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唐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夫君臣之相遭，盖天人之相合，而一代之盛际也，此岂可常之事哉！盍于《易》《否》《泰》之象而玩之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