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子即位之初，虏再犯边，君忧臣劳，兵民死之，而财用匮焉。距靖康之祸于是四十载矣。虽其中间尝息于和，而养安之患滋大。踵而为之，患犹昔也；起而决之，则又惮乎力之不足。嗟夫！事势之极，其难处非一日也。蔡谟有言：「创业之事，苟非上圣，必由英豪」。今上既圣矣，而英豪之士阙乎未有闻也。余甚惑焉。夫天下有大变，功名之机也，抚其机而不有人以制之，岂大变终已不得平乎？此非天意也，顾天实生之，而人不知所用耳。彼英豪者，非即人以求用者也，宁不用死耳，而少贬焉不可也。故饥寒迫于身，视天下犹吾事也；见易于庸人，谓强敌可剿也；信口而言，惟意之为，礼法之不可羁也，死生祸福之不能惧也。一有事焉，君子小人，一见而得其情；是非利害之间，一言而决。理繁剧则庖丁之解牛也；处危疑则匠石之斲鼻也。盖其才智过人者远矣。然而旅出旅处，而混于不可知之间，媢之者谓狂，而实狂者又偶似之，将特自标树，则夫虚张以求贾者又得而误之矣。此英豪之所以困而不达，而谓无人焉者非也。嗟夫，承平之时，展才无所不用，职也；而困于艰难之际者，独何欤！且上之人亦过矣，独不可策之以言而试之以事乎！虽商、周之于伊、吕，不废也；废之而不务，而忧无人焉者，亦非也。抑余闻之：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马者，不得，则以五百金买其骨焉，不踰期而千里马至者三。何则？趋其所好，人之情也。不得于生者，见其骨犹贵之，可谓诚好之矣，生者之思奋，固也。故余备录古之英豪之行事，以当千里马之骨。诚想其遗风以求之，今未必不有得也，顾其诚好不耳。盖晋武帝称「安得诸葛亮者而与之共治」，正使九原可作，盍亦思所以用之。凡余所以区区于此录者，夫岂徒哉！夫岂徒哉！

初，龙可伯康游京师，辈饮市肆，方叫呼大噱，赵九龄次张旁行过之，雅与伯康不相识，俄追止次张，牵其臂，迫与共饮。次张之父时守官河东，方以疾闻。次张以实告，伯康曰：「毋苦！乃翁疾行瘳矣。子可人意者，为我姑少留」。次张不得已从之。箕踞笑歌，恢谐纵谑，旁若无人，次张固已心异。一日行城外，过麻村，观大阅之所，伯康勃然曰：「子亦喜射乎」？次张曰：「颇亦好之，而不能精也」。伯康曰：「姑试之」。次张从旁取弓挟矢以兴，十发而贴中者六七。次张心颇自喜。伯康拾矢而射，一发中的，矢矢相属，十发亡一差者。次张惊曰：「子射至此乎」！伯康曰：「此亦何足道。千军万马，头目转动不常，意之所指，犹望必中，况此定的，又何怪乎」！次张吐其舌不能收。俄指其地而谓次张曰：「后三年，此间皆胡人，子姑识之。火龙骑日，飞雪满天，此京城破日之兆」。因嘻吁长叹，不能自禁。后三年，京城失守，其言皆验。中原流离，伯康自是不复见矣。岂丧乱之际，或死于兵，抑有所奋而不能成也！次张每念其人，言则叹惜。绍兴初，韩世忠拒虏于淮西，力颇不敌。次张献言：「乞决淮西之水以灌虏营」。朝廷易其言而不之信。已而虏师俄退，世忠力请留战。虏酋使谓曰：「闻南朝欲决水以灌我营，我岂能落人计中」！次张言虽不用，犹足以攻敌人之心者类如此。次张尝为李丞相所辟，得承务郎。督府罢，次张亦径归。大驾南渡，次张侨居阳羡。故将岳飞尝隶丞相军中，次张识其人于行伍，言之丞相，给帖补军校。后为统制，遇大驾巡永嘉，与诸将彷徨江上，莫知攸适；又乏粮，将谋抄掠，次张闻而竟往，说飞移军阳羡，州给之食，飞得无他，而州境赖焉。人有言次张生平于赵丞相者，丞相喜，欲用之，复有谮者曰：「此人心志不可保，使其得志，必为曹操」。丞相疑沮而止。次张度时不用，屏居不出，竟死。昔参政周公葵屡为余言其人，且曰：「我尝荐之朝廷，诸公皆诘我：『子端人正士，胡为喜言此等狂生』？我因告之曰：『吾侪平居谭王道，说《诗》《书》。一日得用，从容庙朝，执持纪纲可也；至于排难解纷，仓卒万变，此等殆不可少。吾侪既不能办，而恶他人之能办，是诬天下以无士，而期国事之必不成也。是乌可哉』」！余尝大周公之言，异二生之为人而惜其屈，尝欲传其事而不能详，因叹曰：「世之豪伟倜傥之士，沈没于困穷，不能自奋以为世用，欲用而卒沮于疑忌，如二生者宁有限哉！然自古乱离战争之际，往往奇才辈出，崭然自赴功名之会，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诚亦不少，虽或屈而不用，用不大，大或不终，未四十年，已有不能道其姓字者。记事之文，可少乎哉」！自是始欲纂集异闻，为《中兴遗传》。然犹恨闻见单寡，欲从先生故老详求其事。故先为之纂例，而以渐足之。其一曰大臣，若李纲、宗泽、吕颐浩、赵鼎。其二曰大将，若种师道、岳飞、韩世忠、吴玠。其三曰死节，若李若水、刘韐、孙傅。其四曰死事，若种师中、王禀、徐徽言。其五曰能臣，若陈则、程昌禹、郑刚中。其六曰能将，若曲端、姚端、王胜、刘锐。其七曰直士，若陈东、欧阳澈、吴若。其八曰侠士，若王友、张所、刘位。其九曰辩士，若邵公序、祝子权、汪若海。其十曰义勇，若孙韩、葛进、石竧。其十一曰群盗，若李胜、杨进、丁进。其十二曰贼臣，若徐秉哲、王时雍、范琼。合十二门而分传之，总目曰《中兴遗传》。聊以发其行事，而致吾之意。然其端则起于惜二生之失其传，故序首及之。昔司马子长周游四方，纂集旧闻，为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。其文驰骋万变，使观者壮心骇目。顾余何人，岂能使人喜观吾文如子长哉！方将旁求广集，以备史氏之阙遗云耳。

右《欧阳文忠公文粹》一百三十篇。公之文根乎仁义而达之政理，盖所以翼《六经》而载之万世者也。虽片言半简，犹宜存而弗削。顾犹有所去取于其间，毋乃诵公之文而不知其旨，敢于犯是不韪而不疑也？初，天圣、明道之间，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以深仁厚泽涵养天下盖七十年，百姓能自衣食以乐生送死，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，童儿幼稚什伯为群，相与鼓舞于里巷之间。仁宗恭己无为于其上，太母制政房闼，而执政大臣实得以参可否，晏然无以异于汉文、景之平时。民生及识五代之乱离者，盖于是与世相忘久矣。而学士大夫其文犹袭五代之卑陋。中经一二大儒起而麾之，而学者未知所向，是以斯文独有愧于古。天子慨然下诏书，以古道饬天下之学者，而公之文遂为一代师法。未几而科举禄利之文非两汉不道，于是本朝之盛极矣。公于是时，独以先王之法度未尽施于今，以为大阙。其策学者之辞，慇勤切至，问以古今繁简浅深之宜，与夫周礼之可行与不可行。而一时习见百年之治，若无所事乎此者，使公之志弗克遂伸，而荆国王文公得乘其间而执之。神宗皇帝方锐意于三代之治，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说，饰以三代之文，正百官，定职业，修民兵，制国用，兴学校以养天下之才。是皆神宗皇帝圣虑之所及者，尝试行之，寻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，改作之意盖见于末命，而天下已纷然趋于功利而不可禁。学者又习于当时之所谓经义者，剥裂牵缀，气日以卑。公之文虽在，而天下不复道矣。此子瞻之所为深悲而屡叹也。元祐间，始以末命从事，学者复知诵公之文。未及十年，浸复荆公之旧。迄于宣、政之末，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。然其间可胜道哉！二圣相承又四十馀年，天下之治大略举矣，而科举之文犹未还嘉祐之盛。盖非独学者不能上承圣意，而科制已非祖宗之旧，而况上论三代！始以公之文，学者虽私诵习之，而未以为急也。故予姑掇其通于时文者，以与朋友共之。由是而不止，则不独尽究公之文，而三代两汉之书盖将自求之而不可禦矣。先王之法度犹将望之，而况于文乎！则其犯是不韪，得罪于世之君子而不辞也。虽然，公之文雍容典雅，纡馀宽平，反覆以达其意，无复毫发之遗；而其味常深长于言意之外，使人读之，蔼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。其关世教，岂不大哉！初，吕文靖公、范文正公以议论不合，党与遂分，而公实与焉。其后西师既兴，吕公首荐范、富、韩三公，以靖天下之难。文正以书自咎，欢然与吕公戮力，而富公独念之不置。夫左右相仇，非国家之福；而内外相关而下相沮，盖治道之基也。公与范公之意盖如此。当是时，虽范忠宣犹有疑于其间，则其用心于圣贤之学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，所从来远矣。退之有言：「仁义之人，其言蔼如也」。故予论其文，推其心存至公而学本乎先王，庶乎读是编者其知所趋矣。乾道癸巳九月朔，陈亮书。

初，文中子讲道河汾，门人咸有记焉。其高弟若董常、程元、仇璋，盖尝参取之矣。薛收、姚义始缀而名之曰《中说》，凡一百馀纸，无篇目卷第，藏王氏家。文中子亚弟凝，晚始以授福郊、福畤，遂次为十篇，各举其端二字以冠篇首，又为之叙篇焉；惟阮逸所注本有之。至龚鼎臣得唐本于齐州李冠家，则以甲乙冠篇，而分篇始末皆不同；又本文多与逸异。然则分篇叙篇未必皆福郊、福畤之旧也。昔者孔氏之遗言，盖集而为《论语》，其一多论学，其二多论政，其三多论礼乐。自记载之书，未尝不以类相从也。此书类次无条目，故读者多厌倦。余以暇日参取阮氏、龚氏本，正其本文，以类相从，次为十六篇。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，往往不录，以为王氏正书。盖文中子没于隋大业十三年五月。是岁十一月，唐公入关。其后攀龙附凤以翼成三百载之基业者，大略尝往来河汾矣。虽受经未必尽如所传，而讲论不可谓无也。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，而师友之义未成，故朝论有所不及。不然，诸公岂遂忘其师者哉！及陆龟蒙、司空图、皮日休诸人，始知好其书。至本朝阮氏、龚氏，遂各以其所得本为之训义。考其始末，要皆不足以知之也。独伊川程氏以为隐君子，称其书胜荀、扬。荀、扬非其伦也；仲淹岂隐者哉。犹未为尽仲淹者。自周室之东，诸侯散而不一，大抵用智于寻常，争利于毫末，其事微浅而不足论。齐桓一匡天下之功大矣，而功利之习，君子羞道焉。及周道既穷，吴、越乃始称伯于中国。《春秋》天子之事，圣人盖有不得已焉者。战国之祸惨矣，保民之论，反本之策，君民轻重之分，仁义爵禄之辨，岂其乐与圣人异哉！此孟子所以通《春秋》之用者也。「故事半古之人，功必倍之」。孟子固知夫事变之极，仁义之骤用而效见之易必也，纪纲之略备而民心之易安也。汉高帝之宽简，而人纪赖以再立；魏武之机巧，而天地为之分裂者十数世。此其用具之《春秋》，著之《孟子》，而世之君子不能通之耳。故夫功用之浅深，三才之去就，变故之相生，理数之相乘，其事有不可不载，其变有不可不备者，往往汩于记注之书。天地之经，纷纷然不可以复正，文中子始正之，续经之作，孔氏之志也。世胡足以知之哉！《经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」。《传》曰：「天下之生久矣，一治一乱」。是以类次《中说》而窃有感焉。淳熙乙巳十一月既望，永康陈亮书。

以《中说》方《论语》，以董常比颜子，与门人言而名朝之执政者，与老儒老将言而斥之无婉辞，此读《中说》者之所同病也。今按阮氏本则曰：「严子陵钓于湍石，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故君子不贵得位」。龚氏本则曰：「严子陵钓于湍石，民到于今称之；尔朱荣控勒天下，死之日，民无得而称焉」。故模仿《论语》者，门人弟子之过也。龚氏本曰：「出而不声，隐而不没；用之则成，舍之则全」。阮氏本则因董常而言，终之曰：「吾与尔有矣」。故比方颜子之迹，往往过多。「内史薛公使遗书于予，予再拜而受之」。推此心以往，其肯退而名杨素诸公哉！「薛公谓予曰：『吾文章可谓淫溺矣』。予离席而拜曰：『敢贺丈人之知过也』」。谓其斥刘炫、贺若弼而不婉者，过矣。至于以佛为圣人，以无至无迹为道，以五典潜、五礼错为至治，此皆撰集《中说》者抄入之，将以张大其师，而不知反以为累。然仲淹之学如日星炳然，岂累不累之足云乎！姑以明予类次之意如此。

《文中子世家》，阮氏本以为杜淹撰，龚氏本则曰福奖、福畤、福郊也。今虽不可考，而《世家》不可不录，故存其录而去其人。房、魏论礼乐事，出于福畤所录，虽其间语言不能无节，然参考太宗与诸公经营当时之事，宜必有此。今备存之，重去其旧也。以余观之，魏徵、杜淹之于文中子，盖尝有师友之义矣；如房、杜，直往来耳。故尝事文中子于河汾者，一切抄之，曰门人弟子；其家子弟见诸公之盛也，又从而实之。夫文中子之道，岂待诸公而后重哉！可谓不知其师其父者也。关子明之筮，同州府君实书而藏之。备其本末者，亦福畤也。世往往以其筮为怪。《易》有理有数。数，出于理者也。得其理足以知百世之变，明其数足以计将来之事，而又何怪焉！如子明之论人谋天命，有后世儒生之所不及知者。文中子家世之明王道，子明盖有助焉。龚氏安得以私意易之哉！故存此三书，曰《文中子附录》。

濂溪周先生奋乎百世之下，穷太极之蕴以见圣人之心，盖天民之先觉也。手为《太极图》以授二程先生。前辈以为二程之学，后更光大，而所从来不诬矣。横渠张先生崛起关西，究心于龙德正中之地，深思力行而自得之；视二程为外兄弟之子，而相与讲切，无所不尽。世以孟子比横渠，而谓二程为颜子，其学问之渊源，顾岂苟然者！《西铭》之书，明道以为「某得此意，要非子厚笔力不能成也」。伊川之叙《易》《春秋》，盖其晚岁之立言以垂后者。间常谓其学者张绎曰：「我昔状明道之行，我之道盖与明道同。异时欲知我者，求之于此文可也」。其源流之可考者如此。集为之书，以备日览，目曰《伊洛正源书》。

昔顾子敦尝为人言：「欲就山间与程正叔读《通典》十年」。世之以是病先生之学者，盖不独今日也。夫法度不正则人极不立，人极不立则仁义礼乐无所措，仁义礼乐无所措则圣人之用息矣。先生之学，固非求子敦之知者，而为先生之徒者，吾惧子敦之言遂得行乎其间；因取先生兄弟与横渠相与讲明法度者录之篇首，而集其平居议论附之，目曰《三先生论事录》。夫岂以为有补于先生之学，顾其自警者不得不然耳。

《春秋》，继四代而作者也。圣人经世之志，寓于属辞比事之间，而读书者每患其难通。其善读则曰：「以传考经之事迹，以经考传之真伪」。如此，则经果不可以无传矣。游、夏之徒胡为而不能措一辞也！余尝欲即经以类次其事之始末，考其事以论其时，庶几抱遗经以见圣人之志。客有遗余以《春秋总论》者，曰：「是习《春秋》者之秘书也」。余读之，洒然有当于余心。虽其论未能一一中的，而即经类事以见其始末，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，此其为志亦大矣。惜其为此书之勤，而卒不见其名也。或曰：「是沈文伯之所为也」。文伯名棐，湖州人。尝为婺之校官，以文字称，而不闻以经称也。使其非文伯也，此书可不传乎！使其果文伯也，人固不可以浅料也。因为易其名曰《春秋比事》，锓诸木，以与同志者共之。淳熙乙巳秋九月朔陈亮同父序。

右林勋《本政书》一十卷，《比较》二卷，徐宗武得之巩氏家。勋尝游宦广中，盖绍兴初容州所刊本也。勋为此书勤矣，考古验今，思虑周密，世之为井牧之学，所见未有能易勋者。顾其间将使隶农耕良农之田，纳租视其俗之故，经赋出于良农，而隶农出军赋，疑非隶农所利。又使他人得以告地之可辟者而受其赏焉，有趋利起争之渐，疑非王政所当出者。一人之智而思虑小小不中不足怪，大要归于可行，则补其不及，行之者之责也。顾余有所甚疑者，古者王畿千里，定为六乡六遂，而禄地公、邑所占之地，宜倍千里之间。开方计之，地之所未尽者，宜尚多有。盖王政宽大，纳民于其间，不用一律以齐之，则制度虽密，人不思裂去，法可长守而经数尝齐矣。汉之民田固已无制，大略计之，邑居、道路、山林、川泽，群不可垦，盖居三分之二，又有所谓可垦不可垦者居其四分之一，而定垦田直十五分之一耳。盖虽汉法不能尽数以齐之也。今勋欲举天下而用一律以齐之，无乃非圣人宽洪广大之意乎，宜亦非民之所甚便也。今宜于山林、川泽、邑居、道路之外以三分计之，定其一以为经数，起贡、起役、起兵、简教之法，悉如勋所定；以其二为馀夫间田及士工贾所受田。凡朝廷郡县之官，皆使有田，参定其法，别立一官掌之，并使其属以掌山林川泽，大为之制，使民得尽力于其间，而收其贡赋，以佐国用，以苏疲民，则经数常齐矣。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广，则民不骇而政易行。然后勋所定之制，可以一定而不易，庶几勋之志也。虽然，事不习熟，则人之视听易以惊动，骤而行之，非成顺致利之道也。勋之书至矣，要岂人之视听所常习者乎！非其所常习，虽用勋三年颁降之说，犹恐不能无动也。夫成顺致利之道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，盖用此道以开天地而立人极者。自汉以来，英雄特起之君，亦必用是以有为。惟其一变之馀，安之而不思其所以善其后，此后世之所以治乱不常，而古道卒不可复也。勋之书可用于一变之后，安得其人以开其先者乎！要非察古今之变，识圣人之用，而得成顺致利之道者，不能知也。然则余之刊勋书，所望于世之君子盖甚厚。

往时广汉张敬夫、东莱吕伯恭，于天下之义理自谓极其精微，而世亦以是推之，虽前一辈亦心知其莫能先也。余犹及见二人者，听其讲论，亦稍详其精深纡馀，若于物情无所不致其尽。而世所谓阴阳卜筮，书画伎术，及凡世间可动心娱目之事，皆斥去弗顾，若将浼我者。晚得从新安朱元晦游，见其论古圣贤之用心，平易简直，欲尽摆后世讲师相授、流俗相传、既已入于人心而未易解之说，以径趋圣贤心地而发挥其妙，以与一世人共之。其不得见于世，则圣贤之命脉犹在，而人心终有时而开明也。其于经文，稍不平易简直则置而不论，以为是非圣贤之本旨，若欲刊而去之者。余为之感慨于天地之大义，而抱大不满于秦、汉以来诸君子，思欲解其沈痼以从新安之志，而未能也。然而于阴阳卜筮，书画伎术，凡世所有而未易去者，皆存而信之，乃与张、吕异。其于郭叔瞻之能，尤爱而喜之不厌。岂悦物而不留于物者固若此乎，抑世所谓画师之能，皆未能窥叔瞻之心地而不可弃乎！故余于叔瞻无旧故，而为诸公道其所长不容已，亦因以见秦汉以来诸君子犹烦新安之刮剔，而后圣贤之心事可得而尽白也。叔瞻力求余跋，因叙其本末如此，试以呈似新安云。

吾友陈傅良君举为余言：「薛季宣士隆尝从湖襄间所谓袁道洁者游。道洁盖及事伊川，自言得《伊洛礼书》，欲至蜀以授士隆。士隆往候于蜀，而道洁不果来。道洁死，无子，不知其书今在何许」。伊川尝言：「旧脩六礼，已及七分，及被召乃止，今更一二年可成」。则信有其书矣。道洁之所藏近是，惜其书之散亡而不可见也。因集其遗言中凡参考礼仪而是正其可行与不可行者，以为《伊洛礼书补亡》。庶几遗意之未泯，而或者其书之尚可访也。

世所传有伊川先生《易传》，杨龟山《中庸义》，谢上蔡《论语解》，尹和靖《孟子说》，胡文定《春秋传》。谢氏之书，学者知诵习之矣。尹氏之书，简淡不足以入世好。至于是三书，则非习见是经以志乎举选者，盖未之读也。世之儒者，揭《易传》以与学者共之，于是靡然始知所向。然予以谓不由《大学》《论语》及《孟子》《中庸》以达乎《春秋》之用，宜于《易》未有用心之地也。今《语孟精义》既出，而谢氏、尹氏之书具在。杨氏《中庸》及胡氏《春秋》，世尚多有之，而终病其未广，别刊为小本，以与《易传》并行，观者宜有取焉。

五峰胡宏仁仲，故宝文阁直学士谥文定名安国字康侯之季子也。文定尝以《春秋》一经侍太上皇帝于讲筵，又尝为之训传，其学问所繇来可考矣。闻之诸公长者，以为五峰实传文定之学。比得其传文观之，见其辨析精微，力扶正道，惓惓斯世，如有隐忧，发愤至于忘食，而出处之义终不苟，可为自尽于仁者矣。其教学者以求仁，终篇之中未尝不致意焉。推其文以与学者共之，因文以达其意，庶几五峰之志未泯也。

余闻诸张横渠曰：「《尚书》最难看，盖难得胸臆如此之大；若祗解文义则不难。自孔安国以下，为之解者殆百馀家，随文释义，人有取焉。凡帝王之所以纲理世变者，盖未知其何如也」。永嘉郑公景望，与其徒读书之馀，因为之说，其亦异乎诸儒之说矣。至其胸臆之大，则公之所自知与明目者之所能知，而余则姑与从事乎科举者诵之而已。

尚书郎郑公景望，永嘉道德之望也。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，见其议论弘博，读之穷日夜不厌，又欲锓木以与从事于科举者共之。余因语之曰：「公之行己以吕申公、范淳夫为法，论事以贾谊、陆贽为准，而惓惓斯世，若有隐忧，则又学乎孔、孟者也。是直其谭论之馀，或昔然而今不尽然者，毋乃反以累公乎」？其人曰：「苟足以移科举骫骳之文，不根之论，是某等之心，而识者岂必以是而尽求公哉」！余不能禁，乃取今上即位之初其所上陈丞相书以附于后。余，永康陈亮也。

予平生不能诗，亦莫能识其浅深高下。然尝闻韩退之之论文曰：「纡馀为妍，卓荦为杰」。黄鲁直论长短句，以为「抑扬顿挫，能动摇人心」。合是二者，于诗其庶几乎。至于立意精稳，造语平熟，始不刺人眼目；自馀皆不足以言诗也。桑泽卿为诗百篇，无一句一字刺人眼，可谓用功于斯术者矣。刘牢之大小百战，方为名将；何无忌从容坐谈，而灵宝以为酷似其舅，一战而胜，亦略似之，然终非真也。泽卿试问之渭阳李靖之兵法，既尽乎骨肉之间，有留行则人将议其惨矣。

伊洛遗礼，其可见者惟婚与丧祭仅存其一二，今以附诸《补亡》之后。夫礼虽先王未之有，可以义起也。《补亡》所集，集其义也。苟精其义，则当时之所参定者尚可考，而缺裂不全之制，岂必以是为尊哉！《记》曰：「礼之所尊，尊其义也」。存其可见者，以惜其不可见者而已。

伊川先生之序此书也，盖年七十有一矣；四年而先生没。今其书之可见者才二十年，世咸惜其缺也。余以为不然。先生尝称杜预之言曰：「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餍而饫之，使自趋之。涣然冰释，怡然理顺，然后为得也」。先生于是二十年之间，其义甚精，其例类博矣。学者苟精考其书，优柔餍饫，自得于言意之外，而达之其馀，则精义之功在我矣。较之终日读其全书而于我无与者，其得失何如也！

陈氏得姓，所由来甚详，今不复载。自太丘长以来，逵既渡江，其后中微，霸先用以为陈，历历可考。及唐末五代，比于皇朝之初，陈氏散落为民，谱不可系。今断自我七世祖始，从所逮闻也。自我皇祖若诸从兄弟岁时祭祀，有所谓军阵者次尹，儿时不得问，今莫可质。犹记湖州尚书一人，以待博闻者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