道之在天下，平施于日用之间，得其性情之正者，彼固有以知之矣。当先王时，天下之人，其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盖有不知其然而然者。先王既远，民情之流也久矣，而其所谓平施于日用之间者，与生俱生，固不可得而离也。是以既流之情，易发之言，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，而圣人于其间有取焉。抑不独先王之泽也，圣人之于《诗》，固将使天下复性情之正，而得其平施于日用之间者。乃区区于章句、训诂之末，岂圣人之心也哉！孔子曰：「兴于《诗」》。章句、训诂亦足以兴乎？愿比诸君求其所以兴者。

《周礼》一书，先王之遗制具在，吾夫子盖叹其郁郁之文，而知天地之功莫备于此，后有圣人，不能加毫末于此矣。世儒之论以为：治至于周公而术已穷，穷则不可以复，继周之后必为秦，吾夫子盖逆知之而不言也。呜呼！果其穷也，则周公之志荒矣。自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以来，顺风气之宜而因时制法，凡所以为人道立极，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。盖至于周公，集百圣之大成，文理密察，累累乎如贯珠，井井乎如画棋局，曲而当，尽而不污，无复一毫之间，而人道备矣。人道备，则足以周天下之理，而通天下之变。变通之理具在，周公之道盖至此而与天地同流，而忧其穷哉！夫周家之制既定，而上下维持至于八百馀年，诸侯既已擅立，周之王徒拥其虚器，蕞然立于诸侯之上，诸侯皆相顾而莫之或废。彼独何畏而未忍哉？岂非周公之制有以维持其不忍之心，虽颠倒错乱而犹未亡也？当是之时，周虽自绝于天，有能变通周公之制而行之，天下不必周，而周公之术盖未始穷也。秦徒见其得天下之难，以为周公之制盖非其所便，并与夫仅存者而尽弃之。而不知周家之制既尽，而秦亦亡矣。人道废，则其君岂能独存哉！始夫子之言曰：「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」。盖以为后之王者必因周而损益焉，自是变通，至于百世而不穷，而岂知其至此极也！汉高帝崛起草莽而得天下，知天下厌秦之苛，思有息肩之所，故其君臣相与因陋就简，存宽大之意，而为汉家之制，民亦以是安之。而汉祚灵长，绝而复续者，几与夏、商等。自是功利苟且之政习以为常，先王不易之制弃而不讲，人极之不亡者几希矣。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遗书而兴百世之叹，反覆推究，而冀其复见天地之大全也。然自秦火之馀，此书已非其全，而驳乱不经之言，盖如黑白之不相入，尚可考而知也。虽然，文武之政布在方册，其人存则其政举。自周之衰以迄于今，盖千五百馀年矣，天独未厌于斯乎？故将与诸君参考同异以有待焉。

礼者，天则也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周旋上下，曲折备具，此非圣人之所能为也。《礼记》一书，或杂出于汉儒之手。今取《曲礼》若《内则》、《少仪》诸篇，群而读之，其所载不过日用饮食、洒扫应对之事要，圣人之极致安在？然读之使人心惬意满，虽欲以意增减而辄不合。返观吾一日之间，悚然有隐于中，是孰使之然哉！今而后知三百三千之仪，无非吾心之所流通也。心不至焉，而礼亦去之。尽吾之心，则动容周旋无往而不中矣。故世之谓繁文末节，圣人之所以穷神知化者也。夫礼者，学之实地也。由敬而后可以学礼，学礼而后有所据依。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尽，皆敬之不至，而吾心之不尽也。一毫之不尽，则其运用变化之际必有肆而不约者矣。由此言之，礼者，天则也，果非圣人之所能为也。

圣人之于天下也，未尝作也，而有述焉。近世儒者有言：「述之者，天也；作之者，人也」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吾夫子之所以述也。至于《春秋》，其文则鲁史之旧，其详则天子诸侯之行事，其义则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，而孔子何作焉？孟子之所谓作者，犹曰「整齐其文」云耳。世儒遂以为《春秋》孔子所自作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虽游夏不能赞一辞于其间，言其义圣人之所独得也。信斯言也，则《春秋》其孔氏之书乎？夫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，圣人以匹夫而与天子之事，此王法之所当正也，不能自逃于王法而能正人乎？乱臣贼子其有辞矣。夫赏，天命；罚，天讨也。天子，奉天而行者也，赏罚而一毫不得其当，是慢天也，慢而至于颠倒错乱，则天道灭矣，灭天道，则为自绝于天。夫子，周之民也。伤周之自绝于天，而不忍文武之业遂坠于地也，取鲁史之旧文，因天子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。赏不违乎天命，罚不违乎天讨，犹曰：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。或去天称王，或宰以名见，犹曰：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赎乎天者也。天之道不亡，则周不为自绝于天；周不为自绝于天，则天下犹有王也。天下有王，而乱臣贼子安得不惧乎！然则《春秋》者，周天子之书也，而夫子何与焉。或曰：「《春秋》而系之以鲁，何也」？曰：「天下有王，凡诸侯之国之所记载，独非天子之事乎？而况鲁，周之宗国，其事可得而详也。夫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吾其为东周乎」！此夫子之志，《春秋》之所由作也。是以尽事物之情，达时措之宜，正以等之，恕以通之，直而行之，曲而畅之。其名是也，其实非也，则文与而实不与。其心然也，其事异也，则诛其事而达其心。微显阐幽，谨严宽裕，如天之称物平施，如阴阳之并行不悖。文、武、周公之政所以曲当乎人心者也，而谓《春秋》孔子之所自作，宜非亮之所敢知也。《春秋》所书，无往而非天。学者以人而视《春秋》，而谓有得于圣人之意者，非也。故将与诸君以天下之公而观之，毋以一人之私而观之，辞达而义畅，庶乎可以窥天道之全也。

《论语》一书，无非下学之事也。学者求其上达之说而不得，则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；意生见长，又从而为之辞曰：「此精也，彼特其粗耳」。呜呼！此其所以终身读之而堕于榛莽之中，而犹自谓其有得也。夫道之在天下，无本末，无内外。圣人之言，乌有举其一而遗其一者乎！举其一而遗其一，则是圣人犹与道为二也。然则《论语》之书，若之何而读之？曰：用明于内，汲汲于下学，而求其心之所同然者。功深力到，则他日之上达，无非今日之下学也。于是而读《论语》之书，必知通体而好之矣。亮于此书，固终身之所愿学者，方将与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涂焉。

昔先儒有言：「公则一，私则万殊」。人心不同，如其面焉，此私心也。呜呼，私心一萌，而吾不知其所终穷矣。先王之时，礼达分定，而心有所止。故天下之人各识其本心，亲其亲而亲人之亲，子其子而子人之子，其本心未尝不同也。周道衰而王泽竭，利害兴而人心动，计较作于中，思虑营于外，其始将计其便安，而其终至于争夺诛杀，毒流四海而未已。孟子生于是时，悯天下之至此极，谓其流不可胜救，惟人心一正，则各循其本，而天下定矣。况其势已穷而将变，变而通之，何啻反掌之易。孟子知其理之甚速，而时君方以为迂，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难行，而人心之难正也。故善观孟子之书者，当知其主于正人心；而求正人心之说者，当知其严义利之辨于毫釐之际。尝试与诸君共之。

古者不恃法以为治，惧天下之以法求我也；后世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惧天下之相与为私也。庆赏刑威，圣人所以奔走天下之具，《周官》所谓八柄驭群臣者，其操纵阖辟，无不自我，岂尝立为定法，以听人之自取哉。天下而有定法，则各执其成以要其上，如持券取偿，患法之不合，而不患吾之无以堪此也；患求之未遂，而不患人之不以为然也；则天子之八柄亦亵矣。然人之私意无穷，而吾之立法亦未已，一人抑之，一人开之，抑之一说也，开之又一说也，互相是非而法亦不知所定矣。此其病不在法也，亦不在人也，病在夫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天下皆得执法以要其上也。夫任子所以象贤也，非使夫公卿大夫得以私其子若孙也，曷为立法以听人之自取邪？法可以听人之自取，则子孙甥侄之念，谁独无之？遗一人焉，则虽死而目不瞑也，何暇论其贤不肖哉！贤不肖所不暇论，则象贤之义安在？而任子所以为私恩耳！国家患官之冗，而后思所以抑之，法虽行而人不服，抑之未几而复开之矣。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又立法以禁之，固所以起人之争也。反其象贤之义，而操纵与夺之权一归于上，则法行而人服矣。宫观所以均逸而优老也，非使士大夫得以自便其私也，曷为立法以听人之自取耶？法可以听人之自取，则便文自营之念，谁独无之？一日家食，则虽妻孥亦笑其无能也，何暇论理之是非哉！是非所不暇论，则均逸优老之义安在？而宫观所以为私恩耳。国家患财之耗，而后思所以抑之，法虽行而人不厌，抑之未几而复开之矣。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而又立法以禁之，固所以起人之侥倖也，反其均逸优老之义，而操纵与夺之权一归于上，则法行而人服矣。至于取士之道，所以敬天之所付，而求尽天下之才也，非诱之以爵禄，而使之颠倒于是非荣辱之涂而不自知也。今也乡举里选，则使之自为保状、家状，以求试于有司，棘闼锁闭，如防寇盗，封弥誊录，如掷雉卢，一日之长，偶中有司选抡，虽屠沽不得不与，是果何法也？而又人无定数，而州有定额，人多额少，则侥倖求试之心，谁独无之？而况开其涂而受其来哉！法网虽密，而窃贯冒亲不以为疑者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将以尽天下之才，而立法以听其自取，天下方颠倒于是非荣辱之涂，岂一纲一目之所可得而禁哉。坏天下之才，其原不起于牒试也。不思先王取士之大旨，而较今世寻常之法，则其弊未有底止，而法之在天下，其为可叹者不独此三事也。艺祖之初，法令宽简，取士任子，磨勘考绩，年劳升转，皆未有一定之法，而天下之人，尽心毕力以事其上，上之人视其劳佚、能否而为之黜陟、进退，而不必尽拘于一定之法。故上易知而下易使，明白洞达以开千百年无穷之基。自景德、祥符以来，天下廓廓无事，天子登封泰山，礼百神，公卿大夫，从容法服，列侍左右，千乘万骑，拥卫于其旁；父老百姓，欢欣鼓舞于其外；嘉与海内同此大庆，而横恩四出矣。取士任子之法非复其旧，其后景祐有牒试之制，熙宁有宫观之员，恩意日隆，法网日密，而天下亦不胜其多故。虽太平之馀，不可以开国旧事为例，而立法以听人之自取，使之各执成法以要其上，则其流为甚可畏也。天下方争论法以求精密，而愚独以为当使法令宽简，而予夺荣辱之权一归于上。其说若甚迂矣，《易》所谓「化而裁之存乎变，推而行之存乎通」者，非随世立法者之所能知也，盍亦反其本而求之？

天下大势之所趋，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易之者人也。自有天地，而人立乎其中矣。人道立而天下不可以无法矣。人心之多私，而以法为公，此天下之大势所以日趋于法而不可禦也。圣人论《易》之法象而归之变通，论变通而归之人，未有偏而不举之处也。故三代未尝不立法，而无任法之弊；三代未尝不用人，而无任人之失；未尝不以人行法，而无所谓人法并行之说。自秦坏天地之大经，而天下之变始开矣。汉，任人者也；唐，人法并行者也；本朝，任法者也。天下之大势一趋于法，而欲一切反之于任人，此虽天地鬼神不能易，而人固亦不能易矣。任人任法，与夫人法并行之外，又将何所出以正天地之常经耶？虽有圣智，安得而不病其难也！然尝思之：法固不可无，而人亦不可少。闻以人行法矣，未闻使法之自行也。立法于此，而非人不行，此天下之正法也。法一立而人主以用人为己忧，兢兢然惧任官之非其人、而法不能行也，故上当其忧而下任其责，天下所以常治而无乱也。病无其人而一委于法，此一时之私心也，法一详而人君以用非其人为未害，纤悉委曲，条目备具，彼固不能尽出吾法之外也，故上无近忧而下不任责，天下之事所以常可虞也。故有以人行法之法，有使法自行之法。今日之法可谓密矣：举天下一听于法，而贤智不得以展布四体，奸宄亦不得以自肆其所欲为，其得失亦略相当矣。然法令之密，而天下既已久行而习安之，一旦患贤智之不得以展布四体，而思不恃法以为治，吾恐奸宄得以肆其所欲为，而其忧反甚于今日也。然而任天下大势之所趋，而听其所至之如何，则无所责于人矣。人主所以当天下之责者安在？而大臣所以同国家之忧者又何为乎？故任法者本朝之规模也，易其规模，则非后嗣子孙之所当出也，盍亦于法而思之，则变通之道不可缓也。法当以人而行，不当使法之自行。今任法之弊，弊在于使法之自行耳。傥能于其使法自行之意而变通之，则条目微密，得无有可简者乎？关防回互，得无有可去者乎？大概以法为定，以人行之，而尽去其使法自行之意，上合天理，下达人心，二百年变通之策也。法者公理也，使法自行者私心也，恃公理而不恃使法自行之私心，则他日必有变通而至于不穷者，孰谓任人、任法、与夫人法并行之外而他无其道乎！天下大势之所趋，苟得其人，可以不动声色而易也。夫取士任官之法，未有密于今日者也。然艺祖立法之初，糊名、誊录未尽用，与其他所以防禁之严未尽举，而进士高第多为时名臣；磨勘、年劳未尽立，与其所以升转之格未尽定，而当官任职皆有以自见。盖取士贵得人，任官贵责效，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，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。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，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，盖取士任官不胜其条目之多，而人愈苟且，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！治兵理财之法，亦未有密于今日者也。然艺祖立法之初，兵大较以严阶级、惯驰驱为本，而苛碎之禁尚多阔略，使人得以自奋；财大较以裕根本、谨废置为先，而隐漏之方尚多遗馀，使人得以取办。盖治兵贵制敌，理财贵宽民，立法以公而以人行法，亦未尝敢曰无其人而法亦可行也。其后防人之多私而法日密，无其人而欲法之自行，盖治兵理财不胜其条目之细，而事权愈轻，岂非欲法自行之心有以取之乎！今儒者之论则曰：「古者不恃法以为治」。而大臣之主画，议臣之申明，则曰：「某法未尽也，某令未举也，事为之防，不可不底其极也；人各有心，不可不致其防也」。其说便于今而不合于古，儒者合于古而不便于今。所以上贻有国者之忧，而勤明执事之下问。而愚之说则曰：「天下不可以无法也，法必待人而后行者也，多为之法以求详于天下，使万一无其人，而吾法亦可行者，此其心之发既出于私，而天下之弊所以相寻于无穷也」。使立法者得是说而变通之，岂惟弊源之瘳有日，而三代立法之意，艺祖立法之初，当自今日而明矣。《诗》不云乎：「无念尔祖，聿修厥德」。「惟其有之，是以似之」。愚不胜惓惓。

异端之学，何所从起乎？起于上古之阔略，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，忧世变之难救，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，得其一说，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。老庄为黄帝之道，许行为神农之言，墨氏祖于禹，而申、韩又祖于《道德》。其初岂自以为异端之学哉，原始要终而卒背于圣人之道，故名曰异端，而不可学也。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。天资既高，目力自异，得一书而读之，其颖脱独见之地不能逃，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。得其颖脱而不惑乎背戾，一旦出而见于设施，如兔之脱，如鹘之击，成天下之骏功而莫能禦之者，此岂有得于异端之学哉，其说有以触吾之机耳。使圣人之道未散，而六经之学尚明；极其天资、目力之所至，伏而读其书，以与一世共之，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，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。子房、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。贾生不得自尽于汉，而魏徵有以自见于唐，亦惟其所遭耳。子房为高帝谋臣，从容一发，动中机会，而尝超然于事物之外，此岂圯下兵法之所有哉。孔明苟全于危世，不求闻达，三顾后起，而惓惓汉事，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，管乐功利之学，盖未能造此室也。天资之高，目力之异，卓然有会于胸中，必有因而发耳。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，经营讲画，不遗馀虑，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，无所不可，申、韩之书，直发其经世之志耳。魏徵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，从容论议，有过必救，有善必达，虽礼乐之未暇，而治体盖亦略尽，纵横之学，直发其遇合之机耳。豪杰之士，天资之高，目力之异，未可以一书而律之也。嗟夫，使圣人之道未散，《六经》之学尚明，而皆得以驰骋于孔氏之门，由、赐、游、夏不足进也。昔者圣人历观上古之书，商周之典礼，断自唐虞以下，讫于周，叹其前之不足为法，而伤其后之不可复知，所以塞异端之原，而使其流之无以复开也。而春秋战国之君子，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说以驰骛于世，则孔子之虑诚远矣。然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执《礼》，乃孔子之所雅言，日与群弟子共之者，而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不与焉，何以发豪杰不群之志哉！子路以为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」，则深排而力斥之，以为非教人之常也。宜其律天下豪杰于规矩准绳之中，而乃上许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，下许颜子以四代之礼乐，是殆其他未有以当孔氏之心耳。贾生魏徵可也，吾是以三叹于子房、孔明焉。

「五百年必有王者兴，其间必有名世者」。圣贤之生亦有定理，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数乎？夫是以知天人之难合也。盖至于吾夫子，有扶天下之道，有正四代礼乐之志，而时君方骛于功利，有道不合，有志不遭，而徒能叹凤鸟之不至，周公之不复梦见，而定理之不应，定数之不验。孟子所以复叹其未有疏于此时，而伤其数之过。知天下息肩之日尚远，而圣贤相遭之期犹未也。时日愈疏，世变愈下，使其相遭，则君非昔者之君，臣非昔者之臣，徒以当方来之数，而无复三代之盛矣。孟子之叹，盖叹此也。自汉而言之，则萧曹之遇高祖，丙魏之遇宣帝，盖可谓汉家遇合之盛矣。自唐而言之，则房杜之遇太宗，姚宋之遇明皇，亦可谓唐家遇合之盛矣。其一时君臣之遇合，足以扶斯世而苏生民，贻谋方来而光映前古；其所谋谟成就，后世皆莫之先也。而卒有愧于三代，岂其期运不接，源流不继，而天人之际至难合欤！何治道之遂疏阔也！周室之衰，以迄于秦，天下之乱极矣。斯民不知有生之为乐，而急于一日之安也。高祖君臣独知之，三章之约以与天下更始，禁网疏阔，使当时之人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，虽礼文多阙，而德在生民矣。曹参以清净而继「画一」之歌，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魏相之奉天时，行故事，丙吉之不务苛碎，不求快意，以供奉宣帝宽大之政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唐承隋旧，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远，天下不能无望于纪纲制度之举而致治之隆也。太宗君臣独知之，兴仆植僵，以《六典》正官，以进士取人，以租庸调任民，以府卫立兵。虽礼乐未讲，而天下之废略举矣。房、杜谋断相先，而卒与共济斯美。此其君臣遇合之盛，亦无一念之不在斯民也。姚崇之遇事立断，宋璟之守正不阿，以共成明皇开元之治，亦不负君臣之遇合矣。自汉唐以来，虽圣人不作，而贤豪接踵于世，有如贾生之通达国体，董生之渊源王道，欲揭其君于三代之隆，其君亦既知之，而卒于不遇；而第五伦、李固之徒，亦班班自见于东都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汉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有如陆贽之论谏仁义，李泌之惓惓古制，欲使其君为不世出之主，其君亦尝用之，而终于不尽；而杜黄裳、裴度之徒，亦各有以自见于世，而无复君臣遇合之盛，亦可为唐家天时人事之叹矣。夫君臣之相遭，盖天人之相合，而一代之盛际也，此岂可常之事哉！盍于《易》《否》《泰》之象而玩之乎。

国家之本末源流，大臣之所讲画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；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，子弟之所习闻而建官设学之所教诏也。夫天下之贤才，岂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，国中之学不以及天下之士者，国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语之也。集天下之士而会之京师，非所以养其重厚质实之意也。以天下之学养天下之士，为之规矩准绳，命有司而宾兴之，岂将以销天下豪杰之心；天下而有豪杰特立之士，卓然不待教诏而知国家之本末源流者，彼固不能自掩于宾兴之际矣，犹将养其望实以待天下之既孚，然后举而加诸上位，先王之所以处天下之士，固已无负矣。而公卿大夫之子弟，近在王朝之左右者，吾既尊礼其父兄，而众庶共见矣，其子弟犹吾之子弟也，使之共处而教之：大司乐与其属以乐而和平其心，是成德达材之道也；师氏，天子之所以长善而救失者，则又以中失之事而语国之子弟。其于国家之本末源流，固已如身尝而亲历之矣。故其适子往往可以继世为卿，而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，肃之以戒令，平居则考其艺能，缓急则部以军法。凡在王朝之左右者，无非可用之才也。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，非若汉法待其父兄任以为郎也。虽重嫡以节其馀，又岂能禁其异时不举任之哉！东汉之置五经师以教四姓小侯，唐分四学以官品而教其子弟，盖亦足以加惠于公卿士大夫矣。教养之无法，而时变之易移，终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为盛也。东汉之衰，不足道矣；而唐之盛时已如此，奈之何其变之不亟哉！本朝监学之法，虽参以天下之士，而于国子加厚矣。盖爱礼存羊，以有待也。吕汲公号为杰然有识之士，不知举先王教养国子之法，而欲于阶官加「左」「右」二字以勉励之，不究其本而其齐其末，徒以启后来之纷纷也。今朝廷之选用，固已无间于文武若奏补矣，因其父兄之所在，冀其自学而任使之，而教学之法阙然不闻。故虽不学而从政者，举世安之而不以为异，尚乌望其习熟国家之本末源流哉！然国子犹置博士、正录，则其文之一二犹存也。今以场屋一时之弊，将使国子若待补者试之别头，则其文从此尽废矣，况未能复其实，而忍弃其文乎！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习知国家之本末，徒为纷纷以乱人听，而有意于国之子弟，于斯时也，而举先王教养国子之法，奚患不行？况其一二之遗文，岂可以其一时之弊而遂废之哉！士大夫之嘱托其子弟，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谷者，尚可覆也，何至仓卒变法而类若亡具乎！集天下之士而养之京师，非良法也；人情之既安者，未可改也；太学之加厚于国子，犹美意也；天理之不可无者，独可轻变乎！草茅之论，不敢以私而害公，执事不可以公而自嫌于私也，其为今日卒言之。

有察举而后有铨选，有铨选而后有资格。天下之变日趋于下，而天下之法日趋于详也。方汉、魏之察举也，岂以铨选为可行哉！察举之不免于私，则亦严其课试之法而已矣。课试之有法，而其变未已，由是而加详焉，则铨选之归于吏部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及隋、唐之铨选也，岂以资格为可用哉！铨选之不免于弊，则亦谨其注授之时而已矣。注授之有时，而其变未已，由是而加详焉，则铨曹之有资格，亦其势之所必至也。然铨选既行，而人往往以察举为无用之虚名。今人浸不如古，故铨选犹不堪其弊，而欲慕无用之虚名以求合于古，而冀得人之盛，是导之使为私耳。向也为汉、魏之良法，而今为虚名，铨选有定制，则其说岂易入乎。然魏元同、沈既济之徒，思救铨选之弊，则惓惓于郡县之察举，奏疏论之，以幸一旦之可复。天下方病铨选之不定而将趋于资格，亦何有于察举哉。论虽不行，而识者高之，盖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。及资格既用，而人往往以铨选为难守之弊法。今人浸不如古，故资格不能以尽防，而欲举难守之弊法以渐复前代，而谓古道之有望，是开之使无法耳。向也为隋、唐之盛典，而今为弊法，资格有定守，则其说岂易入乎。然庆历间，范、富诸公思救磨勘、荐举之弊，欲去旧例，以不次用人，而案百吏之惰。天下方病资格之未详而将趋于成例，亦何有于铨选哉。事虽随废，而论者惜之，亦以天下之变可回而不可徇也。然则铨曹资格之弊，自庆历以来固已患之矣。其后熙宁间，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，按唐《六典》而大正天下之官。其徇名责实，固已光乎祖宗，而元祐诸臣之所不敢轻动也。然其资格尚仍祖宗之旧而加详焉。及夫徇名责实之意既衰，而资格之弊如故。凡其大臣之所讲画，议臣之所论奏，往往因弊变法，而未必尽究其立法之初意，法愈详而弊愈极。积而至于今日，而铨曹资格之法，其弊不可胜言矣。此所以上勤圣天子宵旰之虑，而执事亦将进诸生而教之也。夫人情不易尽，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。然上下之间每以法为恃者，乐其有准绳也。以名誉取人，人或以虚诞应之，而荐举直以文移为据耳，天下宁困于荐举，而终以为名誉之风不可长者，所恃在法也。以绩效取人，人或以浮伪应之，而年劳直以日月为功耳，天下宁困于年劳，而终以为绩效之实不可信者，所恃在法也。天下方以法为恃，而欲委法以任人，此虽尧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。将一意而求之于法，则今日之法亦详矣。圣上徇名责实，常以清光照临群下，留意民事，尤以郡县为重，而其弊犹若此。则人情果不易尽，而法果不足恃矣。方庆历、嘉祐，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也；及熙宁、元丰之际，则又以变法为患。虽如两苏兄弟之习于论事，亦不过勇果于嘉祐之制策，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，转手之间而两论立焉，虽自以为善事两朝，将使其君何所执以为据依哉。独张安道始终以艺祖旧事为言，不以两朝而易其心。使人主能讲求其立法之初意，则必因时而知所处矣。艺祖承五代藩镇之祸，能使之拱手以趋约束，故列郡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；财归于漕司；兵各归于郡；而士自一命以上，虽郡县筦库之微职，必命于朝廷；而天下之势始一矣。此其图回天下之大略，而非专恃资格以为重也。当是时，宰相得以进退百官，而吏部尚以身言书判为试，则犹仍铨选之旧也。取人犹采名望而荐举任用，磨勘迁转犹未有定法，凡欲使天下之势在我而已。故朝廷尊严，大臣镇重；而天下之士不以进取为能，不以利口为贤。历三朝而士之善论时政是非利害者，百不一二也，岂不盛哉！今吏部之资格日繁，而铨选之为虚文久矣。庙堂方以资格从事，下人轻上爵，小臣与大计。则其徇私苟求，浮伪偷惰之风，不当尚求之法也。愚不敏，不敢辄论时政，顾方居今而思艺祖，当资格之时而谓铨选之可复，亦徒以谢明问而已。

古人重变法，而变文犹非变法所当先也。天下之士，岂不欲自为文哉，举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，则人各有心，未必以吾言为然也。然不然之言交发并至，而论者始纷纷矣。纷纷之论既兴，则一人之力决不能以胜众多之口，此古人所以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也。然则文之弊终不可变乎？均是变也，审所先后而已矣。夫文弊之极，自古岂有踰于五代之际哉：卑陋萎弱，其可厌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恢廓磊落，不事文墨，以振起天下之士气；而科举之文，一切听其所自为，有司以一时尺度律而取之，未尝变其格也。其后柳仲涂以当世大儒，从事古学，卒不能麾天下以从己；及杨大年、刘子仪因其格而加以瑰奇精巧，则天下靡然从之，谓之昆体。穆脩、张景专以古文相高，而不为骈俪之语，则亦不过与苏子美兄弟唱和于寂寞之滨而已。故天圣间，朝廷盖知厌之，而天下之士亦终未能从也。其后欧阳公与尹师鲁之徒，古学既盛，祖宗之涵养天下，至是盖七八十年矣。故庆历间，天子慨然下诏书，风厉学者以近古，天下之士亦翕然丕变以称上意。于是胡翼之、孙复、石介以经术来居太学，而李泰伯、梅尧臣辈又以文墨议论游泳于其中，而士始得师矣。当是时，学校未有课试之法也，士之来者，至接屋以居而不倦，太学之盛盖极于此矣。乘士气方奋之际，虽取三代两汉之文，立为科举取士之格，奚患其不从，此则变文之时也。艺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。然当时诸公，变其体而不变其格，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经术。学校课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略，此王文公所以得乘间而行其说于熙宁也。经术造士之意非不美，而新学、《字说》何为者哉！学校课试之法非不善，而月书、季考何为者哉！当是时，士之通于经术者，神宗作成之功，而非尽出于法也。及司马温公起相元祐，尽复祖宗之故，而不能参以熙宁经术造士之意、取其学校课试之大略，徒取快于一时而已。则夫士之工于词章者，皆祖宗涵养之馀，而非必尽出于法也。绍圣、元符以后，号为绍述熙、丰，亦非复其旧矣，士皆肤浅于经而烂熟于文，其间可胜道哉！中兴以来，参以诗赋经术，以涵养天下之士气，又立太学以耸动四方之观听，故士之有文章者、德行者、深于经理者、明于古今者，莫不各得以自奋，盖亦可谓盛矣。然心志既舒则易以纵弛，议论无择则易以浮浅，凡其弊有如明问所云者，固其势之所必至也。议者思所以变之，其意非不美矣；而其事则艺祖之所难，而嘉祐之所未及也。夫三年课试之文，四方场屋之所系，此岂可以一朝而变乎。然学校之士，于经则敢为异说而不疑，于文则肆为浮论而不顾其源，渐不可长。此则长贰之责，而主文衡者当示以好恶，而不在法也。昔庆历有胡翼之学法，熙宁有王文公学法，元祐有程正叔学法。今当请诸朝廷，参取而用之，不专于月书、季考，以作成太学之士，以为四方之表仪，则祖宗之旧可以渐复，岂必遽变其文格以惊动之哉！古人重变法，而尤重于变文，则必有深意矣。不识执事以为如何？

昔者孔子适周而观礼，上世帝王之书，盖亦无所不睹矣。包羲氏、神农氏、黄帝氏始开天地而建人极，其大者固已为百王之所不可废，而风俗之尚朴、法度之尚简也，故其书不可存而存其大者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。而《易》之书则天地古今之变备矣。帝尧始因时立制，可以为万世法程，而百王之纲理世变者，自是而愈详，故裁而为书，三代损益之变，后世圣人将有考焉。而夏商之书，杞、宋特不足證，于是始定《周礼》。又参考周家风俗之盛衰，与其列国离合之变，删而为《诗》。其于周可谓详矣。又取累圣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，列为《乐书》。而又伤春秋之变，遂不可为也。齐威晋文之伯，首变三代之故，而天地之大经从此废矣。圣人之所以通百代之变者，一切著之《春秋》。《六经》作而天人之际其始终可考矣。此圣人之志也，而王仲淹实知之。九师三传，齐、韩、毛、郑、大戴、小戴与夫伏生、孔安国之徒，其于六经之文，穷年累岁，不遗馀力矣；师友相传，考订是非，不任胸臆矣；而圣人作经之大旨，则非数子之所能知也。天下而未有豪杰特起之士，则世之言经者岂能出数子之外哉，出数子之外者，任胸臆而侮圣言者也。彼其说之有源流也，历盛衰之变也，合前后之智也，于圣人之大者犹有遗也。纳天下之学者于规矩之内，吾未见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术之有所止也。当汉、唐之盛时，学者皆重厚质实，而不为浮躁儇浅之行，彼其源流有自来矣。祖宗之初，不以文字卑陋为当变，而以人心无所底止为可忧，故天下之士惟知诵先儒之说以为据依，而不自知其文之陋也，是以重厚质实之风往往或过于汉唐盛时。其后景祐、庆历之间，欧阳公首变五代卑陋之文，奋然有独抱遗经以究终始之意，终不敢舍先儒之说，而犹惓惓于正义，盖其源流未远也。嘉祐以后，文日盛而此风少衰矣。极而至于熙、丰之尚同，犹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圣言也。圣人作经之大旨，非豪杰特立之士不能知，而纤悉曲折之际，则注疏亦详矣，何所见而忽略其源流而不论乎！无怪乎人心之日偷，而风俗之日薄也！然考之三朝，未尝立法也，而天下之学者知以注疏为重，则人心之向背顾上之人如何耳。夫取果于未熟，与取之于既熟，相去旬日之间，而其味远矣。将以厚天下学者之心术，而先启其纷纷，则又执事之所当虑也。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岂忠厚者之论乎，盍亦思所以先之。

昔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因象以明理，虽天地之正数，而未尝以语人也。制器者尚其象，而岂数之云乎，象一示而数存乎其间矣。当是时，风气未开，人物尚朴，观象之妙盖不必推数而后知也。故言数者归之律历之学。而更阅群圣，皆以观象为穷天地之蕴。虽孔子既知之矣，而不以为常言也。汉至建元、元狩之间，而数家之学始盛。其说以为数始于一，成于三，三而积之得八十一，而黄钟之律生焉。度，起于黄钟之长者也；量，起于黄钟之龠者也；权，起于黄钟之重者也。演而为历，推而尚象，合而为《春秋》三统四时，列而为皇极三德五事，以五乘十，而为大衍之数。道，数之宗也，而道据其一，所以别道于数也。数，固四者之宗也。而列而为五，所以偶数于器也。茍非道以主之，则天下之数何能生生而不穷，天下之器何能分别而为用！言数而不知道者，真星官历翁之学耳。寸极于九，以为黄钟之管；三微成著，以别度之分；上三下二，以示量之状；忖为十八，以极权之数。是皆数也，而有理焉。数可演而理亦可阐也，洛下闳诸人推其数，扬子云独因其数而阐其理。颜师古之释，释其数耳。不明其理而释其数，庸讵知其数之果不悖乎！学者当于《太玄》而求之。先儒以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数，阴无一，阳无十，阴缩阳赢，或乘或除，以尽数之变。故极天两地而倚数，是非数之正，而所以尽其变也。律生而为度量权衡，制器以尽天下之变，是岂可以常法而论其相生相成之义乎！姑以谢明问而已。

自鸿荒以至于尧，天下之水未有所归也，故洪水之患特甚，尧独有忧之。当是时，天下之善治水者，未有过于鲧者也。四岳举之，尧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。昔者三载尝考绩矣，其导一水，筑一渠，盖亦未尝不得其便利也。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，故虽有一水一渠之功，而三载之间会众流以课之，则终于无成而已。故曰：「鲧湮洪水，汩陈其五行」。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趋，水之大者莫如河，使天下之水有所归，而河亦安流而入于海。其导河之功力为不少矣，大要行其所无事也，故历三代而河不为患。自齐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强其国，而河始失其故道矣。禹于荥泽之下，尝引河流以注东南而通淮泗，盖其肢脉犹未盛也。自秦决浚仪以灌大梁而并天下，而河汴始分流矣。汉承齐秦之后，而受河之患为尤剧。盖必有禹之遗智，而后可以治当时之水。然其议臣之讲求，若东流北流之说，贾生、韩生之论，虽或足以为一时之便利，揆之古义，是皆汩陈其五行者也，乌足以动天而回河乎！及永平之间，河流既塞，始筑汴渠，而又修浚仪渠焉。其后隋大业中，大开通济之渠，而河汴达于淮、泗者始安流而无碍。是以东南转输相继而上。本朝都陈留，而宿重兵以为固，其资东南之粟者不知其几千万石，故置发运使以漕之，而浚渠之功为不细矣。故本朝受河之患，无以异于汉；而受汴渠之利，则自汉以来未之有也。岂水无常势，而亦因时以为利害乎！今汴渠已塞矣，异时版图之复，其言河者岂可复以往事论，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观天下之大势，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趋，则必有以处之矣。

古者官民一家也，农商一事也。上下相恤，有无相通，民病则求之官，国病则资诸民。商藉农而立，农赖商而行，求以相补，而非求以相病，则良法美意何尝一日不行于天下哉。《周官》以司稼出敛法，旅师颁兴积，廪人数邦用，合方通财利。此其事甚切而其职甚微，所宜曲为之防；而周家则一切付之，使得以行其意而举其职，展布四体，通其有无，官民农商，各安其所而乐其生，夫是以为至治之极，而非徒恃法以为防也。后世官与民不复相知，农与商不复相资以为用，求以自利，而不恤其相病。故官常以民为难治，民常以官为厉己；农商盻盻相视，以虞其龙断而已。利之所在，何往而不可为哉。故朝廷立法日以密，而士大夫论其利害日以详，然终无补于事者，上下不复相恤也。嗟夫，此其来岂一日之积哉！郡县困匮，而其弊日又甚矣：租入加耗之无算，义仓支移之不时；利和籴之赢，取力胜之利。法禁非不严，议论非不切，而郡县恬若不闻，而行之若当然者，天下之官岂无一人有志于民哉！圣天子宵旰仄席，忧勤于上，夫亦何忍为此，而郡县之用，赖此仅足枝梧。夫使官兵一切不论，而独存大信于斯民，自大贤犹或难之，而况其官民农商盻盻相视之时乎。夫亦正其本而已矣。郡县略就从容，而后示以官民相恤之义，不待夫事为之法，而犹可济也。不然，则上有其意，下无其实，回环四顾，网如凝脂，终于相蒙，而又何尤焉！虽然，善言弊事者，未有详于今世者也。而治道之不知，时变之不究，其说虽若可听，其事虽若可行，原始要终，而卒归于无用。譬如枝撑弊屋，而不救于一日之摧，不独于四者之弊为然也。财利之本源，法制之根柢，增损盈虚之变，先后参酌之宜，讲究而推行之，使天下之财日以裕，郡县之用日以足，则区区四弊一郡官之责耳，何足以烦议臣之议论推究，与夫朝廷之文书约束，而明问复以下询哉！张文定公为祥符以来，万事隳弛，务为姑息，渐失祖宗之旧。取士、任子、磨勘、迁补之法既坏，而任将、养兵皆非旧律。国用既窘，而政出一切，大商奸民乘时射利，而茶、盐、香、矾之法乱矣。其后神宗皇帝独留意于租赋之入、郡县之藏，而常平、义仓之法尤为详备。元符以后，支移借用，不复旧典，而神宗之法又坏矣。渡江以来，于财计之远者大者犹有遗恨，士大夫置而不考，而独四弊之足言乎！方将从执事问其本末而未暇也。

设科以取士，而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也。夫决科之士满天下，岂必皆常才，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，独制举得以擅其名者，岂古之贤君，其待天下之士如是其薄哉，彼其以一身临王公士民之上，其于天下之故，常惧其有阙也，自公卿等而下之，以至于郡县之小官，科目之一士，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；然犹惧其有怀之不尽也，故设为制举以诏山林朴直之士，使之极言当世之故，而期之以非常之才。彼其受是名也，宜可以自异于等夷，则亦将尽吐其蕴，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，一切为吾君言之，以报其非常之知焉。然后人主可以尽闻其所不闻，恐惧脩省，以无负天下之望。则古之贤君为是设科以待非常之才者，其求言之意可谓切矣，岂徒为是区别而已哉！五季之际，天下乏才甚矣。艺祖一兴，而设制科以待来者，至使草泽得以自举，而不中第者，犹命之以官。以艺祖之规模恢廓，固非饰法度以事美观，诚得夫古者设制科之本意，而求言之心不胜其汲汲也。虽当时才智之士，其所见不能有补于圣明，历太宗、真宗而涵养天下之日既久，及天圣间，仁宗再复制科，而富韩公首应焉。其后异人辈出，仁宗既用以自辅，而其馀者犹为三代子孙之用。及熙宁之初，孔文仲、吕陶犹能极论新法，以伸天下敢言之气。虽制科卒以此罢，艺祖之规模宏廓，其所庇赖后人多矣，而仁宗实当其盛时也。元祐既复之，而绍圣以后又罢之。及上皇中兴，首设制举以行艺祖之志，而士病于记问，莫有应者。肆我主上，切于求言，而略于记问，士始奋然以应上之求。其于国家之大略，当世之大计，人之所不敢言而上之虚伫以待者，固将无所不闻矣。而执事方以董仲舒、刘蕡所对之缓急，而论者皆有遗憾发于问目，岂将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！夫言之难也久矣。要之，以其君为心，则其言之缓急无不当于时也。汉武帝，英明愿治之主也，负其雄才大略，欲挈还三代之盛，而汉家制度之变亦其时矣。仲舒以为汉杂伯道以维持未安之天下，天下既安而教化犹未纯也，劝帝以更化，而更革之际岂可任意而为之哉，天人相兴之际甚可畏，故缓其言，使武帝舒徐容与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当先者，岂敢以一毫奋厉之气而激武帝之雄心哉。仲舒之言虽缓而实切于时者，以武帝为心也，夫岂计其合不合哉！异时固已甘心于胶西矣。唐文宗，恭俭少决之主也，乘主威不振之后，欲有所为而辄复畏缩，而北司之患至是盖亦极矣。蕡以为肃宗、代宗、德宗失柄于北司，元和之痛，臣子不可一朝安也，劝帝声其罪而讨之；而断决之际，岂可以阴谋而自陷于不直哉。社稷之大计非小故，故蕡急其言，使文宗奋厉果敢，因天下所同欲而易致如反手，岂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。蕡之言虽急而实审于时者，以文宗为心也，夫岂计其第不第哉！彼其见黜固宜矣，而恨文宗之不一见也。论者病仲舒之不切，而咎蕡之疏直，是殆未知其心耳。夫当世之务亦多矣，必其以君为心，然后其言之缓急当于时。言之缓急当于时，而后不负于国家非常之求哉。

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，尧舜、三代之时，何其人才之多也。自汉以来，世往往以乏才为病，岂天地之生才遽不若古哉？尧舜之书略矣，彼成周之所以养士者若是其详，则夏、商而上不能易是道也。养之不于平时，而仓卒欲望其用，岂不难哉。主上锐意以图恢复，寤寐英贤，而郡县之间区区办职者甚少，而况于度外之士哉！此所以当宁兴叹，而群臣踧踖不足以望清光，而计效尚如此也。今将以三代养士之说为献，则合抱之木，夫岂旦夕之所可封植？欲求之山林薮泽之间，不次而用之，则伊尹太公不可得，而衒石为玉，往往皆是。或曰：「天降时雨，山川出云」。今三岁大比，与夫当郊任子，及其他隶仕籍者不知其几人，而铨曹常不胜其应；甚者虽贤良方正之科，舍法久虚之选，亦既有人矣，何为不足以致雨也？上意所向如此，而人才之不应，此其所甚可疑者。无乃养之有经久之法，而仓卒之求抑别有道乎？不然，则度外之士可以意气得，而不可以科目求也？今日之迫亦甚矣，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，其说定如何邪？

治天下之患，其目固不胜其繁也，而大概可得而言矣；庶官之奔竞，人士之冒进，豪民之兼并，游民之蚕食，工商之乘时射利，自汉以来，虽有盛时，其患固已如此；而明君贤相，求所以处之者无所不用其至矣，而议者之献说盖不胜其多也。然而足以计尺寸之效，而终不足以致天下之大治，岂是数者之梗吾治，终不可得而去邪？尧舜、三代之际，其民固淳，而后世不可复望邪？不然，则帝王盛时，其患常不至者，处之固有道也？今日之患极矣，顾何以宽圣上之忧者？请原是数者之情，而陈可行之法，毋徒曰「必古而后可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