曹操以汉天子之令，征伐四出，为汉功臣，孙权秉义称藩。当是时，心虽不可量，曹逆节未暴于天下也。如孔明言，荆蜀之势成，操之逆心或折，不可折则可图。及吴诈取关羽，秭归又以败，孔明甚恨恨也。丕既已易姓，玄德中道而殒，属大事于孔明而及其子焉。孔明惧奉先帝遗诏不谨，义不敢即安，是以兵出之日，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。末年渭滨之师，其规为志意远矣。惓惓汉事之心，对越天地，鼎足之计，非孔明本指也。年踰五十而死，岂非天哉！初，孔明之游学也，颍川石广元、徐元直、孟公威等，往往务精熟；孔明独观其大略。及耕隆中，而庞德公在焉。司马德操兄事庞公；孔明每至庞公家，独拜庞公床下，庞公不为止。孔明为丞相时，许靖为太傅。靖在中州有英伟称，兄事颍川陈纪，与陈群、袁涣、平原华歆、东海王朗等善。于是靖老矣，爱乐人物，风流蔼然，孔明亲为之拜。玄德尝为孔明言：「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甚悉」。其君臣之间，始终可考者如此。

初，刘伯升死，光武于汉事惓惓也，持节北渡河，邓禹首建大策，遂参密议，连兵西征，关河响动。当此之时，其威略至无前也，赤眉、延岑独足婴其锋哉！帝敕使进兵，连辄败。禹念专任之不称，以疲卒徼战不已。帝赐诏曰：「赤眉无谷，自当来东。吾折箠笞之，非诸将忧也」。冯异趣往代之，禹自来归，绝口不道兵事。王郎之乱，及更始有诏罢兵，微耿弇不决，帝独儿蓄之耳。及平齐，无一不如其言，意始壮之。而从诸将驱驰，常出其后。天下既定，帝方偃武修文，胶东、高密并敦儒学，弇故一将也。于是自高帝以来，光武最为善保功臣者。

或问曰：文中子称七制之主有大功，而不言其德者，何也？曰：考论人物，要当循其世变而观之，不可以一律例也。评后世之人物，一绳以帝王之盛德，则自秦汉以下殆无全人矣。寒暑之推移，天不能以常春；晦明之递迁，日不能以常昼。时乎皆唐、虞、三代也，君心退藏于道德之密，民俗优游于德化之中，固不容专以功名也。柰之何秦人挈宇宙而鼎镬之，生民之无聊甚矣。当是时也，苟有君人出而拯之于水火之中，措之衽席之上，而子子孙孙，第第相承，又皆有以覆护培植之，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于闾里之间，若是而犹曰无功，可不可耶？若是而犹欲辨其德而掩其功，是亦不恕而已矣。吾尝考古今之变，斯民之不幸莫秦季若也。长城筑愁，阿房筑怨，左阱右擭，前桁后杨，盖容身而无所也。高皇代虐以宽，易暴以仁，除苛解娆，剔荒濯秽，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，向之枵腹者今俄而饘粥矣，向之相刃者今俄而骨肉矣，此其功直与天地等矣。加以文帝以仁柔而驯之，武帝以经术而兴，三精雾塞，吾赤子复罹荼毒之苦，光皇烟赤帝之灰而复燃之，援民于浊淖之中，而饮以清泠之水，斯民复知有汉矣。继以明帝之政平讼理，章帝之宽厚长者，而汉脉遂寿于四百年之永。虽以奸雄之操，睥睨汉鼎，终垂涎而不敢挈者，民之戴汉旧矣。君子考论汉家之治，谓非七制之功可乎？然仲淹终不敢许七制以德而止于功者，其意微矣。古者帝王，其于治心修性之学，盖深讲而详究之，故其措诸治者醇白无疵，则其于德无愧矣。乃若高皇之学，固于德不据焉。武帝之伪，宣帝之刻，光武明帝之察察，皆于德不足焉。惟文帝、章帝之宽，仅足以言德，而一则不能容手足之爱，一则不能禁奸臣之横，无乃功有馀而德不足邪！仲淹取其所长，略其所短，喜其所长，而奚暇责其德之全？盖深悯夫世俗之变而道德之日以薄者如此也。况乎仲淹之生，值李唐之未兴，念民生之憔悴，未有甚于斯时也，故其著书深有取于汉之七制，若有慨慕不足之意。向使仲淹生于唐、虞、三代之时，岂复知有七制之功也哉！吁，爝火遇夜而有功，桔槔遇旱而有功，七制遇暴秦而有功，仲淹方颂其功而悼其时之已非古，故未暇辨其德而贬其德之不如古。吁！考仲淹之论，可谓忠厚之至，究仲淹之心，其亦有感也夫。

兴王之君，必有以服天下之心，而后可以成天下之业，未易以状貌求也。夫美眉隆准，史臣言光武之似，而谨厚直柔，兢兢不及，光武所以得天下；凤姿日表，书生得太宗之似，而英武大志，屈节下士，太宗所以得天下。帝王自有真，非常人所能知也。史言吕公见高祖状貌而讶以为无如，遂卒有箕帚之托，已而秦鼎迁汉，吕后果为天下母。说者谓吕公之相高祖，以其隆准美髯之状得之；夫准髯之隆美，秦之天下岂一高祖邪！且重瞳之羽犹重瞳之舜，九尺之交犹九尺之汤也，求人于貌，其亦迂矣。观怀王欲遣长者杖义而西，诸将皆曰「沛公素宽大长者」，遂遣之。食其见沛公，曰：「诸将过此者多，吾视沛公大度」。乃求见。宽仁大度，天下所以服高祖，高祖所以成大业者此也，吕公必于是焉观之。

史臣美之曰「专务德化」，专之一字，其渊矣乎。盖人主之心，贵乎纯一而无间杂，苟其心之所用有间杂之病，则治道纷然无所底丽，而天下有受其弊者矣。何也？一人之心，万化之原也，本原不正，其如正天下何？是故人主不可不先正其心也。此心既正，纯矣而固，一矣而无二三，培事物之根，浚至理之源，择善而固执之，不以他道杂之，虽非常可喜之说欲乘间而进，吾无庸受焉，则终始惟一，无间杂之病，施之治道，岂不粹然而明，浑然而全欤。有如守其一而复欲兼其二，主于此而复欲得于彼，方寸之间，扰扰焉初无定见，长驭远揽，求以备前人之所未备，则治道駮矣。故夫处心不定者，皆害治之本；而执德不回者，乃运化之枢。人主其可不纯用其心也哉。大抵治道有本原，不得其本而泛然求之于其末，则胸中扰扰，日见其多事矣。抑不思治原于一心，心既扰扰，则以刑罚，说者或以刑罚为务；以征伐，说者或以征伐为务；以聚歛进者，或以聚歛为务；否则心主乎嗜欲，主乎便佞，又否则主乎广宫室，广台榭，而天下不胜其扰矣。呜呼，唐、虞、三代之君臣，夫岂无所用心于为治者？然其平居讲论，惟曰「惟精惟一」，曰「德惟一」，曰「纯亦不已」，曰「之德之纯」。究其言，疑若迂阔而不切事情，及穷其理，则治道复无出乎此。何也？专精纯诚者，合百为于一致，舛驭进退者，散志虑于多端；故视庭搏鼠者歌必不成，而蚊虻挫精者射必不善。吁，人之一心恶可二其用也哉！又况民以德而化，德以一而进，德不进于己，则化不形于民。民化于德，德化于心，心不一则德不进，德不进则民不化。此其源流本末所在，为君者要在端其本也。秦人不知务本，一意于严刑酷罚，务以束天下而震之，一时治效，君益尊，民益卑，疑足以过古，而一夫作难，七庙为隳，夫岂他哉，心蠹于功利，视德化为不急之务故尔。孝文惩之，以宽易暴，以德易刑，自农桑之外无馀说，自涵养之外无馀事。千里之马非不可受也，受之恐杂吾之诚心也；百金之台非不可作也，作之恐间吾之诚心也。宁屈于尉佗之不臣，毋宁伐之以伤吾之德；宁屈于张武之受赂，毋宁诛之以伤吾之和。与单于偕之大道，而扶杖之老思见德化之成。则帝之心可谓纯任德化，而无间杂之失矣。史臣之美，孰谓其过。

继前人之治者，要在识前人之心，心不前人之心，而治欲光前人之治，亦难矣。何也？心者治之原，其原一正则施之于治，循理而行，自与前人默契而无间，有如本原之地，已非其正，则措之政事之间，必有背理伤道而不自知者。虽蒙已成之业若易为力，非惟不能增光之，反有不逮焉者，君子奚取焉。夫宽厚慈仁者乃人主养心之本，而忌忍刻薄非为君进德之阶。自夫前人以宽仁涵养斯民，盈成之业已就矣，后人承之，踵其宽仁之厚，而益培其涵养之根，则治道之成必过前人远甚矣。至于粗有可观，柰何舍宽厚而染于刻薄之习，去慈仁而逞其忌忍之心！心非前人之心，则治体未至于破坏者，皆其前人之馀泽，而非其身济之力也。君子可不考论其故哉。且以治论古人，终不若以心论古人。夫心者治之根也，治者心之影也，其心然，其治必然。奚为治不足以论古人邪？盖心有定向，治无定体。治或因于前人，则易为力；治或因于身致，则难为功。此治无一定之体也。心之宽仁者虽时有忿怒，终不足以胜其宽仁；心之忌刻者虽时有贳贷，终不足以胜其忌刻。此心有一定之向也。苟舍其心而论其治，则治之粗安者可以盖其情实，而心所向者，万世之下孰能知之？是故天下不可无君子之论也。吾观周之成康，其治效无以大相过也，然诗人颂成王者何其层见叠出，而康后不槩见焉，何也？岂不曰康后承成王盈成之业，而所谓刑措不用者，皆成王深仁厚泽有以固结人心而不可解欤！吁，周云成、康则汉言文、景矣。文帝惩秦之暴，务与民休息，除肉刑而薄税歛，顺匈奴而怀尉佗，却千里之马，罢百金之台，以朴素为天下先，以恭俭为子孙法，一时烟火万里，老人游戏如小儿状，其庞恩实惠所以浃洽人心者深矣。景帝遵之，政宜以恢弘广大为心可也，然核其治效，反有不及焉者，可不求其本而论之！且以敷菑之功与夫陈修之功，朴斲之力与夫丹艧之力，其难其易，有不待智者而后喻。文帝当其难而反易，景帝当其易而反难，非施为之异也，本原之异也。文帝宽厚慈仁，而帝则忌忍刻薄也。何以验其然邪？文帝能礼亚夫，而帝则杀之而不之恤，何酷哉！文帝能容贾谊，而帝则谲晁错而斩之东市，何忍哉！甚者以博局杀吴世子；以释之劾奏之恨，斥死淮南；以邓通吮痈之故，困追至死；梁王母弟也，骄之几致其死；临江王太子也，以母失爱之故，至使酷吏杀之。其于父子君臣之间，伤人伦、悖正理者夥矣，文帝有是哉？然所以犹获与文帝并称贤君，惟不改其恭俭耳。使高惠之后非文帝培本植根，而即以帝继之，则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不然，七制之列，何以景帝不与焉？君子观此，然后可以知人主之心不可以不仁。

治新于人主之作意，而其弊也，亦自夫作意者遗之也。天下之事病于不为，而有为者奚以弊？盖法之未备，则继之者犹可以有为，法已备，则变穷而无所复入也已。夫急于效者有术中之隐患，详于禁者有法外之遗奸，求备于民者，民将至于不能自胜也。古之圣人，其图回治体，非不欲震之而使整齐也，然宁纾徐容与以待其自化，而不敢强其必从。自当时以观，疑若其政闷然有不快人意者，而古人不以治之不振而改弦易辙，彼诚有见乎此也。汉至宣帝八叶矣，承武昭之后，欺谩虚伪之弊不少也，帝愤百缺之呈露，思所以振刷而一新之，故作意以有为，而治效立至，不可谓非其整齐之力。君子徐观其治效之源委，似有可议者，何也？治之在天下，不可以求备也；必求备，则有所不可备者捷出而乘其后。故风林无宁翼，急湍无纵鳞，操权急者无重臣，持法深者无善治。奸宄之炽，皆由禁网之严；罅漏之多，亦由夫防闲之密。故圣人宁受不足之名，而推其有馀以遗后人，不忍尽用其术以求多于天下；蛰斯民之耳目于标枝野鹿之风，不忍斲其朴以启其鸥鸟不下之机。礼足以使之逊则已，不过求其尽曲折纤悉之仪；法足以使之畏则已，不过求其备节目品式之繁。彼犹安于蒉桴土鼓也，则笙簧管弦之可备而不之用；彼犹安于上栋下宇也，则山节藻桷之可为而不之示。古人非恶夫成而固迟之也，而忧其成之速而弊也；非恶夫备而固缺之也，而虑其备之极而巧也。至于成周，则适遭其穷，而有不得已焉者。而或者以为周之文能备古人之所未备，吁，岂周人之福哉，此其后所以为秦也已。炎汉初兴，犹有古人之遗意，所以创立规模、经画治体者，务在宽厚，斲雕破觚，与斯民盱盱睢睢，而法令礼文之事皆不敢穷其情，惧其有以震之也。八传而至宣帝，厌薄俗之顽，嫉奸吏之炽，践祚以来，赏之信，罚之必，断断乎不可移，凛凛乎不可犯（下阙）。

天下之大，不可以才智运也，以才智而运天下，则其所遗者必多，何也？周防检察，将以求胜天下之奸，而天下之奸反捷出而策吾之所不及，故与天下战于才智之中者，虽足以起一时之治使之整肃，而心地不广，规摹不宏，亦足以为治道之累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用心于为治，然其酬酢万变，陶冶一世，必有出于才智之表，而非徒倚办于才智，故治之全体，浑然醇粹，无一毫之可恨。后之人主，既以才智角奸雄而得天下，故其守之之日，不能脱其旧习，犹欲用其故智以从事于臣民，是以为治之效有不能满人意者，汉之光皇是也。方其鞭笞群盗，算无遗策，使炎刘之业灿然复兴，不可谓非其才智之力，然既得之，复袭其前日之所为，曾无转移迁化之功，此恃才智之过也。大抵才智之在人，非能用之为难，而不能尽用之为难。变故之相仍而利害之相攻，祸患之迭起而雌雄之未决，于斯时也，非才智不足以胜之，而曰不尽用之为难者何也？呜呼，以才智而收克敌之功，君子固无恶夫才智，以才智而为守文之具，君子固亦忧其所终，何也？道无时而息，术无时而穷，才用而不已则有遗才，智用而不已则有遗智。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时出之，如干将之出柙，牛既解则韬而藏之，苟用之而不已，其不缺且折者几希。又况人主之拨乱反正，非神武之才，聪明之智，未易以慑英雄而使之帖服。君子固谓欲成中兴之美，非才智不可也。然中兴之功已成，不知养才于拙，晦智于愚，其中翘然，恃其所长，视在廷之臣若无以当其任者。凡一政一事，惟恐以愚拙目我，于是介介焉以思，役役焉以察，必期下之人不能欺然后已。吁，胡不考古人之所以致治者，夫岂不足于才智哉？然商宗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严恭寅畏，自度治民；周宣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有常德以立武事，未闻察察然以一己任术而自为之也。光武果能尔邪？自其初而观之，东讨西略，虽曰藉诸将之力，然寇、邓诸人，往往皆遵帝之节制乃克有成，一或违焉，则动辄以败。至于昆阳之战，百万之众，亦帝见大敌勇之力。当是时，帝之视诸将，无能为矣，而帝之才智亦呈露于斯时而有可观矣。中兴之功，不属之帝而属之谁？惜也，帝恃才智而尽用之也。惩韩彭难制之患，虽寇邓之贤而不任以职；惩王氏篡夺之祸，虽置三公而不任以事，专任尚书，以发奸摘伏为贤，政事察察，甚者异己者升，非谶者弃，专以一身任天下，其明之所不见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。不然，贤如周举、严光，何以不肯屈于臣列？良以帝之持心非近于厚，而谓以柔道理天下者，是亦自欺而已矣。使帝即位之后，屏智虑，黜聪明，泯才智于无用，兼天下之视听以为视听，资大臣之谋猷以为谋猷，有好问之诚，无自用之失，断大事以圣人之经，假宰相以进退之权，无以谣言而亟易守令，毋以谶文而妄议封禅，则中兴之美岂不全尽！惟其贻谋之不能宏阔，是以显宗继之，愈任察慧，而史臣叹其无宽洪之道。回视高文之深仁厚泽，至是槁无馀润矣。人见东都之治斩然精明，遂以为二帝整齐之力，而不知才智可以致治于暂，而不可以持久，若非继之以章帝之长者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然则人主尽用才智者，可不以是为戒哉。

人主为治，莫患乎饰治者有馀、而出治者不足也。夫文物者饰治之具，而宽洪者出治之本。自夫本不足而具有馀，是以一时之政虽足以眩耀人之耳目，而大体实伤于冥冥之中。何也？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，华藻之丽而质朴之亡也，典章之盛而道德之役役也。故善为政者，宁使治本之不立，有如文物之灿然，而宽洪之缺然，则治本亦既不立矣，于治具乎何观？是故古之圣人，以具扶本，不以具胜本；以文辅质，不以文灭质。先立其大者，而后从事于其小者，是以政之成也，有条理而不紊。后世人主，惟务治具之举张，而大本不立，君子奚取焉！吾尝求之天地矣：日月星辰系焉，山川草木丽焉，人以为天地之文，若是然也，而天地曷尝无文，然天地之德不专在于文也，是以《易》于《贲》卦则贵夫「白贲」，而赞乾坤之德者，亦惟曰「大哉乾元」，曰「含洪光大」而已矣。人君出而经理天下，岂能不从事于文物，而索天下于枯槁之域也哉！顾唐、虞、三代之君，所以存心、所以抚物及人者，必有出于文物之表，而不从倚办于文物，何也？本大则末必蹶，华盛则实必衰，文之綦则德之凉也。是故临简御宽者，皆圣人体天地之量；而以严束下，以慧察物者，必非进德之阶。彼狭隘褊急者，非不知为君之道不应尔也，然冒而为之、有所不顾者，盖其溺心于刑政之末，常虞人臣之欺己，是以逞聪明而役智虑，务以察见臣下之情。夫岂知为君之道，不难于使人臣之不敢欺，而难于使人臣之不忍欺。万几之夥，千官亿丑之众，岂一人聪明智虑之所能固？有所及必有所不及。自其有所及，是以有文物之可述；自其有所不及，则宽洪之量欲进于常王之域，毋乃大有径庭乎！君子是以为显宗喜而亦为显宗不满也。且以治具之綦大者，不过数端而已：制度也，时令也，养老而乞言也，崇儒而重道也，厚本而劝农也。今也帝皆能之，可覆而按也。定南北郊之冠冕车服制度，则永平元年也；亲幸辟雍，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，则永平二年也；亲耕藉田，以祈农事，则永平四年之诏也；开立学校，置五经师，则永平九年之诏也。洋洋乎诗书之盛，彬彬乎文学之盛，孰谓永平之政非一时之至治乎？然刑理善而德化之不闻，法令明而度量之不广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，以万乘之尊而自以杖撞郎，其与帝尧容四凶而不诛，周人容饮酒而不杀者，不亦大相远邪！是以朝廷莫不悚慄，争为严切以避诛责，而以苛刻为俗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感逆和气，以致天灾，有如钟离意之言者，信有之矣。宋均亦以慧察为言。岂非文物有馀而宽洪不足乎？向使帝循高文之家法，以宽仁为心，以洪大为度，毋狃其南阳之对以为能，则永平之政岂止于今日之所观！后之有为治之志者，请以显宗为法；无容人之量者，请以显宗为戒。

人主为治，有所惩者斯有所善。前人之政或未善，则嗣其后者不容无所惩，有如袭其为而勌于更焉，则人心去而不可复。何也？含洪光大者，乃胶人心之理；而众情之所不依者，皆苛切迫急者之为也。自夫前人恃苛切迫急之术以束天下而震之，天下固已厌之矣，苟遵其业者不能察夫人厌苦之情，复从而震之，吾见其不安而殆也决矣。吁，乐简易而恶烦碎、喜柔和而惮严切者，人情之常也。为政不顺人情，而曰权之在我，制之无不从；势之在我，劫之无不服。从固从矣，服固服矣，其如苟何？人心以苟而顺，亦以苟而违，君子固亦忧其所终。为之臣者，适遭其变，则亦有所惩而已矣。易严以宽，变薄以厚，槩见于事者皆然，庶乎可以众情而使之安；不然，人心去矣。此岂细故也哉！汉至显宗，治具备矣，文物焕然可述矣，而元气实销铄于冥冥之中，公卿大臣皆以苟免为心，莫有固志，章帝素知人心厌其苛切，是以践祚以来，每务从宽厚，果有以当人情而致一时之治。君子推本而言之，知其有所善者，以其有所惩于前欤。大抵天下之事，有所遭者必有所变，遭其会而不知变焉，则变穷而无所复入矣。三冬之凛，万物悴焉，莫有生气；一经阳春之燠，则悴者荣矣。天道之善变也如此。人君适遭变之穷，而犹祖其故智，天下之人其不掉臂而去也乎？故夫前人有可随之规，则谨守而勿失者，乃善述人之事；前人无宏远之谋，则惩创而有所反焉，斯为善达权之君。若昧夫时措之宜，胶焉而不调，吾虑其难善于后矣。吾考三代之治，忠而质，质而文，非乐相反也，变焉而迭相救也。是以变而之善，周之法悉矣。惟秦人不知变，重之以法令之烦，此秦之所以亡。汉高惩秦人烦苛之弊，是故变之以宽仁；孝宣惩武帝虚伪之弊，是故变之以总覈；光武惩韩、彭之弊，是故变之以不任功臣。此皆其善变焉者也。若夫显宗承光武之后，政宜崇尚柔和简易，以矫光武明察之失，顾乃狃于天姿之俊逸，好以发擿奸诈为贤，公卿大臣，至见提拽，帝王德量吾恐不若是狭也。永平之政，虽号为治平，而高文宽仁之泽，至是槁无馀润矣。显宗继之，将因循其是乎，抑惩创其非乎？若是若非，人之多言，帝亦饫闻之矣，不待绾皇帝玺而后知之，是以即真以来，首纳陈宠尚宽之说，除惨酷之科，解妖恶之禁，因刘方有不欺之政，遂戒官吏以苛为察、以刻为明；著胎养之令，赐婴儿之廪，好生之德浃于中外；复平徭役以惜民之力，简赋歛以爱民之财；体之以忠恕，文之以礼乐，一时之民如在春风和气中，自非帝之宽仁有素，何以逮此？抑尝论之：天下之事，必要其极然后可以见古人之用心，若指其一二而言之，则末矣。吾观明帝戒有司之烦扰，复百姓之田租，非不宽厚也，然止于是而已矣。惟章帝每事而从宽厚，不可以一二指名，终身之所施设，凡一政一事，无非宽厚之所寓，兹其所以与明帝异。不然，何以魏文帝言明帝察察、章帝长者？事久论定，二帝之心白矣。吁！天下之事，不要其极，何以见古人之用心。

秦始皇曰「东南有天子气」，于是东游以厌当之。

自古人君以人力胜天理者，莫甚于秦始皇。观其噬六国而一于秦，泰然擅一统之权，而举天下无足与敌者，思所以久天下之术：虑六姓之裔而歼其遗，惧儒生之议则坑其类；惩诸侯之患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；因卢生献胡亡秦之图，遣蒙恬堑山湮谷，起临洮，击辽水，延袤万馀里。长城既筑，而河南之地已县矣。自一至万，谁曰不可？不知人力愈至则天理愈亏，及天子之气见于东南，始皇犹且东游以厌当之，以人胜天之念至老不悟；不知赤帝之龙一翔于沛丰，而建瓴百二之饶遂为汉资矣。嗟夫，歼巫蛊轻重之罪，其如长安黄气中有皇孙病己者在；恃白石丹书之符，其如舂陵佳气中有白水真人者存。天理所在，一毫不差，其可以人力胜哉！

秦二世元年，陈涉起蕲至陈，自立为楚王，郡县多杀长吏以应涉。

圣人之生，天必有以启之也。炎正中微，大盗移国，九县飙回，三精雾塞，白水真人虽生于济阳，而谨厚直柔之资沈几而未发也。王郎称帝于邯郸，公孙述称帝于巴蜀，李宪自王于淮南，秦丰自王于楚黎，各据其险以逞其技，而终不能以有所成，岂其智力不足而形势不固邪？天将以是启绛衣大冠之将军耳。王郎、公孙狗盗而帝，李宪、秦丰鼠窃而王，卯金复兴之谶，嘉禾九瑞之祥，其忍坐视生民涂炭邪？天以诸盗启光武，所以安光武之为也。吁！陈涉之首王于秦乱之始，涉果何能为哉，以荷蓑荷笠之佣工，而胼手胝足则其常分也。钱镈之是讲，其视旐旟为何物？铚艾之是为，其视师旅为何法？今也揭竿为旗，斩木为兵，幸而下陈而王号遽立，谈者鄙其鹪鹩之枝，鼷鼠之腹，不能从耳馀之计以图天下，失投机之会而安于一楚王，谓涉之不大也！嗟夫，垄上辍耕之汉，不过欲富贵耳，夫以一耕夫而辄负君国之荣，已越分矣，而耳馀其不知人也哉。夫以狐鸣假鬼之诈，孰与夫赤帝断蛇之祥？鸿鹄浅中之志，孰与夫龙颜宽仁之度？以涉之自王，而郡县犹多杀长吏以应之，沛之父老迎高祖，其可数逊邪？涉之王，天所以启高祖之心而速高帝之为也。不然，陈涉首王而沛公应涉，则权在涉，俾耳馀之策果行，则涉之王亦止于六月，而皮冠之沛公能基四百年之炎祚，岂非天启之邪！

郦食其求见沛公，沛公方踞床，使两女子洗，郦生长揖不拜，曰：「足下必欲诛无道秦，不宜踞见长者」。于是沛公起，摄衣谢之，延上坐。

秦失其鹿，天下竞逐，凡有是才者皆有是心也。佣耕之夫不数月而王，彼贩缯屠狗之桀，刑馀卒伍之雄，其肯帖帖人下邪？沛公亦若人也。方怀王之遣西定关中也，秦婴尚强，项羽方盛，田劳起齐，韩广起燕，魏咎起魏，鹰搏之兵纷如也。沛公高阳之行，怀王一将军耳，监门戍卒与前日泗上亭长齐也，沛公乃踞洗而见之，沛公何简郦生邪，吁，此沛公驭英雄之术也！凡人之情，慢忽生于故常，狎侮起于畴昔。彼奸雄桀猾之徒，皆昔日之故旧，彼其悠然而归于我者，不有所玩渎则必有所尝试，于此无一术以驾驭笼络之，俾之动荡奔走而不自知，一沛公其如秦项何？先之以踞洗之卑，所以挫其锐；后之以延坐之崇，所以慰其心。沛公驭英雄之术，大率如此。隋何之功，先之以面折；黥布之归，辱之以洗召；赵将之见，耻之以嫚骂；至于褒封之隆，供帐之厚，千户之宠，出于非望，而三子喜过其分，俾之赴死剋敌、终为吾用者，堕于高祖之术中也。梁武帝惩高祖之事，方侯景以穷来归，遽裂地而王之，其后凡有所求，辄痛挫抑，是以景反而梁亡。夫高帝之术固不足法，而梁武帝之事亦可鉴也。

西入咸阳，封秦重宝财物府库，还军灞上，萧何尽取秦丞相府图籍文书。

古史之阙文，孔子不得而预晓；周爵之去籍，孟子不得而详言。夫文书所以纪天下也，不有所考，虽孔、孟之暇日不能以臆计，而况乎扰攘之时也哉。光武披舆地图，而天下之利害险阻洞然乎胸中者，有所考也。唐高祖之克京城也，而宋公弼收图籍之外一无所取，夫图籍之与珍宝孰为用也？而宋公舍其所可用而急其所宜缓者，是岂取天下之先务邪？太宗用是以降李密、俘建德，擒世充，芟武周，剪黑闼，夷萧铣，义兵一举，摧枯拉朽，如履其室中者，文籍之功也。沛公之入咸阳也，萧何尽收丞相府图籍文书，而秦之重宝财物，封之府库而不顾，萧何之谋宏矣哉！吁，子房之决胜千里，韩信之战胜攻取，微萧何之图籍饷馈，臣见其不能以有为矣。

使人与秦吏行县乡邑告谕，秦民大喜，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。

苛政之世，天下思兵。夫兵所以残民也，而民思于苛世，夫岂乐于自残哉？盖苛政猛于兵也。桀纣之酷，民之思汤武犹时雨也，东征西怨，奚独后予。夫后予之怨，民思兵矣，来苏之慰，乌得不室家相庆邪！离心离德，乃汝世雠，民无君矣，王师之迎，安得不箪食壶浆邪！汉高帝，秦之汤武也。方秦之民，口缄于耦语，财困于征歛，力疲于戍役，天下悽然而无所依，幸而有宽仁之高帝，除秦之苛，约以三章，天下之民犹疾之遇药，热之濯风，其平日念虑之欲一夕而慰，乌得不大幸而争为牛酒之献邪！来苏之慰，壶浆之迎，是或一道也。

羽闻沛公已定关中，大怒，欲攻沛公，沛公从百馀骑见羽鸿门。

天下之事，不有所摧挫则不能以有成，故凡处逆景而不乱者，圣贤进德之地也。沛公鸿门之会，其汉高帝之基欤！方项羽使黥布破函谷关而至戏下也，沛公以十万之疲兵，当项羽百万之锐卒，沛公其危矣哉！项伯婚姻之约，臣与将军之称，以不自意之逊辞，为岂敢反之卑语，沛公至此，势迫甚矣。况范增之数目，项庄之舞剑，俾羽也于是时萌一毫欲杀之心，则沛公乃羽几上肉耳。项伯之翼，樊哙之谯，其能脱沛公于虎口哉？惟羽无是心，故沛公获再生于间道之走，羽之气日骄，而沛公之气日沮矣。吁，沛公之气沮，而沛公之德进矣。彭城之败，睢水为之不流，所与逃者数十骑；荥阳之困，非纪信诳楚，则西门之逃几不免；固陵之败，诸侯不至，走而入壁者一沛公耳。沛公救死扶伤，日不暇给，其如羽之百战百胜之雍容邪？追斩东城，奚益于胜？即位汜水，汉业以成。君子观史，其可以成败论人哉！

汉王为义帝发丧，发使告诸侯，兵皆缟素。

刘项之雌雄，不在战之胜负。以高祖之摧残困踬，救死扶伤之不暇，而百战百胜之项籍卒亡于垓下，何也？战愈胜而天理愈丧，气愈壮而天理愈亏，不亡何待？夫子而事父，臣而事君，天伦之固有，虽小夫贱隶同此有也，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也哉！屠咸阳，焚宫室，所过残灭，羽亦酷矣，而义帝其忍杀哉！羽为无道，放弑其主，天下之贼也，焉有天下之贼而能有天下邪！高帝为义帝发丧，兵皆缟素，天下之士，孰不以义起也？盖仁义者人心之同然，惟仁义可以激人心。三河之士，五诸侯之兵，南浮江汉以下，乌得不感动于斯？昔齐侯之霸春秋，以昭王南征不复，王祭不共，而进陉之师，诸侯与之；魏祖之雄三国，以献帝洛阳之还，百姓感奋，而奉都许之迎，天下是之。羽之叛弑其主，是以秦伐秦，高祖不暴羽之罪以感天下之心，则又以楚伐楚耳。楚之诸将舍羽而归汉，其亦感夫缟素之举也夫。

羽以精兵击汉军睢水上，大破汉军，围汉王三匝，大风折木扬沙，昼晦，汉王遁去。

兴王之君，人顺而天应，故天意常显于人事不可为之时。光武蓟中之举，食豆粥于芜蒌，其迫甚矣，王郎兵且至，而沱水流澌其可济乎？夫以光武饥窘之师，当王郎新羁之马，进则锐兵突其前，退则沱水阻其后，光武于是时也，人事之已穷，则有死战耳。吁，人事之穷而天理之应也。王霸诡为冰坚之言，而沱河之冰果合，光武渡毕而冰解，岂非天邪！高祖睢水之战，汉军之死填睢水，而保壁之卒无几矣，羽以三万之精兵围之三匝，汉王将焉逃哉！韩信之兵未会，而萧何之馈莫入，张良之算，陈平之智，无所用其巧，势穷于此，计穷于此，而兵又穷于此。吁，势穷计穷而兵穷，则天心未穷也。大风折木扬砂石，昼晦，而楚军大乱，故高祖得与数十骑遁去。以是知天意所属，必于人所不可置力之地而显之也。高祖雒阳南宫之语，归功于三杰，而罪项羽不能用范增，是未知天者也。天心属意于汉高，而假手于三杰，范增其如天何！

斋戒设坛具礼拜信为大将军。

必有天下之大志，而后能立天下之大事。夫以天下之志素存于胸中，贫贱患难不足以动其心，而其志虑未始不为经国之谋也。一旦见之于有用，而施设措虑，雍容暇豫，而不少乱也。致君尧舜之心，藏于莘野耰锄之时，逊志典学之训，蕴于傅岩胥靡之日，故能处三聘一德之隆而不愧，置左右朝夕之密而不怍。大凡立天下之大事者，非有天下之大志者不能也。韩信以寄食之贫，胯下之辱，无资身之策，兼人之勇，忽焉拔之于连敖治粟之职，而为登坛具礼之大将，怡然居之，犹其素所得者，至于定三秦，虏魏豹，斩陈馀，擒赵歇，戮龙且，降燕弱楚，动如其意，若摧枯拉朽而莫有以敌之者，皆其经纶之志素存其中，岂偶然之所能邪！吁，供帐如王则大喜，淝水之捷则折屐，惟胸中素养之未纯，故于或然不虞之顷未有不乱者也。大将之拜，信岂忝哉！

成安君儒者，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。

商周之兵，天下以仁义归汤武，而汤武未尝以仁义自名。攸徂之民有来苏之慰，牧野之会有罔敌之师，汤武何术以致之哉？天应而人顺，民心自有所不容已者耳。宋襄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，欲以属东夷，子鱼曰：「小事不用大牲，而况敢用人乎！祭祀以为人也，民，神之主也。用人，其谁飨之」？夫忍以人而祀社，而襄公之素心亦残矣。今也与楚人战，必俟既陈而后击，遂大败于泓。国人皆咎之，且曰：「不重伤，不擒二毛，不鼓不成列」。以为吾仁义之兵当然。吁，襄公果仁义乎哉？亡其实而假其名，故一败涂地而不可救也。

陈馀说武臣以叛其主，攻张耳以离其交，其仁义安在？乃称「义兵不用诈谋奇计」。泜水之戮，不救于亡，其愚也夫！

信平齐，使人言于汉王曰，云云。张良曰：「不如因而立之」。

人臣之事君，至不可使有一毫之忌隙也。周公以待旦吐握之劳，其夹辅王室，以隆有周之业者，公之尽其心、竭其诚，与天相为无穷可也；而管蔡且流言矣，虽召公之贤犹不悦，成王之圣犹致疑。夫以流言之入人，以周公《鸱鸮》之诗，求成王之自悟，王虽未敢诮而忌之，隙已从是萌矣。茍无雷风之变，不启《金縢》之书，则公之忠诚其泯矣哉。周公圣人也，心与天同，而犹不免乎疑，况其下者乎！夫韩信以多多益办之才，而动如所欲，诸国虽平而楚兵犹盛也，汉王方困于荥阳，信下齐，不还报而自王。信也效市井之徒，乘时以徼利，其不启高祖之疑邪！迨其后也，追楚至固陵，与信期而不至，高祖取信之心固已萌于是时矣。顾项羽在，力未及耳。信虽却武涉之说，杜蒯通之谋，有「背之不祥」之语，奈何汉高之疑已久矣。未几，袭夺其军，徙为楚、邳矣；又未几，缚之云梦，侯之淮阴矣。钟室之戮，其基于假王之时乎！信能为高帝天下谋，不能为一身谋，开高帝之忌隙而自速其祸，其迂矣哉！

楚地悉定，独鲁不下，汉王引兵欲屠之，为其守节礼义之国，乃持羽头示其父兄，鲁乃降。

夫子之道即尧舜之道，尧舜之道即天地之道。天地以健顺育万物，故生生化化而不穷；尧舜以孝悌导万民，故日用饮食而不知；夫子以天地尧舜之道诏天下，故天下以仁义孝悌为常行，虽九夷之陋，南子之邪，阳货之奸，或接夫子之德容，或闻夫子之德音，而犹能迁变，况生乎其邦而浃洽乎圣人之德化邪！孟子以伯夷、柳下惠为百世之师，且又推广其说曰：「闻伯夷之风者，顽夫廉，懦夫有立志。闻柳下惠之风者，薄夫厚，鄙夫宽。奋乎百世之上，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」。而况于亲炙之者乎！夫伯夷得圣之清，下惠得圣之和，未至于夫子圣之时之境，而尚能兴起人心；鲁人沾夫子之遗泽，而仁义孝悌鲁人之日用，项羽既封于鲁，而鲁人知有羽耳，汉王虽怒其久不下，而犹以守节礼义之国，不忍加以兵，其忠义足以动人心也如此！

陈平智有馀，然难独任；周勃重厚少文，安刘氏必勃也。

君臣之间，以诚相感而后能以心相知，诚意之不加，而矫诡以相试，虽匹夫单人锱铢毫末之托尚或败事，况天下重器，而可付之非心知之人邪！唐太宗最聪明神智者，至属高宗于李绩，而以尝试为之，此岂浅末事哉。方其黜之也，度其或迟回顾望，则欲杀之，且言「吾死之后，汝用之可以为恩」。夫托国于斯人，非诚意之素交，而姑以一黜之喜怒，以试其中心之诚伪，其为术亦疏矣。高宗武昭仪之立，乃自绩成之，唐室之祸岂非基于此乎？高帝托国于平勃，其诚相感而相孚也素矣，方禄、产颛兵秉政之时，刘氏之势不绝如缕，惟平勃竭其忠精之节，以感发夫军中左袒之机，芟狝禄、产，迎立代王，汉业由是以安。平勃终始一节，略无瑕玷，汉亦崇其勋绩，延其禄祀，岂非君臣相知以心，故愈久而愈隆邪。托国之忠，自伊、周后，惟平、勃粗无愧。

除挟书律/太极肇分，两仪奠位，君臣父子之道始立。民生斯时，动荡乎仁义孝悌，薰陶乎忠信诚朴，鼓舞乎春风和气，自日用饮食之外无它念焉。伏羲肇以八卦，默感人心之天理，而不容以有言。自《三坟》散而为《五典》，而帝王之行事始日见于典章，彬彬可睹也。夫子生于衰周，伤王道之不明，于是删《诗》、定《书》、系《周易》、作《春秋》，灿然万世帝王之轨范也。秦始皇矜心太胜，以五帝三王为不足法，取古今之载籍一切焚弃，重挟书之刑，以瞽天下之民；不知民生最灵，未易以黔首愚也；载籍之六经可焚，人心之六经不可焚也。汉惠帝除挟书之律，至文景具博士之官，天下之士方渐向学。天子不立学而学者无所宗，故家自为学，专门授徒，而士亦分散四出，各师其师，私植党与，互相诋訾，六经之旨破坏无纪，甚而至于引《春秋》以黩武，援《论语》以媚奸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臣故曰：「秦虽焚书，而书之义全；汉虽兴学，而书之旨溃」。悲哉！

诏曰：「农者天下之大本也（云云。），赐今年田租之半」。

古者农自耕其田，其力与地相若，其食与其口数相称。上之人劝之有其诚，董之有其官，赈之有其政。国以农为本，民以农为重，教以农为先，堕农有罚，游手末作有禁。天下无浮食之民，故民力常裕。自秦皇废井田，开阡陌，启天下浮薄之习，农至是稍轻贱矣，于是有舍农为游手者。浮食既多，农民日困，终也山东倡乱，群起而亡秦族者，乃曩日游手浮食者也。文帝惩秦之陋，斲雕为朴，不求富国而求富民，故为治之先，勤勤于耕农是劝：今年以开藉田先农，明年以减半租勉农，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，野不加辟有诏，亲率农耕有诏，百姓从事于末有禁，为酒醪以縻谷有禁，无非所以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也。富庶之本，实出于此。后世之君，类皆刻农以求富其国，其忘本甚矣。

欲作露台，召匠计之，直百金，上曰：「（云云。）何以台为」！

唐元宗莅政之始，以风俗奢靡踰制，乘舆服御，金银器玩，宜令有司销毁；真珠宝玉，焚之殿前；后妃不饰珠翠，京师罢织锦坊。其刻厉节俭，可谓至矣。晚年欲心一启，遣御史往海南求珠翠奇宝，内宠极珍异，宫掖穷靡丽，奸酋乘罅而肆螫，唐祚危乱而几倾。甚矣，矫揉好名之易以败也如此哉！汉文帝之敦朴，其真情也，非好名也；其自然也，非矫揉也。观其露台百金之费，国家一毫毛耳，其念虑所及，至于以十家之产为忧，不虑己而虑民，真大禹思溺犹己溺之心，后稷思饥犹己饥之心，成汤子惠困穷之心，文王视民如伤之心。呜呼，漆器不止，惧其金玉之念生；露台之不止，即阿房离宫之渐，蓬莱十六院之基也。文帝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舄，帷帐无文绣，终始一节，岂由外铄哉！

治霸陵，皆瓦器，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，因其山，不起坟。

古帝王之葬，皆陶人、瓦器、木车、茅马，使后世不知其处，岂固为卑陋哉！及观帝王之所以自处也，土阶茅茨，恶衣菲食，类皆俭己以丰民，其肯越侈纵欲以疲民力邪！秦始皇为己而忘民，厚己而刻民，重赋苛歛以肆其欲，故其居也，阿房千门，离宫三百，钟鼓帷帐不移而具；其葬也，吏徒数十万，下彻三泉，铜锢其内，漆涂其外，被以珠玉，饰以翡翠。靡丽之极，未有若此者。一旦民力竭而秦亦亡，咸阳之宫，焚于悍羽；骊山之冢，燎于竖牧；其亦何利于后哉！文帝治霸陵，皆用瓦器，不以金银铜锡为饰，因其山，不起坟，真得古帝王之遗意。厥后惟光武识此，故其治寿陵也，所制地毋为山陵陂池，裁令流水而已。且又曰：「使迭兴之后，与丘垄同体」。其所虑远矣哉。

三年春，七国皆举兵反。

古者封建，内诸侯禄，外诸侯嗣，内外之势均；天子之卿布于诸侯，而诸侯每岁贡士于天子之朝，其法岂不善哉。后世祖其名而违其意，遂寖失之。高帝以天下封功臣膏腴之地而不靳，多者百馀城，小者三四十县，十年之后，反者九起，岂其封地不足邪？然则厚与之地非德也，乃所以灭之也。帝不鉴功臣之祸，大封同姓以为卫，列土连城，厚其租赋，便其兴利，子孙世袭，不分贤愚。至文帝时，有恃铸山煮海之饶而跋扈不朝者矣。景帝削地之书一下，而七国合从以逆京师。当时斩忠臣，举重兵，仅能克之，其患果何自邪？文帝朝惟贾谊知此患，故痛哭流涕言于帝曰：「大国之王幼弱未壮，汉之傅相方握其事，数年之后，诸侯王皆冠，血气方刚，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，彼自丞尉以上，偏置私人，如此，有异淮南、济北之为邪」？又曰：「欲天下之治安，莫若众建诸侯而小其力，力小则易以使，国小则无邪心」。若贾谊者真知当时之利害矣。其后主父偃用谊策以告武帝，令诸侯得推恩分侯子弟，自是藩国虽分，不削而稍弱矣。使文帝能用贾谊之谋，则景帝无七国之祸，惜哉！

五年夏，遣公主嫁匈奴单于。

古者帝王之制夷狄也，叛则讨之，服则舍之，纵舍之权在中国，故不能为吾患。汉自刘敬说高祖以公主妻单于，结和亲之约，自是夷狄始敢以轻中国。孝惠循其事，未几，匈奴入北地、河南为寇。文帝又循其事，未几，匈奴入云中，入上郡。景帝于此当少警也，亦以公主嫁单于，未几，匈奴大入雁门。冯敬死，中国愈屈而丑类愈骄，既不能以此息兵，而益以启其杀略之暴。二者俱失，于汉何利焉？且父子之亲，兄弟之爱，惟知礼义之人可以教告之，彼匈奴弑父杀母，真犬豕之不若，是可以礼义责哉？秦始皇调东南之卒戍边，不能其水土，戍者多偾仆，秦民见行，号泣如往弃市。夫以中国衣冠之民，一旦邻于腥膻之境，犹且怨咨，况以公主之贵而失身于犬豕，纵得为阏氏，辱中国多矣。

中元三年，夏旱，禁酤酒。

酒者先王以之行礼，又以之观德，通上下之情，讲燕享之好者也。至幽王时，「以为酒食」，而《楚茨》以「民卒流亡」伤之；「乐酒今夕」，《頍弁》以「孤危将亡」刺之；「饮酒岂乐」，《鱼藻》以「万物失性」讥之。终幽王之时，荒腆于酒，而身殒国危。下迨春秋，僖负羁以粪土为比，先王设醴之意寖泯，而生民嗜末耗本，日益甚矣。方夏亢旱，景帝未暇它务，惟以禁酤酒为先，若非所宜急者；及观文帝之富庶，皆本于酒醪縻谷之禁严；子反之败楚，亦其沉湎无度之所致。景帝以是为赈荒之先，其亦知全谷保民之本欤！武帝榷酒酤以充国，启天下荒淫之路，晚年海内骚然，良有由矣。

遣使者安车蒲轮，束帛加璧，迎鲁申公。

汉自高帝欲以马上治而儒道微，孝惠、文、景以来，黄老之说胜而儒道益微。武帝莅政之始，首以束帛加璧、安车驷马迎鲁申公，天下谓儒道少伸矣。申公进力行之说，深药武帝好大多欲之病，帝闻之默然不悦也。然已招致，不得已，与之大夫，舍之鲁邸，申公之策不行矣。正学如辕固，以老罢归；纯儒如仲舒，出为胶东相；帝之用儒可见矣。于是严助、吾丘寿王、相如、主父偃之徒，森列左右，发兵会稽，起上林苑，开西南夷，建朔方郡，皆此辈发之。集一时轻锐小才，以行快意之政，卒为天下祸，帝岂真好儒哉！

元朔元年，诏曰：「朕深诏职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」。

武帝上嘉唐虞，下乐商周，元朔之诏，推明五帝三王所由昌之理，遂诏执事为孝廉之举，帝慕古之心亦至矣。然或阖郡不荐一人，岂天下举无孝廉之士哉？抑不思帝王之为治，全民心之天理，故孝、廉皆生民之所日用，不为异也。上之人方且保护养成之，惟恐一毫有以笺剥其真性，是以凡举于王朝者，皆光明硕大之贤，谋王体，赞国论，其事业彬彬可睹也。生民自秦汉干戈疮痍之馀，复以申韩刑名之说胜，而民之真性日已斲丧。重之以王恢倡征伐之议，启帝从事四夷之心；卫青、公孙敖、贺、李广之师，纷然四出；河水汎郡十六，民半为鱼；夏霜杀草，而五谷不茂；商车算赋，而私财日隳。民于斯时，仰事俯育之不给，宜孝、廉之不克全矣。然不举孝、不察廉，亦岂可以厚责二千石邪！

六年，有司奏置武功赏官。

晁错说文帝曰：「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除罪，如此富人有爵，农人有钱，粟有所泄，所补者三：一曰主用足，二曰民赋少，三曰劝农功」。文景用其策，故民力农而国富安。考之五帝之明试以功，三王之德懋懋官，固若损国体，然权一时之宜，使上不益赋而下日力穑，亦粗可行也。况夫财者民之命，世有较锱铢之小利，至于触法冒禁而不知止，岂非其所重者在此邪？今乃舍所重以易爵，则夫人之自重其身也亦至矣。其与夫世禄之子孙，菽麦之不辨，剥民财以丰己私者，其用心如何邪？武帝时，大司农经用空竭，遂增益文景入粟拜爵故事，置武功赏官，俾诸买武功爵至千夫者，得除为吏。史臣以吏道杂而多端诮之。夫武帝尚可藉是以足一时之国用，未为大害也。唐中宗之事，吾伤之。中宗拥虚器于上，三思执赏罚之权于其下，财入妃、主，计利授官，墨敕斜封，动以千数。当时宰相、御史、员外，谓之三无坐处。利归私第，禄耗公室，爵滥小人，残及忠正，而唐祚几倾。方之入粟于公，得以拜爵除吏，尚可恕焉。

元狩四年，造白金及皮币。

齐高帝欲使黄金与土同价，昔尝诞其说。夷考之史，风飘水浮，薄矣，民亦资用；綖镮荇叶，又薄矣，民亦资用；剪铁裁皮，益薄矣，民亦资用。宋文以一当两，周高则又以一当十，孙权则又以一当千。嗟乎，蠢氓何知，惟俯首奔役，一听乎君上之所弛张耳。至是益信齐高帝金土同价之辞非诞。武帝元狩四年，收银锡造为白金，一白鹿币至直十万，此岂盛世事邪？识者伤之！

六年，诏博士分行天下，存问鳏、寡、废、疾。

古者掸人之官，巡天下之邦国，诵王之志意，道国之政事，会万里于一堂之上者，其职为至要也。后世皇华之遣，有开仓赈饥，如汲黯之使河内；揽辔澄清天下，如范滂之使冀州；决冤狱而天雨，如真卿之使河陇。必如是，始无负于人君敦遣之意。汉顺帝选八使徒号八俊，虽擅威名，无可纠正，益以纷扰。唐德宗之遣黜陟，陆贽说以五术省风俗，洪经纶等不晓时务，輶车所至，动亏军情。呜呼，人君以一身之眇，处九重之邃，遐陬绝域，利害纤悉，上之人无不周知；德意志虑，沛然四达，下之人无不浃洽；奉使之任，其所系至重也如此。元狩六年之诏，武帝之恤民亦勤矣：遣博士六人分循天下，存问鳏、寡、废、疾无以振业者，贷与之；仍举独行之君子于朝。帝之告谕甚悉也。考之武帝之史，当时因博士贷业、与举独行之君子，寂无闻也。元鼎二年，于是复申遣博士循行之诏，遂曰：「谕告所抵，无令重困，吏民有振救贫民者，具举以闻」。何前日博士不能承宣德意，至于诏旨之荐颁邪！为博士者，其负帝多矣。

元封元年，诏曰：「朕将巡边陲，择兵振旅」。

司马光论孝武，以为武帝异于始皇者无几，并以外事四夷言之。观武帝之政，惟复雠一事，所以掩过。高祖白登之耻，历孝惠、文、景不能报，且赂之以重币，以苟旦夕之安，武帝奋然为复雠之举，义师一出而漠南无王庭，其功大矣。傥武帝无穷黩之祸，则亦汉之贤君，尚何疵焉！惟其好大多欲，繁刑厚歛，游幸役作，考之于纪，殆又甚焉：御史赵绾、王卿、商丘成自杀，魏其窦婴弃市，丞相李蔡、青翟、赵周、公孙贺、屈氂诛戮，秦皇不如是杀大臣也；皇后自杀，太子殒于湖，秦皇不如是杀骨肉也；八幸雍，四幸甘泉，六幸太山，二幸河东，幸汾阴，幸北地，幸缑氏，东巡海上，至碣石，巡自辽西，北边至九原，周行万八千里，置十二部将军，勒兵十八万，旌旗蔽千里，秦皇行幸不如是之烦也；榷酒酤，算商车，算缗钱，算舟车，收银锡，造白金，造皮币，卖武功爵，入奴婢为郎卫，管盐铁，坐市列肆，贩物求利，置平准于京师，秦皇求利不如是之惨也；直指使者，绣衣杖斧，断斩郡国，张汤赵禹作见知法，务在深文，用刑益刻，淮南衡山反，诛见知，连坐者数万人，秦皇用刑不如是之酷也。秦有咸阳、阿房离宫、长城之役耳，武帝作首山宫、龙渊宫、建章宫，起上林苑、柏梁台，穿昆明池，凿漕渠，城朔方城，发巴蜀民治西南夷道，发兵治雁门险阻，与秦皇役作如何？秦令徐韨入海求神仙，浮江至湘山耳，武帝亲至海上，又欲自浮海求蓬莱，封方士栾大为乐通侯，位上将军，与秦始皇求仙如何？注考其事，实殆过之。然秦以之亡，汉以之兴者，其兴亡之原非一朝一夕之故也。秦自孝公用商鞅，失民心七世矣，至始皇时，民心已摇，故始皇一激之而民散；汉自高、惠、文、景，德泽之在民，沦肌洽髓，前人之遗爱未泯也，虽武帝之重于虐民，而民心之戴汉犹故也，故虽危而不至于亡。君天下者，亦焉可不痛以武帝为鉴哉？

二年三月，遣使振贷贫民。八月，诏曰：「毋令民出今年田租」。

周厉之后有宣王，周之所以兴；始皇之后有二世，秦之所以亡。厉王「板荡」之馀，民劳甚矣，宣王侧身修行，劳来还定，而周室复兴；始皇征役之后，民力竭矣，二世益法峻刑，复营阿房，而秦祚卒灭。大抵民之爱君，无有穷已，秦皇虽剥民太甚，民尚乐为之役，二世能用周宣安集之政，则亦焉有遽亡者哉？武帝穷兵黩武，好神仙，嗜游幸，喜兴作，其役民无度，至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，与厉王之「板荡」、始皇之惨酷均也。昭帝一摩抚而存恤之，而民心遂安。方其即位之始，举贤良，问民疾苦，止民勿出，给中都官马，罢榷酤官，省乘舆马，蠲马口钱，免贫民口赋，凡一事有不便于民者，汲汲而除之，惟恐或后。于是汉以之兴。由此观之，民心至易以收拾者。为人上者，亦焉可不重民哉？

泗水戴王前薨，国除，后宫有遗腹子煖，立煖为泗水王。

先王封建诸侯，以其功德之在民也。周公之封于鲁也，地方百里，地非不足也，而俭于百里，盖所以为善后之计也。高帝剖符以封功臣，列侯至百四十有三人，武帝时，列侯坐酎金色轻恶，夺爵者百六人。终武帝之世，见侯者才四人耳。岂列侯尽抵法禁邪？高帝虽徇一时之谋，不思经久之法，武帝能裁抑之以全其后，亦可也，乃文致其罪而削其爵，亦残忍矣。昭帝于泗水戴王之国除，因后宫遗腹子而复立之，可谓仁哉。孔子曰：「兴灭国，继绝世，天下之民归心焉」。昭帝得之矣。

桀安父子与霍光争权，诈使人为燕王旦上书，言光罪。

人君之任臣，莫大于明君子小人之情；不明君子小人之情，而惟曰信任，未有不败事者矣。成汤之知伊尹，故尊之为阿衡，于是咸有一德而克享天心。成王之知周公，故尊之为师傅，虽□四国流言而德音不瑕。下至春秋，齐威知管仲之贤，委之以政，一则仲父，二则仲父，故能成九合诸侯之功。后世之君，不深辨君子小人之情状，惟执古人信任之说以待其臣，是以成帝之王凤，威灵之宦官，高宗之李林甫，德宗之卢杞，积成汉唐乱亡之祸，岂信任之不可不辨欤？昭帝觉上官桀之非，知霍光之忠正，委之以政而不疑，惟光知时务之要，因民所欲，与之更始，是以天下复安。使昭帝享国日长，则其效不止于此而已。

本始元年五月，凤凰集胶东千乘。

人主之所好，不可有所嗜也。光武嗜于谶，启天下方士诬罔之语，元谭谏其非经，卒以此贬。炀帝嗜于侈，兴长城靡丽之役，贺若弼谏其非急务，竟以此诛。夫嗜好之偏一发于心术，而趍和意旨、相弥缝以求幸者有之，至于忠谏正言、不畏罪责者，宁有几人哉！宣帝酷好祥瑞日，少府宋畴坐议凤凰不下京师而左迁，它日凤凰岁岁下矣。是以宣帝之世，凤凰五下，改年曰五凤；神雀数集，改年曰神爵；甘露频降，改年曰甘露；黄龙登兴，改年曰黄龙；醴泉滂流，枯槁荣茂，何其祥瑞之多也。考之宣帝之时，郡国地震、山崩、水出、星孛、日蚀、宫阙火灾，风雨灾变不一，岂乖和之气迭为消长邪？及观京兆尹张敞舍鹖雀飞集丞相府，黄霸以为神雀，议欲以闻，后知从敞舍来，乃止。以鹖雀事观之，则宣帝凤凰、神爵、黄龙、甘露之瑞，可以推矣。

本始二年，大司农阳城侯田延年有罪自杀。

先王知朝廷之尊严在乎体貌大臣而厉其节，故其用之也加之以审，而其待之也加之以礼。是以一代之臣必立一代之勋，由夫上之人以礼维其心，而不以法约其外，用礼愈严而人臣畏法益谨。传曰「刑不上大夫」，乃先王尊严朝廷之意也。汉自高祖以萧相国械廷尉，而大臣与士庶均于讯鞫论报，终汉之君，轻于杀戮大臣，丞相自公孙弘后，比坐事死，公孙贺涕泣不受相印，大臣之礼可见矣。宣帝自诛灭霍光之后，忠臣烈士，至此侧足。大司农田延年坐增僦直，微事也，而杀之，自是杀京兆尹，杀平通侯，杀平丘侯，杀司隶，杀左冯翊，杀广陵王。宣帝待人臣之术，法胜而礼衰，故上之势孤而下之情隔。上之势孤，至于久则不尊；下之情隔，至于久则不通。势不尊而情不通，遂积为相臣擅命之祸。为人君者不可不思其终也。

霍光薨，上思报其功德，复使乐平侯山领尚书事。

武帝以周公之事委之霍光，光之负荷重责亦无愧矣。惟其身为大将军，女为皇后，子羽、兄孙云皆为中郎将，两女婿为东西宫卫尉，昆弟、诸婿、外孙皆奉朝请、为诸曹大夫，亲党布列朝廷，盛满已极，不知引避。光为汉社稷计则善，为霍宗属计则疏矣。宣帝即位之始，当霍光之尚存，加以裁损，则光之后可全；于斯时也，傥有怨望，诛而族之，后世无可议者。孝宣既知光之辅昭、废贺、立帝之功为不浅矣，且思欲报其功德，奚为乃复封乐平侯山领尚书事？及光死，子复为右将军，兄子秉枢机，昆弟、诸婿据权势，光夫人显及诸女皆通籍长信宫，极其爵位，启其骄侈，一旦摧抑之以发其邪谋，竟阖族而受戮，俾忠勋之后血祀以绝，宣帝虽能快一时之忿怒，而后之为忠者亦少惧矣。大抵人君之报功，不特为已立功者之宠荣，盖将以为未立功者之励劝。是以先王之报功也，其有大勋劳于天下也，则封之，而世世为之祀；其有忠正也，则纪其绩于太常，以示不敢忘之意；盖所以为其子孙计也。汉世功臣多为子孙患，其亦何利也哉！东汉光武、我宋艺祖，最得保全功臣之术，专以禄秩赏赐，使之食大邑，奉朝请，以厚富其子孙，故其子孙皆克守前烈，而无后患。后之中兴之君，其可不为功臣善后计哉。

三年诏曰：「有功不赏，有罪不诛，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。今胶东相成（云云。），赐爵关内侯」。

综核之名虽不见于唐、虞、成周，而实本于唐、虞、成周。夫三载考绩，三考黜陟，又有明试之法，此唐虞综核之意也；月有要，岁有会，又有三岁大计之法，此成周综核之意也。唐虞归之司空，成周总之太宰，非人主自为也。宣帝恐臣下欺己，亲综核名实之权，卒不免为臣下所欺，何也？一己之聪明有限，有限则易以昏；众人之聪明无穷，无穷则难以蔽。胶东相成伪增户口，在朝之人岂无一人言之邪？秩以二千石，爵以关内侯，赏赉已及矣，后诏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史守丞以政令得失，或对言：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，是后俗吏多为虚名。夫丞相御史不言于未赏之前，而因言于郡国上计之后，宣帝最轻于责大臣者，至是无一语诘之，岂非前日核实之赏，其帝之自为乎！宣帝亲核名实，而臣下有名无实尤甚，则知综实之政不当人主自私之。

神爵元年秋，赐故大司农朱邑子黄金百斤，以奉祭祀。

朱邑为北海太守，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。宣帝以其有功也，以黄金百斤赐其子，以奉祭祀。又令有司求高祖功臣子孙失侯者，得槐里公乘、周广汉等百三十六人，皆赐黄金二十斤，复其家，令世世奉祀。夫霍光安刘氏之业，其功为至大，宣帝忍于残灭其宗，亦酷甚矣。今乃能思前世功臣之后，与一司农朱邑之子，则知霍光之事，帝之□□亦于斯悔过矣。

初元元年，令诸宫馆希御幸者勿缮治，太仆减谷食马，水衡省肉食兽。

武帝之穷黩，继之以昭帝之仁爱；宣帝之刻刑，继之以元帝之恭俭，此民心所以不摇，而汉祚所以尚永也。昭帝得霍光，知至治之务，修孝文之政，故宽和仁爱，有以悦民之心。元帝虽有贡禹、薛广德、匡衡为宰相，忘所先之要，辅以优柔之政，故汉业至是委靡不振。夫元帝素闻贡禹明经洁行，即位之始，遣使召之，数虚己问以政事，元帝之求治亦切矣。夫委政非人，宦竖擅权，此政当时之大患，禹等无一言及之，恭谨节俭，元帝之天资，反谆谆言之，前后书数十上，无非简约之说；薛广德止猎之谏之外，无一事及时政。上问匡衡日食地震之变，衡首言民触法抵禁勿赦，徐以省靡丽、考制度言之。当时宰相类如此，许、史、恭、显亦何所惮邪！

中书令洪恭石显谮萧望之，令自杀。

自古宦官误人国多矣，然非宦官罪也。夫寺人之官，自三王之世不可无之，皆用以通内外之言而已，何与于朝政？而论者深以误国为虑而欲去之，何也？惟人主聪明，故百邪不能蔽，人主刚毅，则柔佞不能欺，此必然之理。惟聪明刚毅之君不常有，此宦竖之所以能为国患也。石显自宣帝时使之典枢机，其计虑至深巧也，举贡禹之贤以文其奸，诛贾捐之之荐以示其公，而壅蔽人主之术精矣。萧望之不能委曲和缓，以潜消其邪谋，乃决裂于一逞，以中小人之术，使宦官敢于杀贤者，自望之激成之。是以东汉之衰，曹节、侯览设党锢之狱，尽戮天下名贤。虽然，犹假借人主之权而后敢为之。唐之事惨矣。自唐元宗任一高力士，肃宗用李辅国，代宗用程元振、鱼朝恩，德宗以兵授窦文场、霍仙鸣，自是兵权归内竖矣。自元和之末，宦竖骄横，建置天子，在其掌握，不特残害善良，而唐之社稷由是倾危矣。原其所由，皆人主信用之偏，养成其祸，遂至于国亡，而小人之身亦不免肝脑涂地，为小人者，亦何利哉！

永光三年，诏曰：「地动，中冬雨水大雾，盗贼并起，吏何不以时禁？各悉意对」。

汉元帝知时之乱，京房比以幽厉而不辞；唐文宗知治之衰，自比以赧献而不知愧。二君皆能善讼其过，而不能善行其言，抑郁不乐，甘心于委靡柔弱而已矣。自元帝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泉涌，地震石陨，夏霜冬雷，春凋秋荣。《春秋》所纪灾异，殆又甚焉。永光灾异之诏，令各悉意以对，当时所谓「悉意以对」者果何人邪？萧望之略言而死矣，贾捐之弃市矣，周堪、张猛又自杀于公车矣，京房委曲开谕，帝与之反覆辩论，似若感悟者，未几房亦下狱、弃市。夏寒，日青无光，显及许史反诬之以堪猛用事之咎，元帝之柔弱易欺如此，忠言何自而来哉！

封舅诸吏光禄大夫关内侯王崇为安成侯，赐舅王谭、商、立、根、逢时爵关内侯。夏四月，黄雾四塞，博问公卿大夫，无有所讳。

两汉之衰，皆宦官外戚迭为之。夫汉数路得人，其取贤如是其多门也，岂止于宦官外戚中有人材邪？亦可叹也。汉自吕氏掌内外兵卫，而兵权在外戚；武帝用田鼢为丞相，有「除吏已尽，何不遂取武库」之语，而外戚渐侵政权矣；宣帝之用许史，专以史高辅政，不惟侵政权，且秉政机矣。成帝惩石显之祸，任用王凤，自王凤秉政，王章为御史大夫，王氏愈盛，郡国守相，多出其门。当时之敢言不屈者，惟有一王章耳。凤既杀王章，公卿见凤侧目而视。灾异之对，谷永比凤以申伯，杜钦归过于后宫，二子以贤良方正进，而所言如此，尚何赖焉！故黄雾四塞，上天垂戒于五侯并封之日。当时之廷臣，无耻甚矣！是以新室篡逆，而汉业中微。光武鉴新室之祸，不宠假外戚，明帝不使封侯与政，章帝欲爵马氏诸舅，太后不听，孝顺信用张防，自是复以大柄授之后族。梁冀顽暴无知，俾之继商之位，终于悖逆，汉由是衰。前车覆败，后辙相踵而不悟，此千载之遗恨，而忠臣义士所以悲恨也。

刘向校中秘书，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。

《诗》曰：「主文而谲谏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以戒」。此五帝三王盛德事也。伍举进隐语，楚王淫益甚。杨震所言转切，震死于奸臣，而孝安不知。当委靡不明之君，权移臣下，虽面折廷诤，血颈折槛，而犹不悟，况假借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微文而能感动其心邪？自宣元时，宗室遗老独向一人，不忍刘氏微弱，王氏邪横，自为列大夫，深言切论，几陷虎口者屡矣。向以成帝方向《诗》《书》，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。向校中秘书，乃因《尚书》《洪范》，集合上古以来，历春秋六国至秦、汉符瑞灾异之记，推迹行事于《洪范》五行传论，奏之。天子心知向忠精，为凤兄弟起此论也，然终不能夺王氏权，向之谏术至此尽矣，举朝无一可言之臣矣。吁，汉事去矣！虽龙逢、比干亦无谁之何矣，一刘向何所措其力哉！

建平元年，诏曰：「圣王之治，以得贤为首（云云。），举可亲民者各一人」。

《易》曰：「君子出其言善，则千里之外应之；出其言不善，则千里之外违之」。人君之言动一萌于心，而从违已感兆于天下，是岂可匿情径辞以求名哉！饰情以求名，祗以自欺尔，安能欺天下邪！宣帝诛灭霍光，而乃赐朱邑子以黄金，奉祭祀，亲诛赵、盖、韩、杨，而乃诏狱吏以毋酷刑。元帝任石显，杀周康、萧望之之直言，乃下诏举贤良直言。王凤戮王章之忠谏，杜钦乃说凤以举直言极谏，是皆饰辞以求名，不能逃识者之窃笑。哀帝之时，王氏亲党根据于朝，敢言之臣动寘于死，乃诏大司马至守相举能直言通政事者。天下之士，惟见其有埋轮挂冠者矣，谁肯冒刑宪以自取毙亡哉。

二年，丞相博、御史大夫元、孔乡侯晏有罪。博自杀，元减死二等，晏削户四分之一。

周之东迁，孤危于蕞尔之地，其不振甚矣，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，有地而隧，又何请焉，故必请于襄王，不许则不敢为。大夫灭晋，剖国为三，自侯其国，何必命也？故必命于威王而后敢列于诸侯。周之衰微而诸侯犹有所顾者，以朝有大臣，而仁爱尚在民心也。汉之业固至于元、成而衰，而未至于元、成而亡者，以元、成之恭谨节俭，罪不及民，而民心未睽也。哀帝初立，势力已去，而欲以势力诛杀，以强主威，不知此术正奸臣之所幸者。王氏布列，根深蒂固，帝欲以丁傅胜之，皆外戚也，于丁、王何优劣哉！是以火救火之术也。况宠信谗谄，憎疾忠良，屡诛大臣，以身孤其势。彼奸臣者，潜窃国柄，以犯不义，其心犹有所畏而未敢肆然也。今也多事杀戮，玉石俱焚，朝无正臣而仁爱已绝，小人至此，何所畏惮哉！卒使王侯宗室，取媚王氏，以求免死，可痛也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