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诸侯既以嫡子袭爵，而二千石九卿得任其子弟为郎以备宿卫，察其茂廉而后出补令丞，继世象贤之道□于如此，宜不为过。自王吉诸人犹以为不可，何哉？然□魏晋□后，其流日开，积而至于唐，而任子之法详且密矣。□当□□□□□而未睹其害之极也。盖至于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极□艺祖之初，其于斋郎进马之法最为□□固□虑其□□□□□可遏者，其后任子之法日滥，虽□廉□□□□之臣，能律其身，而不能律他人之私恩，能严其法，而□□严后日之积渐，盖举世常患苦之，然同蹈一辙而不自知也。盖尝以其情察之，而验之成周之法，则犹有可论者：夫三公九卿既已为天子所尊礼矣，乃使其子不得与于仕籍，而无以自别于白丁，无以自厕于岩穴之寒士，此人情之所决不可安者，盖天理如此，而非其私恩也。然使公卿子弟不学而官使之，则害政之大者，故成周教国子之法详矣：大司乐、乐师、大胥、师氏、保氏分掌其法，而馀子又使诸子之官掌之，使之讲闻道德之训，习熟朝廷之事，其大者既已继世，而小者犹出而用之，盖有过于岩穴之材也；其材之不成者，犹得以食其世禄；则公卿大夫没首无憾，此其所以为天地之经也。今不思所以教国子之法，而欲裁其奏补之数，严其入仕之格，盖两失之矣。然则成周之法亦可参酌而行乎？不然，两汉之法犹可复也？诸君相与参其宜而论之。

冢宰以道诏王者也，而《周官》食货实系焉。《易》曰：「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」。仁者天下之公理，而财者天下之大命也。王心一失其正，则财无定所，用无常节，而天下病矣。此岂有司之事邪！汉以大司农治财，而天子自为私奉养则属之少府，其后事变多故，大农之用卒烦庙堂之虑，制之不以其素，则亦仓卒取办而已。周公之虑夫岂不远。及唐，以宰相领盐铁度支，论者乃以为失职，是又何邪？本朝以三司使领天下之财，使之得以自辟其属，权任亚于二府。及神宗皇帝大正天下之官，而财归于户部，卒无以自别于有司，平时固已不可为，而况于天下多故乎！比者以宰相制国用，宜有以重户部，而南库何为者邪？夫户部天下之财也，内库天子之财也，南库又宰相所领之财也，以制国用之权而不能合其二以为一，顾分而为三，则户部愈不可为矣。户部之财分之诸司，其利源固已不一，徒欲取赢于郡县，顾安所从出哉？不能者敲榜笞箠，与民为仇；其能者则妙斡巧取，与吏为市。官僚聚首，非财不论；追胥骈肩，非财不急。民生嗷嗷，而富人无五年之积，大商无巨万之藏，此岂一日之故哉！自经总制起科，而郡县无馀赢矣；自经总制立额，而郡县凿空取办矣；自宗子、退卒及归正、归明之衣食于县官不可胜计，而郡县岌岌然不能以朝夕矣。然户部亦方困于经总制之不及额也。今将一举而去之，则户部何所倚办？置而不论，则前逋未偿而后欠随积，官可罢，吏可杀，而钱不可足也。今诚使大臣之制国用者，得以与知内库出入之数，而并南库于户部，罢诸司之可省者，以一财用之源，然后大蠲郡县经总制之逋，而去其额三分之一，以其一起发，以其一别立库藏之郡，大郡若干，小郡若干，而后藏之县，皆以丞贰掌之，使郡县不忧仓卒之变，则岂不愈于藏之行都乎！顾所虑者，何阶而使君臣开心而定经制？何道而使上下协力以宽用度？内外轻重何为而适平？出入敛散何由而无弊？古何所考，而今何以示后？所贵乎学者，以其明古今之变而已乎？义仓之积盈天下，斯民有所恃赖，盗贼无以生心，此固神宗所以为万世根本之虑也；其后从事于西北而用度之不给，固已不免时发而用之；渡江以来，诸司郡县又皆不免贷用，而常平之法几于废矣。今诸郡之所积无几，而县则所至穷空，卒有水旱，则赈救一仰于兼并之家，国家至不爱官爵以诱之，而乘时欺罔者不敢穷其诈而不与也。废常平之法，而以名器假人，则谋国亦疏矣。今诚使常平使者括其见存之数：某州某县常平若干，义仓若干，诸司之借用若干，郡县之移用若干；可督则督之，可已则已之。使钱足以具粜本，米足以支缓急，前日之罪，一切勿问，复修常平一司之法，县有馀积而后积之郡，继自今擅发、移用之罪，不以赦降、去官原减，则水旱之忧不至烦庙堂之虑矣。然上下如何而相维？法令如何而经久？新陈如何而相因？敛散如何而无弊？丰歉以何为定？多少以何为则？及时专发则易以无制，听命而行则易以失时。儒者之论，一曰根本，二曰根本，其曲为根本计。

问：酒者先王所以供祭祀也，曲蘖之毒，足以乱志丧德，夏之羲和，商之顽民，由此其故也。故祭祀之外，百谷既成之后，为酒以介眉寿；服贾孝养之馀，用酒以庆远归。此人情之所不可免者。其他酣饮则有禁，群饮则有杀，糜五谷以腐肠胃，保民者岂不为其终身之地哉！汉家有时节赐酺之法，以与斯民共乐于无事。其后武帝苦于用度不给，而榷酤之禁行矣。曹操、石勒犹知弛其禁，而禁人之饮，如使上下交征微利于其间，则其术亦穷矣。本朝重私饮之禁，而在官则或税或榷，随其风俗之便，固不专与斯民争利也。而军兴以来，户部始仰榷酤之利以补其乏，蚤夜收所以取赢者，而后争利之风炽矣。乡必有坊，民与民为市，犹不胜其苦也。而户部赡军、激赏之库棋布于郡县，此何为者哉？漕司有库，州有库，经总制司有库，官吏旁午，名曰趁办，而去来无常人，收支无定籍，所得盖不足以偿其费，而民之破家械系者相属也。上下交征微利，则何以保斯民而乐其生哉？夫谷者，民之大命，而田亩之间种秫相望，乐岁之谷如弃物，而秫不以丰凶而常售，其价至或倍蓰于谷，上之人方幸榷酤之利，奈何熟视而不为之法乎！今将先罢户部、诸司、州郡之库以风动之，一切听民自卖，顾何以严私酤之法？何以重群饮之禁？何以使民生不嗜于酒？何以使田亩不坏于秫？将使于保民之间而获其利焉，则必有道也。

三代之时，民生足以自衣食，而力足以自卫，五人之中，必有智过五人者，等而上之，以至倍蓰、什百、千万而无算。先王为之农官，次第以处之，使用其智力以养其所隶之人，故智愚各得其所，而上下各安其业。无事皆良农，有事皆精兵，而将校又皆有常人，此兵农合一所以为天地之常经也。井法坏而兵犹出于民，则业民犹有常法，恤民犹有实惠。及兵民既分，则民知奉租税而已，兵知执干戈而已，无事则民偷而兵惰，有事则民穷而兵骄。上之人又方计田亩以赋于民，业民之法不暇论也。举天下之力不足以养兵，则恤民又安有实惠乎？夫农者衣食之源也，乡闾之豪，田连阡陌，而佃之无定人，租苟收矣，去来不问也；吾负苟偿矣，死生非吾所恤也。随其智力之大小，割人以自奉，役人以自安，而县官之法不得而与夺。民生度不足以自衣食，则其强有力者去而屠牛刲豕，以图一朝之快，甚遂什百为群，私鬻茶盐，跳踉于山谷之间，而公家之人不得而谁何。惟其智力无所复之，而后俯首于田亩，雨耕暑耘，终岁勤动，而一饱之不继也。兵之坐食于县官者：弱者供贱役，壮者为舆夫，巧者奉末作以事其上，猾者百计自免而安坐以嬉，其智力足用者则偃蹇不可复使，虽有百万之众，惧不足用也。今兼并为农患，而国用困于兵，兵又不相赖，不幸有水旱之变，一夫疾呼，则閒民之强有力者跳踉以从之，谋国者不是之忧何哉！今诚使乡闾之豪自分其田而定其属户，为之相收相养之法，则民其有瘳乎！括在官之田，命乡择閒民之强有力者分给之，为之追胥简教之法，则郡县其无虑乎！拣诸郡厢、禁、土军以实禁卫，使与民兵相增减，则国用其可少宽乎！有其意而无其法，有其法而无经久之道，则言之而不听也，陈之而不行也。愿从诸君讲之。

问：祀礼废而道家依天神以行其道矣，飨礼废而释氏依人鬼以行其教矣，祭礼废而巫氏依地示以行其法矣。三礼尽废，而天下困于道、释、巫，而为妖教者又得以乘间而行其说矣：神示鬼物举不足信，用吾之说，则疾病不忧，饥寒无患；贵贱贫富本无差等，用吾之说，则上下如一，天地适平。是以人心不约而尽同，缓急不告而相救，虽刀锯加颈而不顾者，彼其说诚足以生死无憾也。故道、释、巫之教公行于天下，而妖教私入于人心。平居无事，则民生尽废于道、释、巫之教；一旦有变，则国家受妖民之祸。顾欲恃区区之法以制之，是岂足以禁其心哉，坐待其变之成而已矣。今郡县之间，其徒党往往有因事而发露者，盖大者不啻数万，小者亦或数千，此岂小故，而置之不论乎！诚于斯时制民之产，使主客有相依之道，贫富有相收之法，疾病有常医，死丧有常度，室庐器用有常制，吉凶嫁娶有常时，士农工商有常人，山川鬼神有常祀，道释土木之工有常禁，游手末作之夫有常役，大经一定，则妖教之变可以坐消，而道、释、巫之教不至为已甚之害。顾所忧者，愚民难与虑始，君子惮于改作。何道可以宜于今？何法可以参于古？大纲若何而正？节目若何而立？其将制之于礼乎？抑将丽之于法乎？并帝尧所以「绝地天通、罔有降格」，吾夫子所谓「务民之义、敬鬼神而远之」者，陈于篇。

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」。今中原半为夷狄，此岂一日可安之事乎！上下有不安之心，则父兄子弟闻风而心动，慕义而来王，固欲策功名以自见于故国也。故往者兵动之初，归正归明之人，骈肩累足，至不可计。朝廷既已拔其尤者而惟才是用矣，而勇力智虑足以自效于行间者，乃以畴昔一日之变，分之州县而衣食之。夫善恶不常，不独来归之人为然，而兵久不用，或者不堪安坐而思变乎。不策而用之，而更拘縻之，岂惟坐费县官之财，大乖中原之望，而思际风云以效尺寸者，愈将有所不堪矣。天下之事，以至公之心处之，则异类可合也；苟曲为防虑，则东南之民独不在所忧乎！今诚使江、淮、荆、襄复置大使以经略边事，尽取诸郡归正、归明之人，置之麾下而杂用之，简其智勇，旌其技能，别其高下，听其去留，居者有以为业，行者有以为资，开心见诚，使各奋其所能，各得其所便，豁达明白之风，可以复动中原之心矣。然一旦而骤起之，则惊忧易以生；先事而告谕之，则思虑易以不一。旋取而用之，则何时当办？因事而处之，则何策当出？敢以烦诸君之远虑。

问：自黄帝、尧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而治道于是乎始立，更夏、商、周而忠、质、文之用始备。儒者之言治，不能易于此矣。孔氏修之为经，以待后世之有考也。大学之道，治国平天下必本于正心诚意，而子思之论为天下国家其经有九，若既多事矣，然而卒曰「笃恭而天下平」，又何其简也。孟子言王道，本之以农桑，而鸡豚狗彘之微，材木鱼鳖之用，往往无所不及；至于言经界、谷禄，其事为尤详。治道之难若此，而其极卒归于「修身而天下平」，「人人亲其亲、长其长而天下平」耳。岂圣人之道，修诸身、达诸法制，二者并行而不相悖欤？老聃氏以清净为治道之真，而庄周申明其说，则以为九变而后王道可言，亦无怪乎儒者之多事也。秦以刑名齐天下，汉氏易之以宽厚，宜本于儒者之道矣，而所谓「齐、鲁诸儒言人人殊」者，虽曹参犹知厌之，而况于轻儒嫚骂之主乎！盖公之清净，不独行于齐矣，则文帝之躬行元默以移风俗，非有取于笃恭而天下平之论也。然天下之浮靡未能尽去，而贾生则曰「是不定经制之过也」。武帝用儒，而文章礼乐灿然可观，然天下自此多事矣。汲黯则归咎于多欲，申公则谓其不能力行，而董生又曰「是不知务教化之过也」。宣帝起自闾阎，知吏道之病民，故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而天下治；凡儒者多端之说，一切置之而无所惑也。然王政之不纯，礼教之不兴，则王吉又以为病。治天下当若何而可望三代之盛邪？自汉氏之东，以迄于魏、晋、隋、唐，其间愿治之主，有志之臣，不能易此数者而为治，而儒者之论亦不能易诸人之说也。而百年之间，其论独不然。其一曰：「自汉以来，儒者皆未闻道，故天地之文不备，而感通之理不著；诚得其道，则足以斡旋天地，运动古今，此精神心术之妙，而明智之君不亲尝之而不信也」。其一曰：「道揆、法守，本一理也，仁心、仁闻不达诸政，则有体而无用，本末舛而天人之道阙矣。井田、封建、肉刑、学校，三代圣人所以达其精神心术之用也，旁搜博考，以求复先王之旧，非若后世之役役于事为之末矣」。此其说皆汉、唐之所无，推之三代，宜有合也。而世之曲儒末学，后生小子，窃闻其说而诵习之，讪侮前辈以为不足法，蔑视一世才智之士，以为醉生梦死而不自觉。推此道也，则长幼能否方不安其分，岂真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乎？由前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古今时变，方失其宜，岂能遽以周礼而敌天命乎？由后之说，未可用也，圣主以聪明睿智之资，卓然有见于诸儒之表，是非邪正，如判黑白，方以天下未易治为病，则感通之理果可信乎？二十年间，厉精政事，无利之不兴，无害之不除，虽未能一举以复先王之旧，而彰法度以存公道，相时宜以立民极，而天下之人方各弃所守以要其上，则道法岂不离而为二乎？故才智之士始得奋其说，以为治天下贵乎实耳：综核名实，信赏必罚，朝行暮效，安用夫大而无当、高而未易行之说哉？然则汉武之旧，宣帝之政，果不可易也，儒者徒自苦耳。愿从诸君质其所安，以破千载之惑，或者乙夜之览有取焉。

问：昔者夏商之衰，天下之法尝弊矣，一圣人起而易之，而大纲无以异于夏商之初，无俟乎多言也。及周之衰，文弊既极，华靡淫浮，变而为权谋谲诈，天下皆知患苦之，而莫知其所以变之之方也。老氏独以为有道德而后有仁义，有仁义而后有礼乐，凡其华靡淫浮，权谋谲诈，皆出于礼乐之流也。使无仁义，安有礼乐，使无礼乐，安有此弊哉！故欲尽去之，而与斯民共反其朴，一切安于所固有，而无事乎外慕。宫室不取乎崇深，器用不取乎简便，迫而后动，不得已而后起，此人心之真，道德之至，而老聃氏所以为天下之道也。列庄申明其说，而世徒指以为虚无之学者，殆见其浅耳。然微周之弊，聃之思虑宜不如是之深也。孔子亦既言之矣：「礼与其奢也宁俭，丧与其易也宁戚」；「先进于礼乐，野人也，如用之，则从先进」。其说几近于聃，而《礼运》所论大同、小康，则纯聃之说也。春秋之末，夫子老死而不用于世，世之贤人君子，念周之弊不可复救，乃以为虞夏之道，不大望于民，不求备于法，商周既极其备，则爵赏刑罚之穷固其势也。东野毕穷其马力，而颜子知其必败，然则周公之思虑亦不能自异于毕欤。夫人道之统纪固欲其备也，先时而求备则不可，及其时而欲使有遗意，以求其无弊，则人心之私亦可以防天运之公欤？农墨欲以敦本而御世，申、韩欲以核实而救时，是皆周末忧世君子之所为，而非欲为是异端以分裂圣人之道也。然则周之弊果不可救，而天下之说果不可一欤？秦以刑法而整齐之，而卒以自亡其国。汉兴，以宽大重厚而得之，以清净无为而守之，所谓「齐、鲁言人人殊」者，盖甚厌之而不用也。孝文以后，儒者始推言夏尚忠，商尚质，周尚文，其说果何所本？而董仲舒以为百王之用以此三者，今宜用夏之忠；而武帝卒弊于文，亦既有验而可考欤？及唐之兴，越前代而上承汉统，宜以敦朴为先，而太宗乃用文华礼乐以致贞观之隆，岂其将以革夷虏荒陋之弊，而忠质不得而先欤？然五代既荒陋矣，本朝复以宽大重厚而革之，何也？今天下之习日趋于轻浮变诈矣，老聃之思虑，孔氏之遗法，周末忧世之君子，各致其说以救时弊者，可以区别而用之欤？三代之所尚，当何所从欤？汉唐之始末，当何所取欤？今天下之能言治道者独少于古，此又何景欤？愿从诸君而质之。

问：帝王之法度至成周而极矣，凡事变之所至，人情之所有，习俗之所偏尚，耳目念虑之所可及者，固已毕具；虽至于钩联阖辟之际，莫不大为之制，而后付诸其人以行之。然于其纤悉曲折，终不肯具其条目于书，使天下之人并起诈心，各自为谋，以来合于书、而要其上。故一世之贤者，得以展布四体以共成治功，而民之耳目手足亦各有定而不摇也。然风俗之美恶，刑罚之简不简，其条目亦既详矣，民又不率，而子产遂铸《刑书》，亦其势之所必至也。叔向贻书力论其非是，盖先王之旧典犹在，恶其源流之遂开而不可禁也。申商之法，岂皆不善？回环四顾，无往非法，而民之手足无所措矣。汉高帝豁达大度，以与天下更始，禁网阔疏，而天下之人得以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。反帝王之末流，还天地之全体，此其功德，非后世儒生之所能知也。文景因而弗改，而武宣之法禁始严矣。中兴屏去苛法，简省文书，以舒天下之气，大纲虽非高帝之旧，而其意犹在也。及其后世，使诸生试家法，文吏课笺奏，虽至于察举亦有成法以授人，则其流既开矣。况以魏武之严密，安得不事事为之科禁哉！及至于唐，刑统既已成书，而取士选官，治民养兵，莫不各有成法，而人犹得以参之也。极而至于本朝，律令格式，皆有成书，张官置吏，所以行其书耳。吏部为司者七，户部为司者五，格令之外，虽天下之贤者不得以行其意。当其盛时，天下之人，固已得用其私计以取必于书，而文法已弄于胥吏之手，而今日特弊之极耳。叔向之虑，夫岂不远，而高帝之功，足以参天运而定人道矣。今自省部、台阁、诸司、郡县，既已尽困于书，而犹患书之不详，法之不密，议臣不知其几请，法令不知其几修，而算计见效，事功愈以不成，天下愈以不理，是以尚勤圣天子宵旰之忧，而终无一人探本穷源，极古今而论之，圣听高明，未必不翻然而一正之也。然犹有疑焉：天下未知有书而势将趋焉，犹可得而禁也；天下既已有书矣，而欲尽去之以付诸人，不独人未可信，而习熟见闻者岂安于一日之无书哉？置而姑听之，不独天下日以不理，而五方之异宜，人心之异用，天运之无穷，万世之方来而未已，岂文书所可得而尽束之哉！听其自穷，则非仁智之用心也。《易》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」，是以圣人成天下之大顺，致天下之大利，和同天人之际，而使之无间。愿与诸君推其往来之理，论其变通之道，以待上问而发焉。

一阴一阳之谓道，而三极之立也，分阴阳于天，分刚柔于地，分仁义于人，天地人各有其道，则道既分矣。伏羲、神农用之以开天地，则曰皇道；黄帝、尧、舜用之以定人道之经，则曰帝道；禹、汤、文、武用之以治天下，则又曰王道；王道衰，五霸迭出，以相雄长，则又曰霸道。皇降而帝，帝降而王，王降而霸，各自为道，而道何其多门也邪？无怪乎诸子百家之为是纷纷也。孔子之叙《书》也，上述尧、舜而不道其前，则皇道固已不可为法于后世矣。《书》止《文侯之命》，《春秋》律五伯以王道，则无取乎霸功矣。帝王之道，万世之法程也，然而子思称夫子之言曰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则帝道又或可略也。孟轲、荀况驾王道于诸侯之庭，而五伯则羞称而讳道之。董生、刘向、扬雄，汉儒之巨擘也，相与世守其法而不废，诸儒之说既一于王道矣，而汉家之制度乃以霸王之道杂之。李氏之兴，一曰仁义，二曰仁义，而详考其制度，则无以异于汉氏也，虽不曰霸王之杂，可乎？儒者专言王道，而趋事功者必曰霸王之杂。王通之言曰「天子而战兵，则王伯之道不抗」，其真知言邪？孟轲、荀卿其真迂阔而不切于事情邪？魏徵劝太宗，又以为「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」，岂将举孔氏之法而更出于孟荀之上邪？本朝专用儒以治天下，而王道之说始一矣。然而德泽有馀而事功不足，虽老成持重之士犹知病之，而富国强兵之说，于是出为时用，以济儒道之所不及。大观、宣和以后，尚忍言哉！今翠华局处江表，九重宵旰以为大耻，儒者犹言王道，而富强之说慷慨可观，天下皆以为不可行，何也？自孟、荀在时，商鞅假帝王之道以坚其富强之说，秦用是以并天下，而始皇不能传之二世，此其说盖伯道之靡也。而汉、唐愿治有为之君亦或乐之，乘时趋利之士亦或用之，儒者能言其非而不能废其用。今事日以难，安知其说有时而不用邪？始之以王道，而卒屈于富强，岂不将贻天下之大忧邪？王霸之杂，事功之会，有可以裨王道之阙而出乎富强之外者，愿与诸君通古今而论之，以待上之采择。

问：昔孔子论商周之损益，而曰「百世可知」，又曰「王天下有三重焉」，是以惓惓于三代之礼以俟后圣，而惜三代之不足證也。而汉儒因谓百王之道以此三者，忠、质、文之说未之前闻也。天下既已趋于文矣，而欲反之以忠，是挟山超海之类也。循环之说，又不知果何所据乎！使忠、质、文果可循环而用，则童子轮指而数之足矣，百代之损益不待圣人而后知也。汉宜用夏之忠，当时之论固如此，魏、晋盍不用商之质乎？魏晋不足以当天运，则唐宜当之，太宗乃用礼乐文华以致贞观之隆，曾不闻其用质何也？宋兴，宜用文矣，而艺祖皇帝以宽仁质实临抚天下，而士大夫以端简厚重成风，天下以笃厚朴素成俗，嘉祐以后，若近于文矣，而其厚者终不变也，谓之尚文得乎？唐用文而本朝用质，则循环之说盖易置矣。独其有晓然可知者：汉以法付之人者也，唐人法并用者也，本朝则专用人以行法者也。纪纲法度真若有继承之理于其间，夫子之所谓损益者岂在是乎？忠、质、文之循环，直汉儒之陋耳。夫日异而月不同者时也，纪日以成岁者法也。时者天之所为也，法者人之所为也。法立而时不能违，则人谋足以定天命，盖自然之理，而未有知其由来者也。然而三代而下，治日常少，乱日常多，则人谋必有遗憾，而非天命之固然也。近世儒者，谓三代以天理行，汉、唐专是人欲，公、私、义、利，以分数多少为治乱，其说亦不为无据矣；而不悟天理、人欲不可并用也。有公则无私，私则不复有公矣，公私可相附而行，则儒者反破其门户，扃鐍以与人共之，将使时君世主何所执以为一定不易之治乎？圣上之图治切矣，而士风不淳，民俗不变，文法日繁，而治日以远，岂一代之所尚不定，而其效必至此乎？今将听时变之所自为，则其弊当何若？立人谋以定其归，则其道当何先？愿与诸君即孔子所谓「百世可知」之法而推之，则天人之际，治乱之数，其必有可言者矣。

《大学》之论治国平天下，本于正心诚意，「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」，宜其无异道，而曰「为人君，止于仁」，则君道固有所独异矣。夫心天下之至健，乾为君，则健者君道也，而二帝之治天下，则曰「临下以简，御众以宽」，宽简又何以为健乎？是以世代论君道者，其说常不同，庆赏刑威曰君，故礼乐征伐必自天子出，而诸侯大夫不得而干也。一日失其柄，则虽有宽仁之德而非君矣。宣帝、光武盖有味乎此道者也。甚则为唐之宣宗，而世之儒者论其终始以为大讳，谓君道固有大体，而非若是屑屑然也。元首丛脞，则股肱惰而万事隳矣。深居九重之上，垂旒黈纩，寄心腹耳目于一世之贤者，公是非喜怒于天下之佥论，高拱责成，而人皆得以展布四体，文帝盖躬行而不变者也。而唐明皇卒以是失柄而不自知，甚则为汉之孝元，而有志之士相与共非笑之。此其道盖若圆枘方凿之不相入，虽有高世愿治之君，莫得所安而执之也。故刚明必如皇家之太宗、神宗，宽仁必如章圣、仁宗，而后可以无憾。然其道终分为两涂而不可一，前之二说，终未决其孰是孰非也。

圣上即位之初，刚明果断，下视宣帝、光武，而天下之气索然而不吾应，故近年以来，朝廷之设施，一切付之格令；庙堂之进拟，一切付之公言；行一事则喜其成而不敢讳其败，用一人则伸其长而护其短，其道有文帝之所未及者，而天下之俗终未归厚，人才反以烂熟骫骳，事功反以破碎脱落，是独何为而至此乎？《洪范》之九畴，盖天地之成理，君道之极致也。诸君相与尚论古今之得失，参以《洪范》不言之秘，定君道而归之一、使两说不得以并驰，而愿治之主不复徊徨于其间，则治日常多而乱日常少，天下庶乎其有瘳矣。

自书契之兴，代有注记，后圣有作，而言动之记分矣。自当时之诸侯，国各有史，一话一言，罔不毕载。故四方之志，外史掌之。天子之言动，天下之几也；诸侯之言动，一国之几也。合诸侯之言动，亦足以观天下之变焉。有源有流，不可遗也。昔者孔子适周观礼，晚而有述焉。上古之初，不可详已，著其变之大者，《易》所载十三卦圣人是也。至于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定其深切著明者为百篇。盖尝欲备三代损益之礼以待后圣，是故之杞之宋，而典礼无复存者，故孔子屡叹之。周封二王之后，使各修先代之礼物，庶几后世有考焉，夫岂知其至此极哉！于是始定《周礼》，又删取周家之《诗》以具其兴亡，而列国之风化系焉。然后古书之存者无所复用矣。初，周室东迁而霸道兴，当孔子时，天下邦君犹知有王而弗克事也，故孔子有东周之志焉。鲁，周之宗国也，孔子尝三得其几矣。鲁用天子之礼乐，非周公之心也，盖孔子欲举而还周而不克。二都之不便于鲁久矣，大夫僭则家臣窃，故乐与三家共隳之。孟氏之不隳，非孔子之忧也，孔子之用奈何其不终哉。陈恒弑其君，告诸天子以及方伯而讨之，可以震动天下矣，鲁君不之听，孔子伤其变之不可为也，举其意而寓之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事几之衡石，世变之砥柱也。故《春秋》，《易》之著者也，百王于是取则焉。汉兴九十馀载，司马迁世为史官，定论述之体，为司马氏《史记》。其所存高矣；出意任情，不可法也。史氏之失其源流，自迁始焉。故自麟止以来，上下千五六百年，其变何可胜道，散诸天地之间，学者自为纷纷矣。夫善可为法，恶可为戒，文足以发其君子小人疑似之情，治乱兴衰之迹，使来者有稽焉，愈于无史矣；岂可谓史法具于此哉。魏氏之代汉也，得其几而不以其道，变之大者也。先主君臣惓惓汉事之心，庸可没乎。孙氏倔强江左，自为一时之雄，于是乎魏不足以正天下矣。陈寿之志何取焉。魏实代汉，吾以法纪之。魏之条章法度，晋承之以有天下，于是乎有《书》。其诏若疏也有志，其臣若子也有传，不关事几世变之大者不载，一人之善恶不足载也。蜀实有纪，其体如传，条章不为书也，诏疏不为志也，未成其为天下也。志曰《汉略》，悲其君臣之志也。吴与蜀同，彼是不嫌同体也；志曰《吴略》，著其自立也。合而附之《魏书》，天下不可无正也。魏终不足以正天下，于是为《三国纪年》终焉。呜呼！汉之有魏，魏之有晋，晋之有五胡，读吾书者可知之矣！

宗室。外戚。名儒。文士。近臣。刺史。太守。名将。猛将。高士。列女。

东汉之衰，贤人君子相继就戮，桓、灵于是乎不君矣。魏武犹藉汉以令天下，岂高、光遗泽犹有存者耶？法令不必尽酌之古，要以必行，盖当时苦于无政久矣。汉虽终禅，而剪除异己，不亦劳乎！其子文帝有言：「舜、禹之事，吾知之矣」。参之是时，非过论也。

世以文帝论汉孝文为过贾谊，非其失君人之度。余读其论，至于欲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，无危惧之心，未尝不为之三复也。于是时，吴、蜀争帝，中国庶几乎息肩矣。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。

帝生数岁，武帝甚异之，曰：「我基于尔三世矣」。好学多识，特留意法理。口吃少言，未尝接识朝士。即位之数日，独与侍中刘晔终日款语。晔出，语人曰：「秦始皇、汉孝武之俦，才具微不及耳」。其东西征伐，大营宫室之意壮矣，要亦何尝拒高堂生诸人之谏哉！

余论次魏之本纪，睹其维持王室之计矣。曹爽顾足以当斯时乎？王淩以齐王受制于司马懿，欲更立长君，其子广独曰：「凡举大事，应本人情。曹爽以骄奢失民，何晏虚华不治，丁、毕、桓、邓虽并有宿望，皆专竞于世。加变易朝典，政令数改，所存虽高，事不下接，民习于旧，而莫之从。故虽势震天下，同日斩戮，名士减半，而百姓安之，失民故也。今懿情虽难量，事未有逆，而擢用贤能，广植胜己，修先朝之政令，以恤民为先，父子兄弟并握兵柄，未易亡也」。魏于是不可为矣。

曹公有言：「若天命在吾，吾为周文王矣」。使充此言，不亦文若之心，而天命将安所归乎？不待其定，而开数百千年盗贼之谋，死固有轻于鸿毛者，何至不容文若一言乎！齐威之心，暴白于葵丘之会，赖限于周制之不易裂耳。其初管仲岂不知之，而不忍天下之为夷也。余论次文若事，具有本末，盖明于天下之大势，而通古今之变者也。世徒以智计归之，岂其然哉！岂其然哉！

攸，隐于智者也，可以为智矣。攸不能安董卓之祸，汉、魏之际，岂其心哉！以文若之力，因事以导之，而卒不能正也，攸于是以智隐矣。

汉室再乱于贾诩，终于董昭。至于左右前后以成魏之霸业者，昱嘉之谋为多。而曹公尤痛惜嘉之死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