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儒有言：「古者子弟从父兄，后世父兄从子弟」。当汉之初，高祖之下沛，以书谕沛父兄；入关之所急者，谕秦父兄耳。自今观之，一室之间，若十人之聚，过事则纷然为论，父兄之力常不能以得之子弟，此何景？而世之论治者乃不及焉何也？汉独近古，而其风犹如此，则三代从可知矣。其何道以致之？率其子弟以从上之令，正今日之所甚急者。

老成之人，足以坐镇国家。虽有才智新进之士，不能以一日使天下信。自三代以来，必以黄发为贵、而世臣是用者，其思之审矣。孟子以为故国必有世臣，必不得已而使卑踰尊、疏踰戚，则察国人皆曰贤者而后用之，固亦必求其足以自信于一国者，不然终不敢用也。汉兴，公卿多用军吏，以贾生之才智，犹疑其纷乱国家而不用，为天下者，其体固应如是邪？虽然，创业之初，及国家再造之际，安得世臣而用之？仓皇急卒，虽天下皆曰贤者，固亦不暇待也。光武中兴，所与谋者邓禹，禹才年二十三尔，而置相必曰侯霸、伏湛，霸与湛岂必天下皆曰贤而后用之乎？岂创业之初，再造之际，其用人固难以一道律也？唐宪宗时最号多士，更任迭用，各有成功，中兴非一士之力也。及裴度阅历四世，为国重臣，穆敬之际，其施为可睹矣。然则世臣固未足深倚，而遍试天下才智之士，诚亦未为失也。三代之事远矣，孟子之言真迂阔不切于事情邪？此虽识者所不得而不疑也。

「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」，而尧舜之时有进善之旌，诽谤之木，自大夫士以达于庶人工瞽，皆得以其情自通。岂其求之者如此其至，而后庶人不得而议之邪？夫下情不通，祸败随至，然使天下之人争务论说利害以撼时政，亦非有国之福也。祖宗之制，使天下皆得以书言事，其所以通下情者至矣。六科之设，使之与论时政，名曰进策，将以考览其才也。天下之士，无故而出其私意，自为论著，是果何道乎？天子间岁一集礼部所贡之士而亲策焉，名曰御试，将以考求得失也。然所在群试，有司私策之，人士公议之，是果何法乎？以为通下情邪，则天子固不得而尽闻也；以为养敢言之气邪，则狂言徒乱人听，而乘时者或得以肆其阿谀也。夫法制一定，子孙世守之，小弊则为之损益，大弊则度德顺时，一易而定矣。纷纷而争言之，扰扰而迭易之，上下汩乱，不知所守，此岂为国久长之道邪？事之纷纷，固自夫二者始矣。思所以革之，则下情不通，明圣在上，决不出此；因之而不革，则论说利害以撼时政，其弊未知底止。是将安出而可？

汉儒最为近古，好专门名家，其学往往溺于灾异，不足以自通于圣人。去古宁几日，其弊固已如此邪？今世之士，游心六艺，不拘先儒之说，必欲自求圣人之意，而尊师重道、深识有守之习，曾不足以自厕于专门者之后。论说人事，讳言灾祥，以为天道远，人道迩，谶纬之书不足信，而畏天忧变、上下叶心之风，独衰于言灾异之时。以今较古，则汉儒之不足以自通于圣人者，乃其所以为近古也。士风日薄，志意不定，伊欲仿汉而为之法，其何道以自通于圣人？

仁义法制，帝王之所以维持天下之具也。贾生之言曰：「仁义人主之芒刃，法制人主之斧斤」。是岂真知仁义法制者哉！三代之所以为仁义者，井田、封建，其大法也。秦举先王之法而尽弃之，不二十载而社稷为墟。汉高帝与群雄并起而争天下，天下既定，异姓而王者八国，故大封同姓以镇之。末年异姓浸少，而同姓日以强大，所赖通侯诸将参错其间，而郡县往往秉其阨塞地利。景、武之间，同姓既微，而通侯之子孙绝灭殆尽，独郡县之权无恙也。汉法日密，而权浸以轻矣。中外殚微而奸邪生心，为天下者，果可无大法以维持之邪？中兴悉监前弊，并宰相之权而收之，政不任下，事归台阁，先王之大法日泯，而享国之长不减前汉，何也？唐兴，在民则有口分、永业之田，在官则有租、庸、调之法，为之刺史、都督以统之，而府兵之法常足以制天下之变。府兵既废为彍骑，则立节度于外以捍边陲，及节度之兵既强，而天下之权在藩镇。虽为唐家之患无虚日，其间庸君暗主往往绝而复续，盖亦藩镇角立于天下，而其势未易以亡也。藩镇天下之弊法，唐亡犹赖以不速，法庸可少邪？五代之际，藩镇之祸极矣，艺祖一兴而四方次第平，藩镇拱手以趍约束，艺祖因得以尽收其权，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，以京官权知，三年一易，财归于漕司，而兵各归于郡，朝廷以一纸下郡国，如臂之使指，无有留难，自管库微职必命于朝廷，而天下之势一矣。积而至于今日，而郡县之权日轻，虽有贤守令，举足造事，一不当豪民之意，摇手往往足以撼动之；而朝廷科条日密，更易不定，吏民不相习知，举天下郡县而皆可以撼动，是何以尊朝廷而壮国势哉！今庙堂如逵路，侯王如富室，兵民无制，文武相伺，所赖以维持天下者，往往按之古而不合。愿与诸君讲求其故，以待上之采择。

天生斯民而立之君，君不能以自治，则定卿大夫之任，分职授政，择天下之士以共之，因其才之优劣而任职之高下。故凡三代选士任官之法，皆人主之所自为谋也。当此之时，士知自修而已，而论荐乃有司之事；官知自守而已，而迁进乃人主之恩。故虽终身陋巷，而老于一官，皆安之若素，而不以为异也。今世之士，相与为家状、保状以求试于有司，而为官者相与具历官之日月以自注于铨部。夫天下之官，乃使之自求之而自注之邪？既使之自求之，苟可以得之者宜其无不为也；既使之自注之，苟可以利焉者宜其无不欲也。至于官高禄厚者，得以泽及父祖而任子弟以官，天子所以加惠天下之士大夫也，乃亦使之陈乞而后得之。夫「嘑尔而与之，行道之人不受；蹴尔而与之，乞人不屑也」。忍而不乞，则人得以议其不为父祖屈矣；乞之，则父祖乃为我而当其屈，使夫「行己有耻」者其何以为心邪？百年之间，上下相习，恬不为怪，此亦讲道揆于上者所宜动心也。愿闻其说，以裨庙堂之末议。

汉兴，公卿多用军吏，执持法度，终始一律。武帝好儒雅，公孙弘始自海濒而登宰相，人主得以肆其所欲为，而天下弊矣。宣帝起于闾阎，具知民间疾苦，即位尤留意民事，常严二千石之选，公卿阙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，而黄霸等为相，功名大抵减治郡时。岂宰相固有大体，非良吏之所能尽知邪？朱博治郡，文学儒吏时有奏记，则曰：「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柰生所言圣人道何也。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陈说之」。为天下而相博等，其视治道为何等事？不幸而国家有变，欲其伏节死义，难矣。然则汉法二千石高第为御史大夫，任职者为丞相，是果不可易之良法邪？光武中兴，独卓茂以密令为太傅，自是之后，宰相多用儒雅，功名往往非前汉比。较其得失，其将孰从乎？

王者以一身而立于王公士民之上，居则有从，出入则有卫，常使贤士大夫得以参乎其间，不徒使之分列官寮，以壮朝廷、以维郡国而已也。然则接贤士大夫之时少，接妇人宦寺之时多，及至后世始有此论耳。成周之卫王宫者，皆公卿、大夫、士之适子庶子，而侍御、仆从无非天下之贤士大夫也。汉有光禄勋、中郎将、卫尉、司马以卫王宫，有郎以执戟殿下，六郡良家子选给羽林、期门，而医、商贾、百工不得与，其严也盖如此。又有中大夫、谏议大夫，多至数十人，以备左右论议，非一时名士不在此选。唐有左右监门卫上将军、中郎将以掌宿卫、而补亲卫、勋卫、翊卫者皆五品以上之子若孙也。乘舆所在，必有文词、经学之士；下至卜医伎术之流，皆直于翰林别院，以备宴见。虽其间不能无失，而成周遗制犹或可考。今宫殿诸门，往往领以宦寺，侍卫三司虽参乎其间，而环列左右者皆武夫力士也。此岂能尽知君臣之分，识礼义而输忠力者哉。九重之内不时宴见者，非妇人女子则其私昵之臣，使天子闲暇之时，讲切古今以缉熙其光明者，将谁使责之？最其甚者，王宫之政，虽天子之宰不得而与闻，此岂所以维持变故而内外若一之道哉！愿从诸君参考成周、汉、唐之遗制，以严王宫之政令。此治道之所从出，而九重之所乐闻也。

古者帝王之有天下也，亲贤并建，以屏王室，此天下之至公大义，而非人君之私恩也。成周之制备矣，汉、唐盛时犹不废也。我祖宗谦以莅下，不欲私其支庶，以与天下士大夫较其技能于职业之间，故虽贤者亦无以自见。神宗皇帝始权恩义之轻重，出而与天下共之，用舍进退，一与士齿，而藩屏王室之义未尽如古。中更变故，议者往往以为大阙。今将众建诸侯，使亲疏相错，如成周之制，则患其未可卒复；将出其近属，裂地而王之，如西汉之初，则又患他日之不可收也；将如唐制，使之出为都督、刺史，入为九卿、尚书，或使皇子遥统兵柄以威天下，则出入不常，虚名无实，而维城之势又将安在？尝试参古今之制，酌恩义之中，使可以藩屏王室，而不至于贻天下患，不徒将以裨庙论之末，亦因以观诸君之大虑焉。

至治之时，阴阳不失其序，鸟兽草木不失其性，所以感通天地者在君德之所致，而达诸政令者大略犹可见也。三代而上，羲和之官固其所甚急者。汉高帝犹知令谒者四人各职一时，而魏相则欲选通知经术者为之。自汉之东，太史读四时之令，以迄于唐，犹不废也。虽其道不可尽律以古，而爱礼存羊之义，是庸可少哉。其考古今之变，取其宜于时而可行，验于经而不悖者，使古道一复而来者有稽焉。

古者自朝廷以及于百司庶府，与夫郡国之间、军旅之内，莫不有长、有贰、有属，有所临之人，等级有差，不相侵乱。而为之长者，必思所以通其下之情；为之下者，尽心毕力以协辅其上，不敢废其命而害其成。总而一之，等而上之，以达于天子，而天下治。今也不然：一司之长，建其名以立乎其上，而丞贰得以分其权，僚属得以留其令，胥吏舞文以参之，奸民挟法以议之，凡其所临者，皆得以伸其意之所欲言。他日事有害成，则其责独归诸其长耳。夫其不相统一如此，则亦何所用乎其长哉？然一司之事悉归于其长，而其属举不得而与焉，则权有所擅，而他日之患未知底止；诚使各得以伸其意之所欲言，则视其长如等夷，有言而莫孚，有为而莫应，平居不能相事，缓急岂能相死？自为纷纷而莫之或济，此岂可长守而不变邪？将使等级不乱，而上下之情常相通，其何道以处此？

问：井田之法行，民无甚富甚贫之患。阡陌既开，而豪民武断乡曲，以财力相君，富商大贾操其奇赢，动辄距万，甚者以货自厕于士大夫之后。此言治者之通患，而抑兼并、困商贾之说，举世言之而莫得其要也。夫民田既已无制，谷不能以皆积；兵民既分，力不能以自卫；缓急指呼号召，则强宗豪族犹足以庇其乡井；而富商大贾出其所有，亦足以应朝廷仓卒之须。此汉之所以徙五姓关中，与利田宅，而郡国豪杰赀千万若百万者，皆徙于茂陵云陵之间也。今所在豪民，谷无五年之积，镪无钜万之藏，而商贾之能操其奇赢者盖已如晨星之相望，而平民日以困，货财日以削，卒有水旱，已无足依，而况于军旅乎！无乃古制之未复，则贫富之不齐当亦听其自尔乎？成周有安富之法，自当时固已如此乎？尝试相与陈其通于古而宜于今者。

古者诸侯不言多少，大夫不言有无，而一命之士必使之禄足以代其耕，亦其上下交相成以至此也。今之为官者，往往或以贿闻：居则争利于平民，而郡县不能禁也；出入则争利于商贾，而关、津不能谁何也。一旦事达于九重，甚至于贬黜黥笞而不以为耻，此岂古之人皆廉、而后世之贪吏独不可化哉？制度之不立，而恃刑以为禁，可杀可辱，而谋利之心终不可夺也。况今天下之官□□多，而待次者常五六年，甚者或八九年，彼其以官为家，苟可以伸其意则无不为矣。试考古而为之制，以定其谋利之心，毋徒曰「躬化」而已也。夫古之躬化者，何尝不达之政乎！

问：古者兵民为一，后世兵民分矣，然汉、唐盛时，兵犹出于民也。本朝承五代之馀烈，募天下游手强悍之夫以为兵而刺涅之，聚之京师而分之于边陲，使良民相与尽力于南亩，出赋租以衣食之，民生不见去乡井、离妻子之患，而游手强悍之夫，亦得以自奋其武勇而以功名自见。自当时诸公巨人，往往皆以为便，而世世守之，遂为不易之法。独尝怪成周之时，使家出兵一人，而馀夫为羡卒，至于起兵、起徒虽有定数，役之虽有定日，而田与追胥则竭作，是无一夫得以苟免者。自今观之，先王虽未尝虐用其民，而必使其民自劳苦如此，岂兵民交相养之道，先王之智不足以知之，而仁不足以行之乎？是固甚可疑者。然养兵至于今日，使诸公巨人而见其弊，将亦争言其不便矣。以东南之地，岁入倍于承平之时，而费于养兵者十之九，然敌至犹以为兵少，或曰「未能使人人皆可用也」。今边境屯驻之兵固直隶御前，而诸州禁军亦既递阅于行都矣。顾平居无事，已困于养兵；缓急不足恃，而况于持久乎？愿与诸君论兵民分合之利害，而原累朝之所以得，陈今日之所以失，依诸古而为制兵之法，或者庙论其将有取焉。

问：三代以什一取民而上下足。虽汉之盛时，山泽之藏归诸少府，而大农之用犹不可胜计也。今郡县无遗财，诸司无宽用，民无留藏，地无馀宝，利自一孔以上皆入于官矣，而大农犹以匮告。使萧何、刘晏而生于今，财于何而可理？地半于承平之时，而岁入倍之，财于何而可生？养兵之外，百官有司之奉，郊祀宾客之费，不能以十之一，财于何而可节？上无横敛而民已困，岁无水旱而财已竭，边境晏然无虞，而盻盻焉若不能以终日。凡后世之所以治财者不可复言矣，无乃三代制财之法犹有宜于今者乎？行之而不骇于民，不损于用，宜有司之所欲闻也。

问：田不可以十日而无水，故沟洫立焉；民不可以五日而无食，故委积具焉。水旱之备，宜先王之所不敢废也。自阡陌既开，后世不复制民之产矣，是二者犹知为民虑之，如今之常平是也。沟洫川浍之法不可卒复，朝廷虽屡兴水利，而不能使田皆有水。户口无定制，民力无定籍，吏民不相习知，而奸胥豪右梗乎其间，朝廷虽常轸水旱之忧，诏发仓廪以赈之，而不能使民皆有食。诸君生长田里，习于其事，考古验今，要使实利及民而惠足以为政，其亦有可讲习乎？

问：人为万物之灵，而才智之士又人之最灵者也，先王所以顺天地之纪而立人之政者，取其最灵者以治之而已。方尧舜之时，万邦黎献，共惟帝臣，而「敷纳以言，明庶以功」，则荐士盖出于诸侯也。周监于二代，而有乡举里选之法，其殆开端于夏而创法于商乎？周之末造，天下之游士矫首于诸侯之庭，与之亢礼而执其□。当秦之强，诸侯惟恐一客之失也。汉兴，荐士复出于郡国，其后课试之法严矣。九品中正，特出于陈群一时之论，遂为魏、晋以来不易之法。及其衰也，而科举创端于隋矣。方唐之盛时，科举得人为尤盛，天下并趋于华，而人才日以浮。自当时好名之士，若杨绾、郑覃之徒，非不甚厌苦之，而力不足以夺一世之好，盖争之于其冲者固难为功也。本朝承唐之馀烈，故取士一以科举。艺祖之初，盖犹欲听有司之行其意，而严赏罚以临之，其后一付于法矣。然惟恐其法之不密也，二百年之间，于今为尤密。才智之士，老死于山林，而不敢以为有司之不公，盖亦可谓至矣。而士之骫骳烂熟亦莫甚于今何哉？夫一切取必于虚文，其势固必至此。方其盛时，名公巨卿又往往由此而出，则以为非法之弊而时之弊也。然乡举里选，上下千馀年间耳，汉法固已不能存于魏，而九品中正盖不能以四百年也，科举之法独六百馀年而未弊乎？通其变使民不倦，抑亦有道乎？法不可变，而其意亦有当变者乎？天地之运不能以不极，待其极弊大坏而为之法，无乃非仁智之用心乎？不然，则士之骫骳烂熟，其将何道以起之乎？圣上有中原之志，而人才不应其手，盖亦甚厌苦之矣，故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三代立学于天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；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，所以广其心而久于其道也。自汉以来，其间治乱不常，往往以学校为国之先务，未尝有得一日之安而不从事焉，盖亦可谓盛矣。而本朝之学法为尤详。顾有所甚疑者：群天下之士，择其尤者而养之太学，而郡县又自有学，乃独汲汲于一日课试之文。夫以终岁之学，而为一日之计，其心安得而厚，其材安得而成乎？三代之学不可及，而汉、唐盛时，虽专门诵说，犹将以讲论经理，出入文史，犹将以考求治乱，岂若今之猎取一二华言巧语，缀缉成文而为欺罔有司之具乎？或以「言扬自三代所不能废，则科举课试之文诚有所不得已也」。立天下之学而教以此，此岂所以承天意而发越民之情性乎？学校本非所以为课试计，宜若可以一朝而顿变，顾安所取而为之法乎？三代、汉、唐之法，其亦有可增损而用之乎？祖宗立法之意，其亦有当承者乎？愿从诸君考其源流而酌其所当行者。

问：自《诗》《易》所称，曰武夫，曰武人，而后知古之人及无事时，其智力未尝不足以自卫。自汉以来，当其盛时，天下之士群起而赴功名之会，往往其气足以自振，及天下既平，而文事浸以兴，举一世日竞于浮华而不知反，不有盗贼横行之忧，必有夷狄乱华之祸，其效见常如此者非一日也。今中原半为夷狄，而国家之大耻未洒，此天下之义不能以一日安者，顾独恬然如平时：为士者论安言计，动引圣人；居官者宴安江沱，无复远略；而农民、工商又皆自谋之不暇。圣上慨然有北向之志，作之而不应，鼓之而不动，是天下皆无人心，而崇高之势亦无如之何也。然则厌弃文士，崇奖武夫，本不为过，而数年以来，武举之程文，武人之威仪进退，武官之议论词气，往往更浮于进士，是徒有可参用者乎？魏、晋、隋、唐议臣之论，其亦有可兼采者乎？其熟之复之，以为经久之策。

古者官以授德，事以使能，禄以报劳，地以赏功，斯四者天地之常经，帝王之大法，同出异用而不可杂者也。当是时，四十而仕，七十而归，流品不分而自清，奔竞不禁而自止。凡后世之所患苦，而明君贤相随处而随弊者，独不烦当时之虑。盖立制之初固如此也。自秦尽扫先王之典，而立为一切之制，汉方明简易以随时宜：官以禄为差，而为上者无以自别于军吏；爵以级为等，而有赀者得以自附于武功。其后虽更易不常，而混淆愈甚。魏、晋、南、北大略可睹矣。唐兴，官有定品，职有常司，又有勋官之格，其制盖亦稍近于古，自当时固已有员外、检校、试、摄、判、知之名，则安得而不混淆哉！秦之遗波馀毒，历百世而未尝不在也。本朝之制，大抵尚循唐旧，盖六世而天下病之。神宗皇帝大正文武之官以幸天下，可以为一代之良法矣，循至今日，则有可论者：阶官，则升改于荐削而叙进于年劳；列职，则平进于资格而躐用于堂除；禄，则视其品之崇庳而随所涖之厚薄；地，则立五等之虚封而为郊祀之常典；文武之贴职，则又以均出入之劳而不必其真有功也；至于功劳之大小，一切以官赏之，盖虽天子之师傅不能以靳于立功之武夫。此尚可久而不变乎？荐举、磨勘之弊，若之何而可革？资格、堂除之法，若之何而可久？汉之增秩，可仿而行乎？唐之勋官，可复而用乎？今将姑从祖宗之初乎？其当渐复三代之旧乎？增损盈虚，与时偕行，其必有可论者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