孔明，伊周之徒也。而论之者多异说，以其适时之难而处英雄之不幸也。夫众人皆进而我独退，雍容草庐，三顾后起。挺身托孤，不放不摄，而人无间言。权偪人主而上不疑，势倾群臣而下不忌。厉精治蜀，风化肃然。「宥过无大，刑故无小」，帝者之政也。「以佚道使人，虽劳不怨，以生道杀人，虽死不怨杀者」，王者之事也。孔明皆优为之，信其为伊周之徒也。而论者乃谓其自比管乐，委身偏方，特霸者之臣尔。是何足与论孔子之仕鲁与自比老彭哉！甚者至以为非仲达敌，此无异于儿童之见也。彼岂非以仲达之言而信之耶？而不知其言皆谲也。仲达不能逞其谲于孔明，故常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。论者特未之察耳。始孔明出祁山，仲达出兵拒之，闻孔明将芟上邽之麦，卷甲疾行，晨夜往赴。孔明粮乏已退，仲达谲言曰：「吾倍道疲劳，此晓兵者之所贪也。亮不敢据渭水，此易与耳」。夫军无见粮而转军与战，纵能胜之，后何以继？此少辨事机者之所必不为也。仲达心知其然，外为大言以谲其下耳。已而孔明出斜谷，仲达又率兵拒之。知孔明兵未逼渭，引军而济，背水为垒。孔明移军且至，仲达谲言曰：「亮若勇者，当出武功，依山而阵。若西上五丈原，诸军无事矣」。夫敌人之兵已在死地，而率众直进，求与之战，此亦少辨事机者之所不为也。仲达知其必不出此，姑诳为此言以妄表其怯，而示吾之能料，且以少安其三军之心也。故孔明持节制之师，不用权谲，不贪小利，彼则曰：「亮志大而不见机，多谋而少决，好兵而无权」。凡此者，皆伺孔明之开阖，妄为大言以谲其下，此岂其真情哉！夫善观人之真情者，不于敌存之时，而于敌亡之后。孔明之存也，仲达之言则然。及其殁也，仲达按行其营垒，敛衽而叹曰：「天下奇才也」！彼见其规矩法度出于其所不能为，恍然自失，不觉其言之发也。可以观其真情矣。论者不此之信，而信其谲，岂非复为仲达所谲哉！唐李靖，谈兵之雄者也。吾尝读其问对之书，见其述孔明兵制之妙，曲折备至；曾不一齿仲达。彼晓兵者，固有以窥之矣。书生之论，易为其不然也！孔明距今且千载矣，未有能谅其心者。吾愤孔明之不幸，故备论之，使世以成败论人物者其少戒也夫。

成天下之大功者，有天下之深谋者也。制天下之深谋者，志天下者也。夫以天下之大，而存乎吾之志，则除天下之患，安天下之民，皆吾之责也。其深谋远虑，必使天下定于一而后已。虽未一之，而其志顾岂一日忘之哉！汉高帝之失职而西也，天下之人以为将遂不振，而高帝欲东之志嚣乎其未已，故烧绝栈道，使项籍意不复西，而后乘间以定三秦。既又引兵出武关，使籍兵亟南，而复乘间以平诸国。汉日广，籍日蹙，卒能并之而一天下。此其志之大，谋之深，而功亦如之也。孙权克仗先烈，雄据江东，举贤任能，厉兵秣马，以伺中国之变，若将有所为矣，然吾观其命吕蒙之取荆州，未尝不叹其志之不大，谋之不深，而知其无取天下之略也。夫关羽好勇而无谋，恃气而骄功，此其势甚易谲也，胡为乎汲汲然而欲取之？使其攻破樊襄阳，然后徐图之，则汉沔以南皆吾地尔。是则羽之破二城者，吴之利也。然而不遂破之者，吴不能为之声援也。方其擒于禁，枭庞德，操意甚难之，议徙都以避其锐。而司马仲达说操劝权蹑其后，其议遂寝。夫徙都之议至下也，守边之士恃操以为无恐，使操徙都渡河，则士气索然不振，淮泗以南可袭而取矣。是则操之徙都者，吴之利也。然而不遂徙之者，吴许其蹑羽之后也。此岂非其志之不大，谋之不深欤？故吾尝论之，方操劝权以蹑羽后，权当显告之曰：「关将军以律行师，为汉家除残扫秽。孤以同盟，义当戮力，此言何为至于我哉」！诚如是，则操不知所以为禦，而势必至于徙都。羽行行然无东顾之忧，得毕力以攻樊襄阳矣。一徐晃岂能遽当之哉！操既徙都，权因自攻皖城，命一将攻广陵，而合吞淮泗之地。羽一破樊襄阳，蒙因率兵以袭三郡，乘其弊而进击之，而尽收汉沔之地。东据淮泗，西据汉沔，土地日辟，形势日张。如此而后可以虎视中原，蚕食青徐也。此则取天下之大略，而权之君臣曾不足以知之。彼其志止于取荆州以固江东，凡蚤夜之所以为谋者，袭关羽而已，何暇为天下虑哉！鲁肃曰：「帝王之兴，必有驱除，羽不足忌」。吾窃以斯言为有志，而权乃笑之，信其不能有所为矣。呜呼！使周公瑾而在，其智必及乎此矣。吾观其决谋以破曹操，拓荆州，因欲进取巴蜀，结援于马超以断操之右臂，而还据襄阳以蹙之，此非识大略者不能为也。使斯人不死，当为操之大患，不幸其志未遂而天夺之矣。孙权之称号也，顾群臣曰：「周公瑾不在，孤不帝矣」。彼亦知吕蒙之徒止足以保据一方，而天下之奇才必也公瑾乎！

自古英伟之士，乘时而出佐其君，其所以摧陷坚敌，开拓疆土，使声威功烈暴白于天下者，未有不本于谋者也。盖其平居暇日，规模术略定于胸中者久矣，一旦遇事而发之，如坐千仞而转圆石，其勇决之势殆有不可禦者。故其用力也易，而其收功也大，非径行无谋，侥倖以求胜也。故夫侥倖以求胜者，幸而成则为福，不幸而不成则为祸，祸福之间相去不能以寸。此君子之论所以无取于斯也。然其间有实出于谋而其迹若幸，有实出于幸而其迹若谋者，虽君子不能无惑。何者？疑似易乘也。桓温之伐蜀也，师次笮桥，李势率众出战，龚护战没，众惧欲退，而鼓吏误鸣，遂进破之。此其迹若幸也。然温之谋蜀，审其必破，然后进兵而伐之。使鼓吏不误鸣，则温岂将遂退耶！故吾谓温见客主殊势，而势又决死于一战，不若遂因恐惧，姑命退军以懈其心，乘其懈而击之，结阵而前，可以大胜。此曹操之所以破张鲁也。谋未及施而鼓吏误鸣，士卒勇斗，一举荡之。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，皆曰：「笮桥之胜，幸也」。谢玄之禦秦也，师次淝水，苻坚拒岸而军。玄使人请坚麾众少退，而坚众相蹂，遂进败之。此其迹若幸也。然玄之拒秦，审其可败，然后进兵而禦之。使坚退军整齐，则玄岂将遂已耶！故吾谓玄见众寡不敌，而坚又求奋于一举，不若请其退军，进兵求战，佯败反走，俟其半济而击之，挫其前锋，可以得志。此韩信之所以破龙且也。谋未及骋而坚众相蹂，因引精锐，一战覆之。天下之人见其功而不见其谋，皆曰：「淝水之胜，亦幸也」。夫所谓幸也者，尝试之而偶得之也。不幸而或不然，则不能有所处矣。彼二人之所以为谋者如此其久也，制胜之术如此其深也，虽胜之似偶然，使其不然，亦不害其为胜，何名为幸哉！然史氏不能少发之，而二子之志掩抑不伸，非有智者，孰能辨之？邓艾攻蜀，自阴平道无人之地数百里，冒险历艰，无所不至。艾则裹毡推转而下，将士悬崖鱼贯而进，卒破诸葛瞻，降刘禅。天下之人皆以艾为能冒险、谋胜也。吾尝论之，使瞻能拒束马之险，则艾将不战而自沮；禅忍数日不降，则艾将束手而就缚。彼艾特以侥倖而成也，何足道哉！宋武帝伐慕容超，引兵直度大岘，卒能破之。彼策超必不能拒故也。艾能策瞻必不能拒乎？唐太宗既破宗罗睺，以二十骑直造薛仁杲城下，卒能降之。彼策仁杲必出降故也。艾能策禅必降乎？艾皆不能素策之，而率兵径进，岂非幸其或成哉！自古幸而成功者多矣，死而论定，未有如邓艾之欺于后世者也。

攻必克而守必固者，天下之奇才也。世之言兵者，孰不曰「我能攻，我能守」；而以当坚敌，则不能尽如所言者，此其才必有所格也。夫敌守而我攻之，此非善攻也。敌攻而我守之，此非善守也。善攻者，攻敌之所不守，动于九天之上，人莫得而禦也。善守者，守敌之所不攻，藏于九地之下，人莫得而窥也。故以攻则克，以守则固，天下后世又从而服之，曰奇才。反是，则人容有议之者矣。昔者羊祜，盖一时之良将也。脩德行义以倾孙皓之政，推诚示信以怀吴人之心。财之不伤，兵之不耗，而民为之安，此所谓国之辅、民之司命也。然而攻守之间容有未善者，岂其才之有所格欤！且祜之守襄阳也，晋委之以谋吴，责之以安边，而祜亦以此自任也。使攻而不皆克，守而不皆固，则犹有戾于其所自任矣。兵法曰：「敌人开阖，必亟入之」。西陵者，吴之要害，晋欲之而不可得者也。步阐以之而降，所谓时之一至而不可失之机也。祜当亲率襄阳之兵而急趋其前，命徐嗣率巴东水军而急趋其左，晨夜往赴，与之合势，扼险以待吴师。至则乘高而击之，破之必矣。如使抗军先至，而吾急攻之于外，阐乘之于内，表里受敌，焉得而不败哉！抗败则西陵可得，得西陵则诱动群蛮，而江陵可图矣。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攻也。不知出此，乃顿兵不进，而抗兵已围西陵矣。止命杨肇往救之，而身攻江陵者，彼岂以为攻其所必救耶！而江陵坚固，非抗之所必救也。已而肇败阐擒，而祜卒无功，抑何戾于攻敌所不守之义哉！兵法曰：「形人而我无形」。襄阳者，祜所镇守，而吴人所不敢窥者也。而江夏、益阳，乃敌意吾不守，吾意敌不攻之地也。祜当遣一能将，率精兵数千往戍之。偃旗仆鼓，常若无人。敌以为无备而来肆侵掠，则设覆以待之，诱进而击之；去则因险以要之，乘怠而破之。此出其不意，虽少犹可以覆众也。覆其一，则后虽无兵，而敌亦不敢窥矣。如此而后可以谓之善守也。不知出此，乃屯聚不分，而吴之兵得掠江夏矣。虽曰地远而不及救，而始不设备者，彼岂以为地有所不守耶！而江夏切边，非祜之所当不守也！已而朝廷诘之，而徒能肆辩以对，抑何戾于守敌所不攻之义哉！此则攻守之间容有未善，而人得以议之也。虽伐吴之策如见敌人之心腹而处置之，使杜预、王浚资以成功，亦吴之无人而后能为是也。使陆抗尚无恙，祜岂能有所成耶！吾故曰：祜特一时之良将，而非所谓天下之奇才也。嗟夫！权谲之事固君子之所羞为，而亦兵家之所不废也。如使不欲以权谲而攻西陵，则不若明告吴君曰：「据城而叛，非忠臣也。纳叛得城，吾将焉用！君其亟守之」。此则足以彰大信于天下矣。又使不欲以权谲而守江夏，则不若明告吴将曰：「各守尔土，无相窥也。备不可袭，多杀奚为！公其图之」。此则足以推赤心于邻国矣。诚如是，攻守不事权谲，而庶几于王者之举。苟为不然，而犹恶乎权谲，使功丧而名亏，则亦智者之所不为也。

智者之所以保其国者无他，善量彼己之势而已矣。彼有衅，吾亦有衅，智者不举也。吾无衅，彼亦无衅，智者不伐也。至于彼无衅而吾有衅，则兢兢自全，犹惧其不保，而何敢议人乎！苻坚者，好大而自忘其丑，贪功而不顾其后者也。以有衅攻无衅，虽妇人孺子，末工贱隶，皆知其不可；而坚决为之，则安得而不亡哉！始坚以黠虏之雄，举三国如拉朽，自以为无敌于天下，侈心一动，遽欲移师而吞晋。晋虽弱，中国也；秦虽强，夷狄也。自古夷狄之人岂有能尽吞中国者哉！率百万之师，东向而俱下，谓可以传呼而定矣；谢玄以数万应之。百万，至众也；数万，至寡也。以至寡当至众，坚轻之不以屑意，将横截于岸而尽剿之。而晋之数万，自知非敌，士致其谋，人奋其勇，一以当百，百以当万。坚虽有百万之师，焉得而不败！故尝谓谢玄提孤军以当秦，盖亦识用兵之法也。然师次淝水，胜负未判，玄使人请坚麾兵少退，以决一战。坚命麾退，自相蹂践，晋人乘之，因以大败。世遂以为秦自败而晋偶胜，非玄之善，坚之不善也：使其不退，则胜负未可知也；使其分为十道，偕发并至，则可以胜归也。吾尝筹之，此二说者，常见其败，未见其胜。夫坚之事，胜亦亡，败亦亡，盖不足论；而世犹惜其可以胜而不知用之，则吾不可以无论也。故为之说曰：许退者，晋之不幸也；不分者，又晋之大不幸也。夫夹水而阵，一众一寡，寡者未敢前，众者不肯还。晋苟退军三十里，示坚以怯，坚必轻之，卷甲疾行，趍兵急渡，食不暇饱，粮不及赍。而吾先以两道伏兵张左右翼，乘其未阵，整兵向之：麾其东，鼓其西；正兵当其前，伏兵冲其腹，奇兵蹑其后，三面夹击，奋力鏖战，此陷虎法也。虎之见人，常欲吞之，而人先设陷阱，然后脱身反走，虎必来奔，趋于陷阱，执戈临之，杀之必矣。使坚而不退，则晋之计将出于此，而百万之师一败涂地，天下之人将以为谋略不世出矣。不幸而不然，则人遂以晋为偶胜。故曰：许退者，晋之不幸也。大率百万之众分为十道，求以攻人，必其兵皆精锐，将皆智勇，君明臣忠，内外无衅，始可以胜。今坚发诸州公私马，十丁一兵，其精锐何在？诸将虽众，人自为志，可倚信者，惟一苻融，其智勇何有？君肆其骄，臣献其谀。弱卒数万留守关中，而根本空虚；鲜卑、羌、羯攒聚如林，而萧墙衅起。晋苟待其既分，诏诸道坚壁清野，至勿与战。命桓冲谢玄等提精兵数万抵襄阳，设奇逆击，破其一军；而自均至金，入武关，趍长安，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，捣其空虚，慰抚居民，秋毫不犯。耆老感思晋德，得见官军，欣然相告，箪食来迎，不出旬月，关中举定。则秦之诸道之兵，强者不顾而自立，弱者不战而自溃，而蜀必孤。使关中之兵冲其膺，荆楚之兵捣其胁，而蜀定矣。此断蛇法也。蛇出其穴，横身于路，求以噬人，吾从其中而断之，径塞其穴，使之首尾不相救，欲进不能，欲退不可，虽有馀毒，将自毙矣。使坚而分为十道，则晋之计又将出于此，而坐关东瞰以制天下。百里之内，牛酒日至，大飨士卒，传檄河洛，则中原之地可复，百年之雠可雪矣。不幸而不然，则元虽乘胜直抵黎阳，而不得关中，守之不固，所取之地卒没于贼。故曰：不分者，又晋之大不幸也。此二策者，天下之胜策也。顾玄虽未足以尽知之，而坚决无胜理也。世言王猛之将终也，叮咛告戒，谓晋不可伐。彼亦知势之不可，虽制奇合变而亦无所用欤！

英雄之士，常以多算胜少算，而未尝幸人之无算也。敌人无算，凡天下之有算者类能胜之，岂惟英雄哉！故夫以英雄之才而临无算之敌，俛首而取之，曾不足以关其思虑，而奇谋至计无所自发，此非英雄之所幸为也。至若敌人去己不远，筹算时出，其势足以迫我，吾居其间，随机而应之，窘之而愈知，费之而愈新，愈出愈奇，而沛然常若有馀，天下始知英雄之为不可当矣。且夫天下必有好强不可制之敌，而后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，以制天下之变，以息天下之争。使敌无算则进，少有算则遂逡巡而不敢前，则是胜负之数未可判，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。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！天之所生，必不如是也。夫项氏之患，蚩尤以来所未有也。故韩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。彼其所以谋项氏者，可谓尽矣。不以其兵与之角，而欲先下诸国以孤其势，故一举而定三秦，再举而虏魏豹，三举而擒夏说，乃欲引兵遂下井陉。李左车说赵将陈馀曰：「韩信乘胜远斗，其锋不可当。赵地阻险，愿足下假臣奇兵三万人，从间道绝其辎重，足下深沟高垒勿与战，信必成擒矣」。馀不能用，信乃一举而破赵。世之议者皆曰：「使左车之策遂行，则信必不敢下井陉，下则必为所擒矣」。嗟夫！此何待信之薄哉！信而非英雄则可，若英雄也，则计必不出此矣。且赵不破则燕不服，燕不服则齐未可平，齐未可平则刘、项之权未有所分也。信之用兵，古今一人而已。今屈于左车之计而不能决刘、项之雌雄，斯亦何取于信哉！故吾谓左车之策行，则信亦下井陉，赵亦破，馀亦擒，左车亦就缚。请遂筹之。夫善用兵者，不内人于死地。今馀兵当其前，左车之兵绝其后，进退不可，可谓死地矣。内人于死地，而求人之不出奇谋，智者固如是乎！且信之精兵已诣荥阳，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。持是兵而与人战，犹将自置之死地以决死斗；而况敌内吾于死地，吾何惮而不敢入哉！吾以是知信之必下也。馀尝言，信兵虽号数万，其实不过数千。则知馀兵虽号二十万，其实不过十万也。今分三万以与左车，则馀所统者不过六七万耳。吾既下井陉，因留数千人扼险以为后拒，以防左车之奇兵。乃引兵压赵垒而阵，彼必不肯战；乃命挑斗，彼又不肯战；乃使辱之，彼必又不肯战，何者？左车亦尝教之也。迟之一二日，密遣数千人间往伏险，戒之曰：「望赵军出而逐我，即起据其壁，击其背」。处分既定，乃使人巡军大呼曰：「贼兵断后，不如急归」。乃引兵而反。彼必谓吾计已穷，士气已沮，而又知左车奇兵实已断后，欲使吾腹背受敌，始可全胜。此虽智者亦必举兵逐我，而况馀贪得忘失之心嚣然其未已乎！彼既举军逐我，势将相迫。乃鼓噪反兵而战，兵在死地，人人死斗，而吾之伏兵又起，据其壁，击其背。彼腹背俱受敌，反不知所以为禦者矣，馀固可以一举而擒也。馀既擒，则左车三万之兵可以传呼而溃矣。孰谓左车之计果能沮信之兵乎！且夫断后之兵，古之智将固尝以是而胜也。然其胜尝出于敌人之不意。今左车之计未行而信已觇知之，此虽有天下之至计，犹得预为之备，而况左车之计乎！且善谋者，鬼神不能窥。使敌人得窥之，则不得为善谋矣。推此言之，左车之计可知矣。虽然，是计也，虽非天下之至计，亦一时之良策也。惟信为能可以当之，他人则愕然不敢进矣。计左车之为人，亦足以为军中之谋主，信欲就之以决疑，所以虚心委己而问之，岂真以为向者之计足以擒我哉！司马迁、班固不达兵机，以为信然，乃记于传曰：「广武君策不用，信使人间视知之，乃敢引兵遂下」。从迁固之言，则信特幸人之无算者尔，彼岂知广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！此殆可与晓机者道也。昔者曹操伐张绣，而刘表断其后，操随机应之，卒败绣、表。夫绣不下于馀，表不下于左车，而操之用兵，特信之流亚也。以信之流亚犹能败绣表，信独不能破馀左车乎？从是观之，则吾之说有不妄者矣。

所贵乎谋夫策士者，为其能审料敌情以释人君之忧也。夫人各有心。对面相语，莫能相测。敌人远在数千里，而欲察其情，揣其计之所出，此非智者不能为也。方敌人勃然而起，人君四顾惶惑，茫然未知所措，有一人焉奋身而出言之，设为定计，使中敌人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言之者，使人君得先为之规画处置，而向者之忧一旦释然，此谋夫策士所以为可贵也。然而人君赏之，天下推之，后世又从而信伏之，畏其审料之明而不敢议其言之当否，故言虽或过，而亦无复有辨之者矣。昔者黥布之背汉也，高帝深忧之。薛公为三策以料布，而谓布必出于下策，已而果然。此其智盖出人数等矣。然以吾观之，薛公谓「布出下策则汉无事」，信矣。至言「出上策则山东非汉有，出中策则胜负未可知」，其言不亦过乎！吾之意则曰：布出下策则不足败，出中策亦败，出上策亦败。何以言之？古之所谓英雄者，非以其耀智勇，据形势，如斯而已也。此二者，特英雄之末事；而仗大义以从天人之望者，乃英雄之所由起也。苟天命人心已有所归，而吾乃攘袂而起于干戈纷扰之后，用下背上，举逆犯顺，其名曰盗。虽欲耀智勇，据形势，而借英雄之资，其能济乎！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，皆英雄之资也。英雄用之则可，布用之则所以速其亡耳。请遂筹之。上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齐与鲁，传檄燕赵，固守其所」。夫吴在布后，楚在布左，以力服之，则诚易也；复竭力以并齐鲁，则其力疲矣。而民心附汉，未必为其用也。力取者犹然，而欲传檄燕赵，能保其必降乎！纵使其迫于势而降，而民心抑又可知矣。汉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，持节往慰谕之，则燕赵必复为汉用。因命勃率赵燕之兵以收齐鲁，而帝亲率关、陇、韩、魏之兵以与布角，布力已疲，一举必败。布败则吴楚可不战而复也。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上策亦败也。中策曰：「东取吴，西取楚，并韩与魏，据敖仓之粟，塞成皋之口」。夫韩魏，天下之中也。关陇在其西，齐、鲁在其东，燕、赵在其北。得韩、魏而未得齐、鲁、燕、赵，虽欲据敖仓，塞成皋，顾亦何用哉！汉苟遣一二能将若曹滕之徒，率燕、赵、齐、鲁之兵合击其背，彼必反兵自救。帝因以关、陇、蜀、汉之兵而夹击之，则布必走，布走而韩、魏平矣。帝于是乘胜引兵，急与布角，则布亦何足败哉！吾以是筹之，布出中策亦败也。薛公者，明于料敌，而不明于上下之分、逆顺之理。故以英雄之资，设为布之三策，而不自知其言之过也。或曰：「司马懿之料公孙渊，石勒之料刘曜，于谨之料萧绎，果何如哉」？曰：「懿以弃城预走为渊之上计，谨以席捲渡江为绎之上计，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。不足畏之敌，彼料之既得矣，虽勿论可也。至勒之策曜，则有足言者矣：曜围洛阳，勒将往救，因料之曰：「曜盛兵成皋关，上计也。阻洛水，其次也。坐守洛阳者，成擒也」。夫率兵以攻人，顿于坚城之下，数月不能拔，士气已沮；一旦强援奄至，不能扼险以拒之，则腹背受敌，不败何待！成皋关，天下之大险也。使曜能留万人以围洛阳，而身率劲兵以扼成皋，则勒必不敢进，进则乘高而击之，胜之必矣。勒既不获进，则洛阳失援，曜因得优游而坐取之，此所以为上计也。若其阻洛水，则勒亦未能进，然而勒可设为疑兵而潜兵以渡，曜能应之则胜，不能则败。此所以为中计也。故吾尝谓：曜出上计则洛阳非勒有，出中计则胜负未可知。施之布，则薛公之言过矣。

善用兵者，识用不用之宜，而后能以全争于天下矣。夫战久胜则兵不可用，敌已惧则兵不必用。不可用而用之则挫，不必用而用之则劳。劳且挫，则敌人反得乘其弊而覆之，上损国家之灵，下亏一身之名。一跌之后，前功尽弃，其为患也可胜道哉！是故智者戒之也。昔者韩信之用兵也，一举而定三秦，再举而虏魏豹，三举而擒夏说，四举而枭成安君。出奇制胜，变化如神。兵锋所加，敌人授首。盖举无遗策，而天下皆知其不可当也。然当此之时，战虽胜而兵已疲矣，兵虽疲而敌已惧矣。故兵虽不可用，亦不必用也。声恐而气喝之，固足以胜。是以广武君告以传檄下燕，然后举兵临齐，信从其说，卒以成功。然吾以为广武君虽不言，信之计亦将出于此矣。何者？势当然也。夫强弩之末，不能穿鲁缟，势不可用也。伤弓之鸟，可以虚弦下，势不必用也。不可用，不必用，智者固将不用矣。今信之势，何以异此？其所以区区咨计于广武君者，盖大功垂成，不敢不谨也。不然，则安能百举百全而未尝小衄欤！邓禹起身徒步，杖策军门，一见光武，遂论霸王大略，陈天下之大计，此其胸中固有大过人者矣。连兵西讨，所当者破，既定河东，复平关中，威声响震，敌人破胆。诸将劝禹乘胜径攻长安，而禹定计欲待其毙。光武迫之使急进兵，赤眉西走，遂拔长安。已而粮运不断，降者离散，赤眉还兵，长安复失。威名大损，功卒不成。论者皆以为禹之计则然，而光武实迫之使败者。吾独以为不然。斯民涂炭，皇皇无告，奋力拯之，惟恐不及。而况吾胜而彼沮，不进兵将何待也！使其既据长安，大张胜气，分慰居民，合飨士卒，使辩士以尺书风谕威德，则赤眉延岑可指麾而定矣。此韩信破赵之势也。不知出此，乃举弊兵而与延岑合战，败于蓝田，可以止矣，且愤其功之不成，复收馀卒求与贼战，粮运日乏，屡战屡败，岂非禹之才略有所不及，而亦无谋士以传檄之说告之耶？吾观禹之失，而后知识用不用之宜者盖亦难矣。嗟夫！禹之失亦有自来矣。禹令冯愔、宗歆等守栒邑，二人争权相攻，愔杀歆而反击禹，禹懵然无所措，求计于光武，赖黄防而仅能得其首。愔歆，偏裨也，始不能防之，终不能制之，敌人固有以窥我矣。使其能御愔歆而不至于相攻，则栒邑不摇；栒邑不摇则敌人不能窥，而粮运必不乏；敌人不能窥，则馀党不降而自服；粮运既不乏，则居民降附者日众，长安之功，固不在冯异而在禹矣。以此观之，禹实有以取之，而光武何罪哉。语曰：「行百里者，半于九十」。故夫古之智者，尝尽心于垂成之际也。

用兵之道，不可以常律论也。履险者，兵家之危事，智将常用之而胜，他将常以之而败。胜非险也，以有术胜也；败非不险也，以无术败也。胜败在人而不在险，唯险而后可以见人之能否也。且不探虎穴，安得虎子！冒大险而后能立奇功。险之不冒，虽曰有功，吾未见其奇也。故夫智者不恶夫履险，而恶乎无术。多方以误之，此兵家之至术也。声东而击西，形此而出彼，虽在坦地犹然，而况于险乎！险者人所易拒也，吾欲出此而明以告之，则敌一分兵拒险，而吾固将不战而自沮矣。乃若智者之制事也，声其所必意，形其所必趍，而忽焉乘险而进，则敌人惊沮而不知其所从来，智者不及谋，勇者不及斗。一举而败其党与，覆其巢穴，而后可以为不世之奇功也。昔者马援率耿舒进击武陵溪蛮，军次下隽，其道有二：一曰壶头，一曰充。壶头则路近而水险，充则涂夷而运远。舒欲从充，将以正合也；援欲从壶头，将以奇胜也。故援力言之：「弃日费粮，不如径进扼其喉咽」。帝遂舍舒而从援。援既进兵，贼乘高守隘，欲前不可，欲退不能。已而暑甚，士卒多疫，卒不战而自败。嗟夫！若援者，可谓不明乎履险之术矣。吾以谓当声言从充，纵其降口，使归以告。多张疑兵，鸣鼓鼙，盛旗帜，若从充进。贼必悉众出拒，吾密遣轻兵乘舟急进，径自壶头以掩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则贼气丧胆沮，不知所以为禦者矣，五溪诸蛮可以一战而擒也。不知出此，而明明履险，其败也固宜。然援则失矣，而议者方以景舒之计为得，是所谓见牛而未见羊也。故从援则必败，从舒则未必胜。从吾之计，则发必中，攻必克。是以韩信之击魏豹也，盛兵临晋，而伏兵从夏阳袭安邑，卒以擒豹。曹公之攻马超也，盛兵潼关，而潜兵渡蒲阪、取西河，卒以破超。此则兵家之妙术，而非吾臆说也。惜乎援之不出于此！始援谋隗嚣于掌握之间，击诸羌于指顾之顷，破交趾，平峤南，出奇制胜，前无坚敌，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。然至此而失，岂其终老而智耄耶？光武尝言：「伏波论兵，与我意合」。每有所谋，未尝不用。援上此议而光武从之，光武必以为可胜矣；已而援败，复重加罪。始不能料其不可而遽从之，终不能少贷其法而重责之，呜呼，光武亦不得为无罪也。

古之所谓英豪之士者，必有过人之智。两军对垒，临机料之，曲折备之，此未足为智也。天下有奇智者，运筹于掌握之间，制胜于千里之外，其始若甚茫然，而其终无一不如其言者，此其谙历者甚熟而所见者甚远也。故始而定计也，人咸以为诞；已而成功也，人咸以为神。徐而究之，则非诞非神，而悉出于人情，顾人弗之察耳。夫崔浩之佐魏，料敌制胜，变化无穷。此其智之不可敌，虽子房无以远过也。而其料柔然尤为奇中。方太武将议出征，众皆难之，浩肆辩诘之力遂其行，且告人曰：「必克。但恐诸将琐琐，前后顾虑，致不能尽举耳」。已而果然。使浩临机料之，可也。而能先事料之者，此果何术哉？吾尝论之，古之善料敌者，必曰：「攻其所不戒，击其所不备」。柔然去魏数千里，恃其绝远，守备必懈。吾卒然以兵临之，所谓迅雷不及掩耳，震电不及瞑目，彼将望风失措矣。此浩所以决知其克也。然夷狄之人，贪而无亲，轻而不整，胜不相逊，败不相救，一夫先奔，万夫争溃，此其习俗然也。魏师乘胜而进，势若风雨，所至奔败，鸟窜兽伏，各逃其死。柔然计穷气沮，数日之间，众未及聚，谋未及生，徬徨四顾，而莫知所以为禦。使连兵急进，以势迫之，此虽犯天下之至危，而可以得志。然是举也，唯明者为能必之，唯断者为能行之。不明则利害显然而不见，不断则可否犹豫而不决。夫投机之会，间不容发，有是二者，而何能投机哉！太武之用兵，动顾万全。而其将若长孙翰、刘洁、古弼之徒，虽不为无谋，而皆不能用权以求胜。故机会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。此浩之所为深忧也。是以先事料之，言如有形，庶临机之际，或因吾言而能有所决，则举一国犹捣虚耳。其功可胜道哉！太武卒失其机，使贻后悔。彼非不知势之可进，而自顾进军数千里，穷其巢穴，人或死战，或因险以要我，或设伏以待我，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，不若全军而止，他非所忧。此则太武与诸将之意也。而不知事固有随机立权者，乌可以琐琐顾虑哉！故夫浩之所料，虽曰奇中，要之皆出于人情，而太武失之耳。唐太宗伐薛仁杲，既破宗罗睺于浅水原，遂以二千骑进逼城下，仁杲遑遽出降，盖以权术迫之也。太宗亦尝为诸将言之。太宗之智，则浩之故智也。或用或不用，成败之所以不同欤。嗟夫，此英豪之权术，前人秘之，而吾独论之者，吾恐后世之以浩为神也。

兵有正有奇，善审敌者然后识正奇之用：敌坚则用正，敌脆则用奇，正以挫之，奇以掩之，均胜之道也。夫计里而行，尅日而战，正也，非吾之所谓正；依险而伏，乘间而起，奇也，非吾之所谓奇。奇正之说，存乎兵制而已矣。正兵，节制之兵也；奇兵，简捷之兵也。节制之兵，其法繁，其行密：隅落钩连，曲折相对；进无速奔，退无遽走；前者斗，后者治力；后者进，前者更休；一以当十，十以当百；诈者不能袭，勇者不能突；当之则破，触之则摧。此所谓正兵，而以挫坚敌也。简捷之兵，其法略，其行疏：号令简一，表里洞贯；进如飙风，退如疾雷；地险峻则鱼贯而前，道迂曲则雁行而进；以一击百，以百击万；间者不及知，能者不及拒；望之则恐，遇之则溃。此所谓奇兵，而以掩脆敌也。然而奇兵以简捷寓节制，非废节制也；正兵以节制存简捷，非弃简捷也。唯善治戎者为能制之，唯天下奇才为能用之。昔者李靖盖天下之奇才也。平突厥以奇兵；而太宗问何以讨高丽，则欲用正兵。此其意晓然可见矣。颉利之敌，脆敌也，奇兵以临之，使之不及拒。苏文之敌，坚敌也，正兵以临之，则彼无所用其能矣。故吾尝谓诸葛孔明所用之兵无非正，靖所用之兵无非奇。其亦以时之所遇有难易，而敌之所当有坚脆欤。请遂言之。东都之末，英雄之都会也。大者争雄，小者固守。孔明于是以正兵临之。南收孟获，七纵七擒；西攻祁山，三郡响应。一战而枭王双，再出而走郭淮。兵退木门，张合追之，交锋而毙；师次渭南，司马懿拒之，卒不敢决战。其阵堂堂，其旗正正，此非正兵不能然也。隋室之季，太宗独雄之时也。大者仅能自守，小者至不能有立。靖于是以奇兵临之。要险设伏而枭冉肇则，乘水傅垒而破萧铣；轻兵至丹阳而公祏擒，劲骑袭定襄而颉利走。出其不意，掩其无备，此非奇兵不能为也。然靖亦尝一用正兵矣：提师西征，决策深入，大战数十，卒破吐谷浑，此岂非正兵欤？将以是平高丽，而不幸疾亟矣。故吾尝谓自汉以来，识奇正之用者，孔明与靖而已。然非深晓兵机者，孰肯以吾言为信哉！嗟夫，奇兵之效捷，正兵之效迂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，而时之难，敌之坚，势有所不可者。彼郭淮司马懿之徒，未尝无诈谋也，使吾以奇兵乘之，彼亦将设诈以覆我矣。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，欲收功于数年之后，而不幸早丧。论者见其功之不成，遂以为不用奇之罪，是所谓不能尽人之词而欲断其曲直也。悲夫！

轻敌者，用兵之大患也。古之善用兵者，士卒虽精，兵革虽锐，其势虽足以扼敌人之喉而蹈敌人之膺，而未尝敢轻也。设奇以破之，伺隙而取之，曲折谋虑，常若有不可当者，而后能以全胜于天下。使夫士卒未练，兵革未利，群情震荡而势不足以当敌，则彼固不敢轻矣。轻之而败，非敌败之，自败之也。用兵而先之以自败，可谓善用乎？昔者开元之盛，民不知兵，士不知战者二十馀年，一旦羯胡窃发，乘其间而执其机，盖逆兵一举而河北诸郡悉为贼有矣。当此之时，虽韩、白复出，岂能当其锋哉！而封常清欲挑马箠渡河以取贼首，志则锐矣，不几于大言以轻敌乎？及下令募兵，所得者皆市井佣保，可聚而不可用。常清率之进守河阳，断桥以抗贼，贼军一至，举兵挫之；已而大至，力不能拒，屡战屡北，遂失河陕。此则常清有以取之也。且善用兵者，因其势而顺导之。贼锋方锐，而吾势盖弱而未振也。处此之道，当因其弱而柔之，敛兵不应，婴城固守，以挫其锐，而后可图也。故吾以谓：河阳之桥可断而不必断也，贼之前军可挫而不必挫也；使之自恃以为独强，行行然长驱而进，自毙其锋，而吾以全军制其后，必胜之道也。夫河阳、陕郡、潼关者，关中之三咽喉也，是足以守矣。方常清受命讨贼，进兵河阳，荥王、高仙芝之兵次其后，为常清计者，宜告之曰：「高将军守陕郡，荥王守潼关，厉兵秣马，各固其地」。而常清则筑却月城以守河阳，训练士卒，储粮糗，浚沟固垒，清野以待之。贼军至则敛兵不应，设攻具则随机拒守。懈则击之，退则蹑之，食则掩之，夜则袭之。其馀应变之道，随机处置，不及旬月，而贼兵固毙矣。颜杲卿、真卿起河北，郭子仪、李光弼起朔方，已没郡县悉为国守，而贼之巢窟且危矣。彼欲进不可，欲退不能，徬徨无所，而固将成禽。使其不顾而进攻陕郡，则吾以兵徐蹑其后；彼反兵拒吾，而陕郡之兵又起击其背矣。腹背受敌，焉得而不败？又使其率兵而遽退，则吾檄召陕郡之兵；共进追之，俟其及河，半济而后击之，虽有勇者，不能为贼禦矣。凡此者，皆因弱成强而万全之计也。不知出此，以不教之兵，当方锐之贼，以及于败。既败，而后告仙芝以贼锐甚，难与争锋。呜呼常清，何见之晚也！常清败而仙芝退守潼关，明皇并戮之，易以哥舒翰。翰严兵拒关，贼不获进，而羸兵诱我，以冀复出。明皇不察，亟令进兵，翰执之益坚，而明皇督之益甚，不得已，涕泣而后出。翰明知此贼为诱我矣，固当因险设奇，励士决战，庶可以一胜；翰乃不然，见其兵寡则易之，行伍无列则笑之，反入其计而不悟。官军一溃，潼关失守，而长安陷矣。始常清以轻敌而失河阳，仙芝遂失陕郡，翰复以轻敌而失潼关，使三咽喉绝而宗社几危，贼党益炽，越数载而仅剿之。常清之罪，其尤也。夫善用兵者，敌衰则一举而乘之，敌锐则示弱以挫之。此兵之常势也。常清号为知兵者，而欲一举以乘锐贼，则亦何取于知兵者哉！

昔之善攻人者，使敌不得合，虽合而有以破之，则攻必克矣。夫攻者，事之末、患之端也，智者不得已而后为之，使久而不克，则敌将有乘其弊而起者，此其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。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设奇，扼要害，张形势，以破敌人之交，一举而两毙之，使声威功烈杰出乎诸将之右。此则天下后世将企仰之不暇，而何敢訾议哉！昔者马燧之镇河东也，策田悦之必反，请济师以讨之。出奇制胜，奋斗无前，虽淄、青、常、冀合兵救之，燧破之如反掌耳。燧能窘田悦于孤穷之中，此其智勇固有大过人者矣。然力能得悦，而不遂取之，使得婴城固守。悦不足道也，而魏为可惜。魏据河北，蔽捍诸镇，唇齿相固，牢不可破，桀骜不逊，以抗朝廷。凡师出而辄无功者，魏不破也。魏破则诸镇不足平矣。当燧之时，所谓一致之机也。燧乃失之，使朱滔、王武俊得乘间来救，王师十万，一战而北，燧殊无一谋以禦之，岂其智至此而穷耶？盖尝筹之：悦屡败之馀，气丧胆沮，众不能阵，谋不复生，旬日之间可坐而破也。滔、俊虽合兵以救，不过三万五千耳，然滔性多疑，易以势恐；武俊匹夫之勇耳，可一战而擒也。以燧之才，而无养寇自资之心，顾此三盗亦何足灭哉！且当此之时，以兵隶燧者，凡四将也。使燧能留李芃以围危窘之悦，其势固足以破之矣。而身率步兵，去魏百里，据便地为壁，以拒滔俊之兵，兵至则坚壁不战，挫其初锐之锋，别命李抱真率昭义之兵，自洺下邢，以指燕、蓟；李晟率神策之兵，自博下贝，以捣冀土。复命张孝忠、康日知厉兵秣马，以助其势。彼若能者，则反兵自救；不能则迟疑不去。二者必处一乎此矣。使其反兵自救，则抱真与晟冲其膺，燧又起而捣其背，腹背受敌，不败何待！若其迟疑不去，则抱真等得优游以覆其巢穴，而燧坚壁以待其自毙。彼其欲前不能，欲退不可，徬徨无所，而坐成擒。滔俊擒，则悦不攻而自破矣；悦破，则三镇席捲而平矣；三镇平，则淄、青之胆破矣。命一辩士持天子之诏往谕之，彼安得不束手听命哉！夫然后分置牧宰，慰养居民，使郡县之权悉统于朝廷，则朱泚、李希烈亦无自而萌其奸矣。由此观之，燧之罪岂止于失田悦哉！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，久之不下，而窦建德率兵救之。太宗留万人以围世充，身率劲兵以据虎牢，扼建德之喉，使不得进。乃命宇文士及率骑经贼阵之西，驰而南，引而东，以动其众，乘其阵乱，纵骑夹击之，遂擒建德而下世充，自洛以东，际河之北，一旦而尽平之。此可谓善破敌人之交者矣。嗟夫！以燧之才，而不思伐交之术，乃复请济师，使李怀光尽统神策之兵以往，卒以骄众失律，而盗且乘间起于萧墙矣。遂使李氏不见中州之大定，而诸镇世为不讨之贼。燧之罪可胜诛哉！唐史臣曰：「燧，贤者也，天下以为可责，故责之」。呜呼，吾之意其亦犹是也哉！

天下之事，众人之所不敢为者，有一人焉奋身而出为之，必有术以处乎此矣。虎者，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也，而善养虎者狎而玩之，如未始有可畏者，此岂病狂也哉，盖其力足以制之，而又能去其爪牙，啖以肉饵，使之甘心焉，故虽驱而用之，而垂耳下首，卒不敢动。何者？有术以縻其心也。夫将者，天下之所难御者也，御之必以术，而况于降将乎。彼其心之不可测，孰敢信用之哉。古之人盖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，然亦未尝专倚之以成功。独李愬用三降将以擒吴元济，当时之人皆谓其不可，而愬独以为可，遂决意用之，卒能如其意之所逆料。不知者以为幸，知之者以为神，乃若愬则有术以处乎此也。何以言之？敌人之将，无故而降者，此未可信也，恐其谋也；至于势穷力屈而后就缚者，盖可保其无谋矣。且此数子者，亦一时之杰也，不幸而事逆，犹竭忠以报之；使其获背逆事顺，则其忠报之心当如何哉！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驱之，豁达足以容之，愬复能待以厚礼，示以赤诚，言笑无间，洞见肺腑，此南霁云所以眷眷于张巡而不肯去也。数子者固已甘为愬役矣。虽然，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。如丁士良之擒吴秀琳，秀琳之擒李祐，其忠款固可见矣，独李祐未有以縻其心，而又欲专倚之以谋蔡，则其术不可不尽也。故方其得祐也，诸将皆请杀之，愬不听，待之愈厚，会霖雨不止，将吏汹然以为不杀祐之罚，愬力不能胜，乃表诸朝，且言：「必杀祐，无与共诛蔡者」。诏释还之，卒赖其用。夫将者，三军之纲纪也。生杀予夺，皆禀其令。故虽天子之诏犹或不受，而亦何畏于将吏之言乎！使将吏必欲杀祐，不过以色辞拒之，如嚣嚣不止，则又从而戮之，彼固不敢有辞矣，何至表诸朝而后用之哉！吾于此识愬之心矣。其心曰：「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，全祐者如此其至也。将吏嚣然不已，吾力不能独胜，复泣涕而送诸朝，表言其必不可杀，此虽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过如是也」。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报之哉！虽啖以高爵，胁以白刃，固不肯弃愬而就贼也。故其始也，愬虽待之无间，未使之佩剑统兵也；及朝廷还之，乃使佩刀出入帐下，统六院锐士，而袭蔡之谋始定。愬之心盖可见矣。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临事机者，未尝无术，特其不以语人，而人亦莫之识也。昔韩信背楚归汉，高帝用之，无以异于楚也，及滕公言之，上亦未之奇，使其愤怒而出亡，然后命萧何往追之；何力言其可用，乃以为大将。夫以一将之亡而丞相自追之，人主骤用之，信之身固甘为汉役矣。其后汉之所以定天下者，皆信之力，而蒯通、武涉之说不得而间，即其效也。论者乃以为何之追信，高帝不知也；不然，何以反疑何之亡乎？曾不知高帝失何，如失左右手，然迟之一二日而不问者，何也？帝之心固可见矣。嗟夫！古之人所以御降将者，其术如此。苟不思其术而欲遽用之，其不为所陷者几希矣。

以中国定中国，以夷狄攻夷狄，古之道也。借夷狄以平中国，此天下之末策，生民之大患，而究其本原，乃出于明君贤臣者，盖其事变迫于前，不得已而为之，姑以权一时之宜，未暇为天下后世虑也。然其积也既深，其来也既远，胶于见闻，而为之益厉，一旦溃乱四出，虽出于百营而莫之能救，是非可叹也欤！故吾尝推原其事，盖肇于唐高祖，成于郭子仪，而极于桑维翰。或难于创业而资为声援，或急于中兴而用为辅翼，或迫于拒命而倚为先驱，皆所以权宜济变，而速一时之功，虽能快中心之所欲，而后世之被其患盖有不可胜道者，此所谓虑不及远也。且昔者汉高帝尝创业矣：倡义草莽，无置锥之地，虽纠合徒众以破强秦，而百战百败，危窘于项籍者数矣；然高帝之气曾不少慑，合罢敝之卒，据形势，收英雄，卒困项籍而亡之，未尝资夷狄之声援也。隋炀之暴，遍流于天下，天下之人，皆苦其刑而厌其秽德，惟恐其不速亡也，苟能反其道，虽徒手可以亡之，而况太原之众乎！故夫资夷狄之声援者，唐高祖之罪也。汉光武尝中兴矣：起自徒步，无素合之众。虽奋力鼓勇以破寻邑，而群盗蜂起，几见蹙于河北之盗矣；然光武之心未始或懈，因思汉之民，运筹略，驱诸将，卒举群盗而平之，未尝用夷狄之辅翼也。安史之恶彰闻于天下，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，未尝一日忘之也，苟能顺其势，虽尺箠可以夷之，而况灵武之众乎！故夫用夷狄之辅翼者，是郭子仪之罪也。至于拒命者，虽忠臣义士之所必不为，而古之人盖亦有因时而为之者，孙权是也。曹公乘举荆之势，率八十万之众，直造长江，挟天子之令，以责其贡之不入，此其大势未易与敌也；权壮勇敢为，遽命周瑜往禦之，运奇奋巧，大败其众，虽遏其敌不能遂兼天下，而常以江东之众与中国抗衡，非有待乎夷狄为之先驱也。潞王以非姓而继大统，淫秽暴虐，天下所明知也。张敬达以庸琐之才，统兵以攻石敬瑭，其势未足以直曹操之万一也，为维翰计者，当一举太原之众，运奇奋巧以破敬达，乃急下太行，抵怀孟，塞虎牢，示天下以形势，檄诸镇而犄角，则区区之唐亦何足灭哉！此则磊磊落落，千载一时之功也，何至于北面夷狄，请救以示弱哉！北面犹可也，复割卢龙以遗之，使夷狄有轻中国之心，长驱径入，习以为常。原情定罪，维翰可胜诛哉！故自汉以来，夷狄之犯边者盖亦有之矣，西不过雁门定襄，东不过渔阳上谷，未有长驱深入者也。自唐始有之。故虽太宗盛时，颉利之兵直次渭水，其后径犯长安者代不绝也。盖自唐高祖而降，急于有功，求其为援，使之得骋志于中州。彼其乐中州之繁华而谓其易与也，故常心吞而气蹙之，是以长驱深入无所顾惮，使中州之人世被犬狼之毒，至于今犹未已也。或曰：「五胡乱华，自晋有之，岂惟唐哉」？曰：五胡乱华，胡之在中原者也。越塞而犯中原者，唐始有之。吾恶中原之乱于夷狄，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。然此三人者，特欲速一时之功，亦不知祸患之至于此极。使其诚知之，则彼亦安肯为之哉，由是观之，举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。余于是时盖年十八九矣，而胸中多事已如此，宜其不易平也。政使得如其志，后将何以继之！独曹公一论，为之反复数过。

善观大臣者，常观诸其国而不观诸其身。晋有天下，不二世而为江东，德之在人者尚浅也，而更成百年之业。有王导焉，立之于其先；有谢安焉，扶之于其后；端静宽简，均能为一国之轻重有无者，故当时有谢安比王导之论。请因史臣所载而申之。方刘、石交乱中原，晋之藩镇相继覆没，人心虽未忘晋，非有英豪绝世之才，不能驻足于北方也。势之所在，岂人力之所能强哉！故王导辅元帝，立基建业，以遥为北方应援。当是时，元帝名论尤轻，导能重之；诸名胜未附，导能致之。法令宽简，庶事草创。宫室不脩，军国之仪不备，示若不安于此者，以扬州为京畿，谷帛所资皆出焉；以荆州为重镇，甲兵所聚尽在焉。故江左之势遂强。举大纲于其上，而二千石守长往往得以自行其意；将帅之有功者，人才之不羁者，族望之盛者，民之豪强者，与夫户口之能自隐匿者，又皆得以自舒于其下。不穷奸以为明，不苛法以为严。中更敦峻之变，及若将相异同疑间之论，导俛仰废兴存亡之间，因事就功，而江东卒赖以定，魁然社稷之臣也。独祖逖经营河南，有功绪矣，导盖若任其自存自没者，岂以江左甫定，未遑远略乎！君父之痛，不可以一朝安也，是以周访、陶侃有志而不遂，庾亮、庾翼、褚裒大举而自沮，造端于其初者无以开其后也。其后桓温藉平蜀之势，威震一时，挈兵入关，三辅震动。当是时，南师不出盖四十馀年矣。有如径指长安，则豪杰响应，西北郡县谁非效功之人？虽有智者，不能为苻健苻雄计矣。温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，故气不足以决之而进退失据，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，晋于是无中州之望矣。而温方专制朝廷，几于改物。谢安高卧东山，负苍生之望，晚始从温辟，卒与王坦之、彪之周旋上下，扶持王室，使逆谋遂缓，而温自毙。及安辅政，晋之变故数矣。如人之一身，元气未实而奇疾继作，此固非永年之道也。乘其小定而求快焉，则遂亡矣。故安一切以大体弥缝之，号令无所变更，而任用不分彼此。后戚入则辅政，出则方伯，晋之制也。王蕴固辞，则以义强授之，使上下无不满之心，而他时无任用过正之祸；桓氏布列内外，一朝失职，政之蠹也，以石民石虔为荆江，使其无窥窬之心，而异时无意外生忧之虑。苻坚之举，可以无晋矣，而泰然如平时。淮淝之功壮矣，而微赏之不受。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，顾方经略中原，惟恐不及。晋之为晋，盖可知矣。有以壮其势，则来者尚有所凭藉，而一身之不暇恤也。及桓氏竟以失职成祸，而刘裕卒藉手以起，竟能为晋一平河洛，司马氏既亡而复存者犹二十馀载。微安之壮其势，宜不及此。导与安相望于数十年间，其端静宽简，弥缝辅赞，如出一人，江左百年之业实赖焉。其亦庶几于古之所谓大臣欤！置其立国之功，而取其立身之一节以较之，非所以论大臣也。故吾极论江左之兴亡，而二人之相配较然矣。

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夫士之怀才以自见于世，常虑夫人君之不我用。君既知而用之矣，同列之人相与媢其长而媒孽其短，周旋四顾，无与共此乐者，其何以泰然于进退之际哉！此自古乘时有为之士，而犹怀不尽之叹，以公论常不出于同列故也。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徵、王圭，其于唐室之兴，太宗固已无所不尽其用矣。而诸公亦奋然并见其才，而无相媢之意，虽至于廷论之际，辨其所长，如数黑白，则诸公岂不各以自慰哉！王圭确论如何，于是始有可论者。夫宠利所在，至可畏也；功名之际，至难居也。君臣上下相与共乐之，而无异同疑间之论，则为可愿耳。汉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，固非一人之力，而萧何、韩信、张良盖杰然于其间。天下既定而不免于疑，于是张良以神仙自脱，萧何以谨畏自保。韩信以盖世之功，进退无以自明，萧何能知之于未用之先，而卒不能保其非叛，方且借信以为保身之术。然则人才之获尽其用，乃一身之至忧也，则亦何乐于功名宠利之际哉！故李泌极论李晟马燧于德宗之前，而二臣为之感泣。使泌如张延赏，则晟方欲死而不可论；至于此，则同列之公论岂不甚可乐哉！吾之所长既已暴白于天下，而犹眷眷于同列之公论，固非沾沾自喜之为也。盖同体共事之人，其论易以不公，而人主之听易以入。此自古之所通患，而其来非一日矣。唐太宗之兴也，房玄龄相得于艰难之中，谋谟帷幄以定大业；温彦博盖尝掌其机事，而李靖亦既有功于南方矣。其后天下平定，玄龄相与兴仆起僵，而唐之纪纲法度灿然为之一新；彦博于出纳之间，盖亦具尽其劳；而征伐之责，靖实专之。及魏徵、王圭以雠臣入备谏诤之列，而戴胄亦自小官进用，遂以平天下之法。其先后新故之不同，亦已甚矣。太宗并举而大用之，以究尽其才；而诸公亦展布四体以自效，不复知先后新故之为嫌也。一日，太宗以王圭善人物，使之庭论诸公之才，而圭一二辨数，皆足以尽其长而中其心。彼其同心以济天下之事，至是可以释然而自慰矣。宜其不谋同辞，而皆以为确论也。不然，因诸公已成之业而论之，此何足以为知人、而诸公乐之至此哉，故曰：人才之在天下，固乐乎人君之尽其用，而尤乐乎同列之知其心。嗟夫！圭之论可谓公，而其心盖亦甚平矣。圭与徵均为诤臣，而忠直剀切，大略亦相当也。人情每蔽于自知，而圭独察其有耻君不及尧舜之心，而自处于激浊扬清之任，辨析毫釐，而明于自知，则其论安得而不公！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。虽然，房玄龄视诸公最为旧故，而唐业之成亦劳矣。以汉高帝之多疑，盖终其身不敢舍萧何而他有所用也。太宗方奋然有运天下豪杰之心，使新进迭用事，而玄龄泰然居之，不以进退自嫌。故诸公得以尽其才，而卒无纷乱法度之忧。夫迭用新进而不害于国家之大体，此萧何、曹参之所难，而圭之论所未及也。岂玄龄固乐诸公之并己，而非圭之所可察乎！此玄龄所以为宗臣也。

天下不知其几人也，古今不知其几书也。人物有细大高下，书有浅深醇疵，所未暇论也。要之，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伏羲氏始画八卦，假象以明理。更数圣人，设爻立彖，推义陈词，以发挥《易》象，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，而后天下之开物成务者宗焉，言术数者宗焉，著书立言者宗焉。孔孟盖发挥之大者也。扬雄氏犹惧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变，故因天地自然之数，覃思幽眇，著为《太玄》，以阐物理无穷之妙，天道人事之极。天下之人知其为数而已，而乌知其穷理之精一至于此哉！《法言》特其衍尔，宜乎世人之莫知也。桓谭称其度越诸子，班固取以赞之，则亦不可不极论其故。自昔圣贤之生于世也，岂以一身之故而求以自见于斯世哉！适会其时，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后具，则其责不可得而辞。进而经世，退而著书，亦惟所遇而已矣。《六经》待孔子而具者也；七篇之书，待孟子而具者也；荀卿子之书出，而后儒者之事业始发挥于世。彼其时之不可以无此人也，亦不可以无此书也，岂若诸子之譊譊然诵其所闻而求以自见哉！贾生之一书，仲舒之三策，司马子长之记历代，刘更生之传五行，其切于世用而不悖于圣人，固已或异于诸子矣。盖晚而后扬雄出焉。雄之书，非拟圣而作也。《玄》之似《易》也，《法言》之似《论语》也，是其迹之病也，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。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，则《玄》有功于《易》者也，非《易》之赘也。有太极而后有阴阳，故《易》以阴阳而明理；有阴阳而后有五行，故《洪范》以五行而明治道。阴阳五行之变，可穷而不可尽也，而学者犹有遗思焉。则雄之因数明理也，是其时之不可已，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。起于冬至而环一岁，以应事物之方来而未已，是其时之可见者也；始于一而终于八十一，以错综无穷之算，是其数之可知者也；从三方之算而九之，并昼于夜，为二百四十有三日，三分其方而以一为三州，三分其州而以一为三部，三分其部而以一为三家，以该括天地之变，是其事之可究者也。其时之可见者如此，其数之可知者如此，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，而雄为首、为表、为赞、为测，深入黄泉，高出苍天，大含元气，纤入无伦，文义繁衍，枝叶扶疏。虽一时、一日、一分、一算之间，莫不有至赜之理，无穷之用，开启思虑，发挥事业，通此心于天地万物，而错综阖辟无不自我，性命道德之理乃于时日分数而尽得之，此岂为《太初历》者之所能知哉。此其为书必待雄而后具者也。天下而未明乎《玄》也，则时日分数之理无往而能得其用，将何以应事物之变而通天地之心？是雄之书虽人道之所不可少，而犹有待于后之君子也。当时之不知可也，后世之不知亦可也。桓谭知之可也，班固知之亦可也。天下而可以无此书，则雄实病之；天下果不可以无此书；则千载之下，雄之心犹一日也。《法言》之书，所以讲论古今，掇拾人物，以旁通其义者也。《玄》尚不知，虽知《法言》，犹不知也。因数以明理，是雄之所以自通于圣人者也，安得而不度越诸子哉！世无皇极之君以大其用，又无道德之望以发越其旨，则桓谭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，岂敢自谓有补于雄哉！呜呼，天地万物之理未尝不昭然也。更圣越贤，苟可以互明其理者无所不用其极，而天下之人犹未尽赖其用，则诸子之譊譊真可谓候虫之自鸣自止者也。故曰：天下不可以无此人，亦不可以无此书，而后足以当君子之论。

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，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。不操其心，而从容乎声、色、货、利之境，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，而责事之不效，亦可谓失其本矣。此儒者之所甚惧也。夫道，非出于形气之表，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。人主以一身而据崇高之势，其于声、色、货、利，必用吾力焉，而不敢安也；其于一日万几，必尽吾心焉，而不敢忽也。惟理之徇，惟是之从，以求尽天下贤者之心，遂一世人物之生，其功非不大，而不假于外求，天下固无道外之事也。不恃吾天资之高，而勉彊于其所当行而已。汉武帝好大喜功，而董仲舒言之曰：「勉彊行道大有功」。可谓责难于君者矣。请试申之。昔者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汲汲，仲尼皇皇。彼皆大圣人也，安行利行，何所不可，又复何求于天地之间而若此其切哉？盖人心之危，道心之微，出此入彼，间不容发，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。夫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，所以受形于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，六者得其正则为道，失其正则为欲。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，操可致之势，目与物接，心与事俱，其所以取吾之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者不一端也，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！一息不操则其心放矣。放而不知求，则惟圣罔念之势也。夫道岂有他物哉，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得其正而已；行道岂有他事哉，审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之端而已。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，不尽吾心，则彊勉之实也。贤者在位，能者在职，而无一民之不安，无一物之不养，则大有功之验也。天祐下民而作之君，岂使之自纵其欲哉，虽圣人不敢不念，固其理也。武帝雄材大略，杰视前古，其天资非不高也；上嘉唐虞，下乐商周，其立志非不大也。念典礼之漂坠，伤六经之散落，其意亦非止于求功夷狄以快吾心而已，固将求功于圣人之典，以与三代比隆，而为不世出之主也。而不知喜、怒、哀、乐、爱、恶一失其正，则天下之盛举皆一人之欲心也，而去道远矣，有功亦止于美观耳。尧舜之「都」「俞」，尧舜之喜也，一喜而天下之贤智悉用矣。汤武之《诰》、《誓》，汤武之怒也，一怒而天下之暴乱悉除矣。此其所以为行道之功也。经典之悉上送官，非武帝之私喜也，用为私喜，则真伪混淆，徒为虚文耳；夷狄之侵侮汉家，非武帝之私怒也，用为私怒，则人不聊生，徒为世戒耳。使武帝知彊勉行道，以正用之，则表章而圣人之道明，必非为虚文也；诛讨而夷、夏之势定，必不为世戒也。其功岂可胜计哉。武帝奋其雄材大略，而从容于声、色、货、利之境，以泛应乎一日万几之繁，而不知警惧焉，何往而非患也！说者以为：武帝好大喜功，而不知彊勉学问，正心诚意以从事乎形器之表，溥博渊泉而后出之，故仲舒欲以渊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胶胶扰扰之心，如枘凿之不相入，此武帝所以终弃之诸侯也。夫渊源正大之理，不于事物而达之，则孔孟之学真迂阔矣，非时君不用之罪也。齐宣王之好色、好货、好勇，皆害道之事也，孟子乃欲进而扩充之：好色人心之所同，达之于民无怨旷，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，而好色必不至于溺，而非道之害也；好货人心之所同，而达之于民无冻馁，则彊勉行道以达其同心，而好货必不至于陷，而非道之害也；人谁不好勇，而独患其不大耳。人心之所无，虽孟子亦不能以顺而诱之也。不忍一牛之心，孟子欲其扩充之，以至于五十之食肉，六十之衣帛，八口之无饥，而谓之王道。孟子之言王道，岂为不切于事情？梁惠王问利国，未为戾于道也；移民移粟，未为无意于民也；孟子皆不然之，而力以仁义为言。盖计较利害，非本心之所宜有，其极可以至于忘亲后君，而无可达于事物之理，非好货好色之比，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！圣贤之所谓道，非后世之所谓道也。为人上者，知声、色、货、利之易溺而一日万几之可畏，彊勉于其所当行，则庶几仲舒之意矣。夫天下岂有道外之事哉！

昔者圣人以道揆古今之变，取其概于道者百篇，而垂万世之训。其文理密察，本末具举，盖有待于后之君子。而经生分篇析句之学，其何足以知此哉！亮也何人，而敢议此？盖将与诸君共学焉。夫盈宇宙者无非物，日用之间无非事。古之帝王独明于事物之故，发言立政，顺民之心，因时之宜，处其常而不惰，遇其变而天下安之。今载之《书》者皆是也。要之，文理密察之功用，至于尧而后无慊诸圣人之心。是以断诸《尧典》而无疑。由是言之，删《书》者非圣人之意也，天下之公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