下谕律学，极见详博。所欲著书，无惜蚤下笔，因以见寄前书云云。正以方今功业，当付儒者。自建隆创业，嘉祐守文，熙宁变法，宣政召祸，其间盛衰，何可胜道？建炎诸贤，竖立亡几；绍兴季年，粉饰已过，上独慨然，有克广文声之意。而书生承绍，类皆龊龊，以至今日。吾党宜究观大方，深求□□□□□□则讲求废坠，以兴文物如来示，亦将次第举之耳，不以为不足学也。

去载蒙肯来相与于寂寞之滨，荷意不浅浅。发齿衰改，无复它觊。傥假之年，获与士友，共图不腐于经术之馀，志愿足已。閒居，须课一书，要当自《古文书》始。踰年便可到《春秋》之末，而及《通鉴》可也。益热，未知会期，愿言加爱。

别去殊恨匆匆，以循陔之念，不欲奉留，然终不满也。《左传》且熟读。见得隐、桓以前，僖、文之际，哀、定终篇，无虑三变纲目，则成书举矣。其它依经为传，文无虚发，优游不迫，而意已独至，盖非二家所能及。非一二面剖，难以笔舌尽也。懿仲诸友已决谋迁书院于先人垄下，以为来岁过从之地，入春便下手，春暮当奉约矣。

蒙恩守垒，交游借誉之力多矣。幸甚以感。读《左氏》书，颇有条贯。疏示于所当报，已一一据见释其左方。有一二条，似不足疑也。若今年了此书，开岁便可从太史公《史记》下手。陈了翁云：譬如缉麻，忙复暂舍，暇而续之，自成长条。不忘室铭，才就即附上，应不但已也。

近稍为眼昏花，不能苦读书。每客去，则玩想向来所诵习自娱，不足为念也。示谕看过《左氏传》，甚善。疏问数条，只是小小事目，未是穿贯五霸之变。五霸功罪未分，则东迁之不竞与历年多处未见著落。《春秋》同是圣人经世之用，要其托史见义，以五霸为据案。而《左氏》合诸国之史，发明经所不书，以表见其所书，因五霸之兴衰，究观王道之缺，则战国之事起，周亡而秦汉出矣。此其大略。若夫精详，非面莫究。太史公书又以接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统绪，而下逮秦汉，其用功略与《左氏》同。而不敢比儗《春秋》，是以变为纪、传、世家、书、表耳。何当合并，共讲其指。

读《史记》甚善，然有猥駮奇怪之疑，何也？获麟以后，孟、荀推尊孔氏，明礼义之统纪。二子死，百氏益乱真。老儒如浮丘伯、伏生之徒，区区于秦楚之际，抱经自□，而其力不足以发挥前绪。至汉六七十年间，董大夫始究大业，田何、孔安国、戴圣、戴德、毛苌并出，各有所著，而又未能合群书为一。削其不合，以存其合者，太史谈有意矣。然六家之论，犹崇老抑儒。迁卒家学，乃尽□百家之精，而断以六艺。《易》本田何，《春秋》本董仲舒，《书》本孔安国，《礼》本河间。独恨不见《毛氏诗》耳。盖其融液九流，萃为一篇，罢黜杂论，自《五帝纪》以下，盛有依据。荀卿之后，仅见此书尔。其论五帝云：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󲦤绅先生难言之。书缺有间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，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者道」。则所得多，而自负亦不薄矣。惜自班固看渠不过，妄有瑕摘，后生讼习，遂成牢谈。千五百年之间，此书湮晦。正赖吾党自开只眼，不惑于纷纷之论。谨勿容易，便生疑薄也。老矣，不能自白于后世。常欲落笔，少发所自识破者，为前哲出气，因循未果。近诸友为迁仙岩书塾于屋西偏，今未就工。后月足以奉盍簪之欢，得三两人相助检讨，便可了此一项。冬间肯来同社，幸甚。

三监，班固说非是。商都六七迁，皆夹河，是后东徙朝歌。周自岐雍兴，初务抚定，凡东诸侯，尝为商畿甸近服者，皆命之三母弟。自荆以南，蔡叔监之；管叔河南，霍叔河北。蔡，故蔡国；管，则管城；霍，所谓霍太山也。其绵地广，不得为邶、鄘、卫明甚。三监诛废，晋、卫始皆为诸侯。盖有管、霍之地，而蔡尝空置矣。后以命其子仲，其他则齐、鲁、燕二三大国，州牧之境，总之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也。当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，天下有《二南》、《国风》而已。江沱汉汝诸诗，不言其封君，《甘棠》虽美召伯，而不系之召。是时安得所谓十三《国风》者哉？《国风》作而《二南》之正变矣。邶、鄘、曹、郐，特微国也，而《国风》以之终始焉。盖邶、鄘自别于卫，而诸侯始无统纪。及其厌乱思治，追怀先王先公之世，《匪风》《下泉》，有若曹、郐然，君子以为是《二南》之可复，世无周公，谁能正之？是故以豳终《风》。以邶、鄘尝统治于卫，既得之矣。以其封灭不见于传，疑为虚置之国。且诸侯封灭，不见于经传，何独邶、鄘（《春秋》亦无鄘。）？是不足惑也。虽然，以为周公封建之说，则又不敢不告。且《周官》封建，自郑氏汩乱之，而其书迄不见信于世。古者建国，率小大相维，其边国，皆大国也。故寰内则以家邑、小都、大都为中外之差；寰外则以诸男、诸子、诸伯、诸侯、诸公为中外之差。《禹贡》亦云：五百里侯服，百里采，二百里男邦，三百里诸侯。以一服为率，正此说也。郑氏考之不详，辄以《大司徒》测地制域，以建邦国，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，是为分地。推之他书，不能合，则有夏、商三等，周更置五等之说，则有周公斥大九州之说，则有其半皆附庸之说，则又有爵尊而国小，爵卑而国大之说。至于改定经文，以七伯为十一伯之类，臆决弥甚！数说不暇尽论，凡试以《典命》、《司服》、《大行人》、《司仪》诸文考之，则封国三等，至周公不变。其小异者，公一位，诸侯、伯一位，子、男同一位耳。盖周未有爵为公者，必若宋杞而后为公。周、虞皆为天子三公而称公，非有其国。而子、男独多。《职方氏》云：凡邦国千里。千里云者，以每服相距言之。以其方五百里封公，则四公；方四百里，则六侯；方三百里，则七伯；方二百里，则二十五子；方百里，则百男。且周未有封公者，则通一服之地小大、国之多寡，以是准。凡为侯、伯，毋过十二三，子倍之，男又累倍之。其在经传，晋为甸侯，曹为甸伯，班班可考。他如颛臾在邦域，鄫无赋于司马者，何可胜数？而附庸不与。先儒以八州为千八百馀国，固缪。以《春秋》仅有一百六十馀国，亦缪。仆固曰：惟贾生最得其意。自司马迁以下，往往为经生所乱，不敢不告也。至如乘车之限，禄食之等，无足深言者。且书不能悉，计高明必有以推见之。区区所陈，勿为他人道。幸甚。

某寻常人耳，蒙老兄拈掇最早，而晚又为正则推作前辈行，此二三年间，虽不乡进，而交游殊未散落，皆二兄之赐。独恨未及与晦庵游，讲求馀论。如人一身血气偏枯，以是脉络未相贯穿。而愚见复谓千书不如一见，终当相就，不欲以纸笔呶呶其间，以辞害意，失之远矣。老兄悬度，而欲附之下风，此意厚甚，而不敢当也。往还诸书，熟复数过，不知几年间更有一番如此议论，甚盛甚盛。然朱丈占得地段平正，有以逸待劳之气。老兄跳踉号呼，拥戈直上，而无修辞之功，较是输他一著也。以不肖者妄论，功到成处，便是有德；事到济处，便是有理，此老兄之说也。如此，则三代圣贤，枉作工夫。功有适成，何必有德；事有偶济，何必有理？此朱丈之说也。如此，则汉祖唐宗，贤于盗贼不远。以三代圣贤枉作工夫，则是人力可以独运；以汉祖唐宗贤于盗贼不远，则是天命可以苟得。谓人力可以独运，其弊上无兢畏之君；谓天命可以苟得，其弊下有觊觎之臣。二君子立论，不免于为骄君乱臣之地，窃所未安也。以兄之奇伟，适不如《乐毅论》之迂阔，朱丈之正大，适不如《王命论》之浅近。是尚为有益于训乎？且朱丈便谓兄贬抑三代，而兄以朱丈使五百年间成大空阔，至于其间颇近忿争。养心之平，何必及此？不得不尽情以告。然勿为晦庵言之，徒若犯分也。

自七月间病暑几殆，凡事尽废。蔡直之到阙，欲附数字，犹未能自强也。瞻仰叹故，何可胜道？专人惠书，就审讯后尊候万福，慰怿之至！各年半百馀，岁不过一再相问劳，无由聚头，又堪懊意也。某昔者何所有？今者何所进？自是老兄诸人，过相拈掇。每自谓人品极是寻常，而亦碍人眼孔，端是友朋捧拥之过。近来衰惰，益见天道尚思而好安，无复更有他念。来书方以为课进，岂以为尚妄意当世乎？然老兄之论，要是颠扑不破，若得人之伏，不免背去。求一喜之遇，随手败阙，只是侵砌斗合工夫，能有多少光景？往时曾与东莱语及，非来复安得浸长？老子极以为然。所不识亦与求意略同否？然非劣弟所当言，请置是事。元晦往复诸书，何尝敢道老兄点当得错？只是书中词气全似衲子当面棒喝之语，不应写在纸上。一便传十，百便传千，岂可不忍耐，特择言语？却乃信手添起，后生胡乱模画，而元晦亦赶趁出了无限不恰好话。故亦为修辞之难，而辄进区区之见。老兄既叹作附势，令人不敢再三。且汉唐事业，若说并无分毫扶助正道，教谁肯伏？孔孟劳忉，与管仲、百里奚分疏，亦太浅矣。「暗合」两字，如何断人？识得三两分，便有三两分功用，识得六七分，便有六七分功用，却有全然识了，为作不行，放低一着之理，决无全然不识，横作竖作，偶然撞着之理。此亦分晓，不须多论。但老兄任直，不能廉纤，自占便宜，其间时有漏气言语。元晦执以见攻，盖是忠爱；然亦缘要攻老兄漏气去处，遂把话头脱体蹉过。此劣弟愚陋之见。若两家元不是如此，则是智不足以知两家耳，初非有轻重抑扬之论也。

自两婿入馆，继以迁徙少定，欲遣人间，应之报有意外之挠。方谢绝人事，无从问讯；且道远，不详本末，无着力处。但与老妻日夜悬念，长吁窃叹而已。子约来言，事已明白，不堕小人阱中，尽室惊喜。嗟乎，怪哉！老兄直至此也！天之生才，不遇则亦已矣。闾巷虮虱之徒，时欲置之罪罟，若非朝家以不杀士为国是，法令明具，有司其能不放手生事耶？兄当未易免祸。吾辈平时每欲望人度外，□宽绳墨以便功名之士。由今观之，□士以此免，不知几人？则议论诚难事耳。又况朋友满世，一旦有缓急，束手无策，若衰朽尤荷亲爱，亦不过叫冤叫苦，与坐视者无异。即知老兄负谤负累，奔走乡曲之急，直是枉却。举此两端，方服前辈遵守三尺，不敢放开一线稳便话头。又居乡如处女，虽亲戚在缧绁之中，或不营救。乃是知时识势，非苟然也。老兄数年以来，再脱于祸，目今亦只得还他本朝学者辙样，将秦汉间士大夫公案一切封起，未当其位，屈着头，合着眼，杜门燕坐，以养和平之福而已。浙西别业，稍有伦序。渐为择乡之计，尤所愿望。某腐生之说，虽可厌薄，然不到老兄之前，他谁敢言者？急时坐视，慢时以空言相切，某则自知罪矣。幸察，至望。

某窃惟宋兴之初，藩镇专命，拥财以自封靡。爰建将输之节，以阜通天下之有无。虽自一钱以上，名曰系省，而州郡之阙，一仰于部使者。四方之计至于三司，或累十年不省，而藏富于外台，不可胜计。中更变乱，于是尽归公上，而漕失其职，往往仅同催纲督租。祖宗所以懋迁南北，均调内外之道缺矣。台座以耆明之望，简自圣裁，畀以总输之寄，岂与循次而进、不得已而授者同日语哉！讲究颠末，还之国初，不胜士友之望。前书所布，自仓司发之，尚为涉越，今台座事也。留意，幸甚。辱在爱予，不当因贺，但奉腐熟之谈，辄申前禀。伏纸僭越是惧。

示及新篇，意趣闲淡。然诗律更当进步。子齐德性器度绝过伦辈，而区区犹有增益未能之望，则磨砻乎事业，奋发乎文章也。古之大人，未有不兼通此，而后可以应天下之故者。以曾子守约之学，而《曾子问》一篇，自礼之穷，世故之变，悉讲而后已。以此可以推测孔门之传也。过节傥能惠然一来，各进所见，幸甚。旧学典刑，日就寥落，非壁立自信，安得脱世间波荡？某老矣，所觊朋友共发明之，无任引领。

下问《读书谱》，近方脱稿。自画《易》至获麟，圣贤调度，尽在此卷。若从头商搉得到分数，则异时出处定不草草。以此，益要团栾如来谕也。《书谱》又辱为之叙，文意俱盛。前发艺祖以来诸贤，又及邵氏《经世书》，前辈未曾提掇，中间一二处未稳，更删定方可。游诚之，恨未一见。向薛常州每每称其为英才，缓急可倚。伏闻与张钦夫相聚甚久，钦夫幕中，得其助为多。郑四三丈为福建仓，失此良友，深以为歉。子齐既与之处，若下人不真，不得其精要，当切思到底。日月不可悠悠。闻子约见子静陆丈，不受其砭，又是意气未除。子约之凝滞，非陆丈不能剖断得下。其他空疏之人，又不可入其陶冶。杨敬仲尊礼子静如洙泗，此必有以得其心者。曾往扣其本末否？某甚恨不得与诸公相讲切。追忆伯恭、景望二贤于丁酉聚首之时，不觉悽然。

《除夜有怀》一章，岂能无意？《诗》三百篇，大抵喜怒所作，要不失其正。读《楚词》、汉赋、建安五言，吾辈可谓首鼠畏祸。夫畏祸，岂所以待宽时耶？近日士友相厉，多说无圭角，此是大患。知者一向沉默，不知者固有所激昂，以要君为利。为利者负国，沉默者谓之何哉！六朝人物，区区中原之念，见之寝食。今日举子，握笔作场屋文字者，未尝肯道其名字。独不谓不能拨乱反正，其人固不足道耶！吾辈为汉民将十馀世，而使吾君忍耻事雠垂六十年。而学校乡党，晏然无进志。其大者，则率其徒为清谈；次摘章句，小则学为诗文自娱。当此时，吾党与士友不变其说，谓之波荡，此某所为惧。子齐勿以为疏也。「幽人贞吉」，勿事奔竞之谓。若曰时事不得讲，人才不得评，则非古人之意。平生读书，亦以为理义如此足矣。杜门以来，大觉不然。子齐试以《尧典》至平王《文侯之命》，商略古人所以处兴亡盛衰之变，有人则济，无人则否。此事占田地阔，不应碌碌休也。相爱之切，忉怛弥甚。惟吾子齐志在本朝，故尽布之，不必于不相知者道也。文季口手自足受用，未必听朋友之砭。器远于足下信厚，异时出处，共相规约。若子齐话头止如向来所云，非所望也。苏黄门晚节，甚惭于东坡，以温公待小申公如许，至变法时，每苦晦叔太懦，力量真难事耳。

某凡八十馀日始达官下，一冬雨雪，难阻万状。回想闲居士友团头之乐，不可得已。桂阳本一县，置吏养兵与赋输视他大郡，民力重困。至于甚不能平，则或骚动，非其俗喜乱也。至此逾月，犴无见囚。而讼牍但田土典卖不明等事，盖朴鲁耳。唯是帑藏尽虚，荡无纲目，而漕檄如织，官兵持逋券责偿者累月。正使收拾得到，亦无以供之。是则可忧也。湖南诸郡，刘子澄最善政，竟不能免；蔡直之邵阳次之，亦有不乐者。今春臧状，未必调一言。劳者何以劝乎？勿为他人道。幸幸。

淮甸不知此去当如何？钱币一事，想已动摇了人情。朝家方救过不暇，应置此未经念。要是便钱务最佳，俟稍定，试拈出此话头也。某荷上眷不薄，然竭尽区区，无毫发之补。至乞休致，其情可想。朋友宦游四方，虽时时上心，亦未有馀力相照烛，非忘之也。

日欲报所况教，以乏便未果，方此歉怍，承命，重为不敏。某衰惰，何足与语今古？而左右独见推逊，以所著南北之际义例为惠，且下问其然否。老矣，交游彫落，愿方得三益，岂非天闵其穷，以此厚幸之耶？感激过望。所论晋非南迁，元魏无凌逼中原之暴而其亡以六镇，齐、梁、陈之暴兴，北齐之后毙，向者亦尝见此意，往往不能发。今得笔力先明之，胸中了然。甚盛甚盛！至于君臣谱系，尤足考其细故。不谓晚年见此奇特，宜前辈所叹也！方令儿辈传写一本，旦夕即纳上。左右议论，诚渊源于正则，要其所到，又有过人者。近宗简递示吴门书稿，读之益爽然自失。徐复自念，乡间学问将趋于弊，非时流之过。必得温厚尔雅之言，以殿其末，则吾辈皆赖以免。足下其人也。愿言勉之，扶此坠绪。

数日流连酒盏间，欲课诗奉送，竟不就。晨兴抽毫，而来使已及门矣。谩塞盛意，为借书一章以往，所谓雷门鼓也。一笑一笑。两学官书附，烦送似。昨报潘叔昌简云：「平居尚友，有相先之美；临事立我，为自全之计」。此自昔儒者通患，而国朝风流，持论严正，消息盈虚，尤不屑意。老兄以为然否？

衰惰无复贪书之念。昨偶将熙丰后来《长编》过眼数卷，便昏涩异常。每对插架，慨叹而已。此事当尽付左右诸人。来谕方阅南北史，二史尽佳，然一代沿革，附见表志者，往往不收，未免遗恨。则诸史要不可废。自荀、袁二纪以来，下逮司马《通鉴》，大率欲祖《左氏》。盖《左氏》本依经为传，纵横上下，旁行溢出，无非解剥经谊，而非自为书。今乃合太史公纪、世、书、传，系之编年，则其间事辞轇轕，势必至得此遗彼。由此观之，类不如正史之悉也。然区区所冀，深探书外之意。来书所谓实事本末，往往在此。且如西都之末，士大夫知有所择，遂成东都之业。及其季年，虽豪杰之士，散为吴魏之役，拳拳于汉，独南阳数人。当时必有实以致之，而岂可以书尽哉！何当并合共讲。一二新诗见寄，疾读降叹，建安以来，乃今见此作也。

伏自相公参预以来，奏记非一，间亦及于管见，而徒依善颂以为言，不敢妄陈当世之事。今相公独运大柄，无所避屈。顷读谢表，尝略窥钧意所向矣，故敢僭言之。往者渡江诸老，知讨贼而不知立国；绍兴季年，知保境而不知尊君。夫惟不知立国，故保境之说胜；不知尊君，故讨贼之义高。二者相持，至今未解。王公将相，往往以此代为进退者，五六十年于此矣。虽比岁以来，此义磨灭殆尽，而朝野之情终未但已。伏惟相公兼而收之，次而举之，勿使忠□之臣，以国家为忘天下之大义，静重之士，以朝廷为徇匹夫之狂言。此固当今风厉自营，消伏党论之所务白也。夫兼而收之，则助之者众；次而举之，则沮之者难。惟相公留意，幸甚。若夫薄物细故，各有司存，付之责成而已，非所以烦精神，分志虑也。冒犯威尊，皇恐死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