按《汉·艺文志》，自太史公、冯商《史记》之外，有《高祖传》十三篇，有《孝文传》十一篇，有《汉著记》百九十卷。此书虽不存，于今窃睹其明堂玉版之所藏，兰台石室之所记，烂然奎璧，所谓汉祖宗治略，皆聚此书也。降武、宣而后，大夫、博士、议郎领给事中加官，掌中顾问应对，未闻有一语援此书以告其君者，故汉初之制，后世一切反之。高、文诸君详于内治而治外为缓，武、宣以后详于治外而治内反疏。治内者内外皆治，而治外者内外俱废。汉初相府领计籍，中丞督部刺史分刺州而吏治核；衣丝乘车有禁，掌教化有吏，孝悌力田有科而习俗厚。问其民力，则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，闾阎食粱肉，僮骑带刀剑；问其财计，则庾廪馀财，太仓红腐，司农仓在郡国，卒吏钱在州。内修政事，整齐严密如此，而当时外治何如哉？尉佗窃据桂林、象郡，即今之广南西路也；闽越王犹保闽中，即今福建路也；匈奴尽盗河南地，而白羊楼烦去长安才七百里。而将帅方且因事设屯，而士卒或起家人子，霸上、棘门或多儿戏，而从军中或都货子钱。故刘安谓汉兴以来七十二年，吴越人相攻，天子未有举兵而入其地者，推此则可以见高、文诸君详于治内而治外为缓。自时厥后，笃意右武，大司马冠两府，诸将军领加官，而将军之号又不时置，则将帅厉矣。命太守等以都试，敕武官以貙刘，临曲台以飨罢，则卒乘精矣。问其边琐，则筑堠成列，屯田山西，自三辅而外，郡才十有三，而置都尉者乃三十；问其糗粮，则武关给吏卒之食，北军储释罪之钱，少府续大农之费。外修武备光明俊伟如此，而当时之内治何如哉？会稽不上计，黄龙多避课，长安犹仿侈靡，公卿犹广地宅。浑邪内附，不能具三万乘；而两军出战，士颇不得禄。故班固谓汉宣修武帝故事，而又谓孝成修武帝故事，盖咎其不复循高、文诸君之法，而徒效武帝之外治矣。推此则可见夫武、宣详于治外而治内反疏。执事大人辍金华之清要，衡四蜀之文雅，发策下询，首以侍读之官进读《三朝宝训》为问，愚无似，今愿切有请焉。翠华自驻跸东吴，迄今七十有三年，承平日久，皇帝以方寸之印、丈二之组镇抚薄海，而玩岁愒日，内外渐弛。樊川自治之策，谓「国家焦焦然七十馀年」，今日之内治似之。先正吕公陶作《成都备武堂记》，蜀无事七十有三年，民恶干戈，今日之外治似之。日中必熭，操刀必割，二者将何以处此？虽然，物有本末，事有终始，由内以及外，虽皆不可以偏废，而知其所先后则几矣。昔在唐长兴中，大理少卿康澄上疏，曰国朝有不足惧者五，有深可畏者六。虽蟊贼等事皆以为不足惧，而独曰贤人藏匿深可畏，四民迁业深可畏，上下相徇深可畏，廉耻道丧深可畏，毁誉乱真深可畏，直言蔑闻深可畏。盖谓不足畏者外变，而深可畏者内患也。使澄而愚人也则可，澄而少知治体，则是岂可不恝虑哉！方今州县额课最虚伪乱真，亦闻有祖宗时命雷德骧，欲令具功过之迹者乎？民俗士风日流浇薄，亦闻有如祖宗时令御史台访察所在以闻者乎？国计尽蠲，亦无爱惜，太宗成训具在，亦尝虑及此乎？所在充羡，割内库以贮金帛，太祖往事可覆，亦尝讲及此乎？如其视三朝无愧，则天下幸甚；若犹未也，则今日之所不当缓者。唐李翱作《幽怀赋》：「役众志之嚣嚣兮，叹老而嗟卑。神尧以一旅取天下，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」。欧阳永叔书之曰：「使当时之士咸易其叹老嗟卑之心，如翱所忧唐之天下，岂有乱亡哉」！嗟夫，内治之不立，其流弊乃至于此，愚愿举此以为盛时献。锻鍊精粹，是则何敢，若其披露肝胆，则有玉阶方寸地。

汉贾生于汉文之时上言，愿以夏岁二月定明堂，造太学。班孟坚于高后、文、景纪年，多书春正月以为岁首。窃读史而疑之，汉自太初元年始从寅，而二氏于未改正朔前已首言夏时，何也？及观《汲冢竹书》，其《纪年篇》起自夏、商、周，皆用建寅之月为岁，然后知三代虽以子、丑、寅建正，而授时以作事，纪年以垂世，率皆行夏之时，而虽商、周有不能易也。秦人采邹衍终始五胜之说，更以十月为岁首，历变闰馀，率多舛失。高皇受命之初，不能反之以从夏时，猥用北平侯之历而循亥正。夫汉火德也，北平侯一误而遂因仍之，帝庶事草创，固未暇责也。以孝文盛时，汉兴二十馀年，而犹谦逊于改正朔一事，是宜正朔虽未改而班、贾二氏乃咸于此而标言夏正，盖咎其可从听夏时而不听也。非特此也，虽圣人之意未始不以夏时为正也，故诸经则示其正，《春秋》则用其权。用其正者，本夏正以示万世之常；而用其权者，托周正以绳一时之变。何谓用其正？《七月》之诗惟用寅正，《周官》垂治象，虽曰用子正，然于岁首则标之以正岁，是尚存寅正也。异时圣人著之于《书》，犹拳拳致意焉，纪尧之事曰「正月上日」，纪舜之事曰「月正元日」，纪禹之事曰「正月朔且」。且尧、舜、禹用寅正，故圣人书其正焉，乃若于商则曰「十有二月」，于周则曰「一月」，不独不谓之正月，圣人盖不与其正也。此所以示万世之常。何谓用其权？行夏之时，自圣人平居议论，圣人非不知夏时之为正，而《春秋》乃止用周正，何也？二百四十二年之间，正朔相承周也，而天下不知有周，圣人笔之史，正次王，王次春，华衮斧钺，寄之一字，使天下晓然知有王室之尊。其或不书正，不书王，皆所以讥其无正也。此所以绳一时之变。嗟夫！正朔一事，费夫子议论久矣。用缯用墨之说，受图立始之说，纷纷籍籍，自汉儒固已信之，传世愈久而圣人之意愈晦。魏景初元年，有司奏魏得地，独宜以建丑为正，遂改是年三月为孟夏。唐天授四年始用正，改十一月为正月，十二月为腊月，夏正月为一月。吁，陋哉！唐固不足道也，然尚有可诿者，曰周之子正犹本于阴阳之度也，而魏独何为者哉？季春三月而遽易为孟夏之四月，作讹成易之序不舛乎？蒐苗狝狩之事不紊乎？然则舍将孰从？曰：曾经圣人手，议论安敢到？

世率谓汉初军制徇秦，凡命将出师率多疏略，不若中叶之后选用之详。然尝取其一代制度而参考之，则有不然者。高帝知人善任，量才授职，诛秦蹶项，所向摧拉者，其将非特英、卢、韩、彭等辈也。主闲厩也而名厩将，主辎重也而名重将，将如林之师而名林将，将筑城之兵而名城将，弩则有弩将，射则有楼烦将，骑则有郎骑将，以至谨畏则谓之谨将，勇特则谓之特将，随才而任之，使得各尽其用焉。不特此也，并两骑为军翼而谓之骈邻卫，军行之止舍而谓之税卫，掌军门则有门尉，掌旗帜则有帜志，掌蔽遮则有寨路，执矛执盾，各有其职。车司马、骑司马之各效其用，长队将、二队将、三队将之各因其才，而游击将军以游击为事，长钲都尉以长钲为职。盖虽一技一能，未尝不兼收并录也。此等名号，随时建置，而初无定制邪，或秦楚间固有是名也？然皆见之于楚汉未决之时，而海内既定，如前所谓诸将之号乃不多见，何邪？当时如水罂击豹，囊沙诳龙，与夫睢败泜胜，汉亦屡阵于水矣，而独无掌舟楫之将，何邪？魏、赵、齐、楚，折北相继，而此等诸将乃未尝有显然可见之功以垂史册，何邪？岂又量才授职，职有所拘，而不得逞耶？或贵乎择人而不必徒泥乎名，或所重者在主将，而其馀皆无益于成败也。反覆汉初任将之制而有疑焉，试与诸君商订之。

问：古今治乱得失之变，未尝不自下情之通塞始。工箴瞽诗，道谤市议，此风降三代而无闻焉，不谓汉而仅存遗意也。自高帝十二年燕王之立始，诏诸侯王而议之，见于史者始此。自后刘、吕主王之议，昭、灵尊号之议，稍稍见于史，然不过及于二三大臣而止也。文帝至代邸，丞相上言与列侯宗室大臣吏二千石议，其议几若广于前矣，而即位未几，收帑之议止于平、勃，肉刑之议止于苍、敬，列侯九卿而下，胡为而不得以预咨访之末邪？然贾谊为博士，每诏令议下，先诸老先生而为之对，而后元之诏亦曰「令吏二千石、博士议」，则是比六百石亦得以预议焉，又若初无定制，何耶？逮武、昭、宣、元而后，筑朔方之议及于中大夫，挟弓矢之议及于光禄大夫，侯史高之议及于博士，罢郡国庙之议见于议郎。议出于小臣而可行，则罢珠厓之议违二府而从待诏贾捐之，呼韩邪保塞之议违有司而从郎中侯应，虏使欲降之议违公卿而从光禄大夫谷永，朱博得罪不以将军二千石而废谏大夫胜等之议，王家得罪不以骠骑将军、御史而弃少府猛等之议，初不嫌于以卑抗尊也。议出于大臣而可行，则入粟屯田之议皆大臣辩论而不决者，魏相一言而罢行如响，初不嫌于以尊而抑卑也。不苟同，不挟和，不顺指，而天子临决可否，亦未尝以大小为嫌，几若有公天下之意，较之高、文诸君议不及于小臣，似若有广狭之不侔，何邪？然言路浸广而治日益降，岂其徒为具文，而未必若高、文之诚于听纳邪，抑外庭失权，而朝中加官之士更相论难，其议未必出于公邪？反覆一代之制而有惑焉，试与诸君平章之。

问：是是非非，人之良心也，不以职分之分合而有异同，不以时论之向背而为语嘿。古先帝王钦承，后帝顾享，率吁群献，布列有位，越小大谋猷，罔有攸伏，将以使人罔不自尽，昭事厥辟。暨我国朝，列圣相承，屈己稽众，尤足以尽群下之情。不特分建三省以钦谨出令也，中书密院分职授任，各班奏事，事有大者，始得同进，故有中书进拟，有密院进拟，有三省进拟，有三省、密院同进拟，其别盖若此。赵明与西人战。郭达修堡栅，二府不嫌于异议；唐淑问除左司谏，陆佃等罢侍讲，而侍御史谓非西府所当同进；副枢欲取中书断案，而傅尧俞持之；李清臣为吏部尚书，而王岩叟辩之；宰相欲用韩缜镇北门，而韩忠彦争之。自今观之，二府同列未始不相亲也，至于国事，则公尔忘私，凛不可夺。抑不知是非太明，亦有伤于同寅协恭之义否乎？不特经由外省，许其封驳也，关移台谏，先事究图，设有奏陈，曾无嫌虑。故台臣论陈执中而谏官不以为然，谏官论蔡确而台臣以不言罢去。至于王汾为谏议，李常为中司，杨畏为察官，台谏亦互有抨击。自今观之，台谏同列宜无所矛楯也，而于先朝旧制，不相往来，虽以长官亦无关白，遇有当言，空臆无隐。抑不知善恶太明，亦有扬己取名之嫌否乎？然犹以为未也，侍从之臣，职亲地近，论思献纳，惟既厥心。盖不惟转对可以尽言也，或不时宣诏，以备顾问。不惟经筵有以进对也，国家有大议，如濮园、新法、河防、边奏，从臣皆得以昌言之。熙宁诏书谓：「言善而不用，朕有厥咎；道之而弗言，尔为不恭」。所以望于从臣者若此。司马光辞副枢，亦曰：「臣未受恩命，犹是侍从之臣，于朝廷阙失无不可言者」。然则副枢虽尊，返不若从臣之无不可言乎？自今观之，所谓从臣分曹列局，各有攸司，谓于朝廷阙失无不可言，抑不知论建太广，亦有越职言事之嫌否乎？窃又有疑焉，祖宗盛时，二府合之时少而分之日多。以分者为是邪，如韩缜以中书独进拟而私姻戚，曾布以宥府独奏事而挤宰臣，则分者得为是乎？以合者为是邪，如元祐回河之役，二府之议适同而迄于贻患，则合者得为是乎？惟台谏亦然，以异者为是邪，始元祐四年以谏官之请而尽罢丞杂以下，则得无太甚？以同者为是邪，如元祐初虽台谏各与长官同对，而当时已不谓然矣。惟侍从亦然，以有言者为是邪，有如溱、襄、奎、绛以议论不阿，悉从外补，则若将不可以有言矣；以不言者为是邪，有如范纯仁所谓「侍从之臣，优游养望，退有后言」，则若又将有瘝官之讥矣。尝三复旧典，于其分合而观士气之屈信，因其同异而察治道之进否，盖有感于中而不能嘿者。《诗》曰：「不懈于位，民之攸塈」。卷卷之诚，愿与诸君切磋究之。

善为天下者，敌之强不足畏，敌之弱不敢忽，顾吾所以自治之道何如耳。「猃狁孔炽，我是用急」，此以弱敌强也；而「侯谁在矣，张仲孝友」，则敌虽强而不足畏。「蠢尔蛮荆，大邦为雠」，此以强禦弱也；而「方叔元老，克壮其犹」，则敌虽弱而不敢忽。故凡忽弱而畏强者，皆事外忘内者之为也。尝考诸北狄之始，盖自山戎、猃狁至于冒顿而其地始大，东抵朝鲜，南距长城，西接乌孙，北穷瀚海。匈奴既弱，鲜卑嗣兴，蠕蠕浸衰，突厥踵盛，回纥仅破，契丹崛起，女真垂弱，鞑靼骤强，虽其种族不一，兴替无常，而迭相更代，长为北边之患。其间惟秦皇、汉武长驱深入，汉和、唐太亦事穷征，而卒莫能殄其遗育，岂天地间固不可有阳而无阴邪？契丹之始至不足道也，自入后魏，其名始见于中国。爰暨五年，稍僭位号，间扰疆埸。太宗既平河东，声势响撼，取幽蓟如振槁耳，然亦不过旋师于幽。迨其主少国危而复伐之，乃以名将锐卒衄于歧沟，此何为者哉？虏席新胜之馀，虔刘我边垂，荡摇我镇、定。至于咸平、景德以来，势益猖獗，而乘舆既驾，虏折北不支，委命下吏，永成而退。夫太平、雍熙，以我全盛之力而不能乘虏衰弱之机，咸平、景德，以我宴安之久乃能抗虏鸱张之势，岂胜负果不可以人力计邪？萧英、刘六符之来，既厌所欲，萧禧再至，又决弃地之议，故治平、熙宁以后，虏势益骄。我师西征，未皇北顾，元祐以来，复主和亲。迁延至政、宣以后，则虏已为女真所噬，不能国矣。二虎交毙，我疑若可以分功者，是以有燕云之师，以一时宿将，悉关陕骄锐之兵，当契丹垂亡之馀，而不能胜，乃返以夹攻背约重女真之忿，其故何耶？契丹既亡，女真孔炽，航江桴海，迫我未已，敌之强盖若此，而士气国威反振于昔，西有和尚原、杀金平之胜，南有大仪、李家湾之胜，有顺昌、柘皋之胜，数年之间，虏救死扶伤不暇，至于金亮之暴而采石、瓜洲之胜，卒使自毙。以强弱之势论之，其相反乃若此，岂吾所谓善为天下者，敌之弱不敢忽，敌之强不足畏，惟内修政事，外固封守，将无不可为之时邪？自昔夷狄盗有中土，未有久而不衰者，其范晔所谓叛服去来固自有数者邪？抑亦不可委诸数而怠其事也？诸君自此仕矣，其素讲预定，以需世用。

问：厥今试士于有司，其有先于疆事乎？夷狄相攻，中国之福，昔人有是言矣，其于今也，福乎祸乎？或曰建炎以来百年之一时，不可失也；或曰绍兴以来屡和之成效，固可恃也；或曰开禧以来轻举之当鉴，不可再也；或曰按甲毋动，缓币毋遣，以委之于事势之所趋，而姑名以守斯可矣；或曰残虏垂亡，新寇角立，决非可和之时；或曰纵虏未亡而以和款我，亦有宣、靖以来之事可鉴。或曰寓战于守也，或曰款敌以和也，或曰姑安之以待群寇之自相吞噬也，是数说者恶乎长？朝廷分道置帅，使一切假以遂事之权，则万一付予非人，宁无误事？必从中覆，亦有不及事之忧，若使节制司、总领所得以分其权，则又不无掣肘之虑，今当以何道处之？王旅坏于刻剥，禁旅堕于不素教，民兵阻于有功而不见知，士马物故而不补则不给于用，补之则力有不赡，忠义人有志于事功而不用则反而雠我，用之则费无所出，今当以何策救之？将之粗可用者或多骄恣，而妄庸之夫或习为诞谩，沉勇之偏裨或见抑于猜忌，轻俊之诸校或志在于贪功，今当以何术御之？青、徐、雍、豫密接吾境，残虏之虚实诸、寇之盛衰，此可立知也，边臣以谍报来上，亦皆可信乎？朝廷以饷兵之计尽付之四总领，予之以诸郡之财赋而益之以盐酒山泽之利，十年生聚，为不少矣，脱有风尘之警，则科调哗然，是亦可常乎？中原俶扰，徯后之望未遂，而款塞之众浸多，受之则贻后忧，拒之则失人心，听其自去自来则卒为我患。其间流徙之民，或曰计口授田，予以牛种，或曰散处诸郡，给以衣食，不惟游手末作有不愿耕之人，又虑无以赡其后。将驱之出境与，恐非所以慰遗黎之望，山东西、河南北之间，固多豪杰隐沦屠贩，今岂无人招而徕之，徒启诞妄，寘之边郡，又恐不靖。将听其销磨与，恐非所以收豪杰之心。和籴、劝籴、私籴，何者可从？兵运、募运、驮运，其计安出？截留合拨纲运以给用度，或恐乏公上之供亿，理已蠲窠名以救目前，或恐觖齐民之望。是亦所当精讲者也，而皆未有一定之论，诸君为我一一言之，毋徒指陈已然之病而不及治疗之方。

国朝之兵自太祖初定海内不过十有二万，至太宗以后，日增月益，极于章圣而西有灵夏之患，北有契丹之难，然且不过五十馀万，且所用皆正兵。至康定、庆历而后，正兵增至百万，乃又有河北、河东忠义，陕西保捷，河北弓箭社，畿内及诸路保甲，河东、陕西强壮，是正军之外创募民兵乃给于用，何承平无事之日反不若经始多故之时邪？非素拊循士大夫也而驱之锋镝之下，果皆可用乎？南渡以来，速于弭变，自三衙禁旅、御前诸军及州县兵之外，民兵之目益繁，有荆、鄂义勇，有洋、汉等四郡义士，有淮南万弩手，有御前万弩营，有沿边土丁，有施、黔勇敢、义兵，有福建枪杖手，有诸路忠义社，此皆民自为守而不以靡廪粟者。此外又有因其来归而资为乡导、生长边方而愿为我用者，率谓之忠义人。自绍兴以来，颇赖其用，然御失其道则凭怙其众以敌我师，然则尚得谓之忠义乎？将帅既不能孰何，听其所如则往往生事于境外，稍加遏截则谇曰「我捐躯以徇国，仗义以复雠也，而胡为我沮」，至反戈以疾视，则其势不得不厚资以招集也。然苟得所欲则幡然而去，愿为我用则仰给县官，民力既屈，岂能胜此横费，将于何而给之邪？此其为势决不能久来者，必图所以更张之也，万一袭是迹而动殃祸之变，宁有已耶？韩忠献公以义勇刺正兵，刘忠肃公亦欲以保甲优等人刺正兵。二公自谓得因变制宜之道矣，而司马公论义勇之害，直谓教之挽射击刺，乃他日为盗之资；苏文定论保甲之害，亦谓一年不罢则广胜之事可立而待。然则今日以忠义分隶正兵，其果可恃以为安乎？反覆其事，渺未有税驾之期也，诸君其为我筹之。

自翠华南狩，舆地之登于职方者东薄明粤，南斥琼崖，西尽岷嶓，北极淮汉，盖仅当舜十二州之三，汉十三部之四，晋十九州之七。为国若此，亦廪廪矣，而说者曰：雠耻所当雪也，分义所当明也，然而以强弱利害言则动必有悔，其信然乎？陆有重关，水有长江，自江以北又为淮若汉，皆天所以限南北也，今释是不守而与群寇角逐于两河之间，则胜负未可知，古人论事亦专以地利言乎？比年以来，虏尝越我濠梁，践我江北，窥我汉南，又尝夺我西和、成、凤、梁、洋、大安之险矣，尚地利之足恃乎？九十年间，生聚教训，亦岂不蒙和戎之利，今使币之不通久矣，脱又继好，宁不示弱于他寇、取轻于亡虏乎？于其垂亡而犹与之和，果可以纾目前之急乎？无已则有战耳，出淮蔡可以睨陈，出海道可以捣青、齐，出襄、陕可以袭许，出汝可以通洛，出嵩、虢可以震河东，出商于、秦凤可以图陕西，此虽武夫小人亦能按图言之。然中兴以来，固尝得河南而复失矣，得陕西十三州而旋弃之矣，举唐、邓、海、泗而授人矣。自淮入泗，自泗入宿，绍兴、开禧凡再至而再衄矣。休兵息民之久，取之而不能得，得之而不能守，而谓今可为乎？沿边之民习见其尔，今复我信乎？或曰资山东忠义可以平取青、徐，结约夏人可以夹攻关、陕，抚纳宕昌十八蕃族可以援西和、阶、文，然非我族类，亦可保信乎？我未有以致人之服从，而赤手空弮以御狙诈，得乎？譬彼舟流，莫知所届，愿与诸君切磋究之。

宗子取应之制务从宽易，凡以厚同姓、厚亲亲也。虽然，酌以古制，窃有惑焉。古之教者必由小学，自幼仪简谅、方甲书名、礼乐射御，具有次第，盖将陶镕气质，涵养性端，以为知类格物之基，非以劳之也。经传所载小学、大学之年，虽互有不同，然大要自成人以至强仕，自有二十馀年讲学之功。今教养之序浅而禄仕之意多，毋乃强之以学问乎？取之以科举之文，自其童习固已劝趋利禄，宁不为德性之害乎？或曰所谓强仕者，疑以用之乡人及异姓也，不然何其无别乎？然古者王子群后之太子与乡人偕齿于学，自造士以上，官爵位禄未尝有贵贱戚疏之别也。今自行都以及郡国皆有学校科举，而王族之子弟曾不得与寒畯齿，将以厚之也，毋乃祗以为薄乎？中兴以来，冠进士、擢词学、举童子者，往往出于宗英，宁可谓无人乎？或又曰前所疑皆商制也，周之宗盟其若是乎？周制大抵仍商，而升用之次又加严焉。诸君考其德行道艺而进退之，盖有已入太学而复退之者；宿卫者号故士，其新升试士未得正爵者号新士，盖有已升诸司马而未遽爵者；贵游子弟杜子春谓虽贵犹学，盖有已贵而犹在学者。三等采地，王子母弟之邑也，而郑氏释《中庸》乃曰「尊重其禄，所以贵之而不授官守」，然则又有已禄而不授以官守者。今务从宽易，以广宗英，视商、周孰为然邪？诸君其深惟古义，参酌今制，相与切磋究之。

凡天下欲为而不能者其辞厉，卫道之君子视天下之小不正，孰不欲大其门以受之哉！然去圣贤愈远，私智曲学方视古为有加，而己之才力气量乃非古圣贤之比，则心声之发往往有峻厉而恨其不能者矣。尝观韩昌黎答孟简一书，始终愤世嫉邪，类非平时雍容徐缓等语，说者以其不及孟子之辞为愈之过乎谦。吁，以愈之身而慨然自谓「韩愈不及」之语，愈之辞气亦厉矣。彼其意盖以为邪说之移人，今已甚于孟子之时，以堂堂韩愈之贤乃不能如孟子之息邪说，号呼大叫于语人之际，愈诚有不足之恨哉！其曰「韩愈不及孟子」，恨之也。今夫喜怒哀乐之情，未有不自夫辞气之发者见之，然其意亦各有所向也。成瞷谓「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彼哉」，则是耻其不若人也。颜渊谓「舜何人也，予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」，则是必为而后已也。韩愈谓「彼能是，我乃不能是」，则是欲为而不能也。夫惟欲为而不能者，其愤必深。天下未有怀不能为之恨，而泰然帖息于辞气之表也，而况愈当抵排异端之日，又非若异时慕舜、周公之心比也。何则？自昔异端之病天下，莫烈于战国，然孟子以亚圣大才，力闲先圣之道，貉白圭，夷许子，直夷之，妾妇仪、衍，羞比管、晏，又非止禽兽杨、墨。然当时邪说者不得作，虽以杨、墨之害牢不可破，且能康色以受其归，而侏离左衽之未有，后世犹赖之。非轲之力于排击也，人心正而邪说自息，公道明而私见不作，轲之道盖有以受之也。今也降汉魏而唐，缁黄之徒风天下而惟己之从，其为害又惨于孟子之时，而愈乃以一世山斗，顾乃不能如孟子之所以受正人心之责，则以愈视轲，愈当少降哉。愈也学术所宗惟孟氏一人，而其言亦曰「愈尝推尊孟子」。平时推尊者，乃使异端小道屏息而不敢肆；今非惟不能息，而又甚焉，含愤扼腕，宜其托诸孟简，慨叹其遗恨也。异时杏坛之语人，循循然应对进退，纡徐和缓，宛然有温厚之意。而今也愈之一书，峻厉激发，一则曰韩愈，二则曰韩愈，且凛然于辞气之表，而「不及孟子」等语，所以致其不若人之恨者亦深矣。虽然，愈恨其不及孟子，其意不为不切，而夷考其论议，则愈与孟子固自有不容及者。孟子谓性本善也，愈则品而为三；孟子谓墨乱孔也，愈则合而为一；孟子谓尧舜不偏爱，而愈则有同仁之说；孟子言必称尧舜，而愈则有易伯之论。异时趑趄光范之门，又腼颜于孟子之藐大人、辞万钟者，尝使愈充其抵排攘斥之功以进于孟子纯全之地，则轲得其传矣。

任斯道之托以统天下之异，则不可无以尊其权。天下惟一王之法最足以一天下之趋向，彼其庆赏刑威之用于天下，而天下莫与之抗者，以其法之所存故也。君子任斯道于一身，以正天下之不正，裁节矫揉，而不使之差跌于吾规矩准绳之所不能制，则一王之法岂独有天下者司之，而斯文独无之哉？圣人不作，学者无归往之地，重之以八代之衰，而道丧文敝，后生曲学之于文仅如偏方小伯，各主一隅，而不睹王者之大全。或主于王、杨，或主于燕、许，非无其主也，然特宗于伯尔。有韩子者作，大开其门以受天下之归，反刓刬伪，堂堂然特立一王之法，则虽天下之小不正者，不于王将谁归？史臣以唐文为一王法而归之韩愈之倡，是法也，惟韩愈足以当之。天下莫不有所主，江海能为百谷主也，而后百川归之；太山能为群岳主也，而后群目仰之。天下之分，自敌己以上毫发不可妄踰，而况于道之所统，其去取予夺可无王法以裁正之乎？孔、孟一窭人尔，鲁史记一书，孔子何为傲然立一王之法，以刑赏天下之诸侯，而当时谓之素王；七篇之书，孟子胡为司距放之权，而天下亦谓为亚圣。孔子岂不知华衮鈇钺施之列国则为僭，而禹、周公执天下之势，孟子亦岂不知与己大相辽绝乎？书以载道，文以经世，以言语代赏罚，笔舌代鞭朴，其所立之法虽俨然南面之尊有不能与之争衡者，然后知一王之法，吾孔、孟立之以垂世久矣，非用空言而徒为记载也。不幸圣人没而王法绝，火于秦，黄老于汉，佛于晋、宋、齐、梁之间。间有文人才士以主持斯文，攘臂鼓吻以自立其说，然目《离骚》为奴婢，指屈、宋为衙官，骂宋玉为罪人，呼阮籍为俗吏，其标立气势则有之矣，而王法则吾不知也。有唐之兴，絺章绘句，尚存江左之失。未宗燕、许，如翠微宫之颂、启母碣之铭、洛宝书之颂、周受命之颂，皆迎合揣摩之文也；未得王、杨，则韩休之薄滋味，张九龄之窘边幅，王勃之多玷缺，许景先之乏风骨，皆未能粹然一出于正也。是何也？主王、杨之伯，主燕、许之宗，则蕞尔之国不足以一天下之异也。有昌黎韩愈者出，刊落陈言，执六经之文以绳削天下之不吾合者。《原道》一书，汪洋大肆，《佛骨》一表，生意凛凛，正声劲气巍然，三代令王之法且逊之。其始也，王、杨为之伯，天下安其伯而不敢辞，以为文章之法出于王、杨也；及其久也，燕、许为之宗，则天下宗其文而不敢异，以为文章之法出于燕、许也。最后愈之为文，法度劲正，迫近盘诰，宛然有王者之法，下视燕、许诸人，直犹浅陋之曹桧，皆大国之一方尔。则凡天下之为文者，谁敢不北面厥角以听王法之予夺哉！虽然，天下之习沉涵浸渍之久，则其弊非一朝之可革，变齐仅可以至鲁，变鲁仅可以至道，以圣人之才量，岂不能直变一齐，而且革之以渐焉！况唐之文敝，渐靡晋宋之馀习，自贞观后，王师旦黜张昌龄、裴、卢、骆宾王等辈，虽太宗、高宗主之，而斯文之弊且不能尽革，使文章之变非燕、许诸人为之先，则一韩愈岂能以一发挽千钧哉？虽然，立一王之法以裁大下之异习，此上之人为之，愈何与焉！大历、贞元徒事姑息，而元和、长庆戾吾道尤甚焉，立唐文章之王法，不出于时君而出于愈，愈亦甚不得已也。虽然，史臣之说虽论愈也，亦规唐也。

吾兄高瞻叔冠其子斯道，字之曰不器，而属余发其义。夫道与器固有形，而上下之辨实则未尝相离也，而《学记》乃曰「大道不器」，则道器容有可离邪？阴阳荡摩而五行异质，四时异气，此形而下者也，而无声无臭，所以为聚散屈信之始，则形而上者固岂得而离乎此？其在人也，得乎天之理以为性，则形而上者也；得乎天之气以为生，则形而下者也。性根乎理，为仁义礼知，则无有不善；气聚成形，有阴阳刚柔之偏，则于是乃有善不善形焉。为严毅、为干固者，刚也；为矫讦、为彊暴，亦刚也；为巽顺、为慈惠者，柔也；为懦弱、为佞邪，亦柔也。彼刚柔而不善，殆沽滥苦窳之器，无所用之也。夫其善者乃犹未免于可器焉，然则虽夷吾之治、子贡之达，而其用有穷，与其充之以至于不可器也。充之柰何？凡囿于气质而不知返诸德性，安于功利而不知本于道谊，玩于文采而不知约于义理，凡此者岂但可器而已。《中庸》之末凡八引《诗》，自「衣锦尚綗，不愧屋漏」充之至于无伦拟，无声臭，而后为笃恭之极功。斯道年少初学，虽未可骤语以此，然圣贤之学先后本末如此，斯道所当知之，以为入德进道之序，期无负吾兄冠字之意云。

兄子高斯得本名斯信，故吾兄字之曰不妄，言斯之未能信则不敢妄谓自信也。宝庆元年更名斯得，补博士弟子员。绍定二年举进士甲科，授文林郎、利州观察推官，过我于靖。一日从容问予曰：「夫名以制义，字以配名。今更名，则夫字也改诸，已乎」？予曰：幼名冠字，所以共天命而视父志，由周以来，未之有改也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，诸侯大夫之更名者仅有楚二君、赵鞅，夫皆有为而然，外此则虽臣同于君亦不之避。乃若字之有改，则又所罕见，如叔向而又云叔誉，子产而又云子美，此莫可考。虽然，考诸义而协，虽毋改焉可也。且合《乾》、《震》而为《旡妄》，《乾》之刚自外来，而为《震》之主于内，初九实当之。其爻曰「旡妄往吉」，其象曰「旡妄之往，得志也」。夫以阳变阴，以刚立柔，以实主虚，以天用人，此纯乎天地之动，至诚而不妄者也。是惟不动，动则得其所愿，故程氏传曰：「诚之于物，无不能动，以之脩身则身正，以之治事则得其理，以之临人则人感而化，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」。呜呼，若是者，使有一毫之妄，能尔邪？扬子云谓「处仁宅，由义路，正礼服，明知烛，执信符，君子不动，动斯得矣」，亦此意之推。然而《旡妄》之繇、彖、爻、象更相发明，自一卦之号而言则往乃有妄，故曰：「旡妄之往，何之矣」。自六爻之主而言，则以旡妄之道而动，故曰「往吉而得志」。别文申义，凡以贯动静之几微，发诚明之分际，其示学者复性之要闳远而切近，不若子云之混而无别也。斯得归，试以白其大人，相与审订焉。

雍国虞兟亲迎于靖，问奚字，曰：「昔者名兹，吾伯父字以义夫，迨更今名，则仍故字也。每惟古人名字未尝不相覆，盍为我易之」？予请易以退夫，退夫请其义。予曰：先之为字，从之从人，今曰二先，则有二人并进之象，故字书释之曰进，而卫氏《元包》于《蹇》、于《鼎》皆有是义。夫乐于进而戚于退者，人之常情也，而不知天下之理，一进一退，实相为用焉。以八卦言之，《坤》生《震》之一阳则退者进，《乾》生《巽》之一阴则进者退。故《易》中凡言进退者必《巽》体，而《大壮》上六则《震》。《震》，《巽》之反也。此进退之相为用者也。然以一岁言之，自冬之中及春之分，此阳进之半也，于是火出于卯南而农事起。至于夏至则极矣，火昏中而暑退，退则阳化为柔而成万物。自夏之中及秋之分，此阴进之半也，于是火伏于西北而农功毕。至于冬至则极矣，火旦中而寒退，退则阴变为刚而生万物。推此则天地之功用皆起于退，盖不退则无以为进，而锐于进焉，祗所以为退耳。退夫曰：「阴阳刚柔之大分，吾既得而闻命矣，其在人焉，何如其为力也」？曰：志与血气相为进退，义理与物欲相为进退。今夫忿山欲泽，趋者成市，而能柅车曳轮，视之如仇；名场利区，张袂成云，而能回虑却顾，弃之如遗。人见其退然若无能，吾见其进而未已也。不宁维是，夜之漏刻常退五商以裨于昼，是退者常少而进者常多也。阳化为柔则日销月铄，阴变为刚则旦异夕殊，是退者用半而进者用全也。使人之于血气于物欲苟有决然勇退之意，则日销月铄于彼，而志也、义也已旦异夕殊于此，是又不止相为进退而已耳。退夫舍然曰：「敢不敬事斯语」！乃次第其说以予之。

嘉定十五年，予被命造朝，道武昌，眉山李公制阃上游，修通家之好，见其二子而谓予曰：「镠未之字也」。予曰：「名受之父母，字受之宾，予何足以知此」？盖镠金之美者，乃为公赋《棫朴》之乱。公曰：「宜以相字之」。后数年，予以言事迁靖，冯君去疾以字说寄予，亦既识其事、发其义矣。又数年，予归自靖，季相携冯说过予曰：「愿为我申之」。予每疑相之为质未有所本，而毛、郑以来相承为然，意者天道流行，各正性命，则纯壹不贰者也。阴阳之交、鬼神之会，则得于气感者，乃有昏明粹駮之异。既云气感，则于是有相之名。盖相近于质而不同，质以形言，相以气言。涉于气形，则于是圣而罔念则为狂矣，愚而百倍其能则为明矣。今公之所以字其子则曰「此金玉之相也」。季相膺是字而味是训也，其必思金玉其身，去其昏且駮而就其明且粹矣。欲明且粹，其必由学乎？学所以明内外轻重之辩也？学则知是身之至贵，而人之爵人之势也，凡傥来而可去者一毫不我加也；学则知理义之真乐，而人之文绣人之膏粱，凡不义而得、非道而求者，皆非安且吉也。季相其能审乎此，则为无负乃翁之训。因其归也，书以赠之。

杨楚望名其子应巳，字以志南，过予里居曰：「子为我述其义」。予尝读毛氏《诗》，如「似续妣祖」，毛氏训「似」为「嗣」，此一变也；而郑氏读如巳午之「巳」，谓巳成其宗庙，孔氏释之曰「谓庙当巳地」，此二变也。孔氏又引「于穆不巳」以證巳午之「巳」。盖毛公尝谓孟轲氏之昆弟曰仲子，学《诗》于子思，又学于轲，而读为「于穆不似」，则是子思、孟子时已与「巳」通。予考之《汉志》，亦曰「巳成于巳」，然则不惟似、嗣一训，而又与已巳名四而实一。又其文象蛇，不知世所谓相属者始于何时，而制字之始已有之，此又所未喻也，故久不能措一词。而楚望遣应巳来言于泸，俾从今读为说。予告之曰：阳气之生始于子，终于巳。巳居六阳之极，极而不变则穷，故进位乎南而阴阳相错，万物相见，然后文明之化成。故以正岁言之，物之始生，苍龙在寅，朱鸟在巳，自馀五位亦皆随天而改。而推其致用，则苍龙自卯以后火见，而民出火，朱鸟自午而后阴交，而物见离，馀位皆然。而天地之运，屈信荡摩，靡有终极。然则以已为巳，乃所以为不已也。《易》象曰：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」。呜呼，天地四方，君子之所有事也，而可以斯须已乎！志南勉之，以答扬而父之训。

嘉定二年春，余适丹棱，史伯学二子袖文以过余，词采隽明，向趋近正，余固期之。后三年，余又过其里，二子又辱临焉。进而与之语，则曰：「今愿窃有请也。兄弟初名奇、章，所为从立者，盖摘诸先训。少长，而吾父又欲托诸椅桐豫樟之义，字各从木，曰之椅，曰之樟。命之名久矣，而未有以字也。昔者己巳之会，尝受察于子焉，敢惟昔也请」。余曰：「冠而字，成人之道也。先儒谓贵其所以为成人而不敢名，故命以字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，字而不名者十有二人而已，字乌可易也。而以属诸余，何哉」！二子固以请，则字椅曰有仪，樟曰有本，而为之说曰：「其桐其椅，其实离离，岂弟君子，莫不令仪」，诗人之歌《湛露》也；「枫柙豫樟，栟榈枸榔，擢本千寻，垂荫万亩」，词人之赋《吴都》也。椅桐，美才也，其质厚故其实蕃。亦犹岂弟君子，德盛仁熟，故蔚然有仪之可象耳。豫樟亦美木也，其本大故其荫广。本之则无，且不能芘其身，尚垂荫云乎哉？二者虽其立言之各有攸托，然合而玩之，其旨则一。是以古之君子不愿乎其外，思天之所以予我者而笃信自脩，纯体实践。逮其真积力久也，则睟于面，盎于背，莫不有威仪之则；出乎身，加乎民，莫不有本末之序。二子其归而求之，谨其所修，内美者故能有仪，荫广者由其有本，皆非可幸而致、袭而取也。二子于余既一再见矣，余知子审矣。其自今再见子，则冀子之有以不坠吾言也。

某被命南迁，涉绥宁境，戴令翿见其子立本，问奚字，曰仁夫。明年，令满戍，之靖请辞，仁夫侍侧，谒余字义。余语之曰：学之道莫大于求仁。仁本我有，而恶乎求之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，及其长也，无不知敬其兄也。是理也，至切至近，而人由之不知也。有子即人所共知者而还以示之，曰：「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」！其示人可谓切近。释者曰：「先能事父兄，然后仁道可大成」。程子虑不达者误谓孝弟乃仁之本，又疑孝弟与仁异体也，则蔽之曰「孝弟是仁之一事」，谓行仁自孝弟始，其义滋益晓然。呜呼，仁夫！其无以他求，其亦内反诸心，凡家庭屋漏之隐、日用饮食之近，随事而著，皆是物也。是本既立矣，日引月长，其油然而生也，庸可已乎！《书》曰「宅心知训」，仁夫其尚懋敬哉！

庆历四年四月，右正言、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：「臣切闻京西转运使杜杞准中书劄子，奉朝旨抽赴阙，欲令计置收捉宜州蛮贼者。臣以为朝廷蓄养贤俊，当如民家收积财货，平时先有营度，至急乃得其用。伏自去年已来，陕西举知州始用杜杞，三司择判官则又用杜杞，京西多盗贼则又用杞，今兹蛮人作叛，则又用杞。皆席未遑暖，而即移之，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劳，朝廷有乏贤之叹。如斯事体，良亦可惜。臣亲见杜杞言：『京西之政，始有端绪而未尽施设。今遽舍去，不成绩效』。此屡易官之患也。伏惟庙堂之上，当思天下有多少贤才，可与共了天下事者，广为询访，预作处置，某人可了某职，某人可当某路。一旦缓急，用之如指诸掌。此乃庙堂之策，当有素定者也。今二年之内，讲求贤俊，只知有一杜杞，何观听之不广，示天下以狭也？设使别路更有贼盗，则将又移杜杞，无乃取笑四方乎？每见大臣谋事，当平居无事时，优游暇逸，如不足忧者。及一隅有惊，则仓皇移易，如素不经心者。伏望陛下敕谕两府大臣，广思博采天下贤才，以应万务，无使临事仓卒，有乏才之叹，则社稷之福。古人有言曰：『霸王之主，终不采将于往贤，求相于后哲。自是识拔不明，求之不至，不可厚诬四海，谓之乏贤』。惟陛下图之」。

臣窃见余靖上疏，乃庆历四年四月也。方是时，晏殊为相，范仲淹、杜衍、富弼诸贤皆在二府，而韩琦分陕，专任西事。本朝人物于斯为盛，而靖也以一事之不素讲，犹孜孜以储才为言。臣闻天为斯世生才，自足给一世之用。用之有不给，则以求之有未至。于是常知乏才之可叹，而不知遗才之实多。夫使其兼收并蓄，如医之储药，工之择木，粗细毕程，大小各当，则左抽右取，惟意所欲，何忧乎人才之不足，何患乎事机之遝至？爰自后世，长养成就之功少，而摧折委弃之意多，脱有缓急，则弄印四顾，莫知所畀。夫未能射御而责以获禽，然且不可，兹其为射御，不已多乎？

太祖皇帝未取太原，君臣之间拟曹翰以守之，亦可谓早矣。而臣普犹曰：「翰死孰可代」？且太原未取而先择守，未置守而先拟代，载在史册，人不以为太早，而以为当然。不知今日三边重地，陛下与二三大臣亦尝虑及此乎？不惟三边为然也，内之百司庶府，外之牧守监司，皆当以是致思也。燕閒之览，傥谓其可采，惟陛下速图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