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乡之俗以亲师讲学为业，以孝弟忠信为本，不趋时尚，不事外饰。予生虽后，尚及见大父行于经子百氏书，皆覆纸细字，丹铅点勘，又必师传友授，必心体身践。视今之后生子弟捐金市书不累月可得千百卷，聚友联文不顷刻可成千百言者，虽若迂顿不快人意，而操心厚，见理实，传家久，遗后安，流风馀泽，至今可识也。虑此事久而无传，因杨子有以修全赵公《蒙箴》见示，附志其末。

普慈冯起文以其父仰之先生《因重论》见寄，请识其末。予少读《易》，见诸儒重卦之说有四：王辅嗣以为伏羲，郑康成以为神农，孙盛以为夏禹，史迁以为周文。孙、郑之义亡据，而马、王之说人多是之。然予以为唐虞之时固有卜筮，则四营十八变尚矣，固不待文王而后重爻也。不宁惟是，窃意先天一图自古有之。尝举似谢起文，则曰：「何伤乎！亦各述其所见，以待后之学者」。于是识一时问答为《因重论》序。

师厚卿自绍定元年贡于乡，以母疾祷于上下神祇，曰「万有一齿一名于进士籍，则貤禄吾母，俾寿且宁」，不愿仕也。其秋不复试礼部。厥三年而后举进士，则母不及见矣。既唱第廷中，谋挂衣冠，而夺于亲昵之异论，不遂初志，卒受爵以归。归而得疾，几殆，则舍然叹曰：「岂我食吾言以干天怒乎」！决意不仕，赋十诗见志，属李肩吾书之、予识之。予谓之曰：「子以苍苍者为天邪，此心之神明则天也。此心之所不安则天理之所不可，天岂屑屑然与人商较是非也！《诗》曰『敬天之怒，无敢戏豫』，子也急求缓弃，违心所安，是戏豫也。《语》曰「吾谁欺，欺天乎」，子谓人心之外又有所谓天乎」！厚卿竦然曰：「我事吾志，不他有悔矣」。乃识其事于诗末，以成厚卿之志。

臣伏见庐山、嵩岳、衡麓、睢阳各有书院，自太平兴国讫大中祥符，锡之号荣，被以诏墨，至近世东湖、北岩、濂溪、象山之称，皆尝有请于朝，风声所形，闻者兴起。臣生于邛之鄙，自开禧边议不合去，之古白鹤山之下，筑室聚友，将终身焉。两朝圣明，照知臣心，讫荷眷怜，致位通显。兹又蒙陛下申锡宝翰，贲耀林庐。臣窃惟先朝赐书，必以名宾实，顾臣熏心患难，旧读荒芜，大惧无以称塞隆指。其自今乞身得请，将归老鹤山之麓，顾瞻奎文，帝临有赫，誓毕馀齿，力求初心，以无忘君师训迪之意。

臣尝妄谓《易》《书》《诗》《春秋》，凡仲尼所述不言「将」，盖出师于郊遂，而王朝之公卿董之，四代以来未之有改。迨二《礼》三《传》后出，始有军将、将军之名，于是师久于外，往往不从中遣，非所以共武服、谨师命也。臣识闇能薄，独荷陛下殊尤之遇，自亲大政，召冠禁联。会靺鞨披倡，受我乱民，整居王略，肆命臣以宥府视师，赐对禁中，假权阃外，籯金篚币，商赉优渥。既又亲御笔札，大书唐人严武诗二十八言以宠灵之，英云明露，膏耀菅茅，师乘传观，人百其勇。《师》之坤曰：「在师中吉，承天宠也；王三锡命，怀万邦也」。此陛下为万邦计，臣独何人，遽当王朝公卿之选，赫赫王命以镇拊其干掫，下拜登受，曷云其酬！臣谨以宸翰被诸乐石，班其贰于侯氏，用答扬明天子亲命干方之意，为臣工劝。

安阳韩燮相从于督府，一日以其先人贯道墓铭相示，则燮之妇之祖杨敬仲所书也。予不及与贯道接，而敬仲所称许若此，且迹其所受知者则刘共父、韩旡咎、刘子澄、林和叔、徐子宜、王元石也，呜呼，是可以知贯道矣。忠献之后多贤者，特以开禧权臣例遭挫揠，或曰权臣实非韩氏遗体也。

予既书此，或曰：「先贤可字乎」？曰：「若用孔门弟子与子思、孟子称仲尼例，则字先贤已过矣」。曰：「然则可乎」？曰：「魏晋以来文书不足證，吾以六经二汉为据」。

朱帘白舫乱湖光，隔岸龙舟舣夕阳。今日欢游复明日，便将京洛看钱塘。

右题临安西湖。

虚名自昔数掾庐，流毒于今几卷书。拟代周颙报山鬼，移文逋客请先渠。

右题王文公祠。临邛高孝璹公纯父，开禧二年十一月十一日。

了翁以嘉泰三年造朝，开禧二年补郡去，同产兄高稼皆得侍先表叔父大夫公东游，听言观行，朝夕有所省发。了翁虽甚愚不肖，而不肯曲学阿世以取忤权贵人，则大夫教忠之力也。大夫游杭之西湖、金陵之钟山，皆尝随事赋咏，定子幸得遗稿二首刻诸乐石，了翁谨以从游所见书其末，亦以见前辈不苟于为文也。

右《汉元帝事实》一通，故起居郎止斋陈先生傅良为先皇帝嘉邸赞读时所书也。朱字三十有六，则宁考即所闻而记之。今藏之蔡文懿之季子范簿，以了翁在经筵日尝为主上论元成事，发明班史二赞，粗有益于谨独之学，因请识其后。了翁虽不敢以固陋辞，然而改变气质最忌因循，与夫归其责于傅而实以咎帝，此则有益于人主之讲学，非宿儒老生不及此。敢用拜手书于下方。

庆元初，仰之先生摄令于吾邑蒲江，予以举文受知。今四十年，过先生之乡，宰木成阴，先生之子企文亦颁白矣。袖出一卷书，乃当时县庠试论，犹记是时日试二论，此其次也，前卷在第三名。呜呼，是所谓大惭则大好者与！人心之说虽未必皆本指，然不为无补于世教，企文姑存之。

古以书为名，如《周官》「达书名于四方」，《仪礼》「百官书于束」，则今所谓字也。是故欲知学者，不先识字则无以名百物，虽颠张草圣、阿买八分，犹为不识字也。临安粥书人陈思乃能集汉晋以后论书者为一编，曰《书苑菁华》，亦可尚矣。虽然，是犹后世誇工斗妍，非吾所谓识字者。若好学者又于此溯流寻源，以及于秦汉而上，求古人所以正名之意，则读书为文也，其庶几乎！

宝庆元年冬，魏某得罪时宰，投畀蛮荆。道吕城，获观李唐裔孙祜所宝唐贤遗墨。是日刘平国、王去非踏雪见访，皆奇遇也。惟是虞、褚、颜、宋间乃有李林父姓名，此《易》繇所谓「勿用取女」之时，重有感慨云。

朱子托为佛氏语以寄周、杨二老，其戏言以效他人体邪，抑逃墨以解学禁之祸邪？夫以修辞立诚之义于晚生终有未达，不可强为之说也。

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言若易，圣犹病。申六言，以自儆。行顾言，言顾行。

子尝为同年友卢申之序《卢氏会拜录》，今其兄仲山以其别祖仓监之墓久失而复得，复使识其事。卢于唐为甲族，今六百馀年而子孙之贤者代不乏人。况如吾仲山游学胶庠，齑盐不赡，而能为别祖复三百年之墓，是滋可尚也。

《诗》曰：「既明且哲，以保其身」。若习之之身首异处，不保身乎！然则此义不明，人于毫发利害趋之避之惟恐后，则世之包羞含垢辱，全躯保妻子，皆保身也。刘起居作《孝义传》，谓习之兄弟至死不相舍，孝也；骂贼而死，义也。此岂不善保身者哉！后六年，史臣魏了翁与其兄厚之从游，获观刘起居所识，因附姓名其末。

对：自三代以还，王政不明，而天下无善治，寥寥千百载间，岂无明君令辟，修立法度，讲明政刑，欲以挈其国于久安长治之域者哉？然撑东而西倾，捉衿而肘见，治之形常浮于乱之意，则亦未明乎纪纲而已矣。使吾朝廷之上，君制臣承，淑慝有别，国是归一，士心不偷，则纪纲一定，自可以立万世法程而无变，而况目前小小节目之未备者乎？不然，所以为立国之规者，方抢攘舛逆，未甚有纪，则四肢虽强，而脉已受病，庸医之喜，而仓、扁之惊也。我国家之有天下也，以仁厚立治体，以宏大植规模，真儒硕才，肩袂摩接，相与修明纪纲，以为子孙帝王凭藉扶持之计。奸憸权慝，胥史舆隶，不得以挠宪章；后家阉尹，宠昵嬖倖，不得以干朝政。国论出于一，而士大夫以名义自检，不以枉进，不以苟偷立人之朝。一政事之失，则大臣请对面列，台谏留班伏閤，小臣封章扣匦，随即正救。诚以大纲之或紊，则败法乱纪，纷裂四出。任使非人，而军政堕矣；耗蠹无艺，而财力殚矣；有司失职，而刑狱繁矣。一丝之棼，而头绪如猬，是安可不循其本而为之忧乎？当是时选用将帅，内则拔之禁近大臣，试以藩岳而后用；外则取之都漕待制杂学士，迟以岁月而后授。武臣不过为总管，领兵马，受节制，未尝俾之得专制一道也。纪纲一定，故择帅不挠于私，而绩用咸著，况祁若水能使老师宿将屏气慑息，韩、范诸人能使悍羌黠贼骨寒胆破，其将帅之效，有如此者。财用悉归三司，内外帑藏非条例之有定数者，不得擅支。而军器土木河防之费，皆有专案，以关防出纳之名数，人主不得与知，宰臣不敢取索，计相不肯供具，皆所以防微杜渐，不欲以隙横恩滥赏之门也。纪纲一定，故财用不病于耗，而公私俱利。初年不过有千六百馀万之入，而内帑金帛如山积。而至于宝元、康定间，民不加赋而帑藏盈溢，其财用之裕有如此。犴狱之寄列圣尤重，既分遣朝臣提点刑狱，又间遣近臣分录刑禁。凡有奏谳，则棘寺与审刑详覆之，同书以上于朝。又虑有司之交委其责也，则令详断官不得避事，紊烦朝廷。乾德诏书，列圣遵守。纪纲一定，故司臬者各供其职，而狱讼用稀。盛度知审刑院，而在京及诸路止有断案三道。庆历之间，郡数奏狱空，其刑狱之清有如此。自熙、丰大臣以私意误国，引用资浅新进之士布满中外，要官右职皆出其门，废弃典章，隳紊经制，凡祖宗所以维持斯世之纪纲荡无复存。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，众證皆由此始。河朔增置诸将而勤兵费财，韶、向、充、谔之徒，出师屡败，使貂珰节制诸军，而士莫肯为用，则军政失律矣。凿《周官》以符新法，分三司使权以归朝廷，置旁通簿以说上意，则国用无节矣。杀伤自首之律，议论蜂起，奏谳驳勘之条，删著无常，鞠狱或由内降，必傅重议，则法令滋章矣。方熙、丰大臣锐意求治，悉从更张，未尝不曰：「吾将以振起偷惰，作新弊政也」。而庙堂纪纲之所自出，乃使国是多岐，憸佞竞进，举措不审，条章纷错，以伤吾立国之体。使无元祐，则阳九之厄，盖不待后日而见矣，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满人意哉？即是而观，则知出治有本末，施置有先后，治本既立，则节目所不必虑；区区然随事以为之图，而纪纲之地谩不加意，则亦终于无成而已矣。善计天下者，常于是而致察焉。厥今天下何病哉？国是挠于浮言，朝变夕改，而无成规；士大夫狃于苟偷，阿意顺旨，而无特操；法度屡更，主威不立，爵赏轻滥，流品混淆。庆元之初，尝为变更之说矣，未几而易以安静；未几又为皇极之说矣，未几而易以振作。上既无一定之论，以把握国势，而士大夫迎合苟容，不自爱重，倖门邪径，抉关毁垣。其嗜利亡耻者，往往剽掠传闻，追媚时好，求容左右，扣阍投匦，指心誓日，以功名自诡。而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纪纲，以为出治之本者，虑不动于耳目，以为上之人无意于是，而时论所不尚也。嗟夫，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，而充塞周行，掠禄养谀，独无正人为上分明之？姑以将帅言之。国家休兵四十馀年矣，旧臣宿师日替月零，骄将騃夫久縻廪稍，未尝有横草尺寸之功，而高官厚禄宠异逾等，不复有功名之望。剥下媚上，背公首私，升差夺于货贿，拣汰挠于请嘱，庸者有输，假贷子钱者有输。每旬宣限，帮给银会，或以铁钱兑给，而规其倍称之息，戍兵之愤惋不恤也。市刍草以给战骑，往往抑配均备，而乾没其四分之三，将队之怨嗟不问也。甚者收房廊，掌回易，置箄筏，建第宅，古人之所与同甘苦者，今役使科抑，几同奴隶。方时晏安而专事朘削，士有离心而无斗志，万一有犬吠之警，则忧不在敌而在我矣。是安可不讲求其故乎？问遗公行，货赂旁午，或求召对，或觊节钺，或图移镇，倾囷垂橐，莫非责偿于得请之后。此其溪壑之欲，岂曰仅偿宿负而已哉？此可忧者一也。姑以财用言之，中兴以来，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地，不能当天下全盛之半，岁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馀万，而经制月桩等钱二千万不预焉。两浙之岁输缗钱千二百万，四川之盐钱九百五十馀万又不预焉。校之祖宗取民之数不知凡几倍矣。而平居无事，版曹无累月之储，大农无旬时之积，鳃鳃然若不能一朝居者。祠牒积滞而亟出空名，祗以重商贾之疑。而拘以折纳，使胥吏得以交通为市。扈农急阙，而招诱纲运，反以致诸郡之窥。而掯期始至，使官吏得以旁缘为奸。方时晏安，而小小举措，首尾呈露，动招窥议如此。万一有赤白囊之警，虽百弘羊，亦不知所以为吾计矣。是可不讲求其故乎？苞苴成风而贪吏满天下，名器轻滥而节察防团满京师。后家之庙侈于畴曩，掖庭内人动以千数。今其甚者，封桩内帑，破坏阜陵之成规。御前军器，修内司营造之需，关拨无时，比部不得而驱磨，庙堂不得而致诘。宣和以天下之全力，侈汰无节，犹不过月支百二十万。而今乃与之等，此可忧者二也。姑以刑狱言之，祖宗立法，罪疑惟轻。令甲所载，凡无證佐，不经检验，法轻情轻，疑虑可悯，皆得以上于朝，盖虑其冤抑而无告也。因循日久，而胥吏缘法舞文，应大辟下吏，不先考正情实，或导之以前六者之条，迁就周回，以为奏谳之地。狱司受贿而饰词，法吏交通而弃法。天下之狱，岁上于朝廷者，充曹牣府，而皆无證不验也，皆法轻情轻也，皆疑虑可悯也。文书盈几，披览莫遍。福建、湘、湖、川、广之间，报可之命，近辄逾年，远或再岁，瘐死者不可胜计。详刑之职，无案可覆，是可不讲求其故乎？守令务为姑息，不肯任责，而宪吏之于州胥，吹毛求疵。甚至呵问勘官，逮治推狱，毫氂之差，便入一案。推结之文，若径从奏裁，则省部据案铺法，不复駮难。举天下无一可死之刑，凶徒之所以轻犯法。而狱讼繁多，寇盗之兴，实基于此。此可忧者三也。夫将帅所以捍吾圉也，财用所以强国势也，刑狱所以戢奸暴也。先王经理天下，孰有外于是？而今皆未能一焉，则纪纲之不可忽者如此。上拊髀思将，固尝申节诸帅，至谓「专事脧削，藉为苞苴」，可谓深中弊源矣。将帅之弊至今日极矣，非大有以更张之不可也。诚能如祖宗故事，参用儒将，自宰职禁从以至藩方帅守，其有年劳素深，威望素著，谙历山川道路，甲兵财谷者，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条上，蔽自圣志，俾之分领重镇，假之以权而久其任，隆之以名而厚其礼，使位貌威名诸将素所屈服。遇有缓急，则授以大将旗鼓，俾得以尽护诸将。而武臣不过领兵马，受节制，出入战守，为所指纵耳。舍是不思，而必待夫临事仓卒，然后辍大臣以宣威，则上下捍格，举措乖方，往事可鉴也。况介胄之夫，寡廉鲜耻，而恣为聚歛，又堪专委乎？上旰食渴治，固尝申命大臣兼总邦计，且使之参考内外财赋所入，经费所出，可谓深中时弊矣。然今日之帑藏，不难于理其外，而难于理其内。盖外之出内有常，可以考覈，而内之耗蠹无节，不容预知。所闻国用司已遍行取会诸路上供赋入及所在钱物名数，诚能始自内帑，取一岁非汎支费，严加覈实，一毫之出纳，国用使别得以制其可否，而参计官得以覆其虚实，毋若平时比部驱磨之具文，则内帑金帛当无欺隐。然后以绍兴制度为率，约为定数，月支不过八九十万，比今所支则岁可省三之一。以三十年之通，当有馀财万万，遂可为十年之蓄。以绍兴兵戈扰攘之际，所费仅尔，岂其承平无事而独不可行乎？上好生恤刑，固当申饬宪臣，俾之条具详覆失职之因，可谓深中弊源矣。然今日之弊，有未易言者。狭其奏谳之涂，则省部固无壅积之患，而非古人「宁失不经」之义。不问其可贷可杀，而皆得以上闻，则朝廷固有好生之名，而又非古人「刑故无小」之意。今不若行下敕令所，将奏裁之法详加订正，比类问难，疏于其下，俾上下晓然，易避难犯。仍责任宪司，凡州郡所当上之狱，审勘结录，止得申宪司详覆。有当取裁，则宪司独衔具奏。夫宪司岂专以杀为事者？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则申，欲予之生则奏，甚失夫详覆之本意也。如前二说，不犹愈于刀笔之吏巧为傅会，而冤死长奸者乎？三者之病，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，而陈所以治疗之方矣。然脉候有虚实，药石有先后，敢终言之。自晋之东，中原遗黎未尝忘晋。晋之诸君进筑以广地，增募以强兵，储粟以厚粮，亦知所以用强其国矣。然纪纲不立，初无一定之规，而谋国之臣议论矛盾，亦无同心徇国之意。古之举大事者，必上下一心，臣民协志，议定而后行，谋审而后发。而今也国无定是，人怀异情。一人举事则一人蹑其后以议其失。庾翼徙镇而王述非之，褚裒北伐而蔡谟非之，殷浩出师而王羲之非之，桓温议迁洛而孙绰非之。夫事未及举，而内之人心乖离不一如此，则其连年出师，随即败衄，间虽小有克捷，实为温、裕僭窃之资。然则非其外治之不讲，皆以在内之纪纲未尝素立故也。有国者岂可徒计在彼而不计其在我者哉？今日之势，愚谓莫若急于内修，而缓于外攘。内修若无所事乎急也，救弊如支倾，极力撑柱，不急则仆。外攘若不容以缓也，然对敌如弈棋，当量彼己，不缓则失。请先言其内者。人主恭俭寡欲，渊默临朝，固未尝有失德，而立政造事，未闻与外廷之士推诚临问，熟议而后行。虽日御经筵，亲近儒生，而罕垂咨访。日御便殿，轮对百官，而未尝可否。政令之阙失，纪纲之废弛，宵旰之忧，亦尝及此否也？庙堂，政本所出也。今体貌浸轻，威望不著。旬岁之间，免两执政，如逐奴隶。异时犹曲示宽假，俾之自为去就。今一封朝奏，则仓皇就道矣，殆非所以重朝廷也。台谏，公论之所系也。今论监司则反为所诋，甚至诬抗台臣，而快其私。论一郡守，则反为所慢，甚至迁延岁月而不肯去。简墨未乾，而已畀祠廪矣；烦言在耳，而复造班行矣。事势陵夷，殆非所以崇国体也。进一贤焉，惟恐用之或后也，未及施置，寻即罢去。退一不肖焉，惟恐去之不速也，未及旋踵，寻即收用。则贤否混殽矣。千馀缗之赃，褫爵窜徙可也，而百馀万计者，或夤缘以求祠，则赏罚无章矣。事之不得其当者如此，而欲以振天下趋事赴功之心，不几于却行而求前乎？愚故谓急于内修。请复言其在外者。自一二年来，道路籍籍，皆谓朝廷将议北伐，移戍兵，修战舰，蓄边储，备犒赏，缮城郭，文移往来，项背相望。曾未有衅，而两淮之间人情汹汹，若王师之将至。不知朝廷果有是耶，抑不过坚边设备而已？有之则不当使敌知，知则彼有备，而我无功。无之则不当使敌疑，疑则敌生衅，而我无应。二者皆非我之利也。今进言者皆曰：「虏人困于鞑靼，而有危亡之形。遗黎不忘本朝，而起讴吟之思。彼其民困于屯戍，而签刷未已，财匮于给饷，而赋歛横兴。若我以义兵临之，不遗一矢，而境土可以坐复」。此近日规恢之说，所以上下鬨然也。然尝静而绎之，今虏人积衰之势虽犹强弩之末，然其奄有秦、晋、齐、鲁、燕、赵之地，并吞大辽幽、蓟、瀛、莫之区，地广形强，未易卒图。而求其在我，则廪廪然未有可以胜人之实。为今日之计，莫若振纪纲，定国是，一人心，作士气。使吾内治修明，国势增壮，使精神之运固足以詟敌人之心，然后徐举而图之，此万全之利，不可以腐儒常谈忽之也。不是之思，而欲举二百年祖宗之天下以轻试于一掷之暂，则举足之间，庙社之安危存亡系焉。愚故谓缓于外攘。区区謏儒，不识忌讳，妄有窥度如此。若曰国家大事，我不当言，言之有罪，则狂僭之诛，所不敢辞。

臣对：臣恭惟国朝以忠厚为治，以好生为心，以和平养天下之福，以中正作士君子之气。熙丰大臣之变法，邻于骤；元祐诸君子起而救之，疑于激。惟我仁祖皇帝培养根本，扶植政道，治体浑大，汪汪乎有唐虞成周泰和之风，诚足以为万世法。陛下习祖宗之馀休，膺上皇之重寄，诚能持平守正，以与天下辑安靖和平之福，而不凿吾祖宗浑厚之治体，则陛下所以策臣数条，如荐举之尚难其人、财货之未知其序、吏未称其职、民未安其业、贤愚同滞、军政未修，皆上廑陛下之宵旰者，臣愿以仁祖为法，则六者之弊，臣当熟数之于前，惟陛下裁幸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朕嗣承丕绪，六年于兹，兢业自持，罔敢逸豫，宵旰图乂，其效悠缅。常考古先帝王之治，安靖自然，靡弗有成，矫厉多事者未免于失」。臣有以见陛下叹六年治效之未著，而酌之古先，以为出治之龟鉴也。陛下夤畏天威，遵守祖武，勤恤民隐，贬主食之奉，服浣濯之衣，屏声色之娱，天资固已超绝。而且阅大臣章奏或至日晏，御内殿讲筵不问双只，日孜孜求理，尚惧阙失。是以比年以来，亲享而霁景舒，日蚀而云雾散，先春而瑞雪应，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；边尘不惊，狱讼希省，盗贼屏息，此天之所以顺陛下也。陛下兢业自持，臻兹六年，其大体固已素定。今临轩策士之始，询臣等于庭，乃谓古先帝王之治安靖者成，矫厉者失，则陛下既知安靖之足以凝治体矣，而独有言「霄旰图乂，其效悠缅」，陛下责效于六年则切矣，臣犹未敢以圣问为然也。我仁宗四十二年之治，巍巍堂堂如此，今以其即位之六年考之，则亡具甚矣。天圣之五年，即仁宗之六年也，是岁范仲淹上书执政，历言时事，其略曰：今朝廷无忧矣，天下久太平矣，兵久不用矣，士曹未教矣，中外方奢侈矣，百姓反困穷矣。使好功喜名之君，临政发愤者六年，而治效悠久之若此，则必锐意勇为，以激天下于多事之场。惟我仁宗一切为根本虑，财以不聚为富，兵以不用为功，刑以不杀为威，人才以不作聪明为贤，庆历之治，迄今有光。陛下无谓六年之久而治效悠缅，诚能以忠厚和平植治本，以中正广大作人才，则安靖自然，靡不有成，当不虚陛下所以考古之意，而矫厉多事之失非所忧耳。伏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。臣伏读圣策曰：「汉文未遑用贾生之策，武帝则谩唐虞之嘉。一乃兴于礼义，几至刑措；一乃海内虚耗，户口减半。此其證也。朕以凉菲凛凛乎兆民之上，其敢媲踪五三？默观卿士大夫，莫不高谈稷契，下卑汉唐，然今日之弊亦多端矣」。臣有以见陛下酌汉文、武之得失以为鉴戒，而患卿士大夫之高谈危论而不切于时政之弊也。然尝观今日之治，以言乎荐贤，则人才未尝辈出如汉文，而数路得人不如武帝之多；以言乎理财，则用度节约如汉文，而剖析秋毫不如武帝之精；以言乎吏治，无可纪之绩如汉文，而击断于州县不如武帝之察；以言乎裕民，则除租减税如孝文，而外施仁义不如武帝之矫；以言乎张官置吏、选将练民，大抵有汉文之宽厚而无武帝之激烈。然要其终而观，则宽厚者有馀味而激烈者无成谋。臣切意陛下之所以绝望媲踪三五者，以是数者之政未能振厉奋发，以新斯人之耳目，而卿大夫所以高谈危论者，亦必厌满于此也。然今日之治虽小缓，要亦不可太激。文、武二君之得失，臣不敢以为陛下献，臣之所以拳拳于陛下者，本朝自有家法耳。仁宗在御，一时事势浸流于弛。请总权纲，时则有若宋绶；请揽威权，时则有若余靖；请立威福，时则有若孙甫；请出号令，时则有若苏伸；谓政令姑息者，张方平也；谓威柄渐移者，宋祈也；谓十事不及先朝者，富弼也；谓天下之势近于弱者，苏洵也。而我仁宗曷尝以治具之未张而绝意于五三之治，以卿大夫之高谈远古而亟求之所以更作之术欤？陛下诚能涵养治体以取法仁宗，则陛下六条之问，臣当件举而对，而陛下详择其中。若陛下方以治效悠缅为忧而亟欲大有所作为，则臣虽言之无益也。圣策曰：「百执事盖已略备，时下之令，而谋一帅、择一部使者，戛乎每难其人，岂世徒尚于美观而未究实用欤」？臣有以见陛下患荐举之未得实才也。然今日荐贤之法弊矣，异时士大夫介洁不茍求举，今不见也；异时举官不妄荐人，今未能矣。牍章旁午，率多具文，类曰某人可备监司而不明夫州县之尝有劳绩，某人堪充将帅而不明夫谋略之尝有显效，某人可举廉吏，某人可备著述，某人善治狱讼，某人善治财赋，而不列其可纪之绩。下泛然而举之，上亦泛然而用之，上下俱以虚文不实相尚，宜乎谋一帅、择一部使而尚难其人也。往年陛下论议臣之谋，凡宰执、台谏、侍从不许亲戚子弟交荐，日者议臣有请，自今科目荐延者，各因其长明著实迹，茍不如举，即坐以妄谬之罚。陛下欣然嘉纳。圣意一形，举官当无缪举，而实才当为时辈出矣，然持循至于今，而荐举不实之弊自若者，何也？未闻陛下罪一举官之不实而赏一举官之得人，而明示天下以赏罚之信必也。昔我仁宗尝诏举官，自今已改迁而贪污者，许元举官以实状闻，其不实者置之罪。臣愿陛下考仁祖之遗意，诏中外大臣，自今举三人皆实者特与拔擢，俱不如举则举官责降；已举而易所守者，举主匿其罪而不言，他日以事败则以其罪罪举主。迟之三年，而谋一帅、择一部使尚难其人者，未之有也。惟陛下遵家法而施行之。圣策曰：「国家之经制有常，朕之自处罔或不约，而内焉省计，外焉郡邑，惴惴乎每虞不给，岂财货本末源流未知其序欤」？臣有以见陛下虑理财之不得其序也。财非天雨鬼输，必责之民。今自两税而外，凡军兴之一切权宜者皆入于经赋，且茶盐酒铁之所立，古人不敢尽利以遗民者，今自一孔以上根括无馀。国家虽号承平，然犹有经费之不可阙者，郊庙之费、百官之费、军储之费、备荒之费、岁赂之费，阙一不可。使藏之州县，藏之府库，某色可以供某数，某数可以备某用，官司不相侵移，财货可以得其序。而今也，有所谓备拨，有所谓登承，有所谓填补，有所谓充措，移易文历，变乱色额，有司者将亦病之。往年议臣患州郡财物之虚数，应郡守替移即委本路漕司具实在之数以闻，其后又欲于监司、郡守放罢及宫祠，候省符到日，即令同官拘定见在财物之数具申朝省，其堤防不可谓不密矣。然以处升平则可，往年五谷不登而诸路常平司支发不给，不知欲建规恢等议，国胡以馈之？昔仁宗朝大臣建言，欲令三司使具先朝与天圣中赋入若干、官若干及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。以十分为率，七分为养兵及官省之费，以三分备水旱非常。迟之十年，始可以言。上从之。臣愿陛下规仿此制，明诏三司大臣及诸道计臣，自今量入为出，不得更相为用，以紊经常之目，庶使盈虚可考而缓急不至无备。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。圣策曰：「考课之制，戒饬之诏深切著明，而吏治茍简，皆自丰贿财，有愧乎吏称其职」。臣有以见陛下之望吏治为甚切也。然今日之天下，陛下与守令共治者也，得一贤太守则十万户受其福，得一贤令尹则万家之县蒙其利。然受其福、蒙其利者百不一二，而贪豢以枉法、苛酷以虐民、妄诞以废事者总总也。应守令得官之初，率多矫为公廉之迹以要虚誉。一年之后，本心稍见，淹延狱讼，移易府藏，挠乱文历，互送之费、公帑之费、送迎之费，则视为当得，至有合解诸处纲运则占护而不解，支应于诸军请给则积压而不支。县蕲之州，州又蕲之监司，动以阙乏藉口。嗟夫！斯民亦重不幸矣。日者献议之官，谓监司、郡守送迎不得过数，吏籍不得额外收补，监司、通判行部不得搔扰。又尝有谓：欲宽远郡之忧，莫若重守臣之选；欲校臧否之实，莫若重监司之罚。莫非所以责吏治之实，陛下悉俞其请。陛下责吏之意非不迫切，然人不易知，以天下郡邑之繁，陛下安得人人亲见而后任之哉？今之监司宜总诸道之守令而进退之也，陛下于一道止得一二贤监司，则人人知所警惧矣。今守令不必择而监司不可不择。侧闻庆历三年，范仲淹、富弼条上时事，请以次渐易诸路监司之不才者，使惩汰所部吏，令两府通选转运，即委诸路自择知州。况日者廷臣有请，今后监司遇有阙者，乞专用在廷之臣。愿陛下自今亲择贤监司分部诸道，若内若外，必待陛辞而后行。当行之日，陛下亲御殿，假词色以谕之曰：「一道之吏，实汝之托，吏有政绩者其具名以闻，而阘冗酷虐者亦仰觉察，重加典宪。汝将匿不言，异时下转上闻，汝将有显戮」。彼知上意勤恳，则贤监司之下不容有滥员矣。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。圣策曰：「盐税之蠲，逋赋之除，前后相望，而岁虽丰登，民尚愁叹，有愧乎民安其业」。臣有以见陛下念民力为甚周也。然今日之民力病矣。往年江淮、湖浙、四川等处所申灾伤数目，轻重各有差，今秋成又未可预计。假令岁果大熟，则亦仅可支一年之须而无嬴。而况国家之征赋，夏输绢，冬输䌷，以苗折帛有不一之名，役钱有两料之数，而额外之科歛不与。是以年来为产户者小则易田以避追扰，甚则竭产而供转输，其弊亦有在也。朝廷责之户部，户部责之监司，监司责之郡守，郡守责之县令，期限迫于星火，文移惨于戈戟。大书长牒，遽然而至，则系逮案胥，凌辱长吏。且如朝廷严税绢掯纳之数足而后施行者，其患皆起于期会之不容缓也。使州县府库有以为应手之备，则犹可以纾目前之忧，而今也扶东而西倾，捉襟而肘见，一额之输仅可以应本额之期限。财非出于官，而使不责之税产户，不责之四五等，得乎？日者陛下俞臣寮之请，纂集宽恤诏条，颁行郡国，虑长吏奉行不虔，则令监司劾奏。臣观圣虑非不恳恻，然使州县之财未裕，则长吏虽称有爱民之心，果能一一承宣乎？昔仁宗以京东饥出内藏绢代上供，以淮南饥出内藏绢代民输，下京西籴军储则出内库钱，下河北市粮草则出内藏绢。夫仁宗不惟不责之州县，而反取之内库，盖谓迅州县之期会适所以重斯民之彫瘵也。今欲民生之安其业，先自裕州县始。惟陛下遵守家法而行之。圣策曰：「官益猥冗而入仕之源未澄，率数人而同一阙，使贤愚同滞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清入仕之路而使贤不肖有别也。国家有三岁进士之外，由特科进者多昏耄，补进者多骄佚，由杂进者多舞文，由鬻爵进者多贪污。入仕之路虽狭，特三岁一用郊，三岁一取士，名之登于吏部者，为员可胜计哉？故有一阙则替者一人，任者一人，待之者一二人。虽曰速仕者至于营近次，仰禄者志于得厚禄，而自便者志于得清安，然自京秩而上，犹未至太冗，而未脱选调者至于员多而无阙可取。是以忧国之臣虽屡求所以汰冗之术，然多畏于所拂而不行。昔我仁宗朝大臣议省冗官，是知立法自贵近则人无怨，请自嫔御、宗室、两府大臣及诸司带职员、内外臣之家裁减补荫，则十年当见成功。今世赏之数虽烦，然减任子、废恩赦，昔人常难之。议者又欲裁奏荫之法，严铨选之数，则又恐非祖宗忠厚之意。今欲裁省冗滥而仕者仍无所拂，莫若开张铨试之期，二年一铨，不惟俾之涵养气质，学而后从政，而吏员多猥冗之弊稍清矣。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。圣策曰：「兵虽蒐择而将佐莫之拊循，第闻有掊克苛役，使军政未修」。臣有以见陛下欲革将佐之苛，使军政修举也。今日之兵，自三衙之宿卫、江淮之列屯、诸道之禁军，阶级欲其严，号令欲其明，军势不可谓不张。比年以来，缮治沿边之城壁，制造御前之军器，命臣寮以检视战舰之弊，诏诸将以讲求马政之利，则武备不可谓不讲。江上诸军，军器数目则委官检阅，沿边州县，土兵弓手则议行招填，则蒐练不可谓不至。今日军政之弊不在乎他，而在乎上下之情不相得。为之将者，裁简犒赏，积压请给；而为之兵者，傲睨邀赏，骄悍难制。平居不能同甘苦，则临事难以共患难。昔我仁祖经略西夏，是时升平日久，兵踰百万，范仲淹虑其骄悍，条上边政，大略以和靖军情为先。臣愿陛下诏诸道将帅，自今赏罚欲其信必，毋掊克伤士情，则军政不修之患非所忧矣。惟陛下遵守家法而施行之。圣策曰：「况欲教化之行，习俗之美，不赏而劝，不罚而惩，动容貌，出词气，天下向风而化，如《诗》《书》所载隆古盛时，其可得乎！朕未尝不当宁慨叹，期一新弊蠹，深惟矫厉多事之过，抑何修而前六者各得其理」？陛下所以慨慕古先而一新六者之弊蠹，陛下责治则亦锐矣。然尝恭闻哲宗皇帝朝，范祖禹建言曰：「陛下欲法尧舜，惟法仁祖，法仁祖则可至天德矣」。夫《诗》《书》所载隆古盛时，其教化习俗固非后世之所可及，然我仁祖之治，才智不用而道德有馀，功业难名而福禄无穷，则所谓隆古盛时亦何以异此！何陛下近舍家法而乃取法于太古久远之事哉！虮虱贱臣，恭闻嘉惠，圣问之所及，臣既竭愚忠，冒犯忌讳，件别于前矣。陛下于其终复策臣曰：「自昔抗议之臣，奏疏之士，文采则富，议论则阔。殆类石田，将孰与耕；有侔画饼，莫济于食。或矜于为异，或一时之见闻；或阴寓其私，规他日之进用。朕固不取，亦岂公言？今始延天下之秀茂策之于庭，其详著于篇，俾无多事之蹈而日臻于盛，朕将亲览焉」。陛下之问及此，天下之幸也，臣请复以取法仁祖为陛下终其说。国朝自艺祖以至仁祖，积四世而治体成。自乘舆驻跸东吴，至陛下又四世，涵养根本，作成人才，以凝治体于不变，以为我宋筑亿万年无穷之基，则在陛下当无以辞其责。然尝观仁祖之治体，所以汪洋洪大而与唐虞成周比隆者，虽自仁祖持平守正以扶植治本，而亦一时元老大臣中正广大而维持公道于上也。庆历盛时，杜、富、韩、范相与主公道于上，而欧阳修、蔡襄、王素、余靖等列居言路，相与维持正论以固治本。天章阁所条陈时事，富、范诸人身言之而身行之，初岂矜于为异，惑一时之见闻，如陛下之所忧者哉！范仲淹以忤大臣去国，愿与俱贬者相继，初岂阴寓其私，规他日之进用，如陛下之所弗取者哉！今日涵养治体，作成人才，以无愧于我仁宗之盛，其责在陛下；而扶植公道、荐进实才，以无愧庆历之大臣，其责在人臣。愿陛下与左右大臣深思熟计，思祖宗之艰难，念上皇之付托，为千万世子孙治体虑，一切以中正广大行之，实宗庙幸甚。臣无任惓惓之至。臣谨对。

天祐皇宋，艺祖皇帝提纛下之师，收神器于五闰金戈铁马之馀。异时内患外祸，稠见叠作，今则传祀二三百载，升平之日居多；异时尾大不掉，足上首下，今则居重驭轻，君制臣承，内外之势大顺。窃尝伏读国史，然后知圣人之所以遗后世者，其智虑规画固自有远且大者也。自大难甫平，大臣如赵韩王辈左右扶翊，元勋宿将休兵归卫，老于牖下，相臣枢臣或上印绶，不以典藩则亦廪之祠禄，或奉朝请。外而郡之政寄于守，县之政付于令，守令之权归于按察，按察之权归于朝廷。上下相维，轻重相制，近臣无专恣之患，藩镇无擅权之势，郡县无专杀之威。士自一命以上，刑辱不加。虽间有击柝之虞，而绝无萧墙之患。立法创制如此其善，行之三百载而患不作，岂非圣祖神宗创法之善，而圣子神孙守法之严欤！若夫汉、唐之患，大异此矣。汉之弊过乎变者也，唐之弊轻乎变者也。过乎变至于矫枉而过正，轻乎变适以阶变而召乱。汉初惩秦孤立，大启九国，跨州连城，拜上东门之命，适足以为吴、楚连衡之阶，而三庶孽之封，适足以培汉法不行之地。后来者惩羹，推恩之令起，附益之法设，左官之律兴，诸侯惟得衣食租税，甚而至于乘牛车，又甚而至于上玺韨，以养成王氏之祸。光武之兴，此监未远，于是尽夺三公之权而归之尚书。厥后大臣权轻，不足以制小人。而顺帝之立，蠡吾之建，阎显之诛，梁冀之夷，至此而外戚宦寺始足以病汉。故曰汉过乎变至于矫枉而失正，此也。唐太宗力刬隋弊，亭障列玉门，号令畅南海。辫发之长，待唐玺纛而后立；贞观诏书，四夷宝之而传世。上封域图者有之，献黄金鹅者有之，后世子孙循守勿失，则唐无夷狄之患矣。而乃轻变之，奈何！太宗府卫设兵，循西魏以来之旧，居重驭轻，举天下不能敌关中之半。故今日之扶犁南亩，即异时之荷戈阃外者也；异时之云屯尘合，即今日之火耕水耨者也。后世子孙循守勿失，则唐无藩镇之患矣。而乃轻变之，奈何！太宗以北门营缮，无与南衙政事，此固可议者。然亲近如内侍省而不立三品官目，不以事任之，守禦閤门，扫除庭庑，不过使之供舆台皂隶之职。帝盖谨于履霜者，后世子孙循守勿失，则唐无阉寺之患矣。而乃轻变之，奈何！故曰唐轻乎变至于阶变而召乱，此也。虽然，桃虫之不戒而拼飞，蚁穴之一溃而滔天，人君之用心其严乎！汉侯王之患虽烈，特外变耳。自马窦权移主上，宦者游后庭，二将军扬旌阴山，而后世外戚、宦官、夷狄之变，皆自武帝之欲心启之。唐女主之祸虽炽，然天所命耳。自杨国忠获用，高力士蒙宠，诸节度受封，而后世女主、宦官、藩镇之变，皆自玄宗之侈心启之。先儒苏公子瞻谓汉有一变，石公守道谓唐有三患，皆贻咎于汉、唐之诸君，愚请用其责于二英主之用心以附责备之法。

汉儒六经之学以辩说胜，而是否不与焉。瑕丘江公受《谷梁》，董仲舒受《公羊》，二人同时辩论，仲舒辩而江公讷，故《公羊》胜。严彭祖受《公羊》，刘向、萧望之受《谷梁》，二人同时辩论，刘向辩而彭祖讷，故《谷梁》胜。至于解颐而说《诗》，折角而论《易》，传古《礼》十七篇而言《礼》，增师法百万言而谈《书》，汉儒六经之学陋矣。今者执事大人以诸经之疑，不鄙夷后学而教督之，愚不敢效汉儒以虚辞胜，请为执事质其是否者。且《书》之不记宣王，亦犹《诗》之不录康王也；《诗》之不录桓、文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不录管仲也，《黍离》降于《国风》，圣人所以叹王室之卑；《七月》列于《国风》，圣人所以示列国之正。晋用天子礼乐，则鲁之有《颂》，夫何疑？二《雅》有正变，则《小雅》多文王，《大雅》多幽、厉，夫何怪？《诗》、《书》之义，大略可睹矣。三《易》所以明三代正朔之殊，上下经所以言天道人事之异，义理象数则学者之自异也，刚柔往来则卦之涉于变者也。以至《春秋》为尊王而作，以臣召君，《春秋》犹为晋侯讳，况射王中肩之事，《春秋》尚忍言之哉！楚为中国患，始而称荆；吴为中国援，则进而称爵。一字之华衮斧钺，《春秋》之法具在。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之义，大略可睹。四经之疑既略陈其槩矣，若夫执事所谓学经之失，则请终言之，以为经生之戒。诵「麦青」之诗以发冢，《大诰》之书以文奸，咏骊驹之歌则病《曲礼》矣，假瑶爵之赞则误《周官》矣。几神祖品题，《易》贼也；遂事启边衅，《春秋》蠹也。黄太史之诗曰：「自古非一秦，六籍盖多难」。愚愤此久矣，愿从执事印之。

尝读汉金布令甲，其文曰：「边郡数被兵，罹饥寒，令天下供给其费」。夫经费调度不仰给于县官而倚办于天下，令甲所书特一端耳，触类长之，汉之求多于民者亦苛哉。汉人色色倚办于民，疑其兵民财吏之费，天下必有涸然不给者，然考之班史，则乘坚策肥，履丝曳缟，墙屋被文绣，闾阎食粱肉，僮骑带刀剑，此风虽侈，犹可以见汉民之优裕也。会稽计簿三年不上，右族占垦，县数负课，内史假贷，租多不入，追科虽拙，犹可以见汉吏之恤民也。自文迄武，有都内太仓之积，初元、永光，有水衡少府之赢，则国用充积而财不闻其困民。会稽兵以备闽粤，巴蜀兵以备西南夷，上谷等郡兵以征匈奴，则近郡调发而兵不闻其病民。汉取办于天下若此其夥，然民力既优而吏不扰民，财不困民，兵不病民，经费调度，随补辄羡。将以其帑藏之所储过于密而足以给之耶，则军市之租委之边吏，释罪之钱寄于北军，廪牺之钱散于冯翊，平陵工作假于水衡，则帑藏未尝密也。将以其版图之所入足以赡之邪，则少府陂泽贵戚冒垦，关东流民名数颇落，中尉脱卒得数万人，乐安隐田多四百顷，则版图未始详也。天下之财使天雨而鬼输也则可，今养兵置吏与夫生财之道色色倚办于民，则是可不为根本虑哉？汉之人君，吾知其所以致此者，盖有道矣。汉自高、惠、文、景五六十载间，或十五而税一，或三十而税一，取民既轻而减田租之诏无岁无之。其后武帝以贾人之子，市中锥刀之末将尽争之，若此者疑于苛取矣，然惟汉人三十税一之制犹存不改，张敞谓其百姓不加赋而军用给，班孟坚谓其民不加赋而国用饶。考之《西域传》，有司请益民赋三十以给边用而帝不从，夫当边用不给之秋，益赋之请是宜忻然一肯首矣，而牢辞固拒，不忍有一毫之横赋而加诸本根。夫苛取如武帝而且知为根本虑，他可见矣。不然，经费所以责于民者繁，而田赋之所以恤于民者薄，则凡养兵与夫国用之制，其能一一无歉乎？执事枚举民兵吏财下咨承学，执事既已条列四者于前，而又谓修其一而吏以此治，财以此富，军政以此成，执事其欲先修裕民之政以为三者之本乎？敢以此说复于执事。且今日天下何病哉？置吏养兵等政，类多不满人意者。先正宋公祁作《郡牧论》，谓国家倚办于二千石，特皆簿领之期会、狱犴之文致。吁！今日之事又甚矣。追科迫于星火，符移惨于矛戟，健敏治办以为进取之梯媒，九重降诏，至谓士有横翔捷出之心，则吏之刻民如之何而绝之？先正苏公辙《元祐会计录》，谓艺祖府库充塞，创景福内库以蓄金帛，今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。吁！今日之事又甚矣。锱铢之取，泥沙之用，畎浍之益，尾闾之泄，一遇水旱，常平仓无粒粟以振民，则财之困民若之何而裕之？先正吕公陶记成都备武堂，谓蜀无事七十有三年，民恶干戈。吁！今日之事又甚矣。翠华南渡，无事者亦七十有三年矣，鹤膝犀渠，蛊坏蠹朽，蕞尔蜀口，云屯九万八千之师，不为不多，然岁縻廪粟，至有名隶尺籍伍符而身为家人子者，则兵之病民如何而革之？虽然，庙堂旰食以此为忧，执事明问以此为忧，是固可忧矣，然愚知其不足忧者，何也？主上孜孜爱民，日者命大臣裒类列圣宽恤诏令，又从有司之请，薄歛省责，振荒救饥，百万生灵拜大赐，自今本根既厚而国用宽绰。矫河内发粟制，焚益昌榷茶诏，不患无若人；左藏之赢馀，六库之别贮，不患无此政；输家财以给边用，送义租以助恢复，不患无此民。一举而三利，则本末其有相病哉！儿宽《盐铁论》曰「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」，愚无似，执事大人无以不验鄙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