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蔡「尧舜事业横在胸中」之说，若谓尧舜自将已做了底事业横在胸中，则世间无此等小器量底尧舜。若说学者，则凡圣贤一言一行，皆当潜心玩索，要识得他底蕴，自家分上一一要用，岂可不存留在胸次耶？明道「玩物丧志」之说，盖是箴上蔡记诵博识而不理会道理之病。渠得此语，遂一向扫荡，直要得胸中旷然，无一毫所能，则可谓矫枉过其正矣。观其论曾点事，遂及列子御风，以为易做，则可见也。大抵明道所谓与学者语如扶醉人，真是如此。来喻有惩创太过之说，亦正谓此，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。

「谁毁谁誉」，已具答子约书中。然顷时闻伯恭议论常有过厚之意，今此所论，却与往者不同，岂亦前所谓矫枉过正之论耶？圣人大公至正处，似无人情。然其隐恶扬善之心，则未尝无也。此乃天地生物之心，孔门教人求仁，正是要得如此耳。试更思之，复以见教为幸。

言仁诸说，钦夫近亦答来，于旧文颇有所改易，然于鄙意亦尚有未安处。大率此书当时自不必作，今既为之，则须句句字字安顿得有下落始得，不容更有非指言仁体而备礼说过之语在里面，教后人走作也。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，但是闻者未易解耳。圣贤之言固无所不尽，如孟子说个浩然之气，大小面生，然亦只说得个难言了，下面便指陈剖析，一向说将去，更无毫发不尽处也。伊尹先知先觉，伊川以为「知是知此事，觉是觉此理」，与上蔡所谓「心有知觉」意思迥然不同。向来晦叔诸公亦正引此相难，盖不深考也。且如而今还敢道伊尹天民之先仁否？试更子细较量，便可见矣。惩创太过，不免倚著之病，近亦深觉其然。然尝见明道有言，学者须守「下学上达」之语，乃学之要，又似且如此用功，基脚却稍牢固，未敢便离却下学之地，别求上达处也。但当更于存养践履上著力，不可只考同异，校详略，专为章句之学而已。大率道理平铺放著，极低平处，有至高妙底道理，不待指东画西，说南道北，然后为得不传之妙也。明者思之，以为如何？

养忠厚、革浇浮之论甚善，要当以此为主，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。和靖录中说伊川未尝言前辈之短，此意甚善。今人往往见二先生兄弟自许之高，便都有个下视前辈意思。此俗不可长。和靖之言，要当表而出之也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五。）。

仁：《正讹》改作「觉」。

元丰中诏起吕申公，此段初固知其有误，然以其不害大体，故不复刊。今欲正之，亦善。但去「司马温公，温公不起」八字，及依程集本题改「寄」为「赠」可也。

明道言当与元丰大臣共政，此事昨来已尝论之，然亦有未尽。今详此事乃是圣贤之用，义理之正，非姑为权谲，苟以济事于一时也。盖伊川气象自与明道不同，而其论变化人材，亦有此意（见《外书》胡氏所记。）。《易传》于《睽》之初爻，亦有「不绝小人」之说，足见此事自是正理当然，非权谲之私也。然亦须有明道如此广大规模，和平气象，而其诚心昭著，足以感人，然后有以尽其用耳。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窥测此理，又无此等力量，自是信不及。设有信者，又不免以权谲利害之心为之，则其悖理而速祸也为尤甚矣。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无疑于明道之言也^⑴。邵子文晚著此书，于其早岁之所逮闻者，年月先后，容或小差。若语意本末，则不应全误。且所谓二公并相，盖终言之；召宗丞未行，以疾卒，亦记其不及用耳。非必以为二公既相，然后召明道也。又谓《邵录》多出公济，恐亦未然。盖其父子文体自不同也。

折柳事有无不可知，但刘公非妄语人，而《春秋》有传疑之法，不应遽削之也。且伊川之谏，其至诚恻怛，防微虑远既发乎爱君之诚，其涵养善端，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，皆可以为后世法。而于辅导少主，尤所当知。至其馀味之无穷，则善学者虽以自养可也。故区区鄙意深欲存之，盖其说如此，非一端也。今乃以一说疑之而遽欲刊去，岂不可惜？若犹必以为病，则但注其下云：「某人云：国朝讲筵仪制甚肃，恐无此事」，使后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，以事考者信其迹，其亦庶乎其可矣。

范公不为程门弟子，下卷范公语中论之已详。此年谱所载，特鲜于所录之本文耳。然不削去「门人」二字者，范公语中既引以为说，则此不可削，史固有变例也。但来喻引范公《日记》，以为伊川所为范公未必尽知。若率先具素馔，则应大与东坡忤，何以能处程苏之间而无违言乎？此则恐于事理皆未尽也。盖范公所记正叔独奏，乞就宽凉处讲读，而并及修展迩英次第，则固善之之辞，而非有讥贬之意也。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，则自不必更言。而在范公之自处，则亦或有不敢言者。至于国忌斋筵，荤素所宜，则以范公之贤，于己之所行自当顾义理之是非以为从违，不当视同列之喜怒以为前郤也。使其果欲依违两间，曲全交好，则具素馔既忤东坡，具肉食亦忤伊川。若虑于彼而忽于此，则亦非所以两全矣。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，而他书所记亦云范醇夫辈食素，秦黄辈食肉，则所记虽不同，而范公之不畏东坡而每事徇从，亦当时所共知矣。故尝窃意范公虽不纯师程氏，而实尊仰取法焉。其于东坡，则但以乡党游从之好素相亲厚，而立朝议论趣向略同。至其制行之殊，则迥然水火之不相入。且观其辨理伊川之奏，则其心岂尽以东坡为是哉？但不能辨之于当时，而发之于数年之后，此则刚强不足，不免乎两徇之私者。而其所重在此，故卒不能胜其义理之公也。大抵程苏学行邪正不同，势不两立，故东坡之于伊川素怀憎疾，虽无素馔之隙，亦不相容。若于范公，则交情既深，而其气象声势无足畏者，故虽有右袒之嫌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。

侯师圣论二先生大概亦得之，但语意少不足耳，亦不必删去也。

文潞公事但注其后云：「某人云：先生判监时，潞公未尝尹洛，疑此有小误」。

「以管窥天」，此伊川本语，见于《遗书》，不必曲为隐讳。兼其语有抑扬，善读者当自知之。若为其不善读而毁吾说以避之，则古今书传之得存者寡矣。

横渠墓表出于吕汲公，汲公虽尊横渠，然不讲其学而溺于释氏，故其言多依违两间，阴为佛老之地，盖非深知横渠者。惜乎当时诸老先生莫之正也。如云学者苦圣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，如此则是儒学异端皆可入道，但此难而彼易耳。又称横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，如此则是本合由老佛，然后可以合道，但横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。此等言语与横渠著书立言，攘斥异学，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驰了。今若存之，非但无所发明，且使读者谓必由老佛，易以入道，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，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。又行状记事已详，表文所记无居状外者，亦不必重出。

吕侍讲学佛事似不必载，如何？

沟封奉圣乡虽非封建，然亦可以为封建之渐，且无时不可为。若曰分茅胙土，大封王侯，则主少国疑，诚非可为之时矣。但伊川决不至如此不晓事，必待晚年更历之多，然后知其不可也。大抵前辈议论不能无小不同，今两存之，学者正好思索商量，非若汲公之论横渠，大本不同，其流有害也。

杨应之事以少见，故悉取之，亦变例也（恐可访问，更增广之。）。

杨于程门，亦未必在弟子列也。

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，以事少无本末，故附之与叔，甚非是。告访问增益，别立两条^⑵。

苏博士语中胡公所论，盖以越职言事，便非语默之当然。又以其得罪之重，知其言必有过当处耳。词之未莹，故若可疑。然苏乃元符末年应诏上书，恐未可以越职罪之也^⑶。

杨公墓志首尾联贯，不容剪截，故全书之，亦变例也。胡公所辨发明述作之意最为有功，似不可去。

胡公行状取屏斥学生事，乃为作学录、行学规之样辙，非独为后来论列张本也。然明道叙述中亦有如此者（刘立之记罢判武学事。），伊川存而不去，盖欲备见事情。虽知气象之小，而不得避也。其他浮辞多合删节，当时失于草草耳。卷首诸公，当时以其名实稍著，故不悉书。自今观之，诚觉旷阙。但此间少文字，乏人检阅，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。

熹昨见奇卿，敬扣之以比日讲授次第，闻只令诸生读《左氏》及诸贤奏疏，至于诸经《论》《孟》，则恐学者徒务空言而不以告也。不知是否？若果如此，则恐未安。盖为学之序，为己而后可以及人，达理然后可以制事。故程夫子教人先读《论》《孟》，次及诸经，然后看史，其序不可乱也。若恐其徒务空言，但当就《论》《孟》经书中教以躬行之意，庶不相远。至于《左氏》奏疏之言，则皆时事利害，而非学者切身之急务也。其为空言，亦益甚矣。而欲使之从事其间而得躬行之实，不亦背驰之甚乎？愚见如此，不敢不献所疑，惟高明裁之。

四月十三日，左迪功郎、监潭州南岳庙朱熹谨西向再拜，复书主簿学士足下：熹至愚极陋，自幼事事不能及人。顾乃不自度量，妄窃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。虽讲之有年矣，而未始有闻也。徒以从事之久，足迹相接于先生长者之门，反复论辨，不绝于一二友朋之口，是以人或以务学之名归之。而世之不识其面目，不接其言议者，遂相与疑之，以为是果何如人也。诚使一日见其面目，听其辞气而徐察其所为，则冗然一庸人耳，其不唾之而去者几希。执事以盛年壮气、清节直道发轫进涂，既有闻于当世矣，而说学好问之意勤勤有加，又将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者而然邪？诚如是，则所以取友而辅仁者，择之亦宜审矣。乃道听于人，枉道垂顾，以礼于名为务学而未始有闻之庸人，畀之手书，辞高而礼下。熹诚不佞，不识执事于夫人之言何所取信，而遽为谦屈以至于此也。既又留连竟日，告语不倦，虽疏食菜羹，相与共之，略无厌怠之色，则又疑执事真若有取于熹者。顾朴陋荒浅，殆不能有以裨补一二为惭，率意妄言，间亦自知其可笑也。然则执事果何所取于斯哉？恐惧增剧，因风陈布，莫究所怀。连日快晴，计已次昭武矣。承颜尽欢，退有怡怡之乐，为况良不恶。向暑，千万以时自重。

来书深以异学侵畔为忧，自是而忧之，则有不胜其忧者。惟能于讲学体验处加功，使吾胸中洞然无疑，则彼自不能为吾疾矣。若不求众理之明而徒恃片言之守，则虽早夜忧虞，仅能不为所夺，而吾之胸中初未免于愦愦，则是亦何足道？愿老兄专以圣贤之言反求诸身，一一体察，须使一一晓然无疑，积日既久，自当有见。但恐用意不精，或贪多务广，或得少为足，则无由明尔。熹比来温习，略见日前所未到一二大节目，颇觉省力。但昏弱之姿，执之不固，尤悔日积，计有甚于吾友之所患者。乃承访以所疑，使将何辞以对耶？然以所闻质之，则似不可不两进也。程夫子曰：「涵养须用敬，进学则在致知」。此二言者，体用本末无不该备。试用一日之功，当得其趣。不然，空抱疑悔，不惟无益，反有害矣。夫涵养之功，则非他人所得与，在贤者加之意而已。若致知之事，则正须友朋讲学之助，庶有发明。不知今者见读何书？作如何究索？与何人辨论？惟毋欲速，毋蓄疑，先后疾徐适当其可，则功日进而不穷矣。因书或有以见教，勿惮辞费，熹亦不敢不尽愚也。向见前辈有志于学而性涉犹豫者，其内省甚深，下问甚切，然不肯沛然用力于日用间，以是终身抱不决之疑，此可以为戒而不可以为法也。伯恭近通问否？比亦尝附一书，不知达否。所示三录，极有警发人处，然亦有合商量者。所云只被公家学佛，又顾子敦治《通典》之说，此两条曾与伯恭商量否？既云从容侍食，告语之详，而又云云，则疑若有欲告而不得尽之意。既云专治《通典》，使应变浃洽，而元祐经筵駮议，乃似未始略知今古之人，此不知亦有说耶？如未尝语及，告因书为扣伯恭，却以见教为幸。今世学者语高则沦于空寂，卑则滞于形器，中间正当紧要亲切合理会处，却无人留意，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，而邪说暴行所以肆行而莫之禁也。不知伯恭后来见得此事如何，所欲言似此者非一，无由面论，徒增耿耿。

反复书辞，具悉近况。但学者正欲胸中廓然大公，明白四达，方于致知穷理有得力处。今乃追咎往昔，念念不忘，窃恐徒自煎熬，无复理义悦心之味也。程子所谓「迫切不中理，则反为不诚」，亦正虑此耳。升高自下，陟遐自迩，能不遗寸晷而不计近功，则终必有至矣。如何如何？张吕时得书，有所讲论，然亦颇有未定者，未欲报去也。大抵圣贤立言本自平易，而平易之中其旨无穷。今必推之使高，凿之使深，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离其本指，丧其平易无穷之味矣。所论《绿衣》篇意极温厚，得学《诗》之本矣。但添入外来意思太多，致本文本意反不条畅，此《集传》所以于诸先生之言有不敢尽载者也。试更思之，如何？

《知言》之书用意精切，但其气象急迫，终少和平。又数大节目亦皆差误，如性无善恶，心为已发，先知后敬之类，皆失圣贤本指。顷与钦夫、伯恭论之甚详，亦皆有反复。虽有小小未合，然其大概亦略同矣。文字颇多，未能写去，又有掎摭前辈之嫌，亦不欲其流传也。然此等文字且未须看，俟自家于《论》《孟》诸经平易明白处见得分明无疑，然后可以逐一考究，判其是否。固未可尽以为是，亦未易轻以为非也。

天运不息，品物流形，无万物皆逝而己独不去之理。故程子因韩公之叹而告之曰：「此常理从来如是，何叹焉」？此意已分明矣。韩公不喻，而曰：「老者行去矣」，故夫子又告之曰：「公勿去可也」，以理之所必无者晓之，如首篇所云「请别寻一个好底性来，换了此不好底性著」之意尔。及公自知其不能不去，则告之曰：「不能则去可也」，言亦顺夫常理而已。反复此章之意只如此，恐不必于「不去」处别求道理也。

明道德性宽大，规模广阔；伊川气质刚方，文理密察，其道虽同而造德各异。故明道尝为条例司官，不以为浼，而伊川所作行状，乃独不载其事。明道犹谓青苗可且放过，而伊川乃于西监一状较计如此，此可谓不同矣。然明道之放过，乃孔子之猎较为兆；而伊川之一一理会，乃孟子之不见诸侯也。此亦何害其为同耶？但明道所处是大贤以上事，学者未至而轻议之，恐失所守。伊川所处虽高，然实中人皆可跂及，学者只当以此为法，则庶乎寡过矣。然又当观用之浅深、事之大小，裁酌其宜，难执一意，此君子所以贵穷理也。横渠龙女衣冠事，却是一时偶见未到。若见得到，横渠必不肯放过。盖此乃礼官职事，使明道当之，亦不肯放过也。

刘、李、游、杨四公所到固未敢轻议，然如所论，亦近之矣。但却不专为仕宦夺志而然，盖刘、李未尝不仕，游、杨非固徇俗，自其所见有浅深，故所就有纯驳耳。大抵学问紧要是见处要得透彻，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功夫，亦无入头处也。

学者所志固当大，至于论事，则当视己之所处与所论之事、所告之人而为浅深，则无失言失人之患，出位旷官之责矣。吾学若果未至，见若果未明，既未能自信，且不为人所信，则宁退而自求耳。言而背其所学，用而不副其言，皆不可也。

卒章所问甚切，在贤者处之，必已熟矣，浅陋何足以及此？然窃谓此事难以言语定论，须且虚心观理，积习功夫，令一日之间胸次洞然，则随事随物无不各有一定之理矣。无补于事而秪以取名固所不为，然亦有义所当为，而或疑于二者，则亦不得而避也。如此处极要斟酌，须是理明义精，则源源自见，不待问人矣。

此间文字修改不定，朝成暮毁，甚觉可笑。直卿必能言之。所喻学者心粗，爱看见成义理，此亦人之通患。但虽如此，终是须要自家玩味浃洽，考订精详，方信得及。通计亦是许多工夫也。《纲目》亦修得二十许卷（此一卷是正本五卷。），义例益精密，上下千有馀年，乱臣贼子真无所匿其形矣。恨相去远，不得少借馀力，一加订正。异时脱稿，终当以奉累耳。

近看温公论东汉名节处，觉得有未尽处。但知党锢诸贤趋死不避为光武、明、章之烈，而不知建安以后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，不知有汉室，却是党锢杀戮之祸有以殴之也。且以荀氏一门论之，则荀淑正言于梁氏用事之日，而其子爽已濡迹于董卓专命之朝。及其孙彧，则遂为唐衡之婿，曹操之臣，而不知以为非矣。盖刚大直方之气折于凶虐之馀，而渐图所以全身就事之计，故不觉其沦胥而至此耳。想其当时，父兄师友之间，亦自有一种议论文饰盖覆，使骤而听之者不觉其为非而真以为是，必有深谋奇计，可以活国救民于万分有一之中也。邪说横流，所以甚于洪水猛兽之害，孟子岂欺予哉！年来读书，只觉得此意思分明，参前倚衡，自不能舍。虽知以是为人所恶，而终穷以死，其心诚甘乐之，不自以为悔也。来喻之云，真知我者，尚何言哉！然亦愿子澄深察此意，有以自振于颓波之中也。钦夫得书，云尝得子澄书，于所谓云云者，亦颇有所疑也。

《程子遗书》广东未寄来，道远难督趣，甚挠人耳。近一朋友借得游先生家本，有鲍若雨录数条，颇佳，昨所未见也。他杂出者已一面编集，但殊费心力。《知言》已刊行，谨纳一本，幸视至。暇日熟观，亦发人意思也。周之想时过从，所论何事？异时来簿延平，则有承教之期矣。所诿记文非敢忘之，亦衮衮未暇，旦夕当思所以应命者，幸察。

七月二十一日，熹顿首再拜子澄通守奉常老兄：詹总干、章参议两致手帖，良以为慰。比日秋已复凉，伏惟尊候万福。熹五月间因曹挺之行附书，想已达矣。悲恼之馀，心气间作，加以疮肿诸疾交攻，更无一日宁帖，恐不复能支久矣。日前为学缓于反己，追思凡百多可悔者。所论著文字，亦坐此病，多无著实处。回首茫然，计非岁月功夫所能救治，以此愈不自快。前时犹得敬夫、伯恭时惠规益，得以警省。二友云亡，耳中绝不闻此等语，因循偷墯，安得不至于此？今乃深有望于吾子澄，自此惠书，痛加镌诲，乃君子爱人之意也。朗澧之行，览观山川，感今慨古，亦足偿其劳矣。又有同行令弟感发精进，此尤可乐者。恐有行记，撰录一时之胜，愿以见寄也。李丈到阙，未闻有何大议论。经筵直宿，足以从容启沃，亦非细事也。游诚之闻到三山已久，一向不得书。其人彊敏可喜，而忮狠之根不除，又计较世俗利害太切，切恐不免上蔡「鹦鹉」之讥耳。许生初意其飘然无累，方欲约之来此教小儿，今闻其既授室，此事又差池矣。块坐穷山，无严师畏友之益，其不为小人之归也鲜矣。奈何奈何！直卿赴试长沙，病于清江，赖向丈诊视之。前日闻得，亟遣人往觅信，至今两旬未还，甚令人悬心。然必是已向安，遂西行矣。此间后生中只有渠尚可望，但亦伤太狭耳。昨渠行时，亦属令过省景阳公度，不知病后能枉道经由否。《小学》书曾为整顿否？幸早为之，寻便见寄，幸幸。昨来奉报，只欲如此间所编者。今细思之，不若来教规模之善。但今所编皆法制之语，若欲更添「嘉言」、「善行」两类，即两类之中自须各兼取经史子集之言，其说乃备。但须约取，勿令太泛乃佳^⑴。文章尤不可泛，如《离骚》忠洁之志固亦可尚，然只正经一篇，已自多了。此须更子细决择。《叙古蒙求》亦太多，兼奥涩难读，恐非启蒙之具。却是古乐府及杜子美诗意思好，可取者多，令其喜讽咏，易入心，最为有益也。来喻又有避主张程氏之嫌，程氏何待吾辈主张？然立言垂训，事关久远，亦岂当避此嫌耶？其详虽已见于《近思》，然其一言半句，灼然亲切，不可不使后学早闻而先入者，自不妨特见于此书也。若只欲其合于世俗而使庸人爱之，则《符读书城南》一篇足矣，何事劳吾人捃摭之功哉？荒田如何措置？能录示其施行条目为幸。更如何劝得离军归正人情愿耕佃尤佳。向曾于封事中及此，去冬奏对，犹蒙上记忆宣喻，以为善也。学校颇得人表率否？不然，亦恐无益，徒费钱粮耳。精舍四言并十咏幸早为赋之。适得祁师忠书，闻书堂中元前后可立木。又寄得所为编定《武当集录》，甚简当。但与王叔坚、林质夫论兵一二篇颇佳，何为不录耶？熹向承见语有为昆弟之约，未敢遽信。而忽蒙加以非据之称，一向因循，不得辞避。今欲复寻故约而罢去无实之称，如蒙报书，须用此礼，即大幸也。千万痛察痛察。《社记》得为撰数十言，叙致本末，亦使拙者省得一半气力，尤妙。

荆州地势四平，其守当在外，楚人所谓「方城为城，汉水为池」是也。若不能守，直至城下，则无说矣。

行记甚佳，但人说天池光怪有飞空往来，或入檐楹，或出自房闼者，与所记不类，岂偶有所遗？抑所见适止此耶？此为陈宝之属，无足深怪。世人胸次昏愦隘狭，自以为疑耳。此记流传，亦足以少祛其惑也。

熹一出三月，归已迫岁。病躯幸无他，臂痛竟不脱然去体，但不甚妨事，可置不问。却是精神困惫，目力昏暗，全看文字不得，甚觉害事耳。旧书且得直卿在此商量，逐日改得些少，比旧尽觉精密。且令写出净本，未知向后看得又如何也。到泉南，宗司教官有陈葵者，处州人，颇佳。其学似陆子静，而温厚简直过之。但亦伤不读书，讲学不免有杜撰处。又自信甚笃，不可回耳。后生中亦有一二可教，其一已入陈君保社，其一度今岁当来此。然亦恐只堪自守，未必可大望。自馀则更是难指望，此甚可虑。盖世俗啾喧，自其常态，正使能致焚坑之祸，亦何足道？却是自家这里无人接续，极为可忧耳。读所寄文字，切切然有与世俗争较曲直之意，窃谓不必如此。若讲学功夫实有所到，自然见得圣人所谓「不知不愠」不是虚语。今却为只学人弄故纸，要得似他不俗，过了光阴，所以于此都无实得力处。又且心知其为玩物丧志而不能决然舍弃，此为深可惜者。且既谓之玩物丧志，便与河南数珠不同，彼其为此，正是恐丧志耳。《班范外事》不知编得于己分有何所益？于世教有何所补？而埋没身心于此，不得超脱，亦无惑乎子静之徒高视大言而窃笑吾徒之枉用心也！且罗守之贤如此，与之同官相好，乃不能补其所不足，而反益其所有馀，又从而自陷焉，亦独何哉？数年来，此道不幸，朋旧凋丧，区区所望以共扶此道者，尚赖吾子澄耳。今乃如此，令人悼心失图，怅然累日，不知所以为怀。不审子澄能俯听愚言而改之乎？不然则已矣，无复有望于此世矣。奈何奈何！《小学》书却非此比，幸早成之。精舍诗拈笔可就，亦不妨早见寄也。罗守之文，可谓有意于古矣。《社坛记》已写送似矣，此是状体文章，不古不今，不知是何乱道。而人来求不已，殊不可晓，但可笑耳。于尉策题亦不易，此等人且收拾教减得分数，亦是一事。《桃原》诗卷甚佳，但李习之《复性书》已有禅了，石林考其年是未见药山时作。必是有此根苗，韩公不曾斩截得断，后来遂张主耳。诗中所辩，却恐未必然也。向丈诗初亦未解，承喻乃荷其见爱之深，当因书谢之也。拙诗并序录呈。韩丈为作记来，意态闲暇，甚可爱。渠更欲改一二处，未及写去也。祁居之论兵处，何为不取？愿闻其说。《说易》诗诚可疑也。濂溪书堂闻规摹甚广，鄙意恐不必如此。将来无人住得，亦只是倒了。不若裁损制度而壮其材植，更为买少田以赡守者，使其可以长久，乃为佳耳。《寿安铭》乃大佳，恨得之晚。今亦当刻版散施也。赵蕲水书来，闻尝就取「庶人」章解。当时草草，说得不周遍。后在会稽，因探禹穴，见壁间有古灵《劝喻文》，爱其言简切有理，因刻印散之。凡投牒者，亦人与一本，并刻石置台门外。今各往一通，恐亦可散施，或有益也。公度闻近到建昌娶妇，甚念一见之而不可得，奈何奈何！因书更劝其向里做工夫，莫又错了路头也。知通不受互送罪不在专杀谭赖之下，可惜不作一章劾了，少快公论耳。一笑一笑。然老兄宿逋已尽偿，又有菜饭可吃，又已穿圹买棺，可谓了事快活人。如仆则债未尽偿，食米不足，将来不免永作祠官，方免沟壑。俭德亦方用力，但惜乎其已晚耳。有意入闽相见，甚善。熹固衰惫，意老兄未至此。然观来书，说得亦可畏，诚不可不谋一再会合。但恐诸公迫于公议，有不得已而相挽者，或能败此约耳。然若能遂吐至言，力扶公议，则其功不细，又不敢以私计不遂为恨也。杨子直何为到彼？相聚几日？曾说庙学配祀升黜之议否？不合与晁家人相聚来，遂一向与《孟子》不足，亦可怪也。三山见赵子直，稍款。莆中过龚实之墓下，并见其子弟，令人感叹。陛辞论恢复，乃是劝勿轻举之意，反遭丑诋，甚可伤耳。

吴生之传，甚骇人听，不谓祸根乃尔。近日此类非一，不了官事，连累平人，其势骎骎，恐未遽已，使人忧惧。奈何奈何！襄阳之役不为无补，细读来书及诗，令人慨叹。此事未知将来分付甚人，天意必有在矣。吾徒之力，无如之何，只有讲学修身，传扶大教，使后生辈知有此道理，大家用力，庶几人材风俗他日有以为济世安民之助而已。所喻戏谑本欲词之巧而然，此固有之。然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为之根，而日用之间流转运用，机械活熟，致得临事不觉出来。又自以为情信词巧主于爱人，可以无害于义理，故不复更加防遏，以至于此。盖不惟害事，而所以害于心术者尤深。昔横渠先生尝言之矣（见《近思》之四。）。此当痛改，不可缓也。近觉所闻所知真实行得，令人大段欢喜，与寻常会得说得不同。此不可不知，不可不勉也。博杂之病，亦是把做小事忽略了，以为不足以丧人之志，又不自知是自家病痛，却以应副人情为解。此亦是大病，非小病，须痛斩截也。吾人未老先衰，馀日几何？而费日力于此，却于自家身心上都不著力，岂不是颠倒迷惑之甚耶？《小学》书却与此殊科，只用数日功夫便可办，幸早成之，便中遣寄也。得公度书，有哭弟之悲，又云甚窘，深以为念。地远无力，不能少助之为恨。季章甚不易，比来作何功夫？须更切己用力，乃有实头进步处耳。此间学者未有大段可分付者，然亦有一二，将来○星揍合，或可大家扶持也。

喻及治财听讼望祀之意，甚善。所刻之书皆有益，但《小学》惜乎太遽，又不蒙润色耳。近略修改，每章之首加以本书或本人名字，又别为题词韵语，庶便童习。今谩录去一观，他时有暇，终望为补故事之缺也。罗集等异时刻就，各求一二本。端良止此，极可伤惜。信道不及，亦是合下看得记诵词章太重了，后来又于此得味，所以一向不肯放下，未必专为禁忌指目也。若使见得此道理重，便斩作万段，亦须向前，岂容复有顾虑耶？近年道学外面被俗人攻击，里面被吾党作坏，婺州自伯恭死后，百怪都出。至如子约，别说一般差异底话，全然不是孔孟规模，却做管商见识，令人骇叹。然亦是伯恭自有些拖泥带水，致得如此，又令人追恨也。子静一味是禅，却无许多功利术数。目下收敛得学者身心，不为无力。然其下稍无所据依，恐亦未免害事也。去年被人强作张吕画赞及敬夫集序，今并录呈。婺州学者甚不乐也。李丈奏议行状可得一观，幸甚。甚恨不得一见此老，然读其书，却是大模样，大手段，非如一种左右掇拾、委曲计校小小家计，为无用之学也。他时与《罗鄂州小集》皆愿附名于其后，然亦只能作题跋，无力做得大文字也。被芗林向丈来催后序，正冗，未能下笔。近得书，乃以死见要，甚令人皇恐也。《社记》朴拙粗疏，不成文字，不知端良以为如何。渠文字细密，有经纬可爱，真如来喻之云也。汝昭岁前到山间，只得一宿，便发病遽归。近闻尚未全安。渠却是将护太过，易得生疾耳。伯起闻已到官，想经由必款曲。居晦近一再相会，皆为人多，说话不得。旦夕无事，当招其入山，或过武夷相聚数日也。蔡季通、刘韬仲诸人近日皆长进，潘德夫之子友端廷对甚切直，尤延之甚爱之。为同寮所抑，颇降其等。此不足计，渠兄弟皆好，此辈后生将来皆可望也。熹又三四日，祠禄便满。前日因便已托尤延之为再请，势必得之。食贫，不得已复为此举，甚不满人意。前此闻诸人颇有盖抹之意，决难承当，此不过徒与谈者藉口耳。然若得其用汝昭故事，亦可优游卒岁也。不审明者以为如何？建阳有丘伯兴者，字敦诗，廉谨质实，今为武安节度推官。得书云赵清献尝为此官，尝即廨舍营一堂，求名以见师慕赵公之意。熹为名曰「爱直」，盖取碑额云尔。渠复求记，以不暇作辞之。已语之，将为转求于子澄矣，不识能为作否？此亦好题目，得勉为出数语为幸。公度不及别书，向来诸生颇复来集否？离群之后，谁更进益耶？西山诗苏、黄之外，却是三孔有笔力，但不知所谓「搀抢枉矢」指何人耳。晁、张一时声价如此，诗在众人中未觉颖出也。此等小技，直是有定分，况其大者，功力不到处，可强耶？广陵归涂必取道浙中，到衢、信间，能略见过，唤集朋友说话数日否？老矣多病，后会不可知，此日足可惜也。

诸书今岁都修得一过，比旧尽觉简易条畅矣，恨不得呈似商量也。《小学》见此修改，益以古今故事，移首篇于书尾，使初学开卷便有受用，而末卷益以周、程、张子教人大略及《乡约》《杂仪》之类别为下篇，凡定著六篇。更数日方写得成，恨仲叔不能等候，得后便当附呈也。知欲一来建安，甚善甚善。前书亦尝奉问，欲就中路深僻处相聚数时，不知曾踏逐得此去处否？麻姑当是佳处，但闻去城差近，不免人事之扰，却不济事耳。武夷结茅虽就，然亦苦此。觉得却是朋友直来相访，只就书院中寝食，则都无外面闲人相扰也。晋陵将来如何？尤丈得书，亦云甚愿得贤守临之，但恐难合耳。今丰守稍正当，诸司已不乐之，不知将来竟如何。前此似有相物色作史官者，今又寂然，想又有不主张者。此等自有时节，但景色日见不佳，万一不免，即难出手耳。向丈「著甚来由」之语，是此老子受用得力处，然却不是芗林句法也。序文极力只做得如此，却是好个题目，所恨笔力弱耳。仲叔来此，前此在社仓宿食，相去差远，近方移来阁下，渠又告归。其人资性平和，看文字亦易晓，然似亦习成闲懒，离群之后全不曾做得功夫。到此方讨册子看，便未有可商量处。如仓库无红腐贯朽之积，军士无超距投石之勇，只是旋收旋支，或鼓或罢，终是不成头绪。已向渠说，别后惜取光阴，须看教满肚疑难，不能得相见，相见后三五日说不透，方是长进也。希仲相见，每问动静，亦甚以晋陵之行为虑也。居晦才力有馀，晦伯、韬仲恐不及。然意趣则皆可喜。诚之久不相见，不知后来游诸贤间所进如何。但向觉其物我太深，胸中不甚坦夷，此甚碍著事耳。伯恭无恙时，爱说史学，身后为后生辈糊涂说出一般恶口小家议论，贱王尊霸，谋利计功，更不可听。子约立脚不住，亦曰「吾兄盖尝言之」云尔。中间不免极力排之，今幸少定。然其彊不可令者，犹未肯竖降幡也。但昨日得婺人书云，子约五月间得眩瞀之疾，继以藏府不安，或作或止。地远，未得安信，甚令人念之也。子静寄得对语来，语意圆转浑浩，无凝滞处，亦是渠所得效验。但不免有些禅底意思。昨答书戏之云：「这些子恐是葱岭带来」，渠定不伏。然实是如此，讳不得也。近日建昌说得动地，撑眉努眼，百怪俱出，甚可忧惧。渠亦本是好意，但不合只以私意为主，更不讲学涵养，直做得如此狂妄。世俗滔滔，无话可说，有志于学者又为此说引去，真吾道之不幸也。公度书来，似有此病痛，不知季章如何？学问固是须著勇猛，然此勇猛却要有个用处。若只两手握拳，努筋著力，枉费十分气力，下稍无可成就，便须只是怪妄而已。吴伯起资质本是大段昏弱，故得此气力，便能振厉而短长相补，不至于怪。然亦失之偏枯，恐不能大有所就。若资性中本有些子精神，被此发作，如阳藏人吃却伏火丹砂，其不发狂者几希矣。近日因看《大学》，见得此意甚分明。圣贤已是八字打开了，但人自不领会，却向外狂走耳。所寄诸书刻皆佳。端良之亡，为可惜也。然其文意亦伤冗，乃是困于所长耳。《郡守题名记》法戒甚备，射亭词笔皆佳，不知两君为如何人也^⑴。

不：原缺，据宋闽、浙本补。

衡阳改命，不省所繇。今日忽闻苏训直又有别与近次之命，此于取舍之际，不无可疑。不审何以处之？计必有定论，不容草草也。学馆答问甚佳，曾君亦不易得，但亦须有的当存主处，此等始为有助耳。家塾祀夫子，于古未闻。若以义起，当约释菜礼为之乃佳。《开元》《政和》两书必有之，可参考也。时令之书恨未得见，不知所补于家国者何事为急？因便幸示及，并喻及子细也。子路不能变化气质之论，言之不难，政惧行之不易，是以难轻言耳。周子有言：「圣人之教，使人自易其恶，自至其中而已尔」。窃意如子路者，可谓能易其恶矣。若至其中一节功夫，则虽夫子每每提撕，然未见其有用力处也。人百己千者终可必至，宜若登天则终不可及，两论正自不同，又何疑耶？《大学》近再看过，方见得下手用功处路陌径直。日前看得诚是不切，乱道误人也。赵子直入蜀，前日至武夷别之。亦与说游诚之、周居晦，渠却云今只要寻个不说话底人。看此议论，似已怕此一等人了，宜乎作贵人也。更进一步，便参到周子充地位矣。张甥向学不易得，可喜。但读《大学章句》恐无长进，须向里面寻讨实下手处乃佳耳。直卿去冬暂归，今已复来。仁卿亦来相访，见在此，意思亦甚好也。便人告行，复作此附之，未能尽所欲言。但念果为湖南之行，即相望益远，令人作恶耳。宋宪乐善爱民，可与共事。诸子颇有意向学，但前此未得师友，今在彼又为戴溪鹘突。若到彼，可力与救拔，亦一事也。

使至，辱诲示，得闻到郡诸况，深用慰喜。信后秋深益热，恭惟尊候万福。条教所先，必有以大慰远人之望者，不审谓何？今既累月，上下亦必已相安矣。酒引竟作如何处置？宋宪亦当可商量。天下事有极要委曲者。赵子直在此，讲求临汀盐法利病甚悉，竟以诸司议论不一而罢，甚可惜。然亦是渠合下不与漕司商量之过，不可专罪他人也。居官无修业之益，若以俗学言之，诚是如此。若论圣门所谓德业者，却初不在日用之外，只押文字，便是进德修业地头，不必编缀异闻，乃为修业也。近觉向来为学实有向外浮泛之弊，不惟自误，而误人亦不少。方别寻得一头绪，似差简约端的，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，恨未得面论也。浙中后来事体大段支离乖僻，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。极令人难说，只得皇恐，痛自警省，恐未可专执旧说以为取舍也。《小学》能为刊行，亦佳。但须更为稍加损益乃善。近得韩丈书云，如邓攸缚子于树之属，似涉已甚，恐此等处诚可削也。若不欲尽去其事，且刊前此语亦佳耳。史传中嘉言善行及近世诸先生教人切近之语，亦多有未载者。更望刷出补入，乃为佳也。衡州刘德老，宋宪尝言之，二君却未闻。僻郡有此，亦可喜。此间却自艰得也。

老兄归来无事，又得祠禄添助俸馀，无复衣食之累，杜门读书，有足乐者。不审比来日用事复如何？且省杂看，向里做些功夫为善。熹病虽日衰，然此意思却似看得转见分明亲切。岁前看《通书》极力说个「几」字，尽有警发人处。近则公私邪正，远则废兴存亡，只于此处看破，便斡转了。此是日用第一亲切工夫，精粗隐显，一时穿透。尧舜所谓「惟精惟一」，孔子所谓「克己复礼」，便是此事。食芹而美，甚欲献之吾君也。去岁作《高彦先祠堂记》，前日漳守方送来，今往一本。此等议论亦触时忌，会带累人吃章也。庐陵旧学子却须聚集，高刘诸人颇长进否？今日无事可为，只有收拾后生，磨砻成就，是著得力处。而此间朋友鼓作不起，深为可虑。不知彼中如何？更望留意，以身率之，乃所望也。向读《女戒》，见其言有未备及鄙浅处，伯恭亦尝病之。间尝欲别集古语，如《小学》之状，为数篇，其目曰「正静」，曰「卑弱」，曰「孝爱」，曰「和睦」，曰「勤谨」，曰「俭质」，曰「宽惠」，曰「讲学」。班氏书可取者，亦删取之。如《正静》篇，即如杜子美「秉心忡忡，防身如律」之语，亦可入。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。「和睦」谓宜其家人，「宽惠」谓逮下无疾妒，凡御下之事，病倦不能检阅。幸更为详此目有无漏落，有即补之而辑成一书，亦一事也。向见所编《家训》，其中似已该备。只就彼采择，更益以经史子集中事，以经为先，不必太多，精择而审取之尤佳也。

承寄示所和鸿庆旧诗，三复感叹。但麻鞋之契，今何敢望有如此事耶？槐阴诗文讲卷皆佳，季章盖所谓为切问近思之学者，真不易得。但似有迫切狭吝之意，见得道理到处十分到，不到处亦十分不到。想见都不读书，理会文义，虽理会，亦是先将己意向前搀断，扭捏主张，所以有来喻云云之病。景阳又忒宽慢，自己分上想见是不亲切也。公度向时得见，资质尽过诸人，但后来觉得亦有局促私吝之意，不知今又如何也。卷子随看各以鄙见批在纸背，请更详之。似此讲论，初闻之以为当有益，故尝往求问目，欲令诸生条对。以今观之，则问者本无所疑而答者初无所见，多是临时应课塞白。似此讲论，恐无所益。又有一种切己病痛：日用功夫只在当人著实向前，自家了取，本不用与人商量，亦非他人言说所能干预。纵欲警觉同志，只合举起话头，令其思省，其闻之者亦只合猛省提掇，向自己分上著力，不当更著言语，论量应对。如人有病，只合急急求药；既得药，只合急急服饵，不当更著言语形容此病，更著言语赞叹此药也。今将实践履事却作闲言语说了，方其说时，意在于说而不在于行，此恐不惟无益，而又反有害也。以愚见观之，似不若将圣贤之书大家讲究一件，有疑即问，有见即答，无疑无见者，不必拘以课程，如此却似实有功夫，不枉了闲言语。不知老兄以为如何也？

蒙喻及祔礼，此在高明考之必已精密。然犹谦逊博谋，及于浅陋如此，顾熹何足以知之？然昔遭丧祸，亦尝考之矣。窃以为众言淆乱，则折诸圣，孔子之言万世不可易矣，尚复何说？况期而神之之意，揆之人情亦为允惬。但其节文次第，今不可考。而周礼则有《仪礼》之书，自始死以至祥禫，其节文度数详焉。故温公《书仪》虽记孔子之言，而卒从《仪礼》之制。盖其意谨于阙疑，以为既不得其节文之详，则虽孔子之言亦有所不敢从者耳。程子之说意亦甚善，然郑氏说「凡祔，已反于寝，练而后迁庙」，《左氏春秋传》亦有「特祀于主」之文，则是古人之祔固非遂彻几筵，程子于此恐其考之有所未详也。《开元礼》之说，则高氏既非之矣。然其自说大祥彻灵坐之后，明日乃祔于庙，以为不忍一日未有所归，殊不知既彻之后，未祔之前，尚有一夕，其无所归也久矣。凡此皆有所未安，恐不若且从《仪礼》、温公之说，次序节文亦自曲有精意。如《檀弓》诸说可见。不审尊兄今已如何行之？愿以示教。若犹未也，则必不得已而从高氏之说。但祥祭之日未可撤去几筵（或迁稍近广处。），直俟明日奉主祔庙然后撤之，则犹为亡于礼者之礼耳。鄙见如此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