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书《易原》近方得之，谨以授来使。《易学启蒙》当已经省览矣，有未安处，幸辱镌诲。上饶财赋源流得蒙录示，幸甚。伯谟说近有刻石记文，亦愿得之也。又有小恳，欲求妙墨为写《大戴礼》武王践祚一篇，以为左右观省之戒，不审可否？卷子纳上，得蒙挥染，不胜幸甚！

忽闻有奉祠之命，为之惘然。得非反以贰车改正之举而激之至此也邪？世路险巇，人情不可测。以长者之宽平博厚处之，尚未能坦然无所系阂，况如鄙狭之姿，又安可望于少行其志耶？行亦力请祈还故官，仰继后尘尔。

《春秋例目》拜贶甚厚。其间议论小国自贬其爵以从杀礼，最为得其情者。顷年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说非《春秋》恶恶短之义，今已释然。盖后来郑大夫亦有郑伯男也。而使从诸侯之赋之说，则当时诸侯之愿自贬者固多，但霸主必以此礼责之，故有不得而自遂尔。然其他尚有欲请教者，便遽未暇。大抵此经简奥，立说虽易而贯通为难，以故平日不敢措意其间。假以数年，未知其可学否尔。

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。

熹恐此「道」字即《易》之太极，「一」乃阳数之奇，「二」乃阴数之偶，「三」乃奇偶之积。其曰「二生三」者，犹所谓二与一为三也。若直以「一」为太极，则不容复言「道生一」矣。详其文势，与《列子》「易变而为一」之语正同，所谓「一」者，皆形变之始耳，不得为非数之一也。

策数。

策者，蓍之茎数，《曲礼》所谓「策为筮」者是也。《大传》所谓「《乾》《坤》二篇之策」者，正以其挂扐之外见存蓍数为言耳。盖揲蓍之法，凡三揲挂扐，通十三策而见存三十六策，则为老阳之爻；三揲挂扐，通十七策而见存三十二策，则为少阴之爻；三揲挂扐，通二十一策而见存二十八策，则为少阳之爻；三揲挂扐，通二十五策而见存二十四策，则为老阴之爻。《大传》专以六爻乘老阳老阴而言，故曰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百四十有四，凡三百有六十。其实六爻之为阴阳者，老少错杂，其积而为《乾》者未必皆老阳，其积而为《坤》者未必皆老阴。其为六子诸卦者，或阳或阴，亦互有老少焉。盖老少之别本所以生爻，而非所以名卦。今但以《乾》有老阳之象，《坤》有老阴之象，六子有少阴阳之象，且均其策数，又偶合焉，而因假此以明彼则可；若便以《乾》六爻皆为老阳，《坤》六爻皆为老阴，六子皆为少阳少阴，则恐其未安也。但三百六十者，阴阳之合，其数必齐于此。若《乾》《坤》之爻而皆得于少阴阳也，则《乾》之策六其二十八而为百六十八，《坤》之策六其三十二而为百九十二，其合亦为三百六十，此则不可易也。

河洛图书。

论虽以四十五者为《河图》，五十五者为《洛书》，然序论之文多先《书》而后《图》。盖必以五十五数为体，而后四十五者之变可得而推。又况《易传》明有「五十有五」之文，而《洪范》又有九位之数耶？

当期。

《易》卦之位，《震》东《离》南，《兑》西《坎》北者为一说，十二辟卦分属十二辰者为一说。及焦延寿为卦气直日之法，乃合二说而一之，既以八卦之《震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、《坎》二十四爻直四时，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，且为分四十八卦为之公、侯、卿、大夫，而六日七分之说生焉。若以八卦为主，则十二卦之《乾》不当为巳之辟，《坤》不当为亥之辟，《艮》不当侯于申酉，《巽》不当侯于戌亥。若以十二卦为主，则八卦之《乾》不当在西北，《坤》不当在西南，《艮》不当在东北，《巽》不当在东南。彼此二说，互为矛盾。且其分四十八卦为公、侯、卿、大夫以附于十二辟卦，初无法象，而直以意言，本已无所据矣，不待论其减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后可以见其失也。扬雄《太玄》次第乃是全用焦法，其八十一首盖亦去其《震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、《坎》者，而但拟其六十卦耳。诸家于八十一首多有作拟《震》、《离》、《坎》、《兑》者，近世许翰始正其误。至立踦赢二赞，则正以七百二十九赞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之数而益之，恐不可反据其说以正焦氏之失也。

孔颖达。

孔氏「是一揲也」四字，先儒莫有觉其误者。今论正之，信有功矣。但细详疏文后段，孔氏实非不晓揲法者，但为之不熟，故其言之易差而误多此四字耳。其云「合于挂扐之处」，又云「合于挂扐之一处而总挂之」，则实有误，然于其大数亦不差也。

毕中和。

毕氏揲法视疏义为详，柳子厚诋刘梦得，以为肤末于学者，误矣。毕论三揲皆挂一，正合四营之义。唯以三揲之挂扐分措于三指间为小误，然于其大数亦不差也。其言馀一益三之属，乃梦得立文太简之误，使读者疑其不出于自然而出于人意耳。此与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，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。

熹昨闻《禹贡》之书已有奏篇，转借累年，乃得其全。犹恨绘事易差，间有难考究处。近乃得温陵印本，披图按说，如指诸掌，幸甚幸甚！此书之传，为有益于学者。但顷在南康两年，其地宜在彭蠡、九江、东陵、敷浅原之间，而考其山川形势之实，殊不相应。因考诸说，疑晁氏九江东陵之说，以为洞庭巴陵者为可信。盖江流自澧而东，即至洞庭，而巴陵又在洞庭之东也。若谓九江即今江州之地，即其下少东便合彭蠡之口，不应言「至东陵然后东迤，北会于汇」也。白氏所论敷浅原者，亦有理，而未尽。盖详经文，敷浅原合是衡山东北一支尽处，疑即今庐阜，但无明文可考耳。德安县敷阳山正在庐山之西南，故谓之敷阳，非以其地即为敷浅原也。若如旧说，正以敷阳为敷浅原，则此山甚小，又非山脉尽处。若遂如晁氏之说，以为江入海处，则合是今京口，所过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。若以衡山东北尽处而言，即为庐阜无疑。盖自岷山东南至衡山，又自衡山东北而至此，则九江之原出于此三山之北者，皆合于洞庭而注于岷江，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过九江也。此以地势考之，妄谓如此，不审参以他书，其合否又如何。但著书者多是臆度，未必身到足历，故其说亦难尽据，未必如今目见之亲切著明耳。閤下向者固尝经行，而留意之久，记览之富，其必有以质之，故敢辄献所疑，伏惟有以教之，幸也。

病中得窥《易老新书》之秘，有以见立言之指深远奥博，非先儒思虑所及矣。尚以道中篮舆摇兀，神思昏愦，未容尽究底蕴。独记旧读「俨若客止」作「容」字，而苏黄门亦解为修容不惰之意，尝疑此或非老子意。后见一相书引此，乃以「容」字为「客」字，于是释然，知老子此七句而三协韵，以「客」韵「释」，吻若符契。又此凡言「若某」者，皆有事物之实。所谓客者，亦曰不敢为主而无与于故事，其容俨然耳。近见温公注本亦作「客」字，窃意古本必更有可考者。虽非大义所系，然恐亦可备讨论之万一。不审台意以为如何？

熹窃尝闻之，侍郎知《易》学之妙，深造理窟，每恨不得执经请业。兹辱诲谕，警省多矣。《麻衣易说》熹旧见之，常疑其文字言语不类五代国初时体制，而其义理尤多浅俗，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来人收拾佛老术数绪馀所造。尝题数语于其后，以俟知者。及去年至此，见一戴主簿者，名师愈，即今印本卷后题跋之人。初亦忘记其有此书，但每见其说《易》专以《麻衣》为宗，而问其传授来历，则又秘而不言。后乃得其所著他书观之，则其文体意象多与所谓《麻衣易说》者相似，而间亦多有附会假托之谈，以是心始疑其出于此人。因复遍问邦人，则虽无能言其赝作之实者，然亦无能知其传授之所从也。用此决知其为此人所造不疑。然是时其人已老病昏塞，难可深扣，又寻即物故，遂不复可致诘。但今考其书，则自《麻衣》本文及陈、李、戴注题四家之文如出一手，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验。而其义理，则于鄙意尤所不能无疑。今以台谕之及，当复试加考订，他日别求教也。程君《蓍说》亦尝见之，其人见为进贤令，至此数得通书，恺悌博雅，君子人也。自别有《易说》，又有《田制书》，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达丈《夫田说》来。今各以一编呈纳，伏幸视至。他所欲请教者非一，属以岁凶，郡中多事，留此便人日久，且草具此拜禀，早晚别寻便拜启次。

蒙别纸开示说《诗》之意尤详，因得以窥一二大者。不敢自外，敢以求于左右。来教谓《诗》本为乐而作，故今学者必以声求之，则知其不苟作矣。此论善矣，然愚意有不能无疑者。盖以《虞书》考之，则《诗》之作本为言志而已。方其诗也，未有歌也，及其歌也，未有乐也。以声依永，以律和声，则乐乃为《诗》而作，非《诗》为乐而作也。三代之时，礼乐用于朝廷而下达于闾巷，学者讽诵其言以求其志，咏其声，执其器，舞蹈其节以涵养其心，则声乐之所助于《诗》者为多。然犹曰「兴于《诗》，成于乐」，其求之固有序矣。是以凡圣贤之言《诗》，主于声者少而发其义者多。仲尼所谓「思无邪」，孟子所谓「以意逆志」者，诚以《诗》之所以作本乎其志之所存，然后《诗》可得而言也。得其志而不得其声者有矣，未有不得其志而能通其声者也。就使得之，止其钟鼓之铿锵而已，岂圣人「乐云乐云」之意哉？况今去孔孟之时千有馀年，古乐散亡，无复可考，而欲以声求《诗》，则未知古乐之遗声今皆以推而得之乎？三百五篇皆可协之音律而被之弦歌已乎？诚既得之，则所助于《诗》多矣，然恐未得为《诗》之本也。况未必可得，则今之所讲，得无有画饼之讥乎？故愚意窃以为《诗》出乎志者也，乐出乎《诗》者也。然则志者《诗》之本，而乐者其末也。末虽亡，不害本之存，患学者不能平心和气，从容讽咏以求之情性之中耳。有得乎此，然后可得而言，顾所得之浅深如何耳。有舜之文德，则声为律而身为度，《箫韶》、《二南》之声不患其不作。此虽未易言，然其理盖不诬也。不审以为如何？《二南》分王者诸侯之风，《大序》之说恐未为过。其曰圣贤浅深之辨，则说者之凿也。程夫子谓《二南》犹《易》之《乾》《坤》，而龟山杨氏以为一体而相成，其说当矣。试考之如何？《召南》「夫人」恐是当时诸侯夫人被文王太姒之化者，《二南》之「应」，似亦不可专以为乐声之应为言。盖必有理存乎其间，岂有无事之理、无理之事哉？惟即其理而求之，理得则事在其中矣。

熹昨蒙谕及深衣，谨并幅巾大带纳上，皆温公遗制也。但带当结处合有黑纽之组，所未能备。其说见于《书仪》本章，可考而增益也。又有黑履，亦见《书仪》，此不敢纳呈。去古益远，其冠服制度仅存而可考者独有此耳。然远方士子亦所罕见，往往人自为制，诡异不经，近于服妖，甚可叹也。若得当世博闻好礼者表而出之，以广其传，庶几其不泯乎。

蒙谕深衣约纽，正所未晓。向借得者，亦阙此制。但既云「绦似绅而加阔」，即与今之匾绦相似，不知其制果如何。又今法服背后垂绶亦是古组绶之遗象，不记其以何物为之。恐亦可参考，却俟订正垂教也。又承垂谕景望《谦》卦忌盈之说，未审曲折。并薛氏鬼神事，于此素亦未能无疑。顾恨未得面扣其旨，以祛所惑。或恐有可以言语发明者，幸因笔及之也。熹忽例蒙误恩，宽其致旱之罪而过录微劳，皆出推借之及。初不敢辞，适郡人应募赈济者数家合得官资皆未放行，义难先受，不免申堂辞免，并乞早与推恩矣。恐欲知其曲折，故敢及之，非敢固为矫激也。

熹数日病中方得䌷绎所示《图》《书》、卦画二说，初若茫然不知所谓，因复以妄作《启蒙》考之，则见其论之之详，而明者偶未深考，是以致此纷纷，多说而愈致疑耳。夫以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为不足信，自欧阳公以来已有此说，然终无奈《顾命》、《系辞》、《论语》皆有是言，而诸儒所传二图之数，虽有交互而无乖戾，顺数逆推，纵横曲直皆有明法，不可得而破除也。至如《河图》与《易》之天一至地十者合而载天地五十有五之数，则固《易》之所自出也。《洛书》与《洪范》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畴之数，则固《洪范》之所自出也。《系辞》虽不言伏羲受《河图》以作《易》，然所谓「仰观俯察」、「近取远取」，安知《河图》非其中之一事耶？大抵圣人制作所由，初非一端，然其法象之规模，必有最亲切处。如鸿荒之世，天地之间，阴阳之气虽各有象，然初未尝有数也。至于《河图》之出，然后五十有五之数奇偶生成，粲然可见。此其所以深发圣人之独智，又非汎然气象之所可得而拟也。是以仰观俯察、远求近取，至此而后，两仪、四象、八卦之阴阳奇偶可得而言。虽《系辞》所论圣人作《易》之由者非一，而不害其得此而后决也。来喻又谓熹不当以大衍之数参乎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之数，此亦有说矣。数之为数，虽各主于一义，然其参伍错综，无所不通，则有非人之所能为者。其所不合，固不容以强合；其所必合，则纵横反覆，如合符契，亦非人所能强离也。若于此见得自然契合、不假安排底道理，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，直是好笑，说不得也。若论《易》文，则自「大衍之数五十」至「再扐而后挂」，便接「《乾》之策二百一十有六」至「可与祐神矣」为一节，是论大衍之数；自「天一」至「地十」却连「天数五」至「而行鬼神也」为一节，是论《河图》五十五之数。今其文间断差错，不相连接，舛误甚明。伊川先生已尝釐正，《启蒙》虽依此写，而不曾推论其所以然者，故览者不之察耳。至于卦画之论，反复来喻，于熹之说亦多未究其底蕴。且如所论两仪有曰「《乾》之画奇，《坤》之画偶」，只此「乾坤」二字便未稳当。盖仪，匹也。两仪，如今俗语所谓「一双」、「一对」云尔。自此再变，至生第三画，八卦已成，方有《乾》《坤》之名。当为一画之时，方有一奇一偶，只可谓之阴阳，未得谓之《乾》《坤》也。来喻又曰以二画增至四画为二奇二偶，又于四画之上各增一奇一偶而为八画，此亦是于熹图中所说发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语。盖四象第一画本只是前两仪图之一奇一偶，缘此一奇一偶之上各生一奇一偶，是以分而为四，而初画之一奇一偶亦随之而分为四段耳，非是以二画增成四画，又以四画增成八画也。此一节正是前所谓自然契合，不假安排之妙。孔子而后，千载不传，至康节先生始得其说。然犹不肯大段说破，盖《易》之心髓全在此处，不敢容易轻说，其意非偶然也。来喻又曰：「不知阴阳二物果可分老少而为四象乎」？此恐亦考之未熟之过。夫老少于经固无明文，然揲蓍之法，三变之中挂扐四以奇偶分之，然后爻之阴阳可得而辨。又于其中各以老少分之，然后爻之变与不变可得而分。经所谓「用九」「用六」者，正谓此也。若其无此，则终日揲蓍，不知合得何卦？正使得卦，不知当用何爻？安得以为后世之臆说而弃之乎？又详所论直以天地为两仪，而「天生神物」以下四者为四象，此尤非是。大抵曰仪，曰象，曰卦，皆是指画而言。故曰《易》有太极而生两仪、四象、八卦，又曰《易》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。若如所论，则是先有太极、两仪、四象，然后圣人以画八卦，而两仪、四象、八卦三物各是一种面貌，全然相接不著矣。此乃《易》之纲领，如法律之有名例，不可以毫釐差。熹之所见，判然甚明，更无疑惑，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如其未然，幸复有以见教也。

邵子曰：「太极既分，两仪立矣^⑴。阳上交于阴，阴下交于阳而四象生矣^⑵。阳交于阴，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；刚交于柔，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^⑶。八卦相错，而后万物生焉^⑷」。此来教所引邵先生说也。今子细辨析奉呈，幸详考之，方可见其曲折，未遽可轻议也。然此已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后言之，故其先后多寡有难著语处。乍看极费分疏，猝然晓会不得。若要见得圣人作《易》根原直截分明，却不如且看卷首横图，自始初只有两画时渐次看起，以至生满六画之后。其先后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，不费词说。于此看得，方见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来，圣人只是见得分明，便只依本画出，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。盖本不烦智力之助，亦不容智力得以助于其间也。及至卦成之后，逆顺纵横，都成义理，千般万种，其妙无穷，却在人看得如何。而各因所见为说，虽若各不相资，而实未尝相悖也。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，卲子所谓先天之学也。卦成之后，各因一义推说，卲子所谓后天之学也。今来喻所引《系辞》《说卦》三才六位之说，即所谓后天者也。先天后天既各自为一义，而后天说中取义又多不同，彼此自不相妨，不可执一而废百也。若执此说，必谓圣人初画卦时只见一个三才，便更不问事由，一连便扫出三画，以拟其象。画成之后，子细看来，见使不得，又旋划擘，添出后一半截。此则全是私意杜撰补接，岂复更有《易》耶？来喻条目尚多，然其大节目不过如此。今但于此看破，则其馀小小未合处自当迎刃而解矣。故今不复悉辨以浼高明，伏幸财察。

来教疑《河图》《洛书》是后人伪作。

熹窃谓生于今世而读古人之书，所以能别其真伪者，一则以其义理之所当否而知之，二则以其左验之异同而质之，未有舍此两涂而能直以臆度悬断之者也。熹于世传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之旧所以不敢不信者，正以其义理不悖而證验不差尔。来教必以为伪，则未见有以指其义理之缪、證验之差也。而直欲以臆度悬断之，此熹之所以未敢曲从而不得不辨也。况今日之论，且欲因象数之位置往来以见天地阴阳之造化、吉凶消长之本原，苟于此未明，则固未暇别寻證据。今乃全不寻其义理，亦未至明有證据，而徒然为此无益之辨，是不议于室而噪于门，不味其腴而咬其骨也。政使辨得二图真伪端的不差，亦无所用，又况未必是乎？愿且置此，而于熹所推二图之说少加意焉，则虽未必便是真图，然于象数本原亦当略见意味，有欢喜处，而图之真伪将不辨而自明矣。

来教疑先天后天之说。

据邵氏说，先天者，伏羲所画之《易》也；后天者，文王所演之《易》也。伏羲之《易》初无文字，只有一图以寓其象数，而天地万物之理、阴阳始终之变具焉。文王之《易》即今之《周易》，而孔子所为作传者是也。孔子既因文王之《易》以作传，则其所论固当专以文王之《易》为主。然不推本伏羲作《易》画卦之所由，则学者必将误认文王所演之《易》便为伏羲始画之《易》，只从中半说起，不识向上根原矣。故《十翼》之中，如八卦成列，因而重之，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而天地、山泽、雷风、水火之类，皆本伏羲画卦之意；而今新书《原卦画》一篇，亦分两仪，伏羲在前，文王在后。必欲知圣人作《易》之本，则当考伏羲之画；若只欲知今《易》书文义，则但求之文王之经、孔子之传足矣。两者初不相妨，而亦不可以相杂。来教乃谓专为卲氏解释，而于《易经》无所折衷，则恐考之有未详也。

来教谓七、八、九、六不可为四象。

四象之名，所包甚广。大抵须以两画相重、四位成列者为正。而一、二、三、四者，其位之次也；七、八、九、六者，其数之实也。其以阴阳刚柔分之者，合天地而言也；其以阴阳太少分之者，专以天道而言也。若专以地道言之，则刚柔又自有太少矣。推而广之，纵横错综，凡是一物，无不各有四者之象，不但此数者而已矣。此乃天地之间自然道理，未画之前，先有此象此数，然后圣人画卦时依样画出，揲蓍者又随其所得挂扐过揲之数以合焉，非是元无实体而画卦揲蓍之际旋次安排出来也。来喻于此见得未明，徒劳辨说，窃恐且当先向未画前识得元有个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底骨子，方有商量，今未须遽立论也。用九用六之文，固在卦成之后；而用九用六之理，乃在卦成之前，亦是此理。但见得实体分明，则自然触处通透，不劳辨说矣。至谓七、八、九、六乃揲蓍者所为而非圣人之法，此误尤不难晓。今且说揲蓍之法出于圣人耶？出于后世耶？若据《大传》，则是出于圣人无疑。而当是之时，若无七、八、九、六，则亦无所取决，以见其爻之阴阳动静矣，亦何以揲蓍为哉？此事前书辨之已详，非熹之创见新说，更请熟玩，当自见之，今不复缕缕也。来喻又云《系辞》本只是四象生八卦，今又倍之，两其四象而生八卦之一，此数字不可晓。然想不足深辨，请且于前所谓实体者验之，庶乎其有得也。

来教疑四爻五爻者无所主名。

一画为仪，二画为象，三画为卦，则八卦备矣。此上若旋次各加阴阳一画，则积至三重，再成八卦者八，方有六十四卦之名。若径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，则亦如其位而得名焉。方其四画五画之时，未成外卦，故不得而名之耳。内卦为贞，外卦为悔，亦是画卦之时已有此名。至揲蓍求之，则九变而得贞，又九变而得悔，又是后一段事，亦如前所论七、八、九、六云尔，非谓必揲蓍然后始有贞悔之名也。大抵新书所论卦位与《系辞》《说卦》容有异同，至论揲蓍，则只本《系辞》，何由别有他说？如此等处至为浅近，而今为说乃如此，窃恐考之殊未详也。

来教引伊川先生说重卦之由。

重卦之由，不但伊川先生之说如此，盖《大传》亦云八卦成列，因而重之矣。但八卦所以成列，乃是从太极、两仪、四象渐次生出，以至于此，画成之后，方见其有三才之象，非圣人因见三才，遂以己意思惟而连画三爻以象之也。因而重之，亦是因八卦之已成，各就上面节次生出。若旋生逐爻，则更加三变方成六十四卦。若并生全卦，则只用一变便成六十四卦。虽有迟速之不同，然皆自然渐次生出，各有行列次第。画成之后，然后见其可尽天下之变。不是圣人见下三爻不足以尽天下之变，然后别生计较，又并画上三爻以尽之也。此等皆是作《易》妙处，方其画时，虽是圣人，亦不自知里面有许多巧妙奇特，直是要人细心体认，不可草草立说也。

以上五条，鄙意倾倒无复馀蕴矣。然此非熹之说，乃康节之说；非康节之说，乃希夷之说；非希夷之说，乃孔子之说。但当日诸儒既失其传，而方外之流阴相付受，以为丹灶之术。至于希夷、康节，乃反之于《易》，而后其说始得复明于世。然与见今《周易》次第行列多不同者，故闻者创见多不能晓而不之信，只据目今见行《周易》缘文生义，穿凿破碎，有不胜其杜撰者。此《启蒙》之书所为作也。若其习闻易晓，人人皆能领略，则又何必更著此书，以为屋下之屋，床上之床哉？更愿高明毋以为熹之说而忽之，姑且虚心逊志以求其通晓，未可好高立异而轻索其瑕疵也。玩之久熟，浃洽于心，则天地变化之神、阴阳消长之妙自将瞭于心目之间，而其可惊可喜、可笑可乐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。言之不尽，偶得小诗以寄鄙怀曰：「忽然半夜一声雷，万户千门次第开。若识无心涵有象，许君亲见伏羲来」。说得太郎当了，只少个拄杖卓一下，便是一回普说矣。狂妄僭率，幸勿鄙诮也。

伏承别纸诲谕谆悉，及示新论，尤荷不鄙。但区区之说，前此已悉陈之。而前后累蒙排摈挥斥，亦已不遗馀力矣。今复下喻，使罄其说，顾亦何以异于前日耶？然既辱开之使言，则又不敢嘿嘿。然其大者未易遽论，姑即来教一二浅者质之。夫谓温厚之气盛于东南，严凝之气盛于西北者，礼家之说也。谓阳生于子，于卦为《复》；阴生于午，于卦为《姤》者，历家之说也。谓《巽》位东南，《乾》位西北者，《说卦》之说也。此三家者各为一说，而礼家、历家之言犹可相通。至于《说卦》，则其卦位自为一说，而与彼二者不相谋矣。今来教乃欲合而一之，而其间又有一说之中自相乖戾者，此熹所以不能无疑也。夫谓东南以一阴已生而为阴柔之位，西北以一阳已生而为阳刚之位，则是阳之盛于春夏者不得为阳，阴之盛于秋冬者不得为阴，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为主也。谓一阴生于东南，一阳生于西北，则是阴不生于正南午位之遇而淫于东，阳不生于正北子位之《复》而旅于西也。谓《巽》以一阴之生而位乎东南，则《乾》者岂一阳之生而位于西北乎？况《说卦》之本文，于《巽》则但取其洁齐而位之东南，于《乾》则但取其战而位之西北。《巽》以三画言之，虽为一阴之生，而其所以位之东南者，初非有取乎其义。至于《乾》，则又三阳之全体，而初无一阳已生之义可得而取也。凡此崎岖反复，终不可通，不若直以阳刚为仁、阴柔为义之明白而简易也。盖如此则发生为仁，肃杀为义，三家之说皆无所牾。肃杀虽似乎刚，然实天地收敛退藏之气，自不妨其为阴柔也。来教又论黑白之位，尤不可晓。然其图亦非古法，但今欲易晓，且为此以寓之耳。《乾》则三位皆白，三阳之象也。《兑》则下二白而上一黑，下二阳而上一阴也。《离》则上下二白而中一黑，上下二阳而中一阴也。《震》则下一白而上二黑，下一阳而上二阴也。《巽》之下一黑而上二白，《坎》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，《艮》之下二黑而上一白，《坤》之三黑，皆其三爻阴阳之象也。盖《乾》《兑》《离》《震》之初爻皆白，《巽》《坎》《艮》《坤》之初爻皆黑，四卦相间，两仪之象也。《乾》《兑》《巽》《坎》之中爻皆白，《离》《震》《艮》《坤》之中爻皆黑，两卦相间，四象之象也。《乾》《离》《巽》《艮》之上爻皆白，《兑》《震》《坎》《坤》之上爻皆黑，一卦相间，八卦之象也。岂有《震》《坎》皆黑而如《坤》，《巽》《离》皆白而如《乾》之理乎？此恐画图之误，不然则明者察之有未审也。凡此乃《易》中至浅至近而易见者，契丈犹未之尽，而况其体大而义深者，又安可容易轻忽而遽加诋诮乎？此熹所以不敢索言，盖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惑而益其过也。幸试详之，若熹所言略有可信，则愿继此以进，不敢吝也。

又读来书，以为不可以仁、义、礼、智分四时，此亦似太草草矣。夫五行、五常、五方、四时之相配，其为理甚明而为说甚久，非熹独于今日创为此论也。凡此之类，窃恐高明考之未详，思之未审，而率然立论，轻肆诋诃，是以前此区区所怀不欲尽吐于老丈之前者尚多。此其为訑訑之声音颜色大矣。若欲实求义理之归，恐当去此而虚以受人，庶几乎其有得也。僭易皇恐，熹又禀。

《乾》于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北，于十二卦之位在东南。《坤》于文王八卦之位在西南，于十二卦之位在西北。故今图子列文王八卦于内，而布十二卦于外，以见彼此位置迥然不同。虽有善辩者，不能合而一之也。然十二卦之说可晓，而八卦之说难明。可晓者当推，难明者当阙，按图以观，则可见矣。

论十二卦，则阳始于子而终于巳，阴始于午而终于亥；论四时之气，则阳始于寅而终于未，阴始于申而终于丑。此二说者虽若小差，而所争不过二位。盖子位一阳虽生而未出乎地，至寅位《泰》卦则三阳之生方出地上，而温厚之气从此始焉。巳位《乾》卦六阳虽极而温厚之气未终，故午位一阴虽生而未害于阳，必至未位《遁》卦而后温厚之气始尽也。其午位阴已生而严凝之气及申方始，亥位六阴虽极而严凝之气至丑方尽，义亦放此。盖地中之气难见而地上之气易识，故周人以建子为正，虽得天统，而孔子之论为邦，乃以夏时为正。盖取其阴阳始终之著明也。按图以推，其说可见。

来谕谓《坤》之上六阳气已生（其位在亥。），《乾》之上九阴气已生（其位在巳。），以《剥》上九硕果不食，十月为阳月之义推之，则《剥》卦上九之阳方尽而变为纯坤之时，《坤》卦下爻已有阳气生于其中矣。但一日之内，一画之中，方长得三十分之一，必积之一月，然后始满一画而为《复》，方是一阳之生耳。《夬》之一阴为《乾》为《姤》，义亦同此^⑴。盖论其始生之微，固已可名于阴阳；然便以此为阴阳之限，则其方盛者未替，而所占不啻卦内六分之五；方生者甚微，而所占未及卦内六分之一，所以未可截自此处而分阴阳也。此乃十二卦中之一义，与《复》、《姤》之说理本不殊。但数变之后，方说得到此，不可搀先辊说，乱了正意耳。

来谕又谓冬春为阳，夏秋为阴。以文王八卦论之，则自西北之《乾》以至东方之《震》，皆父与三男之位也。自东南之《巽》以至西方之《兑》，皆母与三女之位也。故《坤》《蹇》解卦之彖辞皆以东北为阳方，西南为阴方。然则谓冬春为阳、夏秋为阴亦是一说。但《说卦》又以《乾》为西北，则阴有不尽乎西；以《巽》为东南，则阳有不尽乎东，又与三卦彖辞小不同^⑵。但此自是一说，与他说如十二卦之类各不相通尔。

来谕以东南之温厚为仁，西北之严凝为义，此《乡饮酒义》之言也。然本其言，虽分仁义而无阴阳柔刚之别，但于其后复有阳气发于东方之说，则固以仁为属乎阳，而义之当属乎阴从可推矣。来谕乃不察此，而必欲以仁为柔，以义为刚。此既失之，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属乎阳，刚之不可属乎阴也，于是彊以温厚为柔，严凝为刚，又移北之阴以就南，而使主乎仁之柔；移南之阳以就北，而使主乎义之刚。其于方位气候悉反易之，而其所以为说者率皆参差乖迕而不可合。又使东北之为阳、西南之为阴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，愚于图子已具见其失矣。盖尝论之，阳主进而阴主退，阳主息而阴主消。进而息者其气彊，退而消者其气弱，此阴阳之所以为柔刚也。阳刚温厚，居东南，主春夏，而以作长为事；阴柔严凝，居西北，主秋冬，而以敛藏为事。作长为生，敛藏为杀，此刚柔之所以为仁义也。以此观之，则阴阳、刚柔、仁义之位岂不晓然？而彼扬子云之所谓于仁也柔，于义也刚者，乃自其用处之末流言之。盖亦所谓阳中之阴，阴中之阳，固不妨自为一义，但不可以杂乎此而论之尔。向日妙湛盖尝面禀《易》中卦位义理层数甚多，自有次第，逐层各是一个体面，不可牵彊合为一说。学者须是旋次理会，理会上层之时，未要搅动下层，直待理会得上层都透彻了，又却轻轻揭起下层，理会将去。当时虽似迟钝，不快人意，然积累之久，层层都了，却自见得许多条理，千差万别，各有归著，岂不快哉。若不问浅深，不分前后，辊成一块，合成一说，则彼此相妨，令人分疏不下，徒自纷纷，成卤莽矣。此是平生读书已试之效，不但读《易》为然也。

前书所论仁、义、礼、智分属五行四时，此是先儒旧说，未可轻诋。今者来书虽不及之，然此大义也，或恐前书有所未尽，不可不究其说。盖天地之间，一气而已，分阴分阳，便是两物，故阳为仁而阴为义。然阴阳又各分而为二，故阳之初为木，为春，为仁，阳之盛为火，为夏，为礼；阴之初为金，为秋，为义，阴之极为水，为冬，为智。盖仁之恻隐方自中出，而礼之恭敬则已尽发于外；义之羞恶方自外入，而智之是非则已全伏于中。故其象类如此，非是假合附会。若能默会于心，便自可见。元、亨、利、贞其理亦然，《文言》取类尤为明白，非区区今日之臆说也。五行之中，四者既各有所属，而土居中宫，为四行之地，四时之主。在人则为信，为真实之义，而为四德之地，众善之主也^⑶。盖天人一物，内外一理，流通贯彻，初无间隔。若不见得，则虽生于天地间，而不知所以为天地之理；虽有人之形貌，而亦不知所以为人之理矣。故此一义切于吾身，比前数段尤为要紧，非但小小节目而已也。

垂谕《易》说，又见讲学不倦、下问不能之盛美，尤窃钦仰。已悉鄙意，别纸具呈矣。此但《易》中卦画阴阳之分位耳，未是吾人切身之事。万一愚见未合盛意，可且置之而更别向里寻求，恐合自有紧切用功处也。

再辱垂喻，具悉尊旨。然细观本末，初无所争，只因武陵旧图仁义两字偶失照管，致有交互，其失甚微。后来既觉仁字去西北方不得，义字去东南方不得，即当就此分明改正，便无一事。顾乃护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计，移换「阴阳刚柔」四字以盖其失，所以竞辨纷纭，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。盖始者先以文王八卦为说，而谓一阴生于《巽》，一阳生于《乾》，则既非《说卦》本意矣。其以三阳纯乾之方为一阳始生之地，则又为乖剌之甚者。及既知之，而又以十二卦为说，则谓一阳生于《乾》之上九，一阴生于《坤》之上六，遂移北方之阴柔以就南，使之带回仁字于西南而不失其为阴柔；移南方之阳刚以归北，使之带回义字于东北而不失其阳刚，则亦巧矣。然其所移动者凡二方，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旧主，又更改却古来阴阳界限，盖不胜其烦扰。而其所欲迁就之意，乃不过仅得其半而失其半。盖北方虽曰严凝，而东方已为温厚；南方虽曰温厚，而西方已为严凝也。是则非惟不足以救旧图一时之失，而其耻过作非、故为穿凿之咎反有甚于前日者。窃恐高明于此急于求胜，未及深致思也。欲究其说以开盛意，又念空言缴绕，难晓易差，不免画成一图，先列定位，而后别以旧图之失及今者两次所论之意随事贴说，有不尽者，则又详言，别为数条以附于后。切望虚心平气，细考而徐思之。若能于此翻然悔悟，先取旧图分明改正「仁义」二字，却将今所移易「阴阳刚柔」等字一切发回元来去处，如熹新图之本位，则易简圆成，不费词说，而三才五行、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。至于文王八卦，则熹尝以卦画求之，纵横反覆，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，是以畏惧，不敢妄为之说，非以为文王后天之学而忽之也。夫文王性与天合，乃生知之大圣，而后天之学方恨求其说而不得，熹虽至愚，亦安敢有忽之之心耶？但如来书所论，则不过是因其已定之位、已成之说而应和赞叹之尔。若使文王之意止于如此，则熹固已识之，不待深思而犹病其未得矣。故尝窃谓高明之于此图尊之虽至，信之虽笃，而所以知之则恐有不如熹之深者，此又未易以言语道也。至如邵氏以此图为文王之学，虽无所考，然《说卦》以此列于「天地定位」、「雷以动之」两节之后，而其布置之法迥然不同，则邵氏分之以属于伏羲、文王，恐亦不为无理。但未晓其根源，则姑阙之以俟知者，亦无甚害，不必率然肆意立论而轻排之也。又谓一奇一偶不能生四象，而二奇二偶不能生八卦，则此一图极为易晓，又不知老丈平时作如何看，而今日犹有此疑也。盖其初生之一奇一偶，则两仪也。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偶，则为二画者二，而谓之太阳、少阴矣。一耦之上亦生一奇一耦，则亦为二画者二，而谓之少阳、太阴矣。此所谓四象者也（四象成，则两仪亦分为四。）。太阳奇画之上又生一奇一偶，则为上爻者二而谓之《乾》《兑》矣（馀六条准此。）。此则所谓八卦者也（八卦成，则两仪四象皆分为八。）。是皆自然而生，瀵涌而出，不假智力，不犯手势，而天地之文、万事之理莫不毕具，乃不谓之画前之《易》，谓之何哉？仆之前书固已自谓非是古有此图，只是今日以意为之，写出奇偶相生次第，令人易晓矣。其曰画前之《易》，乃谓未画之前已有此理，而特假手于聪明神武之人以发其秘，非谓画前已有此图，画后方有八卦也。此是《易》中第一义，若不识此而欲言《易》，何异举无纲之网，挈无领之裘，直是无著力处，此可为知者道也。目疾殊甚，不能亲书，切幸深照。

第四画者，以八卦为太极而复生之两仪也。第五画者，八卦之四象也。第六画者，八卦之八卦也。再看来书，有此一项，此书未答，故复及之。熹又禀。

《易》说不知尊意看得如何？前书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与得半失半之说，后来思之，亦有未尽。盖徙阳于北，使阳失其位而夺阴之位；徙阴于南，使阴失其位而夺阳之位，二方固已病矣。东方虽得仍旧为阳，然其温厚之仁不得南与同类相合，而使彊附于北方严凝之义，不则却须改仁为义，以去阴而就阳，方得宁贴。然又恐无此理，是东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。西方虽得仍旧为阴，然其离北附南，与夫改义为仁，其势亦有所不便。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。盖移此二方而四方、八面、十二辰、十二卦一时鬼乱，无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。前书所禀，殊未及此之明白详尽也。

《易》说已悉。若只如此，则熹固已深晓，不待谆谆之告矣。所以致疑，正恐高明之见有所未尽而费力穿凿，使阴阳不得据其方盛之地，仁义不得保其一德之全，徒尔纷纭，有损无益尔。今既未蒙省察，执之愈坚，则区区之愚尚复何说？窃意两家之论，各自为家，公之不能使我为公，犹我之不能使公为我也。不若自此闭口不谈，各守其说，以俟羲、文之出而质正焉。然以高明之见，自信之笃，窃恐羲、文复出，亦未肯信其说也。魏郑公之言以为「望献陵也，若昭陵则臣固已见之矣」；佛者之言曰「诸人知处良遂总知，良遂知处诸人不知」，正此之谓矣。世间事吾人身在闲处，言之无益，此正好从容讲论，以慰穷愁。而枘凿之不合又如此，是亦深可叹者，而信乎其道之穷矣。

《易》说垂示，极荷不鄙。然浅陋之见，前已屡陈，至烦诃斥久矣，今复何敢有言？但详序说诸篇，唯是依经说理，而不惑于诸儒臆说之凿，此为一书要切之旨。今以篇中之说考之，则如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解两引《礼记》以春作夏长为仁，秋敛冬藏为义，《说卦》解又独引温厚之气始于东北，盛于东南；严凝之气始于西南，盛于东北，以为仁义之分，此于经既有据，又合于理之自然，真可谓不惑于诸儒臆说之凿矣。但其所以为说，则又必以为圣人恐《乾》止有阳刚而无仁，《坤》止有阴柔而无义，故必兼三才以为六画，然后能使《乾》居东北而为冬春之阳，《坤》居西南而为夏秋之阴。又必横截阴阳各为两段，以分仁义之界，然后能使春居东而为《乾》之仁，夏居南而为《坤》之仁，秋居西而为《坤》之义，冬居北而为《乾》之义^⑴，则其割裂补缀，破碎参差，未知于经何所据依，而何以异于诸儒臆说之凿也。又按文王、孔子皆以《乾》为西北之卦，《艮》为东北之卦，顾虽未能洞晓其所以然，然经有明文，不可移易，则已审矣。今乃云《乾》位东北，则是贬《乾》之尊使居《艮》位，未知使《艮》却居何处？此又未知于经何所据依，而何以异于诸儒臆说之凿也。又按孔子明言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是则固以太极为一，两仪为二，而凡有心有目者，皆能识之，不待推历布算而后可知也。今《太极论》乃曰「乾坤者，易之太极」，则以是两仪为太极，而又使之自生两仪矣。未知此于经何所据依，而又何以异于诸儒臆说之凿也。至《系辞》解，又谓太极者一之所由起，则是又以为太极之妙一不足以名之，而其序则当且生所起之一而后再变，乃生两仪矣。此则又未暇论其于经有无据依，是与不是诸儒臆说之凿。而但以前论参之，已有大相矛盾者，不审高明之意果何如也。凡此四条，熹皆不敢辄以为非以触尊怒，但所未晓，不敢不求教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