龚帅过建阳，遣人相闻，不及一见为恨。今日季教授见访，云尝小款，道其语皆出于忠厚长者。然在愚意，尚未有深解处。如论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，以为至当之举。熹尝窃论此矣，以为元祐诸贤忧确之不可制，欲以口语挤之，固为未当；而范公乃欲预为自全之计，是亦未免于自私，皆非天讨有罪之意也。至其论诸公忽反尔之言，违好还之戒，自取祸败，尤非正理。使后世见无礼于君亲者拱手坐视而不敢逐，则必此言之为也。且舜流四凶族，为皋陶者亦殊不念反尔之戒，何耶？推此心以往，恐无适而非私者。邵子文以为明道所见与忠宣合，正恐徒见所施之相似，而未见所发之不同。盖毫釐之间，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。又闻深以好名为戒，此固然矣。然偏持此论，将恐廉隅毁顿，其弊有甚于好名。故先圣云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」，而又曰「君子求诸己」。详味此言，不偏不倚，表里该备，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欤！学者要当于此玩心，则勿忘勿助之间，天理卓然，事事物物无非至当矣。熹又记向蒙面诲尧舜之世一用轻刑，当时尝以所疑为请，匆匆不及究其说。近熟思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但观皋陶所言「帝德罔愆」以下一节，便是圣人之心涵育发生，真与天地同德。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诛，则夫轻重取舍之间，自有决然不易之理。其宥过非私恩，其刑故非私怒，罪疑而轻非姑息，功疑而重非过予。如天地四时之运，寒凉肃杀常居其半，而涵养发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间。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，非既犯而纵舍之谓也。不审高明以为如何？

闻二十一日旌旆定行，何丞之谕，已不及事矣。然渠所言大概谓盗贼之馀，土旷人稀，州县以昔日岁计之额取办今日见存之户，民力素已不堪。后来复以荒田之产均之见户，由此流移愈多，公私愈困耳。向蒙面诲尧舜之世一用轻刑，当时尝以所疑为请，匆匆不及究其说。近熟思之，亦有不可不论者。但观皋陶所言「帝德罔愆」以下一节，便见圣人之心涵育发生，真与天地同德。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诛，则夫轻重取舍之间，亦自有决然不易之理。其宥过非私恩，其刑故非私怒，罪疑而轻非姑息，功疑而重非过予。如天地四时之运，寒凉肃杀常居其半，而涵育发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间。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，非既抵冒而复纵舍之也。夫既不能止民之恶，而又为轻刑以诱之，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无所忌，则不惟彼见暴者无以自伸之为冤，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将日以益众，亦非圣人匡直辅翼，使民迁善远罪之意也。

《虞书》论刑最详，而《舜典》所记尤密。其曰「象以典刑」者，「象」如天之垂象以示人，而「典」者常也，示人以常刑。所谓墨、劓、剕、宫、大辟，五刑之正也，所以待夫元恶大憝、杀人伤人、穿窬淫放，凡罪之不可宥者也。曰「流宥五刑」者，流放窜殛之类，所以待夫罪之稍轻，虽入于五刑而情可矜、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也（四凶正合此法。）。曰「鞭作官刑」、「朴作教刑」者，官府学校之刑，以待夫罪之轻者也。曰「金作赎刑」，罪之极轻，虽入于鞭朴之刑，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^⑴。此五句者，从重及轻，各有条理，法之正也。曰「眚灾肆赦」者，「眚」谓过误，「灾」谓不幸。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当赎之刑，则亦不罚其金而直赦之也^⑵。曰「怙终贼刑」者，「怙」谓有恃，「终」谓再犯。若人有如此而入于当宥之法，则亦不宥以流而必刑之也。此二句者，或由重而即轻，或由轻而入重，犹今律之有名例，又用法之权衡，所谓法外意也。圣人立法制刑之本末，此七言者大略尽之矣。虽其轻重取舍、阳舒阴惨之不同，然「钦哉钦哉，惟刑之恤」之意，则未始不行乎其间也。盖其轻重毫釐之间各有攸当者，乃天讨不易之定理，而钦恤之意行乎其间，则可以见圣人好生之本心矣，夫岂一于轻而已哉？又以舜命皋陶之辞考之，士官所掌，惟象、流二法而已^⑶。其曰「惟明克允」，则或刑或宥，亦惟其当而无以加矣，又岂一于宥而无刑哉？今必曰尧舜之世有宥而无刑，则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。是圣人之心不忍于元恶大憝，而反忍于衔冤抱痛之良民也。是所谓「怙终贼刑，刑故无小」者，皆为空言以误后世也。其必不然也亦明矣。夫刑虽非先王所恃以为治，然以刑弼教，禁民为非，则所谓伤肌肤以惩恶者，亦既竭心思而继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。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奸，而其过于重者则又有不当死而死，如彊暴赃满之类者。苟采陈群之议，一以宫剕之辟当之，则虽残其支体，而实全其躯命，且绝其为乱之本，而使后无以肆焉，岂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适当世之宜哉？况君子得志而有为，则养之之具、教之之术亦必随力之所至而汲汲焉，固不应因循苟且，直以不养不教为当然，而熟视其争夺相杀于前也。

初谓按行涓吉，必不渝期，今所赐字，殊未及此，何耶？远民倾首以听车马之音久矣，行期屡却，无乃使之失望；而下吏之奉约束、听期会者，将亦因是解弛而不虔乎。伏惟执事者试深虑之。僭易及此，皇惧之至。示谕明道程文不必见于正集，考求前此固多如此。然先生应举时已自闻道，今读其文，所论无非正理，非如今世举子阿时徇俗之文，乃有愧而不可传也。曾南丰序王深父之文，以为片言半简，非大义所系，皆存而不去，所以明深父之于细行皆可传也。况先生非欲以文显者，而即此程文便可见其经纶之业已具于此时，虽文采不艳，而卓然皆有可行之实。正学以言，未尝有一辞之苟，其所以警悟后学，亦不为不深矣。愚意只欲仍旧次第，不审台意以为如何？

《家祭礼》三策并上，不知可补入见版本卷中否？若可添入，即孟诜、徐润两家当在贾顼《家荐仪》之后，孟为第七，徐为第八，而《递攒》以后篇数，至《政和五礼》为第十一，而继以孙日用为第十二，乃以杜公《四时祭享仪》为第十三，而《递攒》以后，至范氏《祭仪》为第十九。又于《后序》中改「十有六」为「十有九」，仍删去「孟诜、徐润、孙日用」七字（此版须别换。）。不然，即存旧序而别作数语附见其后，尤为详实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更俟诲谕也。但写校须令精审无误，然后刻版，免致将来更改费力为佳。或未刻间，且并写定上版真本寄示，容与诸生详勘纳上尤便也。

熹杜门窃食，不敢与闻外间一事，尚不能无虎食其外之忧。衰病疲薾，虽在山林，亦不能有寻幽选胜之乐。但时有一二学子相从于寂寞之滨，讲论古人为己之学，至会心处，辄复欣然忘食，不自知道学之犯科也。年来目昏，不甚敢读书。经说闲看，疏漏颇多，不免随事改正，比旧又差胜矣。《纲目》不敢动着，恐遂为千古之恨。蒙教扬雄、荀彧二事，按温公旧例，凡莽臣皆书「死」，如太师王舜之类，独于扬雄匿其所受莽朝官称而以「卒」书，似涉曲笔，不免却按本例书之曰「莽大夫扬雄死」，以为足以警夫畏死失节之流，而初亦未改温公直笔之正例也。荀彧却是汉侍中、光禄大夫而参丞相军事，其死乃是自杀，故但据实书之曰「某官某人自杀」，而系于曹操击孙权至濡须之下，非故以彧为汉臣也。然悉书其官，亦见其实汉天子近臣，而附贼不忠之罪非与其为汉臣也。此等处当时极费区处，不审竟得免于后世之公论否？胡氏论彧为操谋臣，而劫迁九锡二事皆为董昭先发，故欲少缓九锡之议，以俟他日徐自发之。其不遂而自杀，乃刘穆之之类，而宋齐丘于南唐事亦相似。此论窃谓得彧之情，不审尊意以为何如？李淙、谢廓皆略识之，李在此作县甚得民情，谢甚俊，即任伯参政之孙，其家有古书者也。但吴仲权亦闻其名，见其文字甚清警，未知材气如此也。今日下位后生中尚不为无人，虽真伪相半，然亦且得劝勉奖就之，未敢轻有遗弃也。陈同父近得书，大言如昨，亦力劝之，令其稍就歛退。若未见信，即后日之患犹或有甚于此者，甚可念也。叔祖奉使葬事，甚荷怜念。此事初未敢有请，不谓已蒙特达如此，不知今有定论否？叔祖当日挺身请使，留虏中十六年，竟保全节而归。以奏对论和不可专恃，且虏有可图之衅忤秦丞相，遂废以死。在虏中时，尝有祭徽庙文，或传以归，乙览感动，锡赉甚宠。其书皆在此，此便不的，不敢附呈。鄙意辄欲次其行事以请于左右，幸而并赐之铭，则宗族子孙皆受不赀之惠矣。叔祖受知于晁景迂，学甚博，诗甚工也。

垂谕扬雄事，足见君子以恕待物之心。区区鄙意正以其与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虽异，而其为事莽则同，故窃取赵盾、许止之例而概以莽臣书之，所以著万世臣子之戒，明虽无臣贼之心，但畏死贪生而有其迹，则亦不免于诛绝之罪。此正《春秋》谨严之法。若温公之变例，则不知何所据依。晚学愚昧，实有所不敢从也。不审尊意以为如何？如未中理，却望垂教也。

室户之说屡蒙指教，竟所未晓。盖如所论，即室户乃在房之西偏，而入室者先必由房而后进至于室矣。历考礼书，不见此曲折处。郤子之登，必自西阶，房户虽在室户之东，盖亦无所经见，恐未足以證室户之必东出也。愚意于此深所未解，更丐一言以发其蔽，幸甚幸甚！又见《易图》深诋邵氏先天之说，旧亦尝见其书，然未晓其所以为说者。高明既斥其短，必已洞见其底蕴矣。因来并乞数语掊击其缪，又大幸也。

诲喻缕缕，备悉。乐章必已得之，因风幸早示及。丘推参选未还，尚未得闻室户之诲。大抵所欲知者，此户南乡西乡，果安所决？而经传实据果安所取？不论传授之有无也。邵氏先天之说，以鄙见窥之，如井蛙之议沧海。而高明直以「不知而作」斥之，则小大之不同，量有不可同年而语者。此熹之前书所以未敢轻效其愚，而姑少见其所疑也。示谕邵氏本以发明《易》道，而于《易》无所发明。熹则以为《易》之与道非有异也，《易》道既明，则《易》之为书，卦爻象数皆在其中，不待论说而自然可睹。若曰道明而书不白，则所谓道者恐未得为道之真也。不审高明之意果如何？其或文予而实不予，则熹请以邵氏之浅近疏略者言之。盖一图之内，太极、两仪、四象、八卦生出次第、位置行列，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。以至于第四分而为十六，第五分而为三十二，第六分而为六十四，则其因而重之，亦不待用意推移而与前之三分焉者未尝不吻合也。比之并累三阳以为《乾》，连叠三阴以为《坤》，然后以意交错而成六子；又先画八卦于内，复画八卦于外，以旋相加，而后得为六十四卦者，其出于天理之自然与人为之造作盖不同矣。况其高深闳阔、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能言者。今不之察，而遽以「不知而作」诋之，熹恐后之议今犹今之议昔，是以窃为门下惜之，而不自知其言之僭易也。

所扣《乡饮酒》疑义，近细考所奏乐有不用《二南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六笙诗》，而用南吕、无射两宫十章，不知何据？岂有以见古之乡乐用此律而写其遗声邪？将古乐已亡，不可稽考，而别制此乐也？然则特用此律，其旨安在？又所奏乐必有辞，声必有谱，而律之短长必有定论。凡此数端，皆所未谕，幸因风详悉指教。

熹穷乡晚出，妄窃有志于道，虽幸有闻于师友，而行之不力，荏苒颓侵，今犬马之年五十有一矣。修身齐家，未有可见之效，而志气不彊，不能固守贫贱之节，彊起从宦，旧学愈荒，施之于人，尤龃龉而不合。大抵志不能帅气，理未能胜私，中夜以思，怛然内疚。高明不鄙，不知将何以教诲之？熹所拱而俟也。向来次辑诸书，虽亦各有据依，不敢妄意损益，然疑信异传，不无牴牾。尝得汪丈端明示以执事所辨数事，方且复书质之汪丈，更求一二左验，别加是正，则汪公已捐宾客矣。自此每念一扣门下，以毕其说，而相去绝远，无从致问。今幸得通姓名，又以单车此来，无复文书可以检索，不复记向之所欲质问者。尚俟异时还家，别图寓信，但恐益远难致耳。近刻程先生、尹和靖二帖及《白鹿》《五贤》二记，各纳一本，伏幸视至。其间恐有可因以垂教者，切望不弃（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三七。）。

出：淳熙本作「生」。

《易说》云：「数者，策之所宗，而策为已定之数」。熹窃谓数是自然之数，策即蓍之茎数也。《礼》曰龟为卜，筴为筮是已。老阳一爻过揲三十六策，故积六爻而得二百一十有六策耳。

又云：「大衍之数五十，是为自然之数，皆不可穷其义」。熹窃谓既谓之数，恐必有可穷之理。

又云：「奇者，所挂之一也；扐者，左右两揲之馀也。得左右两揲之馀寘于前，以奇归之也」。熹窃谓奇者，左右四揲之馀也；扐，指间也。谓四揲左手之策，而归其馀于无名指间；四揲右手之策，而归其馀于中指之间也。一挂之间凡再扐，则五岁之间凡再闰之象也。

又云：「三多三少，人言其数虽不差，而其名非矣」。熹窃谓多少之说虽不经见，然其实以一约四，以奇为少，以偶为多而已。九八者，两其四也，阴之偶也，故谓之多；五四者，一其四也，阳之奇也，故谓之少。奇阳体员，其法径一围三而用其全，故少之数三；偶阴体方，其法径一围四而用其半，故多之数二。归奇积三三而为九，则其过揲者四之而为三十六矣。归奇积三二而为六，则其过揲者四之而为二十四矣。归奇积二三一二而为八，则其过揲者四之而为三十二矣。归奇积二二一三而为七，则其过揲者四之而为二十八矣。过揲之数虽先得之，然其数众而繁；归奇之数虽后得之，然其数寡而约。纪数之法，以约御繁，不以众制寡。故先儒旧说专以多少决阴阳之老少，而过揲之数亦冥会焉，初非有异说也。然七八九六所以为阴阳之老少者，其说又本于《图》《书》，定于四象，详见后段。其归奇之数亦因揲而得之耳。大抵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者，七八九六之祖也；四象之形体次第者，其父也；归奇之奇偶方圆者，其子也；过揲而以四乘之者，其孙也。今自归奇以上皆弃不录，而独以过揲四乘之数为说，恐或未究象数之本原也。

又云：「四营而后有爻」，又曰：「一挂再扐，共为三变而成一爻」。熹窃谓四营方成一变，故云「成易」，易即变也。积十二营三挂六扐乃成三变，三变然后成爻。

「易有太极，是生两仪。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」。熹窃谓此一节乃孔子发明伏羲画卦自然之形体次第，最为切要，古今说者惟康节、明道二先生为能知之。故康节之言曰：「一分为二，二分为四，四分为八，八分为十六，十六分为三十二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，犹根之有干，干之有枝，愈大则愈少，愈细则愈繁」。而明道先生以为加一倍法，其发明孔子之言又可谓最切要矣。盖以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论之，太极者，虚其中之象也。两仪者，阴阳奇耦之象也。四象者，《河图》之一合六、二合七、三合八、四合九，《洛书》之一含九、二含八、三含七、四含六也。八卦者，《河图》四正四隅之位，《洛书》四实四虚之数也。以卦画言之，太极者，象数未形之全体也。两仪者，⚊为阳而⚋为阴，阳数一而阴数二也。四象者，阳之上生一阳则为⚌，而谓之太阳；生一阴则为⚍，而谓之少阴。阴之上生一阳则为⚎，而谓之少阳；生一阴则为⚏，而谓之太阴也。四象既立，则太阳居一而含九，少阴居二而含八，少阳居三而含七，太阴居四而含六。此六、七、八、九之数所由定也。八卦者，太阳之上生一阳则为☰，而名《乾》；生一阴则为☱，而名《兑》。少阴之上生一阳则为☲，而名《离》；生一阴则为☳，而名《震》。少阳之上生一阳则为☴，而名《巽》；生一阴则为☵，而名《坎》。太阴之上生一阳则为☶，而名《艮》；生一阴则为☷，而名《坤》。康节先天之说，所谓《乾》一、《兑》二、《离》三、《震》四《、巽》五、《坎》六、《艮》七、《坤》八者，盖谓此也。至于八卦之上，又各生一阴一阳，则为四画者十有六。经虽无文，而康节所谓八分为十六者，此也。四画之上又各有一阴一阳，则为五画者三十有二。经虽无文，而康节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者，此也。五画之上又各生一阴一阳，则为六画之卦六十有四，而八卦相重，又各得《乾》一、《兑》二、《离》三、《震》四《、巽》五、《坎》六、《艮》七、《坤》八之次，其在《图》可见矣。今既以七、八、九、六为四象，又以揲之以四为四象，疑或有未安也。

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，熹窃以《大传》之文详之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盖皆圣人所取以为八卦者，而九畴亦并出焉。今以其象观之，则虚其中者，所以为《易》也；实其中者，所以为《洪范》也。其所以为《易》者，已见于前段矣；所以为《洪范》，则《河图》九畴之象、《洛书》五行之数有不可诬者，恐不得以其出于纬书而略之也。

《丛书》云：「理出乎三才，分出于人道。《西铭》专为理言，不为分设」。熹窃谓《西铭》之书，横渠先生所以示人至为深切，而伊川先生又以「理一而分殊」者赞之，言虽至约，而理则无馀矣。盖乾之为父，坤之为母，所谓理一者也。然乾坤者，天下之父母也。父母者，一身之父母也，则其分不得而不殊矣。故以民为同胞、物为吾与者，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，所谓理一者也。然谓之民，则非真以为吾之同胞；谓之物，则非真以为我之同类矣。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，所谓分殊者也。又况其曰同胞，曰吾与，曰宗子，曰家相，曰老，曰幼，曰圣，曰贤，曰颠连而无告，则于其中间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？但其所谓理一者贯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离耳。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，而二夫子始发明之，非一时救弊之言，姑以彊此而弱彼也。

又云：「《西铭》止以假涂，非终身之学也」。熹窃谓《西铭》之言指吾体性之所自来，以明父乾母坤之实，极乐天践形、穷神知化之妙，以至于无一行之不慊而没身焉。故伊川先生以为「充得尽时，便是圣人」，恐非专为始学者一时所见而发也。

又云：「性善之善，非善恶之善」。熹窃谓极本穷原之善与善恶末流之善非有二也，但以其发与未发言之有不同耳。盖未发之前只有此善，而其发为善恶之善者亦此善也。既发之后，乃有不善以杂焉。而其所谓善者，即极本穷原之发耳。《丛书》所谓「无为之时，性动之后」者，既得之矣。而又曰「性善之善非善恶之善」，则熹窃恐其自相矛盾而有以起学者之疑也。

又云：「孟子以养气为学，以不动心为始」。熹窃谓孟子之学盖以穷理集义为始，不动心为效。盖唯穷理为能知言，唯集义为能养其浩然之气。理明而无所疑，气充而无所惧，故能当大任而不动心。考于本章，次第可见矣。

某窃以中夏剧暑，共惟冲晦处士老丈燕居静胜，神相尊候，动止万福。某远藉馀荫，末由瞻晤，敢几以时为道自重，前膺三聘，用慰舆论。区区不胜至望！

仰服大名，得所论著而读之，有年于此矣。某跧伏闽岭，忽忽半生，无从望见德容，听受诲药，引领函丈，徒切拳拳！比者寅缘附致悃款，乃蒙谦眷，先枉教函。三复以还，感慰既深，又重自愧其不敏也。附便致谢，言不逮意，幸察。

窃惟执事家传正学，有德有言，遁世离群，圣主不得而致，清风素节，愈久愈高。今经帷谏列尚多缺员，众谓当得高世之士以格君心，庶有变通于将来。非执事者，孰任其责邪？加璧之徵，计在辰夕。某辱在臭味，尤深欣瞩之至！

僭易再拜，上问德门尊少，各惟佳福！是邦有委，幸示其目。

熹昨者拜书草率，重蒙枉答，诲示勤恳；并刘掾转示所制古度量及《图义》一册，伏读捧玩，开发良多。其为感慰，不可具言！熹孤陋之学，于古人制度多所未讲。近看《范蜀公集》引房庶《汉志》别本比今增多数字，又论员分方分之差，亦甚详悉，窃意其所以与司马公、胡先生不同之端正在于此，所当明辨。今《图义》中似已不取其说，然未尝质其所以不然之意，熹于此有未晓然者。因便更乞详以见教，幸甚。刘掾又云蒙许并寄古权，亦愿早得之也。温公周尺刻本旧亦尝依放制得一枚，乃短于今铁尺寸许，不知何故如此差误。俟检旧本，续求教也。口赋、阡陌二说，并荷指教，考證精博，叹服尤深。但「阡陌」二字，鄙意未能无疑。因以来教「千百」之义推之，则熹前说所谓「径涂为阡」者当为陌，「畛道为陌」者当为阡。盖《史记索隐》引《风俗通》「南北曰阡，东西曰陌」，又云「河南以东西为阡，南北为陌」。今以《遂人》之法考之，当以后说为正也（《遂人》）。

熹昨承宠示公劄，谕及黍尺制度，极荷不鄙。但素所未讲，同官亦少有能知其说者，窃虑高明必有一定之论，却乞垂教，幸甚幸甚！弊郡向来制造祭器时未准颁降此册，只用临川印本司马《书仪》内周尺为之，殊觉低小。今虽得此制，亦已无力可修改矣，并几台悉少恳。田赋夫田二书，更欲求得数本，以广长者救世之心。得早拜赐，甚幸甚幸！

太极之义，正谓理之极致耳。有是理即有是物，无先后次序之可言。故曰「易有太极」，则是太极乃在阴阳之中，而非在阴阳之外也。今以「大中」训之，又以乾坤未判、大衍未分之时论之，恐未安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，今论太极而曰「其物谓之神」，又以天地未分，元气合而为一者言之，亦恐未安也。有是理即有是气，气则无不两者。故《易》曰「太极生两仪」，而老子乃谓道先生一，而后一乃生二，则其察理亦不精矣。老庄之言之失大抵类此，恐不足引以为證也。

两仪四象之说，闽中前辈尝有为此说者，鄙意亦窃谓然，初未敢自信也。今得来示，斯判然矣。但谓两仪为《乾》《坤》之初爻，谓四象为《乾》《坤》初、二相错而成，则恐立言有未莹者。盖方其为两仪，则未有四象也；方其为四象，则未有八卦也，安得先有《乾》《坤》之名、初二之辨哉？妄意两仪只可谓之阴阳，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别，而其序亦当以太阳⚌、少阴⚍、少阳⚎、太阴⚏为次。盖所谓递升而倍之者，不得越⚍与⚎而先为⚏也。此序既定，又递升而倍之，适得《乾》一、《兑》二、《离》三、《震》四《、巽》五、《坎》六、《艮》七、《坤》八之序也，与邵氏《先天图》合。此乃伏羲始画八卦自然次序，非人私智所能安排，学《易》者不可不知也。

晋公子贞《屯》悔《豫》之占，韦氏旧注固有不通，而来示之云，鄙意亦不能无所疑也。盖以穆姜东宫之占言之，则所谓「《艮》之八」者，正指其所当占之爻而言之也。今云「贞《屯》悔《豫》皆八也」，而释之以为指三爻之不变者而言，则非其当占之爻，而于卦之吉凶无所系矣。据本文语势，似是连得两卦而皆不值老阳老阴之爻，故结之曰「皆八也」。而占之曰「闭而不通，爻无为也」，盖曰卦体不动，爻无所用占尔。然两卦之中亦有阳爻，又不为偏言皆八，则此说似亦未安。且东宫之占，说亦未定，恐或只是遇《艮》卦之六爻不变者。但乃「艮其背不获其身，行其庭不见其人」之占，史彊为之随之说，以苟悦于姜耳。故传者记史之言而曰「是谓《艮》之随」，明非正法之本然也。然其九三、上九亦是阳爻，又似可疑。大抵古书残阙，未易以臆说断。惟占筮之法则其象数具存，恐有可以义起者推而得之，乃所谓活法耳。

熹前书所谓太极不在阴阳之外者，正与来教所谓不倚于阴阳而生阴阳者合。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实初不相杂，故曰在阴阳之中。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杂，故曰不在阴阳之外。虽所自而言不同，而初未尝有异也。但如今日所引旧说，则太极乃在天地未分之前，而无所与于今日之为阴阳，此恐于前所谓不倚于阴阳而生阴阳者有自相矛盾处。更望详考见教。

两仪四象，恐须如《先天》之序，乃为自然之数。而始《乾》终《坤》，理势亦无不可。若必欲初⚌次⚏，乃是以意安排，而非自然之序。又⚌象之上各生两爻，即须以《乾》、《兑》、《艮》、《坤》为次，复无所据。更乞详考见教。

《乾》《坤》六爻图位鄙意亦有未晓处，更乞诲示。

揲蓍新图内策数，不知于占筮有用处否？亦乞开谕。

临汀盐筴既无可言，经界又不得行，民之穷困日以益甚，但有散为流庸、聚为盗贼两事耳。广右首议之人行遣甚峻，近世少见其比，益令人懒开口。奈何奈何！黄齐贤《韵语》用心甚苦，诸图尤有功夫，甚不易得。已遵尊命，以数语附卷末。晚生浅学，何足为重？三复长者之言，为之慨叹。科举之弊至于如此，奈何奈何！

所谕为学本末，甚详且悉。前书所谓世道衰微，异言蜂出，其甚乖剌者，固已陷人于犯刑受辱之地；其近似而小差者，亦足使人支离缴绕而不得以圣贤为归，岐多路惑，甚可惧也。愿且虚心徐观古训，句解章析，使节节透彻，段段烂熟，自然见得为学次第，不须别立门庭，固守死法也^⑴。

此篇辞气似训后学，疑非与程迥之书。其文又见卷六三《答孙敬甫》二，盖与敬甫者也。

示谕曲折，令人慨叹。然今日上下相迫，势亦有不得已者。故事之从违可否，常在人而不可必。唯审时量力、从吾所好为在己而可以无不如志尔。先生研精于《易》，至有成书，乐行忧违，伏想胸中已有成算，固非晚学所得而轻议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