彼中议论大略有三种病，一是高，二是远，三是烦碎。以此之故，都离却本文，说来说去，都不记得元是说甚底。但能放低，著实依本分、依次序做工夫，久久自当去此病也。

《南轩集》误字已为检勘，今却附还。其间空字向来固已直书，尤延之见之，以为无益而贾怨，不若刊去。今亦不必补，后人读之自当默喻也。但序文后段若欲删去，即不成文字。兼此书误本之传不但书坊而已，黄州印本亦多有旧来文字，不唯无益，而反为累。若不如此说破，将来必起学者之疑。故区区特详言之，其意极为恳到，不知何所恶而欲去之耶？且世之所贵乎南轩之文者，以其发明义理之精，而非以其文词之富也。今乃不问其得失是非而唯务多取，又欲删去序文紧切意思，窃恐未免乎世俗之见，而非南轩所以望乎后学之意。试更思之。若必欲尽收其文，则此序意不相当，自不必用，须别作一序，以破此序之说乃可耳。若改而用之，非惟熹以为不然，南轩有灵，亦必愤叹于泉下也。久不闻讲论之益，深以怀想。前日诸贤相继逝去，后来未有接续。所望于季随，实不胜其勤恳。今观此事，窃疑其用力之不笃也。更愿勉旃，以副所望。千万千万！至扣至扣！

元善书说与子静相见甚款，不知其说如何？大抵欲速好径是今日学者大病，向来所讲，近觉亦未免此。以身验之，乃知伊洛拈出「敬」字，真是学问始终日用亲切之妙。近与朋友商量，不若只于此处用力，而读书穷理以发挥之。真到圣贤究竟地位，亦不出此，坦然平白，不须妄意思想顿悟悬绝处，徒使人颠狂粗率，而于日用常行之处反不得其所安也。不审别后所见如何？幸试以此思之，似差平易悠久也。

熹衰病之馀，幸安祠禄，误恩起废，非所克堪，已力恳辞，未知可得与否。自度尪残，决是不堪繁剧。又况踪迹孤危，恐亦无以行其职业，后日别致纷纷，又如衡阳转动不得。出门一步，更须审处也。但今年病躯衰瘁殊甚，秋中又有哭女之悲，转觉不可支吾矣。目昏，不能多看文字，闲中却觉看得道理分明。向来诸书随时修改，似亦有长进处。恨相去远，不得朝夕讨论也。《易》书刊行者，只是编出象数大略。向亦以一本浼叔纲，计必见之。今乃闻其有亡奴之厄，计此必亦已失去矣。别往一本，并《南轩集》，幸收之也。所喻克己之学，此意甚佳。但云藉此排之，似是未得用工要领处。近读《知言》，有问以放心求心者，尝欲别下一语云：「放而知求，则此心不为放矣」。此处间不容息。如夫子所言克己复礼功夫，要切处亦在「为仁由己」一句也，岂藉外以求之哉？「性其情」，乃王辅嗣语，而伊洛用之，亦曰以性之理节其情，而不一之于流动之域耳。以意逆志，而不以词害焉，似亦无甚害也。不迁怒，当如二先生说，无可疑者。不贰过，亦唯程、张得之。而横渠所谓「歉于己者不使萌于再」，语尤精约也。宋漕所委记文，屡欲为之。而夏秋以来，一向为女子病势惊人，不得措词。兼观其所喻为教者，不过举子事业，亦有难措词者，故因循至此。今病方小愈，未堪思虑，势当小须后也。因邵武便，草草布此，复托象之致之。目昏，未能他及，惟以时进德自爱为祷。大抵为学不厌卑近，愈卑愈近，则功夫愈实而所得愈高远。其直为高远者则反是，此不可不察也。

闲中时有朋友远来讲学，其间亦有一二可告语者。此道之传，庶几未至断绝。独恨相望之远，不得聚首尽情极论，以求真是之归，尚此悢悢耳。君举先未相识，近复得书，其徒亦有来此者。扣其议论，多所未安。最是不务切己，恶行直道，尤为大害。不知讲论之间颇亦及此否？王氏《中说》，最是渠辈所尊信依仿以为眼目者，不知所论者云何？《复》、《艮》之说，则程子已尽之，不知别有何疑？因书须详及之，乃可下语也。

前书诸喻，读之惘然。季随学有家传，又从南轩之久，何故于此等处尚更有疑？向见意思大段宽缓，而读书不务精熟，常疑久远无入头处，必为浮说所动。今乃果然。《艮》、《复》之义正当思惟，方见亲切。别纸诸疑正当解释，方得分明。今乃曰「才涉思惟，便不亲切」，又云「非不能以意解释，但不欲杜撰耳」，不知却要如何下工夫耶？夫子言「学而不思则罔」，《中庸》说博学、审问、谨思、明辨，圣贤遗训明白如此，岂可舍之而徇彼自欺之浮说耶？来书讥项平父出入师友之间不为不久，而无所得，愚亦恐贤者之不见其睫也。日月逝矣，岁不我与。愿深省察，且将《大学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近思》等书子细玩味，逐句逐字不可放过，久之须见头绪。不可为人所诳，虚度光阴也。荆门《皇极说》曾见之否？试更熟读《洪范》此一条详解，释其文义，看是如此否。君举奏对，上问以读书之法，不知其对云何也？

学者问曰：「《延平先生语录》有曰：『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，故用力不精，不见其效。若欲进步，须打断诸路头，静坐默识，使其泥滓渐渐消去』。又云：『静坐时收拾将来，看是如何，便如此就偏处著理会』。又云：『学者未祛处，只求诸心。思索有窒碍处，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，便于此致思，求其所以然者』。又云：『大凡只于微处充扩之，方见碍者大尔』。又引上蔡语云：『凡事必有根，必须有用处寻讨，要用处将来斩断，便没事。此语可时时经心』。又云：『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，不惟于进学有功，兼亦是养心之要』。观此数说，真得圣贤用工紧要处。但其间有一段云：『学者之病，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。纵有力持守，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，恐不足道也』。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，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，方能尔也。学者既未能尔，又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以俟其自得。如能显然免于尤悔，其工力亦可进矣。若直以为不足道，恐太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洒然冰释冻解，只是通透洒落之意。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，持守亦有味矣。若但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途之人亦能之，诚不足为学者道也。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，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，而亦不足以言学矣」。

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，有辅汉卿者下语云：「洒然冰解冻释，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，知无不至处。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。若只是用意持守，著力遏捺，苟免显然悔尤，则隐微之中，何事不有？然亦岂能持久哉？意懈力弛，则横放四出矣。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，恐非延平先生本意」。此说甚善。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、涵养纯熟之效，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，不是一旦牵彊著力做得。今湖南学者所云「不可以急迫求之，只得且持守，优柔厌饫，而俟其自得」未为不是，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。答者乃云「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」，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样。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？才有一毫令之之心，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，欺己欺人，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须是大其心使开阔，譬如为九层之台，须大做根脚方得』。恐大其心胸时却无收歛缜密底意思，则如何」？大时答曰：「心目不可不开阔，工夫不可不缜密」。

答语无病，然不知如何地得开阔？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执事须是敬，又不可矜持太过』。窃谓学者之于敬，常惧其放倒。既未能从容到自然处，恐宁过于矜持，亦不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顷年刘仲本亦曾举此条以为问，盖尝答之曰：『敬是治病之大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。药力既到，病势既退，则旁證亦除矣』」。

「敬是病之药，矜持是病之旁證」，此两句文意龃龉，不相照应。若以敬喻药，则矜持乃是服药过剂，反生他病之證。原其所因，盖为将此敬字别作一物，而又以一心守之，故有此病。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，当体便是，则自无此病矣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。惟恐不直内，直内则外必方』。至论释氏之学，则谓『于敬以直内则有之，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』。又似以敬义内外为两事矣。窃谓释氏之学亦未有能敬以直内，若有此，则吾儒之所谓『必有事焉』者自不容去之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有诸中必形诸外』上，后一段其意之所重在『义以方外』上。且谓其『敬以直内，上则有之』，味『有之』二字，则非遽许之，以为与吾儒之学所谓敬者便可同日而语矣」。

《遗书》说释氏有直内无方外者，是游定夫所记，恐有差误。《东见录》中别有一段说「既无方外，则其直内者岂有是也」，语意始圆。可细考之，未可如此逞快，率然批判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释氏只曰止，安知止乎？释氏无实，譬之以管窥天，只务直上去，惟见一偏』。又却有曰：『释氏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。窃谓既无实，惟见一偏，则其学皆凭虚凿空，无依据矣，安可谓其到止处，而责之以有用有礼义乎」？大时答曰：「『释氏曰止，安知止乎』，此以吾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。『禅学只到止处，无用处，无礼义』，此『止』字就其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」。

答语甚善^⑴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孟子曰尽其心者，知其性也。彼所谓识心见性是已。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』。窃谓此一段事释氏固无之，然所谓识心见性，恐亦与孟子尽心知性不同。尽心者，物格知至，积习贯通，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，故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。释氏不立文字，一超直入，恐未能尽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释氏云识心见性，与孟子之尽心知性固是不同。彼所谓『识心见性』之云，盖亦就其学而言之尔。若『存心养性一段则无矣』之云，所以甚言吾学与释氏不同也」。

《遗书》所云释氏有尽心知性，无存心养性，亦恐记录者有误。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，即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，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。政使有存养之功，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，固不可谓之无所见，亦不可谓之不能养，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。窃谓执经而问虽止于广闻见而已，须精深究此，而后道由是而可得也。不然，恐未免于说空说悟之弊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所谓『学者所贵闻道，若执经而问，但广闻见而已』，盖为寻行数墨而无所发明者设。而来喻之云谓必须深究乎此然后可以闻道，则亦俱堕于一偏矣」。

执经而问者知为己，则所以闻道者不外乎此。不然，则虽六经皆通，亦但为广闻见而已。问者似有此意，然见得未分明，故说不出。答者之云却似无干涉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根本须先培壅，然后可立趋向』。窃谓学者必须先审其趋向，而后根本可培壅。不然，恐无入头处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必先培其根本，然后审其趋向，犹作室焉，亦必先有基址，然后可定所向也」。

先立根本，后立趋向，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。又云「收得放心后，然后自能寻向上去」，亦此意也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诚然后能敬，未及诚时须敬，而后能诚』。学者如何便能诚？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」。大时答曰：「诚者天之道也，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。敬道之成，则圣人矣。而整齐严肃，亦可以言敬。此两事者，皆学者所当用力也」。

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，诚是真实无妄之名，意思不同。诚而后能敬者，意诚而后心正也。敬而后能诚者，意虽未诚，而能常若有畏，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。此程子之意也。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，答者却答不著。

学者问曰：「《遗书》曰：『只外面有些罅隙，便走了』。学者能日用间常切操存，则可渐无此患矣」。大时答曰：「其中充实则其外无罅隙矣」。

「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」，此语分明，不须注解。只要时时将来提撕，便唤得主人公常在常觉也。

学者曰：「《乐记》曰：『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。五峰有曰：『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向来朋友中有疑此说，谓静必有动，然其动未有不感于物。所谓性之欲者，恐指已发而不可无者为言。若以为人欲，则性中无此。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言昧天性而归于凡愚，何也」？大时答曰：「按本语云：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了然矣。今既不察乎此，而反其语而言『乃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』者，失其旨矣」。学者又曰：「曰知，曰察，曰昧，其辨固了然。但鄙意犹有未安者，感物而动尔。《乐记》曰止云感物而动，性之欲也，初未尝有圣人、君子、凡愚之分，通与节之说。今五峰乃云『知天性，感物而通者，圣人也。察天性，感物而节者，君子也。昧天性，感物而动者，凡愚也』。是不以感物而动为得也。更望垂诲」。大时答曰：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。物格知至，然后好恶形焉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。人化于物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观其下文明白如此，则知先贤之言为不可易矣。且味『感于物而动，性之欲也』两句，亦有何好，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为之说以主张之乎？程子云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，天理具备，元无少欠，不为尧存，不为桀亡。父子君臣常理不易，何曾动来？因不动，故言寂然不动。感而遂通天下，便感非自外来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万象森然已具；感而遂通，感则只是自内感，不是外面将一个物来感于此也』。又曰：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此言人分上事。若论道，则万理皆具，更不说感与未感』。又曰：『盖人万物皆备，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，才见得这事重，便有这事出。若能物各付物，则便自不出来也』。以此四条之所论者而推之，益知先贤之言不可易，而所谓『感物而动，性之欲』者，不必曲为之说以主张之矣。《湘山诗》云：『圣人感物静，所发无不正。众人感物动，动与物欲竞』。殆亦与先贤之意相为表里云尔」。

此两条问者知其可疑，不易见得如此。但见得未明，不能发之于言耳。答者乃是不得其说而彊言之，故其言粗横而无理。想见于心亦必有自瞒不过处，只得如此撑拄将去也^⑵。须知感物而动者，圣愚之所同，但众人昧天性，故其动也流。贤人知天性，故其动也节。圣人尽天性，故其动也无事于节而自无不当耳。文义之失，犹是小病，却是自欺彊说，乃心腹膏肓之疾，他人针药所不能及。须是早自觉悟医治，不可因循掩讳而忌扁鹊之言也。

所喻两条，前书奉报已极详悉。若能平心定气，熟复再三，必自晓然。今乃复有来书之喻，其言欲以洒落为始学之事而可以力致，皆不过如前书之说。至引延平先生之言，则又析为两段，而谓前段可以著力，令其如此，则似全不曾看其所言之文理，所谓「反覆推究，待其融释」者，「待」字之意是如何，而自以己意横为之说也。大率讲论文字须且屏去私心，然后可以详考文义，以求其理之所在。若不如此，而只欲以言语取胜，则虽累千万言，终身竞辨，亦无由有归著矣。是乃徒为多事而重得罪于圣人，何名为讲学哉？故熹不敢复为论说，以增前言之赘。但愿且取前书子细反复，其间所云「才有令之之心，即便终身不能得洒落」者，此尤切至之论。盖才有此意，便不自然，其自谓洒落者，乃是疏略放肆之异名耳。叠此两三重病痛，如何能到真实洒落地位耶？古语云：「反者道之动，谦者德之柄，浊者清之路，昏久则昭明」。愿察此语，不要思想准拟融释洒落底功效，判著且做三五年辛苦不快活底功夫，久远须自有得力处。所谓先难而后获也。「洒落」两字，本是黄太史语，后来延平先生拈出，亦是且要学者识个深造自得底气象，以自考其所得之浅深。不谓不一再传，而其弊乃至于此。此古之圣贤所以只教人于下学处用力，至于此等则未之尝言也^⑴。《乐记》、《知言》之辨，前书亦已尽之。细看来书，似已无可得说，但未肯放下此一团私意耳。如此则更说甚讲学？不如同流合污，著衣吃饭，无所用心之省事也。其馀诸说未暇悉报，愿且于此两段反复，自见得从前错处，然后徐而议之，则彼亦无难语者。幸早报及也。

熹忧患侵凌，来日无几，思与海内知友痛相切磨，以求理义全体之至极，垂之来世，以继圣贤传付之重，而离群索居，无由会合。如季随者，尤所期望，而相去甚远，再见恐不可期。此可为深叹恨也。先训之严，后人自不当置议论于其间。但性之有无善恶，则当舍此而别论之，乃无隐避之嫌而得尽其是非之实耳。善恶二字，便是天理人欲之实体。今谓性非人欲可矣，由是而并谓性非天理，可乎？必曰极言乎性之善而不可名，又曷若直谓之善而可名之为甚易而实是也。比来得书，似觉贤者于此未有实地之可据，日月易得，深可忧惧。幸加精进之力，入细著实子细推研，庶几有以自信，益光前烈。千万至望！

垂谕所以为学之意与其所闻于师友间者，甚悉。既荷不鄙，又幸其警益之深也。尝窃妄谓圣贤教人下学上达，循循有序，故从事其间者博而有要，约而不孤，无妄意凌躐之弊。今之言学者类多反此，故其高者沦于空幻，卑者溺于见闻，伥伥然未知其将安所归宿也。窃窥贤者之所志与其所闻，计其同异之间，其必有所处矣。恨未得相与往还，上下其说以卒究其所穷也。因来更望时有以警告之，实孤陋之深望。至于慨念吾党之凋○，而欲以进为抚世为不肖者之责，此则贤者之失言，而非区区之所敢承也。

所示讲义发明深切，远方学者得所未闻，计必有感动而兴起者。然此恐但可为初学一时之计，若一向只如此说而不教以日用平常意思，涵养玩索功夫，即恐学者将此家常茶饭做个怪异奇特底事看了，日逐荒忙，陷于欲速助长、躁率自欺之病，久之茫然，无实可据，则又只学得一场大话，互相恐吓而终无补于为己之实也。只如三段所举诸书大指虽同，然恐亦须更令子细看得逐段各有下落，方能浃洽通贯，有得力处。若只如此儱侗看了便休，却恐只是粗谩，政使便做得成，亦是捺生做熟，久远毕竟无意味也。

平生为学，见得孟子论枉尺直寻意思稍分明。自到浙中，觉得朋友间却别是一种议论，与此不相似，心窃怪之。昨在丹丘，见诚之直说义理与利害只是一事，不可分别，此大可骇。当时亦曾辨论，觉得殊未相领，至与孟子、董子之言例遭排摈。不审尊兄平日于此见得如何？幸更与诸公讲论见教。熹窃以为今日之病唯此为大，其馀世俗一等近下见识，未足为吾患也。

衰病如昨，无足言者。二图之妄，深荷留念。言多枝叶而不既其实，尤佩警切之戒。但区区平日躬所不逮之言，与此殊不相似，识者当自无疑。惟是寻常实有似是而非之论，不幸为人传出，异日或能乱道误人为可惧耳。麻沙所刻吕兄文字真伪相半，书坊嗜利，非闲人所能禁。在位者恬然不可告语，但能为之太息而已。若《大事记》，则虽非全书，而实有益于学者，有补于世教。区区流传之意本不为伯恭计，况门外之纷纷者乎？

帅幕非所以处贤者，然自我言之，亦何适而不可安耶？前日务为学而不观书，此固一偏之论。然近日又有一般学问，废经而治史，略王道而尊霸术，极论古今兴亡之变，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。若只如此读书，则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。况又中年，精力有限，与其汎观而博取，不若熟读而精思，得尺吾尺，得寸吾寸，始为不枉用功力耳。鄙见如此，不审明者以为如何？

示喻两涂之疑，足见省身求善，不自满足之意，警发多矣。自惟媮惰，何以及此？况又未得面承，事理之间，亦有难隃度者，何敢容易下语？顾以不鄙见属之厚，窃以所喻思之，恐所谓闻道读书者，皆救病之良药也。但未知其所谓道者何道，所谓书者何书，而所以闻之读之又如何用其力尔。区区更愿审扣其人，以究其说而决其是非。政使其说未必尽是，而因此讲求同异之间，便自可以见真是之所在。向后用力，则以前日躬行之实充之，且不患其不勇也。大抵近年学者求道太迫，立论太高，往往嗜简易而惮精详，乐浑全而畏剖析，以此不见天理之本然，各堕一偏之私见，别立门庭，互分彼我，使道体分裂，不合不公。此今日之大患也。不识明者以为如何？子约为人固无可疑，但其门庭近日少有变异，而流传已远，大为学者心术之害，故不得不苦口耳。近日一派流入江西，蹴踏董仲舒而推尊管仲、王猛，又闻有非陆贽而是德宗者，尤可骇异。所欲言者，甚众甚众。

熹衰病之馀，扶曳至此。少时为吏于此接壤，颇闻其民俗利病，谓或可以少效区区。既至，乃殊无下手处。顷来丰丈过此，亦以一二事为寄，亦其俗之所甚病。今亦未有以报。朝廷向来蠲减，仅有其名，而今乃欲责其实，且许郡守自列。因得条上一二，未知得见从否。亦知今日上下艰窘，不敢究言。然度已是难施行矣。欲行经界，半年议尚未定。若得遂行，却须救得分数。然病久證坏，要非一药所能支也。奈何奈何！因便附此问讯，有以见教，愿悉闻之。正远，唯冀以时加卫，以慰吾党之望。不宣。

克己复礼，前说已得之，却是看得不子细，误答了。今承再喻，愈详密无疑矣。

浩然之气一章，恐须先且虚心熟读《孟子》本文，未可遽杂它说。俟看得孟子本意分明，却取诸先生说之通者错综于其间，方为尽善。若合下便杂诸说辊看，则下梢只得周旋人情，不成理会道理矣。近日说经多有此弊，盖已是看得本指不曾分明，又著一尊畏前辈，不敢违异之心，便觉左右顾瞻，动皆窒碍，只得曲意周旋，更不复敢著实理会义理是非、文意当否矣。夫尊畏前辈，谦逊长厚，岂非美事？然此处才有偏重，便成病痛，学者不可不知也。又「非义袭而取之」句内，亦未见外面寻义理之意，请更详之。横渠先生言观书有疑，当且濯去旧见，以来新意，此法最妙。

凡言《易》者，多只是指蓍卦而言。蓍卦何尝有思有为？但只是扣著便应，无所不通，所以为神耳。非是别有至神在蓍卦之外也。

曾子告孟敬子三句，不是说今日用功之法，乃言平日用功之效，如此有得，文义方通。来喻纠纷，殊不可晓也。

不知其仁之说恐未安。且未论义理，只看文势已自不通。若更以义理推之，尤见乖戾矣。盖智自是智，仁自是仁，孔门教人，先要学者知此道理，便就身上著实践履。到得全无私心，浑是天理处，方唤作仁。如子路诸人，正为未到此地，故夫子不以许之，非但欲其知理而已也。若谓未知者做得皆是而未能察其理之所以然，则诸人者又恐未能所为皆是，固未暇责其察夫理之所以然也。

所喻平生大病最在轻弱，人患不自知耳。既自知得如此，便合痛下功夫，勇猛舍弃，不要思前算后，庶能矫革。所谓「药不瞑眩，厥疾不瘳」者也。明善诚身，正当表里相助，不可彼此相推。若行之不力而归咎于知之不明，知之不明而归咎于行之不力，即因循担阁，无有进步之期矣。它论数条，亦所当讲。别纸奉报，幸并详之。檃括程书，岂所敢当？当时诸先达盖尝有欲为之而未果者，然自今观之，却似未为不幸。况后学浅陋，又安敢议此乎？

子约汉、唐之论，在渠非有私心，然亦未免程子所谓乃邪心者，却是教坏后生，此甚不便。近年以来，彼中学者未曾理会读书修己，便先怀取一副当功利之心；未曾出门踏著正路，便先做取落草由径之计，相引去无人处，私语密传，以为奇特，直是不成模样，故不得不痛排斥之。不知子约还知外面气象如此否耳。

《中庸章句》、《太极解义》方是略说大概，若论里面道理，精微曲折，知它是更有何穷何尽！未须便虑说得太详，且当以玩味未熟、分画未明为忧。盖自顷年妄作此书，至今未见有人真实下功，理会到究竟处也。《大事记》数条，其间诚有可疑者。如韩信事，向来伯恭面论，盖尝曰其不反，不知后来看得如何。须是别看出情节来，不然不应如此失入也。此可更问子约，看如何。然渠此书却实自成一家之言，亦不为无益于世。鄙意所疑，却恐其间注脚有太纤巧处。如论张汤、公孙弘之奸，步步掇拾，气象不好，却似与渠辈以私智角胜负，非圣贤垂世立教之法也。诸诗语意清远，读之令人想见湖山之胜，但亦不无前幅所论两字之病谓轻弱耳。子陵、仲弓二绝则甚佳。尝观荀淑能讥刺梁氏而爽已不敢忤董卓。至彧，遂为唐衡之婿、曹操之臣。人家父祖壁立千仞，子孙犹自倒东来西，况太丘制行如此，其末流之弊为贼佐命，亦何足怪哉！

《太极》之说与《系辞》详略不同，乃是互相发明，以尽精微之蕴，最为有功。若只依本分模榻，则亦何用增此赘语，而学者又何由知得其中有许多曲折耶？大抵近日议论喜合恶离，乐含胡而畏剖析，所以凡事都不曾理会到底。此一世之通患也。

明道答横渠书诚似太快，然其间理致血脉精密贯通，尽须玩索。如大公顺应，自私用智，忘怒观理，便与主敬穷理互相涉入，不可草草看过。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顺万事，即其下云而无情亦自不妨。

明道、伊川论性疏密固不同，然其气象亦各有极至处。明道直是浑然天成，伊川直是精细平实。正似文王治岐、周公制礼之不同，又似马援论汉二祖也。

封建之论甚佳。范公之说大抵切于时务，近而易行。但于制度规模、久远意思大段欠阙。如论租庸两税等处，亦甚疏略也。封建一事，向见胡丈明仲所论，大抵与来喻相似，不知曾见之否？要之此论须以圣人不以天下为一家之私作主意，而兼论六国形势，以见其利害未尝不随义理之是非则可耳。以上诸说有未安处，却幸反复。

县事想日有伦理。学校固不免为举子文，然亦须告以圣学门庭，令士子略知修己治人之实，庶几于中或有兴起，作将来种子。浙间学问一向外驰，百怪俱出，不知亦颇觉其弊否？宁海僧极令人念之，亦可属之端叔兄弟否？若救得此人出彼陷阱，足使闻者悚动，所系实不轻也。所疑三条，皆恐未然，试深味之，当自见得。古今《书》文杂见先秦古记，各有證验，岂容废绌？不能无可疑处，只当玩其所可知而阙其所不可知耳。小序决非孔门之旧，安国序亦决非西汉文章。向来语人，人多不解，惟陈同父闻之不疑，要是渠识得文字体制意度耳。读书玩理外，考證又是一种工夫，所得无几而费力不少。向来偶自好之，固是一病，然亦不可谓无助也。孔氏《书序》与《孔丛子》、《文中子》大略相似，所书孔臧不为宰相而礼赐如三公等事，皆无其实。而《通鉴》亦误信之，则考之不精甚矣。

所示文字深切详审，说尽事情。想当时面陈又不止此，而未足以少回天意，此亦时运所系，非人力所能与也。更愿益加涵养讲学之功而安以俟之，事会之来，岂有终极？安知其不愈钝而后利耶？熹衰朽殊甚，春间一病狼狈，公谨见之。继此将理一两月，方稍能自支，然竟不能复旧。幸且复得祠禄休养，而幼累疾病相仍，殊无好况，心昏目倦，不能观书。然日用功夫不敢不勉，间亦䌷绎旧闻之一二，虽无新得，然亦愈觉圣贤之不我欺，而近时所谓喙喙争鸣者之乱道而误人也。无由面论，临风耿耿。公谨想已到彼矣，渠趣向意味朋友间少得，但意绪颇多支离。更与镌切，令稍直截，当益长进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