细读来书，知进学之意不倦，甚慰。读书切忌贪多，唯少则易以精熟，而学问得力处正在于此。苟为不熟，不如稊稗，非虚语也。《大学》等书近多改定处，未暇录寄。亦有未及整顿者，如《论》、《孟》两书，甚恨其出之早也。此间事虽不多，然亦终日扰扰，少得暇看文字，甚觉岁月之可惜也。《通书》太极之旨更宜虚心熟玩，乃见鄙说一字不可易处。政使濂溪复生，亦必莞尔而笑也。若如所论，则所谓静者别在四者之外而不相管矣，而可乎？颜子所以发圣人之蕴，恐不可以一事言。盖圣人全体大用无不一一于颜子身上发见也。「孰不可忍」亦不必如此说，此等处有两说，当时存之，皆不偶然，更宜详玩也。《武成》文字不曾带来，不能尽记。《春秋》之说尤所未究，此类又是一种功夫，未晓即且阙之可也。《易》数之说，近有一书，谩往读之，来问所疑已悉具其中矣。《七经》向见其初成之本，后未得也。计此亦是刘公少时作，不然，则亦以其多而不能精故耶？其间《诗》说尤草草也。

示喻欲来未能之意，此固无可如何。但日月侵寻，纵不得亲师友，亦须自作工程，潜思默究，令胸中明彻，见得道理都无疑碍，方是于践履功夫有进步处。若只如此悠悠闲过了，诚可惜耳。所示诸说，似未寻着缝罅。虽已各注其后，然只如此讲学，恐未有深益也。名斋之意甚善，然着实用功，不在如此安立标榜处。虽亦未有大害，然亦便见用心浅处。若实做得功夫是当，自无暇及此等不急之务也。《大学》近已刊行，今附去一本。虽未是定本，然亦稍胜于旧也。临漳四子四经各往一本，其后各有跋语，可见读之之法，请详之。所问《易》数，虽非讲学所急，然亦见用意未精，且更推寻为佳。若如此自见得一门户，决须自信得及，正不必问伊川、横渠说如何也。若前人说已分明，则此书不作矣。正为说者太支离，不说者又太简略，所以不得已而作。孔氏《杂说》写了多时，今附还。其间多是抄出江邻几《嘉祐杂志》也。

示喻为学之意，似觉未甚果决专一，更宜勉力。科场不远，想不免分了功夫。然此等得失真实有命，若信未及，放不下，亦须且将此字顿在面前，政使未全得力，亦可减得些小分数，不为无助。夫子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，正谓此也。甘君处见送行语，令兄意亦甚佳，兄弟自为博约，想有味也。但甘君词笔颇工而趣向未正，数日苦口告之，未知能勇决否耳。所喻《易》数大概近之，但此等自然法象，深玩索之，自见端的。初见似人安排，而实非人所能安排也。以一为三，以一为二，所谓一者，谓一揲所得之奇偶，未是一爻也。一奇为三，故三奇为九，方得老阳之爻。一偶为二，故三偶为六，方得老阴之爻。两偶一奇，乃为少阳之七，两奇一偶，乃为少阴之八。此数甚明，但看得不子细耳。甘君归，可更切磋之。人材难得，可惜只如此汩没了一生也。

衡阳之讣想已闻之，深足伤叹。然当路攻击意殊未已，今虽如此，亦恐更有追削禁锢之类，而一时善类次第皆不可保。吾辈闲中讲学，固为美事，然亦恐有不可测者。此方深以为惧，而贤者乃以劝彭丈，何也？熹幸已得祠，差可自安。近与学者讲论，尤觉横渠成诵之说最为径捷。盖未论看得义理如何，且是收得此心有归著处，不至走作。然亦须是专一精研，使一书通透烂熟，都无记不起处，方可别换一书，乃为有益。若但轮流通念而覈之不精，则亦未免枉费工夫也。须是都通透后，又却如此温习，乃为佳耳。所说《易传》极有难记当处，盖经之文意本自宽平，今传却太详密，便非本意，所以只举经文，则传之所言提挈不起，贯穿不来，须是于《易》之外别作一意思读之，方得其极。寻常每欲将紧要处逐项抄出，别为一书而未暇。大抵读书求义，宁略毋详，宁疏毋密，始有馀地也（详故碎，密故拘。）。欧、严、谭君近来看得又如何？更望以此相勉，但于所读之书经文注脚记得首尾，通贯浃洽，方有可玩绎处。如其不然，泛观杂论，徒费日月，决无所益也。所论新法，大概亦是如此。然介甫所谓胜流俗者，亦非先立此意以压诸贤，只是见理不明，用心不广，故至于此。若得明道先生与一时诸贤向源头与之商量，令其胸中见得义理分明，许多人欲客气自无处著，亦不患其不改矣。若便以不可与有为待之，而不察其所欲胜之流俗亦真有未尽善处，则亦非所以为天下之公，而自陷于一偏之说矣。顷见赵丞相所编诸公奏议，论新法者自有数卷，其言虽不为不多，然真能识其病根而中其要害者殊少，无惑乎彼之以为流俗之浮言而不足恤也。至如祧庙一事，当时发言盈庭，多者累数千字，而无一言可以的当与介父争是非者。但今人只见介父所言，便以为非；排介父者，便以为是，所以徒为竞辨，而不能使天下之论卒定于一也。此说甚长，非面论未易究^⑴。

与：宋浙本作「以」。

来书所论「通复」二字甚密，然亦有未切处。「继之者善」云者，造化流行，万物方资以始而未实也。「成之者性」云者，物生已实，造化与物各藏其用而无所为也。在人则感物而动者通也，寂然不动者复也。以此推之，图象隐然，不待多言而自可默喻矣。四德则阴阳各二，而诚无不贯，安得不谓五行之性乎？凡此更反复之，当自见也。太伯之事，正也；太王、王季、文、武之事，权也。权而不失其正，则并行而不相悖矣。此义圣人盖难言之，若看未透，且姑置之，不必深致疑，亦不必多为说也。庙议看得似亦未精。子孙之于祖考，恩虽无穷而义则有止，不可过，不可不及，亦并行而不悖。且以周而言之，欲使之黜后稷而祖文武，固世俗浅薄之论；若遂欲使之越后稷而祖帝喾以至于无穷，又贤者过之之失也。

「配义与道」之说殊不可晓。大抵读书须且虚心静虑，依傍文义，推寻句脉，看定此句指意是说何事，略用今人言语衬帖替换一两字，说得古人意思出来，先教自家心里分明历落，如与古人对面说话，彼此对答，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，此外都无闲杂说话，方是得个入处。怕见如此弃却本文，肆为浮说，说得郎当，都忘了从初因甚话头说得到此，此最学者之大病也。故程先生有「说书非古意，转使人薄。汉儒下帷讲诵，未必是说书」。又说作《论语》解已是剩了，又以毛公说《诗》为有儒者气象。观此等处，其意盖可见。今说「配义与道」，却不就《孟子》上理会如何是义，如何是道，如何是气，如何地配，便一乡掉开了，只单说个「道」字，已是无捉摸处。又将「道」字训作「行」字，尤无交涉，说得愈多，去理愈远矣。今合且先理会如何是义，却就义字上推如何是道，道之与义同异如何，如何又要气来配他，「配」字又是何意^⑴，只此数字分明，即孟子意思分明可见，而程子所谓冲漠气象亦在其中，初非有二说也。子约所说亦未免向别处去，如此支离，转无交涉，却恐不免真为擎拳竖拂者所笑矣。其它所论时习、率性、鸢鱼等说，今皆未暇论，论得亦未有益。可且理会此配义与道令分明，便中早报及也。

人心虽未有喜怒哀乐，而物欲之根存焉，则固已偏于此矣。故于其所偏者得之则喜且乐，失之则怒而哀，无复顾义理也。

此段说得是，但物欲之根存焉之说恐未然。人固有偏好一物者，然此一物未上心时，安得不谓之未发之中乎？欲下功夫，正当于此看取。子约心性之说甚可骇，来喻所引《孟子》甚当^⑴。

性难知而心可尽，所谓尽其心者，如程子所谓当处便认取（此句不干事），与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（知性也），积习既久，脱然贯通之谓也（尽心也）。又如《论语集注》所云随事精察（知性也）而未知其体之一（尽心也），真积力久而将有所得，此即尽心知性之案（此段内注字系先生批。）。

心性一物，知则皆知，但尽之为难耳。又性可逐事言，心则举其全体也。

「禹恶旨酒」一章。

此等处只逐句看，不必如此牵合。

天王狩于河阳。

《春秋》熹所未学，不敢强为之说。然以人情度之，天王狩于河阳，恐是当时史策已如此书。盖当时周室虽微，名分尚在，晋文公召王固是不顺，然史策所书想必不敢明言晋侯召王也。李傕、郭汜、朱全忠盗贼狂恣，唯力是视，亦未必曾读《春秋》，见有此事而效之也。

习静坐以立其本，而于思虑应事专一以致其用，以此为主一之法，如何？

明道教人静坐，盖为是时诸人相从，只在学中，无甚外事，故教之如此。今若无事，固是只得静坐。若特地将静坐做一件功夫，则却是释子坐禅矣。但只著一「敬」字，通贯动静，则于二者之间自无间断处，不须如此分别也。

《语》、《孟或问》乃丁酉本，不知后来改定如何？

《论》、《孟集注》后来改定处多，遂与《或问》不甚相应。又无功夫修得《或问》，故不曾传出。今莫若且就正经上玩味，有未通处，参考《集注》，更自思索为佳，不可恃此未定之书便以为是也。

尝读欧阳公论许世子止之事，未免疑之。及读胡文定公传，未足以破其疑。洽继而考之，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之传自明，但后人因《谷梁》不尝药之说，遂执此一句，以为止之罪，如此而已。殊不考《左氏》曰：「许悼公疟，饮世子止之药卒」。《公羊》曰：「止进药而药杀也」，此可以见悼公之死于药矣。当时之事虽未有明文，而洽尝观近世治疟者以砒霜锻而饵之多愈，然不得法，不愈而反杀人者亦多矣。悼公之死，必此类也。不然，当时所进非必死之药，止偶不尝而已，则《公羊》何以谓之药杀，世子何为遽弃国而出奔？孟子曰：「杀人以梃与刃，有以异乎？以刃与政，有以异乎」？进药而药杀，可不谓之弑哉？其所以异于商臣蔡般者，过与故之不同耳。心虽不同，而《春秋》之文一施之者，以臣子之于君父不可过也。如此观之，似足以正近世经传之失而破欧公之疑。不识先生以为如何？

胡文定《通旨》中引曾吉父说，如律中合御药误不如本方，造御舟误不牢固之类，已有此意矣。但考之于经，不见许止弃国出奔之事，不知果何谓也。

旧与朋友说话，每怪其不解人意，而不知其所以然者。近方觉得学者读了书，听了话，元不曾著心记当，䌷绎玩味，至有两年看一部《易传》，都不记得紧要处者。虽其根钝使然，亦是不肯用力。乃知横渠教人读书必欲成诵，真是学者第一义。须是如此，已上方有著力处也。欧、严二君后来曾相见否？此中甚难得人，深可忧惧也。所望以永斯文之传者，如二三君盖无几人也。

此间为况幸亦如常，但朋友自不敢住，多已引去，亦随时之义也。所示之说，今却附还。大抵看得未甚浃洽，言多窒碍。且宜少读，而益加潜心反复玩味之功也。

《中庸》言「健顺，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」。妄意以为健顺用也，仁、义、礼、智之性，体也。「健顺」二字在上者，先言用而后言体，又以配上文先言阴阳而后言五行。未知是否？

健顺之体即性也。合而言之则健顺，分而言之则曰仁、义、礼、智。仁、礼健而义、智顺也。

先生前岁论伊尹乐尧舜之道一段云：「乐尧舜之道，须是见得是独自底，非是众家常住底」。今岁先生又言：「众家常住底，何者非尧舜之道」？又言：「若尧舜之道便是众家常住底，则不消更说尧舜」。

后说近是，但所记语有差。今亦不记当时因何说此也。

蔡丈云：「天根是好人之情状，月窟是小人之情状，三十六宫是八卦阴阳之爻」。某疑「人物」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恶断之。又言三十六宫都是春，即月窟亦为春也。

阳善阴恶，圣贤如此说处极多。盖自正理而言，二者固不可相无；以对待而言，则又各自有所主。康节所咏，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，则正气为人，偏气为物，为阴阳之辨。季通所论却是推说，然意亦通也。

《集注》中说曾点处有「乐此终身」一句，不知如何。

观舜居深山之中，伊尹耕于有莘之野，岂不是乐此以终身？后来事业，亦偶然耳。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，便成病痛矣。注中若无此句，即此一转语全无收拾，答它圣人问头不著，只如禅家擎拳竖拂之意矣。

「君子所以异于人，以其存心」，昨蒙赐教，谓存心者处心也。《集注》又曰：「以仁存心，言以是存于心而不忘也」。而直卿说是以其心之所存处看它念念在何处。某以为若如先生之诲，则是以仁礼存在心中。若直卿之言，则是以心存在仁礼上。二说孰是？

直卿说得亦是，但要本文意义顺似注说。又须知不是将心去存在仁礼上，亦不是将仁礼存在心里也。

蔡丈言：「天根为好人之情状，月窟为小人之情状」，又云：「阴阳都将做好说也得，以阴为恶，阳为善亦得」。伏蒙赐教，以为「阳善阴恶，圣贤如此说处极多。盖自正理而言，二者固不可相无；以对待而言，则又各有所主」。某疑康节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，后言以为都是春者，是专以正者言之。不知是否？

看《遗书》中善恶皆天理及恶亦不可不谓之性，不可以浊者不谓之水等语，及《易传》阳无可尽之理一节，即此义可推矣。更以事实考之，只如鸱枭蝮蝎、恶草毒药，还可道不是天地阴阳之气所生否？

知读书有渐，甚善甚善。但亦须且读一书，先其近而易知者，字字考验，句句推详，上句了然，后及下句，前段了然后及后段，乃能真实该遍，无所不通。使自家意思便与古圣贤意思泯然无间，不见古今彼此之隔，乃为真读书耳。

某区区之见，亦惟以儒者职分实不易尽。今之学者皆有小器易盈之患，于所当知或闻而不讲，或讲而不精，是以见道不全而应用有阙。用是愤悱，不遑自安，惧所见之有偏，则所至之不远。反复圣贤之典，泛参百氏之书，师事名儒，以證所疑，以质所见，庶几识斯道之全体，明入德之大方，事有大变，则有以处之；时有大几，则足以应之。顾瞻海内之君子，自治严密，规摹广大而进修不已，体用兼该，本末具举，惟先生一人。今屈于贫困，寸步不能自致，不获以酬其所欲。身虽在此，而心则在函丈也。某在天地间甚不足道，亦知不肯为小人儒。慨念往古道学素明，到春秋时，贤士大夫议论与夫经理其国，尚有标置。正学既晦，人物便不耐检点。资禀粹温者，间有暗合古人仁心处，尚足以维持国体，使意脉未绝；资禀奇伟者，间有暗合古人仁政处，尚足以把持事务，使世变未极。更要进前担负，自应是去不得。此某所以欲汲汲讲究成己之仁、成物之知，庶几识古人所谓大学者。今以乏财，不得进拜函丈，谁其成就之？律历兵法要识端涯，莫指其踪；古今损益大变，职分所当急，朝夕看诸儒之论，以己见揣摩，迄不知其旨。乡间诸贤无有收而教之者，只得将六经涵泳耳。

某闻明学问之全体，而后可以底夫大成。盖知至其所至而不能终其所终者有矣，未有不知至其所至而能终其所终者也。孔门之高弟，若子夏、子游、子张，止于有圣人一体，则造夫全体者宁有几人？然全体之不知，则有同门异户之患，虽欲有其一体，不可得矣。古之君子所以终日孜孜，惟恐学不足以知性命之正，才不足以成天下之务，识不足以周万物之情者，以为不如是，则有所偏倚而无以立乎其大者也。大者之不立，犹不登泰山，无以见天下之小；不游大海，无以见众流之同归一源。所存既卑，安藜藿之甘，难语太牢之味。固有以聪明为障，思虑为贼，自以为见性成佛，终不明寂然不动之体也。以智力之所操持，谋略之所驾驭，自许以致功立业，终不明行所无事之知也。涉猎先民之论，泛观古今之书，自许以博学多闻，终不知皮之不存，毛将焉傅也。夫是之谓无以立乎其大者也。若知从事于其本而以道之全体为准的，则学足以知性命之正，必通乎死生之说，而异端不能惑矣。才足以成天下之务，则坦然见王道之易行，不至于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者治民矣。识足以周万物之情，则所识前言往行无非畜德，不至泛滥无统，迄无立身之地矣。君子反经而已，经正则由天下之正路而业可大也，德可新也。血气有盛衰，而与生俱生者未尝变也。所遇有穷达，在我未尝有加损也。智及乎此，则可与造全体矣。某虽昏蒙，尚知自勉，追怀古人，夫岂无志？今世英才，谁肯自卑？今欲考百氏之同异，收歛其偏，以求其全。乡居僻陋，书册无所取，欲广交四方之名人，合其所长，用以自反，贫窭无资，寸步不能自致。深虑日月易流，有负初志，结茅为庵，以「退」为名，奉亲之暇，涵泳六经，退省乎日用之间，自求日新之功，庶乎有得焉耳。敢望先生发挥其义。

来示备悉。学者之志固不可不以远大自期，然观孔门之教，则其所从言之者至为卑近，不过孝弟忠信、持守诵习之间。而于所谓学问之全体，初不察察言之也。若其高第弟子，多亦仅得其一体。夫以夫子之圣，诸子之贤，其于道之全体，岂不能一言尽之以相授纳，而顾为是拘拘者以狭道之传，画人之志，何哉？盖所谓道之全体虽高且大，而其实未尝不贯乎日用细微切近之间。苟悦其高而忽于近，慕于大而略于细，则无渐次经由之实，而徒有悬想跂望之劳，亦终不能以自达矣。故圣人之教循循有序，不过使人反而求之至近至小之中，博之以文，以开其讲学之端；约之以礼，以严其践履之实，使之得寸则守其寸，得尺则守其尺，如是久之，日滋月益，然后道之全体乃有所乡望而渐可识，有所循习而渐可能。自是而往，俛焉孳孳，毙而后已，而其所造之浅深，所就之广狭，亦非可以必诣而预期也。故夫子尝以先难后获为仁，又以先事后得为崇德，盖于此小差，则心失其正，虽有钻坚仰高之志，而反为谋利计功之私矣。仁何自而得，德何自而崇哉？聊诵所闻，以答下问之意。至于庵记大字之需，则非学之急，亦老懒之所不暇也。舒大夫向尝相见于会稽，所论未合，今想其学益有成矣。闻其政亦甚佳，有本者固如是也。不及为书，因见幸略道意。

为学大概且以收拾身心为本，更将圣贤之言从头熟读，逐字训释，逐句消详，逐段反复，虚心量力，且要晓得句下文意，未可便肆己见，妄起浮论也。

示喻卒哭之礼，近世以百日为期，盖自开元失之。今从周制，葬后三虞而后卒哭，得之矣。若祔，则孔子虽有善殷之语，然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皆有从周之说，则无其位而不敢作礼乐，计亦未敢遽然舍周而从殷也。况祔于祖父，方是告祖父以将迁它庙，告新死者以将入祖庙之意，已祭则主复于寝，非有二主之嫌也（主复于寝，见《仪礼》郑氏注。）。至三年之丧毕，则又祫祭而迁祖父之主以入它庙，奉新死者之主以入祖庙（此见《周礼》郑注及横渠先生说。），则祔与迁自是两事，亦不必如殷之练而祔矣。礼法重事，不容草草。卒哭而祔，不若且从温公之说，庶几寡过耳。

自去秋冬及此开正，三辱枉书，皆无便可报。无疑人来，又承惠问，尤以为慰。讯后已复改岁，远惟感时追慕，孝履支胜。熹病益深，无可言者。前书所论告子之说，此等议论不须置意中，亦不须容易与之辨论，且只自家理会圣贤之所已言而求其旨意之所在，久之精熟，自然见得是非，不著问人矣。《大学》已领，便中却欲更求十数本，可以分及同志也。《太极》、《西铭》切不须广，盖世间已自有本，为此冗长，无益于事，或徒能相累耳。徐侍郎所欲镂版之书，恨未之见。然此等亦不必看，徒乱人耳。且著实向里，就切近明白实处理会，便不误人也。此间诸书，南康板本成后，亦无甚大修改处，不知有黑点子者是何本也。只看其间有大同小异处，子细咨问季章，参考得失，便自见得。若有所疑，切冀见谕，当为契勘奉报也。南轩之书多未断手，而不幸即世，而或者不察，一例流传，使人不能无遗恨。所以前此为之刊削，别为定本，盖推本其遗意，非敢以私见辄有去取也。如大愚之说，兼看亦佳。但其规模亦太阔远，不若且就本经文义上烂熟咀嚼之为愈也。无疑人到多日，偶以雪寒，不能作书，而其人不能久候，口占布此，殊不尽意。正远，千万节哀自爱。

荐承委喻，极荷不鄙。实以多病畏事，不敢作文字，以故前此不敢闻命。今不获已，辄以数字附于行状之末，少见鄙意。然已觉太露筋骨，切告勿以示人，恐彼此不稳便，非独罪戾之踪为有害也。向来子约每言乡学之意甚美，然于愚意，窃恐务实之意未若好名之多，学道之志未若为文之力。此亦乡党习尚流风之弊，其所从来也远，宜贤者之未免也。自今以往，更愿反躬自省，以择乎二者之间，察其孰缓孰急，以为先后。姑屏旧习，而取凡圣贤之言，若《大学》，若《论》、《孟》，若《中庸》者，朝夕读之，精思力行，以序而广，使道义之实有以悦于心而充诸己，则自将无慕于外，而所以显亲扬名者必有以异乎前日之为矣。若徒以名位之为尊，言语之为丽，闻誉之为誇，而汲汲乎伐石攻木以为事，则是非独老拙羞之，抑子约平生所望于贤者，亦将大不满于泉下矣。所喻鄙文，何乃为此曲折？已托刘季章言之，此岂止载祸相饷而已耶！

所喻跋语，今再写去。临川者亦累问不得报，此书度已浮湛，不可得矣。今亦不须问也。疑义足见向学之意。墓祭不可考，先儒说恐是祭土神。但今俗行拜扫之礼，其来已久，似不可废。又坟墓非如古人之族葬，若只一处，合为一分而遥祭之，亦似未便。此等不若随俗各祭之为便也。其他阙文数处，或是或否，皆非讲学之急务。况《集注》中又已有说甚明，自可观考，不必问也。「畏缩」之说，苏黄门亦云，然非本文之意。兼《集注》中亦已有定论。礼书「缩」训「直」者非一，它日当见之，乃先儒之旧，不可易也。范碑曲折，尝以鄙意请于益公，未蒙剖决。然此公扬历之久，更事为多，必有见处。后生况亦未须遽论此事，岂可因此便议前辈之失？非所以致敬于达尊也。程纠所编年谱，是终身看得此事不透，深可怜悯。渠元不曾寄来，却是身后为人在广州镂版，方得见之。甚恨不得及早止之，做此话把，没了期也。然世间识者亦少，但恐后世有明眼人指点出来耳。吾友今亦未须理会此等，且理会自家著紧切身要用底道理，久之见识渐明，履践渐实，自不被人瞒，亦不须与人辨论纷争也。季章耿介，于人有责善之益。重九后若未来，可力致之。逸居独学，无师友之益，不知不觉过失日滋，功夫无由长进，不可忽也。景阳悼亡可念，才臣书未到，巽伯亦未有人来。书寄婺女，迂回难通，今后只托人寄临川刘教授处可也。不知渠书中有何说？每念仁里诸贤相与甚至，而未得与之痛相切磨，悠悠岁月，日益晚暮，良以为恨。如无疑亦然也。因见各烦为致此意。

自顷闻昆仲之名，而愿得一见久矣。中间仅得识良仲之面，而于仁仲尚复差池，至今为恨。兹者乃承不鄙致问，许以来辱，此意厚矣。然理义不外于吾身，但能反躬力索，毋使因循，有所间断，则无不得之理。孟子所谓归而求之有馀师者，此也。愿益勉旃，以副此望。异时有以自得之，则虽相望之远，亦不异于合堂同席而居矣。

示喻为学之意，甚善。操存舍亡，此外无著力处。但常切提撕，勿计功效，久当自得力耳。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，然气禀既殊，则气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，气之塞者便自与理相隔，是理之在人，亦不能无偏塞也。横渠论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纳不二，其说甚备，可试考之。人心道心不能无异，亦是如此。然亦不须致疑，但惟精惟一是著力要切处耳。魂魄之说极详密矣，文叔书中亦论此，已答之，可取一观。来喻得失亦已具其中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