尽其心然后能存心，知其性然后能养性，知天然后能事天，此其序也。世儒谓知我则敌，事我则卑，失其旨矣。

禹思天下之溺，犹己溺之，稷思天下之饥，犹己饥之，至于股无胈、胫无毛；不当其可，与墨子摩顶放踵无以异也。颜子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，未尝仕也；苟不当其可，则与杨氏之为我亦无以异也。子莫执中，执为我、兼爱之中也。执中而无权，犹执一也。乡邻有斗而不知闭户，室中有斗而不知救，是亦犹执一耳，故孟子以为贼道。禹、稷、颜回易地则皆然，以其有权也。权犹权衡之权，量轻重而取中也。不能易地则皆然，是亦杨墨而已矣。

不恶污君，不辞小官，可谓和矣；而不以三公易其介，则虽和而不流，此所以为柳下惠也。

禹、稷、颜回、曾子、子思易地则皆然，故曰同道；三圣人其行不同，不可以易地，故曰不同道。虽不同其趋，则同归于仁而已。与商之三仁，或去或不去，同谓之仁，其揆一也。

舜其至孝矣，五十而慕。盖人少则慕父母，而鲜能终身慕，因物有迁也。故知好色则慕少艾，有妻子则慕妻子，仕则慕君。舜生三十徵庸，至五十，则是数者具有之矣，而不足以解忧，惟顺父母为足以解忧，则终身慕可知矣。言「五十而慕」，盖以此也。

尧、舜，性之由而行者也；汤、武，身之体之者也；五霸则假之而已，非己有也。若管仲责包茅不入，王祭不供，昭王南征不反，非谋伐之本意，假此为说耳。

形色即天性也，则践形斯尽性矣，故惟圣人为能，与释氏色空之论一也。吾圣人以为天下自然之理，而以常事言之，故言近而闻者无惧焉。异端之学自以为精微之论，其徒累千百言不能竟其义，故学者莫知适从，而去道益远矣。此儒佛之辨也。

上问：「唐太宗如何主」？对曰：「陛下当以尧舜为法，唐太宗所为不尽合法度。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，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，不知圣人经世立法，常以中人为制也」。

夫道止于中而已矣，圣人经世立法，非固贬损以中人为制，道固然也。故尧舜禹三圣相授，皆曰「允执厥中」而已。盖立法失中，其过与不及，皆非圣人之道也。

上问：「周公用天子礼乐，有之乎」？对曰：「于传有之」。「然则人臣固可僭天子」？曰：「周公之功，众人之所不能为；天子礼乐，众人所不得用。若众人不能为之功，报之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此所以为称也。然周用骍而祭，周公以白牡，虽用天子礼乐，亦不嫌于无别」。

周公之所为，皆人臣之所当为也；为人臣之所当为，是尽其职而已。若人臣所不当为而为之，是过也，岂足为周公哉！使人臣皆能为众人之所不能，即报之以众人所不得用之礼乐，则朝廷无复有等威矣。故《记》曰：「鲁之郊也，周公其衰矣」。又曰：周用骍，周公白牡，虽用天子之礼乐，不嫌于无别。是犹放饭流歠而问无齿，决为有礼，非通论也。然周公用白牡，见于《明堂位》，所载凡四代之服器，鲁兼用之。白牡，商礼也，夏尚黑，周骍，则鲁兼用也，以是为有别，亦疏矣。

上问张端河北盐议，对曰：「亦恐未可为上言」。韩琦亦有文字，曰：「此事恐须少待，今且当以变通财利为先」。上曰：「但理财节用，亦足以富，如此事不为可也」。曰：「今诸路皆用刑辟榷盐，河北虽榷，似未有妨」。因言：「理财诚方今所先，然人主当以礼义成廉耻之俗为急。凡利者，阴也，阴当隐伏；义者，阳也，阳当宣著。此天地之道，阴阳之理也。若宣著为利之实，而礼义廉耻之俗坏，则天下不胜其弊，恐陛下不能得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」。

取之有艺，用之有节，先王所以理财也。故什一，天下之中制，自尧舜以来未之有改也。取其所当取，则利即义矣。故曰「国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」，则义利初无二致焉，何宣著隐伏之有？若夫宣著为善之名，而阴收为利之实，此五霸假仁义之术，王者不为也。故青苗意在于取息，而以补助为名，市易欲尽笼商贾之利，而以均济贫苦为说，皆此意也。昔哀公问年饥用不足，而有若对曰：「盍彻乎」？孔子之徒其理财盖如此，使后世之士言之，人必以为迂也，非深知先王之道者，何足以语此！

上问如何得陕西钱重，可积边谷。对曰：「欲钱重，当修天下开阖歛散之法」。因为言：「泉府一官，先王所以摧制兼并，均济贫弱，变通天下之财，而使利出于一孔者，以有此也。其言曰『国事之财用取具焉』。盖经费则有常赋以待之，至于国有事，则财用取具于泉府。后世桑弘羊、刘晏粗合此意。自秦汉以来，学者不能推明其法，以为人主不当与百姓争利」。又因请内藏可出几何，以为均输之本。上曰：「三二百万，或三五百万可出也」。

桑弘羊为均输之法，置大司农丞数十人分主郡国，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，而相灌输。尽笼天下之货物，贵则卖之，贱则买之。是将擅天下商贾之利而取之也。先王以九职任万民，与通货财，商贾之职也。今为法尽笼天下之货而居之，商贾岂不失职乎？余尝考泉府之官，「以市之征布，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以其价买之物揭而书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」。夫物货之有无，民用之赢乏，常相因而至也。不售者有以歛之，盖将使行者无滞货，非以其贱故买之也。不时买者有以待之，盖将使居者无乏用，非以其贵故卖之也，此商贾所以愿藏于王之市，而有无赢乏皆济矣，其法岂与桑弘羊同日议哉！然泉府所以歛货者，以市之征布而已；市之征布，廛人所歛者是也，其歛能几何？以市之征布与市人交易，乃其宜耳。今乃欲借内藏之钱，何也？夫关市之赋，以待王之膳服，此经费也。邦之大用，内府待之；小用，外府待之。大用，谓大故大事也。泉府所谓国事之待用者，特内外府之所待，与夫经费之外者耳。其所用而取具，盖亦可知矣。而谓以是通变天下之用，皆饰说也。

王氏云：「陛下诚能慎察义理，而左右不循理之人，敢为妄言以沮乱政事，诚宜示之以好恶。经或言知、仁、勇，或言仁、智、勇，未有先言勇者，独称汤曰『天乃锡王勇知』者何也？《书》曰：『肇我邦于有夏，若苗之有莠，若粟之有秕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』。汤以七十里起于衰乱之中，其初为流俗小人不悦，艰难如此，若非勇知，何能自济？所以能自济，尤在于勇。陛下救今日之弊，诚患不可以不勇。今朝廷异议纷纷，小有才而不便于朝廷任事之人者不过数人，亦不必人人有意。但如今朝士不识理者众，合为异论，则举朝为所惑」。

汤之克宽克仁，彰信兆民，故能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，非有流俗小人不悦也。为其一怒安天下之民，故以勇知言之。「小大战战，罔不惧于非辜，矧予之德言足听闻」，盖言肇邦于有夏如此。若夫立法造事，不为众论所与，一以力胜之，而能成天下之务，未之有也。

上问：「程颢言不可卖祠部添常平本钱事，如何」？余曰：「颢所言以为王道之正，臣以为颢所言未达王道之权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嫂溺援之以手，权也；嫂溺不援，是豺狼也。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万，若凶年人贷三石，可全十五万性命。今欲为凶年计，当以凶岁为之，而国用有所不暇，故卖祠部所剃三千人头，而所可救活者十五万人性命。若以为不可，是不知权也」。

鬻祠部三千，盖六十馀万缗，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，取之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由是得以不蚕而衣，不耕而食，亦取赀于力，本之民而已。故其徒益繁，则其害益甚，是未及赈饥，而先困吾民，以资游手也。先王之时，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积，故凶年饥岁民免于死亡，以其豫备故也。不知为政，乃欲髡其人而取其赀，以为赈饥之术，正孟子所谓「虽得禽若丘陵弗为也」。以是为王道之权，岂不谬哉^⑴！

上因问：「诚则明矣，明则诚矣，何谓也」？余曰：「能不以外物累其心者，诚也。诚则于物无所蔽，于物无所蔽则明矣。能学先王之道，以解其心之蔽者，明也。明则外物不能累其心，外物不能累其心则诚矣。人之所以不明者，以其有利欲以昏之，如能不为利欲所昏，则未有不明也。明者，性之所有也」。

诚者，天之道也，非外物不能累其心者所能尽也。告子之不动心，岂利欲能昏之哉！然而未尝知义也，未尝知义，非明也。然则所谓明者，非物格知至，乌足与此哉！荆公自谓能不以外物累其心，故其言每以是为至，盖以其未尝知天道故也。

前一日陈升之言：「制置三司条例司，升之难为更签书，只总领商量」。余曰：「如此，则合令谁签书」？升之曰：「只谏议与押」。余不答，既起与之同行归厅，余曰：「相公不欲签书制置司文字，何意」？升之曰：「体不便」。余曰：「参知政事恐非参知宰相政事，参知天子政事」。于是升之欲令孙莘老、吕吉甫领局，余与升之提举。余曰：「臣熟思之，此事但可如故，向时陛下使辅臣领此局，今亦只是辅臣领局，有何不可」？升之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无所不统，所领职事难称司」。余曰：「于文反后为司，后者君道也，司者臣道也，人臣称司，何害于理」？升之曰：「今之有司、曹司皆领一职之名，非执政所称」。余曰：「古六卿即今执政，故有司徒、司马、司空各名一职，何害于理」？曾公曰：「今执政古三公，六卿只是今六尚书」。余曰：「三公无官，只以六卿为官。如周公只以三公为冢宰，盖其他三公，或为司马，或为司徒，或为司空。古之三公，犹今之三师。古之六卿，犹今两府也。宰相虽无不统，然亦不过如古冢宰，只掌邦治，即不掌邦教、邦政、邦礼、邦刑、邦事，则虽冢宰亦有所分掌。今制置三司条例岂是卑者之事，掌之有何不可」？又云：「制置条例是人主职业，所谓制度也。《礼记》曰『非天子不制度』，臣不知制置条例使宰相领之，有何不可」？

《周官》六卿皆以上大夫为之，而冢宰掌邦之六典。虽掌邦治，实兼总六职，盖教、礼、政、刑、事，皆治之具故也。故冢宰施法于官府，而小宰以六职辨邦治，则其兼总可知矣。故周公以三公为之，盖宰相之任也。未闻有三公为司徒、司马、司寇、司空者，舜曰「畴咨若予采」，盖天下之事无非王事也。故舜自谓「予采」，则凡所以成天下之事，皆天子之职业矣。今之敕令所以诛赏废置，人主之大柄也，亦以有司为之，何止三司一司条例独为天子职业，而使宰相专领之乎？以宰相为有司，于体诚非宜，此但以口给禦人，取胜同列，非笃论也。

「凡兴事造业，振救衰弊，诚须临事而惧，若顾恤流俗人情，畏其不安，即不能为周公所为。商人与三监畔，征之三年，若畏人情不安，则必大赦以安之。及事平，乃更迁其世族庶士，居之洛邑，彰善瘅恶，以教训之，初无畏众之意。此所以能制礼乐而成周之太平也。柴世宗一日斩大将樊爱能以下二十七人，以能者代之，当时人情岂得帖然无不安者？古之有为者，上如周公，下如柴世宗，皆不苟畏人情，而但务因循，所以能各随其材分，兴起功业」。

周公东征三年，而东人欲其留，西人欲其归，迁其世族庶士居之洛邑，使密迩王室以教训之，非厉之也，人情何为而有不安者？柴世宗方用兵讨伐，斩二十七人以正军律，故能有功，非安平无事之时可为也。夫兴造事业，不稽乎众，而欲以辨给胜之，一有异己，则指为流俗，而妄引周公、世宗之事以惑圣听，不亦异乎？

上患内藏、三司见钱少，余曰：「纳绢差多而不知变转见钱，则积日月至于不可胜多。去年三司以斛斗合纳见钱，乃令变转金银匹帛上京。在京已患金银匹帛多于见钱，乃更令送金银匹帛。外方既折纳到见钱，却须要金银匹帛，诸路不免科买；民被科买，至买银一两用钱千七八。此皆有司不知开阖歛散轻重之权所致。鲁公曰：「只为人人皆言诸路若般却见钱，则钱荒不便」。又曰：「王安石常以为今钱不少，然人皆患钱少」。余曰：「假令钱少亦无可患，在唐贞观中米斗数钱，可谓钱少。然其时更为乐岁，人无所苦。唯唐中世用两税法，令百姓以钱为税，然后人始苦钱少。此由责人必变粟帛为钱输官，则人人皆当以粟帛易钱，则不得不以钱少为患。此乃上设法为患，非钱少为患也。今二税令人输粟帛，至今令输钱则取情愿，何由能致人患」？阳叔曰：「于古输诚然，今如官中给赐用钱不少，若斗米五钱，则斗米可折得五钱，官中合用钱，何由办给？则钱少亦不得不以为患」。余曰：「今官司用钱为多者，莫如粮草。若钱少而重，则粮草更不费钱。今近边百万贯，不能籴得百万石米。若斗米五钱，则五万贯足致百万石。至于其他用见钱，亦岂能多于粮草？就令用见钱处多，若钱重自可。如今合赐钱处折以他物，此乃人主轻重之权，何至更以钱少为患」？

二税用钱，故民间以钱少为患。三司以斛斗折钱，何异二税，而不以钱少为患，此何理也？今两税输粟帛皆有常数，若输钱取其情愿，则斗米五钱，所输无几矣，官司岂得不以钱少为患乎？若必令输粟，则是不取情愿，非法也。若不以时直输钱，则民受弊矣，皆不可也。夫钱重则物轻，若用处折以他物，则用物亦多矣。用物多则他物亦恐不足以给也。民之所有，粟帛而已，而钱者，官中所积也。终岁勤动，而斗粟尺帛不过数钱，虽边储百万石可致，其伤农甚矣，而谓钱少不足患，尤非理也。

呈程颢奏：王广渊不当妄意迎合俵粟，乞俵丝钱及折税绢作纳钱，云云。呈孙觉劄子，至「周公时天下已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故为此法阴相之，不专用此为治」，余曰：「无兼并，又公私富实，尚须此相；民兼并多，民乏绝者众，则此法岂可少？且觉言周公不专用此为治，今岂全废馀事，专行此法」？又读至「周公所以取息者，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故也」，余曰：「觉言今法则以为掊利，言周公之法则以为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。若说今法之意如说周法，则今法何由致人异论」？又至象箸玉杯及作俑之说，以为今法虽未有害，及至后世，必有剥肤椎髓者，余曰：「此周公所不以为虑，而孙觉虑后世乃过于周公，此可谓私忧过计也」。觉所言无理至多，读不至终而止。

《周官》「平颁其兴积」，《新义》曰：「无问其欲否，概与之也，故谓之平」。则俵粟不取情愿，盖其本旨也。故台谏言广渊，不惟不以广渊为罪，乃更以为尽力。夫《周官》所谓平者，岂概与之谓哉？谓无偏陂而已。为是说者，特矫诬先王之法以为己资耳。泉府凡民之贷者，与其有司辨而授之，以国法为之息。盖贷民所以助不给，田不耕，宅不毛，犹使之出农粟里布，则游惰之民自致困乏。与夫实非不给而妄冒称贷者，有司辨之，宜若弗授也。又以国法为之息，则民不轻贷矣。莘老所谓欲民勤生节用，不妄称贷，未为过论也。今兼并之家能以其资困细民者，初非能抑勒使之称贷也，皆其自愿耳。然而其求之艰，其出息重，非迫于其急不得已，则人孰肯贷也？今比户之民槩与之，岂尽迫于甚急不得已哉！细民无远虑，率多愿贷者，以其易得而息轻故也。以易贷之金，资不急之用，至期而无以偿，则荷校束手为囚虏矣。乃复举贷于兼并之家，出倍称之息，以偿官逋；明年复贷于官，以还私债，岁岁转易，无穷已也。欲摧兼并，其实助之，兴利之源，盖自兹始，而莘老之比作俑者，亦不为过论也。余以谓青苗利害不在愿与不愿，正在官司以轻息诱致之也。孟子曰：「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」。青苗其意乃在取息而已，行周公之法而无仁心仁闻，是谓徒法，然则周公法、今法，安得不为异？

呈朱越乞小郡，上问朱越，佥取实对，又问越何处人，因甚人说他。余曰：「朱越是江宁人，臣久居江宁，与之相识。言者或以为臣欲差此人知建州，建州地远事繁，无职田，无锡赐，无酬奖。朱越素廉洁有行，居官无败事。又是大卿，比巩申、王秉彝辈只有过之，即无不及。理须与一郡如建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闻亦廉介，可惜年老」。佥言其不老，上曰：「若在京，好一见之」。余曰：「虽在京，陛下亦何须见？建州知州自来只是中书差，何足挂圣念。如臣者忠信诞谩之实，陛下乃当审察。若臣诞谩不足信任，便改命忠信之人，付之政事。以天下之大，岂无忠信可任以差除建州知州者」。上曰：「非为如此，只是人言欲考实」。余曰：「陛下每事欲考实，甚善，然所当考实乃有急于建州者」。又曰：「人主防人臣为奸，当博见人，穷理道，考事实。穷理道，考事实，则虽见奸人，无害。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。人臣为奸，尤恶人主博见人。故李逢吉之党相与谋，以为人主即位，当深防次对官上说」。

荆公每言：「人主博见人，则人臣不能为朋党蔽欺」。至除朱越建州，则固拒人主，使不得见，此何意也？朱越果材耶，见之何害？果不材，则固拒人主不得见，非蔽欺而何？观其言之彊悖，虽同列不可堪也，况君臣乎？夫君子和顺积中，而英华发外，故暴慢之气不设于身体。于君臣之间狠愎如此，其所养盖可知矣。

上论不尚贤，余曰：「尊尊亲亲贤贤，并用先王之政事也。老子不尚贤，是道德之言」。

《书》曰：「德惟善政」。孔子曰：「为政以德」。离道德而为政事，非先王之政事也。

上曰：「用兵须有名，如何」？余以为无名则不可用兵。上曰：「恐但顾力如何，不计有名无名」。余曰：「苟可以用兵，不患无名，非兼弱攻昧，则取乱侮亡，欲加兵于弱昧乱亡之国，岂患无名？但患德与力不足耳」。

弱昧乱亡之国不足以有其民，而上无政刑，废诛不加焉，而后兼取之，则有名矣，此《书》称汤于桀之时为然也。乃曰「用兵不患无名」，此乃管仲责包茅不入之说耳，王佐不为也。

上曰：「使释老之说行，则人不务为功名，一切偷惰，则天下何由治」？余曰：「如老子言道德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。但中人以下不明其旨，则相率乱俗，陷为偷惰，如西晋是也」。上曰：「乃人主所以运天下，非所以训示众人者也」。余曰：「诚如此。若夫功名爵禄，乃先王所以役使群众，使人人薄功名爵禄，上何以使下？故先王所以运天下，必有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而未尝示人以薄功名爵禄也」。

圣人，人伦之至也。于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之间各尽其道，所谓至也，至于其身，为天下用，岂为功名爵禄哉！盖君臣者，人伦之大，为臣义当如此也，故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。人伦明于上，则人知自尽，虽有高明超卓之士出于功名爵禄之外者，亦孰敢不为用也哉！先王所以运天下，用此道而已，外是皆谬悠荒唐之说也。夫名位爵禄，天之所以待有德，人主不得而私焉者也。故《书》曰：「天命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」。五服五章不以命有德，乃欲以是役使群众，非所以奉天也，盖其学不足以知天，其论每如此。

上曰：「商鞅何尝变诈」？余曰：「鞅为国不失于变诈，失于不能以礼义廉耻成民而已」。

商鞅狭持浮说，以帝王之道干孝公，其术盖本于变诈，尚何礼义廉耻成民之有哉！谓其失不在于变诈，盖亦不究其本矣，故其操术每以鞅为是。

上闻酸枣有升下户入上户，手敕：「如此，则是有免第四等役钱之名，而无其实」云云。于是司农有状乞约束升降，并须约见今等第物力，如或敢将物力不及今下等第之人升作上等，务要足约定之数，则官吏并科违制，不在去官赦降原减之限。上以为然，从司农所奏。余曰：「治百姓当知其情伪利害，不可示以姑息。若骄之使纷纷妄经中书御史台，或打鼓截驾，恃众为侥倖，则亦非所以为政。天下事大计已定，其馀责之有司，有不当则罪有司而已。今每一小事，陛下辄再三敕质问，臣恐此体伤于丛脞，则股肱倚辨于上，不得不惰也」。

升降等第最为役法利害之要，平时差役不到下户，今升下户为上户，使之输钱，则贫弱受弊，而上户免役，为法之害，孰大于此？而人主不得质问，质问则以为丛脞，此何理也？尧之时，天下大计已定矣，然而设谤木，询刍荛，岂固示之姑息耶？盖上下之情不通而能审知其情伪利害者，未之有也。必使斯民无所赴愬而后可以为政，则误国多矣。

「吕公著正所谓静言庸违，象恭滔天」。又云：「如陈襄奸邪，附下罔上，虽放流窜殛，自其常分」。又云：欧阳永叔乞致仕，冯固留之，上弗许。余论永叔：「以韩琦为社稷臣，则修为忠良，否则修不免为附丽邪人。故如修辈，尤恶纲纪立，风俗变」。又云：「如此人与一州即坏一州，留在朝廷则专附流俗，坏朝廷政令，留之何所用」？又云：「鲧以方命殛，共工以象恭流。富弼兼此二罪，止夺使相，诚为未尽法」。

自韩、富而下，皆元勋世臣、名儒硕德，天下仰之如泰山北斗。一有异己，则指为奸邪，待以四凶，诋诬大臣，颠倒邪正，盖自此始也。作俑之祸，抑又甚焉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卷六。）。

「白」上原衍「别」字，据四库本删。

保甲/先王为比闾族党州乡以立军政，居则为力耕之农，出则为敌忾之士。盖当是时，天下无不受田之夫，故均无贫焉，而人知食力而已，游惰奸凶不轨之民无所容于其间也。自井田之法废，民无常产久矣，富者餍膏粱，被文绣，酣豢逸乐，未尝知有服劳也。贫者终岁勤动，仅能糊其口，一有失职，则饥殍随之。游惰之民往往应募而为兵，一系军籍，则上下临制，如束湿薪，虽有奸凶，无所逞也。自祖宗以来，讨平祸乱，兼制夷狄，用此而已，未闻有他虞也。今欲什伍其民，以代募兵，则富者安于逸乐，脆软而不可用；贫者更番月阅，则老弱无所赖，转为沟中瘠矣。游惰奸凶无所拘系，则散而为盗贼，皆理之必至也。比户之民既已输赋租以充军食矣，而身又不免焉，岂不重困民乎？若以赋租可减，则自熙宁至元丰十有馀年，未闻有减也。予以谓井田既不可复，而欲一兵农，未见其可也。

三司节略却吕嘉问起请仪鸾司供内中䌽帛文字，却奏请为拟吕嘉问起请，乞指挥。其意欲以内东门要䌽供上元禁中用，而嘉问起请，致妨阙，中伤嘉问，又归咎于中书立法，云云。余曰：「如此等事非陛下躬俭，即人臣岂敢如此立法？臣见陛下于殿槛上盖毡尚御批减省，以此知不肯用上等匹帛，糜费于结络」。上曰：「本朝祖宗皆爱惜天物，不忍横费。如此糜费，图作甚？汉文帝曰：『朕为天下守财耳』」。余曰：「人主若能以尧舜之政泽天下之民，虽竭天下之力以充奉乘舆，不为过当，守财之言，非天下之正理」。

舜作漆器，群臣咸谏，况竭天下之力以自奉乎？虽庸人知其不可为也。荆公以师臣自任为天下儒宗，而所以导其君如此，百世而下，谀臣得以藉口为天下祸，庸非斯言乎？

余奏：「既立结吴延征，即须处分。王韶招捉木征，然后蕃部无向背专附延征」。云云。潞曰：「夷狄自是夷狄，略近勤远非义。即自已深入险阻，费运馈，不可不计」。下梢曰：「秦汉以后事不足论。如《诗》称高宗奋伐荆楚，深入其阻，『如火烈烈，则莫我敢遏』，非是不攻夷狄。如火烈烈，其师必众，师众必用粮食，非是不费运馈。如镇洮，更自是中国地，久为夷狄所陷，今来经略，亦不至劳费」。

先王之于夷狄，至于不得已而用兵，盖有之矣。争城争地而战，则孟子所谓服上刑者，而引《诗》以为證，不亦异乎？

上曰：「市易卖果子烦细，且令罢却，如何」？余曰：「市易司但以细民为官科买所困，下为兼并取息所困，故自投状，经市易司，乞借官钱出息，行仓法，供纳官果子。自立法以来，贩者比旧皆便，得见钱无留滞云云。陛下为其烦细，以为有伤国体，臣愚窃谓不然。今设官监酒，一升亦沽，设官监税，一钱亦税，岂非细碎？人不以为非，习见故也。臣以为酒税如此，不为非义，何则？自三代之法，固已如此。《周官》固已征商，然不云几钱以上乃征之。泉府之法，物货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者，以其价买之，以待不时而买者，亦不言几钱以上乃买卖。周公制法如此，不以烦细为耻者，细大并举，乃为政体。尊者任其大，卑者务其细，此先王之法，乃天地自然之理。如陛下朝夕检察市易务事，乃似烦细，非帝王大体，此乃书所谓元首丛脞也」。

古之为市也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，有司者治之耳。征商古无有也，盖自贱丈夫始，恐无一钱亦税也。先王之时，惟祀兹酒，故曰：「群饮，汝勿佚，尽执拘以归于周，予其杀」。虽纣为人君，数其罪亦不过沈湎于酒耳，必不设法招致使民酣醟，而日较其增亏也。榷酤之法，自桑弘羊为之，当时以谓烹弘羊乃雨，则人情可知矣。以为因袭之久，国计赖之，未能遽已可也，以为三代之法已如此，其欺我哉！《周官》泉府歛市之不售，货之滞于民用，以其价买之，以待不时之买者，所以与通货贿也。若果子非有不售而滞于民用者，而官皆歛之，此与贱丈夫登龙断而罔市利者何异哉！以是为政体，不亦谬乎？夫柄臣受命于人主，议法度而授之有司，有司不奉法，柄臣察之可也；柄臣议法失其旨，其谁当正之？固人主所当察也。故上无壅蔽，而下情得以上通，而民被其泽矣。论道之官，议法罔利，烦细如此，实伤国体，而人主不得问，问之则以为丛脞，果何理哉？

余曰：「陛下正当为天之所为，知天之所为，然后能为天之所为。为天之所为者，乐天也。乐天者，然后能保天下。不知天之所为，则当畏天，畏天者不足以保天下，故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者，为诸侯之孝而已。所谓天之所为者，如河决是也。天地之大德曰生，然河决以坏民屋，而天不恤者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。故祁寒暑雨，人以为怨，而天不为之变，以为非祁寒暑雨不能成岁功故也。『惟天为大，惟尧则之』。尧使鲧治水，汩陈其五行九载。以陛下忧恤百姓之心，宜其寝食不甘，而尧晏然不以为虑，此能为天之所为，任理而无情故也」。

尧之时，天下犹未平，洪水横流，汎滥于中国。孟子谓尧独忧之，举舜而敷治焉。而安石乃曰「尧晏然不以为虑」，不知何所据而然也？以忧恤百姓为不知天之所为，则文王视民如伤，其不知天甚矣。夫民穷而主不恤，下怨而上不知，盖土溃之势也。保丁卖袄以置弓箭，甚者断指以免丁，其致怨可知矣。而导其君以为不必恤，不亦误乎？

余曰：「如今要作事，何能免人纷纭？三代以前盛王，未有无征诛而治也。文王侵阮徂共，以至伐崇，乃能成王业。用凶器，行危事，尚不得已，何况流俗议论」？

周之王业肇基太王，然太王避狄去豳，未闻有征诛也。先王用凶器行危事，盖有不得已。若以谓必有征诛，乃能成王业，此何理？必使后世希功要利之臣藉斯言为兴王之本，以欺其君，其祸天下岂浅哉！

呈内藏库䌷绢许人户情愿纳见钱事，因曰上：「今岁两浙被三司令，人户情愿纳见钱折税䌷绢。薛向近奏添俵预买䌷绢钱，乃得平准轻重之意」。

预买䌷绢每匹俵钱一千，三司以纳绢折纳见钱，必高其估，此与王广渊俵丝钱折纳税䌷绢一体。聚歛之臣罔民取利以欺朝廷，故民间常以折变为患。今乃以折纳见钱、添俵预买为得平准轻重之意，恐非先王裕民之道也。

鲁公曰：「议者以为提举官将先催常平，如王广渊义仓事」。余曰：「先催常平物固无害，与义仓事不同。义仓是朝廷令劝诱，岂可先以百姓税物充？常平是出官本贷与，先催有何不可？若不许先催，则是令税足之后，方以枷棒催常平贷物，则自然致人议论」。又云：「枷棒亦不可废。今和买䌷绢若不纳，可不决否？今民间赊贷亦须以枷棒理之。若明示百姓不可以枷棒理，即一散之后，何由可歛？既情愿贷官物，又收息少纵，使枷棒催之，亦何所妨」？

先催足常平而后催税，则税必欠，虽不用枷棒催贷物，必用枷棒催税矣。此乃朝三暮四之说，而民受其弊则一也。私债于法不受理，而兼并之家初非有枷棒催贷物也，已足以困细民，则此固可知矣。夫和买用枷棒，盖州县之过，非法意也，常平歛散自谓先王补助之法，窃意先王补助必无取息用枷棒追索之理。不务出此，乃引州县之过以自况，不亦异乎？

谕常平，陈曰：「此只是财利事，不行得有何所妨？臣在政府，日夕纷纷校计财利，臣实耻之」。余曰：「理财用者乃所谓政事，真宰相之职也，何可以为耻？若为大臣而畏流俗浮沉，不能为人主守法者，臣亦耻之」。

《周官》太宰以九赋歛财用，以九式疏节财用，以九贡致邦国之用，则理财真宰相之职也。盖古之制国用者，量入以为出，故以九赋歛之而后以九式均节之，使用财无偏重不足之处，所谓均节也。取之有艺，用之有节，然后足以服邦国，以致其用。致犹致人之致，使其自至也，若夫王求车则非致也。然则先王所谓理财者，亦均节之使当理而已，徒纷纷较其赢馀以为宰相之职，则非其义也。

濮王不称皇，乃御史之力。上曰：「称皇是不得耶」？余曰：「无臣而为有臣，孔子以为欺天。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，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。且孝子慈孙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，推濮王之心，岂敢当褒崇？然则如此褒崇，非事死亡如生存之道也」。

濮庙非帝业所基，与太王、王季异，故褒崇之礼不宜称皇，得礼之正也。荆公谓濮王以人臣终而称皇，是无臣而为有臣之类，盖未尝深知周公追王之意也，周公岂欺天乎？

陕西诸帅稍探得西人欲作过，即勾下番兵马。余以为当约束勿使其然。庆历中西事所陷杀不过十万人，计天下一岁饥馑疾疫，所死何啻十万人，于天下未觉有损也；而天下以西事故大困穷者，妄费粮饷，最方今所宜戒。

边吏不能捍敌，致陷杀无辜之民，而以饥馑疾疫死亡者为比，又以一路杀伤之数与合天下较其多寡，此尤为无理。夫以十万之众，合天下之广言之，宜未觉有损也；以陕西一路言之，安得不以为多乎？昔者太王之避狄也，以为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，故去之。今乃以妄费粮饷为宜戒，而十万无辜之民肝脑涂地为无所损，非谋国者之所宜言也。

上召两府对资政殿，出庆州军变文字。潞言「朝廷多所变更，人不安」云云。冯言「府界淤田，又修差役，又作保甲，人极劳弊不易」云云。余曰：云云，「更张事诚非得已，但更张去人害则为之，更张而更害人则不可为。又有事诚可为，而时势之宜未可以为者，亦未可以为。如讨夷狄，招边境，于今时事之宜，是未可为者^⑴。

用王韶日以开边招生羌、团结蕃户为功，乃曰「讨夷狄，招边境，于今时事之宜，是未可为者」，此言果何为也？方子华之西也，荆公尝自请往，未尝一言及此，因一败衄，辄出此言以自盖，然则咎将焉归乎？是欲以人主自任也。平时与同列争议，虽小事必胜而后已，兴师动众，安危所系，心知未可为而不言，尤非理也。

潞言：「人多言仁义，鲜能行」。上曰：「实能言仁义者不为多。仁义之实，亦自难知」。余曰：「杨朱不知义，墨翟不知仁，惟孟子乃能知仁义」。

杨氏为我不知仁也，墨氏兼爱不知义也，至于无父无君，乃其末流耳，非其本也。仁义之实难知，其信矣乎？

上曰：「朝廷亦无阿蔽，但外方亦未免有用意不均事，如何」？上勘河事官员，乃独遗却程昉，云云。余曰：云云，「今秉常幼，国人饥馑困弱已甚，陛下不能使之即叙，陛下不可不思其所以。此非不察于小事，乃不明于帝王之大略故也。陛下以今日所为，不知终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夷狄否，臣愚窃恐终不能也。陛下若谓方今人材不足，臣又以为不然。臣蒙陛下知奖拔擢在群臣之右，臣但敢言不欺陛下，若言为陛下自竭，臣实未敢」。

荆公行一事，立一法，朝廷必从乃肯已，于君臣之际殆不可矶也。至或比神考为元帝，为桓、灵，论一程昉用意不均事，则以为不明帝王之大略，终不能调一天下，兼制夷狄，亦可谓尽言矣。其言之悖，虽敌己以下有不能堪者，犹以为未敢自竭，不知何如乃可以自竭也？盖其得君如彼其专，行乎国政如彼其久，而功烈乃无足称者，故增为此言以自盖耳，恐非当时之言也。

空：无土以为穴则空无相，无工以空之则空无作。无相无作，则空名不立。

「作」「相」之说出于佛氏，吾儒无有也。佛之言曰，空即无相，无相即无作，则空之名不为作相而立也。工穴之为空，是灭色明空。佛氏以为断空非真空也，太空之空，岂工能穴之耶？色空，吾儒本无此说，其义于儒佛两失之矣。

倥侗：真空者，离人焉，倥异于是，特中无所有耳。大同者，离人焉，侗异于是，特不能为异耳。

真空者，离人焉，是离色，则空非即空也。大同者，离人焉，有离则非大同也。《列子》曰：「和者大同于物」。夫五味非一也，相得而后和，有离焉则非和也。万物固非一类也，各于类而同之，则所同不广矣；合而和之，然后为大同。

同：彼亦一是非也，此亦一是非也，物之所以不同，冂一口则是非同矣。

此亦一是非，彼亦一是非，非冂其一口所能同也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，川壅必溃矣，何同之有？唯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，乃能同也。同异之名不为是非而有也，如乐统同、礼辨异，同姓异姓之类，何是非之有？

金铜：金，正西也，土于此终，水于此始。铜，赤金也，为火所胜，而不自守，反同乎火。

《月令》于金木水火皆以成数言之，惟土曰其数五而已。盖五行皆主土而后成，故土主于四季，无终于正西之理。水土俱生于申，则正西亦非水土始终之所也。五金皆为火所胜，而不能自守，反同于火，非特铜而已。然谓之铜者，盖五金皆金，正谓黄金为金，铜亦黄也，同于金而已。

童：始生而蒙，信本立矣；方起而稚，仁端见矣。

四端皆根于人心，与生俱主也，非特信仁而已，以蒙为信本，稚为仁端，皆无是理也。

中：中通上下，得中则制命焉。

中者，天下之大本，非特通上下而已，是未知中之为中也。

忠：有中心，有外心。所谓忠者，中心也。

心无中外，以忠为中心，无是理也。《礼器》曰：「礼以多为贵者，以其外心也；以少为贵者，以其内心也」。盖用心之有内外耳，非心有内外也。

洪：洪则水共而大，《洪范》所谓洪者，五行也，亦共而大。

「《洪范》所谓洪者，五行也，亦共而大」。夫五行有休囚废主，无共大之理。

鸿：大曰鸿，小曰雁，所居未尝有正，可谓反矣。然而大夫贽此者，以知去就为义。小者随时，如此而已；乃若大者随时，则能以其智兴事造业矣。鸿从水，言智，工言业，故又训大。《易》曰「随时之义大矣哉」，若大夫者，不能充也。

鸿雁一物也，有小大之异，鸿亦无兴事造业之理。若大夫者不能充此，《周官》太宰卿一人，卿即上大夫也，故《王制》曰：「上大夫卿」。而《周官》有中大夫而已，则上大夫，卿是也。太宰所谓一相也，不能充此，其孰能充之？

公：公虽尊位，亦事人，亦事事。

三公论道经邦，燮理阴阳，非事事故也。

松柏：松，华犹槐也，而实亦玄。然华以春，非公所以事上之道。柏视松也，犹伯视公，伯用诎，所执躬圭者以此；公用直，所执桓圭者以此。

「松，华犹槐也，而实亦玄。然华以春，非公所以事上之道」，不知孰为事上之道耶？柏视松也，犹伯视公，伯执躬圭，公执桓圭，无取诸松柏之义，皆私意之凿也。

笼：从竹，从龙。内虚而有节，所以笼物，虽若龙者，亦可笼焉。

龙非可笼之物也。

冬：春徂夏，为天出而之人；秋徂冬，为人反而之天。

四时之运，终则有始，天行也，无之天、之人之异。

天示：一而大者天也，二而小者示也。又曰：天得一而大，地得二而小。

「一而大者天也，二而小者示也」，又曰「地得二而小」，何也？夫域中有四大，而地居一焉，何小之有？

义和：敛仁气以为义，散义气以为和。

牺牲：残而杀之和，所以制物；完而生之义，所以始物。

「歛仁气以为和」，又曰「残而杀之和，所以制物」；「散义气以为义」，又曰「完而生之义，所以始物」，殊无理也。

戏：自人言之，交则用豆，辨则用戈，虑而后动，不可戏也，戏实生患。自道言之，无人焉用豆，无我焉用戈。无我无人，何虑之有？用戈用豆，以一致为百虑，特戏事耳。戏非正事，故又为于戏、倾戏之字。

自人言之，君臣之义，夫妇有别，皆辨也，何用戈之有？礼之用豆，无非道也，以用豆用戈为戏事，则先王所以交神人，讨有罪，皆戏耳，此何理也？

置罢：上取数备，有以冂下，则直者可置，使无贰适，惟我所措而已；能者可罢，使无妄作，惟我所为而已。

孔子曰：「举直错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。未闻直者可置，使无贰适，惟我所措而已。孟子曰：「尊贤使能，俊杰在位，则天下之士愿立于其朝矣」。未闻能者可罢，使无妄作，惟我所为而已。熙宁之初，贤能不容于朝，纷更祖宗之法，惟我所为而已，用此说也，其为害岂浅哉！使其说行，则其祸天下后世，商君之法，不如是烈矣。

终：无时也，无物也，则无终始。

终则有始，天行也，时、物由是有焉，天行非有时、物也。《中庸》曰「诚者天之道也」，又曰「诚者物之终始」，盖惟无息故尔，又奚时、物之有？

聪：于事则听思聪，于道则聪忽矣。

事道初无二也，故孔子之相师亦道也。圣人宪天之聪，天非有事也，何多事而聪之有？

思：出思不思，则思出于不思。若是者，其心未尝动出也，故心在内。

诚者，天之道；思诚者，人之道。思之至于无思，则天之道也。故思则得之，不思则不得，「出思不思，则思出于不思」，无是理也，与所谓「出怒不怒」异矣。

菋荎蕏：菋，一草而五味具焉。即一即五，非一非五，故谓之荎。众而出乎一，亦反乎一，故谓之蕏。

未有一物而具五味者。「即一即五，非一非五」，皆谬悠之辞也。

之：有所之者，皆出乎一，或反隐以之显，或戾静以之动。中而卜者，所之正也。

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则隐显一理也，非反隐以之显也。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，则动静一体也，非戾静以之动也。非夫通幽明之故，知神之所为，孰能与于此？

懿徽：壹而恣之者，懿也，俊德之美也。微而纠之者，徽也，玄德之美也。

俊德非恣之所能，玄德非纠之所及。

除：有阴有阳，新故相除者，天也。有处有辨，新故相除者，人也。

一日之顷，一身之中，而有阴中之阳，阳中之阴，新新不穷，未尝相除也。有处有辨，与阴阳异矣。

蟋蟀：蟋蟀阴阳，帅万物以出入，至于蟋蟀，其率之为悉。蟋蟀，能帅阴阳之悉者也，故《诗》每况焉。

阴阳之运，万物由之而生成焉，非帅万物以出入也，阴阳亦非蟋蟀所能帅也。

红紫：红，以白入赤也。火革金，以工，器成焉；凡色，以糸染也。紫，以赤入黑也，赤与万物相见，黑复而辨于物，为此而已。夫有彼也，乃有此也，道所贵，故在糸上。工者，事也；此者，德也。

白受采，五采皆以白为质，非特火革金为红也。「赤与万物相见，黑复而辨于物，为此而已」，不知为此者何义也？

丰：丰者用豆之时。

祭用数之仂，丰年不奢，凶年不俭，用豆非特丰之时而已。

崇高：高言事，崇指物，阴阳之义。

崇高无阴阳之义（《杨龟山先生集》卷七。）。

义和：四库本无「和」字。

周室之季，天下分裂为战国，游谈之士出于其间，各挟术以干时君，视其喜怒悲惧而捭阖之。徼名射利固无足道者，间有感愤激昂，以就一时之功，其材力有足过人，而鲜克自重其身者何多耶！予读《蔺相如传》，未尝不壮其为人，而惜其如此也。夫秦藉累世之资，肆虎狼之暴，搏噬天下，有并吞诸侯之心，非可与礼义接而论曲直也。相如区区掉三寸舌，入眦睚不测之秦，卒能以完璧归，亦足壮哉。然当其捧璧睨柱，示以必死，盖亦摩虎牙矣。夫死非难，死不失义，不伤勇，君子所难也。且秦赵之不敌，盖雄雌之国也。身之存亡，非特一璧之重，而社稷安危之机，亦不在夫璧之存亡也，然则赵之有璧，存可也，亡可也。初，相如捧璧入秦，赵之君臣计议非有亲秦之心，特迫其威彊耳。夫以小事大，古之人有以皮币犬马珠玉而不得免者，至弃国而逃，况一璧乎？虽与之可也。相如计不出此，乃以孤单之使，逞螳怒之威，抗臂秦庭，当车辙之势，其危而一发引千钧，岂不殆哉！当是时，秦知赵璧终不可得，则欲徼幸不死，难矣。若是，则尚安得为不失义、不伤勇乎？不三数年，赵卒有覆军陷城之祸者，徒以璧为之祟也，然则全璧归赵何益哉？至于渑池之会，则其危又甚矣。方赵王之西也，廉颇约以一月不返，则立太子，以绝秦望，则是行也，非有万全之计矣，虽无往可也。传曰：智者虑，义者行，仁者守，然后可以会；三者一阙焉，则危事矣。挟万乘之君蹈危事，非得计也。相如为赵卿相，其智勇不足重赵，使秦不敢惴焉，乃欲以颈血溅之，岂孔子所谓「暴虎凭河，死而无悔」者欤？呜呼，周道衰，士无中行久矣，区区战国之际，尚足追议其失哉？予于相如，惜其雄杰俊伟，于战国士有足称者，而其失如此，故特为论著云。

予读《汉纪》，至高祖谓项王有一范增不能用，故为我擒，常以为信然。及读《项羽传》，观范增所以佐羽者，然后知羽虽用增，无益于败亡也。夫秦人齮龁其民，天下背而去之，莫肯反顾。当是时，民之就有道，正犹饥者之嗜食，不必豢稻粱而皆可于口也。项籍以闾阎匹夫之资，首天下豪杰，西向而并争。视秦车之覆曾不知戒，犹蹈其故辙，欲以力制天下，所过烧夷残灭，是以秦攻秦也。范增曾无一言及此，乃区区欲立楚后为足以怀民望，何其谬哉！其后项王卒有弑义帝之名，为敌国之资，增实兆之也。增之得计，不过数欲害沛公耳，使项王不改其辙，则前日之亡秦是也。借令沛公死，天下其无沛公乎？

子房起布衣，徒步以三寸舌为帝者师，其奇谋秘计、转败为成，出于困急之中者数矣，故高祖称之，配萧、韩为三杰。天下既平，功高者往往以才见忌，疑衅一开，虽韩信有解衣推食之诚，犹不克终，竟以菹醢；萧何虽能以功名自全，而见疑亦屡矣。是三人者，惟子房功成智隐，不迩权势，视夫权利如脱敝屣，虽寄身朝市，而翛然如江湖万里之远，鸿冥凤举，矰缴不及。方诸范蠡，其优矣哉！夫汉兴，将相于去就之际皆中机会而不违理义者，吾独于子房得之矣。

高皇帝收民于暴秦伤残之馀，而何秉国钧，尽革秦苛法，与之更始，天下宜之，作「画一」之歌。其法令，终汉世守之，莫能损益也，班固谓为一代宗臣，岂虚语哉！然高皇帝既平天下，于功臣尤多忌刻。何为宰辅，至出私财以助军，买田宅以自污，以是媚上，仅能免，其甚至于械系之犹不知引去。岂工于为天下，而拙于谋身耶？盖不学无闻，暗于功成身退之义，贪冒荣宠，惴惴然如持重宝，惟恐一跌；然而几踣者亦屡矣。盖高皇帝慢而侮人，而轻与人爵邑，故不能得廉节之士，而一时顽钝嗜利无耻者多归之。以何之贤，犹不免是，惜夫！

曹参从高帝起丰沛间，与之并驱者皆一时熊罴之士，而陷敌攻坚必以参为首，宜其勇悍彊鸷，果于击断。天下已定，参为齐相，乃退然不自用，尽召长老诸先生问所以安集百姓者。既得盖公，避正堂舍之，尊用其言，而齐大治。其后为汉相，亦以治齐者治天下，故其效如之。观参所为，其始以战斗为功，而终则以清净无为自守，何其不相侔也？非其资务学问，乐用人言，而勇于自克，其何能尔？若参者，可不谓贤矣夫？初，参与萧何有隙，何且死，所推贤唯参；参代何为相国，举事无所变更，一遵用何法。二人者苟无体国之诚心，忘一己之私忿，则排陷纷更，将无所不至；推之以为贤，守之而勿失，尚何有哉！其卒为一代宗臣，盖有以也。

吕后问宰相，高祖曰：「陈平智有馀，难以独任。王陵少戆，可以佐之」。则高祖固有疑平之心矣，然终其世不见其隙。盖天下初定，国家多故，诸侯内叛，夷狄外陵，平为护军，常从征伐，不据重兵，不亲国柄，故能免也。然高祖谓平难独任，王陵可以佐之，而陵终以戆见疏，无益于国；其后平专为丞相，天下无间言，卒以功名终，不其反欤？「知人惟帝难之」，信矣夫！

将视军如臂指然，唯所用耳，以义驱之，虽赴水火可也。绛侯之入北军也，乃令之曰：「为刘氏者左袒，为吕氏者右袒」。使吕氏能得士心，军皆右袒，则斯言岂不召乱乎？盖不学无术，居其位而不知其任，皆此类也。至其以列侯就国也，尝自畏恐诛，每河东郡守尉行县至，绛必被甲，令家人持兵以见。是果欲何为耶？使天子欲诛之也，则被甲持兵将拒之耶？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者，乃其自召也。以文帝之宽仁，故卒能全宥。使在高帝、吕氏之时，而所为若是，犹欲以功名自全，难矣！

迁固谓耳、馀为势利之交，非也。张耳钜鹿之围，责馀以俱死；黡、泽没于秦军，耳大不信，以为杀之，二人所以相失也，是岂有势利之交耶？予谓耳、馀之友盖失于相结之深，而相知浅也；使其相知如管、鲍，宁有是耶？

韩信以机变之才，因思归之众，以临关东，而燕、代、赵齐之间无坚城彊敌矣。其用奇无穷，所向风靡，自汉兴，名将未有伦拟也。至其军修武也，又辅以张耳二人，皆勇略盖世。余窃怪汉王自称汉使，晨驰入壁，即卧内夺其印符，麾召诸将易置之，而耳、信未之知也。此其禁防阔疏，与棘门霸上之军何异耶？使敌人投间窃发，则二人者可得而虏也，岂古所谓有制之兵者，信亦有未逮欤？

天下之祸莫大乎不明分，分之不明，由较材程力之过也。余观韩、彭之亡，皆以此欤？若西汉之初，高皇帝以匹夫起阡陌之中，一时名将非屠贩亡命轻猾之徒，则里巷龆龁布衣之交也，其平居握手，素非有君臣等威也，论其材力，亦岂足相过哉？天下未平，而大者已王，小者已侯，皆连城数郡，一摇足则秦项之争复搆矣。汉方收民于百战凋瘵之馀，而临诸侯王之上，凛乎其犹蹈春冰而常恐其溃也，故疑隙一开，则菹醢随之矣。呜呼，是岂知先王所以维持天下者哉！虽朝委裘、植遗腹而不乱者，亦有名义以正其分耳，故君君臣臣而天下治。如将较材程力，以彊弱胜负为君臣，则天下之祸何时已哉！汉之君臣不知出此，卒至相夷而不悟，悲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