僧严公字伯威，温州乐清人，予祖母贾氏兄也。性敏悟，道行孤洁，学兼禅教，为缁林所推重。州郡迫以住持，终身不就。博通儒学，尤工诗文。识者谓不减惠勤、道潜之流，第无知己如欧、苏二钜公耳。游戏翰墨，亦极其妙，每片纸出，人争宝之，有集曰《潜涧》。卒于政和壬辰，至乾道己丑，五十有八年矣。有横阳章彬秀才得其所书唐宋诗八幅，至泉南以献予，郡博士蒋君雍见而奇之，请刊于泮宫以广其传。陈教授登，予同年进士，最善书，亦谓近世所无也。冬十一月戊午书。

孙公尚书四朝文杰，张公紫微当代才子。孙尤长于简尺，张翰墨妙天下。某晚辈，恨不识尚书公。比守霅川，得公二书，时年几九十，而词源笔力不衰如此。张帅长沙，某移书求贡院字，笔画雄健，用于湖、泉二州，观者壮之。其所答书词翰俱绝。明年，二公皆在鬼录，某既不获瞻尚书之履，又嗟紫微郎之不永世，见其迹，思其人，轴而藏之。欲刻未果，石似之察判见而喜之，假之以归，刊于其家，以广其传，可谓乐善好事矣。乾道六年三月庚午，书于泉南郡斋。

余昔识李君于乡里，知其为博学有识君子也。别数年，复遇之于临安，出所撰《松窗百说》以见示。事多而词简，议论一出于正，如辨文王不倾商政、诸葛孔明尽臣道、有若似孔子不以貌、隽不疑诡辞以抗众、魏武帝宣言以欺人、韩退之不服硫黄、释宝志妖妄、仙家不寿考、士自负为不幸，皆大有益于风教，前辈议论所不及也。宋子京作《唐史》，至赞杜牧曰：「牧论天下兵，为上策莫如先自治」。贤矣哉！牧以一言之当见贤于宋。今李君百说皆善，又贤于牧一等矣，惜乎世未有知之者！绍兴丁丑五月十九日。东嘉王十朋书。

尧、舜、禹皆圣人也，惟其传贤传子之不同，而后世不能无异论也。自孟子之前，人皆以为禹德衰，故不传于贤而传于子。万章以是发问，孟子辩其不然，曰：「天与贤则与贤，天与子则与子」。然后学者以传贤与子一本于天，而无有以议禹也。至韩子作《禹对》，而其说又不然，曰：「尧舜之传贤也，欲天下之得所也。禹之传子也，忧后世争之之乱也。尧舜之利民也大，禹之虑民也深」。且谓：「孟子求其说而不得，又从而为之辞」。近世善议论者莫如苏子，苏子之言曰：「今夫人之爱其子，是天下之通义也。有得焉而思与其子孙，人情之所皆然也。尧舜之传贤，是不得已，而禹之传子，盖圣人之不喜异也」。自万章之问至苏子之辩，其说有四，然而圣人至公之心，卒未明焉。以为德衰而传子者，是以迹论圣人，其说也固陋矣。而孟子归之于天，亦未免乎不通也。尧之传舜，舜之传禹，禹之传子，其大计固已定于生前，不待身死之后，始听天命人心之自归也。谓舜、禹避朱、均，而益避启者，其说盖亦不经矣。韩子以为忧后世，苏子以为不为异，韩子之言也近正，苏子之言也近人情，然皆未得夫圣人之心者。盖圣人以天下为公器，其视贤于子一也。贤可传而传，不以传贤为疏而害天下之公器；子可传而传，不以传子为私而有慊于心也。昔吾夫子以大道而传之学者，夫以人情论之，夫子岂不欲私其子哉？然而过庭之训，止于《诗》、《礼》，陈亢始以异闻为问，卒以君子远其子为喜。亢以私心量圣人，而其问与喜皆不然也。夫子尝谓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者，人之情也，至于所欲传道之心，视回与鲤一也，坚高之妙在回，而《诗》、《礼》之外无以告鲤者，岂亲门人而远其子哉？使回如鲤，鲤如回，则《诗》、《礼》之训在彼，而坚高之妙在此矣。道与天下皆公器，所以传道与天下者，不以贤与子而二其心，然后为大圣人。尧、舜、禹之传天下，如吾夫子之传道，尧舜非远其子，禹非亲之也。民之所安，吾从而与之，不知传贤之为逊天下，传子之为世吾家，尚何不得已与惧夫为异也哉？若夫忧后世争之之乱而以之传子者，固可以为天下后世法矣。原其所以传之之心，出于以天下为公，而视贤与子为一，无有不得已与惧夫为异之事，亦非有忧之、虑之之心，而委曲为之计也。爱其子而私有与之者，人之情；忧后世而为之计者，君子之法；不以亲疏内外二其心者，圣人至公大同之道。知此三者之说，然后知尧、舜、禹之不二其心，而传贤与子一也（《梅溪先生文集》卷一二。）。

「天」字下原衍一「下」字，据雍正本、四库本、光绪本删。

事有出于千载之远，而传闻之不同，吾将奚所考信邪？愚曰圣人之言可信，而时人亲见之言，亦可信也。千载之事必存之于书，是书出于圣人则可信，不出于圣人则可疑。吾非信书而信圣人，圣人之言如此，吾是以知其如此也。千载之事，当时必有亲见之者，亲见之言可信，传闻之言可疑。吾惟亲见之是信，而缺传闻之疑可也。彼有圣人之言与时人亲见之言，两不同焉，则吾将谁信？亦曰概之以理而已矣。《书》载武王伐商之事，与时人亲见之言不同，学者疑之，异论兴焉，此固宜概之以理者。《秦誓》曰：「惟十有一年，武王伐商」。是十有一年者，果谁之年邪？上不系之文王，是必武王十有一年也，武王果即位十有一年而后伐商邪？《史记》载夷齐扣马之谏曰：「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」？武王必不历十有一年之久，而不葬其父也。《书》出于夫子之所序，万世之所取信，而夷齐又武王同时之人，亦不可以不信。二者俱可信，而其说不同，则学者不得不疑，而异论不得不兴也。汉儒之说曰：「文王之时，虞、芮二国质成于周，诸侯并附，以为文王受命之年。文王自受命九年而卒，故武王曰『惟九年大统未集』是也。武王终三年之丧，然后广文王之声，卒其伐功，故并文王受命之年而数之，称十有一也」。呜呼！果如是说，则是文王受命称王于商纣在位之时，孔子何以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乎？是求十有一年之说不通，而诬文王于不臣之地也。近世大儒欧阳子作《秦誓论》，断然惟《书》之是信，而破汉儒之说，曰：「十有一年者，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耳，复何疑哉」！欧阳子之言甚辩而近正，然不信迁史载伯夷之谏，非《春秋》所谓以信传信者。愚切谓《书》之所载者是，迁史所记亦不虚，十有一年者非武王即位十有一年，周家受命之十有一年也。或曰：「子方缪汉儒之诬文王，何为复取受命之说乎」？曰：文王非受命于天，受命于商也。文王自羑里之囚还，而纣以弓矢斧钺赐之，使得专征伐。自是而后，文王始居方伯连帅之职，五侯九伯得以征之，于是有遏密伐莒戡黎之事。自受专征之命至九年而卒，然则文王受命者，是受商命以专征伐，非受天命以自王也。武王嗣位二年，继文王征伐而观政于商。《秦誓》之作在周家专征十有一年之日，武王未有天下之初，不曰「惟武王十有一年」，而曰「惟十有一年」，武王伐商，则其旨可见矣。是则《书》与《史记》之年皆可信，而汉儒之论、欧阳子之所疑者，皆可得而决也。或曰：「子信圣人之书与时人之言，而孟子不信《武成》，非邪」？曰：孟子非诚不信《书》也，以不信而救弊也。武王虽以至仁伐不仁，然两兵之交，宁无血刃者乎？血流漂杵，虽记事者未免文胜质，而不可谓之尽无也。当战国之时，有争地争城之战，盈城盈野之杀，好兵之主与夫贪功乐祸之臣，盖有以牧野之战藉口者矣。故孟子以不信而救之也。《春秋》之法，信以传信者也，疑以传疑者也。不敢以其所传闻忽其所亲见，是亦教天下之信也，况《秦誓》信书，马迁信史，理有足信者乎！愚故曰圣人之书与时人亲见之言皆可信，而二说不同者，概之以理而已。

学者之患在于好言性，性非学者之所不当言，其患在于不知性而好为雷同之论也。今天下雷同之论在乎孟子性善之说，而以上中下三品者为才也。一二师儒唱之，学者从而和之，唱之者主孟子，和之者雷同也，实非有所见而言焉。性非可以无见而轻言之者，必待吾心有所见焉而后言之，则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见也。吾之所见者未必是，又从而质之圣人之言，吾心之所见与圣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，庶乎言之或当也。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闻也，其昭然著于《论语》者有一言焉，曰「性相近也，习相远也」，继之以「唯上智与下愚不移」。夫子之言虽不详，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。夫子性近习远之言，盖论天下之常性也，而上智、下愚不可以常性论也。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数，其生下愚也亦然，惟所谓中人者纷纷皆是也。故夫子举中人而论常性，斯有相近之说焉。又惧学者执是而概论天下之性，复为上智、下愚之说以别之。夫子之论性固已昭昭矣，乌在其他求也？夫上智之人，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，虽瞽鲧不能移上智而愚。下愚之人，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，虽尧舜不能移下愚而智。惟不智不愚者，是为中人，而非善非恶者，是为相近。方其生也，无君子小人之别，及其习也，有君子小人之归。其犹水也，方其同一源之初，可谓近矣，及其派而二之，则有东西南北之相远也。此圣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，为天下常人设耳。若夫上智下愚之性，其犹水火乎？水之在土也，其性有自然之寒，虽善呵者不能夺而使之热；火之在木也，其性有自然之热，虽善嘘者不能夺而使之寒。水火不能夺寒热之性，智、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？今之说者谓尧、桀同是性也，嗟乎，其不知性也！是盖出于孟轲性善之论。轲非不知性也，轲之论性，将以设教而已，非为性立一定之论也。至若荀况以性为恶，扬雄以性为善恶混，亦所以设教且救弊焉耳，皆非为性立一定之论也。轲曰性善，是诱天下使其惟善之是归；况曰性恶，是惧天下使其惟恶之务去；雄曰善恶混，是开两端而使之自择也。其说虽不同，其所以设教则一也，况、雄又以救弊焉者。轲以善诱之而不从，况出乎轲之后，不得不以恶惧之；况以恶惧之而不畏，雄出况之后，不得不开两端而使之自择。亦犹伊尹、伯夷、柳下惠制行之不同，皆所以救弊也。为性立一定之论者，惟吾夫子与韩愈氏。愈著《原性篇》，有上中下三品之说，此最合吾夫子所谓相近与夫上下不移者。世乃谓愈之所论者才也，非性也，至谓夫子所谓上智、下愚者而亦谓之才焉。夫性之与才，同出乎天，有上中下之性者，必有上中下之才，性为之主，才为之用也。上智之性善矣，发而为善则非性，是才为之也。下愚之性恶矣，发而为恶则非性，是亦才为之也。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恶，其所以为善恶，则才也，是性主之，而才应之耳。乌有性无上中下，而才独有之耶？天之所以命尧舜与吾夫子者，必不惟桀、蹠之同。学者宜以心求之，慎无袭乎雷同之论，而杂乎佛老之说，则夫子之言性可得而闻，而韩愈之所论者果性也，非才也。

诸儒禘祫之说，何其纷纷不同也。郑康成谓祫大禘小，王肃谓祫小禘大，此小大之说不同也。王郑小大之说方淆乱未决，刘歆、贾逵之徒则又谓一祭二名，礼无差降，此一祭二祭之说又从而不同也。郑氏谓天子祭圆丘谓之禘，宗庙大飨亦谓之禘；王氏谓天子诸侯皆禘于宗庙，非祭天之祭。此祭天、祭宗庙之说不同也。《诗·閟宫》传云：「诸侯夏禘则不祫，秋祫则不尝」。汉光武诏问禘祫之说于张纯，纯谓禘以夏四月，祫以冬十月。此夏禘冬祫之说不同也。汉魏故事，五年之间通计其数，一禘一祫，是出于《公羊》「五年再大祭」之说。唐开元间，太庙禘祫各自数年，是又用《礼纬》「三年一祫，五年一禘」之说，此又年数之不同也。郑康成、高堂生则先三而后二，徐邈则先二而后三，此又先后之不同也。自汉迄唐，禘祫之议讲之屡矣，牵于繁文异说，终莫得而一之。善乎，欧阳子之言，曰：「事有出于久远而传于二说，则奚从」？曰：「从其一之可信者」。「然则，安知可信而从之」？曰：「从其人而信之可也」。众人之说如彼，君子之说如此，则舍众人而从君子。君子之说如彼，圣人之说如此，则舍君子而从圣人。然则，欲一禘祫之说，当折衷于圣人之言可也。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皆圣人之言也，释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者，皆诸儒之言也。《春秋》书禘者二，而不言祫，惟文二年八月丁卯：「大事于太庙，跻僖公」。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释之曰：「大事者祫也」。《春秋》有禘无祫，以大事为祫者《公》、《谷》也。《诗》《周颂》、《商颂》言禘者二而不言祫，惟《玄鸟》「祀高宗」，《毛氏传》曰：「祀当为祫」。《诗》有禘无祫，以祀为祫者毛氏也。《周礼》：「太宗伯之职以肆献祼享先王」。郑氏曰：「宗庙之祭有六，享肆献祼馈食在四时之上，则是祫也、禘也」。《周礼》无禘祫之说，以肆献祼馈食为禘祫者郑氏也。《论语》记「禘自既灌而往」与「或问禘」之说，孔安国释之曰：「禘祫之礼为序昭穆」。《论语》言禘而不言祫，并言禘祫者孔安国也。惟《礼记·王制》曾子问大传有禘祫之说，而亦未尝言其礼之大小与年数之先后、冬夏之异时。至于《祭法》则言禘交祖宗，而不言祫，《仲尼燕居》与《祭统》篇则言郊社禘尝，而不言祫，《王制》、《祭义》诸篇举四时祭名，皆曰夏禘，而不言冬祫。以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之言如此，释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者其言如彼，学者当舍训释而从经可也。从经则古者有禘无祫。非无祫也，祫者禘中之一事，不可与禘俱谓之大祭也。古者大禘之时，群庙之主皆陈于太祖，未毁庙之主皆升，合食于太祖。因禘而合食，故谓之祫。是禘者总名，祫者一事，亦犹荐生荐熟之时则谓之荐，灌酒求神之时谓之祼。荐也、祼也、祫也，皆大禘中一事，不可以是三者均谓之祭名也。后世因《礼记》诸篇有禘祫事，遂以祫与禘俱谓之大祭，殊不知《礼记》之所谓祫者，是乃禘中之一事也。又见《公羊》以大事为祫，遂以祫为大于禘，殊不知《公羊》之说出于《礼纬》，而《春秋》无是言也。《春秋》所谓大事者即禘尔，不曰禘而曰大事者，禘所以审昭穆，僖公逆祀，昭穆乱矣。圣人是以变禘之文而曰「大事」，大是事也。《公羊》求其说而不得，遂援《礼纬》以释经，此所以启后世之纷纷也。或曰：「如是，则刘贾一祭二名之说得乎」？愚谓刘贾之说仅矣，而未尽也。彼谓一祭二名者，谓本无二礼也，则一祭之说为仅得。而不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，祫者因禘而合食焉，禘总名，祫一事，则二名之说为未尽。或曰：「如是，则废三年之祫，而用五年之禘，必五年而一大祭乎」？愚曰：废祫之名而一之于禘可也。五年而再大祭，则《公羊》之说不可废也。郑康成先三后二，徐邈先二后三，与夫秋祫、冬祫，纷纷不决之争，举可置也。或曰：「三年祫，五年禘，自汉至今而用是说，可废之乎」？愚曰：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非圣人之书，则汉儒之说、《礼纬》之言不可废；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、《论语》果圣人之书也，吾从圣人而废异说，胡为而不可邪？

知所以为己，知所以为人，又知所谓有天，斯可谓有道君子矣，夫何故？君子之学求于为己而已，初无心于求用也。学既足乎己，用自藏于中，可以安人，可以安百姓，无所施而不可用者。君子因其可用之资，遇其当可用之时，著其能为用之效。至若人之不我用也，君子必归之于天而有所不顾恤焉。茍以吾学可为己，用可以为人，不察时之可否、人之用舍，必欲求试其所用，幸而用则喜，不幸而不用则怼，甚者至于自贬以求用，是徒知为己为人而已，而不知有天也，乌可谓诚君子哉？荀卿曰：「君子能为可用，继之以不能使人必用己」。真确论欤！君子之道有三：其未达也，修其所为用；其既达也，行其所当用；不幸而不遇，则处其所不用。修其所为用，则能尽己；行其所当用，则能尽人；处其所不用，则能尽天。故君子自幼学之初，必修其能用之实。谓将事君也，必先学所以事父；谓将治国也，必先学所以治家；谓将明德于天下也，必先学夫正心而诚意。在我之学既已尽矣，推其素蕴，可以有为于当世矣。使不我用则已，用则决不负所学焉。以之效智于一官，则其用优于一官，以之策名于一国，则其用优于一国，以之坐庙堂而权衡天下，则其用优于天下。是由能修其可用于未用之日，故能行其所用于当用之时也如此。至若在我虽可用，奈何人之不用我，君子必将歛其可用之器于一己，而未尝汲汲以求售于人。韫椟而藏，待价而沽，居易以俟，姑尽其在天而已。又岂遗佚而怨，阨穷而悯，栖栖焉为不得志之人哉？故善学君子者不止学其可用，必学其可用而不得用。学其可用，徒能取利达而已，而人皆可学。学其可用而不得用，斯能处困穷，而为圣人乐天之事也。孔门弟子如赐之达，如由之果，如求之艺，皆能学其可用者，故夫子许之以从政，而不许其为「不可则止」之大臣。若夫可以有用、可以处不用，唯颜子一人而已，故许之以「用舍行藏」之理，又许之以「唯我与尔有是」。夫回也生不遇时，不获著其有用之迹，因其不用，亦见其能处不用之贤矣。呜呼！自生民以来，孰有如孔、孟之能为可用者乎？又孰有如孔、孟之不得用者乎？又孰有如孔、孟之能处不用者乎？孔子尝自谓「用我则为东周」，孟子亦尝自谓「舍我其谁」，孔、孟之言非自誇以求用也，盖言其实可用者。至于历聘天下，卒老于行也，又未尝不归之于天。故当陈、蔡之阨，子路有「吾未仁未智」之言以疑夫子，子贡亦有「不容盍少贬」之言以劝夫子，夫子以「良农能稼而不能穑，良工能巧而不能顺，君子能修身而不为容」之理以喻之。孟子遭臧仓之沮隔而不得见鲁侯，不归怨于臧仓，而曰「行止非人所能为也，天也」。若孔、孟者真可谓能尽天矣。彼屈原者何人哉？一不见用于楚，而《离骚》之怨兴矣。原以清死而后世哀之，使原果见用，亦未必能有为于楚，盖其为器固已小矣。荀卿亦逃谗于楚者也，以宗王之学至于废死兰陵，亦可谓不遇矣。卿不作《离骚》怨怼之辞，而有「不耻不用」之语。呜呼，卿贤已哉！

昔先正司马光论历代君臣事迹，始周烈而讫五季，贯穿驰骋，上下千载间，书成于元丰中。神宗皇帝嘉之，锡名《资治通鉴》，亲洒宸翰以制其序，且取前代之君以自况，其言有曰：「汉之文、宣，唐之太宗，所谓禹吾无间然者」。议者谓神宗圣德具见于十九年事业之间，巍然炳然，可高揖尧舜于千载之上，而乃俯比二三君，何耶？愚曰不然，自古圣人德盛则待人必恕，实有馀则取名必廉。孔子以天纵之圣，生民以来未之有，而乃自比于老彭，自同于丘明，自以为不如颜渊，可谓待人恕而德愈盛，取名廉而实益有馀矣。然则，神宗之有取于文、宣、太宗，是亦孔子恕以待人、廉以取名之意也。知吾夫子与神宗待人取名之意，则知今日主上之有取于光武，亦仲尼之意欤，神祖之意欤。夫光武之为君，虽未可比隆三代盛王，较之汉七制、唐三宗之中，寔为最优。以《春秋》之法责之，固未逃议论之域，待之以忠恕之道，固宜取所长而掩所短也。请论光武之为人，而特与高帝、太宗陈之，以发明圣志之万一。若夫主上盛德大业，自与尧舜三代同符，非敢以光武比也。夫七制之功，莫大于高帝；三宗之功，莫大于太宗。以光武而拟二君，则其功有若不及者。呜呼，孰知其不及，是乃所以过之耶？高祖、太宗惟功之是慕，而光武则以为不足慕，故高祖、太宗以功显，而光武以德称。高祖诛暴秦、灭强项，以三尺剑而造帝业，可谓有不世之功矣。然关中既定，马上之事可勿论也，而好战之心老犹不衰，至亲伐匈奴而困于平城之围。高帝徒知干戈之可以立功，而不知文德之可以来远。当平城之围，足见百万之众不如虞阶干戚之舞矣，是宜异日在廷之臣，欲斩樊哙之论兵也。太宗取孤隋，攘群盗，以几冠之年而定四方，亦可谓有不世之功矣。然唐室既造，晋阳之甲亦可解也，好大之心不能自足，至亲定四夷而困于辽水之役。太宗徒知古人有攘却之事，而不知圣人有兼爱内外之心。当辽水之厄，则知万里亲征不如汉文玉帛之聘矣。是宜前日谏诤之臣，见武德之舞而不之顾也。光武起于军旅，非不知兵；勇于大敌，非不知战；明明庙谟，紏纠雄断，非不足以务远略；云台之将，上应列宿，非不足以立边功；举全汉之众，又非不足以横行四夷之中以快一日之志也。而退然若一怯者，口不谈兵于恢复之后，何耶？盖事有屈于名而当于实者，惟盛德者能之。夫兴师百万，拓地千里，功若可喜也，盛德之主则谓彼民亦吾民，何忍草芟兽狝之耶？吾宁收爱人之实德，不必求名于辟国也。太师奏凯，将士受赏，君臣固可相贺也，盛德之主则思有裹粮千里、巷哭饮泣之人，是孰贻其祸耶？吾宁使吾民之不伤，不忍求战功而生德色也。得不毛之地以夸封疆之广，孰若保吾土之当于实哉？臣无用之人以为民，孰若全吾生齿之当于实哉？高祖、太宗皆弃实德以慕虚名，光武独能屈于名而当于实，故以艺文之讲而代干戈，以道义之论而代鞍马，以文雅之吏而代征伐之臣。闭玉关，谢西域，卑辞厚币以礼匈奴之使，而抵掌抚剑之臣皆不得逞志于当时。其治天下，一出于柔道，朝夕从事于诗书俎豆之间而不知疲，此所以贤于高祖、太宗一等欤！虽然，光武之所以优于汉唐之君者，以其能偃兵也。其不能比隆于三代之君者，用人之际未可人意尔。光武以吏事而责三公，以谣言而易守宰，此最其失之大者。三公之职所以论道经邦，非可以吏事责之。汤不责伊尹以吏事，而望之以一德格天，高宗不责傅说以吏事，而望之以朝夕纳诲；成王不以吏事责周公，而望之以师保万民。光武不与三公坐论邦国之大体，而以吏事进退之，非商周之所以待三公者，宜其治效不及于古也。守令之职，所寄非轻，当以三载考绩之法黜陟之，非可以谣言而验其贤否。郑子产古之遗爱，名在循吏中。方其相郑之初，民兴「欲杀」之谣，使人君遽从而易之，则侨之声名风采，不复著于列国矣。以吾夫子之宰中都，曾未闻有诵德之谣，使时君必以谣言取人，则造为绯衣小儿之语以沮贤者多矣。光武失于此，是宜东都循吏反西京之不及也。且光武之失，又不止如是。三公固不可以吏事责，而光武之失尤在于未能择三公；守令固不可以谣言易，而光武之失又在于亲择守令。夫三公之职非大儒不足以当，光武乃以此处侯君房辈，未闻其有卓卓过人者，是宜严子陵问其痴而致语于使者以讥之。虽起一卓茂于县令，及居庙堂亦无所建明，其名固亦减于治密时矣。则知论道之任，非可以轻处人也。守令之寄虽重，然非天子所宜亲择者。天子择宰相，宰相择部刺史，刺史择守令，此人主简要之术也。光武乃以身任部刺史之职，宜其择之不精而以谣言进退之。使光武精意于一相，亦何患天下无贤守宰也！呜呼！至治之君不世出，汉唐之可称者止于十数君，而光武尤为盛德，犹不免有任人之失，是宜以忠恕之道处之，而勿至于责人无已可也。恭惟主上以仁圣之资，抚中兴之运，诞敷文德，仰合有虞，归马放牛，同符周武，初非有慕于光武而袭其陈迹也。比因庭策多士，特以光武发于清问，草茅之士莫知圣志之所在，愚独妄意其处己处人之际，合吾夫子神宗之用心。而明策下询，谓今日礼文经义问，或酌光武之仪以出处，或矫光武之失以示训，其迹盖有不同者。愚切谓景至而禋祀，元正而会朝，建延阁以崇文，辟成均而论秀，此皆取法三代，非酌光武之仪而行之也。写六经于琬琰，为学者式；异端邪说禁止勿用，以矫尊七经之谶；复《春秋》立三《传》，以矫罢黜《左氏》《谷梁》之失。愚谓此皆默契孔孟之用心，亦非有意于矫光武而为之也。然用柔道以致平，光武之所已为者，而吾君固已优为之。任一德以图治，吾君之所优为者，而光武负不能之愧矣。虽然，愚复有说以献。夫恕以待人，廉以取名，乃人主之盛德，而人臣之职则当以责难为恭。孟子谓：「不以仁义告王，则斥以不钦之罪」。唐文宗尝问群臣可况以何主，郑覃以文宣对，为李石所斥，且以尧舜勉之。夫文宗虽儒雅主，然任人致治之际，有不足称者，李石乃期之以尧舜，使不以文宣自安，况吾君盛德，实足以为尧舜耶！愚愿执事当侍清问之际，日陈尧舜之道，以广吾君稽古之志。彼光武驳浅，姑取其二三策可也。

举国皆儒，则儒者之名不闻；为吏皆循，则吏之名不闻；为士皆纯德，野无遗贤，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；为子皆孝，为臣皆忠，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。愚尝读浑浑之书，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；读灏灏之书，而得伊尹、伊陟、傅说之为人；读噩噩之书，而得周公闳夭之徒之为人。彼皆大儒也，当时不称其为儒；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，当时不目之曰循吏；彼皆为忠为孝也，当时不指之曰某为忠臣、某为孝子。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，不闻其有独行；山林草野之间，不闻其有逸民。自鲁国之人以儒称，则儒道衰于周矣。自郑相子产、楚相孙叔敖以循吏闻，则吏治始衰于列国矣。自伯夷、柳下惠以独行著，则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。自长沮、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，则韬光铲采于渔樵之间者多逸民矣。自子胥以忠称于吴，曾参以孝称于鲁，则忠臣孝子稀疏寥绝，如参辰之相望矣。呜呼！士以一行得名于时，彼亦何等时耶？西汉之有儒林、有循吏，非西汉之美事，盖自高祖见儒服而慢骂，而儒气不振。申韩之术行于世，而吏治多出于刑名。班固作西京一书，表儒林、循吏而出之，所以伤汉之儒与吏也。东汉之有独行、逸民，非东汉之美事，盖自矫激之俗兴，士始流为崖异斩绝之行。自廉耻之风丧，时始贵高举远蹈之人。范晔作东都一书，表独行、逸民而出之，亦伤士之少纯全，时之多独善也。李唐之有孝友、有忠义，非李唐美事。盖自高祖变节于晋阳，而唐无忠义之风；文皇行亏于闺门之内，而唐无孝友之俗。秉史笔者表孝友、忠义而出之，盖伤当时忠孝之难能，而仅有为足贵也。夫天下皆有，则所有者不胜书；天下皆无，则仅有者斯可书。且西汉有商山之四皓，非无逸民也；有矫世之杨王孙，非无独行也。而班固不立逸民、独行传者，盖以当时之士廉退者尚多，无贵乎逸民，行之全纯者犹众，无取乎独行，其不以是立传，盖不欲使当时有逸民、独行之名也。东汉有江革、申屠蟠之类，非不甚孝；有李固、杜乔之徒，非不甚忠。而范晔不立忠义、孝友传者，盖以当时俗多孝友，则孝友不可悉书，人多忠义，则忠义殆不一传，二传之不立，盖不欲使当时有孝友、忠义之名也。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，经术渊源者孔安国为之最，安国得圣人家传之学，非渊源乎？在循吏者六人，政治忠厚者蜀文翁为之伯，文翁兴学校以化民，非忠厚乎？以独行显者二十有四，愚切有取于范式。式以信义行于朋友，时人知其可以托死，是固本诸贤圣而不为矫激也。以隐逸称者十有七，愚切有取于严陵。陵高尚其志，卒不为光武屈，议者谓其得圣人之清，是故乐在山林而不盗声名也。言言之烈，史臣之所以赞颜、段；蒸蒸之善，柳宗元之所以铭李兴。然真卿、秀实行非一端，而不列于忠义。愚独于忠义三十七人之中，深喜全节之张巡。李兴割股肉以进其亲，非名教之所。愚独于孝友十人之中深喜义门之中李知本。若夫四百年之汉、三百年之唐，洪儒硕学，将相名臣，皆由此途出。不列于数者之目，非为不足列也，正以其全德备行，不可列于一端以小之耳。且西京儒者莫如扬雄氏，讵可列雄于儒林乎；东都循吏莫如卓鲁二子，讵可列卓鲁于循吏乎；李唐忠孝莫如狄仁杰，讵可列仁杰于孝友忠义乎？推此，则知以一行而得名者，不如不列于是科之为美，史臣去取端有旨哉！虽然，班史之去取固善矣，张汤、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，而不列于《酷吏》，则何以衰惨刻之风？范史之去取固善矣，蔡琰失节于胡，行非不丑也，乃以其文采之故而传诸《列女》，则何以励天下之妇节？唐史之去取固善矣，裴延龄奸佞之雄者也，而不列于《奸臣》，则又非《春秋》斧钺之诛矣。呜呼！自古名士多，史才少，班范诸子皆有良史之才，而去取犹未尽当，潜德之幽馨未必尽发，已死之奸谀未必尽诛。此韩退之所以有「人祸天刑」之畏也。

佩玉之礼尚矣，在《戴经》则记其义于《玉藻》，在《周官》则谨其藏于《玉府》，在《诗》则详咏于《国风》，在《论语》则略见于《乡党》，其他杂出于诸家之说者，不可以屡举。《玉藻》记佩玉之义为最详，其大意则谓古之君子必佩玉，在车则闻鸾和之声，行则鸣佩玉，是以非僻之心无自而入。又谓君子无故玉不去身，故以玉比德焉。此愚所谓记其义于《玉藻》者此也。《天官》：「玉府掌王之金玉，共王之服玉珠玉」。夫玉在先王之时，特命官以掌之者，非以充玩好之具，为非常之宝，盖以君子不可一日不佩，玉府之职不可一日不谨。此愚所谓谨其职于《玉府》者此也。《诗》于《终南山》戒襄公之篇，因其能取周地，始为诸侯受显服，而大夫美之曰「佩玉锵锵」，盖勉其修德以称是玉也。于《大东》刺乱之一篇，而其辞曰「鞙鞙佩璲，不以其长」，盖讥其居官职而非其才之所长，徒有佩玉之美。《有女同车》之诗，则曰「将敷将翔，佩玉琼琚」，《女曰鸡鸣》之诗则曰「杂佩以报之」、「以赠之」、「以问之」。其刺惠公之诗则有「觿韘」之语，是皆因佩而示美讽之意。愚故曰详咏于《诗》之《国风》者此也。《论语·乡党》一篇备记圣人出入、起居、饮食、言语、衣服之礼，其言有及于玉者，曰「去丧无所不佩」，则知吾圣人之身未尝一日去玉，以苟燕息之安。此愚所谓略见于《乡党》者此也。《韩诗外传》曰：「佩玉上有葱衡，下有双璜。牙蠙珠以纳其间」。《白虎通》曰：「修道无穷则佩环，能本道德则佩琨，能决嫌疑则佩玦」。其略见于郑氏之释，其详见于孔颖达之疏，其遗制见于王粲之法。此愚所谓杂出于诸家之说，不可屡举者也。虽然，佩玉谨于先王之时，而废于衰周之世。后世学者虽读《礼》、读《诗》、读《论语》诸家之书，而目不习见其制，耳不闻其声，终莫能考究其法，而妄以臆见议之，此纷纷之论所由而起也。请因明问而论之。玉左右各五，而宫、羽、徵、角之分在焉。左佩双衡者其音宫，双璜者其音羽；右佩双珩者其音徵，双璜者其音角。此宫、角、徵、羽之分也。夫乐备五音而佩独不用商者，盖玉所以比德，而商于五方则为西，五行则为金，于五常则为义，而以刚果肃杀为事，是可以为威而不可以为德。此玉于五音之中所以独去商也。《记》曰：「古之君子必佩玉，趋以采齐，行以肆夏」。夫采齐者路门之乐节，肆夏者登堂之乐节。乐师以备王仪，大驭以备五车，是天子享元侯之礼。而《记》乃以此为君子鸣玉之节，何耶？盖经之所谓君子者，乃指有位君子，而郑氏释之谓君子者士以上，其说误矣。此所以启后世之疑也。古者有德佩，有事佩，康成谓在君所则去德佩，设事佩，则知燕居德佩之外，兼设事佩矣。事佩，子所以事父母。使二佩不废，则金燧木燧、大觿小觿，不几于赘乎？愚切谓《记》言子事父母止及事佩，而不言德佩，则德佩必不兼设于事亲之时。又古者先设事佩，后设德佩，以事成而下，德成而上故也。二佩之设自有先后之序，二者有一于此，则不至于赘矣。事佩不特君子有也，妇人亦有之，《内则》「妇见舅姑左用亦五，右用亦五」是也。德佩不特君子有也，妇人亦有之，《诗》曰「佩玉之傩，佩玉琼琚」是也。考之《内则》与诗人之辞，而君子妇人之玉无异，则珩璜之制燧觿之施，意其必同矣。呜呼！佩玉之设所以尚德也。然在君子佩之则为宜，在小人佩之则为辱。昔孔子为鲁司寇，而不设德佩、事佩，示己无德事也。夫佩在夫子可谓宜其德矣，而以无位不设，当时鸣玉而趋者，得不愧于夫子乎，得不辱斯佩乎？诗人讥惠公无成人之德，有成人之服，故曰「童子佩觿」、「童子佩韘」。然则无德而佩者，年虽成人，行实童子也。后之君子能于佩玉之际，而思所以佩之之意，设德佩则知所必修德，设事佩则知所以立事，如古人谨弦韦之戒，则玉与身俱荣矣。

问：二十八宿在天为经星，循环往来，以成四时，非若北辰，居所一定而不移也。然自古志天文者皆以角亢七星为东方之宿，奎娄七星为西方之宿，自井至轸宿七为南，自斗至壁宿七为北。抑尝仰观之，四时晨昏，迭为出没，行皆自古，靡有定方，而乃以苍龙、朱鸟、咸池、玄武分宫以四之，何耶？举天星以定四时，莫如《尧典》。按《尧典》以定四方，盖有可疑者焉。在时为春，则方为东也，朱鸟南方列宿尔，乃纪之春。在时为夏，则方为南也，大火东方中星尔，乃纪之夏。西为秋，其宿白虎也，乃正仲秋以北方之虚。北为冬，其宿玄武也，乃正仲冬以北方之昴。将考四时以定列宿之方，尧之时与方乃尔不同，何也？《吕氏·月令》载十有二月昏晨之中星，可谓详矣。然以仲春之月「昏弧中」而不举七星，至季春则曰「昏七星中」；仲夏之月「昏亢中」而不及大火，至季夏则曰「昏火中」。记「牵牛中」于仲秋之昏，而不及星虚；记「东壁中」于仲冬之昏，而不及星昴，其与《尧典》又差错不同矣。左氏论祭祀之时则曰「龙见而雩」，论士功之时则曰「龙见而毕务」。龙见固有常时，而雩与毕务之时初不同也，左氏皆曰「龙见」，抑又何耶？诸君昼观经传，夜观星斗，其于列星之躔次、所见之晨昏，固已洞然于胸中矣。观象定方，何以验其为东西南北耶，与夫《尧典》、《吕令》、《左传》所载之异同，必有成说以一之也。

问：昔禹治洪水，随山浚川，别天下为九州，其详见于《禹贡》，后世言地理者咸根本于斯焉。然即其书而考之，有不能无疑者。梁、岐二山，雍州之地也，而于冀州言之，曰：「既载壶口，治梁及岐」。雍州之山不容记于冀，岂冀方自有所谓梁、岐者乎？不然，则九州名山，其讹者不止于梁、岐矣。沱、潜二水名也，而于荆梁二州各记之，曰：「沱、潜既道」。二水不容经历两州数千里之远，岂两州之地各有所谓沱、潜者乎？不然，则九州大川，其讹者不止于沱、潜矣。其叙山于九州之末，自「导岍及岐」而下，则四逾于河；自「壶口雷首」而下，则回入于海；自「导嶓冢」而下，则曰「过九江，至于敷浅原」。夫山静物也，岂能逾河、入海、过江者耶？禹何以验其然也？其叙汉水，自「嶓冢导濛」而下，既曰「南入于江，汇泽为彭蠡」矣，又曰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」。其叙江水，自「岷山导江」而下，既曰「会于汇」矣，又曰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」。夫江既与汉合，且汇为彭蠡矣，江岂复于北，而汉岂复为中江耶？禹何以验其然也？近世有以地脉论山者，取于汉儒之三条；有以水味论江者，取于唐人之三沴。禹之于山川，岂亦以脉与味而知之乎？汉儒三条、唐人三沴，亦有可验否乎？愿详考而备论之。

问：昔夫子自卫反鲁，而六艺之文粲然，不幸火于秦，舛驳于汉，耳口异传，源流遂别。言《易》者本田何，田何之后有施孟、梁丘之学，并立博士，又别有京、费二家。今之所宗者王弼也，不知弼之学出施孟、梁丘欤，京氏、费氏欤？推而上之，果得孔子授商瞿之旨否欤？言《诗》者有齐、鲁、韩、毛四家，毛在当时未立于学。今之所宗者毛氏，不知齐、鲁、韩自何世而微欤，毛氏自何世而兴欤？苌之学也，果得孔子授子夏之旨否欤？言《书》者本伏生，又有欧阳、大小夏侯之学，又有孔安国者得古文尚书。今所宗者孔氏传也，欧阳、夏侯在汉为最盛，不知何所自而微欤，孔安国之书未行而遇祸，不知何代而兴欤？孔壁所藏、伏生口授，亦有异同否欤？礼之经有二：曰《周官》者，周公致太平之典也；曰《礼记》者，孔子弟子撰所闻而记之也。二经之始出也果何时，其始传也果何人，其名家也凡几辈？今为之章句者皆郑氏也，又岂无授受之自欤？《春秋》之传有五，今所传者《左氏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也。三家在汉迭为盛衰，孰始盛而后衰欤，孰始衰而终盛欤？彼杜预、何休、范宁者为三家，章句亦各有所受欤？六经者日用之书也，学者口不绝吟久矣，专门之传授，历代之废兴，其有阙而不知者耶？夫经传一也，有兴于前而废于后，衰于古而盛于今者，果何致而然？岂兴而能久者传之当，废而遂绝者传之非耶，抑各系时之幸不幸耶与？《易》之十翼、《诗》之五际、《书》之十例、《礼》之三种、《春秋》之五始，考之必有其名，究之必有其义，愿并陈之，庶观诸君之传。

问：六经皆经也，而夫子过庭之训，首及于《诗》，则《诗》之为经，学者所宜先也。《诗》有《风》，有《雅》，有《颂》，读者不能无疑于其间。二《南》皆文王诗也，而系之二公；《𨚍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皆卫诗也，而分为三国；《蟋蟀》晋风也，而谓之《唐》；《七月》陈王业也，而系之《豳》；《黍离》平王诗也，而同于列国。此《风》之不能无疑也。《南有嘉鱼》美太平之君子也，而列于《小雅》；《凫鹥》亦美太平之君子也，而列于《大雅》。宣王刺于《小雅》，而《大雅》则无刺焉；厉王刺于《大雅》，而《小雅》则无刺焉。幽王大小《雅》俱有刺，康王大小《雅》则无诗。此《雅》之不能无疑也。《颂》者美盛德之形容而告于神明者也。周有《颂》宜矣，鲁僖诸侯耳，曷宜有颂哉？三百篇皆周诗也，商异代之王耳，曷为而列于周之末哉？此《颂》之不能无疑也。学者岂徒习其章句，识其鸟兽草木之名而已耶？因疑而究其义，斯可与言《诗》矣。至于《风》之正变者凡几国，大小《雅》之正变者凡几篇，与夫三《颂》之或先或后者何义？诸君闻《诗》久矣，必有起予之辩。

问：昔吾夫子讨论坟典，叙《书》百篇，上自唐尧，下迄秦穆，其于去取之际，莫不有法焉，固异乎左史倚相之流，徒能诵其文而已。圣人既没，经厄于秦，口授壁传，纷然异说，学者开卷，莫决所疑。夫断书自尧，则《尧典》者固唐书也，而谓之虞；禹平水土而后作贡，则《禹贡》之作在唐虞之际，而谓之夏。举《书》之详者莫如左氏，如庄八年、僖二十四年、二十七年、襄二十六年所引之书，皆大禹《皋陶谟》之辞也，而悉曰《夏书》。释传之详者莫如杜预，预以《书》證左氏所称者固未尝亡也，而多谓之逸书。夫以唐为虞，以虞为夏，圣人序《书》不应如是之疏，而左氏授经亦不至如是之误也；而杜预以存为逸，预岂不知《书》者耶？至若《武成》一篇，记武王偃武修文之事也，夫子既有取焉，而孟子乃不信之。扬雄谓「《虞》、《夏》之书浑浑，《商书》灏灏，《周书》噩噩」，四代之书固不同也，而韩愈乃谓「《周诰》、《商盘》诘屈聱牙」。雄异商周书，而愈同之，抑又何耶？诸君皆深于《书》者也，愿辩夫子之所以序、左丘明之所以称、杜预之所以注、孟子之不信、扬韩之异同者以告。

问：昔天以洪范九畴畀禹，至箕子为武王陈之，孔子序之于《周书》，王者治天下之法，莫大于是焉。然其书有可疑，言有可疑，箕子为武王陈之者又可疑，不可以不辩也。自「初一曰五行」至「威用六极」，先儒谓此六十五字皆洛书本文。夫天且无言，安得有书画一以告人如是之详悉耶？有谓「初一曰」之类二十七字，禹所加也；有谓「钦用」、「农用」之字，洛书本有也；又有谓龟文止二十字，馀皆禹增益次第之也。其说纷然不同，亦何所考据耶？或谓河图、洛书本无有也，圣人以神道设教耳。其说为如何？箕子之言曰：「鲧湮洪水，汩陈其五行，帝乃震怒，不畀洪范九畴」。自古以来，得九畴于天者止一禹耳，未闻馀人有得之者。使人皆得之，而鲧不独得也，可以言帝怒矣。鲧与众人均不得之，何以知其为怒而不畀耶？鲧九载之绩弗成，殛之于羽山者舜也，未闻天震怒之者。箕子之为言，无乃失之诞乎？或谓帝者尧也，尧有洪范九畴久矣，怒鲧而不之畀，其说又如何？至于九畴，莫不有用也，而五行之用为最大，乃反不言用。八政莫不有官以掌之，独三卿举官，馀皆指事。五纪独不言时，五福独不言贵，其理又何在耶？箕子商臣也，其不臣周宜矣，而乃为武王陈洪范。洪范大法也，不宜言而言，其可以为臣子法欤？圣人序之曰：「武王胜商，杀受，立武庚，以箕子归，作《洪范」》。二事若不相预，而序辄及之，岂圣人之意罪箕子之不当言耶？《洪范》之书，学者所宜尽心也，其可疑有如此者，愿与诸君辩之。

问：昔吾夫子以谨严之法而作《春秋》，寓赏罚之权于一字。当时口授弟子，而其书未显也。后世传经者三家，各有所闻，著之简策，非特旨意不同，而经文亦异。人一而已，曰「尹氏卒」者《公》、《谷》也，《左氏》以为「君氏」。是果男子乎，果妇人乎？国一而已，曰「杞侯来朝」者《左氏》也，《公》、《谷》则以为「纪侯」。是果姒姓乎，果姜姓乎？「渝平」、「输平」，字止半差，而其义则反；子伯、子帛，音虽小异，而其说则殊。曰「蒿艾」、曰「鄗」者，一地也，名若何而可稽？曰「缪」、曰「穆」者，一君也，谥若何而可考？此曰「卫宝」，彼曰「卫俘」，则人物异矣；此曰「伐戎」、彼曰「伐我」，则华夷异矣。以「会」为「及」，则内外之志异矣；以「送」为「逆」，则往来之使异矣。北杏、曹南之会，或「侯」齐宋，或「人」齐宋，则尊卑之辞不同矣；宁母葵丘之盟，或有郑卫，或无郑卫，则增损之数不同矣。至若义同而文异，则有帅率、克尅之类焉，岂亦有异义乎？名一而音讹，则有括结、嘉喜之类焉，岂亦有异名乎？经出于圣人之手，而有二三之不同，唐赵氏尝考其差缪，凡二百六十处。夫圣人以一字为褒贬，而三传经文相戾如此，一字之异，一义之异也；一义之害，一经之害也。将《左氏》而是信乎，而《公》、《谷》释经亦辩矣；将《公》、《谷》是信乎，而《左氏》纪事亦详矣。如之何则可？今三传并行于学，非若汉唐之尚偏专一而废二也。探讨之际，并有至当之论以折衷之，勿云三传可束之高阁，遂略而不论。

问：班孟坚作《汉书》，尝序六艺为九种，然出吾夫子之亲笔者惟《春秋》与《孝经》。学者沉潜六艺之外，其于二经，尤不可不熟究圣人有作之旨也。子亦尝曰：「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」》。则圣人欲为东周之志，固存乎二百四十二年之笔削；百行之美，当备见于十八章之中矣。今读二经，亦有见吾夫子之志与行否乎，考诸行事，亦尽合于经否乎？二书之成也，夫子尝有《春秋》属商、《孝经》属参之语矣。是二子在孔门中，商必有得于《春秋》，参必有得于《孝经》也。商与参言行著于当时，渊源传诸后学，不知其得于经者亦有可见否乎，果不负圣人所属之意否乎？孟子尝谓「《春秋》成而乱臣贼子惧」，说者乃谓绝笔之后，口授弟子，至汉然后其书始出。果如其言，则当时列国君臣固未之见也，何以能惧乱臣贼子耶？迁、固之徒皆谓孔子为参作《孝经》，说者又谓经不为参作，盖假参以为对扬之体尔。二说亦莫知其孰是耶。诸君儿时读《孝经》已能志其语，学习《春秋》，固已探其奥，其于圣人之志行与夫弟子之所学，及孟轲、迁、固诸儒所说之不同，必能辩其所以然者。

问：秉史笔者众矣，司马迁为之宗，自班、范而下，虽人自为家，其大概则沿袭《史记》之旧。夫既述前代之法以成书，不必变其名例可也。今考诸史，乃或不然，非特班固有变于史迁，后之作者亦互有损益异同矣。曰《纪》、曰《表》、曰《书》、曰《世家》、曰《列传》者，司马氏之书也。班固因之独易《书》为《志》，而损其《世家》。范晔之史犹固也，而损其《表》。陈寿之史犹晔也，又损其《志》。至《晋书》，则有《纪》、有《志》、有《传》，而益其一曰《载记》。《南》、《北》独《纪》、《传》，而《隋》加《志》焉。《唐》《纪》、《表》、《志》、《传》与班史同；《五代》有《纪》、《传》，有《世家》，有《附录》，有《考》。夫记事之义一也，而立例之名不同，何耶？子长每一卷之末，称太史公以断善恶，孟坚易之以赞，蔚宗又益之以论而赞以四言，陈寿又易之以评，《晋书》或称制，或称史臣，又赞以章句，与范史同。《南》、《北》曰论，隋称史臣，《唐书》仍班史之体曰赞，《五代》赞如唐而没其名。夫断善恶之义一也，而名所以断者又各不同，何耶？迁书曰《史记》，两汉、晋、隋、唐则曰《书》，三国则曰《志》，南北、五代则曰《史》。夫历代皆史也，其所以名书者又何不同耶？创之于前者是，则变之于后者非，同之于后者非，则异之于前者是，抑创之、变之、同之、异之，亦各有其义耶？至于自史迁以迄五季，历数之则十有七，略举之则有三，又其可以不知耶？诸君皆饱于史学者也，姑以其浅者告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