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《中庸》一书，盖圣学渊源，入德之大要也。说者谓孔子之孙子思所作，观其微辞奥旨，非圣人之后，命世大儒有不能者焉。然其间立言措意，亦有戾于吾夫子者，證以《论语》、《系辞》，不得尽合，学者疑之。语曰：「中庸之为德也，其至矣乎」！圣人以中庸为至德，非大全君子不能当其名。是书载夫子之言，有「君子之中庸」，有「小人之中庸」。夫既已小人矣，尚何中庸之有耶？夫子以一贯之道语曾参，参告门人曰：「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」。是书乃有「忠恕违道不远」之言。则是以道与忠恕为二，而忠恕实未可以为道也，与《论语》又何不同也？《系辞》曰：「《易》之兴也，其于中古乎，作《易》者其有忧患乎」？盖谓文王也。是书载夫子之言曰「无忧者其文王乎」。文王拘羑里而繇《易》，乃云无忧，何也？《语》曰：「三分天下有其二，以服事商周之德，可谓至德矣」。是书载夫子之言，曰：「武王、周公其达孝矣乎！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」。文王终身事纣，武王、周公不待终丧而伐之，而云善继志、述事，何也？《语》曰：「夏礼、商礼吾能言之，杞宋不足證也」。是书乃曰：「吾学夏礼，杞不足證，吾学商礼，有宋存焉」。又未知其孰是耶？夫子伤周室之衰，三光五岳之气分，故《春秋》书「王正月」，以大一统。是书乃曰：「书同文，车同轨」。孔子之时，天下曷尝同车书乎？弟子记圣人之言行，于《论语》皆称子，如「子曰」及「子以四教」之类，盖尊师重道之辞，未尝有字圣人者。是书亦称「子曰」宜矣，而又有「仲尼曰」、「仲尼祖述尧舜」之语焉。岂有身为圣人之孙，而字其祖者乎？窃意秦火之后，汉儒于四十九篇中缀拾所存，不能无附益之伪，不然，何以诡异圣人如是也？孟子学子思者也，七篇之书称子思多矣，独无一言及其师之书，又不知是书果子思作否耶？必有以辩其疑者。

问：唐史臣刘知几著《史通》，《内篇》称古之作史者有六家：一《尚书》，二《春秋》，三《左传》，四《国语》，五《史记》，六《汉书》。又谓《尚书》家出于太古，《春秋》家出于三代，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出于丘明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出于迁、固。知几最善著论而唐史称之，其所列六家必有考据，然理有可疑者，不得不与之辩。《书》载尧舜三代之事，《春秋》出于吾夫子之亲笔，学者尊之以为经，不可诬矣。知几乃同迁、固之书而史之，可乎？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虽曰二书，然同出于一丘明之手，实左氏内外篇也，而乃别为二家，可乎？《史记》创始于马迁，而班固虽自为一家，其大法则祖述子长也。今乃别为二家之流者，是则范晔、陈寿而下，又乌得不以名家乎？以理论之，《书》、《春秋》经也，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传也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史也。至于史家者流，特一马迁为倡尔，见其有一，未见其有六也。知几著其始末条例甚详，合经传而为史，别一姓而二家，散《史》、《汉》而二流，则必有说焉。又谓《尚书》四家，其体久废，所可祖述，唯《左氏》及《汉书》。不知后世秉史笔者，果法《左传》、《汉书》二家之遗乎，抑亦兼出于六家者乎？不然，则知几之言必有所不通者，愿因其说而详辩之。

问：国莫重于礼，礼莫重于祭，祭有礼异而名殊者四焉：曰天，曰宗，曰望，曰蜡是也。歧而分之，其数二十有三，天、宗各六，望三而蜡八。古人行之，固有一定之典，后世异同之论起，纷然而莫之正。《礼》曰「以禋祀祀昊天上帝」，又曰「兆五帝于四郊」，此六天之说所由起也。有以为上帝与五行精气之神者，有以为一天与五人帝者，有以为北辰耀魄宝与灵威仰、赤熛怒、含枢纽、白招拒、汁光纪者。异说凡三家，将何从而合成周之祀乎？《书》曰：「肆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」。此六宗之说所由起也。有曰时、曰寒暑、曰日、曰月、曰星、曰水旱者，有曰星、辰、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者，有曰天地、四时者，有曰乾坤六子者，有曰六代帝王者，有曰三昭、三穆者。异说凡十馀家，将何从而合虞舜之禋乎？三望书于《春秋》，或以为泰山、河、海，或以为泰山、淮、海，或以为分野之星及封内山川，则三望之不同亦三家也。八蜡见于《郊特牲》，曰先穑、曰司穑、曰田畯、曰邮表畷、曰猫虎、曰防、曰水鄘、曰昆虫，或以猫虎为二神而昆虫不与焉，则八蜡之不同亦二说也。四者之礼先王之所常行，四者之说诸儒不胜其异。夫欲举先王之礼而行之，必先正名而定制。苟牵惑于纷纭之论，而不能断决其是非，虽曰有其举之，莫可废也，不失之诬，则失之陋矣，如之何其可哉？国家郊祀盛典，三岁一行，宗、望之祭，兼修并举。又将因时和岁丰，修伊耆氏故事，劳吾农而休息之，甚盛举也。诸君行将筮仕，与礼乐之议，敢问前代诸儒立异议者谁欤？孰当孰否？汉之君举是礼者谁欤？孰得孰失？必有至当之论，以祛群言之惑。幸详著于篇，将献于朝，俟有司之择焉。

问：行帝道而帝，行王道而王，行伯道而伯，此五帝、三王、五伯此所以分，学者固已稔闻而熟论之矣。汉晁错于大对之际，尝品藻其君臣，其言有曰：「五帝神圣，其臣不及，三王臣主俱贤，五霸主不及臣」。抑尝考其迹而验错之言，未免可疑也。五帝唐虞为盛，典谟载其行事为最详，观尧、舜、禹、皋陶、稷、契之徒，相与都俞戒敕于庙堂之上，初不见其主优臣劣之迹，错何以知其不及也？三代之君臣可称非一，其间固有主圣臣贤者，错概以俱贤目之，亦岂通论耶？五霸臣主若无甚相远者，以管仲之志小烈卑，止可为威公之佐耳，其他又可知。谓主不及臣，抑又何耶？错以贤良文学裒然为举首，必有所据而言。诸君出入经史，商榷古今，亦必有见其臣主不相及与俱贤处，如错所言。敢问风后、力牧至元恺之徒，不及主者果何臣？齐晋宋秦楚之霸，不及臣者果何主？夏商周之君臣，所以俱贤者果何事也？幸明以告我，毋诋错言为非而略之。

问：世之论士者不惟其身之观，亦观其师友源渊，然后可以知其人矣。洙泗七十二子，不必论其为人，以吾夫子卜之，可以知其贤。苏秦、张仪二子，不必观其行，观其所学者鬼谷子尔，则知其为仪、秦也。虽然，执此而论士，有大不然者。曾参以孝著于孔门，得参之学而行之者，宜其以孝而施于有政也，孰谓丧母不归、杀妻求将者，反出参之门哉？荀卿以中庸之学而为大儒，得卿之学而用之者，谓能必行王道也，孰谓燔诗书、灭礼乐者，反出卿之门哉？老子著五千言，明道德之旨，得其学而行之者，宜其清净自正，无为自化可也，孰知后世刑名法理之术、至于苛刻少恩者，反出于宗老氏者耶？不特此也。斯之学用于秦者至惨矣，意其学斯者又必甚于斯也。汉河南守与斯同邑，固尝学焉，治行乃为天下第一。申韩之术，施当时传后世者，至不仁矣，意其学之者必有甚于申韩。洛阳才子本名申韩，乃能陈《治安》之策，虽王者之佐亡以加。前四子者所学善矣，用之反不善；后二子者所学不善矣，用之反善，兹又何也？谓不在师友渊源耶，洙泗曷为而多贤，仪、秦曷为而皆诈？谓必在师友渊源耶，诸子之行事与其所学，又何其戾也？诸君择师尚友之日久矣，于师友渊源必能究之，愿陈数子之所以然者。

问：荀卿论王霸兴亡之道，其言有曰：「上一而王，下一而亡」，且以法始、佐贤、民愿、俗美四者齐谓之上一。观汤武之所以兴与桀纣之所以亡，信乎卿之言不妄也。汉高帝之创业，光武之中兴，唐太宗兼创业守文之功德，是三者亦可谓后世之盛王也。考汉唐二史而验所以兴之自，不知果出于上一乎，抑亦杂出于上下偏之间乎？三君者其孰优而孰劣乎？秦、隋之世，天下统一，然二国皆遽兴而遽亡，其兴也岂出于上一，其亡也又岂尽出于下一耶？谓不出于此，则何兴亡之遽？谓必出乎此，抑何上一下一之道，始终变易之异也？愿并陈汉唐秦隋之迹，以佐荀卿之说。

问：昔孟子对齐宣王，谓「仲尼之徒，无道桓文之事」；董仲舒对江都易王，亦谓「仲尼之徒，虽五尺童子，羞称五霸」。果如二先生之言，则霸者之事，不复道诸圣贤之口也。今质《论语》、《春秋》，容有不然。《语》称「威文之谲正」，又称「九合之功」，仁管仲而大其赐。《春秋》善召陵之盟，进成濮之战，至宋襄、楚庄、秦穆虽不足与二伯之烈，皆有以一概见取者。孰谓无道其事而羞称之耶？岂圣人于霸者犹有所取，而门人弟子乃喜攻而羞道之耶？夫子与人何恕，而弟子责人何严耶？不然，则二先生之言失矣。愿与诸君辩之。

问：唐虞以三载考绩之法，黜陟百官之贤否，故时跻极治，庶绩咸熙。汉唐遵遗法而行之，其治效亦有可观者。洪惟国朝列圣图治，既以进退选举之权付之宰相吏部，又以举刺按察之职委诸郡守监司。逮元祐初，先正司马光以清德雅望，起慰苍生，进贤退奸，中外悦服。又尝议立八条，俾监司守臣察所部官吏有仁惠公直、明敏廉谨者，可举则举；苛酷狡佞、昏懦贪纵者，可按则按。条目详密，诚一时之良法。然当时事未施行，而议已中寝。迩者宰臣有请，上嘉而行之。议者咸谓唐虞之泰和、元祐之清明，可复见于今日矣。或谓法非不良也，行之苟非其人，不能无弊。将有权势请托、亲故干求而举非其实者，挟情怀怨、务快私忿而劾不以公者。茍二弊之不去，则八条将为文具，有不可得而行，先朝之良法美意，又从而废矣。伊欲革其弊而久其法，必有术焉，愿讲论之，将以闻于上。

问：自古用人之方，多出乎荐举，然荐举之患有二焉，不可不知也。有公于荐举者可以得人矣，或失于知人不明，而所举非贤；有明于知人者可以得贤矣，或蔽于窃位之私，而见贤不举。诸葛亮之于蜀，非不欲荐贤也，而失之马谡，盖明有所不足。臧文仲之于柳下惠，非不知其贤也，而不与立，盖心有所不公。夫所赖乎大臣之荐举者，以其公与明而已，二患不去，而欲得人，何凭？恭惟主上当宁兴叹，惩前政之蔽贤，乃命迩臣各举所知，起废滞而应公车者，踵相蹑也。迩者臣僚献言，虑所举之或滥，而贤否混殽，以三人同荐为请。议者犹惧其未尽荐举之方，而徒艰进贤之路。伊欲知人必明，如萧何之识韩信，而无孔明误举之失；所举必公，如祁奚之举善，而无文仲蔽贤之私，如之何则可？

问：昔吾夫子因鲁史而作《春秋》，信以传信，疑以传疑，虽以大圣作经，犹不敢以其所传闻，而忽其所亲见。至于其所不知，则缺如也，其慎有如此者。其后有孟子者出，则不然。其读《书》也，则曰「尽信《书》不如无《书》，吾于《武成》取二三策而已」。其读《诗》也，则不信「周馀黎民，靡有孑遗」之言。夫子信而好古如此，孟子学孔子者也，乃于《诗》、《书》犹有所不信，何耶？后世诸儒因孟子之不尽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而好为异论，往往于古之信书、信史，皆不能无疑于其间。《诗大序》世传为子夏作久矣，而唐韩子不信之；《春秋传》为丘明释经久矣，而啖赵之徒不信之；《易系辞》为夫子作无疑矣，而近代欧阳子不信之。至于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，有如崔浩；疑《答苏武书》非李陵所作，有如刘知几。有谓《周礼》非周公之书，《家语》非孔氏之书。文籍去古稍远而见疑于后世者非一，五经且不见信，而况其他耶。夫孟子之不信《诗》、《书》也，以「血流漂杵」与夫「孑遗」之言，诚有不足信者，而后世诸儒所疑经史，其亦有所见如孟子否耶？抑亦出于穿凿而好为异论耶？岂历世浸久，简编漏传，传闻缪误，实有可疑者耶？其所疑亦必有得有失，而不可以一概论耶。信其所可信，疑其所可疑，斯善观书者也。愿与诸君辩之，而断以高明之见。

问：朝廷之患，莫甚乎朋党；人臣之罪，莫大乎植党。为人君者常恶朋党，而锐意欲去之矣。方其上塞下聋之时，曾莫悟其为朋党，虽欲去之而不可得。及一旦悟而尽去之，可为朝廷贺矣，而一党去，一党生，虽能去其前日已然之党，终莫能绝其后来将成之党。夫如是，则朋党为朝廷患，迄不可去，欲望天下之治，其可得乎？汉唐朋党之祸，言之可以痛心，固不必论也。我国家累世以来，亦不免兹患，赖祖宗神圣，能分别邪正，虽间有牛李之交攻，而不蹈汉唐之覆辙，亦社稷之幸也。当时圣主贤臣固尝讲论之矣。谓「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邪正各为一党」者，范文正公仲淹告仁宗之言也；谓「君子无党，譬诸草木稠缪，相附者必蔓草，非松柏」者，滕公甫告神宗之言也；谓「小人无朋，惟君子有之」者，欧阳文忠公之论也。三人之论，其不同如此，未知其孰然而孰否耶？岂时异党异，其言各有旨耶？方今朝廷清明，固无朋党之患矣，然士君子私忧过计，犹或及之。彼范、滕、欧阳三公之论朋党，世以为名言，而一以为君子无党，一以小人无朋，一以为君子小人各有。愿辩其不同者，而折以至公之论，将以献于朝。

问：信圣人之为圣人，不若知圣人之为圣人。学者皆谓夫子大圣人也，是特因前人之言而信之尔，实不知夫子之所以圣也。读其书，考其言，观其行事，合于吾心者信之，不合于吾心者疑之。合于吾心而信之，知圣人矣；因其疑而求之，遂得其为人，是亦知圣人也。苟徒信其为圣，而不敢诘其疑，谓之知圣人可乎，谓之善学可乎？夫子之始末，莫详于《世家》，抑尝读之矣，而未免乎疑，庸可以不辩？子尝适周矣，及其归也，老子以言送之曰：「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，好议人者也；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，好发人之恶者也」。老子之言似不徒发，必有以箴夫子之失。使夫子果有此失，岂足为圣人乎？此不免乎疑也。子尝用于鲁矣，欲堕三都以张公室，堕费而费人畔，堕成而成不受堕。孰谓真儒之谋谟措虑，乃若是之疏乎？此不免乎疑也。及季孙受女乐而怠于政，子路劝夫子可以行矣，夫子犹待乎膰肉之至，鲁不致膰，夫子遂行。受女乐而不朝，罪之大者也，膰肉不至，过之小者也。忍其大而不忍其小，真儒之去就，果如是乎？此又不免乎疑也。卫灵公问陈，夫子答以俎豆，及罹蒲人之难，乃劝灵公伐蒲。夫子岂致私憾于蒲而忘俎豆之言邪，岂不害夫子之仁心耶？此又不得不疑也。夫子万世之所取法者也，苟信其可疑之迹而施诸行事，不免乎惑矣。诸君皆学孔子者也，岂徒信之云乎，愿质其疑，而究其用心处。

问：唐人刘禹锡尝序柳宗元之文，其言有曰：「文章与时高下。三代之文至战国而病，涉秦汉复起；汉之文至列国而病，唐兴复起」。果如禹锡言，则文之高下实系乎时也。及先翰林苏轼记韩文公之庙，其言则曰：「自汉以来，道衰文敝，历唐贞观、开元之盛，佐以房、杜、姚、宋，而不能救。公起布衣，谈笑而麾之，天下靡然复归于正」。果如轼言，则文之兴衰又在乎人也。尝因二子之论而验其时与人。必刘子之言是信耶，则吐辞为经，如孟荀二子实战国人也，战国之分裂，能病天下之文，曷为不能病二子乎？必苏子之言是信耶，则战国二儒贤过韩愈，愈能起八代之衰，而二儒乃不能起战国之病，何也？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，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。沉浸至今，文益粹美，远出乎贞元、元和之上，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。是果时耶，人耶？二者若兼有之，与刘、苏二子之说又皆不同，何也？愿与诸君辩之。

问：儒者法周孔，攻异端，自谓能举天下于仁义。观其言于未试之前，人皆周孔也；验其事于已试之后，反有愧于异端者多矣。请借汉以论之。高帝之得天下与其所以治之者，皆山东刀笔吏也。当时儒者独一叔孙博士，然其器业鄙陋，君子不取焉，其不逮萧、曹远矣。孰谓儒者学周孔道，反刀笔吏之不如耶？文景致治，比周成康二君，未尝用儒，顾其所尚者黄老之术也。逮孝武好儒，公孙弘之徒用事，课其治效，不逮文景远甚。孰谓儒者之道，反不若黄老之清净耶？宣帝中兴，侔德商宗、周宣，亦未尝喜儒，顾其所用多刑名法理之士也。逮元帝用儒，贡、薛、韦、匡迭为宰相，而帝牵于文义，优游不断，孝宣之业衰焉。孰谓儒者之道，反不若申韩刑名之学耶？儒平昔鄙刀笔吏而不齿，绌黄老申韩而不谈，一旦设施，反出其下，宁不愧哉！或谓汉所用者类皆俗儒，使得真儒如周孔者用之，当无敌于天下矣。呜呼！语儒必曰周孔，是无儒也。自周孔而下，岂无可用之人哉！诸君皆业儒者也，群居暇日，自尊其教者良不浅，敢问汉朝诸君不用儒者，曷为而不失乎治？好用儒者，曷为而未免乎乱？是果儒者之罪耶，抑用之不得其术耶？将所用者非君子儒耶？愿详辩之，勿使学异端者得以藉口而病儒也。

问：宰相之职，所以代天秩物也，自非才德之全，渠可膺是选耶？昔舜举十六相，其相与致无为之治者才五人。周家最号多士，其可称者九人而已。信乎，其才难也！三代而下，莫盛于汉唐，宰相为不少矣。独萧、曹为开基之冠，丙、魏有声于中兴，房、杜称于前，姚、宋称于后，他皆不足以预是列也。切意八人者必才全德备之君子，及考二史，乃或不然。萧何止于定画一之法，曹参止于守清净之治，魏相尚威严，丙吉务宽大，房玄龄善谋，杜如晦能断，姚崇长于应变，宋璟长于守文。各以偏长而致相位，卒能处才难之极选，为天下之名臣，使万世想慕其风采，常若不可及者，何耶？我宋二百年间，大臣辈出，殊勋盛烈，皆远誇汉唐数子，而与虞周之臣相揖于千载之上，一何盛也！主上自中兴以来，断然不惟群议之惑，专任一相以致治，虚右揆以待贤者，几数年矣。岂非遴代天之选，必求才德兼全之人而后用，不容碌碌辈伴食于其间耶？然舜得五而武王得九，汉唐创业中兴之主亦各得其二。主上圣德之盛，文治之美，不在舜、武之下，其得人之多反汉唐不及，何耶？汉唐八人非全才，不害其为致治，主上必欲择兼全之士而遴选如是，抑又何耶？愿与诸君论之，将献其说于上。

问：人主之职莫大于论相，论相之术尤古人之所难也。古人有以是得之者，将袭其迹而用之，其失或在于是。古人有以是失之者，将矫其弊而革之，其得或在于是。将取之于人望欤，晋室之谢安、李唐之房琯，其为人望一也。将取之于治绩欤，曹参之治齐、黄霸之治郡，其为治绩一也。将取之于相门欤，伊尹之后有陟、孔明之后有瞻，其为相门一也。将取之于荐举欤，房玄龄之于杜如晦，崔祐甫之于杨炎，其为荐举一也。此四途者皆人君取相之要术，世之献议者亦必援是以为言。然古人有以是而得之者，有以是而失之者，其事之相反如此，庸可不求其故欤！

问：刺史者政教之首，民之师帅也。一州得才刺史，则十万户蒙其福；得不才刺史，则十万户受其困。国之兴衰、民之治乱实系焉，此其为任也，顾不重欤！汉宣帝、唐太宗，古之善治者也，皆重刺史之选。宣帝尝曰：「庶民所以安于田里而忘叹息愁恨之心者，政平讼理也。与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」！故有治理效者，辄以玺书劳勉，增秩赐金，公卿缺则选而用之。唐太宗尝曰：「朕思天下事，丙夜不安枕，永惟治平之本，莫重刺史」。故录姓名于屏风，卧兴对之，得才否状辄疏之下方，以拟废置。若二君者可谓知致治之要矣，故神雀、五凤之间，吏称民安，而贞观之治，庶几成康，职此之由也。我国家致治之美，远迈汉唐，二千石以循吏称者逮不可以一二数。主上中兴以来，尤重承宣之寄。迩者台章劾罢守臣之不才者无虑数辈，州郡肃然，将见共理之效，凛凛乎宣帝、太宗之上矣。诸君皆学以入政者也，其履历当自州县始。敢问宣帝时选公卿于刺史者有几？太宗时得才否状而废置之者有几？当时以循吏称者凡几辈，其治效最优者果何人？汉唐得人之盛，与今日孰优劣？愿并陈之，将献其言于不讳之朝。

问：昔刘项之争天下也，项以气力自任，屡窘刘于掌握间，卒之刘兴而项灭者，汉屈群策而楚憝之也。尝观刘氏之窘，莫甚于鸿门之会与荥阳之围，非樊哙以卮酒谯羽、纪信以黄屋诳羽、陈平以阴谋疽范增，则当时天下不汉而楚矣。然高帝论得天下，乃人杰萧、张、韩三子，而不及哙辈，岂忘之耶？丁公尝窘帝矣，帝以一言祈哀而丁公舍之。及天下既定，乃戮丁公，以为不忠于所事，议者以帝为公。殊不知使项失天下者乃项伯尔，项庄之剑不得逞，亚父之计不得施，由项伯翼蔽之也，是岂忠于所事耶？戮丁公而封项伯，一定以示公矣。窘己而舍之，帝以为使项氏失天下者在彼；脱己而生之，则帝之所以得天下者，宁不在此耶？鸿门、荥阳之急，楚汉得失之机会也。帝折高起、王陵之言，谓知其一而不知其二，且谓所以得天下者在三人杰。三杰固有大功于汉，然取此而舍彼，似亦不知其二者。帝之戮施于丁公宜矣，而失之项伯；得天下之论施于三杰当矣，而遗彼三人。然则，帝之一封一戮，或取或舍，其必有深意乎？愿与诸君辩之。

问：汉之文、宣、唐之太宗，在三宗七制之中尤为杰然者，非中才之主可得而拟议也。班固尝赞文帝矣，则曰：「专务以德化民」。崔寔尝论宣帝矣，则曰：「算功计效，优于孝文」。欧阳文忠公尝赞太宗矣，则曰：「功德兼隆，由汉以来未之有」。果如三子之言，则文帝以德优，而宣帝以功显，太宗功德两全，又在文、宣之上矣。今读汉唐二史，而求三君之事业，文帝所以化民者果何德？宣帝所以优孝文者果何功？太宗功德兼隆，过汉诸君者果何事？三子之言，果公于品藻欤，其出于臆见之私欤？抑亦一时之议论，务在推崇，而未足以尽三君之优劣欤？愿闻折衷之说。

问：东汉之为国也，其风俗与西京不同，其过之者一而不逮者二。西京之文章最为近古，东都虽温雅，如班孟坚已不及扬、马辈，况崔、蔡而下，气象委靡邪！其文章之不逮有如此者。西京建功立名之士，咸有可观。东都虽大臣如陈蕃、窦武，手握重权，而不能去阉寺之祸，况才疏意广如孔文举辈，宜其迄无成功。其功名之不逮，又有如此者。然其所以远过之者，凛乎节议之风尔。议者咸谓光武能崇尚名节，而高帝好慢骂儒生，此节义所以有无于东西都也。然东都之学校，非不盛于西京，其投戈息马以激劝之者，非不过于无用诗书之世。有意于斯文，乃反不逮之，何耶？光武身济大业，若无愧于高帝，而一时依乘风云者，又非无高勋鸿烈以为之唱，而后世建功立名之士，又皆西京之不若，何也？夫所谓风俗者一而已矣，上以是而率，下以是而应，盖理之必然者。光武能作成其一而不能其二，是未免有可疑者焉。岂三者身虽兼长，其所以化民成俗者乃有能不能欤？岂上之所以化者虽出于一，而下之所以应者自有不同欤？抑数者各系乎人之能否，而不在乎时之作成欤？愿辩其所以过之与不逮之由以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