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：万物盈天地之间，而其用最大者曰五行。其名首见于《大禹谟》，其次见于《洪范》，又其次见于《月令》。至其次序，则互有不同，《大禹谟》则先金而后木，《洪范》则木三而金四；至于《月令》，则以木为首，火次之，土次之，金、水又次之。五行一也，而其序不同如此，其必有说乎！夫禹、箕子、吕氏三人者意殊而言异，容或有说。至于《洪范》出于一箕子之言，而五行、五事之序乃相背戾。五事属五行，其序亦当如之。彼一水二火，则此一听二视可也；彼三木四金，则此三貌四言可也，而乃先后不伦，何耶？五者流行乎天地，无所不在，非他物可拟。而六之。至于五榖之类，亦出于土而已，故《洪范》曰「士爰稼穑」，而禹乃以榖配五者，抑又何耶？箕子之洪范即禹之九畴也，禹养民之政，即天之所锡者是也。禹曰六府，而箕子五之，其数已不齐矣，则其他八类，又乌知其必然耶？禹、箕子所陈之序虽不能无少差，至于土也，则皆列于第五，盖合于《易》天五之数矣。而《月令》乃置土于中央火金二物之间，是岂合于天地生成之数、禹箕子所陈之叙耶？学者论五行皆本于三家之书，而其次与数乖刺如此，又庸可不究耶？合三者之异而一之，必有至当之说。

问：世之语治者必曰尧、舜，二帝之事业备见于《典》、《谟》，粲若日星，千载之所同仰也。然后世有断简出于枯冢，异论起于弄笔生，诬盛德而惑信书，庸可以不辩？尧授舜，舜授禹，逊位传贤，最为帝王之美事。而《琐语》有舜放尧之说，大戾于孔氏之书。论者遂援囚尧之地，疑重华之不臣；因苍梧之巡，疑文命之异志。果如其言，则「将逊于位」、「逊德弗嗣」、「稽首固辞」，皆当时之饰伪乎？帝王之圣，莫大于知人，尧、舜俱以聪明称者，盖在于此。然左氏载季文子之言，谓「尧有元恺不能举，有四凶不能去」，《语》称「舜举皋陶，不仁者远」，说者遂谓君子小人比肩同列于尧世，皋陶未举之前而不仁者甚多。果如其言，则「克明俊德」与夫「明目达聪」又皆虚语乎？不特此也。夫子尝称「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」，及其序《书》，则不见其无为之迹。于《尧典》则载其亲九族，和万邦于其始；命羲和，授人时于其中；咨四岳，治洪水于其终。于《舜典》又载其齐七政，类上帝，命九官，五载一巡守于受命之后。尧、舜之时亦多事矣，垂衣而治，果如是乎？《书》经圣人之手，而言迹犹不同，况责后世之异论乎！以尧、舜之圣，断无可疑之实如汲书之诬、唐人之疑者，然不可无说以破之。至如《系辞》之称与《书》矛盾，必有深辞奥旨，又不可以不究也。

问：自古天下治乱，常分于君子小人进退之间；而人君之患，每在于君子小人之难辩。昔周公大圣人也，犹困于管、蔡之流言，不能以忠自明，至狼跋于周。非天动威以彰其德，则成王几负公矣。鲁大夫少正卯行伪而坚，言伪而辩，鲁国之人皆以为大贤。独吾夫子察见其肺肝之隐，以七日司寇而行两观之诛。夫君子小人之难辩，正在乎心迹疑似之间。使成王非天，鲁无孔子，则周公、少正卯之为人，孰有能辩之者？然世之大忠大奸，如二人之疑似者，类多有之。不幸遇中材之主如成王，不知人之明如鲁国，上天又不能谆谆然动威以告之，而大圣人如吾夫子者且不世出，则举朝谓之奸者，安知非忠，举朝谓之忠者，安知非奸？如之何其辩之邪？至若汉眧年才十四，能觉上官之诈而悟大将军之忠，此盖千载一人而已，后世莫知其何术而知之也。唐德宗以强明自任，反见欺于卢杞，天下皆知其奸而帝独不知。夫奸臣之为人，必有以盗名欺世，动移人主之听。如杞不学无文，容貌言语皆不足以动人，而德宗独信任之坚，人莫能摇，此又何也？呜呼！人君孰不欲兴治而除乱，崇君子而黜小人？然摈斥诛夷常及于君子，而穹位浓禄每加于小人者，岂不由知人不明、无术以辩之耶？夫欲使人君不待天威之动，而辩大忠于谗言交乱之时，不待将圣之生，而辩大奸于欺世盗名之日；有孝眧独见之明，而无德宗偏任之蔽，将有术以传之耶？将无术以传之耶？愿讲明其说，以献于朝。

问：洙泗大儒既没，褒贬之笔失传；龙门太史公不生，实录之笔遂绝。嗟乎！世衰道微，非独圣人不得而见，至良史之才亦不世出也。国朝四叶，人文最盛，欧阳、宋二公以钜儒修史，号为得人。《唐》《五代》二书法度森严，议论至到，真可与马迁争衡，使班、范北面，奴仆命陈寿以下也。然读二史者，亦不能无疑于其间。唐太宗固不世英主，然惭德在父子兄弟间，史赞不少加贬，反捃摭其好大喜功与复立浮图二事。赦大罪而贬小恶，岂《春秋》褒贬法、良史直录笔耶？陈子昂乃一代儒宗，其劝武后兴明堂太学，实盛典也。史乃谓其言甚高，殊可怪笑，比之荐圭璧于房闼。苟谓武后不足以王道劝，则孟子以仁义劝战国之君，又宁逃怪笑之域耶？肃宗复两京，李泌之谋居多，论者谓功大于鲁连、范蠡。史赞泌乃略不假借，方且异其为人，谓近高近智近立功立名者，何薄泌之甚也？刘蕡廷对，过汉晁、董，最布衣之所难言，亦忠臣义士所当言者。史乃讥其太疏直，谓蕡不先以忠结上而后为帝言之。蕡草茅士，何阶可结上耶？《五代》本纪区区求合于《春秋》之法，又从而释之曰：「此《春秋》意也」。以史拟经，吾恐后世以僭窃之罪归之矣。呜呼！良史不难得也，才学识如二公，其议论去取之际必不茍，愿求其用心处。

问：昔虞舜之时，有苖弗率，禹奉帝命誓将士以征之；而苖民逆命，帝乃诞敷文德，舞干羽于两阶，七旬有苖格。夫禹能治滔天之洪水，而不能服逆命之三苖，济济之众，反不如两阶之舞。信乎，服夷狄之道，在文而不在武也。我国家靖康之初，运厄百六，蠢尔戎丑，以阴干阳。主上体达孝之资，痛父兄之难，固尝亲御鞍马，兴汉文发愤之师；遣将命帅，效宣王六月之伐矣。然卒未能得犬羊之腰领，以快天地神人之心。迩者，用事大臣知中外厌兵，思欲休息，力排群议，屈志和戎，遂收诸将之权，罢沿边之戍，凡所以自治之道，一切以文从事。于是兴太学以养多士，行乡饮以明人伦，学士大夫又倡道德性命之说以风后进，至前古治乱兴亡之迹与夫当今要务兵机武略则置而不谈。意者，朝廷之上欲远慕虞舜服有苖，谓是可以压腥膻之气，服强犷之俗，岂徒修文具事虚谈而已耶！然所未知者，今贤关既兴矣，乡饮且行矣，道德性命之说几满天下矣，是果可使戎狄慕义而来，屈膝请命，变鸱鸮为好音，尊中国如天上否耶？虞舜之事不可诬矣，然后世说者又谓干戚之舞不可解平城之围。不识文德既可用于古，胡为不可用于今？愿与诸君讲明其事，亦畎亩爱君忧国之心，幸详言之毋隐。

问：韩愈论大道，其言有曰：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传之汤，汤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死不得其传焉」。夫道在天下，亘万世常自若也。自尧未传之前，其道如何？自轲失传之后，其道又如何？韩愈何以知其自尧而始传，至轲而失传也？荀况、扬雄皆学仁义，皆尊孔子，今其书具存，非无补于名教，又胡为不能继轲而传道也？愈在唐号大儒，其自待良不浅，史氏亦称过况、雄，又不知能继轲而传道否？斯道也，自轲之后以失传而遂亡耶？虽曰失传，而固自存耶？诸君学以明道久矣，愿详以教。

问：圣人以无难而畏，贤君以无灾而惧，国无难而天有灾，是天心之爱人君，以有灾而警其无难也。国家用魏绛和戎之策，法文王乐天之事，五年于兹矣，干戈既戢，礼乐鼎兴，是宜和气充塞于下，三辰顺行于上可也。迩者，有星孛于东方，莫测彼苍垂谴之意，岂非欲扶持我宋，而永其箕翼之寿，示以变异而警告于未然之前者欤？主上仰思天戒，严恭寅畏，虽周宣遇灾而惧，殆亡以加，尚虑州县之间吏治刻深，而小大之狱或不能察，声冤囹圄者有以干天象而致妖气也。前日眚灾肆赦之文，咸与涤除，固宜德之动天，不俟终日矣。然议者犹谓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，恐惧修省之道不止乎一事间。昔成汤遇旱，以六事自责；景公泣彗，晏子亦以四事为言。今日朝廷亦有如成汤自责、晏子所言之事否耶？诸君当摅畎亩爱君之忠，裨圣主应天以实之意，考古验今，历陈其所以然，无若公孙子曲学以阿世也。

问：三岁取士之法，国朝行之旧矣。名公钜儒建勋立业，相与光二百年之宋者，咸出自此涂，不可谓不得人也。崇宁用事之臣好奇而慕古，谓选不自里，成不自学，决得失于一夫之目，计工拙于寸晷之下，不足以尽人。于是作而新之，命分舍而选，月有书，季有考，邑有升，郡有贡，谓能兼得文行之士，而有合于宾兴之制，宜其致治之效，迈汉唐而追成周可也。卒乎日渐月渍，养成靖康之祸，伏节死义排难解纷者，绝无一人。识者咸谓舍法坏之。然自宣和废罢，阅二星终矣，今朝廷方欲广育才之路，复命邑学养士。议者谓将复行三舍考举之法。圣君贤相恩德至渥，然未知何以革崇、观积习之弊，俾无愧于成周道艺之书，无使后人议今日如议崇、观。必有至当之说。

问：六经皆经圣人之手，其大法尤著于始终之际。《乐》亡于秦，《礼》废于汉，姑勿论焉可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首末具存，其可以不知耶？《诗》三百，文王之诗非不多也，何以首于《关雎》？《颂》有三，莫先于商，莫后于鲁也，何以终于《商颂》？三皇五帝皆圣人也，非无言道之书，何以独取于尧而以之首？五霸皆贤君也，非无命誓之文，何以独取于秦而以之终？三《易》所始，义各不同，《周易》何以先《乾》而异乎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法？六十四卦法相受也，何以不终于《既济》而终于《未济》之时，《春秋》之作在平王世也，不始于孝惠二公而始于隐，岂果以其逊国之贤乎？二百四十二载皆编四时以成年也，而终于哀十四之春，岂果在于木绝火王乎？《论语》者六艺之唯襟也，始于《学而》，终于《尧曰》，其义安在？《孟子》七篇，拟圣而作者也，始于《梁惠》，终于《尽心》，又岂无说耶？夫䌷金匮石书之书者，良史之才也，终于获麟，犹有其旨，作凌烟画像之赞者文士之笔也，始于河间，亦有所法，况六经之严而《语》、《孟》之奥乎！愿与诸君究其所以然，勿云议论安敢到而略之也。

问：自古帝王所以敦厚风俗者，必以俭德为本，而每以身率之。禹恶衣服以率夏，文王卑服以率周，文帝身衣弋绨以率汉。是三君皆古之大圣贤，均以俭德先天下为风俗者也。禹尚俭而天下以俭应之，故夏之世其所尚者皆忠质；文王尚俭而天下以俭应之，故当时在位者皆有羔羊之德焉。至于文帝尚俭不下禹、文王，而天下应之者或不如夏周之世，故贾谊《陈政事》之书谓「帝身衣皂绨，而富民墙屋被文绣」，岂汉民习秦人奢侈馀俗而未易遽革耶？不然，何上以敦朴示之，而下不以敦朴应之也。我国家自祖宗以来，世以恭俭化下，肆我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而俭德犹著，御寝衾禂至以黄绨为之，常服止用缣缯，虽累经浣濯而不易。然当时民间犹有以金为饰者，于是诏自中宫以下毋得衣销金贴金等服，臣庶犯者一切置于法。由是天下化之，而皇祐、嘉祐之间风俗淳美，连于三代之上矣。主上皇帝蕴仁俭之资，清中兴之业，尤谨厥德，惟怀永图，可谓同符仁祖、并美禹文者也。迩者，近臣献言，谓州县尚用金翠为衣服首饰，贵贱之分混然无别，请加禁止。圣训丁宁，命有司以前后诏条申明之，德至渥也。议者尚虑远方富民狃于循习，未能遽革，射利之徒兴造贩鬻而不知畏；又虑州县奉行之吏不能遵守教条，或暂禁而辄纵之，无以仰副吾君敦朴之化。必欲令行而禁止，如仁祖之世，不使年少书生得以献太息之书，如之何则可？

问：才难久矣，尧舜之时，野无遗贤，所与治天下者止于五臣；周家济济多士，而用一妇人以足十乱之数。「不其然乎」之叹，宜其发于吾夫子也。自兹以降，治不逮古而人才愈难。必责以五臣、十乱之俦，则千古为无人，就其时而求之，宜莫盛于武、宣之际。班孟坚尝枚举其人而赞之，以侈一时之盛。武帝自公孙丞相至金日晖，凡二十有七人；宣帝自萧太傅至张敞，凡二十有四人，亦可谓盛矣。然考固之言，犹有可疑者焉。其称武帝人才也，则曰：「汉之得人，于兹为盛，是以兴造功业，制度遗文，后世莫及」。至称宣帝人才也，则曰：「皆有功迹，见述于世，参其名臣，亦其次也」。固盖以宣帝二十四人可为武帝名臣之次耳。今即其人而考之，宣帝之相则有如有声之丙魏，固非公孙弘、石庆辈之所可及；其将则有忠武如赵营平，又非卫、霍辈之所可及；廷慰则有如于定国，治民则有如龚、黄，又非赵禹、张汤酷吏比也。校其人才，若远过之，而固乃以彼为莫及，此为次之，何耶？夫所谓人才者，必其勋业名节之有大过人也，彼阿世如公孙，酷虐如张汤，搉利如桑弘羊，皆治世之罪人也，而以此为得人，又何耶？有是君，斯有是臣，武帝君德不逮孝、宣远甚。固尝讥武帝改文、景恭俭，美宣帝侔德商周，其于人才当亦如之。今乃复优彼而劣此，又何戾耶？固生东都之初，去武宣之世为未远，且亲为国史，必知其人才之始末，意其品藻之必当也，况是赞尤脍炙人口而见录于选。今乃可疑如此，其必有说以辩之。

问：《尔雅》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，叙诗人之兴咏，释古今之异言，通方俗之殊语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，可以博物而不惑，兹其所以为百代指南欤！旧说皆言周公所制，又言史佚教其子以《尔雅》，又言孔子教鲁哀公学《尔雅》，晋郭璞亦言兴于中古，盖指周也，是则《尔雅》之出远矣。今阅其书而考之，则非周公之制甚明。《小雅》称「张仲孝友」，盖宣王时人也，而《释训》篇则有「张仲孝友」之释。卫《淇澳》之诗曰：「如切如瑳，如琢如磨」，盖美武公也。而《释训》则有「过学自修」之释。《式微》之诗为黎侯作也，而有「微乎微」之释；「猗嗟名兮」，刺鲁庄公诗也，而有「上为名」之释。其《释诂》、《释言》、《释训》诸篇大抵皆训释《诗》、《书》之辞，悉出周公之后，而云周公所制非矣。又《释岁名》则曰「周曰年」，《释祭名》则曰「周曰释」，周公岂自称其国号以别夏商耶？又于《释地篇》叙十薮之名，举鲁晋秦宋楚吴越齐燕凡九国，继之曰「周有焦护」。是数国在周公时固未有封者，周公又岂自卑宗周以配列国耶？以此知《尔雅》断非周公作也。汉人尝有以是问扬子云者矣，子云以为孔子门人游夏之徒所记，以解释六艺者也，是亦意云尔，亦何以验其出孔氏徒也？或云《尔雅》实周公所制，而「张仲孝友」之类乃后人所足，犹《春秋》绝笔之后，弟子续之，至「孔丘卒」之类，其说又如何？愿与诸君辩之。

问：有创业之君，有守成之君，有中兴之君，三者之时不同，而应之者亦异。昔房玄龄尝以创业为难，魏郑公尝以守成而不易，元次山之颂中兴也，又以宗庙再安为事之至难。然则，三者皆未可以难易断也。请借汉以论之。高帝创业者也，而不足于文，使生文帝时，未必能兴圣贤之治。文帝守成者也，而不足于武，使生高帝时，未必能建艰难之业。宣帝中兴者也，然英雄不及高祖，仁厚不如文帝，使生二帝时，其武功、文德亦必有所不如者。西京三君盖亦各以所长，而生遇乎时，以成其名者欤！至于光武，虽号中兴之君，而功兼创业，治兼守成，意者其文武两全，功德兼备者也。然马伏波对隗嚣之问，乃谓光武不如高帝。我神宗称汉唐之治，亦及文、宣而不及光武。夫创业、守成、中兴皆难者也，而兼之者为尤难。西京三君各处其一而擅其名，光武兼三者之长而称之者，或以为不如，或有所不及，何耶？恭惟主上以神圣之资，济艰危之运，德迈周宣而俯比光武，兼三者之至难而取之以至兼，贤于古人远矣。诸生幸生圣时，目击盛事，愿考三者之难易与汉四君之优劣，以发明我主上之鸿勋盛德。

问：昔夫子系《易》，谓何以聚民，曰财；对子贡问政，以足食为三者之首。财用者诚有国之急务，尤急于艰难多事之秋也。国家前日无事，用度失节，常赋之入犹不足以支岁费，一旦加之以师旅，钱谷之问遂至于庙堂。调发既繁，经费百出，官田鬻矣，度牒行矣，坊名借矣，下富民献助之令，殚州郡公库之器矣，而独不及民，仰见圣德之至渥也。然议者谓财非天雨而鬼输之，未有不取诸民者，虽赋歛不明出于朝廷，而科率每潜行于郡县。勤恤之诏，非不丁宁，有司迫于办事，所不暇顾。况今日虏情叵测，和与战犹未决也。和则有岁币而坐困吾财，战则兴师百万，千里馈粮，有不可胜计之费。将取之官耶，而公帑竭矣；将取之民耶，财尽民怨，何以为国？古者兵未尝不用而财未尝不给耶，抑不知生之以何术，理之以何人耶？伊欲上不乏用而下不及民，其必有说。

问：少康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议者以为优于汉高帝。孝宣信威北夷，功光祖宗，班固以为侔德商宗、周宣。光武身济大业，中兴汉室，马援以为不如高帝。太宗除乱致治，功德兼隆，史氏谓比迹汤武，庶几成康。其言之常否果如何？主上兴衰拨乱，绍复大业，方之前代何如主也？愿并陈之。

问：战国之轲、况，西京之雄，隋之通，唐之愈，皆著书立言，羽翼圣道，世以大儒称之，议者不以为过。然五君子者果孔氏之徒欤？心无异传，道无二致，固宜迭相推尊，无或操戈相伐可也。今考其书，乃或不然。况非特不尊轲也，且列于十二子而非之。雄非特不尊况也，且有「同门异户」之斥。通虽以雄为振古奇人，而不许其道。愈推尊孟氏，醇疵况、雄，至河汾则无一言之及。然愈尝自比孟轲矣，后世亦不能无异同之论。夫道之所在，人所共尊，道不在焉，人所同抑。今尊之则命世大才，抑之则诸子也；尊之则轲、雄之间，抑之则异户也；尊之则圣人之徒，抑之则张衡数术之伍也；尊之则圣人之修，抑之则没而不说；尊之则泰山北斗，抑之则木强人也。尊之抑之者，其公心欤？其私意欤？岂好己同者，有相党之心，故私有以尊之欤；好己胜者，有相轻之意，故妄有以抑之欤？尊之者是，则抑之者坐蔽善之罪矣；抑之者是，则尊之者陷虚美之失矣。二者必居一于此也。愿考其实而详辩之。

问：十八章之经，夫子为弟子曾参作也。参以孝名世，为孔门贤弟子，虽曰禀自然之至性，盖亦出于侍坐之际，开宗明义之力焉。然参之言行备见于《语》、《孟》诸书，不知其终身之大节，能不负圣人之教而吻合于是经者，果何语也？夫子尝自谓行在《孝经》，使曾子果能尽是经之言也，则行与夫子同矣。然参虽贤，未可以拟圣人，是于经必有所未尽，而行事不能无少戾也。夫孝于德为至，于行为大，参既以孝称，宜无愧于渊、骞之列矣，乃反不预四科，何耶？诸君自儿时已能诵十八章之语，其于出孝入弟之际必不叛是经。敢问曾子之孝，其有得于经者何语，其未尽于经者何事，与其不与于四科者果何谓也？

问：君子读书稽古，岂徒对圣贤而已哉，必曰古人可作，吾谁与归，心有所慕，则将学其为人，而以其身比之也。历观古人自比于前修者多矣，亦各不同：有以不如己者自比，有以胜己者自比。自比以不如己也，能自谦矣，而有志者卑之；自比以胜己也，能自强矣，而好谦者妄之。孔子贤于尧舜，而窃比老彭，有以见圣人谦德之至也。人比曾西以管仲，则艴然不悦，谦何在焉？孟子乃以是取之，何耶？至诸葛武侯自比管、乐，或美其德之谦，或陋其志之卑，亮果谦乎、卑乎？君子必有以处之也。扬雄、韩愈自比孟子，雄、愈非轲敌而以轲自期，有以见君子自强之志也。崔浩自比张子房，志亦可嘉矣，议者乃不许之，何耶？至杜子美以诗人窃比稷契，人或赏其忠，或指其妄，甫果忠乎、妄乎？君子必有以处之也。诸君潜心古人之际，其必有以自况。将比于不如己者欤，则惧其志之卑，非自强之道；将自比于胜己者欤，则惧其言之妄，为谦德之累。必欲自谦而不失之卑，自强而不失之妄，如之何而可？愿商榷古人之外，且各言其志。

问：古之人皆有师，自圣人至于士，一也。虽师未必贤于弟子，弟子未必尽如师，固可因流究源，见形知范矣。惟孔子之于老聃，左丘明之于孔子，公羊高、谷梁赤之于子夏，房、杜、王、魏之于王通，世皆以为师弟子也，或谓其不然，学者未免乎疑焉。谓孔子不师老聃也，固尝适周而问礼矣；果惟聃是师，则彼槌提仁义，绝灭礼学，夫子乃为礼乐仁义之主，何耶？谓丘明不师孔子也，固尝见称于《鲁语》，与圣人同好恶矣；果惟孔是师，则子不语怪，而丘明乃失之诬，且传经多不合于圣人之旨，何耶？谓公、谷不师子夏也，则先儒应劭辈固尝有是语矣；谓果出其门，则《春秋》之成，商不能赞一辞，二子乃各以经名家，何耶？谓房、杜、王、魏不师王通也，则通著之《中说》固尝弟子之矣；谓果出其门，则数子俱显于唐，反无一语以称师，抑又何耶？以为果师、果弟子，则其学必不相戾，而其心必不相忘也；以为非师、非弟子，则载诸古人之书，传诸学者之口，岂尽妄耶？诸君尚论古人之日久矣，师自柱下而至河汾，弟子自将圣而至贞观，诸子必能熟究其源流而素知其然否也。幸即其道，考其时，推前人之议论，以其实告。

问：韩愈、柳宗元俱以文鸣于唐，世目曰「韩柳」，二人更相推逊，虽议者亦莫得而雌雄之。然其好恶议论之际，顾多不同者。韩排释氏甚严，其《送浮屠序》责子厚不以圣人之道告之；柳谓释氏之说与《易》、《论语》合，且讥退之知石而不知韫玉。韩谓世无孔子，则已不在弟子列，作《师说》以号召后学；柳则以好为人师为患，有《师友箴》有《答韦严》二书，且有雪白之喻，又有毋以韩责我之说。韩著《获麟解》，以麟为圣人之祥，《贺白龟表》以龟为获蔡之验；柳则作《正符》，诋谈符瑞者为淫巫瞽史。韩碑《淮西》，归功裴度而不及李愬；柳于裴、李则各有雅章。韩以作史有人祸天刑之可畏，柳则移书以辩之。韩以人祸元气为天所罚，柳则著论以非之。其指意不同，多此类者。且退之名在子厚先友记中，盖其父兄行，且年又长，柳宜以兄事之可也。然韩每及柳则字而称之，柳语及韩则斥而名之尔，抑又何耶？今二文并行于世，学者之所取法，真文章宗匠也，然读其文，切疑二人阳若更誉而阴相矛盾者，不可以不辩。夫韩、柳邪正，士君子固能言之，至于议论，则未可因人而轻重。愿与诸君辩其当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