怀素唐僧，字藏真。此帖称：「王右军云：『吾真书可比钟繇，而草故不减张芝』。仆以为真不如钟，草不如张」。又尝见其一帖云：「汉时张芝言书，为世所重，非老僧莫入其体」。则怀素自谓抗张芝而过右军矣。昔桓玄自谓右军之流，论者以比孔琳之。齐高帝谓张融曰：「卿书殊有骨力，但恨无二王法」。答曰：「非恨臣无二王法，亦恨二王无臣法」。前世善书者，盖尝欲与右军抗衡矣，而每不为公论所许，怀素此言，其果然欤？欧阳文忠公尝谓：「法帖者，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，其逸笔馀兴，初非用意，自然可喜。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，如一未至，至于终老穷年，疲弊精神，而不以为苦，是真可叹也。怀素之徒是已」。文忠此论，可谓名言。然天下之事，毕竟亦何所有孰为可学、孰为不可学者？自古以艺自名家，至于文章学术、大功大名，世所谓不朽者，其人方从事于其间也，曷尝不弃百事而为之，至于终老穷年，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也？由后世观之，其异于怀素之学草书也几何邪？

《兰亭》者，晋右将军、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逸少所书诗序也。右军以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，与太原孙统承公、孙绰兴公、广汉王彬之道生、陈郡谢安安石、高平郤昙重熙、太原王蕴叔仁、释支遁道林，及其子凝之、徽之、操之等四十有一人，修韨褉于山阴之兰亭，酒酣赋诗制序。用蚕茧纸、鼠须笔，书凡二十八行，三百二十四字。字有重者，皆构别体。而「之」字最多，至二十许字。他日更书数十本，终无及者。右军亦自爱重，留付子孙。至七代孙智永为比丘，俗呼永禅师。永卒，传其书于弟子辩才。才俗姓袁氏，梁司空昂之玄孙。唐贞观中，太宗锐意学二王书帖，摹拓殆尽，惟未得《兰亭》。凡三召辩才诘之，固称荐经丧乱，亡失不知所在。后遣监察御史萧翼微服为书生，以诡辩才，始得之。命供奉拓书人赵模、韩道政、冯承素、诸葛贞等四人各拓数本，以赐皇太子、诸王、近臣。贞观二十三年，高宗奉遗诏，以《兰亭》入昭陵。惟赵模等所拓者传于世。事见何延之《兰亭记》。

臣闻春则仓庚鸣，夏则蝼蝈鸣，秋则寒蝉鸣，冬则雉鸣。此数物者，微眇矣，然其候未至，则寂寞而无闻，既至则日夜鸣而不已。何则？阴阳之所鼓动，四时之所感发，气变于外，则情迫于中，虽欲不鸣，不可得也。淮海小臣，不闻庙堂之议，帷幄之谋，独耳剽目采，颇知当世利病之所以然者。尝欲输肝胆，效情素，上书于北阙之下，则又念身非谏官，职非御史，出位犯分，重烦有司之诛，隐忍逡巡而不敢发。幸陛下发德音，下明诏，使大臣任举贤良方正、能直言极谏之士，将修祖宗故事，而亲策于庭。呜呼，此亦愚臣效鸣之秋也！辄忘疏贱，条其意之所欲言者，为三十篇以献，惟陛下财择焉。其目曰：以意寓言，以言寓文，示变化之所终始，使天下晓然知之，作《国论》。瑟不鸣，二十五弦各以其声应；毂不运，三十幅各以其力旋。默则治语，静则制动，作《主术》。急不极则缓不生，缓不极则急不成，一偾一起，如环无端，作《治势》二篇。以地为险，山川是资；以兵为险，不厌通达，作《安都》。自信者不避嫌，自许者不求合，倚而容之，绩乃可底，作《任臣》二篇。众贤聚于本朝，奸人之所不利，巧为诋诬，以幻群听，作《朋党》二篇。鸟有凤，鱼有鹍，超绝之材，宜见阔略，作《人材》。杨、墨塞路，孟氏所攘；申、商崛兴，莫或汝遏，作《法律》二篇。得与失为邻，利与害同门，非至精莫之能分，作《论议》二篇。爵禄者，所以砺世磨钝，科条品目，其可不悉？作《官制》二篇。善治水者以四海为壑，善治财者以天地为资，国之大计于是乎在，作《财用》二篇。料敌之虚实，若别牛马，应变之仓卒，如数一二，非有道之士不能，作《将帅》。以寡覆众，来如风雨，去如绝弦，作《奇兵》。美言可以市，三寸之舌胜百万之师，作《辩士》。机会之来，间不容发，匪龟匪镜，其能勿失？作《谋主》。心不治则神扰，气不养则精丧，治心养气，四术自得，作《兵法》。愚民弄兵，依阻山谷，销亡不时，或为大衅，作《盗贼》三篇。党项微种，盗我灵武，逾八十年，天诛不迄，作《边防》三篇。东西为纬，南北为经，织者执综而成文，其详在彼，其略在此，作《序篇》。

臣闻古之人君，以其祖考之志而升黜人材、弛张法度者多矣。太上忘言，其次有言，其下不及言。何则？昔舜举十六相，去四凶，肇十有二州，皆尧志也。而精诚所动，神化所移，不待告之以言，而天下晓然，固已心知其本末。此所谓太上忘言者也。盘庚之迁亳，武王之伐商，所以从先王之业，承文考之志也，而浮言横议，二三不一，至以其迁伐之意，托于词令，丁宁而告于庭，委曲而誓诸野，然后民始悦然而服从。此所谓其次有言者也。秦孝公用商君之说，变法令，易风俗，所以修缪公之业，成献公之志也，然未尝以其变法之意告民，疑而不服，则痛法以绳之。此所谓其下不及言者也。夫秦之不及言，固无足道，而舜之忘言，又不可以遽及，然则后世人君，有以祖考之命而升黜人材、弛张法度者，安得不法盘庚、武王之有言哉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图任元老，眷礼名儒，屏弃奸臣，投窜刻吏，所以照临海内甚盛。罢青苗之使，废市易之司，削保甲之条，刊免役之令，至于摘山煮海冶铸之事，他日吏缘以为奸者，临遣信臣，更定其法，所以加惠元元甚厚。臣窃闻之，凡此大功数十，淹速轻重，虽出于圣母之裁成，其大槩则皆先帝之末命也。然大道之行，小人所不利，或作为诋欺之言，悖乱群听，以为先帝之道，陛下当终身奉以周旋，而数年之间，遽听一二大臣，更张几尽，异乎所谓父作之、子述之者矣。自非明智不惑之士，往往闻其说而疑之。呜呼，此殆陛下不法盘庚、武王有言之过也。夫子之事父，其生也，养志为大，养口体次之；其殁也，继志为大，述事次之。知述事而不知继志，犹养口体而不养志也，非所以为达孝。秦皇、汉武皆以盖世之气，辟阖宇宙之材，并吞诸侯，攘却胡粤，若以功业言之，则始皇之英伟杰特，又非武帝之可比也，然而万世之下，号始皇为暴主，称武帝为贤君，秦祚遽倾，汉基益大者，何哉？二世不变始皇之事，孝昭能改武帝之法故也。向使先帝晚年，于人材法度初无升黜之心、弛张之意，陛下犹当继其志，不述其事，又况亲承于末命乎？臣愿陛下具以意，作为明诏，丁宁反覆，如古训诰誓命之文，布告天下，咸使闻之，则小人虽有诋欺之言，不能以疑众矣。然后被之于诗章，传示无穷，以明德意，使后世皆知成先帝之功者陛下也，岂不休哉！

臣闻人主之术无他，其要在乎能任政事之臣与议论之臣而已。政事之臣者，宰相执政，和阴阳万物，宰制百辟，镇抚四夷，与天子经纶于帷幄之中者也。议论之臣者，谏官御史，学术知古始，器识通世务，奋不顾身，与天子辨曲直、争是非者也。今天下之事，有执政之臣以行之，有议论之臣以言之，则人主可以弁冕端委而无所事。不然则虽弊精神，竭筋力，以夜继日，犹无益也。臣请以用人一事明之。士大夫以名列于仕版者，盖以万计，有智者，有愚者，有贤者，有不肖者。若智与贤，则功利之所从兴也；愚与不肖，则罪害之所从起也。夫人主以一身之思虑，一耳目之聪明，而当天下功罪利害之机，非有政事之臣，则百官之进退奈何而不乱也？然人之难知久矣，实愚而似智，实智而似愚者有之；实贤而似不肖，实不肖而似贤者有之。申以亲疏之异，重以好恶之偏，夫以天下之智愚贤不肖而付之于二三大臣之手，非有议论之臣，则进退当否奈何而知之也？虽然，政事之臣者，人主之股肱；议论之臣者，人主之耳目。任政事之臣而忽谏官，略御史，犹股肱便利而耳目盲瞆也。任议论之臣而轻宰相，薄执政，犹耳目聪明而股肱折也。要之二者不可偏胜，使之适平而已。汉成帝用王凤为大将军，政事大小皆自凤出，天子曾不一举手，京兆尹王章言之，为凤所陷，罪至大逆，故阳朔之后，天下以言为讳。唐明皇用李林甫为相十有九年，颛政用事，补阙杜琎上书，斥为下邽令，由是谏诤路绝。此则任政事之臣太胜也。汉武帝擢严助、朱买臣、吾邱寿王、司马相如、东方朔之徒于左右，朝廷有政事，辄令助等与大臣辨论，大臣数诎。唐德宗晚年，宰相唯奉行诏书，所与图事者，李齐运、裴延龄、韦渠牟而已。此则任议论之臣太胜也。臣闻仁祖时，天下之事，一切委之执政，群臣无得预者，除授或不当，虽贵戚近属，旨从中出，辄为固执不行；一旦谏官列其罪，御史数其失，虽元老名儒，上所眷礼者，亦称病而赐罢。政事之臣得以举其职，议论之臣得以行其言，两者之势适平，是以治功之隆，过越汉唐，与成康相先后，盖繇此也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图任老成，属以政事，屡下明诏，使中外大臣举谏官，荐御史，保任骨鲠，以备献纳之科，可谓得人主之要术矣。愿鉴汉唐之弊，专取法于仁祖，常使两者之势适平，足以相制，而不足以相胜，则陛下可以弁冕端委而无事矣。

臣闻御天下之术，必审天下之势，不审其势，而己信臆决，行其所谓道，守其所谓法，则虽有刚严果断之材，或失而为刻深；慈惠恻隐之意，或坏而为姑息。何则？设之不当也。夫圣主之于天下，岂尝有意用术哉？天下有彊势，吾则有宽术；天下有弱势，吾则有猛术。非彊非弱，天下无势；非宽非猛，吾亦无术。盖无势者，天下之常势；而无术者，圣人之至术也。虽然，御彊势者必以宽，而彊之弊实生于宽；御弱势者必以猛，而弱之弊实生于猛。何则？昔汉之文、景，承高祖开创之后，接吕氏蹀血之馀，除诽谤，去肉刑，减笞法，定箠令，可谓宽矣，而诸侯逆命，夷狄侵边。孝武不胜其愤，力攘匈奴，诛两粤，大臣相继而入狱，二千石连颈而伏诛，巫蛊之祸，至于夫妇父子之间而不相保。由是言之，岂非彊之弊实生于宽耶？昔唐肃宗器本刻深，以刑名自喜，安史之乱，来归者戮于独柳之下，待罪者毙于缧绁之中，可谓猛矣，而庆绪荐兴，思明复起。代宗深鉴其事，舍胁从之罪，缓污染之诛，至于封豕长蛇无所惩艾，忠臣义士切齿不平，王室陵夷之渐盖基于此。由是言之，岂非弱之弊实生于猛耶？是故救强之弊，必于崇宽之时；救弱之弊，必于尚猛之日。夫强弱之相乘，宽猛之相代，犹东之有西，昼之有夜，理之所必至，事之所固然也，顾昧者不知耳。昔陵阳严诩将去颍川，谓掾吏曰：「我以柔弱召，必选刚猛代，代到，将有僵仆者矣」。及何并至郡，首治钟威、赵季、李款之狱，果如诩言。以诩、并观之，则天下之势，可以前百年而预定。古者，刑罚世轻世重，不为定论。文王之时，关市讥而不征。周公成王之时，则关市有征矣，至凶年然后弛之。推此类而言，则先王之法度，大抵皆审天下之势而为之者也。《传》曰：「政宽则民慢，慢则纠之以猛。猛则民残，残则弛之以宽。宽以济猛，猛以济宽，政是以和」。夫《传》所谓和者，则臣之所谓圣人之至术者欤。

臣闻祖宗之时，天下新脱割据战伐之祸，天厌久乱，俱欲无为，而又扫除烦苛之患，足以深结海宇之心，削平僣伪之威，足以逆折奸侠之气。当是时，天下之势，如元气在乎混沦之中，固莫得而名已。逮嘉祐之后，习安玩治，为日既久，大臣以厚重相高，小臣以苟简自便，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，谁能无偷，朝不及夕。故先皇即位之始，大讲法度，作而新之，覈名实以兴百辟，攘夷狄以布威灵，有司奉行于中，使者刺举于外，此真得所谓以猛政救缓势之术也。元丰之后，执事者矫枉过直，矜钩距以为法术，任惠文以取媮快，上下迫胁，民不堪命。故陛下即位之始，黜鍜鍊之吏，逐聚歛之臣，登老臣于散地，擢忠鲠于谪籍，平冤狱，振乏馁，与天下休息，此真得所谓以宽政解急势之术也。而比日以来，执事者又将矫枉而过直矣。何告讦诋欺之言，率尔敢陈，而王体未严也；向背异同之见，各自为守，而国论未决也；蛮夷猾夏、寇贼奸宄，隐忍羁縻，冀其自罢，而天诛未迄也。推此言之，天下之缓急，虽曰未见，而固已胚浑于冥冥之中矣。夫致先帝之用猛术者，嘉祐之缓势也；致陛下之用宽术者，元丰之急势也。今又矫枉过直，则势必复缓，缓甚则术又将出于猛矣。猛术一用，天下固已震动，若再用焉，则安危之计未可知也。何则？天下之势，犹一人之身，缓而救之以猛，犹关鬲不通而涌泄之也。其急而解之以宽，犹虚中暴下而补养之也。补养至平，则可以已矣；平而不已，则又将至于关鬲不通，再加涌泄，正气必伤，重被猛术，国本必伐，故曰安危之计未可知也。臣愿陛下遏逋慢之原，杜懈弛之渐，明诏内外，一乎中和，使天下之缓势不得而成，缓势不成，则后世虽有猛术，不可得而用之。

臣闻世之议者，皆以谓天下之形势莫如雍，其次莫如周，至于梁，则天下之冲而已，非形势之地也。故汉唐定都皆在周、雍，至五季以来，实始都梁，本朝纵未能远规长安，盍亦近卜于洛阳乎？而安土重迁，眷眷于开封之境，非所以为万世计也。臣窃以为不然。何则？唐汉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也。夫长安之地，左殽函，右陇蜀，襟屏终南、太华之山，萦带泾渭、洪河之水，地方数千里，皆膏腴沃野，卒有急，百万之众可具，形势便利，下兵于诸侯，如建瓴水，四塞之国也，故其地利守，自古号为天府。开封地平四出，诸道辐凑，南与楚境，西与韩境，北与赵境，东与齐境，无名山大川之限，而汴、蔡诸水参贯其中，车错毂击，蹄踵交道，舳舻衔尾，千里不绝，四通五达之郊也，故其地利战，自古号为战场。洛阳左瀍右涧，表里山河，扼殽、黾之隘，阻成皋之险，直伊阙之固，广袤六百里，四面受敌，以守则不如雍，以战则不如梁，然得之可以为重，自古号为天下之咽喉。凡天下之形势，无过此三者也。故彼蜀之成都，吴之建业，皆霸据一方之具，而楚之彭城，特盗贼之窟耳。《易》曰：「天险不可升也，地险山川丘陵也，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」。所谓险者，岂必山川丘陵之谓哉？在天而不可升，在人而不可夺，则皆为险矣。夫雍为天府，梁为战场，周为天下之咽喉，而臣以谓汉唐之都必于周、雍，本朝之都必于梁而后可者，汉唐以地为险，本朝以兵为险故也。汉高祖曰：「吾以羽檄召天下兵，莫有至者」。武帝曰：「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」。盖汉踵秦事，郡国背道，材官有变，则以符檄发之，京师惟有南北两军，有期门、羽林孤儿以备扈从。唐分天下为十道，置兵六百三十四府，其在关中者惟二百六十有一府。府兵废，始置神策为禁军，亦不过数万人。以此见汉唐之兵皆在外也。故非都四塞之国，则不足以制海内之命，此所谓以地为险者也。本朝惩五季之弊，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，名挂于籍者号百馀万，而衣食之给，一毫已上，皆仰县官，又非若府兵之制，一寓之于农也。非都四通五达之郊，则不足以养天下之兵，此所谓以兵为险者也。夫以兵为险者，不可以都周、雍，犹以地为险者，不可以都梁也。而昧者乃以梁不如周，周不如雍。呜呼，亦不达于时变矣！夫大农之家，连田阡陌，积粟万斛，兼陂池之利，并林麓之饶，则其居必卜于郊野。大贾之室，歛散金钱，以逐什一之利，出纳百货，以收倍称之息，则其居必卜于市区。何则？所操之术殊，则所托之地异也。今梁据天下之冲，岁漕东南六百万斛以给军食，犹恐不赡，矧欲袭汉唐之迹，而都周、雍之墟，何异操大贾之术，而欲托大农之地也！由是言之，彼周、雍之地者，汉唐之险耳，本朝何赖焉？

臣闻明君之御臣也不致疑，忠臣之事君也不避嫌。嫌疑之事，皆出于奸臣庸君，度量狭隘，心意颇僻，不能以至诚相期而已。古之人有自举其身者，有举其子者，有举其弟者，有举其侄者，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，而其君不以为疑，其臣不以为嫌者，何哉？以其所举者当而已矣。汉宣帝欲击先零，问谁可将者，赵充国曰：「无如老臣者矣」。宣帝用之，遂破先零。此所谓自举其身者也。晋君问孰可为国尉，祈奚曰：「午也可」。君曰：「非子之子耶」？对曰：「君问可否，不问子也」。君子谓祁奚能举善矣。此所谓有举其子者也。李石当国，荐弟福可任治人，繇监察御史为户部侍郎。此所谓有举其弟者也。晋求文武良将，谢安以其侄幼度应举，郤超闻而叹曰：「安违众举亲，明也」。幼度不负举才也，果破苻坚于淝水之上。此所谓有举其侄者也。崔贻孙为相，未踰年，除吏八百，莫不谐允。德宗曰：「人言卿拟官多亲旧，何耶」？对曰：「陛下令臣进拟庶官，夫进拟者，必悉其材行，如不与闻，何由得其实」？此所谓有举其内外之亲旧者也。此数子者，皆内有以自信，外有以信于人，仰无所愧，俯无所怍，其视身也与人等，其视子弟亲旧也，与不相谁何者等，故能立功于当年，垂名于后世，千载之下，想见其风。向使念瓜李之小嫌，忘事君之大节，匿名迹，远权势，心知其然而不敢发，则与粪壤同朽耳，尚何功名之立哉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委政于六七大臣，其人自以旷世遭遇，莫不悉心竭力，知无不为，言无不尽，可谓千载一时之嘉会也。而臣窃有所不然者，未能去用亲之嫌而已。奇材异行，实为时辈所见推者，一涉大臣之亲，则相顾缪悠，莫敢援之以进。幸而不顾进之，则谏官御史之章，相随而至矣。臣以为此风一成，非圣朝之事也。何则？大臣之亲，嫌而不用，则侍臣之亲，亦当嫌而不用，引而下之，至于台省寺监之官，推而广之，至于漕刑郡县之吏，其亲者皆嫌而不用矣。夫奇材异行不常有于天下，幸而有焉，又以亲与嫌而弃之，则是非得草莱岩穴之士，终不用也。昔西汉之韦氏、平氏，东汉之袁氏、杨氏、唐之韦、杜、苏、李、陆、萧诸氏，皆兄弟为三公，父子为宰相，盛者至与国相始终，其间建功立业，号为名臣者，盖不可胜数，奈何专用草莱岩穴之士哉？愿诏中外之臣，惟贤是进，惟不肖是退，而勿以用亲为嫌。谏官御史，惟进退之当否是察，而勿以亲嫌为劾，则天下之奇材异行，庶乎皆得而用也。

臣闻人主之于谏诤之臣，非独听其言之难也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是为难矣。夫骨鲠自信、以身许国、不为利害之所挠屈者，所谓大节也。材智之不周，思虑之不密，学术之不至，闻听之不审，所谓小过也。必有大节而无小过者，然后得为谏诤之臣，则穷年没世不可得其人矣。如或不然，则与其无一时之小过，孰若有终身之大节哉？昔汲黯通经术则不如平津侯，恢武功则不如大将军，明习法令则不如张汤，文章儒雅则不如司马相如，谨厚自全则不如石庆，术略横出则不如主父偃，然淮南王谋反，惟惮黯，曰：「黯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说平津侯等如发蒙耳」。由是言之，谏诤之臣，其功在于正纲纪，立风宪，通上下之情，使乱臣贼子顾惮而不敢发，如此而已。一举之不当理，一发之不中节，曾何足以深咎耶？陛下即位以来，首下明诏，使中外大臣保任谏官御史，盖充赋者百有馀人，其见用者十数人耳。选择既精，人颇自重，皆毅然有伏节死谊之心，兴利除害甚于嗜欲，攘击奸恶如报私雠，首尾数年之间，遂成冠古之治，虽神功圣化，敏妙自然，亦此曹献替可否之力也。然比者尝以所言不效，谏官御史接迹引去，或迁他官，或补外郡，台省为之一空。臣愚疏远，不知朝廷之事，窃怪陛下何取之之难，而去之之易也。且人非蓍龟，不无过误，顾其设心措意何如耳。昔汉郦食其有挠楚之非，唐魏郑公有纵薛延陀之过，本朝赵中令有遣赵保忠之失，此三人者，皆天下之豪杰，一时之名臣也，犹有非缪过失如此，又况不及于三人者乎？臣愿陛下鉴师古始，追御来今，重谏官之进退，慎御史之升黜，取其大节而略其小过，使天下之士得以尽忠毕力于前，则神功圣化又将有新于此矣。或谓臣曰：「古者谏诤之臣，职于广聪明，除壅蔽，成德业而已。后世狂夫小子、狡猾不道之人，或假其名以资盗，窃其器以售奸。如谷永者，王凤之客也，而讥斥帷幄；刘栖楚者，李逢吉之党也，而额叩龙墀。阳为剀拂之迹，阴成附丽之谋。以此言之，小过其可略乎？略其小过，则成其大恶矣」。臣应之曰：不然。夫药石所以瘉病也，而致病者有矣，然自古及今，未有废药石者，何哉？以其所愈者众，所害者寡也。谏诤之臣，虽器有远近，才有修短，大抵󲦤绅之选也，安可尽诬以谷永、刘栖楚之徒欤？就使有一二人焉，则去其一二人者可也，何至空台省而逐之耶？陆贽曰：「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，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」。又曰：「谏者多，表我之能好；谏者直，示我之能贤；谏者之狂诬，明我之能恕；谏者之漏泄，彰我之能从。有一于斯，皆为盛德」。呜呼，人主用谏诤之臣，贽之论尽矣。

臣闻朋党者，君子小人所不免也。人主御群臣之术，不务嫉朋党，务辨邪正而已。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，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，或至于两存。君子小人两废两存，则小人卒得志而君子终受祸矣。何则？君子信道笃，自知明，不肯偷为一切之计。小人投隙抵巇，无所不至也。臣请以《易》道与夫尧舜汉唐之事明之。《易》以阳为君子，阴为小人。一阳之生则为《复》，《复》者反本也。三阳用事则为《泰》，《泰》者亨通之时也。而五阳之极则为《夬》，《夬》者刚决柔也。以此见君子之道，必得其类，然后能胜小人也。一阴之生则为《姤》，《姤》者柔遇刚也。三阴用事则为《否》，《否》者闭塞之时也。而五阴之极则为《剥》，《剥》者穷上反下也。以此见小人之道，亦必得其类，然后能胜君子也。阴阳相与消长，而为惨舒，为生杀；君子小人相与胜负，而为盛衰，为治乱，然皆以其类也。臣故曰朋党者，君子小人所不免也。尧之时有八元、八凯十六族者，君子之党也。又有浑沌、穷奇、梼杌、饕餮四凶族者，小人之党也。舜之佐尧有大功二十者，举十六相，去四凶而已，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废之，亦不闻以其朋党而两存之也。臣故曰人主御群臣之术，不务嫉朋党，务辨邪正而已。东汉钩党之狱，海内涂炭二十馀年，盖始于周福、房植，谓之甘陵南北部。至于李膺、陈蕃、王畅、张俭之徒，遂有三君、八顾、八俊、八及、八厨之号。人主不复察其邪正，惟知震怒而已，故曹节、侯览、牢修、朱并得以始终表里，成其奸谋，至于刑章讨捕，锢及五族，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，卒不知修、并者，乃节、览之党也。唐室之季，朋党相轧四十馀年，󲦤绅之祸不解，盖始于李宗闵、李德裕二人而已。嫌怨既结，各有植立，根本牢甚，互相倾挤。牛僧孺、李逢吉之属，则宗闵之党也。李绅、韦处厚之属，则德裕之党也。而逢吉之党，又有八关、十六子之名。人主不复察其邪正，惟曰：「去河北贼易，去此朋党难」。而其徒亦曰：「左右佩剑，彼此相笑」。盖言未知孰是也。其后李训、郑注用事，欲以权市天下，凡不附己者，皆指以为二人之党而逐去之，至于人人骇慄，连月雺晦，卒不知训、注者，实逢吉之党也。臣故曰邪正不辨而朋党是嫉，则君子小人必至于两废，或至于两存。君子与小人两废两存，则小人卒得志，君子终受祸矣。

臣闻陛下即位以来，虚怀仄席，博采公论，悉引天下名士，与之经纶，至有去散地而执钧衡，起谪籍而参侍从者，虽古版筑饭牛之遇，不过如此而已。君子得时，则其类自至，数年之间，众贤弹冠，相继而起，聚于本朝。夫众贤聚于本朝，小人之所深不利也，是以日夜恟恟，作为无当不根、眩惑诬罔之计，而朋党之议起焉。臣闻比日以来，此风尤甚，渐不可长。自执政从官、台阁省寺之臣，凡被进用者，辄为小人一切指以为党，又至于三君、八顾、八俊、八及、八厨之名，八关、十六子之号，巧为标榜，公肆诋欺。一人名之于前，万人实之于后。传曰：「下轻其上，爵贱；人图柄臣，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也」。然则其可以不察欤？臣闻庆历中，仁祖锐于求治，始用韩琦、富弼、范仲淹以为执政从官，又擢尹洙、欧阳修、余靖、蔡襄之徒列于台阁，小人不胜其愤，遂以朋党之议陷之，琦、弼、仲淹等果皆罢去。是时天下义士扼腕切齿，发上冲冠，而小人至于举酒相属，以为一网尽矣。赖天子明圣，察见其事，琦、弼、仲淹等旋被召擢，复蒙器使，遂得成其功名。今所谓元老大儒、社稷之臣，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者，皆当时所谓党人者也。向使仁祖但恶朋党之名，不求邪正之实，赫然震怒，斥而不反，则彼数人者，皆为党人而死耳，尚使后世想望风采而不可见耶？今日之势，盖亦无异于此。臣愿陛下观《易》道消长之理，稽帝虞废举之事，鉴汉唐审听之失，法仁祖察见之明，杜媒檗之端，窒中伤之隙，求贤益急，用贤益坚，而信贤益笃，使奸邪情得而无所售其谋，谗佞气索而无所启其口，则今之所谓党人者，后世必为元老大儒、社稷之臣者矣。

臣闻天下之材，有成材者，有奇材者，有散材者，有不材者。器识闳而风节励，问学博而治行纯，通当世之务，明道德之归，此成材者也。经术、艺文、吏方、将略有一卓然，过人数等，而不能饰小行，矜小廉，以自托于闾里，此奇材者也。随群而入，逐队而趋，既无善最之可记，又无显过之可绳，摄官承乏，取位而已，此散材者也。寡闻见，暗机会，乖物理，昧人情，执百有司之事，无一施而可，此不材者也。古之人主，于成材则付以大任而备责之，于奇材则随所长而器使之，于散材则明赏罚而磨砺之，于不材则弃之而已。四者各有所处，然而奇材者，尤人主所宜深惜者也。盖天下之人材不世出，而散材者又不足以任能事，不材者适足以败事而已，是则任天下之能事者，常取乎奇材。有奇材而不深惜焉，则将与不材同弃，而曾散材之不如矣。夫匠氏之于木也，楩楠豫章，易直而十围者，必以为明堂之栋，路寝之楹。七围八围者，虽多节，必以为高明之丽。拱把而上者，虽小桡，必以为狙猿之杙，稍脩则以为榱桷，甚短则以为侏儒。至于棭樠轴解，亟沉而易蠹者，然后以之爨也。今有楩楠豫章于此，七围八围拱把而上，特以多节小桡之故，遂并弃之，岂不惜哉？人主用天下之材，亦何以异于此？今国家之人材可谓富矣，养之以学校，而取之以贡举，名在仕版者，无虑数万，然一旦有事，则常若乏人，何哉？以臣观之，未能深惜天下之奇材故也。盖不深惜天下之奇材，则用之或违其长，取之将责其备，虽有嵚𡼭历落、颖脱绝伦之士，执事者始以名闻，未及试之，而媒蘖其短者固已圜视而起矣。夫奇材多自重，又不材者之所甚嫉也，以自重之势，而被甚嫉之毁，其求免也，岂不难哉？一旦有事而常若乏人，其势之使然，无足怪也。昔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，不可以为滕薛大夫；裨谌能谋，于野则获，于邑则否；黄霸为丞相，功名损于治郡时。人固有所长，亦有所短也。皋陶喑而为大理，天下无虚刑；师旷瞽而为太宰，晋国无乱政；贤如萧何，而有市田请地之污；直如汲黯，而有褊心忿骂之鄙；文如长卿，而有临邛涤器之陋；将如韩信，而有胯下蒲伏之辱；吏如张敞，而有便面拊马之事。此数子者，责其备，则彼将老于耒耜之旁，死于大山龛岩之下耳，人主岂得而用之？陛下即位以来，屡下明诏，举监官、御史、台阁、学校之臣，刺史牧民之吏，与夫可备十科之选者，所得人材，盖不可胜数。臣愿陛下取其名实尤异者，用之而不疑。人情不能无小过，非有显恶犯大义所当免者，宜一切置而不问，以责异时之功，则彼将输沥肝胆，捐委躯命，求报朝廷而不可得，一旦有天下四夷之事，何足患哉！

臣窃观唐虞以后有天下者，安危荣辱之所从，长久亟绝之所自，无不出于其所任之术，而所任之术大抵不过诗书、法律二端而已。盖纯用诗书者，三代也；纯用法律者，秦也。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何以知其然耶？夏、商、周之兴也，治教政令既本于道德之意，而舟车器械亦出于义理之文，其迹载于典谟训告誓命之篇，而其旨寓于《国风》《雅》《颂》之什。当是时也，圣贤之学著而百家之说熄，帝王之制举而霸者之事废，议事以制，不为刑辟，故曰纯用诗书者三代也。魏文侯之师李悝，论次诸国之法，著为《法经》，其徒商鞅用以相秦，始作收司、连坐、告匿之法，而辅以诋欺文致细微之事。晚节末路，至于焚书坑儒，偶语者弃市，以是古非今者族，吏见知不举与同罪，故曰纯用法律者秦也。汉自高祖纳陆贾之言，命为《新语》，用叔孙通之说，而使定礼仪，可谓知所取矣。而以三章之约不足禦奸，于是萧何捃摭秦法，作律九章，而张汤、赵禹之徒，又为见知故纵、监临部主之法。唐自太宗诎封伦秦汉之论，用魏公帝王之谋，可谓知取舍矣。而朝廷郡县，百官有司，所以朝夕从事者，一出于律令格式之文，故曰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者，汉唐也。惟其纯用诗书，故三代享国安荣，而历年长久。惟其纯用法律，故秦危辱而亟绝。惟其诗书、法律杂举而并用，迭相本末，递为名实，故汉唐之有天下，虽号长久，而安荣之日少，危辱之日多，仅免亟绝而已。盖诗书者，所以崇德，其事皆孝弟忠信，人之所欲者也，而安荣长久，人之所欲者也。而法律所以制奸，其事皆鞭笞斩艾，人之所恶，欲以报所恶之雠者也。以所恶之术，报所恶之雠，亦其理之然哉。贾生曰：「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，教化之不如刑罚，人主胡不引商、周、秦事以观之也」？呜呼，若贾生者，可谓知治体矣。

臣闻古今异势，不可同日而语。以今天下，而欲纯用诗书，尽去法律，则是腐儒不通之论也，要使诗书不为法律所胜而已。祖宗之时，二端虽号并行，而士大夫颇自爱重，以经术为职，文艺相推，间有喜刑名、精案牍者，则众指以为俗吏，而耻与之言。近世则不然，士大夫急于功利，不师古始，相与习者，莫非柱后惠文之事，父教其子，兄诏其弟，以为速化之术无以过此，间有引古义，决嫌疑，则掩口而笑曰：「此老生之常谈耳，何所用于今哉」？呜呼，此风一成，非天下之福也。盖昔者以诗书为本，法律为末；而近世以法律为实，诗书为名。臣以天下之大弊，君子所宜奋不顾身而救之者，无甚于此。何则？废诗书而从法律，则是举天下而入于申、韩之术也。扬子曰：「申韩之术，不仁之至矣」。夫不仁者，三代之所以失天下也，君子救之，其可以缓耶？臣尝思之，其所以然者无他，始于试法而已。朝廷试士以法者，欲其习为吏也，而假之太优，擢之太峻，至于黄绶中选，数岁之间，持斧仗节，领一道之权，任二千石之重，而制策进士，留滞于州县之官，有十年而不得调者。呜呼，欲士大夫之不废诗书而从法律也，岂可得乎？且法吏之与儒臣，所闻异趣，所见异涂，犹方圆曲直之不相入也。昔匈奴浑邪王降汉，长安贾人与市者，当坐死五百馀人，而汲黯固争，以为不可。若使法吏言之，则必以为阑出财物矣。密人有告部亭长受其米肉遗者，而卓茂折之以礼，以为汝能高飞远走不在人间乎。若使法吏言之，则以为受所监临矣。朱博曰：「如太守汉吏，奉三尺律令以从事耳，亡奈生所言圣人道何也！且持此道归，尧舜君出，为陈说之」。今天下所以未受其祸者，以异时制策进士所得之臣，有如汲黯、卓茂者在也。十数年之后，耆老大臣相继得谢，而试法所得之吏，有如朱博者当轴而处中焉，则君子虽欲奋不顾身以救之，亦无及已。臣以为纵未能尽罢其士，宜稍变革以抑其风，使吏非有出身，毋得试法，其馀出仕换官之类，可一切试以经术、艺文，要令天下皆知法律之不如诗书也，则申、韩之祸熄矣。

臣窃闻役法之议不决久矣，有司阅四方之牍，眩蜂起之说，牵制优游，相视而不断者，二年于兹。虽稍复笔削，著为一切之令，取济期月，卒未有确然定论，可以厌服人情，传万世不弊者也。其所以然者无他焉，士大夫据偏守独，各有私吝，不能以至公为心故耳。何则？夫所谓役法者，其科条品目虽曲折不同，大抵不过差、免二法而已。差役之法，虽曰迭任府史、胥徒之士，率数年而一更，然而捕盗者奔命不遑，主藏者备偿无算，囷仓竭于飞挽，资产破于厨传。执事者患其弊也，于是变而为免役之法，虽曰岁使中外之民悉输僦直，以免其身，然而平估至于室庐，检括及于车马，裒多以为宽剩，厚积以为封桩，则其弊又有甚于差役者矣。盖差役之法不弊，则免役之法不作。免役之法不弊，则今日之议不兴。然而士大夫进用于嘉祐之前者，则以差为是而免为非；进用于熙宁之后者，则以免为得而差为失。私意既摇于中，公议遂移于外。呜呼，岂特二年而无定论哉？虽十年而无定论不足怪也。昔唐室赋役之法，有租、庸、调者，最为近古。自开元之后，版图既隳，丁口田亩皆失其实，法以大弊，故杨炎变之以为两税之法。已而盗起兵兴，征求无节，法又大弊，故陆贽以七事者力诋其非，然而终唐之世不复改也。夫唐之诸臣，岂不知两税为非古，租、庸、调为近古哉？盖以晚节末路，俱为弊法，以此易彼，实无益也。今差役、免役之法，盖类于此。然则何为而可耶？臣闻楚人有第二区者，其甲则长子之所筑也，其乙则少子之所筑也，规摹不同而岁久皆弊。其父谋所止，二子各请止其所建之庐，至数日不决。有邻人告之曰：「昔少君以甲第坏甚，于是营乙以舍族人。今乙第又坏，而长官复欲徙之于甲，是以坏易坏，非计之得也。何不合二第可用之材，别营一区，而弃其腐桡者乎」？父以为然，其论遂定。今陛下以役法之议，付于嘉祐、熙宁之臣，何异楚人之谋于二子也？盍亦质诸邻人之论哉？陛下若以臣言为然，愿诏有司，无牵于故新之论，毋必于差、免之名，悉取二法之可用于今者，别为一书，谓之《元祐役法》，则嘉祐、熙宁之臣，皆默然而心服矣。若夫酌民情之利病，因五方之所宜，条去取之科，列轻重之目，此则有司之事，臣所不能知之。亦犹楚人之第，某材可弃，某材可留，皆当付之匠氏，不可问诸邻人也。《传》曰：「虽有丝麻，无弃菅蒯。虽有姬姜，无弃蕉萃」。唯陛下择焉。

臣闻世之议贡举者，大率有三焉：务华藻者，以穷经为迂阔；尚义理者，以缀文为轻浮；好为高世之论者，则又以经术、文辞皆言而已矣，未尝以为德行，德行者道也。是三者，各有所见，而不能相通。臣请原其本末而备论之，则贡举之议决矣。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，以微言相感动，当周旋进退之时，必称诗以喻其志，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。其后聘问不行于列国，学诗之士逸于布衣，于是贤人失志之赋兴，屈原《离骚》之词作矣。此文词之习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彫篆相夸，组绘相侈，苟以哗世取宠，而不适于用。故孝武好神仙，相如作《大人赋》以风其上，乃飘飘然有凌云之志，此文辞之弊也。昔孔子患《易》道之不明，乃作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说》、《序》、《杂卦》十篇，以发天人之奥。而左氏亦以《春秋》之法，弟子传失其真，于是论本事，作《传》以记善恶之实。此经术之学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，故汉儒之陋，有曰秦近君，能记说「尧典」二字，至十馀万言，但说「若稽古」，犹三万言也，此经术之弊也。古者民有恭敏任恤者，则闾胥书之；孝悌睦姻有学者，则族师书之；有德行道艺者，则党正书之。而又考之于州长，兴之于乡老大夫，而论之于司徒、乐正、司马，所谓秀选进造之士者是也，然后官而爵禄之。此德行之选所由起也。及其衰也，乡举里选之法亡，郡国孝廉之科设，而山林遗逸之聘兴，于是矫言伪行之人，弊车羸马，窜伏岩穴，以幸上之爵禄。故东汉之士，有庐墓而生子，唐室之季，或号嵩少为仕途捷径，此德行之弊也。是三者，莫不有弊，而晚节末路，文辞特甚焉。盖学屈、宋而不至者，为贾、马、班、扬；学贾、马、班、扬而不至者，为邺中七子；学邺中七子而不至者，为谢灵运、沈休文。休文之撰四声谱也，自谓灵均以来，此秘未睹。武帝雅不好焉，而隋唐因之，遂以设科取士，谓之声律。于是敦朴根柢之学，或以不合而罢去；靡曼剽夺之伎，或以中程而见收。自非豪杰、不待文王而兴者，往往溺于其间，此杨绾、李德裕之徒所为切齿者也。熙宁中，朝廷深鉴其失，始诏有司削去诗赋，而易以经义，使学者得以尽心于六艺之文，其意信美矣。然士或苟于所习，不能博物洽闻，以称朝廷之意，至于历世治乱兴衰之迹，例以为祭终之刍狗，雨后之土龙，而莫之省焉。此何异斥桑间濮上之曲，而奏以举动劝力之歌？虽华质不同，其非正音一也。传曰：「梁丽可以冲城，而不可以窒穴，言殊器也。骅骝骐骥一日而驰千里，捕鼠则不如狸狌，言殊技也。鸱鸮夜撮蚤，察毫末，昼出瞋目而不见丘山，言殊性也」。今欲去经术而复诗赋，则近乎弃本而趋末；并为一科，则几于取人而求备。为今计者，莫若以文词、经术、德行各自为科，以笼天下之士，则性各尽其方，技各尽其能，器各致其用，而英俊豪杰庶乎其无遗矣^⑴。

休文：原脱，据宋高邮本、宋蜀本、王校补。

臣闻王者用人之要术，惟资望而已。岁月有等，功劳有差，天下莫得躐而进者，谓之资。行能术业，卓然高妙，为世所推者，谓之望。用人以资而已，则盛德尊行、魁奇隽伟之人，或拘格而邅回，如张释之十年不得调，扬子云位不过侍郎之类是也。用人以望而已，则狂缪之流，矫亢之士，或以虚名而进拔，如晋用王衍，唐用房琯之类是也。古之善用人者不然，以资待天下有常之士，以望待天下非常之材，使二者各有所得，足以相推而不足以相碍。故自一命以至九命，自受职以至作牧，非有功不迁，非有缺不补，而天下不以为淹。或举于耕，或举于版筑，或举于屠钓，加之士民之上，委以将相之权，而天下不以为骤。何者？资之所当然，望之所宜尔也。国家以寄禄格为有定之制，而以职事官为不次之选，于先王用资望之术可谓得其意矣。然臣愚犹以为未者，太必于用资，太不必于用望也。何则？夫郡守者民之师帅，天子所与共理者也，衣冠而坐堂皇之上，则宾客造谒于前，掾属趋走于下，政教、赏罚、军旅之事，一皆听其可否。所为是，则千里蒙其赐；所为非，则数千万室受其害，可谓天下之重任矣。今将相大臣自朝廷而出者，不过为郡守，而仕尝再为通判者，苟无大恶显过，有保任人，亦必至于郡守，是将相大臣与保任尝再为通判者相去无几耳。夫贤者能使所居官重，不肖者反之。今二千石所以不至尊重难居者，非特法令使然，亦其人材之所致也，岂非所谓太必于用资乎？馆阁者，图书之府，长育英材之地也。从官于此乎次补，执政于此乎迁升，故士非学术艺文屹然为一时之望者，莫得而居之，可谓天下之妙选矣。今中材凡吏，一为大臣之所论荐，则皆得居其位。尝有金谷之职，兵刑之劳，则皆得假其名。呜呼，比岁已来，校书、正字之职，龙图、集贤之号，何其纷纷也！《传》曰：「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」。此不几于以名器而假诸人乎？臣所谓太不必于用望者，此也。昔汉制：郡守入为三公。学者以东观为老氏藏室、道家蓬莱山，言其清秘，常人所不能到也。愿下明诏，应中州已上、非更台省寺监漕刑之任者，不得为郡守；慎惜馆阁之除，以待文学之士，则用人之术庶乎其尽矣。

臣闻国家次五代一切之制，百官称号，最为杂揉，名存而器不设，文具而实不应。所谓台省寺监者，朝廷之官也，而其汎及于州县筦库之吏，其滥至于浮屠黄冠之师，乖违之条，爽缪之目，至不可胜数。先皇帝恻然悯之，始诏有司作寄禄格，以易天下之官，而归之于台省，还之于寺监，然后循名可知其器，而缘实亦得其文，可谓帝王之盛典矣。然有所未尽者，臣窃昧死而妄议焉。何之则自正议大夫以上迁进太略，自中散大夫以下清浊不分也。夫迁进太略则大臣侥倖，而其弊也，至于无以复加，而法制乱。清浊不分则小臣偷惰，而其弊也，至于莫为之宠而资望乖。旧制：侍郎至仆射凡十二迁，其兼侍从之职者八迁九迁，其任执政之官犹六迁也。盖侍郎以上皆天子之臣，非多其等级，则势必至易极，易极则国家庆赏将窒而不得行，此制官之深意也。今寄禄格则不然，自正议大夫，不问人之如何，四迁而至特进。故大臣为特进者，遇朝廷有大庆赏，则不得已而以司空之官予之。夫司空者，职事官也，寄禄无以复加而予焉，岂非所谓乱法制之甚欤？旧制：少卿之官率一秩而有四名，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司农是也。郎官、员外率一秩而有八名，如礼、工、祠、屯、主、膳、虞、水之类是也。京朝之官率一秩而有三名，如太常、秘书、殿中诸丞是也。盖入仕之门有制策、进士、明经诸科，任子、杂色之异，历官之途有台省、寺监、漕刑、郡县之殊。非铢铢而较之，色色而别之，则牛骥同皂，贤不肖混殽，而天下皆将汎汎然偷取一切，不复淬励激昂，以功名为己任，此亦制官之深意也。今寄禄格则不然，自中散大夫以下至承务郎，秩为一名而已，故尝任台省之职，或任漕刑之司者，人心有所不厌而莫为之宠，则往往假以龙图、集贤之号。夫龙图、集贤之号，所以待天下文学之士也，而以诸吏莫为之宠而假焉，岂非乖资望之甚欤？盖爵禄者，天下之砥石，圣人所以砺世磨钝者也。夫不为爵劝，不为禄勉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蒙谷是也。齐死生，同贫富，等贵贱，古之人有行之者，庄周是也。今朝廷之臣皆得庄周、蒙谷而为之，则爵禄之器虽不复设可矣，如其不然，则迁进太略，清浊不分之弊，安得而不革哉？晁错曰：「爵者，上之所命，出于口而无穷」。韩愈曰：「圣君所行，即是故事。自古岂有定制也」？愿诏有司以寄格再加论定，稍放旧制，自正议大夫以上，更增四秩之号，自中散大夫以下，秩之号为三等之名。如此，则迁进颇详，而法制不乱，清浊稍异，而资望不乖，是亦先皇之志也。惟陛下留神省察。

臣闻先王之理财也，若持衡然，天下之财不使之偏归于公室，亦不使之偏入于私家，惟其适平而已。故邦国有以供祭祀奉养禄廪赐予之费，而民有以给朝晡伏腊冠婚丧祭之资。其取民之制谓之什一，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。多乎什一，小桀大桀；寡乎什一，小貉大貉。鲁哀公曰：「二，吾犹不足」。桀之道也。白圭以二十而取一，貉之道也。推此言之，则先王理财之意，惟其适平而已。自什一之法坏，天下之财始失其平，其偏归于公室也，则有鬻盐冶铸，以管山海之饶；榷酒酤，以渔井邑之利；算舟车，告缗钱，以摧抑商贾；造皮币，省酎金，以侵牟封君。甚者至令吏坐列肆，贩物以求利焉。其偏入于私家也，则有以农田而甲一州，贩脂而倾都邑，卖浆而踰侈，洒削而鼎食，货脯而连骑，马医而击钟，甚者至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。是以民常困于聚歛之吏，而吏常嫉夫兼并之民，所谓事势之流，相激使然，曷足怪哉？本朝至和、嘉祐之间，承平百馀年矣，天子以慈俭为宝，贡赋经常之外，殆无一毫取诸民，田畴邸第莫为限量，衣食器皿靡有约束。俯仰如意，豪气浸生；货贿充盈，侈心自动。于是大农富贾或从僮骑，带刀剑，以武断于乡曲，毕弋渔猎声伎之奉拟于侯王，而一邑之财十五六入于私家矣。熙宁、元丰之间，大臣用事，始作法度，与时变通。青苗、免役、市易之利，相次而作，有司日夜手画口说，区处于中，使者旁午，冠盖相望，奉行于外，而言利之臣析秋毫矣。江淮则增煮海之息，闽蜀则倍摘山之赢，青徐则竭冶铸之利。其他希风旨，效计数，无名之取，额外之求，盖不可胜数，而天下之财大半归于公室矣。陛下即位之始，深知其弊，凡法度之不便于民者，一切罢去；吏尝以掊克进者，相继而黜；数因赦令而弛逋负，大出廪廥以振乏绝，于是公私之财滋向于平。然而有大弊者，士大夫矫枉过直，邈然以风裁自持，不复肯言财利之事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之大德曰生，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理财正辞，禁民为非曰义」。而《洪范》八政，一曰食，二曰货。以此见理财先食货者，帝王之要务，所以安中国服四夷者也，特不可使之偏入于公私耳。今国家北有抗衡之虏，西有假息之羌，中有大河之费，数万之吏取给于水衡之钱，百万之兵仰食于太仓之粟，公私窘急，可为寒心，此正人臣扬搉歛散、以究虚盈、以济用度之秋也，而耻言财用之事，是晋人而已矣。晋人王衍者，口不言钱，而指以为阿堵物。臣窃笑之，以为此乃奸人故为矫亢，盗虚名于暗世也。何则？使颜、闵言钱，不害为君子；盗蹠呼阿堵物，岂免为小人哉？晋人尚清谈而废实务，大抵皆类此矣。昔管仲通轻重之权，范蠡计然否之策，萧何漕关中之粟，财利之臣也。东郭咸阳之鬻盐，孔仅之冶铸，桑弘羊之均输，亦财利之臣也。士大夫言财利，有如东郭咸阳、孔仅、桑弘羊所为也，则不可；有如管仲、范蠡、萧何之所为也，亦恶乎而不可哉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