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，诸葛武侯八阵，新都占地四百七十二步，鱼复魁间二丈，方圆互见，陈队相容，其实皆一法也。裴绪采诸家，以为八阵、常山之蛇而九。其法：方阵正而厚，利变；圆圆而无角，利守；牡前锐后重，象剑之锋，利溃；牝张其两翼，前单后复，利吞；冲方前众后疏，利以争险；车轮形圆六出，强弩四备，利进；罘罝张其四翼，备在首尾，利救；雁行前锐后张，延邪而行，便于左右，利于绕人^⑴；八阵转而相胜，更为雌雄。法曰「正厚者力并」，故方胜圆，犹厚胜薄也。法曰「翼而张者角必薄，偏攻其角，牡可败也」，故圆胜牡，犹聚胜散也。法曰「锐而锋者夹击之」，故牡胜牝，犹复胜单也。冲方战者相促，居者有馀，牝背高向下，因其势以溃其虚。法曰「得地助者昌，失地助者亡」，故牝胜冲方也。车轮兵得成行，善冒乱而畏险阻，冲方守险以疲车轮之力，罘罝备在两旁，其势不坚，车轮四备，善冲乱敌。法曰「以守待攻者强，以动待敌者亡」，故冲方胜车轮，车轮胜罘罝也。法曰「翼而张者角必薄」，雁行延邪，便于周旋，罘罝前后横而中纵，故胜雁行。法曰「厚而正者坚，当选两翼胁其两旁」，故雁行胜冲方也。其说如此，而所图阵法不能尽如其文，将由多读古人之书，未暇备尝其制也？要之，八阵之法盖不离乎天地风云之变，卫公六花十二辰阵^⑵，皆八阵之正耳。近世习知浪战，事不师古，兵之形势，岂徒不讲，争怪笑而非短之，前人阵图遂皆亡佚。李筌法固非古，复混殽以壬遁阴阳之流，其道可观。今此数家而已，论以《握奇》，八阵可以默而识之。古人节制之师，盖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，阵法奇正，节制之所存也。取其要附诸图法，后世虽有作者，其亦不出此矣。

《阴符经》三篇，李筌所传，本三百二十七言，凡三百六十三字，龙昌期注本衍「自然之道静」已下八十有九言。以相校雠，定从龙昌期本。孙光宪称王蜀军校黄承真得郑山古本，与今不同者五、六十言，然犹未闻衍字如此其多也。语云《阴符》三百字，则昌期本若可疑，其句法又少不同，而文意相通，未可删也，姑存其语，以俟后来者裁之。山谷先生以为经出李筌，孰读其文，知非黄帝书也，欲文奇古，反诡谲不经。其言糅杂兵家，妄托子房、孔明诸贤，训注可笑，惜其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。其笑然矣，谓其糅杂兵家，似乎未详经意所在。李筌序道骊山老母授经之事，大约依放《老子》河上公序、张子房授书圯下之说，其亦诞矣。就令果为寇谦之所藏之故，要非黄帝书也。康节先生谓与《素问》皆七国时书，为近之矣。留侯、武侯注未之见，李筌又未尝及，妄可知已。易奚氏善和墨而煤多易，宣包氏工图虎而图多包，黄帝治五气而方术者名之，此必然之理也。《阴符经》专明盗时修炼，在养生者不为无取。其文大略效法古文《老子》，语意谬矣；或者乃疑老氏出此，不亦诬乎？使《阴符》果无可观者，则何以为道术祖？孔子曰：「虽小道，必有可观者焉」。汎览兼通，无及泥焉可也。乾道二年半春中浣日书。

《古文老子》二卷，道德上下经也，无八十一章之辨，后先文字亦多不与今同。走幼读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诸书，睹其言与章戾，疑章分非故书之旧，必讲师无自得者之为。后见黄庭坚论《庄子》篇名，闇与之会，为其已见，弗敢必其然。得郭忠恕所上《孝经》古文，始知不谬，今而获此，可以无疑。盖书之在古，初未始不完而正，弊于凿说，寖以大󸈠，故其书存，失真众矣，今文《老子》有河上公注，实首分八十一章。《史记》：乐臣公本师河上丈人，教安期生，再传至于臣公，其弟子盖公，为曹相国师，修黄帝、老子学。则丈人者，乃今所谓河上公也，自晋世已言其教汉文帝，叙述尤怪诞不稽，葛洪载之《神仙传》中，封演已知其妄。据《史记》、《列仙》、《老子传》，皆云著上下经，是则汉人所言分章无说，而古文严密，其言上下相明，盖不俟注释而通，坦然甚著。紊其先后，则必注释乃明，是故刚分二经以成其妄。道、德可判，其谁曰或然？章而分之，义可离矣。然则分章析句，可照非其本真，《老子》古文其不废于后，宜也。日走尝读《老子》，以为于阖辟为有窥，第以矫枉过中，失圣人意，欲为训注，以正其然否，穷竟其辞，乃知其于道无得。夫道者道也，非可以一途指也，彼以无为道，有故非道也，与故圣人之经，皆隐不论。孔子亦所罕道，惟尝以「一贯」语子贡、子舆。《易》、《中庸》最为幽渺之书，其旨良以见道，不过示之中制，俾人默以会通。至《老子》则不然，为书务以言尽，如所谓「道可道，非常道」，以似是矣，复不能守之，欲以多言范围自己，既而去道弥廓，费辞愈多，而言不知所从。于是有「吾不知为谁之子」、「象帝之先」之说，其弊数数而见，不可以毛举，大旨皆依仿道要为名拟之，晚益失守所知，流于刑名数术，而秕糠仁义，绝灭礼乐靡不为。四者虽非道体之全，学者尤所当务，盖去此则非道，而老子斥之，晚进学焉。故其善者为私己，不善则涣漫谲诡，而不自齿于世途，反道败德，抑又背老氏而驰，迹其源流，弊生有自。虽然，读此书者可以轻利欲，袪物我，齐得丧，潜消悔吝于暗暧渺冥之中，在明达之士不可谓无补，则《老子》一书，非可废也。世之是非或已甚，故为辨析于终篇。

《河图》戴九：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肩，六八为足，五为心腹。圣人则之而《易》象兴。是以帝出乎《震》，《震》，东方之卦也；齐乎《巽》，《巽》，东南也；相见乎《离》，《离》，南方之卦也；致役乎《坤》，《坤》，地也；说言乎《兑》，《兑》，正秋也；战乎《乾》，《乾》，西北之卦也；劳乎《坎》，《坎》，正北方之卦也；成言乎《艮》，《艮》，东北之卦也。参天两地，错综以变，八卦相荡，当期直日，而三才六位、岁时气节具焉。遁甲者，遁此者也，故有直符九星以斡九宫，直使八门以周八卦。三奇者，三材之象也。六仪者，六位之象也。阴阳逆顺，推荡也。天地加临，错综也。黄帝之局千有八十，乾九坤六之用也。太公之局七十有二，月卦时训之候也。留侯四皓之局一十有八，参两成卦之变也。圣人制局流遁，以体天地之撰，阐阴阳之理，见鬼神之情状，而儗诸其形容，示人以矩范也。上士得之，可以明造化；中士得之，可以则阴阳；下士得之，可以命吉凶；蔽者为之，任天数而人事弃焉。因终与之并废，得意忘象，顾若是乎！阴阳家者流，所以得罪于通人之论也。帝尧平秩四序，有虞齐政玉衡，夏南巡，祁寒北狩，岂无天道，通乎人事而已。汉之成、哀、桓、灵不改高帝之时令，莽、卓之不顺焉，同归于败，故曰非阴阳之罪也。至于请师大道，写符辟兵，则胶矣。明乎天地之性者不可罔以非类，术家之论，自有吉凶反戾，非尽知毕议所能通者。天人之际，姑用其参，无及泥焉可也。周公之制《周礼》，虽如书方贯橭，射天杀神，祝诅祈禳，术之甚肤浅者尚皆有取，诸儒废焉，过矣。世之言遁甲者多沦于怪，其书与术今顾传于星官卜祝之流，兵家时或论焉，荐绅先生盖所不究。走岂仰知天道，然观其数，真圣人之遗术也。稡其方论，去其诬泰，幸甚！成书四卷，推原所自，命曰《遁甲龙图》云。

序曰：历之兴也，其于太古乎？作历者，其忧天下乎？是故数十为干以尽日，其支十二以尽辰，斗建之行以尽月，积月周天以尽岁，闰也者十馀分以成岁次者也。岁律之运，生民之本也。是故数以记之，历以命之。古者圣人之作历也，幽研于《易》以定数，错综于爻以应期，法象于阴阳而和顺于吉凶，通理于人而遂物。上古昼动而夜息，未有星纪，故以木生记岁；未有书数，故以结绳致约。太昊、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以规图于天，俯以矩法于地，观五行之文，测晷景之度，分阴分阳，迭用柔刚，造八卦以调八风，作三画以定中气，始立书契以代结绳之政，以会万物之宜。是故八卦者，八风之象也；三画者，二十四气之象也。包四时者莫易乎岁，成岁功者莫加乎历。历也者，历往而知来者也。昊英氏作处后潜龙之位，积时为日，累月为岁，始作甲历以前民用。历之兴也，其与《易》道并行邪？当伏羲代天而王邪，是故在台传教，告民示始，盖取诸《震》；命子英潜龙氏，治我阴阳甲历，盖取诸《革》；咨于上相共工，下相皇桓，咨告于民，俾知甲历，岁月日时自兹始，无或不敬。盖取诸《巽》；甲日寅辰，木王于卯，英上甲历，历起甲寅，盖取诸《泰》。是故《易》，易数也；历，历数也。历与《易》数拟，故能弥缝天地之造，赞治万物之宜。一阴一阳，与时皆运；一寒一暑，农作用成。寅春得天，人时资理，勤岁悯悯，百谷以生，庶品以宁，惟日用而不知。此甲历之道也。历也者，在岁之所行也。帝出乎《震》，齐乎《巽》，相见乎《离》，致役乎《坤》，说言乎《兑》，战乎《乾》，劳乎《坎》，成言乎《艮》。历也者，尽《易》之所之。物始于萌，终于备，甲历之用，其历之始邪？故曰：甲者甲也，言草木之始萌也。若夫元会统章，穷历之数，则非夫后时不备。

汉焦赣《易林》十六卷，卷有四林，林六十有四繇，凡六十四卦之变四千九十有六。以所传中秘书、孙氏藏书参校，中书，繇多亡佚，以孙氏书诠补圆备。故书屡经传写，字多舛误，以「羊」为「缶」，以「快」为「决」，若此者众，为是正其晓然者。其不可知，以「喜」为「嘉」，以「鹊」为「观」，以「乌」为「鸟」，一卦两占之类，并两存之，无所去取。具已刊定，可缮写。汉儒传《易》，明于占候者如赣、费直、许峻、崔篆、管辂数家。《易》俱有林，惟焦氏林今传于世。《东观汉记》：孝明帝永平五年少雨，上御云台自卦，遇《蹇》，以《京氏易林》占之，繇曰：「蚁封穴户，天将下雨」。沛献王辅用体说卦，谓「蚁穴居知雨」。京房，延寿弟子，今书「蹇」繇实在《震》林，林为焦氏可不疑赣，延寿字也。其学本以六十四卦，更直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候。《易林》用之卜筮，尚其占与变者。政和间，校书郎黄伯思校中秘书，论林自林、直日灾祥自直日灾祥之法，虽同出于赣，初未尝一其用。昧者弗晤，乃合而一之，于直日卦中求所得卦，谬托燕蓟士之秘。本朝王佖于雍熙二年春，遇异人为筮，得《观》之《贲》，其占乃《观》中《贲》林。《观》、《贲》皆白露之卦，非春所宜用，不当于《观》中求之，异人之占，固不应误，是知直日之说，非可用之占筮。伯思言若简易，其实非也。筮法固于直日林中求所遇卦，于遇卦林中求变所之观，从初决从终，则雍熙异僧之占，初未尝与术戾。僧论「一幕掀天，一同扫地」，自有得之繇林之外者，未可以一术齐也。直卦之法，略在汉京房、郎顗传，《天朝班历》尚取其象。或者直以《周易》卦爻占数，犹屡有符效，至用林筮，颇多不合，伯思之说，未易循也。京氏学以卦爻分配期日，《坎》、《离》、《震》、《兑》用事，自分至之首，皆得八十分日之七十三；《颐》、《晋》、《井》、《大畜》，皆五日十四分，馀皆六日七分。岁既有之，日亦宜然，于直日卦中分卦直时，如日之次，日凡十卦，一时八刻三分，刻之一卦配时，有一刻二分。《颐》、《晋》、《井》、《大畜》，皆五刻二分，《坎》、《离》、《震》、《兑》用事于日卦贞悔初爻之首。中爻之中，皆四刻一分，是又卜数一法，不待筮而占者自可通用。《易经》并论风雨阴阳占候，不必专取诸林。《汉·儒林传》：孟喜受《易》于田王孙，得《易》家候阴阳灾变书，诈言田生且死时枕喜膝，独传喜。同门梁丘贺疏通證明之，曰：田生绝于施雠手中。时喜归东海，安得此事？延寿尝从孟喜问《易》，京房以为延寿即孟氏学，翟牧、白生不肯，皆曰非也。刘向校书，以为诸《易》学说皆祖田何、杨叔、丁将军，大谊略同，唯京氏为异党，延寿独得隐士之说，托之孟氏，不与相同。《艺文志》：《易》有孟氏、京房诸篇，无复分异。京氏书世尚有之，虽阴阳家，不特灾变之候，论以《汉·儒林传》、《艺文志》自有不可诬者，诸儒党同伐异，可尽信邪！延寿行事略在《京房传》中，举最小黄诏听留增秩矣，其曰「得我道以亡身者，京生也」，知人见事，未可以明经学士视之。《易林》近古，占书既自可尚，缀辞引类，尤尔雅可喜。尚其辞者，于汉氏西京文字又可忽诸！略抄《卦气图法》著左，乾道六年八月丁巳鹊林书。

冬至坎（上）公中孚（四世）辟复（十一月，初）侯屯（二）大夫谦（五）卿睽（四）公升（四）辟临（十二月，二）侯小过（四）大夫蒙（四）卿益（三）公渐（三）辟泰（正月，三）侯需（四）大夫随（三）卿晋/（四）春分震（上）公解（二）辟大壮（二月，四）侯豫（初）大夫讼（四）卿蛊（三）公革（四）辟夬（三月，五）侯旅（初）大夫师（三）卿比（三）公小畜（初）辟乾（四月，上）侯大有（三）大夫家人（二）卿井（五）/夏至离（上）公咸（三）辟姤（五月，初）侯鼎（二，）大夫丰（五）卿涣（五）公履（五）辟遁（六月，二）侯恒（三）大夫节（初）卿同人（三）公损（三）辟否（七月，三）侯巽（上）大夫萃（二）卿大畜（二）/秋分兑（上）公贲（初）辟观（八月，六）侯归妹（二）大夫旡妄（四）卿明夷（四）公困（初）辟剥（九月，五）侯艮（上）大夫既济（三）卿噬嗑（五）公大过（四）辟坤（十月，上）侯未济（三）大夫蹇（四）卿颐/（四）唐僧一行云：《易》孟氏章句、京房本旨、《七略》、郎顗所传卦气，皆六日七分，不以初爻相次用事。惟齐《天保历》依《易通统轨图》，自十有二节，五卦初爻相次用事，及上爻与中气偕终；又京氏减七十三分为四正之候，其说皆不经。据孟氏，自冬至初《中孚》用事，一月之策九六七八，是为三十卦，以地六候以天五，五六相乘，消息一变，十有二变而岁复初。《坎》、《震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二十四气次主一爻，其初则二至二分也。《易》爻当日十有二中，直全卦之初；十有二节，直全卦之中。《齐历》又以节在贞、气在悔非是。近世大儒司马文正推《太玄历》，邵康节谱《太玄图》，《坎》、《离》、《震》、《兑》气节直卦，皆同一行，惟以五卦初爻相次用事从《易轨》云。今术专本京氏，用六为法，以辟卦为局；六时一卦，日法以直卦为局；二刻一爻，《坎》、《震》、《离》、《兑》《、颐》、《晋》、《井》、《大畜》以分数除减半之。盖三十日、三百六十时、六日、六百刻皆周，而与《易》象俱终，悔吝吉凶，亦可直以经卦世爻为断。

古《山海经》刘歆所上书十三篇，内别五山，外纪八海。郭璞注集釐十八卷，其十卷《五山》经，八卷《海外》、二《海内》、《大荒》经也。《五山》、《海外》经端有条绪，《海内》、《大荒》经汗漫有不可通者。是书流传既少，今独《道藏》有之，又图十卷，文多阙略，世有模板。张僧繇画《山海经图》，详于《道藏》图本，然《道藏》所画不出十三篇中，模本画图，有经未尝见者。按《五山》经山多亡轶，意僧繇画时其文尚完，不然，后人傅托名之，不可知也。不敢按据模本，姑以《道藏》经、图参校缮写藏之。于所传疑，「有曰」、「一曰」、「或作」之类，皆郭注之旧，云「一作」「图作」者今所存也。走初读《楚辞》、《文选》、《陶元亮集》，见其多有《山海经》事，恨未之见，夐求将二十岁，方始得之。其所名山川，已随世变；草木鸟兽，类非久存之物；神怪荒唐之说，人耳目所不到。郭氏所注，不能皆得其实，而上世故实，可供文墨之用者，前人采摘称引略尽，则此书之垂亡仅在固宜。《左氏传》称大禹铸鼎象物以知神奸，入山林者不逢不若，魑魅魍魉莫能方物，《山海》所述，不几是也？经言大川所出，及舜所葬，皆秦、汉时郡县，又有成汤、文王之事，《管子》之文，其非先秦有夏遗书审矣。刘歆《集略》，直云伯益所记，又分伯益、柏翳以为二人，皆未之详。考于《太史公记》、汉西京书，非后世之作也。《山海经》要为有本于古，秦、汉增益之书，太史公谓：「言九州山川，《尚书》近之，至《山海经》、《禹本纪》所言怪物，余不敢言也」。然哉！郭氏叹道所存，俗之所弃不无称许之过。要之《楚辞》之学，在《山海经》为所本，君子穷神辨物，此书有不可废者。所谓「臣秀」即刘歆也，歆以有新之朝更名以应光武之谶，校雠之世，必当王氏时也。走读《汉·艺文志》，念其书不多见，此《山海经》虽在，亦且亡矣。爱之不忍捐弃，故录置家藏书中。

巧匠不世生，其法具乎规矩绳墨；圣人不世作，其言在乎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。然则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与夫规矩绳墨，往之所以贻后，今之所以求古也。即规矩绳墨以为员方，虽非巧匠，而巧匠之制作于此乎在；由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以趣理义，虽非圣人，而圣人之精诚备于吾身。学者为道而舍经，犹工人而去其规墨也，虽有工垂之指，其能制器乎？孔子，圣之至也，颢乎其浑，邈乎其宏。其静也天，其动也乾；道贯古今，而体之以虚；神偕造化，而终之以愚；望之平平，即之峨峨；寂如其若亡，岿如其若存；挹而愈冲，挠而愈清。观其行则不过乎物，察其言则适当人心。无色无形，既高且明；无墉无隍，肃肃茫茫。止止而安安者欤？尽性而参天者欤？赞焉以辞，犹日而裨萤，凿之窍元，均无事焉，适亡其所存而已。自伏羲至于文公，其时亨，其政行，其言事具乎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曰闇而弗明，得孔子而弥章。非圣人无以知圣人，固莫知其孰贤，传是道以贻将来，斯其为集大成。孔氏有《春秋》、《孝经》，通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曰经；其弟子门人又杂记其难疑答问之言，别为《论语》一书，参乎六经之间。六经固妙且玄，必《论语》而后行。《论语》之于六经，其道学之中和，大《易》之乾坤乎！元龟无穷，指南诸儒，性命仁义之渊源，诸子百家之蹊途，覆载而丛薄之宜，莫此其究且详也。传记称孔子之言众矣，率多舛駮，疑乎不真，其周而曲当，触而咸获，纯而靡类，约而兼该者，宜莫如夫《论语》之书。后之学孔子者，将折中夫六经之奥，返求其性命之正者，舍《论语》其何稽乎？先儒之传此书，行乎今者多矣。如川渎之容流，各极其量，而莫不有合焉。其于沧溟也，不亦微哉！走诚庸愚，学而未能有得，愿法孔子，其素心也。研穷此书久矣，迄未知其趋乡，自求诸己，以求合于前言，譬诸蚁之缘嵩，乌之冲霄，不至必也，亦惟其力之行，又何惮夫穹崇也！敢自信其所自知，笔而释其句读，名《直解》，示无曲说者焉。不事辞文，贵全旨要，分章无取，为其失于本真，匪敢言传，逝将终身于此，庶几明德之见，有补不逮云。

吾道贯一而无方，老氏致虚而无极，若释氏则归空而无物矣，三者若同而偏反，如霄壤之卑高。孟氏于孔氏之门为有功，其气豪而辞辩，无声无臭，岂其然乎！比而同之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。读其书而知其旨，耐以内参诸其心，仰观圣人之形容，察其像似而自识其真伪，从而为取舍焉。不随波于末流，真好学者也。妄意如此，明者必有以别之！

推步占天，未足与言天道之至；缗丝测海，未足与窥溟海之深；肤见謏闻，以求圣人之言，我知其无以议为也。然则圣人之道，其终不可学邪？曰：无。求则得之，不求则不得也。自明其德，道积于厥躬，诚以思之，睿以通之，问学以参之，神而明之，天之高，地之厚，鬼神之盛，遂古方来之远，将无所藏其用。圣人之道，其无以外此。夫鲁侯得之乔梓，而周公识其见贤；曾蒧鼓瑟咏雩，而仲尼与之言志。圣人之学，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！走于《论语》之书，愿学焉而终身者也。谓其旁通伦类，细沦幽眇，就之而不远，挹之而愈深，虽一本诸人情，曾非力行可到。尝朝而诵，莫而思，忘寝食而求，但见其源源而泉，混混而渊，灏灏而天，进乎前无以从而后，取诸右无以逢其左，泯泯默默，而未得以臻其极也。卷之有以自乐，行之足以迨时，走于夫子之言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。强笔少学，识之于书，庶乎他日见之，有以知其不足，戾之斯改，得之斯尚，天未丧道，或将可质诸圣人之门也。曰：以此明孔氏之言，则庸敢不知量！

昔者子夏学《书》，见于孔子。子曰：「商也，何为于《书」》？子夏对曰：「《书》之论事也，昭昭如日月之代明，离离如星辰之错行，上有尧、舜之道，下有三王之义，凡商之所受《书》于夫子者，志之于心，弗敢忘。退而穷居河济之间，深山之中，作壤室，编蓬户，弹琴瑟，歌咏先王之风，则可以发愤慨喟，忘己贫贱，有人亦乐之，无人亦乐之，而忽不知忧患与死也」。夫子造然变容曰：「嘻！子殆可与言《书》矣。虽然，其亦表之而已，未睹其里也」。颜渊曰：「何谓也」？子曰：「窥其门而不入其中，睹其奥藏之所在乎？然藏又非难也，丘尝悉心尽志以入其中，则前有高岸，后有大溪，填填正立而已矣。是故《帝典》可以观美，《大禹谟》、《禹贡》可以观事，《皋陶谟》、《益稷》可以观政；《洪范》可以观度，六誓可以观义，五诰可以观仁，《甫刑》可以观戒，通斯七者，《书》之大义举矣」。夫子于商之《书》谓之表，所以语回谓之义，自以填然正立，一时三语，若不相谋。然则帝王之书，其不可识矣，君子察于三者而后可以言《书》。今夫天之昭明，地之博厚，而人之灵于万物，匹夫匹妇无不固已知之，至于风霆雨霁之迭兴，海岳河山之流峙，所以知之盖鲜。喜怒哀乐出乎尔者，其静其作，则或自知之不暇。不察乎近，孰明乎远？不得乎身，何以论古之人？是故以《书》学《书》，《书》而已；遗《书》学《书》，非《书》矣。不以不遗，未足与于《书》之旨。以而遗之，从之不可，或庶几乎！《书》之大义云尔，子言之也。《书》之于事也，远而不阔，近而不迫，志尽而不怨，辞顺而不谄，吾于《高宗肜日》，见德有报之疾也。茍由其道，致其仁，则远方归志而致敬焉；于《洪范》，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，而质人之美也。发乎中而见乎外以成文者，其惟《洪范》乎！尧、舜之命受于人，汤、武之命受于天，不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则不知圣人之心，无以别尧、舜之禅，汤、武之伐也。语之不切，见诸言外，斯言之辨，可以观虞、夏、商、周之书矣。走之于《书》，学焉不如子夏，观焉何敢望回，世无孔子，则将何所取正？述而藏之，以待能者，则庶乎以《书》观《书》者矣。隶古定《书》最古，孔氏文义，多本伏生之说，唐明皇帝更以正隶改定，而俗儒承诏，文多舛駮，古文是训，不劳乎是正之也；《书序》出于孔子，旨自有在，诠次百篇之后，将以归于古学，好古之僻，走何辞焉。昔孔子学琴操而得文王之形，季子闻乐音而知其国之政，读其书不知其人，可乎！故叙篇端，论以读《书》之法。

绍兴己卯冬，走初本之《诗序》述《广序》，越四岁癸未，解官自东鄂，始因其说而次第之，名之《反古诗说》。或者尤之曰：「诗古无说，今子尽掊先儒之说而自为之说，真古之遗说乎？抑亦未能脱于胸臆之私乎」？曰：「固也，古之无诗说也。三百五篇之义，《诗序》备矣。由七十子之徒没，经教汩于异端，齐、鲁、毛、韩，家自为说。《凯风》之义，自孟轲氏已失其传。由轲而来，于今又二千祀矣，今之说而谓之古，宜未免乎胸臆之私。人之性情，古犹今也，可以今不如古乎？求之于心，本之于序，是犹古之道也。先儒于此何加焉？弃序而概之先儒，宜今之不如古也，反古之说，于是以戾然，则反古之道，又何疑为！庄姜之诗不云乎『我思古人，实获我心』，言志同也。志同而事一，则古今一道尔。天命之谓性，庸有二理哉！是则《反古诗说》未为戾已。《记》有之曰：『人莫不知苗之硕，莫知子之恶』。言蔽物也，有己而蔽于物，则古之情性与今先儒之说，未知其孰通？信能复性之初，得心之正，豁蔽以明物，因诗以求序，则反古之说，其殆庶几乎！

《春秋》者何？鲁史记之名也。史记何以名《春秋》？春秋鲁历之所为更也。何更尔？变周也。何言乎变周？周正建子，以建寅为正岁，夏时得天，犹用夏也。春秋之序，鲁变之也。然则鲁变四时之序何？史始官也，加春于建子而为王正月，建卯之月而为夏四月；鲁史之作也，故凡春秋之序，皆舍周之旧也。曷为舍周之旧？僭也。僭则《春秋》何以为经？《春秋》反正之经也。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始终乎正，《春秋》纪录不正，所以反之正。反正以其所不正，则五经之教，无时而或替也。《春秋》常事不书，书变常也。变常则何始于隐公？疾始变也。始变昉于此乎？前此矣。前此则曷为始于此？托始焉尔。奈何《鲁春秋》之始也。《鲁春秋》之始何？史之始作于诸侯也。诸侯孰谓？谓隐公也。先王之制，诸侯无史，天子有外史，掌四方之志，而职于周之大史。隐之时也，始更鲁历而为鲁史，诸侯之有史，其周之衰乎！《费誓》、《秦誓》列于《周书》，《甘棠》、《韩奕》编之《南》、《雅》，乌在诸侯之有史也？晋《乘》始于殇叔，秦史作于文公，王室之微，诸侯之力政焉尔。然则《春秋》何取于鲁？因也。其因何？因鲁之史记。其《春秋》，仲尼之志也。《春秋》何以为仲尼之志？善扬其善，恶书其恶，而无私焉尔。何用见其善善恶恶而无私也？曰直笔以书其事，因事而致其辞，善则善，恶则恶，不为褒贬抑扬而乱是非之正也。《春秋》用褒贬为道，其曰不为褒贬，何也？褒贬非仲尼之意也。三家者托褒贬以为传也何？托褒贬以为传，舍褒贬则无以为传矣。三传之所为褒贬何也？不知《春秋》也。三传何以不知《春秋》？《春秋》之教，治棼而不乱，处群而不党，是是非非，而天下之理归之矣。不知体要，不存教法，心移于毁誉，而事夺于《春秋》，则是褒贬之说，乱是非之正也。事辞为教，《春秋》也，考辞而知其事，因事以观其理，不能显白，而待传以发，曰晦也。晦之为道，传之为经，则事辞之教荒矣。孟轲有言曰：「王者之迹熄而诗亡，诗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」。平王之东也，变风害雅，五侯擅政，蛮夷乱夏，陪臣柄国，仲尼修《春秋》以明实录，将以反经之正，典常礼法无所与存焉，正乱常而还于旧物者也。是故直书以明得失谓之辞，正辞以别是非谓之事，属辞比事，莫善于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之道，治乱之法也。因史之僭，事乱之本也，事易其常，莫之或止，礼乐崩坏，《春秋》见之。且夫事有是非，道有邪正，治乱之所从分也。邪正不白，是非不辨，人行其意，其谁能有反！于是列纪以著之，修辞以述之，会盟朝聘之作，师役祠命之行，畋鱼游观之为，崩薨卒葬之礼，苟失其旧，无不备举。可行于当世，可示于方来，小人惮焉，君子达焉，则《春秋》之所用，尽在是矣。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昭其义也；其文则史，正其辞也。昭义正辞，则乱臣贼子云谁之不惧！拨乱世而反之正，《春秋》之谓也。今夫浅害深非，乱是新变，旧传掩经，所谓反常也。经之云正不累于辞，所谓服仁也；道反常，三传之失也；服仁守正，复古之道也。经解之造，用经释经，而归正于经者也；旨要之谓，辞达而已。君子苟《春秋》之为好，不以弃传为过，而反求之《春秋》之义也，专门墨守，则非下走之所敢知。

先君右史《遗编》手泽二策，先兄将仕手抄一策，《使事录》二策，《议和奏草》一卷，《遗表》一篇，裒成一编，通《行状》为十卷。不天幼失怙恃，初，先君下世，当秦相桧柄国，伯父司封为君行状，虽书法不隐，于事不敢加详。先兄集录遗书，惧为家族之祸，故如《议和劄子》、《请岳相飞书》之类，皆别匮藏贮，有待而出，某不能知也。不幸先兄蚤世。某罪大恶深，徒知宝藏已录之书，不意尚多遗落。旋归自蜀，始能遍阅家书于弃纸中，得前书手泽一策及《议和奏草》。奏草亦先君手泽，书首已不可见，虽号天自痛，计无所及矣。大惧先君之烈，由我而坠，于是会为一帙，以便子孙之藏，且待太史之求，编诸坟典。初，君授南剑州司法，光尧寿圣太上皇帝幸瓯浦，丞相赵公鼎以中司扈从，君以书见，丞相读而怀之曰：「公以谏臣望鼎，鼎何辞焉」！即席而言，及于圣学，丞相盛称上在戎马，犹不废读《资治通鉴》，君曰：「是固圣上美事，然闻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，信能监古今之治乱而行，天下大幸」！丞相愕曰：「久矣，鼎之不闻是言也」！留坐而语，不知屡前其席。明年，丞相签书西府，首荐君以国士登对，论君子小人之事，议建方镇以安边鄙，皆略蒙施用。时上春秋鼎盛，储嗣未立，君首陈大计，颇见开纳。同里娄公寅亮为监察御史，闻而继之，其言尤劲，大略谓本朝传国十帝而大统三绝，太祖有国而太宗享之，天意人心未必不为是也。上曰：「太祖舍其子而立其弟，朕之所师也」。是故择后之议，不及于太宗诸孙，皇上之后，太宗实根诸此。君自以为言之不若娄也，常写其章而自诵之。方计议枢庭，常摄户部郎事，禁省须钱四百万泛用，君执奏称旨，用是有湖南之行。衡、永阻饥，君留上供漕粟赈济，全活巨亿计，盗贼以清。王太尉𤫉讨杨幺，君知王不知舟楫，间事上奏委𤫉边塞。时岳相以偏将戍洪、吉，君一见知其人，表飞可清湖湘，后成败如君策。君之在都司也，狱有父盗子财，子不知而杀之者，有司当以夜入人家，登时杀之勿论，君驳之，以为子之弑父，宁论曲直，况父入子家，非人家，盗出困穷，子之孝养何在，抵以大逆，议者然之。和议兴，属秦相阴植党与，凡议论异己者皆斥去之，君一再言不从，因不复论，秦不知其异，故自赵丞相以下皆出，而君独留。丞相之行，送者惟君与郎官二辈，丞相欲论秦一罔上事，君以义止之。丞相行，举手而戏曰：「鼎行，如公宁复留此」？君徐应之曰：「未可量也」。秦闻颇悦，召君致谢，君曰：「赵丞相与某厚，为之谋，安敢不忠」！故秦不复疑。及侍从旅对榻前，君列其非是，因面疏秦曰：「偷安固位，于相君私计则便，然以虏贼，臣辱君父，忘宗庙之大耻，于心安乎」？与之廷辩移晷，因得疾以归，自作遗占，犹诋秦计甚斥。君常喜道「清心省事、约已便民」二句，及上斯奏，首论及之。旧事：右史终，有致事遗表恩泽。秦因沮坏成法，更为新制。君之大节盖如此，其它细务，在它人为可称，于君为不足道者，皆不复著。呜呼！先君逝矣，夐夐孤子，独季宣在，何修何事，可以继志承先？惟有收拾遗书，裨补行状之阙，昭晰始终之节，差可以无愧。抑尝闻司马文正之简吕由庚曰：「子孙正当发挥前烈，垂之不朽」。今日不录申史院，则先公事业，遂汩没矣。又尝闻李蘩为《泌家传》，其间不无溢美，后世既疑其妄，先人实事因并疑之。子孙之爱先人，政不当如此。是则先人之志，不可以不发，事之详略，不可以一豪加也。故某书此，续诸行状、遗编之后，俾后之观者，得以互见焉，二书已详，则不复叙。隆兴元年正月甲子，孤某泣血书。

孤某既次先君右史文笔，集录遗编，患其未能备详，求诸缃帙，又得遇事勤书及《癸丑续记》一策。《续记》多记奏杂藁，行草相间，往往斤削涂窜，不可尽识，字字寻绎，始颇可通。去其复重，抄其要切之语，编诸书末，以为《遗编别录》，俟有它求而得，将以备后录云。呜呼！先君之言亦少详矣。方其以道屈信于吕、赵、张、秦数相之间，其立朝诚节见诸事业者，遗编行状固已略举，至于先君出处、交承师友之际，所以切磨丽泽，相期于三代之道者，《别录》见为多焉。某罪逆至深，先君遗书求不能蚤，不知续记之类其亡几何，悔不可追矣。顾惟不敏，奉先君之馀业，兢兢栗栗，惟恐失坠，如临绝壑而无凭依，继述之方，知以遗书从事而已，而今而后，其能免夫！后之子孙，观此先作，无忘乃祖之烈，以时次其家集，毋若我之不孝焉。负罪而书，不悟涟洳之丹臆也。某谨叙。

《古易经》二篇，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文言》、《系辞》、《说卦》、《序卦》、《杂卦》总十篇，以参校别异同，定著十二篇，皆已刊正，可诵读也。道隐久矣，书存而著，可即之见道者。圣人之遗经，不幸遭秦绝学，举煨烬无完书，惟《易》号数术家，故独免而传后。包羲之卦，文王、周公之辞，仲尼之赞，于是乎具在。天岂有意斯文哉，何其保之之固也！它经虽玄妙难拟，要皆自《易》出也。夫《礼》、《乐》，王政之纪纲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其已事也。凡名数、声音、性命、事物之理，非《易》无自见也。六经之道，《易》为之宗，故它经亡而《易》传，不殊其书之存也；假《易》亡其数卦，其害将可言哉！天之所以相后人，何如其切。至于六经大难之际，乃保《易》全之，而人有重不幸者，《易》师为之也。夫《易》之为书，广大悉备，尽天地万物之道者也。辞、占、象、数，皆其一物，而《易》师者析之以教，虽互有启发，于义驳矣。《易》道之隐，其肇兹乎？且八卦条陈，六爻咸列，系辞其下，《易》之故也。仲尼赞述其义，未尝不错以成文，分系卦爻，非其旨矣。欲明圣人之意，舍故书何稽乎？是以差次其书，尽复于古；古文不可得见，故以正隶写之。判《文言》为二篇，《象》有小大之别。《易经》无义，不足辨焉，惟《文言》一篇，旧失其序，虽先儒谓次《彖》、《象》，或以为次《系辞》，以理言之，皆非其旧。夫《乾》、《坤》，《易》之门也，非《乾》、《坤》无以见《易》，故以《文言》起之，而系之《彖辞》，《象》若《系辞》之后，恐非必然。先儒所云，盖即今文，以求古也。今文布《彖》、《象》卦爻之下，故《文言》不得不居后，非元在后也。虽然，不敢以己见为必得，姑从其近是者之次，以待后之明哲。若夫传注之失得，在所不论。

走述《诗》反古说，州人项頔用中不吾与，曰：「子今人也，为古《诗》传，安知古之不如今也，而以反古为说，不亦虚乎」？走初不入其语，久而思之，曰：用中之言，正中吾过。夫人者中和之萃，性情之所钟也，遂古方来，其道一而已矣。修其性，见其情，振古如斯，何反古之云说？项规吾过，不亦宜乎！更以性情名篇，而书其后曰：情生乎性，性本乎天。凡人之情，乐得其欲。六情之发，是皆原于天性者也。先王有礼乐仁义养之于内，庆赏刑威笃之于外，君子各得其性，小人各得其欲。于是时也，君臣吁谟庙堂，尊德乐道，其民养老慈幼，含哺鼓腹。雅、颂之作，不过写心戒劝，告厥成功而已。后王灭德，而后怨慕兴焉。于《书》虞之「敕天元首」，夏之《五子之歌》，于《诗》、《豳》、《颂》、《雅》、《南》皆是物也。言之不足，至于形容歌咏，有不可以单浅求者。此二《南》之风，为先王之高旨。上失其道，监谤既设，道路以目。雅风世变，触物见志，往往托之鸟兽、草木、虫鱼，是非盛世之风，有为为之也。其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吟咏以讽，怨慕之道存焉。仲尼参诸风雅之间，以情性存焉尔。危行言孙，将以顺适其性而用之，利遵五谏，以讽为上，兹其理也。周士赋诗见意，骚人远取诸物，汉之乐府，托闺情以语君臣之际，流风馀俗，犹有存者。《诗》家之说变风变雅，一诸雅正。先王之风，意怨谤为性情，指斥言为礼义，近求诸内，自有不能堪其事者，远又不能参诸楚骚、乐府之意，其何性情之得，而又奚以上通古人之志！用情正性，古犹今也，然则反古之说，未若性情之近也。曰：性情说，古人其舍诸！

圣人之道行于古，圣人之法具于经，学者不务穷经，泥夫师说，故圣经法则晦以不明。士当以经为据依，断然不惑于习，略去众多之论，以尽其心，夫然后圣典森然，无不得也。《易》，六经之原委也。作《易》之道，哉始揲蓍，其法详著《系辞》，可按以考也。自脱于秦火，师法纷纶，而经闇不通，举世罔知攸定。士视先儒为用，久且不疑，旅出一途，而蓍法隐矣。《揲蓍新谱》毅然《易大传》之从，始谓一、三为奇，二、四为偶，得奇偶之正，无偏颇之失，契于经旨，有足多者。其引徵以张辕揲蓍之法，可以为审矣，而师春氏说，又略与符同。其法用蓍四十九茎，总箸把之，以意中分，扐一小指间，四揲之第一指揲，馀一、二足满五，馀三、四足满九，第二、第三指揲，馀一、二足满四，馀三、四足满八，四、五为少，八、九为多，三多老阴分爻，交三少老阳重分，两少一多少阴拆分，两多一少少阳单分，是法最为近古，然而馀二足五，馀三足九，与张氏说皆不与《易》通。走尝闻巫山隐者袁道洁先生言，特暗与庄氏会，第以四、八为多为未尽。走甚疑而参考之，惟策数几庄氏，何则？《乾》之策三十有六，《坤》之策二十有四，庄氏策恒亏二，袁氏则二差而为《乾》矣，以知庄氏之说容有未当，何哉？《系辞》之云，盖十八变而成卦，夫爻一、三少变六爻而数通矣，不必皆大变也。先儒自陈图南、邵尧夫辈，爻之再变已用四十有八，庄氏则尽用四十九，故从先儒则合于策，而四十九之用失矣，从庄氏则合于用，而二篇之策赢矣。惟刘禹锡辩《易》九六，论揲以三指，其法与师春同，既用无四十八之󸈠，而策复与二篇叶，是则庄氏之奇偶，师春之变卦，既可信，皆可从。作《易》之道，其不外是夫！学者当自求之，是不必信。盖一人之见，非敢谓诚然，如意无疑，则或可信，若犹未也，愿得复正从经，庶偏见之言，无以惑经于永。绍兴著雍摄提格之岁如月戊午，读庄季绰《揲蓍新谱》，爱其善而失之变，故书（《浪语集》卷二七。）。

二差而为乾：四库本作「奇差而为耦」。

林勋《本政书》十四篇，《地图》一篇，久藏走家。走初学问经史，病未尽通，不暇习也，置书箧中，与故纸不异，盖未始拂其埃尘而视其篇目也。暇日，检文籍见之，谓人著书必不徒尔，其间容有大过人者，取而疾读数过，乃知为井地书也。言皆叶往，则应经义，诚可行，亦可举，方之中古而不谬，措之于今而不悖。走恒病先儒之言田制者，往往拘名数，执死法，不能得圣人意，乃谓传之将来，读之且茫然厌烦，奚暇举而措之事业！勋书则异此，不牵于百氏之说，一本之经，能复引古以验今，即今以求古，不远于古今之夐而得其旧，亦不必劳人而曲尽乎事物之变。居今之世，求古之制，识其真则难能矣。勋书盖简且易，后之人主思将追迹三王而尽井天下之田，此书不可寘也。初，走未见此书时，视之则故纸若也，逮习其言，乃知远甚，人之不可易，书之不可不读也如此。古人有言曰「学然后知不足」，讵不信然！

赵烈侯好音，谓相国公仲连曰：「寡人有爱，可以贵之乎」？公仲曰：「富之可，贵之则否」。烈侯曰：「然。夫郑歌者枪、石二人，吾赐之田，人万亩」。公仲曰：「诺」。不与。居一月，烈侯从代来，问歌者田，公仲曰：「求未有可者」。有顷，烈侯复问，公仲终不与，乃称病不朝。番吾君自代来，谓公仲曰：「君实好善而未知所持。今公仲相赵，于今四年，亦有进士乎」？公仲曰：「未也」。番吾君曰：「牛畜、荀欣、徐越皆可」。公仲乃进三人。及朝，烈侯复问歌者田何如？公仲曰：「方使择其善者」。牛畜侍烈侯以仁义，约以王道，烈侯逌然；明日，荀欣侍以选练举贤，任官使能；明日，徐越侍以节财俭用，察度功德，所与无不充，君说。烈侯使谓相国曰：「歌者之田且止」。官牛畜为师，荀欣为中尉，徐越为内史，赐相国衣二袭。噫！公仲连，贤相也，不以正义咈君之心；番吾君，善谋也，自以贤贤易君之虑。公仲用人惟己，烈侯改过不吝，贤矣哉！是故大人之格君心之非，唯务引之当道。

世之论李邺侯、张中丞者，无不尚其危急存亡之秋，曾不思二公之心，盖先存乎衰柳之诗，水山之不可倚也。郑威悯死义冯翊，其民哀之固宜，至于葬于异邦之臣，克祔夫人之柩，蛮貊忠信，不以死生行矣哉！某读公《新除谢上章》，至「关陕六七任，不挂权臣之横恩；崇观二十秋，靡沾故相之馀润」，未尝不吁嗟变色，叹息于斯人也。即使蚤得展其所长，先事而戒，一死一生之际，当与李、张易地皆然，三百里之强对，决不徒死之也。熟复遗事，不知流涕之横睫。